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文为《晚清留声机的传入——基于报刊的考察》，郝秉键著。摘自《南开史学（2022年第1期/总第33期）》，由江沛主编。
晚清留声机的传入
郝秉键
留声机是一种初级放音设备，其发明不仅改变了世界音乐文化的生态环境、生存方式，而且影响到近现代人类的社会生产生活方式。晚清时期，留声机既作为一门声学知识，又作为一种娱乐、教育器具传入中国。目前学术界虽然对其初始传入情况有所论述，但仍存在一些不足，如未能对报刊所载有关留声机文献予以专门系统的梳理，未能从声学角度深入探讨留声机知识的引入情况，等等。因此，本文拟基于晚清报刊对这一问题再行考察，由是或可进一步揭示留声机入华的历史细节，尤其是当时所传入的留声机知识状况以及报刊在科技传播中的作用。
声音转瞬即逝，存留声音是人类的梦想。1834年，有人在《自然奇迹》中断言：19世纪末，“唱机和讲话机必定可完全成功。”如其所言，这两项声学机器均得以于19世纪末发明出来。
留声机俗称“唱机”，是一种蓄音其内，他日可将其导出之声学器械。其发明可追溯于法国科学家斯科特（Leon Scott）于1857年所创“声波记振仪”（Phonautograph）。它虽然只能记录声波的“图像”而不能再现声音，但为留声机的诞生提供了灵感。1877年，美国科学家爱迪生（Thomas Alva Edison）发明出首台留声机，并借此录播了由其本人所唱美国儿歌：《玛丽有只小羊羔》。随后爱迪生创办“录话机公司”，计划进行商业化生产。《万国公报》载有爱迪生肖像。
这款留声机虽然性能欠佳，但于1878年已出现在英国。据时任驻英使臣郭嵩焘所言，是年5月20日，在出席伦敦某茶会时，与其翻译官张德彝不仅一同观瞧留声机的构造，而且目睹了爱迪生录播演示过程。就笔者所见，郭、张二氏可能是最早接触留声机的华人。观摩结束后，郭嵩焘于日记内详记其器，赞其为“神技”。嗣后，又有若干外交人员先后在欧洲见到留声机。例如：1878年，驻法公使翻译马建忠在巴黎“炫奇会”（世博会）上看到“电报印声”机（留声机）。1879年4月～5月间，驻外使臣曾纪泽在英国也先后两次看到“传声机器”。1879年12月，驻德参赞徐建寅在柏林参观“格致院”时，目睹一种名为“记声器”（留声机）的“神器”，一人对其声管言语，其声则可“句句传出，且能酷肖原音”。
上述诸人虽然率先见到留声机，但其所见当时仅存于日记或书信内，未揭橥于书刊上，故未能鼓荡国人的听闻，留声机之真正入华是在10年之后。
留声机发明伊始，虽然奇巧，但不甚灵便，徒为“游戏玩物”。后经不断改进，在1887年前后步入商用阶段。资料显示，留声机至迟于1889年进入中国，其时上海丰泰洋行内即置一台蜡筒式留声机，以备顾客观览，其外观与内形如图1和图2。
图1 留声机外观
图2 留声机内形
留声机的发明和传入，很快引起媒体的关注，一些上海报刊不失时机地予以报道。最先介绍留声机者当为在华创办的外文期刊，如《北华捷报》及《字林西报》于1878年即载有留声机方面之文献，唯因其受众主要为外国侨民，影响力有限，姑且暂置不论，留待日后专门探讨。就笔者所见，《画图新报》为最先介绍留声机的中文期刊。1889年，该刊图说了爱迪生留声机，大略曰：留声机西名“福拿搿拉夫”（phonograph），其外形如图3。无论唱歌还是吹叫，其器皆能收录并还原其声。爱迪生已将其送达英国“格致会”以供观听，所存歌声、乐声、笑声、狗吠声、锤铁声以及爱迪生之声等声音皆可得闻。
图3 爱迪生留声机
