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上方“上海社会科学院”关注
5000多年来、中华民族以独特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在漫长的岁月里超稳定发展，成为古老文明的不朽瑰宝，一个强大的决定性因素就是传统中国所建构的知识谱系。
一般认为，传统中国的知识谱系以“成人”为目标，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将安身立命与人伦秩序融合为一。它与传统中国规模巨大的农耕文明相适应，引领并塑造古代中国人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
特别是，基于传统知识谱系衍生的文官制度和宗法社会，让中国在古代世界长期保持领先地位。在18世纪以前，中华文明、中国文化给西方思想界带来了更多的启迪。
但鸦片战争后，传统中国的知识体系受到强烈冲击，西方知识体系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以至于中国近现代哲学家编写中国哲学史或者说中国近现代哲学家试图构建中国现代哲学新体系时，大多依傍乃至模仿西方路径。
新形势下，如何进一步挖掘与弘扬传统中国知识谱系中的优秀资源，是更好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的题中应有之义。
中国古代哲学思潮激荡、流派纷呈
春秋战国时期，作为中国古代知识谱系核心的中国哲学开创了思潮激荡、流派纷呈的局面。儒、道、墨、法、名、阴阳等诸子百家为中华文明贡献了不朽的经典。
此后，在2000多年的学术发展中，中国哲学历经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代理学、明代心学、清代朴学的思想阶段。
总体上看，传统中国知识谱系是以儒学为核心，不断融合道家、佛学以及其他诸子百家的中国思想与中国智慧。其中，儒家讲仁义与礼制，道家追求自然与无为，禅宗崇尚顿悟与超越。
与传统中国知识谱系相比，古希腊文明在亚里士多德时期就开始了学科分类研究的自觉，继而开启了一个开创性、奠基性的大时代。亚里士多德将科学知识分为理论科学（数学、自然科学、形而上学）、实践科学（伦理学、政治学、经济学、战略学、修辞学）等。逻辑学和作为第一哲学的形而上学的原创性建构，对近现代西方文明的兴起起到了重要作用。
近现代西方文明的崛起，传承了古希腊、古罗马的知识体系。在此基础上，以文艺复兴作为先导，引发了一系列政治、科技和社会革命，推动欧美国家向现代工商社会转型，引领人类由农耕文明进入工业文明新纪元。在这一历史性更替中，西方世界创造性地建构起近现代知识体系。
回过头来看，中国传统知识体系比较正式的分类从隋朝开始，是目录学上按照部类结集形式之不同所作出的区分，主要有“经”“史”“子”“集”四个“部”，“部”下有“类”，“类”下有“属”，包括文史哲和农医百科等内容。一直到晚清时期，中国都没有形成独立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与门类，自然科学和逻辑学也比较薄弱。
鸦片战争后，西方人开始大量进入中国，带来了许多新知识。清政府在19世纪60年代开始推行洋务运动，希望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近代工业以及能够拥有先进的军事装备。新文化运动以后，西方的民主、科学知识进一步传入中国。客观地说，这一方面使得中国文化得以更多借鉴西方的优秀文明成果，但另一方面也催生了一个“模仿的时代”。正如蔡元培在《中国哲学史大纲》序言中所说的，“我们要编成系统，古人的著作没有可依傍的，不能不依傍西洋人的哲学史”。
近现代哲学家热衷于融合中西学派
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有一个中国现代哲学的创体系时期。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由此步入一个新的创建时期，那些专攻佛儒或西哲的中国近现代哲学家开始热衷于融合中西学派来建构自己的哲学新体系。其中，以张东荪的多元认识论、冯友兰的新理学、熊十力的新唯识论、金岳霖的论道等最为有名。
张东荪是近现代中国第一个试图建构自己哲学体系的哲学家，也是较早涉及中西哲学形而上学核心问题的哲学家之一。在《新哲学论丛·一个雏形的哲学》中，张东荪融合新康德主义、新实在论、佛学和现代自然科学的一些观念，构建起“泛架构主义”的宇宙观，并进一步提出“层创的进化论”“多元的认识论”的哲学新体系。虽然张东荪开启了中国现代哲学的创体系时代，但是仔细考察其创建的哲学新体系大体上还只是对近现代西方哲学的模仿。
冯友兰是中国近现代哲学的主要建构者。他曾自述：我生活在不同的文化矛盾冲突的时代，我所要回答的问题是如何理解这种矛盾冲突的性质，如何适当地处理这种冲突、解决这种矛盾，又如何在这种矛盾冲突中使自己与之相适应。
