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起來並不是很壯觀...？
杵立山崖近水前，匯海浪湧如山巖 青袍一振…
[…] 以下我簡單就這篇論文…
科技真是日新月異
有一個偉大的發現
英法百年戰爭期間，法蘭西各地飽受戰火摧殘，隨著王權的失墜，各地充滿野心的貴族也趁機營私牟利。奧倫治親王路易二世‧德‧沙龍-阿爾萊(Louis II de Chalon-Arlay)就是這些想混水摸魚的貴族之一。奧倫治親王路易二世‧德‧沙龍-阿爾萊加入勃艮第陣營，試圖推翻法蘭西國王查理七世(Charles VII)的統治，為此他便揮軍入侵布雷西厄城堡。此時布雷西厄城堡由支持法蘭西國王的喬治‧德‧布雷西厄(Georges de Bressieux)把守，但他的軍力遠非奧倫治親王路易二世‧德‧沙龍-阿爾萊的對手，因此沒能堅持多久，城塞很快便遭到攻破。城破之後，奧倫治親王路易二世‧德‧沙龍-阿爾萊將喬治‧德‧布雷西厄夫妻殺害，並放縱士兵大肆燒殺擄掠，喬治‧德‧布雷西厄的愛女瑪格麗特‧德‧布雷西厄(Marguerite de Bressieux)與城內的貴婦、侍女等，便因此遭到奧倫治軍的士兵姦污。
當奧倫治軍飽掠而去之後，瑪格麗特‧德‧布雷西厄將父母收葬，並立誓要報仇雪恨。於是瑪格麗特‧德‧布雷西厄將其侍女們武裝起來，並展開包括騎術與劍術在內的軍事訓練。瑪格麗特‧德‧布雷西厄一行人鬥志高昂，時時等待機會，準備一有機會，便向奧倫治親王路易二世‧德‧沙龍-阿爾萊等人尋仇。
皇天不負苦心人，瑪格麗特‧德‧布雷西厄他們並沒有等多久，法蘭西國王查理七世決定對付奧倫治親王路易二世‧德‧沙龍-阿爾萊，於是便命令道芬總督拉烏爾‧德‧高科特(Raoul de Gaucort)領兵進逼奧倫治親王國。瑪格麗特‧德‧布雷西厄得知這個消息，立即率領他的亞馬遜小隊加入拉烏爾‧德‧高科特的隊伍。
拉烏爾‧德‧高科特見瑪格麗特‧德‧布雷西厄等十餘騎盡為女性，因此起初對於是否接納他們有所猶豫。瑪格麗特‧德‧布雷西厄見狀便向拉烏爾‧德‧高科特詳述他們的經歷與他們一心只想著復仇的信念，拉烏爾‧德‧高科特在仔細聆聽他們的說辭後，決定尊重瑪格麗特‧德‧布雷西厄等人的決心，允許他們加入軍隊，參加與奧蘭治親王的戰鬥。
瑪格麗特‧德‧布雷西厄身披黑甲率領所部，打著繪著刺穿橘子、並寫著「你將會如此(ainsi tu seras)」的旗幟(這面旗子的圖樣可以說是明示著對奧倫治親王的敵意)，騎馬衝鋒，面對奧倫治軍的刀鋒，初次上陣的女戰士們絲毫沒有懼色。他們奮勇作戰，讓奧倫治軍的士兵大為吃驚，他們深感這批不害怕死亡的戰士，就像是從地獄復活來報復他們的，而(對他們而言)不幸的是，眼前的這些戰士並非幻影，而是真實存在的。
喬扮為黑騎士的瑪格麗特‧德‧布雷西厄等人一路衝殺，終於殺到奧倫治親王路易二世‧德‧沙龍-阿爾萊的面前。瑪格麗特‧德‧布雷西厄在他面前，掀開他的面罩，露出他的面容。他以忿怒的眼睛盯著每個逃跑的強姦犯，這些人害怕與鬼魂搏鬥，紛紛敗走，但他們沒能逃得了多遠，便被法蘭西軍隊追上，遭到無情地屠戮，少數幸運沒死在刀刃之下的人，也在你推我擠之下，掉入隆河溺斃。
在交戰中，瑪格麗特‧德‧布雷西厄雖已報大仇，卻也在戰鬥中受到致命傷，不得不退下待援。於是他的同伴將他帶往附近的修道院，希望能及時獲得救治，然而由於他的傷勢實在太重，因此在掙扎幾個小時之後，瑪格麗特‧德‧布雷西厄便香消玉殞。最終，瑪格麗特‧德‧布雷西厄被以軍禮下葬，而其同伴則決定在修道院度過餘生。
關於瑪格麗特‧德‧布雷西厄的故事，其真確性頗有爭議。雖然其確切年代不太確定，且布雷西厄家族早在1430年代便已斷絕，加上關於他的傳說大多出自鄉野，因此其事跡也許只是虛構。不過，另一方面來看，關於瑪格麗特‧德‧布雷西厄的故事，相關的人、事、地都十分明確，且大多是真實存在的人物，同時這些人在時間上都幾乎可以對應上，也許他只是被史家所遺忘的人，又或是別有原型也說不定。
考古學家表示，在科爾斯希爾發現中世紀門樓是「確實令人震驚」與「我們職業生涯的亮點」
當在2號高速鐵路(High Speed 2，HS2)路線上工作的考古學家開始挖掘沃里克郡(Warwickshire)的一片牧場時，他們並沒有想到會發現其中一人所說的「我們職業生涯的亮點」。他們的挖掘發現一座中世紀晚期防禦性門樓兩座衛塔的巨大石基，這些塔樓的存在已完全被歷史遺忘。
雖然這一發現本身就很了不起，但廢墟比它們最初出現時更為重要──甚至可能改寫英格蘭內戰的歷史。