1890年，《格致汇编》亦有文叙说爱迪生留声机，其作者为英国传教士傅兰雅。据其所言，他曾在美国考察爱迪生“录话机公司”，并亲身体验其录放音过程：首先对管分别言说英语、华语数句，然后将其置于机器内，旋即听得回放之语，与原声“毫无差误”。复请人对机吹弹各种乐器，“各音俱为此器收而记之，回发无差。又对之咳嗽、打嚏、大笑，各声亦为此器收记回应”。同年，《申报》刊发《留声机器题名记》，言称此器系由爱迪生依照电话原理而发明，无论何人所说何语均可存储其中，他日回放，“宛然在耳”。上海丰泰洋行有此器出售，“中国尚无以名之，余为定其名曰：留声机器”。
同年，《飞影阁画报》以《謦欬常存》为题图示了上海味莼园演示留声机的场面，其情可参见图4。配文有曰：美国人爱迪生所创“记声器”，不但可以传声，而且能将所传之语收存器中，送达他处，虽远及数万里之外，“伏而听之，无异面谈”。闻听之后，其声依然存留，即便“传至数十百年，永不走泄”。至若歌曲管弦等声，亦无不可以收存。图中最高者为胸中藏有留声机的蜡人。
图4 謦欬常存
1891年，《格致汇编》再次刊文介绍留声机，言称爱迪生思维缜密，其所发明之记声器、电气灯、德律风（电话机）等皆为前人“意想未及而别开生面者”。1897年，《新闻报》亦有文道及留声机，略曰：爱迪生所制留声机，不论何人言说何语，一经录入声筒之内，虽然历年久远，一旦开机播放，其声音低昂依旧了然可辨，“即若人之口气，亦复厘然不淆”。同年，《知新报》亦报道这一发明，言将此器与德律风或电线机相连，可“将其所传之言登记无讹”。
留声机为新生事物，到底以何种名称将其译介于国人，自然是时人必须面对的问题。史料显示，在引介留声机的过程中，国人对留声机之对应外文词“gramophone”或“phonograph”有“传声机器”“电报印声”“记声器”“留声机器”“唱戏机器”“留声唱机”“唱机”“留声机”等多种译词，葛涛对此有所说明，兹不赘述。就笔者所见，从报刊文献看，作为留声机全称的“留声机器”首先出现1890年《申报》所载《留声机器题名记》中，其后“留声机器”“留声机”“留声器”以及“唱戏机器”等词并行出现于报刊中。
总之，借报刊之宣传报道，留声机已于19世纪末逐渐进入大众视野，成为重要科技新闻，让国人知晓其由来，知晓声音由此可以记存下来。
留声机之基本功能是存储和传播声音。这一“神器”到底是如何研制而出的？其基本构造和工作原理到底怎样？其技术又曾经历哪些演变？晚清民众可以说不甚了了。因此，晚清报刊不厌其烦地予以介绍。
依爱迪生所云，其发明留声机的灵感得自电话机膜片之震动。在研发电话机过程中，他发现当其利用钢针测试电话机膜片振幅时，钢针总是随着语调的低昂而产生相应的高低颤动。由是他联想道：既然语音能够震颤钢针，那么可否通过钢针的震颤而还原出语音呢？循着这一思路，他最终发明出留声机。《知新报》述及这一发明缘起：
留声机器一物，奇妙之极，至其何以考出，请述爱逮森之言相告：一日吾歌于德律风圆铗片之前，偶觉吾声音之震动，致令其针嘴震动于指上，遂引吾思索一回，倘吾能用法记录针嘴之动静，后复电动其针嘴，如不能再显言语者，吾不信也。吾即取电线纸试之，果现音痕，吾大叫曰：虾路虾路。纸带行过之后，即成音痕。乃将纸带如前再拖过，则微闻其声，亦云虾路虾路。
因蓄音器为圆筒，爱迪生所创留声机又称圆筒式留声机。其基本工作原理如下：先将声波能量转换为唱针的震动；次将由唱针震动而成的波形刻录于蓄音筒（唱筒）上；再使唱针沿着已刻在唱筒上的波痕运行；终则将唱筒上的波痕还原成声。《东方杂志》述及这一原理，略曰：
留声机之所以能够留声，其理有二：首先，它能通过缓急不一的声波驱动唱针在唱筒上划出无数深浅不一的小“凹凸”；其次，再以唱针作为划具，循着已刻录在唱筒上的“凹凸”线路滑动，随即还原出声，“与原声逼似”。
《汇报·科学杂志》也述及筒式留声机工作原理，略谓其收放音程序是，先对话筒发声，声浪即引发内置膜片的颤动；膜片颤动又引发与其相接的唱针的震颤，唱针震颤便在旋转的蜡筒上划成无数深浅不一的纹槽。另取一唱针，转动蜡筒，其针“自循原槽而徐徐动荡，令薄膜自然发声，与原声丝毫无异”。《师范讲义》有文图解留声机之理，略曰：其机上置喇叭，录音时需面向喇叭口发声，由是引动唱针震颤，在蜡筒表面刻下凹凸之痕；欲导出所录之音，需使唱针出入凹凸线中，由是引发与唱筒相接之膜片振动，发出“与前相等之音”。
