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力不断下降，对其他国家的操纵能力大不如前。面对诸多国际问题，美国拿不出有效解决方案。比较而言，新兴经济体国家整体实力有所上升，许多人开始怀疑美国贡献世界的能力。产生这一现状，有美国自身和世界发展的多种原因。10月16日，《人民日报》观察版约请有关专家对此进行分析，刊出整版文章《美国国际地位在下降吗？》
山姆大叔
山巅之城今安在（人民观察）
1630年，新教牧师温思罗普在开往北美的“阿贝拉”号轮船上向英国移民布道时，引用了圣经中的一个典故，要求那些新移民们把自己即将定居的新社区建成“山巅之城”，用光芒四射的“基督教美德”去照亮世界，成为世界的典范。从此，“山巅之城”成为后来美国的政治信条，表达了美国人自认为是占有道义高地的“上帝的选民”，负有引领世界的宏大使命。
不过，美国真正能称得上山巅之城而令相当一部分世人仰望、追随，还是晚近的历史。先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作为抗击并战胜法西斯德国和军国主义日本的领袖和中坚力量之一，美国取代英国成为“自由世界”当之无愧的领袖，凭借其强大无比的经济、军事实力称霸世界，并高举所谓的民主自由、公平正义旗帜占领了国际政治的道义高地。到了上世纪70年代，由于深陷越南战争等缘故，美国经历了经济严重衰退和国内社会分裂，其国际政治威望急剧下降。直到苏联解体、冷战结束，美国才又爬上它的第二次高峰。由于冷战也是两种意识形态的较量，美国便俨然以胜利者的姿态大肆宣扬美国价值的优越性。特别是1991年海湾战争中，美国统帅联军击溃伊拉克、解放科威特，号称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集体安全”的理想。一时间，美国的国际威望如日中天，重新占据了国际政治制高点。
然而，好景不长。仅仅1/4世纪过后，美国便大量消耗了长期积累的国际政治资本，导致其国际威望大幅下降。这一困境加上国内政治、经济的种种弊端，在美国引发了不少有关“美国世纪是否终结”的质疑。那么，美国的国际政治资本是如何被耗费的呢？
对美国国际地位最具破坏力的当属冷战后美国在海外用兵的一系列事件，其中尤以伊拉克战争为最。冷战结束，苏联解体，国际体系中对美国强权的有力制衡不复存在，美国单极独大，为所欲为。从巴拿马到索马里，从海地到科索沃，美国以捍卫民主、人权和世界秩序为由进行了一系列征伐，把二战后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准则践踏无遗。进入21世纪，小布什及其新保守主义幕僚践行单边主义的强权政治，以“9·11”遭受恐怖袭击为契机，发动了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战争。如果说清剿基地组织和塔利班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对伊拉克动武则完全是一出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闹剧。美国占领伊拉克后，在其全境掘地三尺也没能找出一件作为其入侵借口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全世界面前出了大丑。美国一意孤行发动战争的结果是上百万伊拉克平民的死伤，是日复一日的恐怖袭击和无休止的内乱。美国花费数万亿美元的代价，赢得的却是一个滋生恐怖组织的温床，这些恐怖组织已成为美国乃至西方国家安全的心头大患。这场既瓦解美国外交的道义基础、又有损美国战略利益的愚蠢战争，令小布什执政后期美国在世界多国民调中的威望降至战后最低。
奥巴马上台后，吸取小布什的教训，采取了相对低调、收敛的外交政策。然而，美国在战略惯性的支配下，仍然不放过策动“颜色革命”的机会。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在利比亚和叙利亚，美国已经不满足于组织、训练、装备那些国家的国内反对势力，而不惜动用美国及其盟国的军力对政府军发动直接打击。其结果是，卡扎菲政权垮台了，利比亚陷于混乱和内战之中；阿萨德政府在俄国、伊朗帮助下还在苦苦支撑，但人民生灵涂炭，国家已成一片废墟。更严重的是，在这些内战肆虐的国家出现了大量管制真空地带，成为宗教极端组织如“伊斯兰国”得以发展壮大的根据地，给美国及其西方盟友乃至世界带来无穷后患。
