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稍微说明一下的是，本文将会提出很多新的理论和新的思维方式，由此会推导出来一些新的、跟以往不太一样的结论，我称之为猜想。请大家注意，一旦我使用“猜想”一词的时候，就代表了这只是一个根据所有已知事实的一个合理的推断，并没非常确凿的证据证明。对于历史这种因素复杂、随机性极强的事物，其背后的决定因素必然是多种多样的，而我更多是希望找出它们的共性和主因，并且只是一种比较合理的猜想，希望大家阅读的时候保持辩证的态度。
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入人类史前历史的狂想之旅。
旧石器时代
人类演化路线图
根据DNA序列的差异和分子钟的原理，人们推测出，人类和黑猩猩在600到500万年前分开。但人族应该分多少个属和种的问题目前仍有很多争议。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化石标本极其稀少，并且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分布是非常分散的，并不足以对比发生在它们之间的差异是种内还是种间的。有时候很难判断某个较早出现的种到底是较晚出现种的祖先还是其实际祖先同支上的旁系亲属。
所有早期的人族化石都发现自非洲，其中也包括有一些并不为所有古人类学家认可的人族化石，比如始祖地猿。在公认的人族成员中，得到最广泛、最详实化石证据支持的是生活在350万年前的南方古猿阿法种（Australopithecus afarensis）。它们的骨盘和下肢的构造清晰地显示了双足行走的特征，除此之外，他们的很多特征与人类和黑猩猩的共同祖先相差不远，比如大脑仍然是400毫升的水平。直立行走似乎是首先进化出来的人类标志性特征。
接下来，人族在晚上新世到早更新世分化出了很多个分支。被称为粗壮型南方古猿（傍人属Paranthropus）的一支，目前已有三个种被命名。粗壮型南方古猿，比较强壮，而且很可能已经开始制作石器了，目前发现的这类石器最古老的可达260到230万年前。然而粗壮型南方古猿最终还是走向了灭绝，他们对后来智人基因没有任何贡献。（我们后面会隐约发现，那些沿着个体能力方面演化的人族分支，包括后来的尼安德特人，最终都走向了灭绝）
目前被归入人属范围内最早的化石大约年代是190到150万年前。他们最初被称为能人（Homo habilis），基于他们的多样性，一些人类学家将其划分为：能人、匠人、鲁道夫人。从广义上来看，能人是一个“过渡阶段的人族”，最早的标本非常接近南方古猿非洲种；而较晚的则可以归入的直立人种。能人的脑容量达到610-800毫升。
在此之后，从大约160到20万年前的人族化石被称为直立人。大多数人类学家认为，能人、直立人和智人属于同一个进化分支。直立人的平均脑容量达到1000毫升，并且随着时间推移，在继续增大。至少在100万年前（也许是170万年前），直立人由非洲迁移进入亚洲，并一路向东来到中国和爪哇。在其整个分布范围内，直立人与被称为阿舍利文化的石器技术相关联。
40-30万年前，直立人开始拥有更多现代人类的特征，其脑容量逐渐增加到1400毫升。这些种群中最著名的是分布在欧洲和亚洲西南部的尼安德特人（Homo neanderthalensis）。尼安德特人具有强健致密的骨骼、厚大的头骨，其脑容量最高可达1500毫升，甚至还大于现代智人。DNA测序表明，尼安德特人同现代人的基因区别相当明显（Green et al. 2010）。尼安德特人直到2-3万年前才灭绝。
左上：南方古猿阿法种(290万到380万年前)，中上：南方古猿非洲种(250万年前)，右上：傍人鲍氏种(100万到200万年前)，左下：直立人种(7万到180万年前)，中下：海德堡人(20万到70万年前)，右下：尼安德塔人(2.8万至20万年前)
