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拉丁美洲，人们第一时间想到的也许是优美的自然环境，是热情奔放的民风民俗，也可能是上个世纪60，70年代驰骋于安第斯高山丛林间的游击队，层出不穷的民粹主义政治家，军政府抑或是猖獗不穷的黑帮和毒贩。然而要详细探讨这样一个繁荣又混乱的社会是如何形成的，确实不容易。但是有关拉丁美洲历史的研究，其实有一个重要的落脚点可以入手，那就是和这片奇特大陆捆绑在一起的“考迪罗”制度。“考迪罗”制度之于拉美，其实重要性不亚于种姓制度之于印度，至于原因为何，且听笔者慢慢道来。
有关拉丁美洲各国的美好印象
考迪罗（Caudillo）一词源于西班牙语，是首领、头领的意思。而考迪罗制度实质上是拉丁美洲特有的军阀、大地主大庄园主和天主教会三位一体的本土化独裁制度。传统的考迪罗制度于拉美地区的大多数国家在19世纪20年代纷纷从西班牙，葡萄牙独立后至20世纪初期盛行。考迪罗在经济上依靠大地产主大庄园主，在政治上依靠军人专政来维持其统治地位。考迪罗对外投靠外国大资本势力，对内残酷镇压人民反抗和进步民主改革运动。
临时工在大地产主的土地上劳动
传统意义上的考迪罗制度在20世纪初因为以墨西哥民主革命（Revolución Mexicana，1910~1928）为主导的一系列革命和改革运动而逐步垮台，而广义的考迪罗制度在20世纪初依然完整地保留下来，并延续其在拉美时断时续的主导地位——农村的大庄园主和城市的垄断资本家被迫同对权利诉求愈发增强的平民阶层做有限度的妥协，从而以现代式的政党轮换统治维持自身的主导地位。
从某种角度来看，考迪罗制度可以说是拉丁美洲各国由于过早选择共和体制的负作用。回顾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一个长期行之有效的共和政体需要相当稳定而有一定规模规模的中间阶层（middle class，也可称作中产阶级）作为基础条件。而过早诞生的共和制政府只会有两种结局：要不然会被君主主义者颠覆（如拿破仑称帝颠覆法兰西第一共和国，波旁王朝复辟颠覆西班牙第一共和国[República Espantildeola，1873~1874]）；要不然就是陷入长期的军阀争权和军政府专权（如民国北洋军阀混战和南京国民政府的军事独裁）。拉丁美洲显然选择了后者，虽然在形式上独具特色。
要理解为何考迪罗制度得以在拉美长期盛行，我们需要从伊比利亚半岛两国在美洲的殖民史和其民族政策入手。
自从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以来，伊比利亚上到封建君主贵族，下到平民百姓，无不想从新大陆发一笔横财，于是各式各样的探险队应运而生。探险队员大抵是冷酷暴虐不畏死，一心只想升官发财之徒，特别是在王公贵族支持下的探险队，人数众多（指几百上千人）武器精良（多装备当时最先进的火绳枪如穆什克特火绳枪[Mecha de mosquete]),这些探险队往往凭借先进的热兵器和重甲骑兵战术，以一敌百摧毁印第安原生文明国家。其中最有名的便是科尔特斯（Hernán Cortés）对阿兹特克帝国的征服和皮萨罗（Francisco Pizarro）对印加帝国的征服。
科尔特斯和底拉斯卡拉联军在奥图巴战役击溃阿兹特克军队
西班牙巴洛克画家委拉兹开斯（Diego Rodríguez Velázquez）描绘的皮萨罗征服印加帝国
在探险队征服印第安人国家或部落后，往往会进行掠夺印第安人财产，焚烧异教书籍建筑和有组织的屠杀，这就是臭名昭著的卡斯蒂利亚式“三光政策”。但是在印第安人密集的地区，相比之下人数极少的探险队无法将印第安人屠戮殆尽，此时伊比利亚殖民者带来的天花病毒“帮了他们一把”。由于天花病毒自中世纪以来就在欧洲流行，历经几百年时间，欧洲人早已对其产生了强大的免疫。然而对于从未接触过天花病毒的印第安人而言，就是一场灭世灾难。经历屠杀和瘟疫双重打击，印第安人口数量急剧下降。根据莱斯利·贝瑟尔（Leslie Bethal）的推测，拉丁美洲的印第安人数量从1500年的4000万左右下降到1600年的600万，损失比例高达85%，阿兹特克帝国灭亡，总人口从2000万下降到200万，大部分是因为天花而死亡。而印加帝国灭亡，总共1000万人口也有超过70%死亡。惨烈之状可见一斑。