砂岩牆上佈滿數百個火槍子彈與手槍射擊造成的麻點，表明這座建築曾遭受過猛烈的砲火襲擊。專家認為，這可能是1642年8月前往附近參與柯德沃斯橋(Curdworth Bridge)戰役的議會軍隊射擊塔樓的證據，這將使這裡成為內戰的第一場小規模衝突。
領導現場的挖掘工作的威塞克斯考古學斯圖亞特‧皮爾森(Stuart Pierson)表示，這些發現「令人震驚」。「最好的描述方式是我們對這座塔感到敬畏。」
「人們總是說你想在考古中找到黃金，但我認為對我們很多人來說，找到那座塔樓永遠比找到黃金更好。我認為這是我們職業生涯中發現這一點的亮點，我認為我們再也不會找到類似的東西。」
該團隊知道在伯明翰(Birmingham)以東的科爾斯希爾(Coleshill)遺址附近某處曾矗立著一座大型都鐸式莊園，但其位置已經無法確認。當他們開始挖掘時，他們對其巨大的觀賞花園的保存狀態感到驚訝──其規模比漢普頓宮(Hampton Court)還大。
皮爾森曾對同事說，他預計這邊可能會有門樓的遺跡，「但我們認為只是一個小型的箱形結構。我們並沒有考慮任何關於塔樓的事。」當第一堵牆被揭開時，他正在度假。他表示：「我的同事們說，他們在現場最喜歡的記憶是我[回來後] 看到這座完整的塔樓時的表情。」
他補充說道，總體而言，這些發現使該遺址「具有全國性的意義──甚至更多」。
在內戰之前，忠於國王查理一世(Charles I)的軍隊與試圖推翻他的議會士兵展開對峙，科爾斯希爾莊園落入保皇黨西蒙‧迪格比(Simon Digby)的手中。他豪宅的位置靠近科爾河(River Cole)的重要戰略渡口，本來可以直接擋在議員們前往柯德沃斯橋的路上。雖然無法證明，但專家認為很可能是他們的火槍子彈──其中數十顆是從現場回收的──在這次行動中擊中門樓。
皮爾森表示，雖然這一發現可能會改寫內戰開始的歷史，但它也可以告訴我們更多關於那些經歷過內戰者的經歷。「它給我們的是對內戰更個人化的[觀察]。總是有關於王室成員與主要議員的故事，但人們本身並沒有太多關注，即使是發現自己參與其中，但不一定真正參與其中的上層階級也是如此。」
這一發現將在1月22日星期日晚上8點，於BBC第二台在「為不列顛挖掘(Digging for Britain)」的節目中向世人公開。
瑪莉亞‧德‧昂吉安(Maria d’Enghien)生於1363年，為阿爾戈斯與納夫普利翁領主居伊‧德‧昂吉安(Guy d’Enghien)與博內‧德‧富歇羅爾(Bonne de Foucherolles)的獨生女。作為阿爾戈斯與納夫普利翁領主家族的獨生女，瑪莉亞‧德‧昂吉安自然成為這個法蘭克-希臘邦國的法定繼承人。阿爾戈斯與納夫普利翁領主居伊‧德‧昂吉安曾於1371年為其安排與雅典公國的施蒂里斯領主胡安‧德‧盧里亞(Joan de Lluria)訂婚，然而這個婚約雖被雙方接受，但最終卻沒能完婚。
瑪莉亞‧德‧昂吉安在賣卻阿爾戈斯與納夫普利翁領地之後，便於1388年與帕斯卡爾‧贊恩(Pascale Zane)再婚，並一直定居於威尼斯。1393年前後，瑪莉亞‧德‧昂吉安於威尼斯去世，由於他的兩段婚姻中都沒有留下子嗣，因此其權利便全部由威尼斯共和國所接收。不過瑪莉亞‧德‧昂吉安的叔叔恩格爾伯特‧德‧昂吉安(Engelbert d’Enghien)卻為此向威尼斯共和國元老院提出繼承阿爾戈斯與納夫普利翁領地的要求，但最終遭到威尼斯共和國的拒絕。
在辛巴威東南山區，坐落著南部非洲首座主要城市的廢墟。這個地方被稱為大辛巴威(Great Zimbabwe)。「辛巴威」這個名字本身在紹納語(Shona language)中的意思是「大石屋」，事實上，這個國家的名稱便是從這座古城而來的。這座擁有大型石屋與圍牆的城市是11世紀紹納王國(Shona kingdom)的首都，這個王國統治今日辛巴威與莫桑比克的部分地區。
這座城市繁榮昌盛，許多人居住在那裡，直到它在17世紀遭到遺棄。但是住在那裡的人們是如何滿足他們的需求的呢？其中特別具有挑戰性的是水源──大辛巴威位於氣候敏感地區，因此確保為如此多的人口與如此多的牛隻提供穩定的水源供應一定是個問題。
來自南非、英格蘭、辛巴威與丹麥的一組研究人員在〈氣候智慧型采水與儲水：大辛巴威達卡坑的遺產(Climate-smart harvesting and storing of water: The legacy of dhaka pits at Great Zimbabwe)〉一文中對這個謎團進行調查，該文章現已發表在《人類世(Anthropocene)》期刊上。
