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图不仅能开启世界的真实面貌，还有助于人们想象未知的世界。地图上那些形形色色的点、线和空间都描绘着希望与恐惧，激发人们的好奇心和想象力。本书收录的地图，证明了地图是科学和艺术的完美结合。
虽然出现的时间早于书写文字，但时至今日，地图已经用上了最先进的电脑技术和成像系统。从许多地图中，我们得以窥见制图者对于宇宙的信念，以及对地理的探索。此外，地图上对领土的控制和对所有权的宣示，也代表着社会政治的欲望和权力。无论在想象中还是在现实里，东西方的地图学发展史都与“掌握空间”密不可分: 从描绘人类与天堂的关系，到世界的侵略和征服，不一而足。从楔形文字到电脑辅助设计与加工，地图学也反映了技术的进步。希望这本包罗万象的地图之书，以及这些地图诞生的故事，能够阐明制图文化与其视觉表征之间千变万化的二元关系。
制图者的挑战
许多地图并非只是好看，我们还有必要了解它们背后的科学，比如洪堡的地球磁场地图，或是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金星探测图。对于这些地图而言，视觉效果并非制图的重点。此外，也有些人更愿视地图学为美学作品而非科学作品，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X=tan-1(tanφcosφp + sinφpsin(z-z0))over cos(z-z0)。以上只是一个简单的联立方程式，其中z代表经度，φ代表纬度，以此便能够得出一个基本的墨卡托斜角投影。
也许，本书收录的一些地图既不好看，也未能达到技术和科学的要求，但它们仍有值得欣赏的部分。为宣传而制的地图提醒我们，“地图语言”也需要仔细阅读。绘制一份“北美部分地区的总图，这里曾成为战火肆虐之地，并且道路……河流……新的要塞都要清楚标明”，詹姆斯·蒙特雷索上校于1760年断言说:“这幅地图将会在政府官员和军官中广受欢迎。”可见，殖时期的地图是服务于贸易和扩张领土的。本书还会提到一些以社会议题为中心的地图，约翰·斯诺的霍乱地图便是其一。
本书收录的许多地图起初都以地图册的形式呈现，比如奥特柳斯和布劳家族的地图。他们的作品特点鲜明，美感与理性兼备，在历史上占据了重要的地位。与传统的地图相比，历史地图与历史的联系更为密切，向我们展示了地图是如何与时俱进的。直到20世纪，决定历史地图内容的主要是国际关系——特别是战争和领土控制权的转换。国家，也许是这个历史进程中最关键的单位(及对象)。同时，地图也适时反映了国界线的变动，特别是帝国的兴衰。帝国显而易见的兴衰循环特性(特别是罗马帝国)赋予历史地图一种类似于“寓言故事”的角色，与记述这一时代的历史著作交相辉映——如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19世纪(以及更早)欧洲势力急速扩张之时，地图曾被用来组织和安排世界其他地区。在《各历史时期的世界地图集》(Historical Atlas in a Series of Maps of the world，as known at Different Periods) 导论中，伦敦大律师爱德华·奎因用颜色来标示“文明”，并使用了带有欧洲中心论色彩的词汇。“在所有时期里，我们都使用了一种单调的橄榄色底纹来标示......野蛮和未开化的国度，”他写道，“就像当下广袤的非洲内陆。”
有证据表明，1945年之后的地图经历了一场“信任危机”。历史地图册对自然地理的关注有所减少，这背后有多重因素，包括全球化的趋势，以及唯物主义思维方式的式微。最终结果是，地图在设计上变得更具创造性，但它们解释历史的能力却被削弱——这正是它们本应具备的功能。
制图者的自主性
