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伟才：读《非洲现代史》，认识非洲历史的“200年”与“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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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热点观察2021年第30期
读《非洲现代史》认识非洲历史的“200年”与“20年”
导读
[英]理查德·雷德著，王毅译：《非洲现代史》（第三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
进入19世纪后，非洲历史发展的进程开始出现一些比较明显的变化。有些变化的进程至今仍在持续，有些变化的影响至今仍未完全消除。可以说，如果要认识和理解现在的非洲，则必须认识和理解19世纪以来的非洲历史。
更为重要的是，如果要认识和理解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内非洲发展面临或可能会面临的种种问题并做出应对，前提也仍然是认识和理解19世纪以来的非洲历史，然后在认识和理解的基础上进行冷静的辨析和反思。
理查德·雷德所著《非洲现代史》是国际非洲史撰著中较为知名的一部。该书比较全面地呈现了近200年来非洲的历史，它有清晰而具概括性的框架，有提炼比较到位的主题指引，也有比较流畅的叙事和有见地的分析。自2008年、2012年第一、二版之后，该书第三版又在2021年诞生——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该书的价值。
《非洲现代史》的主体内容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从西部、东部、南部三个区域入手，关注19世纪非洲本身的基本情况及其与外部世界的互动，特别是贸易方面的互动。在这一部分所关注的时期里，非洲总体仍然能保持自身的特性，并能在与外部世界的互动中保持主动性。第二部分从北部、西部、东部三个区域入手，关注19世纪非洲的伊斯兰教因素的变动。这一部分内容的重要性在于，19世纪发生的伊斯兰教因素的变动至今仍在以某些复杂的形式持续并有所扩展。第三部分关注殖民统治基本稳固之前非洲与欧洲的互动。在100余年的时间里，欧洲人的渗透、侵略和征服始终面对非洲人各种形式的抵制、反抗或者调适。第四部分主要关注殖民统治在非洲的历程。殖民统治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乃至环境等方面对非洲进行重塑。对后来的非洲发展探索来说，这一过程及其所造成的影响既是现实问题，也是理论争议所在。第五部分主要关注“二战”后殖民主义的退却、种族主义的维持以及相应的非洲民族主义运动的发展与非洲国家政治独立的实现，而第六部分则关注非洲国家政治独立实现后的发展探索历程——虽有挫折和失败，但却是一个仍在进行的历程。
《非洲现代史》各部分环环相扣，一个较短时代的结束总是孕育着另一个较短时代的开始。但是，多个看起来有不同的较短时代其实是共同构成了一个具有一致性的较长时代。近200年来非洲历史的一条基本线索是非洲与外部世界的互动，这是一个至今仍未停止未来也不会停止的过程：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非洲与外部世界的互动主要是通过贸易来呈现，贸易推动了非洲本身在政治和社会方面的变化，也推动了欧洲对非洲态度和政策的转变；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种态度和政策转变的结果就是对非洲的瓜分、“征服”和殖民统治建立；随后的约半个世纪，殖民者力图实施“改造”，被殖民者则寻求“转型”；再后来的约半个世纪，关键词仍然是“改造”或者“转型”，只不过“改造”或“转型”的主导者和对象有所变化。
