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接美洲与亚洲的“大帆船航道”与“复航之路”
马丁·德·拉达
今日萨拉曼卡大学校园内的方济各·德·维多利亚的雕像。维多利亚被誉为“近代国际法之父”
多明我·德·萨拉查
《明心宝鉴》西班牙语译本内页（1592年版），左为汉语原文，右为西语译文
16世纪从事印刷出版业的菲律宾华侨龚容在马尼拉出版的木刻本《辩正教真传实录》
《实录》采用了对话体模式，为一位欧洲修士与一位中国文人之间的交流，以文言文写就，这表明高毋羡致力于率先转化华人中的文士阶层，也从一个侧面表明他驾驭汉语的能力。全书包含九章，前三章专论神学。正如萨拉曼卡神学家常以阿奎纳神学为指导思想，《实录》不可避免受此影响。高毋羡采纳了阿奎纳关于神存在的五种论证，格外强调理性的作用。人类理性虽然有限，却能依此理解自然规律之美，进而欣赏造物主之伟大。以此为基础，引出余下六章，分别从天文学（第5章）、物理学（第6章）、动植物学（第7-9章）的角度阐述了人类如何通过理性理解自然现象与规律，如宇宙的结构、植物的形态与用途、动物的食物链等。作者希望藉此表明世上存在一位无限、极善、至高的造物主。遗憾的是，《实录》可能并未完成。1592年，高毋羡被派往日本就纳贡问题与丰臣秀吉交涉，返程途中不幸死于海难。尾声萨拉曼卡学派诞生在西欧政治、宗教与文化都在发生根本性变革的时代。而这种近乎全方位的社会变革又与近代早期的“原全球化”（proto-globalization）有着紧密关联——伊比利亚帝国的不断对外扩张，使他们的势力范围很快遍及全球。在这个过程中，欧洲人也遇到了此前所未知的土地与文明。拉达、萨拉查和高毋羡都曾梦想过中国。尽管由于年代久远，我们可能永远无法全面了解16世纪西方学者在东方的活动究竟如何，但这几位与萨拉曼卡有着不同程度联系的学者的文字与行动如同冰山一角，不仅提醒我们重视萨拉曼卡学超越欧洲的智识活动，更让我们能够重新审视近代早期中西之间的相遇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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