制图者的自主性有多大?哪怕是本书提到的奥特柳斯的作品，也是团队合作的产物，并由商业利益驱动。相较于其他书籍，印在地图册封面上的名字——作者、制图者、编辑——都只能告诉我们一件事:出版商是主导地图框架的人。从最基础的层面来看，他们决定了地图册有多大、总共收录多少幅地图。因为不论在今天还是过去，地图的制作成 本都是高昂的，至少肯定比文字和单纯的图片昂贵(在早期，为了简化程序、节约成本，制图者有时就是出版者)。
顺便举一个例子。数年前，为完成一册与战争史有关的地图集，我制作了一幅18世纪的印度地图，试图展示莫卧儿帝国头六十年里欧洲对印度渐渐扩张的影响。传统的标准南北向地图偏重于欧洲的渗透，以此凸显印度与周边海域的关系。印度呈现为一个半岛，视线主要聚焦于欧洲海岸到德里沿线，像孟买、加尔各答、果阿邦、马德拉斯等地。这些地图参照英国对印度的吞并程度来进行绘制，有时 还会标示出欧洲取得的胜利，比如克莱武参加的阿喀德和普拉西战役。然而，印度历史则会以一种完 全不同的角度来记叙，它会将关注点放在欧洲的失 败上——如1779年的瓦德加奥恩会议，或是1780年迈索尔的海德·阿里在佩鲁姆巴卡穆战役上对英国的胜利，或是1782年蒂普·苏丹王子在戈莱伦河战役取得的胜利，又或是英国于1790年和1791年夏天对迈索尔发动的失败的战争。
我起草的这份地图核心内容是:一群外国扩张力量争抢莫卧儿帝国的遗产。英国，当然是其中之一，同时还有马拉塔联盟（Maratha Confederation)、 海德拉巴的尼萨姆(Nizam of Hyderabad)、孟加拉的纳瓦卜(Nawabs of Bengal)、卡纳提克(Carnatic)，以及迈索尔的苏丹(Sultan of Mysore)。接替莫卧儿帝国的入侵国必须从北边的开伯尔山口(KhyberPass)开始，直捣德里。但基于市场的考量，这幅地图并没有出版。对于出版者和制造商而言，他们只想发行大众感兴趣的内容。当地图由政府或其他公共机构制作时，制图者或者制图团队承担的压力未必会减弱。如果一幅学术历史地图(像我制作的印度地图)都不能成功出版，那么，可想而知为斯大林工作的制图者身上的重负该有多大。
以图证史
孩提时代我便开始对地图感兴趣。不管是《燕子和鹦鹉》(Swallow and Amazon)还是《霍比特人》(The Hobbit)，只要我读的书里有一幅地图，我都会手不释卷。地图让历史变得具体、真实、丰满。我在伦敦郊区长大，而地图定义了我的世界。哈里·贝克制作的地铁线路图展示了通向市中心的不同线路，勾勒出城市清楚匀称的延伸和扩张。还有我所住的郊区早期的街道地图——它是一本地图册，将街道描绘得巨细无遗。当我需要寄信，却偏离正确路线时，它给了我极大帮助。
我在开始构思撰写这篇序言时，英国报章上充斥着选举地图。这些地图既阐明也误导并简化了选举:那些超过60%的选民都没有投票给当选者的选区，却用了当选者所在政党的颜色标识——这要感谢英国“简单多数制”的单一选区制度。当然，这种选举地图是对选举结果的准确反映:它揭示了谁是当选者。然而，它却是对选民倾向的误导性描述:也许，一幅彩色标识的点状地图，在每个选区配搭上分别与投票结果对应的数字和点状色块，能够更好地反映选民倾向。但是，这样“精确”的地图却不易于理解。在本书后续提到的地图中，这种“平衡”的艺术都将一一展现。
无论如何，我的看法多少会引起一些读者的共鸣，每个读者都可以用自己的观点去理解和欣赏地图，这也说明了为何地图总是充斥着形形色色的主观解读。历史上，地图经常被用于宣传目的(经常是无所不用其极)，又或者，地图仅仅是通过“分配领土”或是操纵舆论来控制地盘的一种手段。但这并不意味着地图本身没有价值，我们仍有必要理解地图在感知上呈现出来的细微差别。
这本书将激励人们展望未来。在一个视觉愈发主导文字的世界里，地图将扮演一个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因为我们需要描绘人类并不熟悉的“系统”——不管是自然系统(如人类大脑)还是人工系统(比如微型芯片机制)。在地图疆域日渐扩展的今天，理解那活力四射、华丽绚烂的地图历史就显得格外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