即使如此，伊比利亚殖民者数量仍然少于印第安人。于是欧洲殖民者们便将男性印第安人当作农场奴工，将女性印第安人当作佣人保姆乃至泄欲的工具而非屠杀。就这样，拉丁美洲最初的一批“地主老爷”便诞生了。这些第一批殖民者的后代，其中很多人得以在接下来数个世纪持续呼风唤雨，享受无数的财富和特权。
然观现在的美加两国和拉美各国街头的最大区别，就是拉美社会中有大量“似白非白”的人，而美加则基本没有。拉丁美洲这种兼具高加索人种和蒙古人种特点的一类人就是“印欧混血种人”（Indo-European miscegenation)那么为何美加两国没有多少此类人种，其原因有三：
1 西班牙美洲殖民地是在印第安人社会组织的基础上建立的，因此它必须要整合西班牙人和印第安人社会；而英国北美殖民地印第安人文明程度较低（没有形成真正的国家）传统是把印第安人排斥在社会组织之外。
２ 白人庄园主和印第安女仆/女奴非婚生子在拉丁美洲的普遍性。18世纪开始，一些高出身的印第安女性有机会同白人男性自由恋爱结婚。
３ 伊比利亚移民的性别比例失衡，前往拉美的大多是未婚单身男性，导致许多白人男性在新大陆难以找到白人女子结婚生子。
而拉丁美洲的种族划分之繁冗复杂，程度可能仅次于南亚次大陆，此处就不一一赘述。大体而言，拉丁美洲的人种主要可以划分如下：
1 白人（blanco）包括两类
（1）半岛人（Peninsular）：出生在伊比利亚，随后来到美洲的白人；
（2）克里奥尔人（Criollo）：父母均是白人，本人出生在美洲的白人。
2.印第安人（Indio），即美洲原住民。
3.内格罗人（Negro），即非洲黑人。
4.白人-印第安人系
（1）梅斯蒂索人（Mestizo）：父母一方是白人，一方是印第安人；
（2）卡斯蒂索人（Castizo）：父母一方是白人，一方是梅斯蒂索人；
（3）乔罗人（Cholo）：父母一方是印第安人，一方是梅斯蒂索人；
（4）恰米索人（Chamizo）：父母一方是印第安人，一方是乔罗人。
5.白人-内格罗人系
（1）穆拉托人（Mulatto）：父母一方是白人，一方是内格罗人（按照这个定义，奥巴马可以算作穆拉托人）；
（2）摩里斯科人（Morisco）：父母一方是白人，一方是穆拉托人；
（3）阿尔比诺人（Albino）：父母一方是白人，一方是摩里斯科人。
描绘拉美种族等级制的图解
在拉美种族等级制当中，祖先血统不同的人被做了排列组合，标好了天生的高低贵贱，并赋予许多形形色色的名字（也正是由于这点，可以将伊比利亚人殖民拉美看作近现代版雅利安人征服印度，将拉美种族制度看作种姓制度的一种）。但是，种族命名细分法在逻辑上就蕴含了其必将消亡的根因：一是随着混血的普遍性和复杂程度的演进，名字变得越来越繁杂而且极其不实用；二者，大量的混血非婚生子政府难以标定名称；最重要的是，由于理论上种族和社会阶层挂钩，而现实当中却存在普遍的社会阶层流动，因此有很多人因为地位上升或者下降而被纳入了不一致的种族名称。种族等级制度和现实之间的差距变得越来越大。
因此无论是在把种族制度化的西属拉丁美洲，还是在没有制度化的葡属巴西，到了梅斯蒂索和穆拉托人种群高速扩张的18世纪，种族细分命名都已经濒临瓦解。西语拉丁美洲各国在19世纪纷纷从法律上废除了种族等级制，但是与此同时，制度化的强烈种族观念却仍然是西语拉丁美洲的一种普遍文化遗存。
在秘鲁和玻利维亚，上层白人社会精英长期把自己同印第安人与梅斯蒂索人构成的广大群众隔离开来；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中美洲——长期的种族藩篱和不信任感也是20世纪80年代初危地马拉玛雅印第安人屠杀的动因；在墨西哥、哥伦比亚等国，种族依然和社会等级有着明显的相关关系，印第安人几乎都被压制在社会底层，社会精英和中产阶级则基本都是白人和少量的卡斯蒂索人；至于白人占到绝对多数的阿根廷和乌拉圭，纯种白人血统依然是某种值得夸耀的资本，混有非白人血统的男男女女在社会上备受白眼和轻视。