在整个约200年的时间里，非洲方面有时处于主动地位，有时处于被动地位，或者在有些事务上处于主动地位，在有些事务上处于被动地位。如果单一地来看，人们常常容易得出要么乐观或者拔高、要么悲观或者贬低的结论；而如果整体地来看，人们或许能够更加冷静一些。
在过去约60年的时间里，非洲对自身和外部世界对非洲的态度也有数次变换。20世纪50-60年代政治独立后的一段时间里，非洲人的乐观与欧洲人的悲观相交织；70年代后的一段时间里，非洲呈现给世界的印象多为负面，关注者对非洲的前景也多持悲观；进入21世纪后，非洲较为平稳而持续的发展又引发了一些人的乐观乃至欢呼——而在此之后，世人对非洲的看法又将有怎样的变换？
应该说，对于这些变换，既要承认其合理性，也要看到其局限性。
或许可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将非洲近20年的发展历程置入非洲近200年的发展历程，或者从20年看200年，或者从200年看20年，能看到什么？
近20年来，中非关系经历了快速的发展。在中非关系快速发展的当下，不管是弥补对非洲认识的不足，还是澄清对非洲的某些误解和偏见，恐怕都要从认识非洲的历史入手，并且要坚持从一个较长时间的视野来看。以此为基础，我们才能更全面地认识非洲历史本身的变换，才能更好地理解和把握非洲当下和未来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正如《非洲现代史》所言：“要理解非洲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发展，一种长期的思路是至关重要的。”
END
附：非洲现代史（第三版）译者序（王毅，2020年9月于南国）
如作者所言，非洲史作为一门学科是相对年轻的。一方面，迟至20世纪60年代早期，一位牛津学者还有无视这个大陆历史的名言，称之为“一些野蛮部族的循环，研究没有回报”。但另一方面，在有了关于非洲的历史叙述之后，它就一直被使用甚至是滥用——被殖民者、反抗者、政治领袖和各式各样的潜在国家创建者所用。
面对非洲这片辽阔区域内不计其数的民族和族群的这段历史旅程，作者在情感上诚恳表示“要公正地对待非洲和非洲人民”，在立场上坚决反对欧洲文明优越论，在视角上要摆脱非洲被外部世界“主观化”，警惕从外部世界来评判或测量非洲，于是，他就得以超越一般人谈到非洲时习惯性的非白即黑，突破了那种简单肤浅的剪裁式述史和论史。
从目录就可以看出作者撰写此书的逻辑起点及思维框架，感知其视野的开阔和思考的深入。全书六大部分，或是这片大陆因东西南北独特空间特征而展开的时间进程，或是它作为一个整体在贸易、宗教和殖民等不同层面上的内外碰撞：部落、种族、环境、生产与生活方式、暴力、战争、军事、政治、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创建，尤其是经济，作者客观还原而又透彻阐释非洲大陆二百年走来的这些基本因素，写出了一部因深入了解而深刻思考又发人深省的史著。试举几例。
20世纪后半叶之前，非洲大陆一直人口稀少，因此，许多国家和族群始终关注人口的增长，对人的控制比对土地的控制更为重要。无数地方族群、村庄的组合构成了被称作“卡夫”（kafu）的微型国家，“卡夫”系统体现着非洲政治的地方主义。一些较大帝国的建造者们既要围绕它们来建造自己的政体，又要通过军事力量和对财富的控制来支配它们。对于本土的统治者而言，一个重大挑战就是建构持久的统治体系，从而控制更多的人口。人口稀少区域会频繁地出现政体的不稳定，这些地区潜在的国家建造者难以让他们的控制超越人口和地理造成的自然界限。在人口稀少地区，不满的民众可能反抗现存秩序，组织起一种“武装边缘”，朝中心进发，或者是消灭它；不过，他们也很容易移居至现存秩序触及不到的地方，而这样做也常会导致现存秩序的衰败。暴力分裂和暴力融合的持续循环导致非洲的众多政治和社会变化。有着从目前族群范围进一步扩张之雄心的区域国家，必须解决一个问题，那就是怎样确保更大范围内的忠诚，怎样创造辽阔疆域内的认同。
这就是非洲内部一种基本的社会政治动力。基于这样一种寻找问题症结的思路，作者在本书中就格外关注时间过程中出现的地方认同、区域认同，甚至是大陆认同，以及与这些认同形成相关的动态情况。书中这方面的翔实梳理，材料很多。