圆筒式留声机主要由轮轴、唱筒、唱针、话筒等部件构成，其中唱筒、唱针最为关键。唱筒初为锡筒，后因其不耐磨损，改为蜡筒。蜡筒不仅噪音小，亦可多次反复刻录。唱针初以钢制，后易为蓝宝石，降低了摩擦力。《画图新报》图示并解说了圆筒式留声机的基本构造。依其所言，图5中第一图内，甲至乙为滚轮，外包以锡箔，内装轮轴。丙为尖底话筒，倒装于乙字处，可对筒口言谈。第二图内，甲为滚轮，戊为锡箔，丙为铁皮，丁为唱针。“言谈时，口中之气，激动铁皮，铁皮动，则丁之针亦动，凿于锡箔内，压成孔，每说一句，须摇一转。……所发之声在锡箔上做孔，则孔能自还其声。”《师范讲义》亦详解了圆筒式留声机的结构以及录放音原理，其内容与《画图新报》所述略同，有曰：唱针划过之蜡筒，其“外观只见无数螺纹线，若以大力显微镜观之，则纹有深浅疏密之不同。蜡筒无还原性，故刻于其上之深浅纹，久不磨灭，若欲导出其所留之声”，则需另置一针于蜡筒上，“摇轮则针随纹之深浅而震动，铁片随之，空气感之而振动，即发与前相同之音，惟音节虽清，而力则微弱，若为人声，则其声可辩”。
图5 筒式留声机的构造
留声机的录播，最初采取手动方式，后则改为电动。《申报》有文报道西人阿尔生在上海张园演示留声机情形，其中述及电动蜡筒式留声机的构造及录放流程：
机器繁密，不可以枚举，其要在于一筒。筒以蜡为之，套于铜管之上。架机于管上，将电桶一拨，机尾有如盘之物，旋转不止，殆即钟表上之所谓摆。此物一动，机转管旋。管上之机有小圆器二，其一有玻璃一片，小刀一具。随机而动，则蜡筒上即刀勒成痕。外用一喇叭，口接以软管，人对其口言之、歌之，则其声皆传于蜡筒之上。大都声高而重，则筒上之痕深，声低而轻，则筒上之痕浅。声既传入，则去喇叭口而易以另一皮管，机上之小圆器亦易一无刀者。管之端歧而为二，着玻璃小管于其上，以置于听者之耳。动其机即听之，了了可辨，不但字句清楚，即口气亦复厘然不淆。
无论是锡制唱筒还是蜡制唱筒，其弊皆在于无法大量复制，易于磨损。1887年，德国发明家伯利纳（Emil Berliner）新创唱盘式留声机（Gramophone）。顾名思义，这种留声机的录播媒介不再是唱筒而是唱盘。唱盘为扁圆形涂蜡锌版，其优点是易于携带、复制。1891年，伯利纳又推陈出新，以唱片取代锌版作为录播媒介。唱片以虫胶为原料制成，较之锌板不仅轻便，而且可以大量复制，声讯亦更加稳定，从而为商业化生产提供了可能。因唱盘和唱片皆呈平板状，故这款留声机又被称作平面式留声机。
对于平面式留声机的发明情况，《知新报》有文予以比较详细的介绍，其中不仅指出圆筒式留声机与平面式留声机的性能差异，而且阐述了后者的机理和构造，并论及伯利纳对唱盘、唱片、唱针、轮轴等留声机部件的改进情况，有曰：这款留声机体积轻小，便于携带，其声音极其清亮，闻者莫不误以为真有人放声朗语。自是留声机才真正以新型产业面目走向社会，逐步成为民众喜闻乐见的科技消费品。
到了20世纪初，留声机制作技术进一步改进。时人云：“留声机器，旧用针摩擦于戏片上者，今则易为软物，而益之以新发明之金刚针，用一不啻抵万，能使戏片经久不坏，而其片亦今胜于昔，两面可唱。其于机动发声时，较之舞台唱音，更为洪亮，是亦留声机器之进步也。”这里论及当时留声机的两大技术进步：一是唱针改进为不易磨损的“金刚针”；二是唱片由原来的单面播放改为双面播放。
在传统认知世界里，其可存留于世者需有形质，无质而又无形之物绝无存留之法。留声机的妙处就在于能够将“声音”这种无质无形、无影无踪的东西存储下来，以供来日聆听。因此，晚清报刊在阐述留声机的原理和构造时，又一再盛赞其存储功能。《画图新报》《格致汇编》有文分别言及其储音性能：