另一个直立人的分支被称为丹尼索瓦人（Denisovans），也许是30万年前，丹尼索瓦人和尼安德特人分化，28万年前，他们到达辽宁金牛山地区。经过8万年的生存斗争，他们淘汰了本土的北京直立人，成为了东北亚地区的人类居民。之后他们在中华大地上反复迁徙，最终在2-3万年前消失在西伯利亚平原。
而中国人熟悉的云南元谋人、陕西蓝田人和北京人，都属于直立人的分支，后来都灭绝了，他们的基因恐怕没能遗传下来。
现代智人最先出现在非洲（距今17万年前），在解剖学上与今天的人类几乎无法区别。现代智人在尼安德特人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与尼安德特人同时出现在中东地区，10-5万年前，现代智人走出了非洲，并在约4万年前突然取代了尼安德特人在欧洲的位置。到了1.2万年前，甚至可能更早，现代人已经从东北亚经白令海峡陆桥扩散到北美的西北部地区，随后迅速遍布整个美洲。
两种假说
关于现代智人和古老智人（尼安德特人和丹尼索瓦人等）的关系，主要有两个假说。多地起源说（multiregional hypothesis）和走出非洲假说（out-of-Africa hypothesis）。
多地起源说的支持者认为在非洲和欧亚大陆的古老型智人种群分别演化成现代人，他们之间的基因流使得现代人的特征在不同的种群中得以扩散。依据这一假说，在现代欧洲和亚洲人种群中所发现的一些遗传差异，可以追溯到近100万年前直立人和古老型智人种群之间的差异。
而两次走出非洲说认为，在古老型智人由非洲走出（约100万年前）并扩散到亚洲和欧洲之后，现代人由非洲的古老型智人演化而来，并再次走出非洲（约10万年前）第二次扩散到世界各地，在不存在任何实质性杂交的情况下取代了各地原有的古老型智人种群。也就是说，由非洲的古老型智人演化而来的现代人，与尼安德特人及其他欧亚大陆的古老智人种群在遗传上是隔离的。依据这一假说，全世界的古老型智人种群因为群体竞争或气候变化的原因，几乎完全灭绝了，所以现在人类种群中所存在的大多数基因应该是由那些从非洲第二次走出来的古老型智人传衍下来的。由于亲缘关系很近的物种都有某种程度的轻微杂交（虽然大部分杂交都不能产生可育的后代，但还是有小概率能产生可育后代的），所以尽管两个不同的人种没有发生大规模频繁的杂交，然而现代人还是有可能获得了一些尼安德特人或者丹尼索瓦人的基因。
早期基于线粒体DNA（mtDNA）的遗传学研究支持了走出非洲说。而后，更多基于mtDNA和核基因的深入研究都基本支持这一假说。他们都共同支持这一结论：欧洲、亚洲和美洲人是在5万到10万年前由非洲的种群经由亚州西南部（中东地区）传衍下来的。撒哈拉沙漠的南部，尤其是南非地区的狩猎采集者种群中遗传变异的数量要比非洲以外的种群要高出很多，这与我们的预期吻合。
为什么人类两次从非洲走出，并征服世界上其它人种？
虽然实际的证据证明了走出非洲说应该更接近事实的真相。但从逻辑上来看，多地起源说似乎更容易被人接受——除非非洲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因此，这里面派生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为什么非洲这个地方，能演化出人类这个物种，其它地方则不能；而且偏偏又是非洲这个地方后来又演化出更“先进”的人类，并取代了世界各地的“古老型智人”。要知道世界各地的古老型智人也一点都不弱，以尼安德特人为例，他们的肌肉比现代人发达，视力比现代人好，大脑比现代人大，工具使用、丧葬文化都体现了他们的文明程度不低。
这个疑问一直困扰着我，直到我看到一部纪录片BBC的纪录片《王朝》。