除了在外交战略方面连连失误，美国人本来引以为傲的国内经济、政治、社会安排也不断出现问题，使得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对美国制度的优越性产生怀疑。最初的沉重一击来自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这次危机与美国经济周期性出现的调整性衰退不同，再一次暴露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矛盾。美国人原以为他们自罗斯福新政以降的种种凯恩斯主义政策已经基本解决了贫富差距悬殊、有效需求不足这一根本矛盾，但作为金融危机触媒的次级房贷危机却雄辩地证明这一矛盾并未得到有效化解，最多只是得到拖延而已，而欠债总有要还的一天。一向对美国经济制度的优越性深信不疑的美国公众以及把美国经济作为成功典范的世界陷入了迷惘。同时，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暴露出来的金融高管的贪婪与腐败、金融监管的失效以及美国政府对金融巨头的偏袒庇护，都令普通美国人感到震惊、绝望和愤怒。随之而来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就是这种情绪的激烈表达，它迅速波及世界其他国家，引起全球范围对美国经济体制及其价值的质疑。
在国内政治方面，美国的总统选举制度早就遭人诟病。这不仅因其为金钱政治所左右，而且由于多数州“胜者全得”的选举人制度，使得两党之外的新生力量已经无法胜出。而最近二三十年来，更多的问题相继出现，令美国乃至世界公众开始怀疑美国式民主的效能，也就是通过它选出最佳领导人的有效性。问题的症结在于，选举过程越来越趋向单纯技术性博弈。候选人一般都有一支由民调专家和战略顾问组成的竞选智囊团队，密切关注有关民调并根据专业分析结果制定竞选策略，精细到竞选演说应该在什么场合、对什么听众、强调什么主题，甚至连某个关键词或词组必须在演说中重复多少次才能提高支持率几个百分点，都可以根据统计原理推算出来。候选人关心的重点不再是政治理念、治国方略，而是赢得选票的技术细节。这样一来，两党的竞选纲领就渐渐趋同化，而竞选也在很大程度上沦为候选人之间的个人攻击，降低了竞选的意义和层次。
美国总统选举之路越走越窄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缺乏领异标新、独树一帜的政治理念和治国方略，二是缺少真有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出来参选。前者是因为在缺乏重大危机刺激的条件下，社会思潮往往流于平庸守旧，再加上美国所谓“政治正确”的主流思潮相当强势，很难产生易于让公众接受的新思想。这体现了一个成熟社会的惰性。后者则是因为一些有思想有抱负的政治家不愿把自己降低到人气大赛的水准去参政，也不愿把自己和家人的隐私奉献给媒体和网民去炒作与嘲笑。于是，全世界就见识了当下美国两大政党拿不出像样候选人、口无遮拦互相攻击的竞选闹剧。不客气地说，这出闹剧已经成为美国的尴尬和世界的笑料。
衡量美国在全世界的政治威望，可以有两个维度。一个是纵向比较，我们已经看到了明显的今不如昔，昔日的山巅之城如今已经光芒不再。另一个是横向比较，那就是与世界上其他大国相比，比的是相对实力。目前的情况是，尽管美国的威望与自身历史相比有明显下降，但因为在横向维度上仍缺乏强有力的竞争者，美国衰落还不那么明显。这将是一个长期复杂的历史进程，其对世界格局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值得我们关注。
（作者为南开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四处插手反而留下烂摊子
目标与现实之间存在差距（前沿观察）
美国的国际控制力是否有所下降？对这一问题有各种不同观点。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美国国际地位的状况已经成为美国智库高度重视的问题，而以前如果有人提出这个问题，肯定会被不屑。
