开通VIP，畅享免费电子书等14项超值服
首页
好书
留言交流
下载APP
联系客服
记忆、知识、想象
——三个“中国形象”的构建与比较
党宝海
1990年代后期中外学术界围绕“马可波罗（Marco Polo）来华”问题进行了令人关注的学术讨论。这场讨论由英国学者吴芳思（Frances Wood）1995年的著作《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引发。在书中，吴芳思明确提出：马可波罗未到过中国，可能只到过黑海沿岸。他关于中国的知识，主要来自道听途说和波斯人的导游手册。[1]相当多的中国史研究者，特别是蒙元史学者参与了讨论。具体看来，以断然的口气否定马可波罗来华的学者只有吴芳思一人，[2]而肯定马可波罗来华的学者不仅人数众多，还举出了大量直接、间接的证据，基本上确认了《马可波罗行记》（下文简称《行记》）的真实性及其史料价值。
本文并不想系统地回顾这场争论中有关学者的具体观点，只是试图从“中国形象”的构建过程来分析记忆、知识、想象在我们理解中国历史和古代文献中的不同地位，从而理清这场学术辩论的实质和基本思路。
“马可波罗来华”问题涉及的“中国形象”可分为三种类型，由《马可波罗行记》、否定马可波罗来华的学者、肯定马可波罗来华的学者分别构建而成。下文将逐一分析这三个中国形象的大体面貌和构建过程。
我们暂不考虑《马可波罗行记》的内容是否真实，只是根据它的记载，了解该书所描写的中国和它写作的经过。
《行记》的结构相当清晰，大体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简单叙述了马可波罗的家世，到中国来的原因，马可波罗与父亲、叔叔从威尼斯到元朝的夏季都城上都（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境内）的沿途见闻。第二部分记载了蒙古大汗忽必烈的相貌、家庭、都城、宫殿、起居、节庆、游猎、战争，以及元朝的政府部门、驿站交通、经济商贸、社会事务、民族关系等情况；接着写马可波罗在中国的旅行。主要介绍了两条路线，一是西南行，自大都经河北、山西、陕西、四川、云南到缅甸等地；第二条路线是沿京杭大运河到杭州，然后继续向东南，到福建泉州等地。《行记》第三部分记载了日本、越南、东印度、南印度、西亚、东非等地。全书最后用叙事手法，记载了蒙古宗王之间的战争。上述各部分内容丰富，涉及各地山川形胜、物产、气候、商贸、居民、社会生活、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等。各种奇闻轶事、制度法规、政治事件，也时时见诸笔端。《行记》不但堪称13－14世纪东亚社会的百科全书，而且它几乎提及当时亚欧大陆居民所知的全部地理世界，因而又被称为《世界记》（The Description of the World）。[3]
根据《行记》，马可波罗1254年生于意大利威尼斯的一个商人家庭。他的父亲尼柯罗、叔叔马菲奥在君士坦丁堡、地中海、黑海北岸一带从事国际贸易。1271年尼柯罗兄弟带着17岁的马可波罗来东方，经地中海、巴勒斯坦、小亚细亚、亚美尼亚、伊朗高原、帕米尔高原，走过“丝绸之路”的荒漠，最终于1275年在上都觐见忽必烈汗。据马可波罗自述，由于他聪明谨慎，懂得几种语言文字，很受大汗宠爱。他们一家在中国住了17年，在此期间，马可曾奉命出使云南、在扬州任职、到杭州检查地方税收、受命出使印度。波罗一家久居中国，思念故乡。后来蒙古伊利汗国（统治地域包括伊朗、伊拉克和小亚细亚、中亚的一部分）阿鲁浑汗的皇后卜鲁罕去世，留下遗嘱：必须由她同族女子继承她的皇后之位。阿鲁浑派三位使臣到元廷求婚，忽必烈选了蒙古少女阔阔真出嫁，波罗一家以护送阔阔真为由返回家乡。他们从泉州港离开中国，经苏门答腊、霍尔木兹，在波斯上岸，辗转回到威尼斯。