群猎行为——鬓狗和狮子
从纪录片里面看到过一只狮子被十几只鬓狗围堵，快要被耗死，但这个狮子的另外一只盟友发现了，并过来施以援手，这些鬓狗很快识趣地逃走了。
鬓狗主要是和狮子为争夺食物而竞争。在鬓狗和竞争者间并没有绝对占优的一方，而是取决于出现在现场的各自阵营的数量。例如，狮子经常把鬓狗从猎物旁赶走，但是如果鬓狗群很大，和母狮及亚成年狮子的比例超过4，那么除非有一只成年雄狮在场，否则鬣狗可以赶走狮子。当Ngorongoro火山口中鬓狗数量超过狮子10倍时，狮子经常只能吃鬣狗的剩饭。在赛伦盖提和Timbavati，狮子和鬓狗数量比较平衡，各自吃对方食物的比例基本相同。在克鲁格公园，鬓狗吃狮子的剩饭远多于狮子吃鬓狗的。
事实上，这不是个例，在非洲大草原上面，群体竞争是一个常态。无论是狮子还是鬓狗还是杂色狼和狒狒，它们全都是群体合作的佼佼者。而且这种群体竞争不仅仅发生在不同物种之间，还会发生在同一个物种的不同家族之间。一般是母系家族（最容易搞清楚血缘关系），在食物匮乏的草原上，这些家族为了领地、为了水源、为了食物源，经常要进行大规模的群体斗殴（纪录片《王朝》中就记录了一段两个杂色狼母系王朝之间的较量），成王败寇，群体竞争的成败很多时候决定了一个小群体是走向繁荣还是走向衰败。
这种激烈的群体竞争模式，似乎只有在一马平川的非洲大草原上更容易实践。一方面，对于孤胆英雄来说，非洲草原太平坦了，要追上猎物很难，但是如果几个合作伙伴一起围猎会轻松得多。另一方面，非洲草原太平坦了，太容易暴露自己，而且没有隐藏的地方，如果单独行动，遇到群猎动物的袭击很难幸免，即使个体最强的狮子也不例外，所以他们要生存下去，也必然要对抗演化出类似的群体合作机制。
但是如果是处于丛林环境，那么合作相对而言就没那么重要了，只要个体有保护色，藏在某个地方，别的动物就不容易发现了，即使很多盟友一起行动也是徒劳。再者，丛林中围猎策略的作用也大大减弱，因为地形环境太复杂了，这里是孤胆英雄的天下。因此，同样是大型猫科动物，老虎和狮子具有不同的生存策略，这其实跟他们所处的地域是不无关系的。
理解了这些，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人类这个最依赖于“合作”的物种，会多次从非洲演化出最先进的种群，并取代处于别的地域的人类。由于对抗演化的环境不一样，别的地域的人类应该都或多或少往着“个体能力”的方向演化，而“合作能力”也因此一定程度退化或者落后了。
其实非常类似地，海洋上层环境跟非洲大草原环境也有点类似，也是一马平川，一望无际。因此，海洋也是一个很需要团队合作的环境，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海洋的霸主也是合作度最高的动物——虎鲸和其它豚类。他们的围猎技术跟非洲大草原上的狮子也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是海洋生物很难承受大量消耗氧气的大脑，所以不容易进化出好善恶恶这种对大脑要求更高的机制。
如果没有非洲这个特殊的生态环境，催生了以群体竞争为主的生存竞争模式，可能地球的好善恶恶机制要出现得更晚，甚至可能出现不了。
大跃进
大跃进具有非凡的人类史意义，它甚至被一些史学家认为是人类与动物的分水岭。在此之前，人类与他的近亲黑猩猩在600万年前就已经分道扬镳；而直立行走可以追溯到350万年前的南方古猿（事实上，最新的发现现实沙赫人和图根原人显示了，直立行走的形成出现得更早）；190万年前的能人已经能够熟练使用石器；直立人也在160多万年前已经出现了；而脑容量比现代人大的尼安德特人也在40万年前就出现了；而解剖学上与今天的人类几乎无法区别的现代智人也在17万年前就出现在非洲了。但直到四五万年前，人类在地球上依然是一个很不起眼的物种，甚至就像他的各种祖先和旁支那样，经常还经受着灭绝的危险。