冯友兰立志从哲学上解答这些问题。从1939年到1946年，他出版了“贞元六书”：《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这个精深的新理学思想体系，一方面改造了程朱一派的宋明理学，另一方面吸取了西方实在论特别是维也纳学派的逻辑实证主义，进行了新哲学体系的建构。
在中西哲学比较研究中，冯友兰的一个重要贡献在于将中国哲学的精神介绍到西方世界。有学者指出，如果说中国人因为有严复而知有西方学术，那么外国人则因为有冯友兰而知有中国哲学。
在中西哲学比较研究方面，金岳霖以《论道》《知识论》《逻辑》等著作，打造了中国近现代哲学的经典之作。冯友兰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中单列一章，评述金岳霖的论道体系确实是“中国哲学”而不是“哲学在中国”。
金岳霖的论道体系不仅是简单模仿西方传统哲学的本体论，而是旨在创立中国哲学的本体论。早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的审查报告中，金岳霖就提出了“普遍哲学”是一种“空架子”的说法。
从“模仿的时代”进入“原创的时代”
新一轮中西哲学比较研究是建立在对中西哲学特别是西方传统哲学深入研究基础之上的。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尤其是在世纪之交，国内一批学者主张将“being”翻译成“是”而不是“存在”，由此引发了对西方传统哲学理解的颠覆性突破。
从哲学的开端处比较，有学者提出“中国古人提出太极作为哲学的开端，西方哲学以普遍的观念为开端，二者的取向和特征有明显区别……中国哲学的开端比西方哲学的开端要更切近原始性。越切近原始性，想得就越深”。
还有学者基于对“道、太极、阴阳、有无、中庸”等基本范畴的剖析，对中国哲学的开端或基点展开深入研究。这不仅因为“原始的本性”最直接地置身于开端之中，还因为开端处的事业或作品最切近地实现原始的本性，从而可以将事情自身的意义呈现出来。开端的性质，不是历史学的，而是历史性的。
由此，新一轮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深入开展，使当代中国哲学开始从“模仿的时代”进入“原创的时代”。这不仅消除了中国哲学历史上的一些难题，也有助于深入探索中西方哲学的开端、形态、要义乃至进一步追问“什么是哲学”这样的元问题。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使命。在相关研究领域，一些专家学者忙于做课题、发论文，却或多或少忽视了发挥哲学社会科学的人类文明传承作用。当然，不是说做课题、发论文就不重要，但哲学家理应关注当代中国发展的生动实践，不能让哲学仅仅停留在空洞的理论和概念上。
“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当代中国正经历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正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了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
完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要求我们尽快告别模仿的时代，以开启当代中国学术的原创时代。一方面，以海纳百川的宽阔胸襟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另一方面，巩固文化主体性，造就中国式的、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思想者小传
sixiangzhexiaozhuan
方松华 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著有《二十世纪中国哲学与文化》《中国马克思主义百年学术史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前沿》《庙堂余音——近现代先秦儒家研究》《现代多元学术思潮》等，主编“中西哲学比较与文明史研究丛书”，近年来获上海市哲社优秀成果奖一等奖、二等奖共四项。
制作审核：院党委宣传部
（院科研成果传播办公室）
责任编辑：陈灿斌
上海社会科学院积极响应中央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号召，以构建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社会主义新智库为目标，大力实施智库建设和学科发展的双轮驱动发展战略，努力成为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的重要基地，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坚强阵地，成为国内外学术交流的主要平台，成为具有国内外重要影响力的国家高端智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