各种新奇之物中，以此器为最奇。因能将有名之人，所讲之事，所唱之曲，传至别处，只将锡箔带去，安放架上，随时摇之，可听其声，如睹其面也。又能将大礼拜堂礼拜之事，带至家中，摇之则钟声、琴声、祈祷声、讲书声、大众诵诗声，与亲至堂中者无二焉。更有祖父等遗嘱，亦可于亲友前，使大众闻之，且不第一次闻之，亦可摇数次焉。
此器不但为取乐开心之用，将来能记人言语而发复声，可省书写之烦。如名人善言好语，传流后世，千载之下，得闻其声，不啻亲见颜色；或将方家音乐、歌曲记存音调，后之学者使复发声，宛如面听其奏。是此器不独为千古之奇闻，亦实为记载之妙简。
由于留声机具备存储声音的性能，故有西人设立专门的“录音室”来存留“名人之声”，以供后人品味。《汇报·科学杂志》即载有如是新闻：
自声学发明，而播音留声相传愈广，或用蜡片，或用蜡筒，其妙不可思议。向来体制之家，书室之中缥缃万卷，今复添置声室，如世家之有书房，所以备上等宾听赏也。刻下法国巴黎风俗，凡博学之士、衣食丰余，辄备蜡片，邀请著名之人到家演说，或陈学术，或引格言，或作诙谐，或留歌唱，以备后人玩索，闻声而知其人。故室中音具纷陈，如入山阴道上。风气如此，耳界眼界为之一新。
首先，它催生出新的“听戏”方式。购置唱机一具，再备唱片若干，足不出户即可欣赏京调、昆腔、徽曲、时调，既免戏院听戏之劳烦，又可随心所欲，自由选择，得享“闭户聆歌，独自逍遥”之乐，革新了居家娱乐形式，带给人们生活乐趣，也推动了本土音乐文化的转型，拓展了音乐娱乐需求的时空。
其次，它革新了教育、通讯和宣传方式，给大众活动提供了诸多便利。《知新报》消息云：留声机可“以一人教多人”，堪称“极实用”之学习工具。美国有人即利用其学习菲律宾方言。《北清烟报》消息曰：为了改良农业，广东某府利用留声机讲解农学新知识，“招人听受，任人笔记”。《时报附刊之画报》有画显示留声机授课场景。《万国公报》和《教育世界》则分别报道了西方开展留声机教学信息：
西国大书院有专习各国方言者，必延聘能各国言语之教习。近日留声机通行，凡教习所讲，可置于留声机中，即以此机发卖，便成一极善之教习也。且借此作教习，听者一次未明，可以再讲数次，并不觉其劳苦矣。
美国教育杂志言有教育家某新得一法，借留声器课生徒以外国语。先取外国名人文字，蓄音于机中，迨机动音发，令生徒听而录之，则虽往复数四，不觉疲劳，且能体其音节之抑扬，而了悟意义。若一时教习难得，又可购此种留声器，归而学之，洵一便且善之法也。
《顺天时报》载有利用留声机学习英语、德语和法语的广告，言称用此“学语匣子”学习语言，“最觉简便愉快，恰如聘请洋师，真称奇绝妙。苟有志于学语者，座右必须之珍器也”。《格致新报》刊登了西人利用留声机“学戏”的消息，略曰：有歌女兰高于“纽约省专以音乐教授生徒，有才徒数辈，亦善讴歌。近有黄其满者，善于试用传声机器，令该生徒遵己之法，唱曲于传声机器之上，由兰高携至德京伯林城，意欲传其音至德国，俾德人亦得而取其法。初不意德人竟借该二生传音之力，于逢场作戏之间，皆能宗此腔调，是以此项传声蜡管，一时争相购置云”。《竞业旬报》更载有英国政党利用留声机进行竞职演说的信息：
英国政党以演说易招反对，而且烦难，创得一新法留声器。先选演说稿数十篇，朗诵于器中，派人四出演说，即以此代。如于山区则言山林利弊，海港则言渔业，平原论农业，市区论工商，随地而易。现在外部已咨到鄂省，谓此器已由伦敦运至上海，可否试用云。
《并州官报》在述及湖北商用演说时亦报道这一信息，并谓“鄂省可否试用，请自斟酌”。
留声机问世之前，明信片是以图文形式传递信息的；此后则有人利用留声技术发明了语音明信片，借此可以更为真切、直观地表达喜怒哀乐。《北洋学报》述及这一情况曰：“欧洲近有一种蓄音信片，风行颇广。……其法用蓄音机之平圆板制成信片，每片可说进七八十语。其说进器械及听音器械，颇为轻便，而又能随处携带，虽不通文字之儿童，亦可互传秘密之言语，而外人无从窃听。其信片之面，绘画精工，亦复璀璨夺目。”《东方杂志》也道及这一情形：
