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130年前，晚清北洋重臣袁保龄用生命为国家擘划海防，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而130年后，大连青年学者孙海鹏用笔墨为城市寻找英雄，还原历史警示后人。
孙海鹏，学者、作家，大连人，学过政法、哲学，修过中文，然而历史才是他的兴趣所在。自2006年任大连图书馆白云书院院长至今，陆续出版了《将船买酒白云边》《翼庐慵谭》《走过大连街》《连湾墨林记》等著作。
不得不承认，孙海鹏似乎有一种拨云见日的本领，他总能从浩如烟海的史料、千轴万卷的藏书中去发现、去探究、去还原一段栩栩如生的历史。近一年的时间，他把所有精力都投入到曾在旅顺工作过7年的晚清北洋重臣袁保龄身上，并为之写了一部填补了晚清史及北洋史研究空白的35万字的著作《袁保龄研究札记》。
8月18日，一场以“袁保龄与当代中国精神”为主题的公益讲座在大连市规划展览中心举行，主讲人就是孙海鹏。这是他从2018年11月开始，主讲的第9场关于袁保龄的公益讲座。
袁保龄是谁？他为何如此吸引孙海鹏？让我们一起借助孙海鹏的眼睛，去寻找、铭记袁保龄这位被历史的尘埃遮盖了光芒的民族英雄。
袁保龄是谁？他与旅顺有何渊源？
01
初次见到袁保龄这个名字，是在大连著名作家素素老师的《旅顺口往事》一书中。对袁保龄的印象也仅仅局限于以下三点：一、袁保龄是被李鸿章派来旅顺口的第三任主持建港事宜的官员；二、他是袁世凯的叔叔，叔侄俩十分连相；三、病逝于旅顺口。
然而，在孙海鹏眼里，袁保龄是一位为旅顺口海防工程做出巨大贡献的北洋重臣。他说：“袁保龄是一个爱国爱家、勤勉务实的，大清国的一位'焦裕禄’式的人物。”
这样一句评价不禁让我汗颜自己的浅薄，作为一个旅顺人，我得好好做做功课了，必须重新认识一下这位对旅顺港口建设乃至中国第一代海防工程立下汗马功劳的英雄。
袁保龄，到底何许人也？先来看一段孙海鹏为其撰写的简介——
袁保龄出身官宦世家。父亲袁甲三曾是同治“中兴名臣”，担任过漕运总督，一生刚直不阿，战功赫赫。胞兄袁保恒，曾任刑部左侍郎，随同李鸿章、左宗棠征战多年。堂兄袁保中是项城袁氏家族的长门长孙，生有6个儿子，袁世凯排行老四。袁世凯的亲叔叔袁保庆科考中举之后，曾随同袁甲三平定捻军叛乱，而后官至江宁盐法道，因年长无子，在1866年也就是袁世凯7岁那年将他过继到膝下。项城袁家可谓是人才辈出。
再细看袁保龄的经历：21岁（1862年）时考中举人，开始协助其父袁甲三督办团练，历练兵事；22岁（1863年）其父去世，他以父荫蒙恩赏内阁中书，并在内阁中书任上长达13年之久，这期间他编纂诸方略、实录、玉牒，广为交游，眼界渐开；38岁（1879年）那年，因编纂《穆宗毅皇帝实录》而被赏二品顶戴，可称的上是年轻有为。
1881年，北洋大臣李鸿章以北洋海防交涉，求贤佐理，袁保龄得到张佩文的举荐而被李鸿章委以重任。虽然他是在1882年11月才正式赴旅顺口督办海防工程的，但实际上此前他就受李鸿章之命考察过北洋各海口，并在李鸿章初定选址大连湾时，极力主张旅顺口才是不二之选。
他在递交给李鸿章的报告中写道：“通筹形势无以易旅顺者，跨金州半岛突出大洋，水深不冻，山列障屏，口门五十余丈，口内两澳，四山围拱，形胜天然，诚海军之澳区也。于此浚浅滩，展口门，创建船坞，分筑炮台，广造库厂，设外防于大连湾，屯坚垒于南关岭，与威海卫各岛遥为声援，远驭朝鲜，近蔽辽沈，实足握东亚海权，匪第北洋要塞也。”
“可以说，袁保龄与旅顺口有生死之缘。除了李鸿章，他是旅顺口最应该记住的第二个人。”素素老师曾这样评价道。