一个国家的地位是以其实力为基础的。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打击了美国的经济实力，受此影响，美国军费多年零增长，其军事实力大打折扣。此外，在伊拉克战争等事件中的诸多不良表现，也让美国的国际形象受损。特别是面对越来越多的全球治理难题，美国拿不出有效的解决方案，领导力不张。这些都使得美国的国际地位呈现下降状态。导致这种下降的原因很多，可以从其自身体制和世界发展规律多个方面观察。
可以看到，美国全球战略目标与实力之间存在差距。美国要当世界的领导，就不得不关注、插手世界各地的事务。而美国的现状又使得它力不从心，许多美国插手的地方非但未能很好解决原有问题，反而丢下一个烂摊子。当今时代，越来越多的国际事务不是靠武力就能够解决的。但是，美国由于拥有超强的军事实力，喜欢动辄展示肌肉、炫耀武力。同时，受军工利益集团影响，美国对外政策总倾向于寻找打击对象。这使得美国经常陷入尴尬境地，那么强大的美军却摆不平阿富汗、伊拉克。这种尴尬折射出美国的实力与其控制世界的欲望之间的矛盾。
来自同盟体系整体的支持力量也正在减弱。美国综合实力和国际地位的一个重要支柱是同盟体系。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的盟友们普遍表现不佳，使得他们在国际事务中能给美国提供的助力大为减弱，甚至还拖累盟主。难怪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声称要解除来自盟友的负担。所以，美国国际地位下降背后是西方整体实力减弱和地位下降。
美国的领导方式已不适应时代变化。美国国内政治问题掣肘其国际行为能力。近年来，美国经常出现府院恶斗、两党死掐的乱象，导致国内难有重大改革，一些社会矛盾积重难返，甚至有激化趋向。枪击案频发、种族冲突已成国际社会诟病美国人权状况和社会治理水平的有力证据。奥巴马以“改变”为旗帜赢得总统大选，但7年多来给美国带来的改变微不足道。美国人民对现实不满、希求变革。今年大选临近，而两党推出的候选人都难孚众望，而且双方竞争直到目前，不是比谁能拿出更好的治国纲领，而是互相抹黑、比谁更差。国内治理不善加深了世界各国对美国衰落的认知，人们会想，这样的美国还能领导世界吗？
各国主权意识日益觉醒。世界政治演进的一大趋势是主权国家趋于觉醒，那些小国、弱国越来珍视自己的权利，不愿听命于大国、作大国政治的棋子。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美国的国际行动能力。就拿奥巴马政府来说，它推行“巧实力外交”的要义之一就是调动中小国家来牵制其战略竞争对手。然而，这些国家并不会心甘情愿地充当美国的战略工具，反倒想搞“大国平衡战略”，利用大国之间的竞争来为本国争取更大利益。美国对这些国家的控制能力越来越有限。
当然，美国国际地位下降不会是直线式的。在世界多极化发展趋势下，新兴经济体国家的总体实力明显提升，美国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相对下降。从美国历史来看，美国有从困境中突围、复兴的经历和经验。导致美国国际地位下降的那些主观因素，或许通过主观努力可以纠正。至于美国国内政治要想解决“失态问题”，确实需要做大手术。目前来看，美国的许多制度还能有效运作，为美国保持实力提供了一定支撑。如果美国能够通过自我革新解决这些问题，那么，美国国际地位下降的进程会减缓，从而使这个进程呈现出复杂性。不过，无论怎样都不会改变其无法为所欲为操纵世界的大趋势。美国政治学者沃勒斯坦在“9·11”后讲过一句值得深思的话：“问题不是美国是否衰落，而是如何衰落得更体面一点，不至于因为自己的衰落而给世界带来灾难。”
（作者为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
改革能力影响国家实力（大家手笔）
进入21世纪后，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对国际政治秩序的主导能力相对下降，而中国伴随着经济高速增长和综合实力快速提升，对国际秩序的影响力大大增强。怎样看待这一现象？美国学者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一书中分析了世界帝国走向衰败的原因，就是帝国的过度扩张。这一理论可以解释历史上众多帝国衰败的过程，但解释不了一个国家如何才能变得强盛。