危地马拉前总统蒙特（Efrain Rios Montt）被指控屠杀玛雅地区印第安原住民
巴西帝国（Império do Brasil）皇帝佩德罗二世
巴西种族大致分布
阿亚库乔战役的胜利标志着拉丁美洲独立运动的胜利
然而独立战争结束后，与宗主国作战的军队在新生国家中的分量大大增强，成为左右各国政局走向的关键力量。庞大的军事开支也成为各个新生国家最主要的公共支出，常常使各国政府的财政处于破产的边缘。作为军队的领袖，考迪罗们自然地在政治上获得了举足轻重的发言权。他们中的一些人依靠军队的支持登上政治舞台，成为国家领袖。一些人则在幕后操控政局，以非正常的方式即军事政变废立政府，成为实际上的统治者。这样，独立战争的结束也就意味着考迪罗时代的开始。拉丁美洲第一批考迪罗中的“翘楚”如墨西哥的桑塔·安纳（Antonio López de Santa Anna）和阿根廷的罗萨斯（Juan Manuel de Rozas）就是如此起家并达到万人之上的位置的。
墨西哥第一代考迪罗桑塔·安纳（1794~1876）
农业是19世纪拉丁美洲社会的经济基础，而大庄园则是农业的主要生产方式。大庄园主严格控制家族、总管、仆人、债农、佃农等，享有绝对权威，实行家长式的统治；大庄园主可以听取下属的申诉，执行“家法”（Derecho de familia），还可以开庭审判，俨然是国中之国的君主；大庄园一方面拥有大量耕地、牲畜和各式农具，从事农牧业生产，另一方面庄园地主还有木工、铁匠、面包师、裁缝和蜡烛匠等手工业者，专门从事手工业生产，其产品可以满足整个庄园的需求，一般只有少量贵重物品需在外购买，是一种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典型自给自足经济形态（Forma económica autosuficiente）。庄园同外界联系很少，一般只有一条林荫小路连接邻近的庄园、村落和城镇。大庄园主在19世纪初动乱的年代里，为了财产和生命的安全，或寻求考迪罗保护，或自己组织私人武装，保护庄园并扩大自己势力，成为考迪罗式的人物。拉丁美洲的大庄园是19世纪产生考迪罗的温床，也是考迪罗获得支持、赖以生存的基础。
反映佃农债农在大庄园劳动的油画
由于宗主国宗教势力的庞大（伊比利亚是全欧洲宗教势力最庞大最保守的地区，没有之一。西班牙宗教裁判所[Inquisición Española]直到18世纪仍然在处死异端，1820年方才撤销）故拉美殖民地各国也继承了宗主国的特点。天主教会是拉丁美洲封建统治制度中重要的构成部分，它不仅是拉丁美洲精神意识上的统治者，而且在罗马教皇的支持下，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各个方面获得了重大利益。拉美各国天主教会在政治上是封建堡垒，在经济上是拉丁美洲最大的大土地所有者。在19世纪天主教会同考迪罗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正如剑桥大学拉美史学家德·欧·布拉丁认为：“毫无疑问，在拉丁美洲独立战争期间和以后混乱的年代里，教会是同军官，垄断资本家和大地主大庄园主站在一起，以反对广大非纯种白人获得属于自己的权利”。
拉丁美洲考迪罗主要来源于三种人物：一是殖民地民团军官（Oficial del regimiento colonial），二是依靠军官上位的原殖民地市政委员会官员，三则是独立战争时期产生的革命军军官（Oficial del Ejército Revolucionario）。原殖民地民团军官主要出身于大地主庄园主家庭，在地区民团中，某片地区最有声望和权威的人物，通常也是最大的土地所有者，往往会拥有军衔相当于上校的民团司令（Comandante del regimiento）头衔，这些人往往后来会成为地方的豪强或考迪罗。原殖民地市政委员会官员也和民团军官一样，一般都是地主家庭出身。