他們通過遙感方法與挖掘，調查景觀中的一些大型窪地，這些窪地在當地被稱為「達卡(dhaka)」坑。這些窪地以前沒有被調查過，因為人們一直認為這些窪地只是為了收集城市中用於建築的粘土。然而，最新的研究表明這可能不是全部的事實。
調查表明，這些坑洞也必須被用來儲存與管理城市的水源。有明顯的跡象表明，這些窪地被挖掘出來，可以收集地表水，同時滲出與儲存地下水，以備在一年中的旱季使用。研究人員發現比以前已知更多的「達卡」坑，而且它們被發現在下雨時小溪會自然流經的地方，或地下水滲出的地方。
這一點，再加上窪地的位置與構造，使研究人員相信，「達卡」坑是一個聰明的系統，通過儲存更多的地表水與地下水，確保穩定的供水，也可以在雨季之外使用。
因此，大辛巴威人設計一個氣候智慧方法來儲存與管理該地區的水資源，該地區具有三種不同的氣候，一個是非常溫暖乾燥的季節，一個溫暖潮濕的季節，最後一個則是溫暖乾燥的冬天。這樣的供水系統對於創建一個需要為其居民、牲畜與農業提供安全供水的城市社會來說可能是不可或缺的。
它的構思令人印象深刻，並且表明這比以前想像的還要早得多，自然水文系統的管理在城市中得到了控制。也許他們甚至管理得如此之好，以至於世界其他地方現在可以從他們數百年前在大辛巴威的做法中學到一些東西。
[澳大利亞]陽光海岸大學(University of the Sunshine Coast，UniSC)的派翠克‧納恩(Patrick Nunn)教授與羅塞林‧庫馬爾(Roselyn Kumar)教授並沒有打算改寫歷史。
他們只是想研究印度的海岸線在幾個世紀以來是如何變化的。
納恩教授表示：「在古代航行的記載中描述卡利卡特(Calicut，現名科澤科德[Kozhikode])這個神話般的港口，以及它如何成為亞洲最大的港口之一。」
但有件事困擾著他。在16世紀的某個時候，對卡利卡特的描述與插圖不再與舊有的相匹配。河流不對，船也不對。說好的偉大的海上城市與碩果累累的樹木在哪裡呢？
納恩教授說：「那只是一座沙灘。它看起來像是最不適合作為港口的地方。這沒有道理。」
這就好像卡利卡特被以不明原因的方式傳送到一個完全不同的地方。
他現在認為這正是[在這]所發生的事情。
這一切的麻煩始於1498年，一個對麻煩並不陌生的人──瓦斯科‧達‧伽馬(Vasco da Gama)。達‧伽馬接受葡萄牙國王的派遣，前去尋找通往印度的海路，並在卡利卡特建立貿易關係。但是，納恩教授與庫馬爾教授認為，達‧伽馬並沒有停泊在一個令此前抵達此處的遊客，對他不禁讚歎其壯麗景色的宏偉港口，而是錯過了目標，在其北方33公里處一個他認定是卡利卡特，但令人印象不深的海灘小鎮附近登陸。
一個簡單的錯誤，改寫了歷史。
葡萄牙人後來意識到他們的錯誤，正如他們反復攻擊真正的卡利卡特，就證明這點，但從他們從未在語言或文字中糾正這一點。當這個具有數百年歷史的傳奇港口似乎遭遇滅頂之災時，事情變得更加複雜。
納恩教授表示：「我的推斷是，在那之後的幾十年，一場巨大的海嘯席捲了海岸，並摧毀了舊的卡利卡特。因此，扎莫林(Zamorin，當地統治者[柯達譯案：扎莫林為卡利卡特世襲君主稱號])乾脆決定搬到葡萄牙人認為的新卡利卡特。」
隨著舊城的消失，後來前往「新」卡利卡特的旅行者便以為它是古代的那個宏偉港口。兩個不同地方的歷史因此合而為一──變成一種混亂的混合，充滿了不一致之處。
羅塞林‧庫馬爾表示：「看起來特別不尋常的是，幾乎所有1590年後抵達過該地區的遊客都認為只有一個卡利卡特，儘管當地人毫無疑問地曾告訴他們另一個地方發生了什麼事。」
這是納恩教授與庫馬爾教授提出的更大的疑問。為什麼在西方歷史的進程中，其他文化的口述歷史受到如此的懷疑與質疑，而同樣的批評目光卻沒有轉向我們自己的書面敘述？
羅塞林表示：「兩個卡利卡特的故事提醒我們歷史的不完整性，以及僅根據可以看到、觸摸、閱讀或相關的內容來重建歷史的危險。在當前對人類歷史的理解中缺少很多東西，，這就要求有時需要採取新穎的、偶爾是富有想像力的方法來完成它。」
這還提出另一個問題。如果我們對卡利卡特的看法是錯誤的，那麼我們還有哪些是錯的？
納恩教授表示：「如果歷史學家對過去做出的假設被證明是錯誤的，那麼整個推理的序列可能需要倒回。這對我們這些熱愛敘事的人類來說很難接受。在你的成長過程中，你被灌輸一種歷史就是真理。但是，真相比這要細微得多。」
這項研究結果發表在《國際環境歷史評論(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期刊上。