谈到非洲，我们马上就会联想到殖民主义，人们对此极为强调而且似乎相当熟悉。然而，作者从非洲自身的内在状态和历史逻辑分析，指出其实这仅仅是时间中的“片刻”，对非洲大陆的影响是一种变量，更要注重的是非洲的“常态”。在作者看来，殖民统治只是从奴隶贸易到“合法贸易”的西方化贸易体系的最终显示，殖民统治的离开方式也对非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但从内部政治发展来看，它在许多方面都融入了持续的非洲变革进程。而且，殖民统治既是欧洲人的也是非洲人的，事实上并不能作为某种巨大的单边强迫接受来理解。在外国统治时期，非洲人塑造着自己的社会，这远比任何殖民地官员或欧洲政府所能做到的要有效得多，哪怕这是在面对以及在很大程度上回应一种侵略性榨取的外部经济体系。
所以，研究19世纪和20世纪的非洲，一个核心主题是这个大陆与世界其他部分的联系，尤其是与欧洲的联系。这包括与非洲发生的种种贸易，传入非洲的各种宗教，外来各种人种的定居。然而这些并非单边的强迫接受，相反，它们是一些复杂的、多面性的互动，涉及相互的借取和适应。作者提醒我们，如果过分强调“外部”，就不仅有把历史性互动过程过分简单化的风险，也有忽略“内部动力”这个关键因素的危险。这些内部动力包括民众力量的强力、社会形成的进程、经济上的独创与革新、文化和政治上的创造性、革命的爆发。作者甚至还扼要论述了欧洲本身也因它与非洲的联系而在经济、文化，或许还包括政治方面有了根本性改变。这恐怕是许多思考非洲问题的人未必认真想过的。
一般认为，19世纪前往非洲的传教士与探险家是欧洲殖民主义的代理者。作者认为有些人的确如此，但实质更在于这种背景中的欧洲人，尤其是传教士，大部分都涉及至少是间接地传播欧洲文明的本质优势。他们对于自己看到的非洲文化、宗教和社会的绝大部分都加以谴责，将之视为邪恶之事，至少是野蛮异教的产物，所以他们的到来就意味着向非洲人展示其本质上的劣等，这无疑是欧洲殖民统治的基石之一。不过，作者又从史实上说明，所有这些并不应导致夸大19世纪最后20年之前欧洲人在非洲的实际影响。在此之前传教只限于一些小小的孤立群体之中，非洲统治者容忍传教士是因为相信这会带来好处。探险家有时会遭遇敌意或几分轻蔑，无疑也会受到好奇的欢迎，很少被视为一种威胁，也被用来获取贸易或其他方面的好处。在大约1880年之前，非洲内陆的欧洲人是一些易受攻击的、不重要的个体，穿越非洲社会时发挥的影响极小。
随之而来就是欧洲国家对非洲的掠夺。作者认为这必须放在一些长期主题中来理解：对非洲大陆萌生的科学兴趣，反对奴隶贸易的斗争，随之而来的对非洲进行经济和政治“现代化”的谈论，因“基督教良心”而来的福音派传教和干预主张，以及对非洲政体、社会和文化之性质的越来越种族主义的解说。这比欧洲中心论的帝国主义的政治解说，甚至比从欧洲经济发展的背景来解说都更为透彻到位。比如人们习惯性强调的经济掠夺，作者认为，与19世纪最后三十年欧洲海外掠夺相关的出口贸易，非洲在其中只占了很小的比例。比如，英国生产者首先在欧洲内部，以及在“白人支配”的疆域如印度、美国和拉丁美洲寻求市场，这都优先于非洲。所以，我们不能高估这一点，这种观点没有把非洲放在与世界其他地方进行比较的背景中来看，而是只考虑了一些欧洲卷入非洲的特殊情况。
举一些人所共知的例子，用“贴标签”的方式来证明和解说殖民主义对非洲的侵略和掠夺，其实是浅薄而容易的；但作者是以非洲与欧洲关系的实际情况为立足点，透彻地说明真正的帝国主义是什么。实际上，所谓“爬行的帝国主义”，是逐渐的、常常很犹豫的政治卷入，以便建立军事安全和经济生存能力。19世纪70年代之前，针对非洲并没有系统的帝国主义，也没有从一届政府到下一届政府的策略连续性——英国、法国或葡萄牙都没有。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对于非洲在经济上和文化上是什么，需要变成什么，欧洲人有着一种相同的普遍感觉，对于怎样实现这种变化，有着一种含糊界定的“战略”。