中国学者比较早地开始研究“崛起的困境”，即崛起国从原来不是主导国变成主导国的过程中面临哪些困难以及怎样去克服。从美国来讲，不管是在军事上、经济上还是科技发展上，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按照原来一些西方学者的预期，美国的软硬实力都比中国强，两国综合实力差距会不断拉大。然而，现实是两国之间的差距正在缩小。原因在哪里？这是一个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中国古代思想家管子有一句话：“夫国大而政小者，国从其政；国小而政大者，国益大。”意思是说国家实力很强大，但如果政治领导是弱的，就会把这个国家引向衰败；国家虽不强大，如果有了强大领导，弱国就会变成强国。
国际格局的变化实际上是国家之间的实力对比发生了变化，也就是国家强弱发生了变化。有的国家发展快，有的国家发展慢，这是由不均衡发展规律决定的。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出现相对衰落，中国发展速度加快。这里面有很多深层次原因，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两个国家的领导力不一样，领导国家进行改革的能力不一样。应该说，奥巴马改革意愿强烈，但其推动改革的能力不足，改革政策能够真正落实下来的部分并不多。
国家实力增长很大程度上来源于这个国家的改革能力。以前的弱国能够发展起来，进而成为强国，靠的主要是该国领导能力强，也就是不断进行改革的能力强。改革就是及时发现政策中的错误并及时纠正。如果改革多、落实好，那么，这个国家的实力增长就会很快。反过来，如果一个国家不改革，实力增长就会停滞。而若一国采取倒退的政策，其实力将加快衰败。发展中国家要实现崛起，必须有强有力的领导，并不断地进行改革。美国要维持其霸权，也要不断进行改革。但现实情况是，美国的政治运行慢慢固化，纠错能力不断弱化，从而在国内难以改变许多弊端，在外交上屡屡发生战略失误。特朗普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的就是美国民众对政府无力推动改革的不满。
今天中国的发展带来国际格局的变化，即冷战后美国一超独大的局面有所改变。冷战之后，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出现了“综合国力”概念。一些学者认为国家的强弱应当从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综合衡量，而这些实力都是以经济实力为基础的。直到今天，这个观点仍有市场，许多人评判国家地位和国际事件仍然从经济力量和经济利益的角度去理解。然而，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这样的观点不能完全解释今天国际社会的许多现象，需要从新的角度去观察。比如，在反恐战争中，美国以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在阿富汗、伊拉克和叙利亚都无法全面赢得战争，经济力量并没有起到决定作用。
在国际上，人们不仅注意到中美经济力量差距在缩小，而且对两种政治制度的看法也在发生变化。有西方学者反思，西方民主制度这么好，怎么就不能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中摆脱出来？中国被认为是不符合西方民主制度的国家，却是摆脱国际金融危机最快的，这是为什么？实际上，美国的制度对美国发展成世界超级强国起了很大作用，但并不能保障美国的霸主地位永远维持下去。美国制度对美国崛起有积极作用，但这种成功也成为其不愿改革的主要原因。由于制度模式化了，改革难度加大，现行制度逐渐不适应时代变化。时代、技术、人的观念、社会环境、生活水平等都在变，如果制度不变，不落后是不可能的，不阻碍国家实力增长是不可能的。
实践证明，中国的发展强大得益于中国比较强的改革能力。与时俱进是中国人深信的道理，从战略角度讲，高明的战略是与时俱进的战略。采取改革与开放两个并行的政策，一个国家就具备了崛起的强大动力。