为何要写袁保龄？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02
幸而，130年来，袁保龄从未离开这座城市，这座城市的历史也未曾忘记他的不朽功勋。
孙海鹏在《袁保龄研究札记》的后记中写道：“三十多年前的深秋，我去旅顺探望父亲。父亲是一名远洋船长，那时候，他的船正在旅顺船坞维修。临行之时，父亲站在舷梯上，指着船坞石壁说：这是北洋重臣项城袁保龄所督建的工程，历经百年，沿用至今。勿忘袁保龄，勿忘北洋将士，勿忘甲午之耻。你当拼力读书，做有用之人，行有益之事，热爱我乡邦，尽心力于家国，以袁保龄为毕生榜样，做一个有情有义，勤勉务实之人。从此，我记忆之中留下了袁保龄的名字。”
孙海鹏为什么要研究袁保龄及其家族？又为什么这么竭尽全力地宣传袁保龄？因为袁保龄的人格魅力感动了他——这种感动蕴含了钦佩、尊敬与惋惜。也正是这种感动，让一向致力于大连地方史研究的孙海鹏有了一种使命感：将袁保龄的平生功业复原如初，让城市乃至国家铭记历史功臣。
关于袁保龄的史料记载有限，研究难度可想而知，幸运的是孙海鹏工作于著名的大连图书馆，可以近水楼台，幸而得到十数位专家学者的倾力相助，甚至有英国、德国、美国、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台湾、香港地区的朋友代为搜寻资料。在众人的合力帮助之下，在孙海鹏不舍昼夜的研读还原之下，一个“焦裕禄”式的晚清人物跃然纸上。
袁保龄到达旅顺任上之后的两个多月内，他数次向李鸿章汇报工作，内容不止是旅顺口建港工程事宜，还有设外防于大连湾、屯军营于南关岭等非常有见地的军事建议。所以在《袁保龄研究札记》中，孙海鹏对袁保龄的海防思想以及庆军驻防大连等问题进行了研究，这些学术成果研究填补的都是晚清历史研究的空白。“袁保龄是晚清以来唯一的一位将自己的海防思想与海防建设实践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官员。他即充当了旅顺海防的规划者，又充当了海防工程的建设者，他的海防思想中的危机意识、责权意识、体系意识、预警意识仍然值得后人借鉴。”孙海鹏说。
更让孙海鹏感动的是，袁保龄堪称中国洋务运动中最有政治操守和民族骨气的清朝官员。他身上体现出来的爱国爱家、任劳任怨的人生观和勤勉务实、勇于担当的价值观，与当代中国精神高度契合。
这简直不可思议：一个官至二品的朝廷大员，一个掌管国家海防建设工程、经手数百万两白银专项经费的主事者，他的家中何以窘迫至此？袁保龄当真是一位两袖清风、鞠躬尽瘁的国家栋梁。
而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袁保龄为什么会在政争激烈的晚清时期，能够得到李鸿藻、曾国藩、翁同龢及李鸿章的青睐和照拂，亦能得到张之洞、张佩纶、陈宝琛、吴大吴大澂等好友维护和信任的原因。水火不容的清流派与洋务派仿佛在任用袁保龄的问题上达成了某种默契，因为他不是阿谀逢迎、两面三刀的墙头草，而是一个刚正不阿、做人纯粹到极致的“直男”，他胜在人品的爆发。
袁保龄的灵柩自旅顺由海路运抵天津，在一场并不煊赫的丧仪之后，由两艘北洋炮船护卫返回老家。这或许是对袁保龄夙著勋劳的最好慰藉了。
然而，袁保龄带给孙海鹏的感动还没有结束。他的精神与风骨深刻影响着家人与后代。
1914年，袁保龄的长孙袁克棠孤身一人至英国谢菲尔德学校留学，学习钢铁冶炼专业。1919年，年仅21岁的袁克棠病逝，留有遗嘱“求勿归葬，愿节运柩费以助他人求学。继成斯志，为国家宏制造”，遂长眠于谢菲尔德。这件事情对袁家打击是巨大的，袁克棠的病逝令其六叔袁世传悲痛欲绝。