鄧巴與馬奇伯爵夫人艾格尼絲‧蘭道夫(Agnes Randolph)大約生於1312年，為莫里伯爵湯瑪士‧蘭道夫(Thomas Randolph)與伊莎貝爾‧斯圖亞特(Isabel Stewart)之女。其父莫里伯爵湯瑪士‧蘭道夫為蘇格蘭國王羅伯特一世‧布魯斯(Robert the Bruce)的姪子兼戰友；其母伊莎貝爾‧斯圖亞特的父親邦基爾的約翰‧斯圖亞特(John Stewart of Bonkyll)雖然只是一介騎士，但他所出身的斯圖亞特家族卻是蘇格蘭王國的重要家族，同時約翰‧斯圖亞特本人還是道格拉斯領主詹姆士‧道格拉斯(James Douglas)的舅舅，因此使得他們與蘇格蘭國王羅伯特一世‧布魯斯有著緊密的關係。而艾格尼絲‧蘭道夫的丈夫是鄧巴與馬奇伯爵派翠克五世‧德‧鄧巴(Patrick V de Dunbar)，他們於1324年成親。鄧巴家族在過去爭奪蘇格蘭王位時期，曾是有力的候選者，同時他們還掌握了強大的邊境地帶，是蘇格蘭王國最為重要的強藩。由於上述的家族背景，使得艾格尼絲‧蘭道夫無疑地會是蘇格蘭王國的死忠派。
英格蘭人剛包圍鄧巴城堡之時，便遣使入城，試圖遊說艾格尼絲‧蘭道夫，讓他主動出降。不過，艾格尼絲‧蘭道夫並不打算屈服，反而直截了當地回覆：「蘇格蘭國王賜我居住的房子，我對他上貢肉品與稅金，我會將我的房子共存亡。」索爾茲伯里伯爵威廉一世‧蒙塔古(William I Montagu)得知艾格尼絲‧蘭道夫的回覆後，便決心攻克這個城堡，因此他集中手頭上可以調度的投石器，猛力地發射石彈，以瓦解鄧巴城堡的城防。當砲石暫歇時，艾格尼絲‧蘭道夫為了展現出他對英軍猛攻的輕蔑，於是命令他的侍女拿著他的頭巾跑到城頭，擦拭城牆上的灰塵。
由於以投石機猛攻未果，因此英格蘭人轉而使用一種稱為「母豬」的攻城器械，以突破城堡的防禦工事。然而，艾格尼絲‧蘭道夫見此只是告訴建議索爾茲伯里伯爵威廉一世‧蒙塔古：「好生幫我照顧好這頭母豬，因為我很快就會把這些豬仔(意指躲在「母豬」內的英軍)扔回要塞。」隨後艾格尼絲‧蘭道夫便命人自城上扔下一塊巨石，「母豬」壓成碎片。
由於英軍始終無法以攻城器械取得進展，索爾茲伯里伯爵威廉一世‧蒙塔古因此轉而試著收買守軍。於是他賄賂防守主要入口的蘇格蘭士兵，讓他暗中放英軍進城。不過，這名蘇格蘭士兵雖然收了英格蘭人的錢，卻仍舊將此事向艾格尼絲‧蘭道夫報告。艾格尼絲‧蘭道夫於是便將計就計，便命士兵照對方的要求，放英軍入城，而他則暗中設伏。英軍本來兵力就遠勝於艾格尼絲‧蘭道夫的守軍，由於索爾茲伯里伯爵威廉一世‧蒙塔古深信自己的計畫已然成功，因此當見到城門已開，便親自指揮英軍進入城中。沒多久，艾格尼絲‧蘭道夫見敵人已經上勾，便下令關上閘門，意圖讓威廉一世‧蒙塔古與其大部隊分隔開來，不過威廉一世‧蒙塔古的部下發現異狀，趕忙將他推出城外。不久，進城的英軍都遭到消滅，威廉一世‧蒙塔古則幸運地躲過滅頂之災。艾格尼絲‧蘭道夫雖沒成功地抓到威廉一世‧蒙塔古，但他還是將這個戰果用以嘲諷威廉一世‧蒙塔古，他對威廉一世‧蒙塔古大喊：「威廉一世‧蒙塔古再見，我本打算邀請你與我們共度晚宴，並請你協助我們保衛城堡，以對抗英格蘭人的。」
在圍城期間，艾格尼絲‧蘭道夫的兄弟莫里伯爵約翰‧蘭道夫(John Randolph)遭到英軍俘獲，索爾茲伯里伯爵威廉一世‧蒙塔古於是將約翰‧蘭道夫押到戰場，並將套索套住他的脖子，向艾格尼絲‧蘭道夫提出威脅，若是艾格尼絲‧蘭道夫不交出城堡，那他的兄弟就將與世長辭。不料，艾格尼絲‧蘭道夫只是淡然地回答，你們要殺約翰‧蘭道夫請便，這對我有利，畢竟約翰‧蘭道夫現在沒有子嗣，因此我就是他的繼承人。威廉一世‧蒙塔古見威脅不成，只好放了約翰‧蘭道夫。
經過數個月的包圍，鄧巴城堡的糧草已日益不足，不過就在這個時候，達爾豪斯的亞歷山大‧拉姆斯爵士(Sir Alexander Ramsay of Dalhousie)率領40人自愛丁堡接進鄧巴海岸，隨後他們徵用當地船隻，接近位於海邊的城堡，守軍於是出城接應。守軍突如其來的行動，英軍前線因此受到驚動，並他們逼回自己的營地。
圍城持續五個月後，索爾茲伯里伯爵威廉一世‧蒙塔古承認無力攻克鄧巴城堡，因此於6月10日解圍而去。鄧巴圍城戰英軍耗費大量金錢與物力，最終卻是一無所獲。而艾格尼絲‧蘭道夫則因此留名青史，使他的勇敢與智慧為後世所知。