此后不久，马可波罗参加了威尼斯对热那亚的海战，战败被俘。在热那亚狱中，他和狱友、比萨城（Pisa）的骑士文学作家鲁思梯切罗（Rustichello）合作，由他口述自己的经历，鲁思梯切罗笔录成书。到1298年，这部书稿基本完成，这就是后来的《马可波罗行记》。同年夏，威尼斯与热那亚议和，马可获释回家。此后，他可能根据自己在东方时写的笔记对《行记》作了补充。[4]
据《行记》，该书关于中国的资料来自马可波罗在中国的见闻。个人见闻是否全面，主要受个人经历的制约。不同的社会地位和人生阅历会使人对同一个“中国”有不同广度、深度的了解。马可波罗作为大汗的使者，曾在中国广泛旅行。尽管如此，他很难对当时的中国有全面、透彻的了解。中国见闻的一部分成为马可波罗的记忆。考虑到记忆的选择性和准确程度的衰减，当马可波罗返回欧洲后，在他脑海里的中国只能是中国的局部。
由于个体的兴趣爱好不同，个人见闻具有选择性。马可波罗在中国会格外关注那些他感兴趣的事物，并形成比较牢固的记忆。《行记》表明，马可波罗最注意商业活动、各地的鸟兽、奇风异俗。他没有受过系统教育，作为商人，对上述事物感兴趣，亦在情理之中。
此外，对所见所闻的理解程度，与人的兴趣和认识水平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具有不同认识能力和理解力的个体对相同事物的认识并不相同。马可波罗对其见闻的解释、复述混杂了他的好恶、理解和想象。换言之，他的见闻不可避免地带有个人色彩。
写作《行记》的执笔人鲁思梯切罗对马可波罗的见闻也会做出选择。他是一个骑士文学作家。作为合作者，他对马可波罗的讲述有很大影响。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在《行记》的第四部分，有大量关于蒙古各大汗国之间发生战争的描述。这些战争叙事，具有极强的骑士文学色彩。
上述分析显示，马可波罗在合作者鲁思梯切罗的帮助下，通过作品构建了记忆中的“中国”。这种构建是依托记忆的一种再现，它受到写作目的、文体、记忆、合作者等因素的制约。因此，《行记》文本与马可波罗的见闻相比，“中国形象”已经被压缩、剪裁，并在一定程度上被改变了。
吴芳思否定马可波罗来华。她的立场源于对古代中国的想象，而她想象的中国与《行记》所描述的中国并不一致，这成为她否定马可波罗来华的最重要依据。
20世纪学者关于古代中国的资料主要是古文献和现当代学者的研究。对吴芳思而言，还包括她在中国的旅行见闻。上述三个方面是她想象古代中国的基础。与马可波罗不同的是，她在见闻基础上所形成的记忆主要是关于现当代中国的，而古代中国的想象源泉则是古人与今人提供给她的各种知识。她以这些知识为素材，构建起对古代中国的想象。
毋庸置疑，在马可波罗来华问题上，吴芳思的判断标准是她关于13世纪元代中国的想象。然而，由于专业领域、治学兴趣和能力，想象的建构具有很强的个体性。任何整体想象，都只能是有待证实的假设，而其中真实成分的比重主要取决于学者对相应时代文献的阅读、理解与吸纳。换言之，如果把13世纪中国形象的建构视为建造一座房屋，那么当时中外文献所提供的知识便是最重要的建筑材料。
用这条标准来审视吴芳思的著作，不难看出她在以上方面存在着知识欠缺。
吴芳思1975－76年在北京语言学院学习一年，后转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当时处在文革末期，中国的大学教育尚未走上正轨。返回英国后，她先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图书馆中文部工作，现任英国伦敦大英图书馆中文部主任。尽管她曾经发表过《中国指南》等著作，但她在13－14世纪中国历史的研究中没有任何建树。从《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来看，她引用的几乎全是现当代外国学者的研究。[7]对一个时代的理解，单靠其他学者的研究远远不够。首先，现有研究反映的是不同学者对蒙元时代不同的关注侧面，如果要对一个时代有通盘的理解，必须广泛阅读各种有关论著，而吴芳思的著作所涉及的著述数量有限。其次，史学研究的基本法则是对原始资料的重视。它们是那个时代最直接的记录，具有最高的可信度。因此，构成13－14世纪中国想象的根本素材应是当时的文献。可我们看到，吴芳思的作品中几乎没有提到蒙元时期的典籍。