此后几年间，袁保龄遗孀高太夫人决定以袁家名义捐款，资助张伯苓在南开大学开办理科，复捐献7万元巨款，建成南开大学科学馆。
“袁家累次捐款的目的在于使我中国学子不再像袁克棠那样为了求学而漂洋过海，不幸身死异邦，未能学成报国。袁氏子孙一直秉承祖辈遗志，不曾忘却袁保龄未竟事业，以实业兴邦救国，为中国近代民族矿业和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贡献。前赴后继，耿耿赤诚，令人动容。”
这就是袁门风骨，这就是袁氏家风。
袁保龄语录
03
曾文正有言，救世乱者，莫大乎忠诚二字。知其不可行而必持高远之说，此近日一种投时好墨卷。然揆诸忠诚之义，似有间矣。吾守吾拙，不敢附和也。
—— 书札卷二《致周玉山观察》第14页
四年心血亦未始不耗于此，深盼得一人焉，提重兵，守要地，以立水师数千百年不拔之基，为之执鞭我犹欣愿，曾何些些恩怨之足芥蒂于吾胸。弟量固不至于如此狭，识亦不止如此暗。
—— 书札卷四《致津海关周观察》第8页
阅事渐多，但求有益公家。一切智勇、功名、分际、权势之说，均可置之不问。
—— 书札录遗《致周郁山观察》第16页
人要挺起脊梁，吃苦受罪，则各处皆行得去。
——《袁氏家书》第五卷《致九弟、勋侄》第26页
学术不明，风节不振，何以有人才？无人才何以为国？
—— 书札卷一《致张公和大令》第26页
天下事用一分心力，必有一分效验，谁谓贫弱之不可转富强乎？
—— 书札卷二《致河东高观察》第5页
处处在著实二字作工夫，无取矜奇斗异。凡用一钱作一事，皆必课实效而后已，庶几办一日有一日之实际。
—— 书札卷四《复军机京堂钱》第31页
临事要忠诚，勿任权术。接物要谦和，勿露高兴。庶几可寡尤悔。至人生当大任，须要将死生祸福皆置度外，升沉更无足论。认定道理做去，亦不必发无益之愁急，徒损身心也。
——《袁氏家书》第六卷《致凯侄》第20页
为大连复原一段历史
04
物欲横流，人心浮躁，踏实做学问的人越来越少了。不过，孙海鹏恰是静心做学问中的一位。
孙海鹏曾经说过，他的读书生活中尚有一丝使命感——这个结论的前提是不想为一己之私博得任何虚名或者利益。比如，他用12年之力采访大连地区书画界的前辈，走访历代书画家故居，拜会乡贤后人，再从乡邦文献中找寻资料互相印证，编著出版《连湾墨林记》，为大连自甲午以来200余位书画作者立传，他要为连湾乡邦找寻一条明晰的城市文化线索，从而彰显出属于他们那个时代和城市印记的人生轨迹。
如今，大连正在积极开展申报历史文化名城工作，孙海鹏给有关部门写了一份提案。他认为，历史名城需要“历史”和“名城”两个要素，“历史”要素就是文献，“名城”要素就是遗迹，而将“历史”与“名城”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则是“名人”。
旅顺作为近代史上不可回避的历史坐标，自19世纪80年代初期旅顺口海防建设开始兴建，一直到今天，历经140年的风风雨雨，海防工程遗迹主体部分保存完好，文献资料相对完整，特别是为旅顺口海防工程做出巨大贡献的北洋重臣袁保龄的事迹，在历史文化名城的创建过程中意义重大。
为给城市多复原一段历史，孙海鹏孜孜以求。他说，历史的真相就是人们内心的良知。
“我希望为大连地方史留下一文学类的史料，就是《杨岐山诗集》。一史学类的研究著作，就是《袁保龄研究札记》。一艺术类的文献资料，就是《连湾墨林记》。后两者已经出版，前者已经做完，只待出版。就算是我这个大连人对家乡的交代吧。”
诚然，袁保龄之于旅顺，孙海鹏之于大连，无论如何都称得上是这座城市的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