近有人新创一法，将纸片约如邮局明信片之大者，涂以留声蜡，置于留声机器之针处，言所欲言，使划成与所言相当之凹凸痕迹。既毕，取出缄固，随意邮递亲友。接函者启而置于机中，将针照划原痕，则原声自出，而万里晤谈，宛如促膝矣。
值得一提的是，晚清报刊在介绍留声的功用时，还注意到留声机在教育上的利害关系。如《教育杂志》有文道及欧美教育家的认识分歧，其中指出法国人多谓留声机于“供人娱乐外无甚效益”，特别是在儿童语言教育方面，“留声器发一种滑稽之音”，与教师所发“音声之恶者无殊”，有害于儿童之声音之发达。但也有人认为，“留声器实有益教法，故宁以用之为宜”。
总而言之，随着制作技术的不断改进，留声机逐渐超越“玩意儿”形态，演化为一种具有记录、娱乐、普教等多功能的传播工具。自是而后，“一切无质无形、无影无踪、来去匆匆之天籁、地籁、人籁，一切或强或弱、或长或短之声音，都可录之一瞬，存之永久”。晚清为科技启蒙期，对于西方传来的科技产品，一般民众因不解其理，常持“疑惧”态度，甚或视之为“妖术”。上述以“新闻”面目出现的留声机知识虽然浅显，但让国人晓得了“留声机到底是什么玩意儿”和留声机有什么功用。报刊之于科技启蒙的作用，于此可见。国人在欣赏这一“游戏”器具时，亦渐悟“游戏”也是一种产业，“游戏”背后有科技存焉：
凡一国民人，可于游戏事业上研究其进步，其国用必充裕，人民必高尚，行有余力，而后注重于行乐之事……余尝谓行乐以节其劳，嬉游以舒其气。西人行乐，往往能于行乐中寓学问，寓经济，寓教育，寓见识，是名虽游戏，其实游戏乃一种旁通侧击，羽翼名教之科学也。
留声机的问世实现了人力记录、保存并传递声音的梦想，也催生了唱片业的产生。这一新发明于19世纪90年代率先输入以上海为首的中国口岸城市，逐渐使声音成为国人一种可消费物。
晚清所售留声机主要有“仙孩”“坐狗”“马蹄”和“京鸡”等品牌，四者分别为英国留声机公司、胜利讲谈机公司、哥伦比亚唱机公司和百代留声机公司的商标。据考证，晚清最早的中文唱片或系德国贝卡（Beka）公司于1896年录制的由鑫福班演唱的《空城计》，或系美国伯林纳留声机公司于1899年灌制的两首唱片，或系美国哥伦比亚唱机公司于19世纪末灌制的粤剧《百里奚会妻》。这些认识虽然不一，但可以确定中文唱片的批量灌制始于20世纪初。例如：1903年，英国留声机公司委员先后在沪、港灌制一批官话、粤语唱片；1904年，胜利讲谈机公司在沪灌录多种京戏唱片，1907年，百代留声机公司在京灌制一批由数十位京剧名伶演唱的唱片。
晚清报刊虽乏留声机在华营业状况资料，但扮演了营销“广告”角色。为了抢占市场，各洋行竞相刊发销售广告，言辞极尽夸张。或称其货一应俱全，声音响亮，调曲高雅，“比众大不相同，而且不碎不坏，可称盖世无有”；或称其货为独家经营，声音高亮，举世无双；或称其货精益求精，无美不备，可称“全地球上第一等好货”；或称其机“所唱之声比台上更觉响亮数倍”，戏片两面可唱，坚固耐用；或称其货物美价廉，风行全球，“为世界所欢迎”；或称其机可永远包用，唱片可双面使用，为“寰球第一之唱机”；或称其唱片轻便坚固、经久耐用，声音、曲调、式样、质地美不胜述，“久为社会欢迎”；或称其货“畅销全球，遐迩驰名，所有文武京腔大小曲调皆请中外名角演唱，声调佳妙，无出其右”；或称其机“发音针乃系最新式、最改良，备极美善之制……每针一枝，可连响蜡板十块，毋庸更换，且疾徐中节，大不逾宫，细不逾羽，无粘挂蜡板之弊”。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广告信息显示，各洋行所售唱片多由京、津、沪、港等地名伶会唱，举凡“京调、梆子、昆腔、滩簧、时调、小曲洋操、嬉笑各色俱全”。图6、图7为谋得利洋行在《申报》上刊发的仙孩牌和坐狗牌留声机销售广告；图8为罗办臣洋琴行在《万国商业月报》所刊发的坐狗牌留声机广告。如是形形色色的广告，一定程度说明留声机在华市场逐步打开。