市政委员会议员（Miembro del Consejo Municipal）起初由拥有足够土地的市民直接选举产生，以后越来越多的人通过贿选乃至世袭得到职位——能够通过贿选和世袭得到官职的当然基本上是地主家庭的成员。而在独立运动中能担任革命军军官的，亦不例外。不过，革命军军官的成分属性存在着三种不同的情况：一是出身于地主家庭，但接受了资产阶级自由平等民主的先进思想，逐渐成为革命领袖，例如玻利瓦尔和圣马丁等,他们是站在考迪罗对立面的进步力量；另一种则像桑塔·安纳一样出身于地主家庭，并成为考迪罗，自始至终代表地主阶级的利益。除此之外，还有一类人物，虽然出身低微（比如白人贫民），但后来背叛了自己的阶层，站到了地主阶级的一边，也成为了考迪罗。
正是由于革命军军官阵营在独立战争结束的割裂，拉美各国在19世纪20年代到中后期的时间中陷入了长期位于寡头独裁和议会民主的混乱交替中。一般可以认为，玻利瓦尔辞去大哥伦比亚共和国（República de Colombia）总统职位就是两股政治势力斗争的显著体现。这种斗争的白热化很大程度上拖慢了拉美各国工业化与现代化，也让美国在分化、瓦解和操纵拉美各国势力，铲除美洲潜在的竞争对手上更加轻松。美国总统门罗（James Monroe）提出了著名的门罗主义原意本是美国在道义上反对殖民主义的宣誓，但当美国的政治精英看到拉美各国如此混乱的局势时，遂将门罗主义安以新的定义（即美洲事务只得由美国而非欧洲干涉）这种新殖民主义观点是为门罗主义的罗斯福推论（Roosevelt Corollary），即新门罗主义。
新门罗主义者将拉美视为“美利坚南美合众国”和美国后花园
尽管拉丁美洲各国在独立后纷纷采用了当时最为先进的三权分立共和制度（巴西则参照英国等建立了君主立宪制），并建立了相应的完整选举程序，但拉美共和制仍然带有强烈的本土化特征。首先，三权的各权之间的力量并不平衡，行政权往往凌驾于立法权和司法权之上。以总统为代表的行政长官在政治体系中拥有极大的权威，行政权所受到的制约更多来自各政治派系之争而非其它两权。其次，军队与政治的关系密不可分。由军队首领出任政治首脑成为普遍现象，军人干政问题尤为突出。尽管各国宪法均明确规定了选举程序制度，但并未得到真正遵守。通过政变等非宪法方式上台的做法十分普遍，而基层机构的职位则贿选严重。如墨西哥在1824年—1848年期间，曾发生250次政变，更换了31位总统。另外，广大非白人平民被排除在政治活动之外。尽管各国均声称主权在民，但所谓的人民实际上只是少数纯种白人上层精英——各国宪法均将财产数量、受教育程度和种族类型作为政治参与的必要条件，而无法满足这些条件的大部分百姓自然会被排除在政治体系之外。
拉美各国模仿美国《1787年宪法》规定的三权分立制度
据此可以看出，拉丁美洲传统政治体系的寡头特征十分明显，军阀气息浓烈。拉美各国独立后建立起了看上去十分先进的政治制度，然而其本质上却属于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形式掩盖下的考迪罗精英寡头统治，是为“封建的共和”（Una República feudal）。
（未完待续）
参考资料：
《剑桥拉丁美洲史》 [英] 莱斯利·贝瑟尔
《美洲政治史纲》 [美] 威廉·福斯特
《Cambridge:Cordillo and the peasants in the Mexican Revolution》
De o'brading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in Latin America》Salvador Aquiva
作者 ：雾 失，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金融学大一就读；【世界历史爱好者】（世爱群）首相；【历史研究社】共治群主；【芝兰学社】中国组&近代组定远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