因此，人类在大跃进之前，其实影响力还很小，更谈不上称霸地球。这时候人类发生了一次被称之为大跃进的全球性运动，大跃进之后非常短的时间里面，出现了语言、文字、壁画等文明标志。智人也从非洲走向了全世界，并成为了各个地域的“统治者”。
《第三种猩猩》的作者认为，“从大跃进的那一刻起，我们就真正成为了人类了。那一刻之后，不出几万年，我们便驯化动物、发展农业与冶金技术，并发明了文字。那时只消再进一小步，人类便创造出了一连串代表文明高峰的里程碑，拉开了其他动物与人类之间难以逾越的鸿沟。例如达芬奇的《蒙娜丽莎》 1503/1506）、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 （1804）、巴黎的艾菲尔铁塔 （ 1889）、德国达科集中营的犹太人焚化炉、盟军轰炸德雷斯登（德国来比锡附近的文化、工业中心）。”
“大跃进”的证据，在法国和西班牙最明显，大概是在 4万年前，也就是最后一次冰期晚期。先前是尼安德特人的地方，这时形态与我们完全一样的现代人出现了。最早的现代人，我们有时称他们为克罗马农人，因为 1866年在法国西南的克罗马侬首度发现最早的现代人化石（有些说法说克罗马农人不是现代智人，应该属于误传，现在偏向于不叫他们为克罗马农人了，而是都统称为现代智人）。
大跃进时期的人类
最近的研究表明，现代智人在6万年到4万年前占据了萨胡尔大陆，大约在3万年前占据了冰川期的俄罗斯，而来自西伯利亚的移民肯定在1.3万年前甚至更早就占据了美洲。随着人类的扩张，他们首次开始对生物圈产生重大影响：用火来改变自然风貌，大量捕猎更新世大型动物，乃至使之灭绝。到最后的冰川期结束时，人类占据了除太平洋诸岛屿以外世界上所有可以居住的地方。他们同时也使尼安德特人走向了灭绝。
长期以来，科学家们一直在争论气候变化和人类的过度捕猎对这些灭绝现象哪个更为重要。二者可能都起了作用，但当我们开始更加准确地确定这些物种灭绝的时间时，证据便增加了：新殖民的地区如西伯利亚、澳大利亚和美洲的主要物种灭绝，与人类的到来在时间上相一致。这些都是物种灭绝情况最严峻的地方。澳大利亚和美洲可能丧失了70%——80%的体重在44千克以上的哺乳动物；在欧洲，大约40%的大型动物消失了，而在非洲仅有大约14%。而在最近时期，在太平洋群岛等地的物种也特别容易受到伤害，那里的动物此前没有和人类打交道的经验。目前还没有发现任何迹象表明，在此之前的更新世气候发生迅速变化的时期发生过同样迅速的物种灭绝，这个事实也支持了人类活动与物种灭绝有关的主张。
我们来具体来看一下，那些活跃在人类称霸地球之前的大型动物们是什么时候灭绝的。
北美，时间1.2万-1.1万年前之间，拟驼、泰坦驼、北美洲的大羊驼、罕角驼鹿、灌木牛及林地麝牛、巨河狸、北美洲的高鼻羚羊、畸鸟、泰坦鸟、平克尼豚鼠、地懒中的旱地地懒 、孽子兽、巨爪地懒、副磨齿兽、雕甲兽等北美雕齿兽科、潘帕兽科、巨型短面熊、佛罗里达眼镜熊、刃齿虎、锯齿虎、美洲拟狮、北美猎豹、恐狼、哥伦比亚猛犸象、美洲乳齿象、古风野牛、古貒属及平头猪等灭绝。
大跃进时期，人类仿佛从无名小卒，一跃成为地球的主人，在地球的各个大陆上纵横驰骋，迅速击败各路古老的霸主， 未逢敌手。帮助人类祖先完成大跃进的，究竟是什么？这是个考古学上的迷，学者对谜底没有共识。在化石骨骼上，我们没找到线索。那也许只涉及 0 .1%的 DNA。是哪些微小的基因变化可以造成那么巨大的后果呢？
大跃进原因的猜想
