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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绣一般是指以广州、顺德、南海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一带民间刺绣的总称，也是广州最具代表性的工艺美术品类“三雕一彩一绣”之一，与苏绣、湘绣、蜀绣并列为中国四大名绣。广绣在历史流变中融汇中西、汇通南北，其发展史可以作为海上丝绸之路贸易兴衰的见证，并在国家实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当下不断发展创新，延续传承。
一、广绣的起源
广绣的产生与广东地区地理因素、桑蚕种植业以及丝织业发展密切相关。广东气候温热潮湿，珠江三角洲平原河网密布，适合种桑养蚕，广东桑蚕业历史已有2000多年。[1]汉武帝时期，广东的朱崖郡（今海南省）、德庆、连州以及广州附近已有“采桑养蚕”、“桑蚕织绩”的生产活动。[2]西汉时期，广东本地出现了刺绣工艺。1983年广州解放北路象岗山南越王赵眜（前137 –前122）陵墓出土了绢、罗、纱、锦、麻五类织物，在出土文物中还发现有绣纱、绣绢，遗憾的是刺绣的整体图案不明，只能在残片中看到一些用辫子针和长挑针法绣制的纹样。
目前，关于广绣记载的最早文献见于唐代。唐人苏鹗《杜阳杂编》载：“永贞元年 （805）南海贡奇女眉娘，年十四，工巧无比，能于一尺绢上绣《法华经》七卷，字之大小，不逾粟粒而点划分明，细如毫发，其品题章句，无有遗阙。更善作飞仙，盖以丝一钩分三股，染成五色，结为金盖玉重，其中十洲三岛，天人玉女，台殿麟凤之象，而执幢捧节童子，亦不啻千数，其盖阔一丈，称无三两煎灵香台之则，坚韧不断。唐顺宗皇帝嘉其工谓之神姑。”[3]这是文字记载中呈现本地刺绣技艺水平的证明。唐元和八年（813）完成的《元和郡县志》。列举的广州贡品中，出现了“丝布”。唐代初期和中期政治平稳，经济发展，广东地区桑蚕业和丝织业得到大规模的发展。 《旧唐书》卷五十一载：“宫中供贵妃院织锦刺绣之工凡七百人，其雕刻锫造又数百人，扬、益、岭表刺史必求良工造作奇器异服，以奉贵妃献贺，因致擢居显位。”[4]可见当时本地已经有专职绣工，并形成一定的生产规模。
二、广绣与海上丝绸之路
真正推动广绣繁荣兴盛的是始于汉代的海外商业贸易活动。唐开元年间（713-741），政府在广州设立市舶使，允许民间的海外商贸活动，并在广州设立“番坊”供外国商人居住。作为重要的传统贸易物资，丝绸从广州出口至东南亚，又通过马六甲海峡进入西亚和欧洲地区，这就是海上丝绸之路。中国船只沿海上丝绸之路进行商品贸易，出口大宗纺织品、瓷器、茶叶等。至宋代，政府在广州设立市舶司，成为对外贸易的专职机构，并鼓励民间商人的贸易活动。
明清时期，随着大规模的商品贸易，丝织品从自用商品（少量贡品）发展为大宗出口商品，这一根本性转变使广绣从技法和生产方式上都产生了质的转变，进入鼎盛时期。广绣从这一时期开始形成了一定特色，使用各色丝绒线刺绣，其中金银线刺绣技艺独特，还开创性的使用孔雀羽毛做线，[5]成品绚丽夺目。人们今天仍然能看到部分实物，如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明代广绣博古围屏8幅等。朱启钤在《存素堂丝绣录》中对这些绣品进行了解析：“摹绘鼎彝古器，多取材于宣和博古图谱，吉金美玉，文绮琱丽之属，唯物凡九十有五，鸟语花香，四时清供靡不具备，而铺针细于毫芒，下针不忘规矩，器之弇侈，纹之隐显，以马尾缠作勒线，从而勾勒之轮廓，花纹自然工整，此又明代粤绣之特长也。”[6]这一时期的金银线绣技艺在出土文物中亦有体现。如1957年在广州出土的明正德年间 （1506-1521）戴缙夫妇墓中，发现有大量的金银线绣品，包括麒麟补子各一方、绣有凤凰形纹饰的绢巾、花锦袍一件等。[7]作为贸易商品，这些来自广州的绣品沿海路贸易传播到西方社会。据研究，明正德九年（1514），葡萄牙商人将在广州购得的绣片带回国献给国王，受到嘉奖。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喜欢这些从广东出口的金银线绣，亲自倡导成立英国刺绣同业公会，从中国进口丝绸和丝线，加工绣制贵族服饰，这些绣品推动了西方社会丝绸和刺绣手工艺的发展，被西方学者称誉为“中国给西方的礼物”。[8]
广东省博物馆藏清白色缎
粤绣孔雀百鸟花卉纹座屏
得益于清政府开放海禁、一口通商等政策，[9]广州“垄断”了欧洲、拉美、南亚、东洋和大洋洲的环球贸易航线，因而清代是广东地区长足发展的时期，被称为“金山珠海、天子南库”，一度成为中西经济、文化交融的桥梁。这一时期，广绣商品化程度日益成熟，广州地区的绣坊、绣庄多达50多家，成行成市，其行业工会锦绣行于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在广州杨巷瑞兴里建立，会名“绮兰堂”。广绣从业者此时已达3000多人，有绣庄自行设计样品供外商选择，也有直接来样加工定制。出口商品主要分为日用品和装饰品。日用品包括围巾、披肩、丝裙等。据统计，乾隆四十一年（1776），广绣披肩出口量达10.4万条；[10]装饰品有绣画、绣屏、室内挂帐等，这些装饰品价格昂贵，大幅绣画仅纳税额都要白银1.2两。[11]由于绣工精致、风格独特，广绣也成为进贡朝廷的主要绣品。北京故宫博物馆收藏有不少的广绣品，以精美的绣画为主，如广绣山水渔读图、广绣百鸟争鸣图、广绣鹤鹿同春图、广绣丹凤朝阳图、白缎地广绣三阳开泰挂屏心、广绣竹石双凤图轴等。