作者引用了获1907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英国作家吉卜林的一首诗《白人的重担》，这首诗讲的是美国对菲律宾人的征服，但也广泛地适用于欧洲的帝国使命。这位“帝国诗人”号召年轻人去打“为了和平的野蛮战争”，这个责任实在是“白人的重担”。“你们这些刚被捕获的阴沉民族/半是魔鬼半是孩童”，诗句体现出一种狂妄的种族和文化优越心态，实际利益需求又与这种优越感和“责任感”相伴，于是需要一种被强加的和平，一种用暴力带来的文明秩序，19世纪后期欧洲关于非洲的想法，其核心是这种观念。
翻译过程中，我常常感慨于作者这种求实、辩证而又深入的问题分析。疾病曾是（直到今天也仍然是）谈论非洲的一个关键词，而这也是作者高质量分析的一例。
在19世纪中期之前，非洲大片地区——至少是南北回归线之间，由于气候和疾病环境，欧洲人难以接近。比如，西非海岸很长时间来就被称作“白人坟墓”，因为疟疾，长期居住此地的欧洲人生存率一直极低。医药的进步显著改变了这种情况，尤其是奎宁预防药物的开发，大大降低了死亡率，大大延长了欧洲人在热带区域的居住时间和旅行距离，增加了他们能够从事的活动种类，而这就扩大和强化了他们对非洲的影响。到了殖民统治时期，药物甚至起到了更大的作用，非常典型地体现出帝国使命的多重意味。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那些支持欧洲殖民主义的论证中，一些历史学家为帝国归纳正负两个方面的“资产负债表”，正面之一就是它为欧洲以外世界的大片地区带来了极大的健康改善，医疗保健成为殖民体系一个不掺假的“积极面”。依据这种解说，殖民主义根除了一些疾病，带来了较好的公共卫生与健康，尤其是在城镇，修建了诊所和医院，基本药物惠及全民。但是，作者指出，事情并非这种观点暗示的那样一目了然。殖民主义也带来了传染病、被改变的生态（在许多地方是破坏性的）、易感性和免疫性的模式被改变，还有人口被迫从健康的环境迁往不健康的环境，而最重要的是，在治疗疾病上，殖民当局对自己手上的医疗技术是有选择地使用。医药变成了欧洲支配和内在优越的一种有力显示，能够得到医药成为被奖励和被保护的体现。非洲民族可以用作医学试验和更广义科学研究的“受体”，这也就成为一种强加于非洲人的控制形式，而这在欧洲自身已经做不到了。
医药就是力量。医药的广泛效用使得殖民主义论证了它表面上的仁爱以及优越。传教士医生是殖民统治早期岁月最普遍的行医者，将治愈疾病作为获取灵魂的一种手段。欧洲人可以将他们的知识与本地医生的“魔法”进行对比，这样既强调了所说的西方文明的内在优越，又论证了欧洲的权威。本地医术逐渐被赶入地下，或者被边缘化。如同更广范围的经济体系一样，医学知识无疑也成了文化霸权和政治霸权的一种有力工具。这一点在为清除某种疾病而发起的大规模运动中显示得最为清楚，例如英国人在乌干达对“昏睡症”的清除。这些运动常常的确很成功，但与它们同来的还有严峻的立法，以及众多的政府干预和社会运作。医学意味着殖民政府对健康和它臣民的身体拥有了空前的权力。
早期的殖民地医疗主要关注殖民士兵和官员的健康，但逐渐也关注起非洲人的身体，尤其是那些与欧洲人接触的非洲人，或者是那些殖民政府依赖的人，如政府雇员、矿工、劳工、妓女等。与此同时，殖民政府也越来越关注公共卫生，这需要社会管理上的解决方案。疾病和非洲人中的高死亡率被归咎于不健康的生活与工作环境、过分拥挤、食物低劣，殖民政府采取了一些行动来“清洁”城镇这些方面的环境。“细菌理论”则导致在许多城市设立了白人与“土著人”的分别居住区，在那些有着强烈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地区，这样做更是顺理成章，比如种族隔离主义者和种族隔离的南非，或者是20世纪30年代意大利治下的厄立特里亚。
这是一个累积危机的过程，它展现了殖民统治的多重意味。殖民统治的蚕食和最终的全球资本主义，无疑恶化了环境风险和疾病的引入，尽管殖民政体后来靠着商品农业、开垦丛林、控制野兽、赶退舌蝇在某种程度上逆转了这个趋势。