我认为大跃进的主要原因可能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由于人类的武器制作技术更加专业和技术革新，提升了他们的狩猎效率。另外的一个，可能是更重要的方面，就是好善恶恶的机制已经渐趋成熟，人类之间的合作纽带已经相当牢固，使人类共同体的合作规模大大增加到几十，甚至几百上千人的部落规模。当我们的大群体合作已然成为进化稳定策略的时候，作为人类这个物种的春天已致。这样的规模使得人类狩猎获得了很多新策略，比如围猎（事实上，从展现克罗马农人狩猎文化的壁画中，就能大量看到群体狩猎的场面），如果没有更高的合作度和语言交流能力，甚至还需要一定的牺牲和利他精神，小型动物围猎大型动物是很难成功的。在规模存在显著优势的情况下，人类战胜大型动物可以使用车轮战，可以使用人海战术，无论哪种方式，数量占据绝对优势的人类，只要掌握了互相协作的技巧和付出适当的勇气，再配合合适的武器，那么对付这些大型动物都可以相当轻松。
我相信这个时期的人类已经演化出一定的“秩序意识”，比如如何有秩序地协作战斗，如何做到责权对等，如何有秩序地分配战利品。所有这些流程都需要好善恶恶的机制来维系，否则很容易出现劣币淘汰的良币的情况，导致共同体濒临瓦解。有了这种合作度，人类便敢于挑战，从未有别的群猎动物敢于染指的大型哺乳动物——这是当时的一个巨大的蓝海市场，面对这些顶级猎食者(或者顶级防守者)，除了人类，估计没有什么别的动物愿意去招惹它们。而人类正是通过迅速占领这个蓝海市场取得了爆发式的发展的。
更进一步，大型合作群体更有利于专业分工的形成。不排除会催生出专职制作石器的人，而采集和狩猎，则可以由另外一些专职的人来组织进行，安全方面应该也无需每个人自顾自，而是采取轮流守夜或者专人守夜的方式，无论哪种方式都巨大地提升了群体竞争力，假如他们穷尽一生的大部分时间用于研制石器，那么他们肯定比业余制作者有多得多的创新和发明的机会。在这些复杂的分工流程中，夺利主义、搭便车主义可以在每个环节出现，如果没有好善恶恶的赏罚机制的保护，这个流程随时都会濒临逆淘汰和崩溃。
总结来说，大跃进的原因很可能是以下几点的合力：工具越来越先进、分工合作更加紧密更加专业化、人类共同体的合作规模越来越大。而这些确实不会明确反映在人类的解剖学等硬件特征上。因为它们属于人类软件的换代升级。
尼安德特人落败可能的原因
伴随着大跃进的前奏，人类是首先击败了他们的有力竞争对手——尼安德特人。这里也从对抗演化的角度简要分析一下其中的原因。
研究表明，尼安德特人的大脑容量虽然比智人更大，但他们的结构却不相同。荻原直道和同事们认为，尼安德特人的枕叶比早期智人更大。“枕叶是视觉处理中心。”荻原直道解释说，“尼安德特人可能需要较大的枕叶来弥补欧洲较弱的光线环境”。
他们发现，尼安德特人和早期智人的大脑形态有着显著差异，比如早期智人的小脑更大。而小脑与语言理解和生成能力、工作记忆以及认知灵活性有关，因此他们认为，早期智人在这些能力方面要强于尼安德特人。
实际上，他们将人类大脑的统计模型建立在虚拟的尼安德特人头骨中，他们发现在尼安德特人灭绝之前，早期的智人的小脑部分相对较大，但大脑中的枕叶区比尼安德特人小。
由于小脑体积与认知灵活性，语言处理和工作记忆能力等有关，科学家认为较大的小脑半球可以帮助人类更好地生存并适应危险的世界，而尼安德特人则不具备这方面的优势。
表面上看，个体视力带来的生存优势肯定要大于语言。视力好的人会比视力差的人能捕获更多的猎物，也能采集到更多的食物，打斗中也具有优势。但造物主此时又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的选择，他选择了视力更差，肌肉更弱，大脑更小，只有小脑发育更好的早期人类。
