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医学史真实案例令你瞬间崩溃
15世纪德国医师凯沁写成的《医学百科》中的尿液图谱
尿液可以治病、解毒、美白牙齿？
1990年由日本医师中尾良一所著的《尿疗法的奇迹》一书中就指出，远在五千年前的印度医学，就有用尿治病的记载，在其古老的医学宝典《达玛谭崔》（Damar Tantra）中就藏有107句诗颂扬尿的好处，而且把“尿疗法”叫做“Shivambu Kalpa”。
而在中医里，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也记载了“人尿，气味：碱、寒、无毒。主治：温热头痛。童男者尤良”。这个被俗称为“回笼汤”的人尿，更可以治久嗽上气失声、止劳渴、润心肺、蛇犬咬，甚至杀虫解毒，琳琅满目好不精彩。
只是若谈到古埃及如何利用尿时，就更会令人叹为观止。
根据《柏林医学莎草纸》（Berlin Medical Papyrus）中记载，孕妇的尿是判定生男生女的“利器”。
1939年学者贝恩（Bayon）从中翻译得知，若孕妇尿在小麦的谷物袋造成发芽，她就怀有女婴；同样的试验，如果尿在大麦的谷物袋造成发芽，那肚子里就是男婴；如果两种试验都没有造成发芽，那孕妇可能是怀了“龙凤胎”。1963年有位无聊的科学家重现了古埃及人的做法，发现其正确率竟然高达70％。
而在古罗马时代，盖伦虽然无法忍受尿味，但是仍然建议将男童的尿在铜罐中加以搅拌，然后一饮而尽，他认为这是有益健康的“gold glue”（黄金胶水）；也有罗马人把尿用在牙齿“美白”上，这点可从同时代的著名诗人卡图卢斯（Catullus）的作品得到证明。
不知怎么搞的，到了中世纪的欧洲，尿变成了重要的疾病诊断工具，被称为人的“体液之窗”（the liquid window），经由特殊的工具搅拌后，医师不用看到病人就可以判断出其病况。
我们可以在13世纪由法王路易九世（Louis IX）指派到东方，企图和蒙古可汗结盟的方济会修士威廉·鲁伯克（William of Rubruck）的游记中窥其一斑：
“众所皆知，东方人眼睛都很小，无论做什么他们的手都极巧。他们的医师善用草药，并能根据脉搏精密诊断，但是他们不采尿液样本，对于尿液一无所知。”
这段传神的记载说明了两件事：第一是蒙古人已习得中医技巧，第二是欧洲此时的医学主流，根本不注意病人的主诉与触诊，完全根据病患的小便做判断，自然会认为蒙古人对于尿液一无所知。
原来欧洲在中世纪之后，也许是受黑死病的阴影所笼罩，医师不再主动接触病患、找寻病因，而是代之以检查尿液。
例如，在7世纪的拜占庭，医师提阿波利斯（Theophilus）就将前人和自己的经验写成一本《尿论》（De Urinis），分析各种尿液的颜色及外观，成为判断病患身体状况的参考；在11世纪，医师伊斯梅尔（Ismail）更发明了一种和人类膀胱形状相似的瓶子“matula”，不只让医师可以贮集、加热尿液或加药改变病患的尿液，更能借此诊断出潜藏的病情。
经由尿来诊断病情的方式因此在欧洲大行其道，各种书籍学说应运而生，15世纪德国医师凯沁（Johannes de Ketham）费时收集而写成的《医学百科》（Fasciculus Medicinae），其中就有尿液图谱，让每位医师可以拿着matula加以对照，不用接触病人，就能够说出病患的病情和症状（如图）。
所以在16世纪之后，出现了一种名叫“Leches”的业余医师，只要将尿液交给他，他就帮你对照前述的图谱，并告诉你得了什么病，作为服用药草的参考。可笑的是，这些“Leches”并不是医师科班出身，自然良莠不齐，混乱了真正的医疗市场。
还好在17世纪之后，这种尿液诊断的学问，因为新兴的医学而逐渐式微，变成可笑的“pisse-prophet”（尿液占卜），借由小便指点迷津，俨然和占星术分庭抗礼。
脚底对应器官、舌头反映疾病，真的？假的？
说到脚底按摩，我是蛮喜欢的，他能在为我脚底按摩时，明确指出我当时身体有哪些部分有问题，经常是屡试不爽。
我的惊奇在按摩师的解说之后，却变得没有什么好大惊小怪之处，原来他可以透过手上的巧劲，加上多年的经验，在脚上找出相对应的“器官反射区”是否有问题。这种不知从何而来的理论认为脚底每一部分都有身上某一器官的对应区域。
你几乎可以在每一家养生馆内，看到雷同的脚底器官反射区图谱。这种“器官反射区”的概念，只有“脚底”才有吗？我想答案是否定的。搜寻网络的资讯可以找到，有人就提到“手掌”和“耳朵”也有类似“器官反射区”的存在。所以你会看到有人提倡“拍手功”或“揉耳朵”，将之当成日常养生的方法，自然就见怪不怪了。
上述的“器官反射区”概念，在传统的中医学里，似乎是找不到专门的著作，我想它的原理与临床的应用基础可能源自老祖宗偶然的发现，再经过代代口耳相传而来。如果把它和刮痧、拔罐还有刀疗归为一类，好像也并无不妥——毕竟这些民俗疗法自树一格，很难列入正统的治疗方法里。