吴芳思认为马可波罗没到过中国，马可波罗关于中国的知识，来自道听途说和波斯人的导游手册。但是，她并没有告诉人们马可波罗究竟是听谁所说，或者看了什么导游手册。她在否定马可波罗来华之后，并没有指出马可波罗关于中国的消息来源究竟是什么。这样的举证是轻率的。
为论证自己的观点，吴芳思列出了四项证据：证据之一，在中国的文献中找不到马可波罗；证据之二，马可波罗的一些记载不真实，比如他说自己参加了元朝攻打襄阳的战役，而实际上襄阳战役发生在1273年，那时马可还没有到中国；证据之三，马可波罗在中国17年，却不懂汉语，《行记》里很多地名用的是蒙古语、突厥语和波斯语；证据之四，马可波罗没有提到一些中国特有的东西，如茶叶、汉字、印刷术、长城、女子缠足等等。
肯定马可波罗来华的学者所作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论证上述四项证据均不能成立。
肯定派学者主要有中国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杨志玖、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黄时鉴、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太研究院研究员罗依果（Igor de Rachewiltz）等人。[8]
上文已提到，否定者吴芳思的思想脉络是用她对13世纪中国的想象与《行记》描述的中国进行对比。实际上，肯定派的思维逻辑也是如此。
20世纪学者关于13世纪中国的资料主要得自阅读13－14世纪的文献和吸纳现当代学者的研究。对于吴芳思而言，后者是主体；对于肯定派，前者是主体。因为上述三位学者都是以研究蒙元史为业，他们长年研究的对象主要是13－14世纪的中外文献。学术的专业分工使他们对蒙元时代的了解超出常人，他们在蒙元史领域的大量高水准论著便是有力的证明。在理解古代文献的基础上，这些学者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对蒙元时代中国的想象，其基础虽然也是知识而非基于亲身经历所形成的记忆，但这种知识来自第一手的文献资料，即元代中外人士对当时中国的记录。
在杨志玖、黄时鉴、罗依果看来，上文提到的吴芳思对马可波罗来华的四项反证均不能成立。
对于证据之一，他们认为在元代中国，生活着数量众多的色目人，其中包括很多欧洲人。这些人只有极少数被记载下来。没有留下人名，并不意味着他们不存在。马可波罗的著作是他来到中国的最好证明。书中关于中国的很多细节能得到中国资料的印证，甚至有些材料会补充中国资料的不足。例如迎娶阔阔真的伊利汗国使臣的姓名和返回时间、[9]大汗的生活和战争、中国各地特殊的规章制度、风土人情等等。一个人根据传闻和二手资料当然可以编写篇幅有限的小册子，但决不能提供大量只见于该书的细节。此外，吴芳思所说的波斯导游手册是她个人想象的产物，当时并不存在这类书籍。
对于证据之二，杨志玖等认为马可波罗的确没有参加过襄阳战役。但不能因此就否认他的所有记载。在《行记》中，马可经常吹嘘他在元朝的地位。襄阳战役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而这个例子也从反面说明，他对这场战役是了解的。在对中国知之甚少的欧洲，马可波罗出于虚荣心自吹自擂的做法可以理解。更何况写作《行记》时，他正过着寂寞的牢狱生活。