此後關於艾格尼絲‧蘭道夫的記載就十分少見。關於艾格尼絲‧蘭道夫其人，除了上述事跡外，所知便十分有限。但對他的外貌，從其有著「黑艾格尼絲」的綽號來看，大約可知艾格尼絲‧蘭道夫的膚色黝黑，並有著烏黑的頭髮。艾格尼絲‧蘭道夫與派翠克五世‧德‧鄧巴之間並沒有孩子(或沒有孩子活到成年)，因此他們的的財產便都傳給派翠克五世‧德‧鄧巴的堂弟德切斯特與伯金賽德的約翰‧德‧鄧巴(John de Dunbar of Derchester and Birkynside)及其妻子，也是艾格尼絲‧蘭道夫之妹伊索貝爾‧蘭道夫(Isobel Randolph)所生的子女。
艾格尼絲‧蘭道夫最終於1369年去世，死後安葬於莫丁頓宮附近的墓穴之中。
用谷歌(Google)快速搜索顯示，「mediaeval」這個詞在網際網路上的出現次數超過600萬次。這聽起來令人印象深刻，直到您查找「medieval」一詞並找到超過一億個參考文獻。為什麼我們有這兩種拼寫，為什麼後者變得更為流行？
直到19世紀，「中世紀」這個詞才出現。「中古時代(Middle Ages)」一詞的出現是為了描述從羅馬帝國末期到被認為更現代的16或17世紀之間的時期。
一些歷史學家與作家會使用中古時代的拉丁語翻譯──medium ævum──而且很可能在1800年代初期，這個短語演變為mediæval。根據《牛津英語詞典(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中世紀(mediæval)」一詞首次使用的記錄發生在1817年。1802年，英格蘭牧師兼歷史學家湯瑪士‧達德利‧福斯布魯克(Thomas Dudley Fosbroke)出版一本名為《不列顛修道主義(British Monachism)》，又名《英格蘭僧尼的禮儀與習俗(Manners and Customs of the Monks and Nuns of England)》的書。15年後，他再次出版該書的第二版，並在序言中指出「他聲稱是根據中世紀的原則來說明中世紀的習俗(he professes to illustrate mediæval customs on mediæval principles)。」
在接下來的幾十年裡，中世紀(mediæval)這個詞被越來越多地使用。19世紀人們對中世紀的歷史重新產生興趣，這導致更多的書籍與文章使用這個語詞。喬治‧戈登(George Gordon)在其1925年發表的經典文章〈中世紀與中古時代(Medium Aevum and the Middle Age)〉中解釋這種使用上的增加：
偏好使用「中世紀(mediaeval)」有兩個很好的理由。它完全避免「中年(middle age)」的同名麻煩，而且一直很重要，當時特別重要的是，它更適合做為詞語的源頭。中世紀在19世紀中期是一種時尚，而時尚需要名字。哪個是呢？？？中古時代主義(Middleagism)？中世紀主義(Mediaevalism)？幾乎毫無疑問的。這是中世紀(Mediaeval)的第一個孩子，而這個家族的其他成員還有中世紀化(mediaevalize，1854)、中世紀(mediaevals，1856)、中世紀學者(mediaevalist，1855、1874)都自然而然地緊隨其後。到80年代初，人們可能會感覺到「中世紀傾向(mediaevally inclined)」，而且這日甚一日。
這個術語還會被其他語言採用，例如義大利語的medievale，與法語的médiéval，分別於1868年與1876年被首次提及。
mediæval一詞如何變為medieval的？《牛津英語詞典》記錄1876年威廉‧斯塔布斯(William Stubbs)首次使用後者這個詞彙，他是19世紀最著名的歷史學家之一。他的著作《早期金雀花王朝(Early Plantagenets)》兩次使用「medieval」，但也四次使用「mediæval」一詞。 從æ到e的轉換有可能是出版商的錯誤嗎？
另一個重要事件也發生在這個時期左右，這可能注定了「中世紀(mediæval)」這個詞的變化。1874年，E‧雷明頓父子公司(E. Remington and Sons Company)開始銷售其出產的打字機。經過緩慢的起步，銷售量逐漸提升，到19世紀末，這些機器已成為辦公室與公司的主要產品。然而，QWERTY鍵盤設計不包含任何æ鍵。似乎人們必須做出選擇──將æ變成ae，或將其簡化為e。
在選擇使用medieval或mediaeval時，人們普遍觀察到大不列顛的人們偏好使用ae，而美國人則樂於只使用e。也許這個說法是正確的，但似乎即便在英格蘭，medieval這個詞也會逐漸流行起來。