这是为什么呢，我们不妨来猜测一下，人类在生物界立足的根本是群体合作，而不是个体能力，而合作的群体越大，合作度越高，那么群体的竞争优势也就越大。如何才能进一步增加合作群体人数和提升群体合作度呢，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怎么剔除那些在大群体里面夺利的和搭便车的个体，这就要求在一个更大范围里面贯彻赏善罚恶的机制。这就要求智人有更强的语言交流能力了，因为大的群体里面你不可能跟每个人朝夕相对，你只能通过跟其他人的交流来评估其他人的善恶是非。这正是发达小脑所提供的优势。进化过程中的小脑体积占人脑的10％，但含有大约50％的神经元。长期以来，大脑的这一非常重要的区域一直与身体活动（如站立和呼吸）有关，但最近的研究表明它对塑造有意识的人类行为也很重要。小脑体积与语言处理和工作记忆能力有关系。
智人正是在这种家长里短的交谈中，了解一个大群体的每个个体的合作程度，最终奖励合作者，惩罚夺利者，通过交流，好善恶恶机制得以在一个更大的群体中实施。最终塑造出比尼安德特人规模更大、合作度更高的群体，至此，也就不难理解最终智人取胜的原因了。
发达的小脑让智人的好善恶恶机制上获得了质的突破，让智人的高度合作群体规模又上升了一个层次，早期智人群体规模还比较小，一般只有三十到五十人。他们的主要食物来源应该还是采集所得。但现代智人则不同，他们已经可以组织大规模的狩猎活动，直接挑战剑齿象、猛犸等大型哺乳动物。他们开创了空前绝后的狩猎者艺术。这已经可以说明现代智人已经进化出高度合作的群体。而与此相对比的证据是，尼安德特人单体能力在现代智人之上，但他们在狩猎方面的成就与现代智人相去甚远。
新石器时代
伴随着人类的大跃进时期的结束，人类的足迹遍布地球，旧石器时代也接近了尾声。接下来的时代，人们称之为新石器时代（neolithic）。新石器时代大约从一万多年前开始（大约12,000年前，地球结束了最后一个冰河时代），结束时间约距今5000多年至2000多年不等。新石器时代这一名称是英国考古学家卢伯克于1865年首先提出的，这个时代在地质年代上已进入全新世，继旧石器时代之后，或经过中石器时代的过渡而发展起来，属于石器时代的后期。
新石器时代和晚期智人出走非洲散布到全世界的过程有密切关系，晚期智人走出非洲之后石器的制作和早期智人差异很大，不再是数百万年以来一直未变过的简单打制切割用途，诞生了一系列种类繁多制作工艺和使用目的巨大的变化的新种类石器。
考古出土的陶器、青铜、铁器、玉器、炭化纺织品残片和水稻硅质体等等文化遗存表明，几千年前古人的冶铸技术、农业、制陶、纺织业等等相当发达。青铜、铁器为金属品，遗存几千年的较少；陶器、玉器可存时间长，出土的遗存较多。
土耳其南部Çatalhöyük的考古遗址是保存最完好的新石器时代定居点之一。对Çatalhöyük的研究使研究人员更好地了解了从狩猎和采集的游牧生活到农业生活方式的过渡。
考古学家已经在拥有9500年历史的Çatalhöyük发掘了十多个泥砖房。他们估计一次可能有多达8000人居住在这里。房屋非常紧密地排成一排，居民不得不通过屋顶的孔进入房屋。
Çatalhöyük的居民似乎很珍视艺术和精神。他们把死者埋在房屋的地板下。房屋的墙壁上覆盖着狩猎男子，牛和女神的壁画。
最早的农业证据来自Tell Abu Hureyra的考古遗址，Tell Abu Hureyra是现代叙利亚幼发拉底河沿岸的一个小村庄。该村庄的居住地大约在公元前11,500年至7,000年。他们在公元前9700年左右开始收获野生谷物。在现场发现了几种大型的用于磨谷的石材工具。
新石器时代，中国的原始农业和畜牧业获得初步发展。新石器时代中期距今约7500～5000年，可分为前后两期。河姆渡文化、龙虬文化、北辛文化、半坡文化、前大溪文化为代表，后期以仰韶文化、马家浜文化、大汶口文化为代表。磨制石器种类丰富，制作精美，制陶技术显著进步，出现慢轮修整口沿的技术，农业和畜牧业获得高度发展，长江流域已进入到灌溉农业阶段，而且猪已经成为一种主要家畜。人口聚落不断增多扩大，开始出现一些中心聚落和大规模的公共墓地，反映出社会组织向心凝聚平等的特点。
农耕文明出现
