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试图以英国作为典型例子，从历史角度阐述早期资本主义与奴隶贸易、奴隶制度，以及与17—18世纪整个殖民地贸易之间的关系。每一个时代都要重新编写历史，我们这个时代也是如此。由于这个时代的种种事变，我们不得不重新评价我们原有的历史观点，原有的经济和政治的发展观点。关于英国工业革命的发展过程，许多专门著作和通俗读物已经做了比较充分的论述。一方面，工业革命时期的经验教训，在一般受过教育的阶层的思想中，特别是在那些对现有见解的形成和引导做过努力的人的思想中，已经深深扎了根。另一方面，关于工业革命发生之前那个时期的情况，虽然已有大量材料，并有不少著作问世，但鉴于当时世界范围的贸易及其内在关系的性质，这种贸易对工业革命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以及它留给现代文明世界的遗产，则还没有人加以全面和详细的阐述。因此，本书打算在这方面做一次尝试。此外，对人们熟知的社会、政治，甚至思潮的经济根源，本书也要加以阐明。
本书既不是一部思想方面的论著，也不是一部解释性的著作。严格地说，这是一部经济史著作，它研究黑人奴隶制的作用，研究奴隶贸易积累的资本在为英国工业革命提供资金方面所起的作用，以及研究工业资本主义成熟后在摧毁奴隶制方面所起的作用。因此，本书首先是一部研究英国经济史的著作，其次是一部研究西印度群岛和黑奴历史的著作。本书研究的并非奴隶制的结构，而是奴隶制对英国资本主义发展做出了什么贡献。
我在此要向有关方面表示感谢。下列机构的许多工作人员给了我热切的关怀和帮助，这些机构是：英国的大英博物馆（British Museum）、国家档案馆（Public Record Office）、印度事务部档案馆（India Office Library）、西印度群岛委员会（West India Committee）、牛津大学（University of Oxford）的罗德楼图书馆（Rhodes House Library）、英国银行档案馆（Bank of England Record Office）、英国反奴役与原住民保护协会（British Anti-Slavery and Aborigines Protection Society）、伦敦的友好大厦（Friends' House）、曼彻斯特的约翰·赖兰兹图书馆（John Rylands Library）、曼彻斯特的中央图书馆（Central Library）、利物浦的公共图书馆（Public Library）、赫尔的威尔伯福斯博物馆（Wilberforce Museum），美国国会图书馆（Library of Congress），哈瓦那的国家图书馆（Biblioteca Nacional）、友好经济学会之家（Sociedad Económica de Amigos del Pais）。我还要对美国芝加哥的纽贝里图书馆（Newberry Library）致以谢意。在该图书馆的帮助下，我得以通过与霍华德大学的创始人图书馆（Founders' Library）有馆际借书关系的一个内部图书馆，借阅了查尔斯·惠特沃思爵士（Sir Charles Whitworth）关于“大不列颠进出口贸易1697—1773年历年状况”的统计数字，这些数据很有价值。
我的研究项目得到下列机构的帮助：特立尼达岛的当地政府提供了第一笔奖学金，牛津大学奖给了我2笔高级奖学金，研究英国殖民地史的拜特基金会（Beit Fund）提供了2笔基金，朱利叶斯·罗森沃尔德基金会（Julius Rosenwald Foundation）分别于1940年和1942年授予我奖学金。华盛顿的乔治·华盛顿大学（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的洛厄尔·J.拉加茨（Lowell J. Ragatz）教授、加利福尼亚州克莱尔特蒙市波莫纳学院（Pomona College）的弗兰克·W.皮特曼（Frank W. Pitman）教授和西北大学（Northwestern University）的梅尔维尔·J.赫斯科维茨（Melville J. Herskovits）教授非常热心地审阅过这份书稿，并提出了许多建议。我在霍华德大学的多年同事查尔斯·伯奇（Charles Burch）教授也给予了我同样的帮助。文森特·哈洛（Vincent Harlow）博士现任伦敦大学帝国史的罗兹教授，他曾辅导我在牛津大学的博士论文，不断给我以极大帮助。最后，我的妻子在摘录笔记和录入文稿方面给了我很大帮助。这里一并向他们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