到20世紀中葉，很明顯medieval將成為常見的拼寫。這一趨勢並非不可避免的結果，因為考古學這個詞彙中，archaeology仍然比archeology更受歡迎。然而，mediaeval這個詞似乎不會捲土重來。近年來出版的書籍中只有少數使用該詞語。
不過，仍然有一些地方mediaeval這個詞仍經久不衰。例如，多倫多大學(University of Toronto)既有中世紀研究中心(Centre of Medieval Studies)，也有宗座中世紀研究院(Pontifical Institute of Mediaeval Studies)，所以舊的拼寫形式也許還會繼續存在。
網紅(至少在中世紀愛好者之中！)、「牛津的職員(A Clerk of Oxford)」部落格作家埃蓮諾‧帕克博士，在其撰寫的新書《龍之主：維京英格蘭歷史與傳奇(Dragon Lords: The History and Legends of Viking England)》中從許多社會因素與埋藏在中世紀手稿中的動機，揭示北歐入侵及其定居的複雜性，以及在諾曼征服之後，隨著意義的改變而在民間傳說中留下的足跡。
您撰寫《龍之主：維京英格蘭歷史與傳奇》的動機為何？
幾年前我開始研究這些傳說，因為我有興趣試著了解中世紀作家如何看待維京人聚落對英格蘭的影響。我們知道，維京人聚落對這個國家產生一些持久性的影響，尤其是在北部──我們今天使用的許多詞彙都源自古挪威語，在英格蘭北部仍然可以看到挪威地名。我想知道關於英格蘭維京歷史的故事與傳說有哪些，以及它們能告訴我們中世紀的英語讀者如何想像他們與維京人的關係。
盎格魯-薩克森人對維京人的看法，實際上是以對林迪斯芳(Lindisfarne)的襲擊及旋風、巨龍、雷電、閃電與飢荒的超自然預兆──隨後是「異教徒」的「掠奪與屠殺」。但是北歐人對英格蘭的看法是什麼？他們的傳說告訴我們，在維京人的想像中，這個島嶼是什麼樣的地方？它是一個充滿威脅的地方，還是一個豐盛的便當盒？
北歐傳奇傾向於將不列顛認為是斯堪的納維亞半島的前哨站，至少在諾曼征服之前的時期是這樣。他們並不把英格蘭是為真正的威脅──對他們來說，這是一個歷史、語言與文化與他們自己的國家密切相關之處，而且這個地方經常部分或完全由斯堪的納維亞國王統治。(這是事實，雖然它可能不像傳說中聲稱的那麼頻繁！)北歐傳奇中有很多關於斯堪的納維亞人物出於各種原因造訪不列顛的故事──通常是出於維京人的襲擊，但也是為了支持盎格魯-薩克森國王，而參與政治並獲得回報。他們似乎對維京人在不列顛史上扮演重要角色的想法非常感興趣。
英國廣播公司(BBC)製播的《最後的王國(Last Kingdom)》中描繪聖埃德蒙(St Edmund)的殉難，這是維京時代盎格魯-薩克森英格蘭所發生更有力的故事之一。他被要求放棄他的信仰，被亂箭射殺，然後遭到斬首。從此，圍繞著聖埃德蒙出現令人難以置信的崇拜，以及關於抵抗與復仇的民間傳說。這是如何發展的？它是否總是以基督教與異教徒的野蠻行為，或本地人與入侵者這樣的二元對立的語彙來看待？
我們最為熟悉的埃德蒙故事，其版本來自10世紀末，這無疑以非黑即白、本土與入侵者的方式呈現他的死亡──主要是因為當時的英格蘭正在應對維京人入侵的新威脅。但在其他時候，人們對這個故事的理解卻截然不同。最早將埃德蒙奉為聖人的人，可能是征服東盎格利亞(East Anglia)的維京人，後來成為丹麥國王的卡努特(Cnut)是埃德蒙崇拜的重要支持者。然後，隨著埃德蒙成為一個非常受歡迎的聖人，一系列關於他與丹麥的聯繫，以及他的死因的故事開始出現──並不是所有的故事都完全歸咎於維京人！
順便說一句，諾斯人「毛馬褲」拉格納(Ragnar Lothbrok)是電視影集《維京傳奇(Vikings)》中理想的主角，但我很驚訝地在《龍之主》中讀到他也在英格蘭傳奇中登場。這個拉格納扮演什麼樣的角色，這種對拉格納的盎格魯-丹麥式看法對我們瞭解維京時代的英格蘭有什麼意義？
英格蘭版本的拉格納(在英格蘭只被稱為「洛德布羅克[Lothbrok]」)與我們從維京人口中了解到的人物大不相同！在中世紀的英格蘭傳說中，他的存在大多是為了解釋他的兒子們為何前來進攻英格蘭。我覺得最有趣的故事是這樣一個故事，它說洛德布羅克是一個無辜的人，他偶然來到東盎格利亞國王埃德蒙的宮廷生活，並與國王結為朋友。埃德蒙的一名手下嫉妒洛德布羅克並將之謀殺，然後指責埃德蒙，並鼓勵洛德布羅克的兒子們來為他的死報仇。在這個傳說中，埃德蒙與洛德布羅克既天真又富有同情心，所以這是一個比我們習慣的故事更平衡的版本！這似乎表明，中世紀英格蘭的一些觀眾更願意將維京人的入侵視為不僅僅是無意識的暴力，而是英格蘭與斯堪的納維亞半島之間長期復雜關係的結果。