通过上述文献梳理，大略可以看到作为声学知识和教育、娱乐、通信工具的留声机在华传播的轨迹。借此话题，再对报刊在科技传播中的作用做进一步申论。梁启超曰：学堂、报章、演说乃“传播文明三利器”。演说在晚清未成气候，新式学堂的大规模兴建又迟至清末，相较而言报章在西学东渐中充当了更为重要的媒介。
首先，报刊以时效性见长，当时国际上一旦有重要科学发现和发明，报刊一般能够在较短时间内予以介绍和报道。如1876年，贝尔获得电话机发明专利，翌年《格致汇编》以“传声器”为题介绍了贝尔的生平及电话机的构造和原理。1895年年底，伦琴发现X射线；翌年《万国公报》即以“光学新奇”为题予以报道，而论及X光的著作《光学揭要》（赫士、朱葆琛译述）、《通物电光》（傅兰雅、王季烈译述）迟至1898年和1899年才分别由上海美华书馆、江南制造局出版。
其次，报刊以新闻性见长，其内容易于为众理解接受。有人说：晚清西学传播具有“新闻化”的特征。同理，晚清科技传播也具有“新闻化”特点；也就是说，科技知识首先是或主要是以“新闻”形式而非以“学术面目”走向民众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晚清“风气未开”，既缺乏专门科技人才以从事科技研究，又没有多少专业科技期刊以登载学术性成果，更没有多少能够读懂学术性科技文献的受众。于是当时的科技传播内容多为科技动态、科普知识和科技产品广告等，传播媒质则多为综合性报刊。这些散见于各种报刊中的科技“新闻”、科普知识虽然不成系统，知识程度又比较浅显，但传播既广且速，较之学术性文献更易为人理解接受。如上所述，晚清报刊已将留声机的发明由来、基本构造、制作原理及其社会功能等基础性知识以“新闻”形态和科普知识形态展现于读者面前，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人所掌握的留声机知识水平。
再次，报刊具有较广的影响范围。据不完全统计，晚清国内外出版的中文报刊不低于1753种。其发行情况虽无全面系统的统计数据，但就个别报刊而论亦可略见其一斑。如《中西闻见录》每月出版1期，每期刊印1000余份，主要发行于北京地区，天津、上海、杭州、九江等地亦有流传；所载科技文献“深受中国上层人士推崇”。《格致汇编》出版后，先后在国内设立代销点48处，成为“沿江、沿海中国人最喜欢的读物之一”。
因此，时人有“看报比读书还强”的体会。法国新闻工作者皮埃尔-路易·勒德雷尔（Pierre Louis Roederer）说：报纸与书本不同，它不是被动地等待读者寻觅，而是主动地走近读者，按期送来新的东西，“不但对一大群人产生影响，它比其他任何形式的书写都更有巨大的影响”。晚清时期，与社会转型同步，新式报刊日渐发展起来，成为介绍新知识、新观点的常态化工具。读报不仅成为一般士人“阅读实践的日常需要”，多为时论所鼓吹，而且渐为官员乃至朝廷所重视，产生了“开通民智，须阅报章”意识。例如：孙宝瑄曾上书李鸿章，建议于京都、各省设立报馆，“使凡天下略识字人，无贵无贱，皆可阅报”。山西巡抚曾“劝人看报”。据报道：慈禧太后“每令内伺将《顺天时报》《新闻报》及各种报纸购进宫中，随时阅看”。摄政王载沣注重阅报，曾命军机大臣密派若干司员分购京津汉沪等处报章，并由军机处派委专员，详细检阅，择要上闻。军机大臣张之洞亦喜阅报，无论何种报纸，均购置一份，并派人检阅。