对于证据之三，上述元史学者做了如下回应：从《行记》内容分析，马可波罗很可能不懂汉语。但这在元代是很正常的事。很多欧洲人作为第二等级“色目人”的成员，可以舒适地生活在自己人的小圈子里，只和统治阶层打交道。他们只要掌握蒙古语、突厥语或波斯语中的任何一门语言，就可以在元朝没有困难地生活和工作，并不需要学习和了解汉语。[10]
对于证据之四，杨志玖等学者认为马可波罗确实没有提到一些“中国特有”的东西。不过，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是，当时最具有中国特色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吴芳思列举了茶叶、汉字、印刷术、长城、女子缠足等等。实际上，这只是吴芳思个人的标准，这些标准也许适用于明清和近代中国，但恰恰不适用于马可波罗到过的元代中国。在13世纪，马可波罗所处的元朝中上层蒙古、色目人群体还没有饮茶的习惯，[11]也没有学习汉语、汉文的风气。他们较少和汉人、南人打交道，不会关注尚未普遍流行的缠足现象，而且元代中国妇女的缠足方法和脚的大小与明清时期并不相同。[12]作为近代中国标志的长城是明朝修建的。在马可波罗时代，中国还没有雄伟的砖石长城。元朝之前的政权也修长城，但到元代已残破失修，远远达不到明长城的标准。马可波罗没有提到长城，正在情理之中。[13]此外，他虽然没有明确提到汉字和印刷术，但在讲述元朝纸币时已经有所涉及。实际上，否认马可波罗到中国的第三、四项证据恰恰是论证马可波罗到过中国的证据——因为它们都能从不同角度说明元代中国的特殊性。另外，从《行记》的写作分析，马可波罗不可能事无巨细，面面俱到。这也不是他口述见闻的目的。他只是有选择地向欧洲介绍了记忆中关于中国的一部分知识，正像他临终所讲的那样：“我所说的，还不及我见到的一半。”据此，我们更应当关注《行记》描写了什么，而不是问它漏写了什么。
以上四方面反映的根本问题是，肯定派关于马可波罗时代中国的想象与吴芳思的中国想象存在巨大差异。这个差异恰恰是《马可波罗行记》与吴芳思的中国想象之间的差异。换言之，肯定派的中国想象与《行记》根据“马可波罗的记忆”所描述的中国形象基本一致。
吴芳思的最大缺陷是用15世纪之后的中国形象去衡量13世纪的中国，没有考虑到中国形象在不同时代的变化。她所选择的中国要素长城在13世纪的中国并不存在，女子缠足在元代尚未流行，而茶叶、汉字、印刷术由于元朝的族群分野、社会等级制度、马可波罗的个人兴趣等，完全有理由略而不提。
我们在前文指出，肯定派学者想象中国的知识基础是13－14世纪的中外文献。如果他们的中国想象与《马可波罗行记》的记述相吻合，那就意味着《马可波罗行记》与13－14世纪中外第一手文献史料的记载相吻合。这不但足以说明《马可波罗行记》的真实性，而且还同时论证了《行记》所具有的原始史料价值。
吴芳思对于马可波罗来华的否定虽然不能成立，但她提出的问题仍有价值。
首先，她推动了学界对马可波罗的研究。经过这场学术讨论，进一步明确了马可波罗的生平事迹。他从监狱返回故乡后继续经商。他在世时，《行记》已被广为传抄。[14]1320年，意大利博洛尼亚修道士皮皮诺（F. Pipino）根据威尼斯方言抄本，把《行记》译为拉丁文，据说这个译本曾得到马可波罗本人的认可。从这些方面看，马可波罗无疑是《行记》的作者。他主要从事香料买卖和放贷，在威尼斯娶了妻子，有三个女儿，还有一个被称作鞑靼人彼得（Pietro）的奴仆。根据遗嘱，马可波罗在威尼斯的生意并不很成功，有研究者统计了马可波罗的遗产，算出其财产按1924年币值不超过3000英镑。不过，在他的遗物中有一些比较罕见的东方物品，如鞑靼工艺的被褥、来自契丹（当时欧洲对中国的称呼）的合金制品、中国天德地区（Tenduc，今内蒙古呼和浩特一带）生产的锦缎、佛教念珠、一条鞑靼武士的银腰带、装饰着黄金和珍珠的鞑靼妇女的冠帽，还有一面大汗颁发的金牌。在这些东方物品中，作为身份证明的金牌尤其值得注意，因为只有非常重要的使臣才能佩戴大汗授予的金牌。[15]这意味着马可波罗曾和蒙古帝国的统治者有过非常密切的联系。马可波罗在《行记》中多次提到这种金牌。忽必烈汗和伊利汗国的乞合都汗曾把金牌发给波罗一家。学者们从《行记》之外找到了马可波罗到过元朝的证据。
