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1月19日，阿根廷总统大选中，被称为“极端自由民粹主义者”的哈维尔·米莱胜选。
民粹主义是什么？实际上，20世纪50年代在美国掀起了政治恐怖的麦卡锡，就是民粹主义的显著代表。按照政治学家爱德华·希尔斯的界定，民粹主义会“在任何存在民众对根深蒂固的、不同的统治阶级强加于社会的秩序抱有怨恨情绪的地方皆可出现，这些统治阶级被认为垄断了权力、财产、教养和文化”。
爱德华·希尔斯进一步概括了民粹主义的若干特征：不信任政治家和精英，对官僚机构感到沮丧，反智主义，蛊惑民情。
哈维尔·米莱，以及之前美国的特朗普，甚至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的里根，确实都相当程度上符合上述定义和特征。
1.拉丁美洲民粹主义的由来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拉丁美洲20世纪初积极拥抱两次工业革命的机遇，加速出口原材料和初级产品，其中一些国家甚至被认为具有成长为下一个美国的可能。拉美各国在当时也迎来了非常可观的外国投资，以及外国技术移民。
受此影响，拉美国家在20世纪上半叶发育出比较完整的工人阶级、中产阶级，这连带提出了政治民主的诉求。但拉美的这个近代化转型，类似于之后的印度，而不像中国那样经过了比较完整的革命，所以种族问题、民族问题、阶级问题在发展中被搁置，很多矛盾只是因为增长增量被掩盖。传统占据土地的种植园主，与新兴工厂的资本家和企业主建立起精英集团，拒绝向中下阶层释放政治民主。
但现代广播、报纸、出版物的影响，也必然产生启蒙作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董经胜在其所著的《拉丁美洲的民粹主义：理论与实证的探讨》一书中就指出，拉美很多国家的知识分子在当时政治和经济相割裂的情况下成长，开始推出民粹主义政治纲领。这种民粹主义最早是倾向于改良的，也就是通过增加选民人数和扩大政治参与，来降低、减轻政治腐败，来打破政治寡头。
受此影响，20世纪上半叶一些拉美国家，如阿根廷等，就开始出现民粹主义初始版本的政治家。《拉丁美洲的民粹主义：理论与实证的探讨》书中指出，在加速推动工业化发展，从传统种植园主那里争取政治权利的时候，资产阶级和劳工阶级结为同盟。
但这种同盟既松散，又脆弱，因为资产阶级基于利益很容易出卖自己的盟友。所以，渐渐地，到了20世纪中期，拉丁美洲的民粹主义更迭为左翼民粹主义。这显然也与苏联在抗击德国入侵乃至整个反法西斯战争中起到的巨大作用，以及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成绩，另外还有中国革命胜利的示范有关。
左翼民粹主义被证明不能很好地带动拉美国家的发展。或者说，如前述，没有经历过革命锤炼的国家很难真正意义上锻造出具有强劲领导能力的劳工阶级，以及一个完整的劳工知识分子阶层。所以，这种发展失败影响下，右翼民粹主义抬头，左翼阵营本身也发生了分裂，在古巴革命的影响下，一些拉美国家也出现了左翼意识形态影响下的游击队，导致政局变得更为混乱。
2.20世纪60-70年代的反民粹时期，以及之后民粹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媾和
这一时期，在美国的挑唆、操控、指导下，很多拉美国家发生了军政府夺权，血腥镇压左翼知识分子和劳工成员的转向。
按照诸如美国芝加哥大学一众经济学家的说法，消灭民粹主义，灭除苏联和古巴的影响，拉美国家遵循美国的指引，用新自由主义来指导发展，可以实现更为良好的增长，并在此基础上，为更加完善的民主和自由创造条件。
这一时期，诸多拉美国家的军政府确实大力稳定政局，吸引外资，甚至不惜以极其离谱的低价出售国有资源、国有企业，另外还致力于完善基础设施投建。《拉丁美洲的民粹主义：理论与实证的探讨》书中也谈到，应当公正评价这一时期拉美国家军政府的执政贡献。
但军政府本身也直接导致了民粹主义在日后的更加高涨。首先，军政府的政策可以说罔顾贫富差异，全力庇护资本尤其是外国资本，这为民粹主义日后勃兴提供大量的事实依据。另一方面，如《拉丁美洲的民粹主义：理论与实证的探讨》书中所谈到的那样，军政府的威权统治极大地削弱了拉美国家的社会组织发育，也破坏了政党体系，所以，军政府下台后，直接出现了更多克里斯马式（魅力型）领导人。
所以，在20世纪80年代末，民主政治在拉美国家的恢复，就创造出更加激越的民粹主义，而政治秩序本身变得更为混乱。90年代，阿根廷的梅内姆、巴西的克罗尔、秘鲁的藤森利用民粹主义推行经济自由主义，反过来又利用经济自由主义来加强其民粹主义带动领导权。这些使得这三个国家经济繁荣程度提高（但也埋下了经济、金融过度自由化而脆弱性增强的引子），但穷人的生活水平实际上降低了。
书中指出，20世纪90年代拉美政坛出现了让欧美学界百思不得其解的现象，那就是民粹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媾和。新自由主义强调打开国门，加大开放，引入更多外资，实现经济、产业、金融的进一步自由化，这其实上并不利于增加就业，但穷人很容易被民粹主义政客用反传统、反建制的方式蛊惑，从而选出了完全不能代表自己利益的代言者。
3. 21世纪初以来拉美的“粉色浪潮”民粹主义
20世纪末、21世纪初，很多拉美国家出现了集体向左转的政治转变，也就是执政权从右翼民粹主义向着左翼民粹主义转移。哪怕有些国家的左翼政客没能获胜，但左翼的影响力也大为增强。
相较于20世纪60年代及之前的拉美左翼，21世纪初的拉美左派修正了斗争目标，仅仅致力于减少经济和社会不平等，而不是再将重心投入到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调整。这种做法可以有效扩大潜在支持者的范围，也能一定程度上阻遏新自由主义的继续泛滥，但是因为回避了造成经济和社会不平等的根本矛盾，因而成效就很难产生。
受此影响，委内瑞拉、厄瓜多尔、玻利维亚出现了民粹主义形式的激进左派，响应民众呼吁，开始致力于更加明确的对美国及其主导的国际经济组织说不，强化对金融和产业的干预，尤其是委内瑞拉开始大规模没收私营企业与跨国公司分部，将之国有化，并推出更为优厚的民众福利政策。这些民粹精英更加强调要在“淳朴的人民”和“腐化的精英”之间完成划分和选择。
当然，相关拉美国家民粹主义形式的激进左派，也自然成为美国以及欧洲国家、日本的眼中钉。美国等国家更加不加掩饰地干预这些国家的选举，对之实施包括但不限于经济制裁、有限禁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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