再来看非洲的另一个关键词“饥荒”。作者分析，非洲饥荒的原因，基本面有三种大的解释。首先，气候显然很重要。干旱、洪灾或其他形式的反季节天气全都会影响到粮食的供应。第二个解释就关注人口过多。它在一些环境圈中仍有重要性。环境学家们认为，在一个给定的区域，如果人太多的话，就会导致土地生产力的下降，比如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萨赫勒地区的饥荒就是因为这里的人类社群超过了脆弱土地的承载能力。第三种解释更倾向于政治。它认为在粮食分配、价格和市场控制上的政治决策，是导致饥荒发生的因素，对饥荒的剧烈程度有重大影响。此外，在过去的30年中，地方或地区性的战争既是饥荒的原因也是它的结果。另外，缺乏足够的运输和通讯基础设施，只依赖经济作物以换取外汇，于是忽略了粮食作物，这二者至少可以部分作为殖民地的遗赠来理解。然而，在殖民地时代，饥荒会引起当局的关注，因为饥荒形成了社会动荡的威胁，饥荒还对殖民地政府的人道主义方面提出了道德拷问，饥荒也是要花钱的。所有这些都是要避免饥荒的很好理由，所以殖民地当局——在亚洲在非洲都是这样，要通过严格的中央计划和控制来管理经济，要管制粮食的流动，鼓励种植耐旱的“放心作物”。所有这些，再加上当局愿意也有能力在可能出现粮食短缺时进行干预以达到平衡，殖民地世界出现饥荒的概率就远低于它可能会有的。
另一方面，后殖民地时代非洲的饥荒也与其他因素有关。比如，在最近几十年中，人们的流动数量巨大。长期冲突导致人们被迫迁移，这极大地削弱了许多地方的农业基础，而迫害和暴力导致了苏丹、埃塞俄比亚、刚果和莫桑比克民众的大批流动。规模大得惊人的难民营散布在那些不平静地区，它们中有一些已经变成永久性的了，这又给这些地区的经济恢复留下了麻烦。由于同样的原因，出现了人们从遭受蹂躏的乡村地区逃往城镇中心的恶性循环，城镇因移民而肿胀，而这些人离开自己的家园又进一步加剧了乡村的衰退。读到本书第十章的“长矛与神水：暴力抵抗”一节，看到著名的“马吉马吉”反抗（Maji Maji rebellion），中国读者或许会自然地联想到1900年前后的“义和团”（Boxer Rebellion）。
坦噶尼喀的“马吉马吉”反抗于1905年7月爆发，此地民众因殖民地当局要种棉花以供出口而被激怒。农民们被迫放弃自己的耕种，并且常常是在农事的关键时期，而生产出来的棉花也看不到多少利润。反抗在广阔地区迅速蔓延，它并没有事先计划，纯然自发，也没有指挥中心，没有引导这场起义的指挥系统。然而，由这一区域神职人员所代表的宗教意识形态，提供了行动上的一致，促进了团结，鼓励人们相信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可以战胜欧洲人的武器。“马吉”一词意指一种神水，将它撒在身上就可以抵挡住德国人的子弹。对神灵世界的信奉带来了空前的团结，让起义者有成功的信心。然而，在开始阶段取得一些快速收获之后——德国人完全没有意料到这次起义，殖民地当局的军事优势就显示出来，人们对神水力量的信任快速瓦解。1906年，内部分裂和德国人的焦土战术削弱了这次起义，它最终在第二年年初被镇压。无论多么短暂，这次起义显示出一个广阔地区内多种族反殖民抵抗的潜力，“马吉马吉”成了下一代坦噶尼喀民族主义者的一种激励。此后，德国人也谨慎地不去激发再一次起义，将较多的资源用于发展，尤其是建设传教士学校和诊所，起义地区的许多农民也开始自愿种植棉花。可见，暴力并非抗议棉花种植本身，而是抗议由它所显示的强迫。
作者感慨，写作一部通史，尤其是一部延伸至当下的通史，实在难做到完美，但他也越来越相信，在一个持续变化的世界中，撰写一部通史大有必要。从中文第二版面世至今，又是六年过去了。非洲的情况当然有新的变化。比如，“非洲崛起”（Africa Rising）的讲述替代了“非洲复兴”（African Renaissance），非洲一些地方前所未有的GDP增长率似乎在展示它，西方的发展议程也因此而变得复杂了。第三版在补充和分析这些新情况、新动态时，仍然强调不要因快速的经济增长倾向，而陷入在理解现代非洲上一种与历史无关的现代主义框架。
历史可以有不同的写法，呈现不同的特点和风格。理查德·雷德的这本《现代非洲史》，则展示着史家处理丰富而复杂的历史时那种最为需要的基本史实爬梳、重大问题理清和复杂原因说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