有的学者特别强调农业起源的意义，认为它才是新石器时代的主要特征，或者说是新石器时代革命的主要内容。世界各地这一时代的发展道路很不相同。有的地方在农业产生后的很长一段时期里没有陶器，因而被称为前陶新石器时代或无陶新石器时代；有的地方在1万多年以前就已出现陶器，却迟迟没有农业的痕迹，甚至磨制石器也很不发达。所以并不是3个特征齐备才能称新石器时代。但农耕文明的出现对人类社会具有革命性的意义。
澳大利亚考古学家V. Gordon Childe于1935年创造了“新石器时代的革命”一词，以描述人类开始种植植物，繁殖动物以供食物和形成永久定居点的重大而重要的变革时期。事实上，地球上最古老而闻名的人类文明，都是典型的农耕文明。当然了，农耕文明有另一些说法，那就是灌溉文明或大河文明（River Civilization）。世界上最古老的人类文明，苏美尔文明（包括后来的古巴比伦）、古埃及文明、古印度文明、古华夏文明，分别孕育于两河流域、尼罗河流域、印度河流域、黄河流域。
大河文明诞生于大江大河流域，这些区域灌溉水源充足，地势平坦，土地相对肥沃，气候温和，适宜人类生存，利于农作物培植和生长，能够满足人们生存的基本需要，故农业往往很发达。大河文明以农耕经济为基本形态，对自然环境的依赖性较强。古代北非和亚洲的大河流域，沃野千里，灌溉便利，独特的农耕环境为人类的生存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古代居民很早便在这些地区产生劳动分工，繁衍生息，所以大河流域成为人类文明的发源地。
大河文明除了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它其实在对抗演化的过程中还扮演着里程碑式的作用——让人类群体更加集中化，它对人类合作机制提出了全新的要求，律法等依赖于公权力的“善择”机制开始孕育形成。
最早的农耕文明
由美国南密索齐苏托大学、波兰科学院物质文化研究所和埃及地理调查局三家联合组成的考古调查团,于1982年在南埃及尼罗河流域进行田野考古调查时,发现了迄今所知的世界最早的农耕文化遗址。遗址座落于南埃及阿斯旺附近的瓦迪·库巴尼亚的干涸山涧中，共发现地点六处，时代均属旧石器时代晚期(约距今17000——18300年)。遗址堆积有化石和砂丘层，这是尼罗河泛滥平原所特具的两种堆积层。相对于采集部族十平方千米才能养活一个人，早期农耕文明在同样面积内可以养活50到100人。
最早真正务农的村庄出现在大约距今10500年前的西南亚洲。位于今土耳其和叙利亚边界的阿布胡赖拉（Abu Hureyra）村庄表明这种变迁的发生是何等迅速。在距今大约10500年的时候，当地建造了一座村庄；其窖屋有芦苇屋顶，木头墙壁。居住在窖屋里的人食用谷物，但是也捕猎鹿。每年春天，鹿都会定期到来，大量被杀，鹿肉被储存起来。因此这些共同体既储存肉类也储存谷物。他们精心种植某些谷物，也许还圈养一些野鹿。农业和牲畜在大约距今10500年以后迅速得到发展。这个村庄的人口增长到了大约300—400人。
由于农耕和灌溉技术的发展，相对于采集狩猎文明的共同体规模。前者有了长足的发展。除了规模扩大，人口密度也出现爆发式增长，集约化的模式和生产分工的发展趋势，都越来越依赖于一套强大的、能维系人类合作关系、避免逆淘汰现象的机制。因此，农耕文明的道德体系应该也是这个时期通过“善择”机制慢慢建立起来的。
勤劳、勇敢、诚实、专业、匠心、创新等品格，应该就是这个时期不断被塑造出来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古老的农耕文明，在文明初期取得了超越时代的科学技术成就，也都创造了让后人惊叹的文明硕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