我對真實的或民間的個人被賦予熊或人熊(man-bear)血統，這個反覆出現的主題很著迷。這個特定神話的目的是什麼？
這似乎是斯堪的納維亞的一個流行傳說──它出現在幾個古老的北歐薩迦之中，在英格蘭，人們似乎特別將它與斯堪的納維亞的故事聯繫在一起。熊是一種強大的動物，你可以很容易地想像一個強大的戰士被拿來與熊相比──例如，熊與維京「狂戰士(berserkers)」之間可能存在聯繫。我想，以熊為祖先的想法暗示一種遺傳性的兇猛與野性，一種比普通人更強大、更兇猛的東西，因此可能非常可怕。
我以前住在北林肯郡(North Lincolnshire)，所以我在這些美妙的古挪威地名中長大，但我對哈夫洛克(Havelock)與格里姆(Grim)一無所知。這種共同的遺產對[英格蘭]東北與東密德蘭(East Midlands)有多重要？
哈夫洛克與格里姆的傳說在林肯郡東北部非常重要，尤其是在林肯(Lincoln)與格里姆斯比(Grimsby)。這個故事沒有明顯的歷史依據，但人們普遍認為哈夫洛克是一位年輕的丹麥王子，後來也成為英格蘭國王。小時候，格里姆救了他一命，格里姆是一位從丹麥逃到英格蘭的漁民，他建立了以他命名的城鎮──格里姆斯比鎮。
這是一個廣為流傳的當地傳說──格里姆斯比的中世紀城市紋章自豪地描繪了格里姆、哈夫洛克與其妻戈德堡(Goldburh)，一位14世紀的作家記錄道，在林肯城堡，遊客過去常常參觀哈夫洛克與戈德堡結婚的小教堂，並且哈夫洛克在某次投石比賽中留下的「哈夫洛克石(Havelok’s stone)」，是當地旅遊景點！但這個傳說也賦予林肯郡輝煌的過去，並解釋維京人定居的歷史，這一遺產在該地區的許多北歐地名中仍然可見。
我不能不問一下關於丹人的膚色。你能解釋一下這個特別可怕的民間傳說及其含義嗎？
是的，這很奇怪！這是一個與許多英格蘭教堂有關的故事，據說門上覆蓋著丹麥海盜被曬黑的皮膚，他在教堂偷東西時被抓獲。很可能，它只是動物的皮革。但它表明人們是多麼願意講述維京人的故事，並想出將當地特色、地標與(真實或想像的)維京歷史聯繫起來的傳說。
熱那亞共和國總督喬凡尼一世‧迪‧穆塔(Giovanni I di Murta)大約在14世紀初誕生於波爾切維拉谷的穆塔村。喬凡尼一世‧迪‧穆塔雖出身於富裕的平民家庭，但其母族卻是來自強大的貴族世家──烏索迪馬雷家族。他在從政之前，也和大多數日後參與政治的熱那亞人一樣，是一名事業有成的銀行家。
在外交方面，喬凡尼一世‧迪‧穆塔試圖緩和熱那亞共和國與威尼斯共和國之間的緊張關係。由於威尼斯共和國認為在佩拉(熱那亞人位於君士坦丁堡的居留區)的熱那亞人對君士坦丁堡發起攻擊，是對威尼斯共和國在利凡特地區的挑戰，為了緩和兩國的矛盾，因此喬凡尼一世‧迪‧穆塔向威尼斯共和國提議聯手組織十字軍運動以對抗鄂圖曼土耳其帝國，不過這個提議最終為威尼斯人所拒。
[1]希俄斯與福西亞的毛納(Maona of Chios and Phocaea)是熱那亞共和國為了從希俄斯島與福西亞港徵稅而設立的單位。當初熱那亞共和國將稅收權售給熱那亞的商人，以籌集資金購買艦艇，並以這筆資金征服希俄斯島與福西亞。但因為戰後無法完全償付款項，因此熱那亞共和國便將這希俄斯與福西亞的總督職權交給這些債權人，並給予他們當地稅收。
作為O.E.21與O.L.32聯合護航船隊的一部分通過愛爾蘭海(Irish Sea)。大約下午1時 在聖喬治海峽(St. George’s Channel)入口附近，護航船隊的兩艘船「梅薩巴號(Mesaba)」與「格拉斯哥市號(City of Glasgow)」遭到魚雷擊中。沒有見到潛艇與魚雷的航蹤。在可能的地點投放30枚深水炸彈，並與護航船隊一起繼續前進。大約下午時6點在聖喬治海峽的南端入口，護航船隊中的一艘船，「行動者號(ACTOR)」遭到魚雷命中。在似乎是魚雷尾流源頭的地方與據說曾看到潛望鏡的附近地點投放48枚深水炸彈。行動者號沒有受到嚴重的損壞，最終被皇后鎮(Queenstown)派出的拖船拖進港口。繼續護航。