其次，对马可波罗的怀疑，推动了关于《行记》和13世纪中国细部问题的研究。[16]争论使学者们重新阅读《行记》，并将其与同时代的中外文献相比较，在许多方面取得了新的认识。例如元代中国不平等的族群关系和社会等级制度；13世纪中国与欧洲密切的交往；当时中国的多语言使用和多族群分布；长城、女子缠足、茶叶、汉字、印刷术在13世纪中国的具体状况；等等。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族群关系和中欧交往问题。蒙古帝国的崛起改变了13世纪的世界格局，东西方交往有很大发展。在当时的中国，马可波罗不是唯一的意大利人，更不是唯一的欧洲人。很多欧洲传教士来到中国，有大都主教孟特哥维诺（Monte Corvino）、泉州主教安德烈（Andreas）、意大利方济各会修士鄂多立克(Odoric)、 教皇使节马黎诺里（Marignolli）等人。此外，很多意大利商人经长途贩运来到中国，把瓷器、丝绸等商品销往欧洲。有些欧洲人定居下来，死后就葬在中国。意大利热那亚商人易利奥尼（Domenico Ilioni）的女儿卡特琳娜（Caterina）1342年卒于扬州，她的墓碑用拉丁文书写。两年后，易利奥尼的儿子安东尼奥（Antonius）也去世并葬在扬州。他的墓碑上除了拉丁铭文外，还有末世审判图。扬州的文物工作者在这两座墓碑发现地附近找到了天主教“圣井”的石井栏。从种种迹象推测，在扬州水门一带曾有一座天主教堂。据此可知，扬州城内不仅有易利奥尼一家，可能还有一个意大利商人的聚居区，维持着天主教信仰和丧葬习俗。在13世纪的中国，欧洲人并不罕见，马可波罗只是他们中的一员而已。上述欧洲人到过中国的唯一证据，是他们自己留下了行记、通信或墓碑，而不是中国文献的记载。[17]据此，我们也没有理由苛求马可波罗。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马可波罗来华问题的讨论深化了我们对当时中国整体情况的理解。
在13－17世纪，欧洲人怀疑马可波罗，主要是不相信《行记》中庞大的数字和各种奇闻异事。马可波罗经常用百万为单位讲述中国庞大的人口、各地的富有和皇帝忽必烈汗的财富。《行记》写成后，有些意大利文抄本、印本的书名就是《百万》（Il Milione）。由于很多内容超出当时人的知识范畴，《行记》在欧洲被称为“奇迹之书”（Livre des merveilles），不少欧洲人怀疑它的真实性，更愿意把它看成类似骑士传奇的故事汇编。在某些人眼中，马可波罗是个不诚实的、爱说大话的人，他们无法想象大汗之国有无数富丽宏大的城市和殿堂，蕴藏着惊人的人口和财富，用桑皮制品做货币，用驿站组成官方交通网络……。
在介绍中国人口和经济时，马可写道：“一切佛教徒和回教徒都按照自己的情况，娶六个、八个或十个妻子，因此生下很多子女。不少人有三十多个儿子，可以让他们随父从军。至于我们，每人只有一妻，如果她不能生育，只好绝后，所以我们的人口远不及他们那么多。”“他们国内没有荒地，牲畜无限繁殖。乡间每人自用的马至少有六匹、八匹之多。人众而食丰。”[18]马可笔下的中国北方地区，有非常发达的农业和工商业。可在《行记》中他还留给读者这样一句话：“大家不要认为我对契丹省（在《行记》里泛指中国北方地区）已作了一个完全的记录。我的描写其实不及全部的二十分之一。”[19]此外，《行记》中还有很多离奇的传说和古怪的物品。马可波罗说火州（今新疆吐鲁番）回鹘人的祖先“不是人类所生，而是从一种树瘤中生长出来的，这种树瘤由树的汁液结成，我们通常称之为‘埃斯卡’（esca）。从他繁衍出所有其他的后代。”