清末民初，因海外市场的巨大需求，广州丝织业蓬勃发展。南海归侨陈启沅在南海县西樵简村创建了中国第一家机器缫丝厂——继昌隆缫丝厂，稳定、大量的原材料供应和出口使广东地区的丝织业、织绣行业得到更充分的发展。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广东省成立工艺局，潘达微创办撷芳女子学校、缤华习艺院，聘高剑父任校长，专设刺绣班，宋铭黄任教师，为广绣的展览、传播以及技艺改良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一时期，广绣作品在各项大奖中崭露头角。如 1915年在旧金山太平洋万国巴拿马博览会上，广绣艺人余德的《孔雀牡丹会景》获一等奖。民国12年（1923），英国庆祝伦敦大铁桥通车，举办国际展览，余德作品《瑞狮》获二等奖。民国18年，在广州举办的四川、湖南、苏州、广州四地绣品展览竞赛上，广绣以余德绣制的 《孔雀牡丹》、《番狮》，黄妹绣制的《雪地风景》等作品参展，获得好评，广绣作为“四大名绣”地位终于得以确立。通过这些国际国内的展览展示，广绣在国内外的知名度得到提升，广绣贸易保持繁盛。
广州绣品工艺厂有限公司藏红荔白鹅绣画
20世纪30年代，因战乱影响，市场萧条，整个广东的丝织业凋敝，刺绣行业受到严重打击。刺绣商号停业，从业者四散另谋生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广绣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即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复兴阶段、“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低迷阶段、改革开放以后的传承和保护阶段。1956年7月，广州绣品业实现全行业合作化，成立了艺峰刺绣社、民艺钉金社、黄埔刺绣社、新滘刺绣社，全市从业人员有3500多人。“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刺绣行业成为“四旧”而停产。1971年，广绣手绣生产恢复，成立广绣生产组，仅有13人，附设在广州卫东机绣厂。七八十年代，广绣以生产精品为主。这一时期创作了《我爱小鸡群》 《晨曦》《孔雀姑娘》《同绣友谊花》等一批精品。1990年代，在市场冲击下，加上广绣生产组的老艺人们陆续退休，广绣创作生产基本陷于停顿。1994年，陈少芳成立番禺广绣艺术研究所，旨在研究、创作广绣精品。进入21世纪，在政府的重视和扶持下，广绣逐渐重现生机，一度被称之为绝艺的广绣得到传承和保护。2003年，广州绣品工艺厂成立广绣小组，返聘了一批已退休的广绣老艺人，不仅恢复了传统广绣制作，还进行带徒授艺。2006年，广绣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在政府和社会的共同努力下，不少民间刺绣艺人重拾绣针，广绣又焕发出新的生机。
三、广绣的文化特质
综观广绣的发展历程，其文化特质不仅体现在它与众不同的艺术特点，更体现在它所承载的历史文化内涵。
1．浓厚的岭南特色
广绣的产生与广东地区的地理环境及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广东丝织业的发展为广绣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优质的广缎、广绒、富于地方特色的莨纱是广绣赖以生存发展的基础。岭南四季如春的气候特点，使得广绣在题材方面充满了岭南特色，百鸟花卉是广绣最为常用的题材。在构图方面，广绣的装饰性极强，布局上讲究饱满繁茂，少有空隙，突出热闹的意境，艺术效果独具岭南特色。色彩方面，广绣用色丰富，广绣艺人善于运用颜色对比强烈的丝线，达到明艳亮丽的效果，还喜用金线勾勒轮廓，作品喜庆富丽。工艺方面，受到岭南民间手工艺和中西审美兼顾的影响，针法多样、纹理清晰，善留水路，层次分明。行业内的工艺要求极为严格，如“光、亮、齐、密、净、匀”的行业规范。运针讲究“针程、手宝”，即针步均匀，针路流畅，针脚齐整，绒线排列紧凑，这也是广作技艺讲究精工的一个共性特点。总之，广绣在用料、题材、构图、用色、工艺方面的这些讲究，无不反映了岭南民间审美的独特之处，彰显出明显的地域文化特点。
2．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见证