~出自美國海軍艾爾文號驅逐艦(USS Aylwin)戰鬥日誌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不列顛的情況到1917年夏季時已極其嚴峻。自1914年以來，已有40860名不列顛商船海員、漁民與乘客喪生，5696艘船隻遭到擊沉，其中大部分是被在大西洋上巡邏的幾十艘德國U型潛艇擊沉的。這種威脅不僅對那些漂洋過海的人，而且對不列顛本身也很嚴重，據許多人估計，不列顛只剩下大約六個星期的食物。班戈大學(Bangor University)考古學家英尼斯‧麥卡特尼(Innes McCartney)表示：「如果不列顛挨餓，它就會向德意志屈服，而德意志人非常接近成功。商船正在遭受重創，不列顛沒有辦法如同它們被擊沉的速度一樣，迅速地生產新的船隻。」改變戰局，並使不列顛免於飢餓與失敗的方式是導入護航體系，在這種體系中，船隻將成群結隊地一起移動。麥卡特尼表示：「護航體系是作為最後的絕望措施被導入，以阻止德意志人擊沉落單航行的商船。」因此，當U型潛艇乘員在海平線上發現煙霧時，這將不再是一艘行單影支的船隻，而是一群受海軍保護的船隊。他表示：「此舉完全改變了遊戲規則。」
現在，一項廣泛的考古調查揭示有關數百艘船隻的最新資訊，這些船隻的故事被錯誤地或不完整地講述。這些船隻對海底的物理影響不僅為考古學家與軍事史家提供教訓，也為為科學家們尋找建立生產再生能源所需的結構方法提供教訓。從2012年到2021年，海洋地球科學家邁克‧羅伯茨(Michael Roberts)與班戈大學的研究團隊使用多波束聲納掃描7500平方英哩的愛爾蘭海海底。該團隊繪製273艘沉船的地圖，這些沉船包括拖網漁船、貨船、潛艇、遠洋客輪與油輪──麥卡特尼表示，其中一些具有罕見的設計或具有國家重要性，而另一些則是海軍墳場。
麥卡特尼將羅伯茨團隊找到的沉船與聯合王國水道測量局(U.K. Hydrographic Office)的沉船數據庫進行比對。他發現該區域的未識別或錯誤識別的船舶比例，原以為是37%，實際上卻是59%。麥卡特尼表示：「研究的第一階段是驗證關於沉船的所有已知訊息，第二階段是嘗試識別出神秘的沉船。要得出的結論是，我們對聯合王國沉船名稱的了解，還遠不如以前認為的那麼多。我們可以使用這個龐大的資料集做的一件事就是糾正這一點。」在調查中，80%以前未被識別的船隻現在有了正確的名稱。而且，麥卡特尼表示，沒有理由不能以完全相同的方式對聯合王國周圍海域的所有9845艘沉船(其中約4000艘身份不明)使用同樣的技術進行研究。
羅伯茨團隊繪製的273艘船隻中，大部分是在兩次世界大戰沉沒的。對於麥卡特尼而言，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的船隻為如何使用調查資料提供重要的例子。他表示：「第一次世界大戰在海上主要是針對U型潛艇的戰爭，是這場戰爭中最長的戰鬥。這項研究結合了景觀考古學與戰場考古學，涉及成千上萬的物品。」這項調查使麥卡特尼能夠從考古學上記錄護航體系的成功。他表示：「我們看到的幾乎所有第一次世界大戰沉船都是在單獨航行時沉沒的。護航船隊的損失相對來說比較少。」
這項調查還提供糾正關於二戰時期不列顛周圍反潛雷區歷史記錄的機會。麥卡特尼提及：「在我於1997年開始研究U型潛艇之前，人們認為二戰期間聯合王國各地只有三艘U型潛艇被水雷擊沉，但現在有九艘。身分不明的潛艇殘骸與其他神秘的沉船一樣，都是需要鑒定的。隨著時間的推移，對這些沉船的考古調查正在改變對世界大戰各個方面的敘述。」對調查資料至關重要的不僅僅是考古學家。一些沉船對環境構成威脅。在麥卡特尼確定的四艘油輪中，有一艘已知曾運載重油，這種油用於船舶發動機。它的密度比普通油料大得多，而且含有特別有害的污染物，因此，一旦發生洩漏，對環境的破壞性很大。其他船隻裝有未爆炸的彈藥。麥卡特尼表示：「了解這些東西在哪裡很重要，這樣才能將它們納入管理。」
這些船隻還為尋找足夠穩定的海床以支撐建造風力發電場所需結構的公司提供大量的資訊。羅伯茨表示：「沉船提供數十年來海床上的金屬結構如何隨著時間的推移而風化與變化的依據。時間在流逝，因為五十年後那些船隻可能不會在那裡。」根據麥卡特尼的說法，在一個地區對如此大量的沉船進行精確的測年，將對海底動力學研究產生重大影響，為風力發電場與潮汐發電機的放置創造更好的模型。而且，對於尋求相對低成本、非侵入性方式探索過去景觀的考古學家來說，此類調查非常寶貴。麥卡特尼表示：「多波束水下地球物理學對海底景觀的作用就像航空攝影在1920年代對陸地景觀的作用一樣。我們可以以完全不同的方式看待海底景觀，我們正處於一個非常有意思的時代前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