（作者为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
金钱开路、武力后盾的霸权主义屡屡失败
美元买不来忠诚（适势求是）
一直以来，拉丁美洲对美国都具有重要战略意义。门罗宣言出台后，美国就视拉丁美洲为自己的后院。为了牢牢控制拉丁美洲这个邻居，美国穷尽各种手段。通过经济援助扶持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代理人，是白宫重要的政策选择。但回望历史，这一做法效果欠佳，美元并没有买来邻居的忠诚。时至今日，随着其经济实力下滑，美国对拉丁美洲的控制力不断下降。
古巴在革命胜利后，成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美国在西半球的霸主地位遭到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双重挑战。冷战时期，美国在拉美的核心目标是防止西半球出现第二个社会主义政权，巩固因古巴革命而受到冲击的霸主地位。为此，美国于20世纪60年代实施了“争取进步联盟”计划，选择智利作为样板国家。
当时，左翼政治势力成为智利政坛的重要力量。智利有着百余年的宪政主义传统，一旦该国出现社会主义政权，美国的霸主地位更加岌岌可危。1964年智利总统大选来临时，美国决定用美元赞助一个最符合自己胃口的智利总统。经过比较，美国选中爱德华多·弗雷。他主张走改良道路，对美国资本持温和态度。美国赞助了弗雷300万美元，弗雷一大半竞选经费都来自白宫。巨额的援助让弗雷高票当选。弗雷也投桃送李，说自己是“肯尼迪思想在拉美的继承人”。两国关系迅速升温，美国希望借此把智利打造成拉美的“民主橱窗”。
从1962到1969年，美国援助智利10亿美元，智利成为人均接受美援最多的拉美国家。美国帮智利解决5亿美元外债，积极推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给智利1.5亿美元。美国支持弗雷可谓是全力以赴，结果却让人大跌眼镜。这之后，弗雷却不再听命于美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他亲自撰文，尖锐批评了“争取进步联盟”计划。两国关系渐行渐远。1970年，弗雷下台，更不愿听命于美国的阿连德当选为总统。《纽约时报》哀叹，阿连德的胜利重创了“争取进步联盟”。美国在智利耗时8年，斥资10亿美元，最后铩羽而归。这一段历史表明，10亿美元买不来邻居的忠诚，白宫预想的“拉美民主橱窗”反而成为美国外交失败的注解。
美国与拉丁美洲国家这种磕磕绊绊的关系延续至今。今年3月，奥巴马出访古巴和阿根廷。在拉美政坛整体向右转的大形势下，奥巴马此行颇有“收复失地”的意味。奥巴马率领几百位工商界精英，旨在推动美国资本在拉美加速扩张。利用金钱杠杆操控拉美政坛，仍是美国外交的重要手段。在哈瓦那，奥巴马宣称，他来埋葬美洲最后的冷战残余。在阿根廷，美国带来25亿美元的投资计划。白宫又重拾外交传统，再次希望用美元换“友情”。
然而，拉美的现实情况让美国再次失望。奥巴马到访哈瓦那，仅仅表明美古关系初步实现正常化。两国政治体制差异较大，意识形态冲突明显，在美古巴人问题、关塔那摩军事基地问题、两国国内政治议题等方面难以达成共识，这些都是横亘在两国之间的重要障碍。25亿美元没有让美国和阿根廷关系焕然一新。阿根廷民众对美国心存疑虑，该国两所大学的民调显示，45%的受访者不认为美国在维护和平方面能够发挥积极作用。美国在英阿马岛战争中“选边站”、美国秃鹫基金对阿根廷的债务索赔等历史遗留问题仍然悬而未决。拉美国家漫长的寻求独立自主的传统和特殊的政治社会文化，注定了美元的“购买力”会大打折扣。
从历史和现实来看，美国试图用金钱来购买控制力是无法成功的。几百年来，美国和拉美国家之间的冲突持续不断。白宫对拉美外交政策的出发点，都是为了捍卫美国国家利益，维护美国的霸主地位。然而，美国不顾拉美国家的实际情况，不尊重拉美人民独立探索自身发展道路的意愿，企图以美元开路、用枪炮做后盾，在西半球赤裸裸地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这是美国控制这些国家的企图屡屡受挫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