在讲述欣斤塔剌思（今新疆库车、塔里木一带）时，他说当地出产一种叫做“火鼠”的矿物，“山中有矿脉，取出这种矿物捣碎，中间有像毛线一样的丝。在阳光下晒干，放到铁臼中，洗去其中的杂土，剩下的就是羊毛一样的线。用这种线织成的布颜色不是很白，但如果放到火中烧过，就会变得色白如雪。如果布变脏，只要放到火里烧一下就会洁白如初。大汗曾经把一块这样的布献给教皇，用来包裹耶稣基督的圣骸。”[20]对于不了解情况的读者，上述传说和实物当然难以置信，可是由于几百年来历史和地理知识的不断增长，上面提到的各种现象都得到了圆满的解释。中国在元世祖统治时期的确相当富足，由于多妻的婚姻制度和多子多福的社会心态，中国的确人口众多，土地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开发。吐鲁番回鹘人祖先的树生传说在13－14世纪汉文、波斯文书籍中有明确记载，可能与回鹘的图腾崇拜有关。“火鼠”就是石棉，在中国古代又被称为“火浣布”。[21]
上文指出，我们关于古代中国的知识主要得自阅读古代文献和吸纳现当代学者的研究。对一般非专业人士而言，只能依靠后者。由于专业领域、治学兴趣和能力存在差异，学者的研究具有很强的个体性。不同学者所揭示的只是他们所关注的历史侧面。围绕马可波罗来华问题，学者们进行了大量深入的研究，随着不同侧面的展开，元代中国的整体形象变得愈发具体、愈发完整。它和前后时代的差异也愈发鲜明。这不但使元代历史的个性更加突出，而且进一步彰显了中国既连续又变化的发展过程。
在这个意义上，关于“马可波罗来华”的学术争论，使我们对“中国形象”的复杂性与丰富性有了更多的体认。
[1] Frances Wood, Did Marco Polo Go To China, London, 1995。吴芳思的上述论断见洪允息汉译本《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北京：新华出版社，1997年版，第197—199页。
[2] 否定派与怀疑派不同。后者只是提出《行记》中的一些记载可疑，认为马可波罗可能没有到过中国，或是只到过中国的部分地区。怀疑派包括德国慕尼黑大学汉学系教授傅海博（Herbert Franke）、美国学者海格尔（John Haeger）、英国维多利亚和艾尔伯特博物馆远东部的克鲁纳斯（Craig Clunas）、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王育民等人。见Herbert Franke, “Sino-Western Contacts under the Mongol Empire”, 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6, 1966, pp. 53-54; John Haeger, “Marco Polo in China? Problems with Internal Evidence”, Bulletin of Sung-Yuan Studies,14, 1979; Craig Clunas, “The Explorer’s Tracks”,The Times China Suplement, 14th April, 1982; 王育民《关于〈马可波罗游记〉的真伪问题》，《史林》1988年第4期；等等。吴芳思最初也是怀疑派，1981年曾在英国《泰晤士报》上发表过怀疑文章。
[3] 参看 A. C. Mouleand Paul Pelliot, Marco Polo: the Description of the World, vol. 1, London, 1938; reprinted by New York: AMS Press INC., 1976.