这种以观察身体某部分来侦测出全身器官哪里有病症的方法，并不是那些“民俗疗法”的专利。在西方医学的发展史上，“舌头”就曾经被视为重要的指标，可以经由观察它的外貌，诊断身体哪一部分有问题，倡议这个理论的医师就称舌头为“疾病帝国的地图”（map of the empire of disease）。
借由观察舌头变化作为疾病诊断的方法，在18世纪开始建立学说，到19世纪达到巅峰，20世纪初才逐渐没落。至于其成因，有历史学家认为它与18世纪开始流行的“同情学说”（doctrine of the sympathy）有关，在这之前的医师是不会主动触摸或观察病患，而是仅凭病患的主诉，还有尿液在特殊容器“matula”里的样子，就可以诊断病患并投下药方。
“同情学说”的兴起，让医师懂得要与病患同喜同悲，要能感同身受，于是医师终于跨出碰触病人的一大步，虽然只是瞧瞧病人的舌头模样，却已经和之前与病患“授受不亲”的观念相差很多了。
首先是在英国的外科医师约翰·阿伯内西（John Abernethy）及布鲁塞斯（Broussais）两人倡议，认为舌头的形状、颜色的变化与疾病的关系密不可分，尤其推论它和消化道的病症有一定的关联，不过还无法成一家之言。直到1844年，外科医师班杰明·里奇（Benjamin Ridge）经过多年的观察，在英国盖氏医院的医师研讨会中，发表了他的名著《舌头学》（Glossology）。
里奇不只认为舌头可以透露疾病症候，而且其部位还对应身体的器官。例如，舌头的尖端代表着肠子的健康，边缘反映的是脑袋的状况，而从它的侧边可以得知肾脏的情形，至于整个舌头的形状改变则可以监测心脏的功能。
里奇的学说影响了一百多年的医学界，很多人根据他的论述诊断疾病，更有人将它发扬光大，把病患舌头上覆盖物的颜色、厚薄的改变，当做病患预后的参考。例如，病患舌头表面有点状覆盖物，代表是病况的早期；若病人生病过久，可能“药石罔效”时，他的舌头便会覆盖一层厚厚的、类似皮毛的物质。
由于实证医学的进步，这种观察舌头就可以得知身体疾病的学问已被淘汰，排除在正统的“理学检查”（physical examination）门外，只能当做历史故事，成为茶余饭后的趣谈罢了。
动物牙齿是早期人类作为假牙的常见材料
几十年前，牙医师对于蛀牙的处置大都只能拔掉，而且没有多少材料可以替代失去的牙齿。
根据历史学家考据，人类的第一颗假牙大概是出现在将近六千年前的美洲。从墨西哥出土的墓穴里，发现有人利用了动物的牙齿作为缺牙的替代物，从其形状判断，大抵和狼脱不了关系。
别以为这只是美洲人的特例，在这之后的古埃及和罗马帝国时代，动物的牙齿一直是人类作为假牙常见的考量。而且，当时的人（姑且称为牙医师吧）也懂得利用人体对其反应较小的贵金属，诸如金线或银线，将上述的假牙绑在其他健康的牙齿上作为固定。
或许是动物的牙齿不够好看，比较不自然，加上欧洲在文艺复兴之后，对于人体的禁忌放宽（当时教皇已允许可以解剖罪犯的遗体作为教学之用），因此脑筋动得快的人开始把死人的牙齿拿来作为活人的假牙，而且一直风行了好几百年。这段时期的欧洲盗墓横行，盗墓者将新鲜的尸体卖给外科医师做解剖教学之用，而拔掉这些尸体身上的牙齿，就变成这些盗墓者外快的来源。
但毕竟有做假牙需求的人太多了，而上述那种利用盗尸得到人类牙齿的来源太不稳定，于是战场上壮烈成仁的阿兵哥，便成为被觊觎的对象。最有名的莫过于19世纪的滑铁卢战役，尸横遍野的士兵便成为假牙的重要来源。可笑的是，因为士兵们是英勇战死于沙场，所以做假牙的人便把这种牙齿赋予意义，创造了一个名词叫“滑铁卢牙齿”（Waterloo teeth）。风尚所及，戴上它的人无不有种骄傲的感觉。
这也无怪乎在美国内战时期，很多阵亡士兵的牙齿都被拔光光，整理干净之后，一批批送往欧洲当做假牙来使用，相信也是和上述的“滑铁卢牙齿”有异曲同工之妙。
还好到了后来发明了瓷牙，再加上之后如硬橡胶等许多材料的发明，拿死人的牙齿做假牙的方式才逐渐退出了流行。不只是材料的改变，假牙制作方法的改进，也让病患感到更加舒服，不然其后果可是相当惨烈。例如，美国国父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在第二次就职演说时，就是因为牙医师技术拙劣让他受尽折磨，所以他的演说只说了135个字，短短90秒钟就停止了。他的口腔因假牙的不当而导致变形，不只吃饭，连发音都受影响。
希望上述的故事，不会让戴有假牙的人觉得扫兴。毕竟医学的变化与时俱进，若对历史感到害怕或厌恶，可就会落入王羲之所说的那种“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的感慨。
医学史真实案例带你走进脑洞大开的瞬间
作者：苏上豪
定价：45元
出版社：现代出版社
作者简介：苏上豪，台北市博仁综合医院心脏血管外科主任。2010年起陆续在媒体发表各式医疗史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