作为海上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商品，广绣见证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基于这样的历史背景，广绣表现出与其他绣种明显的不同。首先，它的商品属性突出。广绣是民间刺绣，有满足自我需求的生产属性，但商品属性才是影响广绣发展演变的决定性因素。其次，正是由于适应商品生产的需要，广绣的产品种类非常多元。这一点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的清光绪年间广绣花鸟博古插屏背后一张绣庄的广告单中有所体现，广绣不仅有日用品，也有装饰品；有适用于国内需求的产品，也有适合海外市场的产品；既有满足人们日常生活的日用品，也有满足皇室贵族的贡品。这张广州彩元绣庄的广告单上所罗列的绣品一应俱全：“本号承办进呈入贡各等绣货，专办各省文武蟒袍、珍珠补褂、朝衣朝裙、女蟒霞帔、各式挽袖、花边裙花、宫装云肩、旗妆绣货、珍珠翎毛、洋金古龙、缂丝戳纱、拉锁顾绣、大小满汉荷包、朝带，上绣翎毛花卉鸟兽亭台楼阁山水人物，围屏寿幛、桌上插屏、斗方挂屏、炕上围屏、八扇挂屏、大小座屏、中堂对联、条幅挂屏、簷彩铺垫、被褥帐簷、灯襚幛襚、洋金银线、时款裤带、翎毛团扇、栏杆衣边、胭脂宫粉、绒线杂货。”第三，大规模商业生产促使广绣行业成立了行会，是行业成熟的标志。行业内出现了专业的分工，男工为上手工，专绣重要部位，女工则为下手工，专绣背景和其他部位，这也是广绣的独特之处。第四，商品化属性使广绣生产需根据市场需求及时调整，这使广绣在技法上表现出极大的灵活性。针法多变，用色、用线大胆，不拘一格，灵活创新程度极高，这也是广绣不同于其他绣种的一个非常明显的特色。
3．中西交融的艺术特点
西方审美和美术技艺极大地影响了广绣的风格。西方绘画与中国传统绘画技艺不同，讲究透视原理，对光线的明暗、折射极为敏感。广绣艺人在这一审美背景下进行商品生产，其题材绘制、针法表现、色彩等方面均受到一定影响。为适应商品交易，广绣的表现方式也得到了极大的丰富，表现为绣品种类丰富，很多是中国本土社会见所未见的品类。造型、装饰方面，因精湛的技艺与异国审美结合，为广东工艺美术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这种中西融合、形神兼备的艺术风格区别于其他地方的绣品，这些艺术品在西方社会也掀起东方艺术风潮，具有相当的文化影响力。
随着当今社会资讯日益发达，文化交流频仍，文化的界限逐渐模糊，文化同质化现象越来越严重，保护文化多样化的任务日益紧迫。通过梳理广绣的历史，剖析其文化特质，人们更清晰地认识到广绣的历史文化内涵，挖掘其所积累的最为宝贵的遗产资源，以利于开展对广绣的保护工作，使其通过今人的创新运用实现可持续发展。
故宫博物院藏广东彩元字号广告单
本文作者：蓝海红（单位：广东省文化馆）
本文系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
注释
[1][2][8]广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广东省志丝绸志》，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
[3][唐]苏鹗：《杜阳杂编》，《古今说部丛书》。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
[4]《江西通志》卷六十五载：“按《唐书·张九龄传》，弟九皋亦有名，终岭南节度使而不立传。且在岭南时，端供杨妃织绣之工多至七百人，以所献精靡，加三品。颇为时议所疵。”
[5]屈大均：《广东新语·货语·鸟服》卷十五：“鸟服，朔漠多兽服，南方多鸟衣。鸟衣者，诸种鸟布所成，一曰天鹅绒，夷人剪天鹅细管，杂以机丝为之，其制巧丽，以色大红者为上。有冬夏二种，雨洒不湿，谓之雨纱、雨缎。粤人得其法，以土鹅管或以绒物，品既下，价亦因之。一日琐袱，出哈烈国，亦乌毛所成。纹如纨绮，其大红者贵。然服之身重不便，粤人仿为之，似素纺绢而白起云，殊不逮也。又有以孔雀毛织为线缕，以绣谱子及云肩袖口，金翠夺目，亦可爱。其毛多买于番舶，毛日珠毛，盖孔雀之尾也。每屏尾价一金，屏者一孔雀之尾也，以其尾开如锦屏，故日屏。”
[6]朱启钤：《存素堂丝绣录刻·丝刺绣两类》，石印本，第53页，民国17年（1928）刊印。
[7]黄文宽：《戴缙夫妇墓清理报告》。《考古学报》，1957年第3期。
[9]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政府在宁波、江南台山、漳州、澳门设立海关。随后在广州建立了特许经营对外贸易的商行，史称十三行。而至乾隆二十二年（1757），政府关闭了粤海关之外的三处海关，只允许广州一口通商。
[10]利温奇：《十八世纪中国和欧洲的接触》。商务印书出版社，1991。
[11]广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广州市志·工艺美术志》。广州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