[4] 例如，在记述“行在城”（今浙江杭州）之前，马可波罗说他曾“数次来到这座城市，留心城中的事情，把自己的见闻一一做了记录。这里的描述就是从笔记中摘录下来的。”见Moule and Pelliot, op cit., pp. 326-327.
[5] 很难说马可波罗写作《行记》有什么功利目的。首先，当时没有知识产权法，他从作品不可能得到什么经济收益。其次，他没有凭借《行记》为自己谋求职位。1307年法国骑士蒂博·德·瑟波瓦（Thibaudde Chépoix）来威尼斯，马可波罗赠他一本《行记》手抄本。蒂博死后，其长子约翰将原本献给封建主伐洛瓦（Charles de Valois）伯爵。马可波罗和欧洲大陆的贵族并无直接交往。从现有情况看，《行记》所说马可波罗为了排遣牢狱时光而进行写作是很有可能的。后来《行记》广泛传抄，马可波罗得到的也只是声誉而已。
[6] Moule and Pelliot, op cit., “the Introduction”, p. 32.
[7] 前引Frances Wood, Did Marco Polo Go To China，又见前引洪允息汉译本《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以下吴芳思的观点，皆引自该书，不再一一注明。
[9] 在《永乐大典》中保存了一份与这次出使有关的元朝政府公文。公文中三位伊利汗国使者的名字与《马可波罗行记》相同。1291年1月，马可波罗和他的父亲、叔叔一起从泉州港离开中国。参看杨志玖上引书。
[10] 周良霄《元代旅华的西方人——兼答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历史研究》2001年第3期。
[11] 黄时鉴《关于茶在北亚和西域的早期传播——兼论马可波罗未有记茶》，《历史研究》1993年第1期。
[12] 黄时鉴《元代缠足问题新探》，《东方博物》第18辑（2006年）。
[13] 黄时鉴、龚缨晏《马可波罗与万里长城——兼评〈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4期。
[14] Moule and Pelliot, op cit.,pp. 509-516; 渡边宏《マルコ·ボ-ロ書志》，东京：东洋文库，1986；John Critchley, Marco Polo’s Book, Aldershot, 1992.
[15] John Larner, Marco Polo and the Discovery of the Worl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61-62.
[16] 参看杨志玖《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从他所记元代节日和刑制谈起》，《文史知识》1998年第9期；《马可波罗书中的长老约翰——附论伍德博士的看法》，《南开大学历史系建系七十五周年纪念文集》，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蔡美彪《马可波罗所记阿合马事件中的Cenchu、Vanchu》，《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8年第5期；等等。2000年在天津举行了“马可波罗与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后结集出版，即《元史论丛》第8辑(2001年)。
[17] 耿鉴庭《扬州城根里的元代拉丁文墓碑》，《考古》1963年8期；夏鼐《扬州拉丁文墓碑和广州威尼斯银币》，《考古》1979年6期；（意大利）L. 培忒克（Petech）《扬州拉丁文墓碑考证》，夏鼐汉译，《考古》1983年7期。
[18] Moule and Pelliot, op cit.,p. 244.
[19] Moule and Pelliot, op cit.,p. 309.
[20] Moule and Pelliot, op cit.,p. 156; pp. 157-158.
[21] Henry Yule, The Books of Sir Marco Polo, the Venetian Concerningthe Kingdoms and Marvels of the East, 2 vols., with a volume of notes and addenda by Henri Cordier, London, 1920; Paul Pelliot, Notes on Marco Polo,Paris, 3 vols 1959-1973 ; Leonardo Olschki, Marco Polo’s Asia, Berkley and Los Angeles, 19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