可以确定，报刊在晚清已成为读者群体共享的“公共空间”。在这一空间里，报刊与受众之间可以互动交流，如《格致汇编》《格致新报》分别设立“互相问答”和“答问”栏目，用以解答读者疑问。《申报》还数次刊发《格致汇编》的读后感。通过披览报刊，读者自然可以获取包括留声机在内的新知识，进而得到某些新观念、新思想的洗礼，“既扩充了一己个体的知识疆域，带动了自身思想世界的变化”，调整变易了阅读致知的方向，也有助于引发“整体的思想变迁与知识转型”。
总而言之，晚清时期留声机不仅作为新知经由报刊在华传播开来，而且作为一项新的产业借报刊得以鼓动宣传，印证了报刊乃传播文明之利器的思想。在“风气未开”的晚清社会，留声机以其令人惊异的“科技面目”出现在国人面前，这种崭新的“声音”记存方式一定程度上革新了国人的听闻。时人在欣赏留声唱片之余，亦将由此而生的美感和赞叹形诸诗词中。《著作林》有诗盛赞这一发明曰：
紫石嶙峋四面空，忽然唱出大江东。
留声机器听云外，急板高歌遏洞中。
百啭莺喉闻呖呖，几番龟鼓乱蓬蓬。
从教严壑清冷奏，换羽移宫又不同。
云骨杈枒矗太空，经年石润响丁东。
谁携机器来山上，共听笙歌奏洞中。
音节自然成绝唱，盘旋无异转飞蓬。
留声空谷人何处，仿佛湘灵鼓瑟同。
留声机虽属“末技”，载于报刊中的相关知识亦浅显零散，但其引入或如时人赫德（Robert Hart）所言“犹如在腐朽外表上打补丁，会逐渐由表及里，形成新的生活方式；然后像酵母一样由内向外发酵，改变民众的秉性，进而导致整个中国的转变”。报刊则在留声机知识的传入中充当了重要津梁，发挥了理所当然的传播“新闻”的作用和扮演了科技启蒙的角色。
书籍简介
南开史学（2022年第1期/总第33期）
江沛 主编
2022年11月出版/118.00元
内容简介
《南开史学》由南开大学历史系创办，以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世界史为主，以考古学与文物研究为辅，以刊发原创性、前沿性论文为主，兼以书评和读史札记。本刊强调以“南开史学”为主要特色，突出“实学”的研究风格，以社会史和思想史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带动研究领域及题目的变革，具有鲜明的南开特点。本书为总第32期，设名家特稿、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世界史研究、文博研究五个栏目。
书籍目录
史学研究动态改革开放以来南开大学的中国生活史研究 常建华西方有关1917年俄国革命史研究的范式转向 王子晖
中国古代史研究论师訇、师酉诸器的年代 张靖康雍乾时期的道统与治统——以清帝和桐城士人为视角 金卫国
中国近代史研究晚清留声机的传入——基于报刊的考察 郝秉键电报技术与五四运动时期的意见表达 王东辛亥革命期间袁世凯的军事谋划及影响 丁健
美国史研究多重历史面相：美国早期医疗史研究趋势初探 丁见民学生民权组织与美国民权运动的激进化转向 栗小佳
文博研究秦代陵寝制度的相关问题简论 刘尊志关于陶瓷史中“青白花碗”称谓的探讨——兼论景德镇窑“青花”瓷称谓演变问题 余金保
Table of Contents & Abstracts《南开史学》稿约
想了解更多书籍详情及购买
请保存下图，打开淘宝
策划：张思莹
编辑：张思莹
审校：柳 杨
Notice: The content above (including the pictures and videos if any) is uploaded and posted by a user of NetEase Hao, which is a social media platform and only provides information storage servi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