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按：从人人平等到阶级分化，从原始部落到国家诞生，人类社会的发展真是一条不可逆转的单行道吗?我们耳熟能详的“农业革命导致私有制”和“国家是文明的必然产物”等论断，究竟是历史的真相，还是一个被构建出来的“神话”?
本文所介绍的《人类新史》一书，就如同一记重锤，砸向了以赫拉利《人类简史》、戴蒙德《枪炮、病菌与钢铁》为代表的宏大历史叙事，直指其背后根深蒂固的“社会进化论”枷锁。作者认为，正是这套理论扼杀了我们对历史的想象，并让我们默认了当下社会的不平等与压迫是“发展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这篇文章将带你跟随《人类新史》的脚步，去重新探访那些被主流历史所遮蔽的角落：倾听美洲原住民对欧洲文明的犀利批判，见证女性在新石器时代创新中的核心作用，发掘那些拒绝定居、在不同政治制度间自由切换的古代社会。它告诉我们，人类的祖先远比我们想象的更自由、更多元、更富有政治创造力。
如果你对“历史终结论”感到窒息，渴望为未来寻回想象的勇气，那么这篇文章将为你打开一扇窗。它不仅是一篇书评，更是一次激动人心的思想越狱。
《人类新史》是美国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和英国考古学家大卫·温格罗的合著作品，不同于市面上常见的“大历史”著作，例如贾雷德·戴蒙德的《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昨日之前的世界：我们能从传统社会学到什么?》，尤瓦尔·赫拉利的《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弗朗西斯·福山的《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人类新史》没有老生常谈“进化论”，“农业革命”，“剩余产品”这样过时的概念和理论，而是通过“汇总考古学、人类学和其他兄弟学科中积累的证据”去得出“对人类社会在过去3万年中如何发展的全新解释” (第3页)。
本书以欧洲关于“自然状态”研究的两本著作开篇，一个是卢梭的《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因和基础》,另一个是霍布斯的《利维坦》。卢梭相信自然状态下的人是天真无邪的，狩猎-采集者因为规模小而人人平等，但“农业革命”后有了剩余产品，随着城市兴起，国家就此诞生，文字，哲学也随之出现，但官僚制，父权制，大屠杀也如影随形。霍布斯则更为悲观，他认为人类是自私的物种，在自然状态下基本是一种战争状态，是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因此国家的诞生，官僚机构，警察监狱等国家的暴力机关都是为了避免这种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是人类摆脱自然状态的必由之路。二者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至今都被无数人文社会科学所引用。卢梭的研究使我们不得不放弃了激进变革的打算，毕竟只有狩猎-采集者是人人平等的，但人人都同样贫困，因此“从现实角度来看，我们最多只能对它做一些小修小补”(第5页)。霍布斯的结论让人感到绝望，人类是自私自利的物种，就像亚当斯密笔下的“理性人”，但这个理性是完全利己的理性，而普罗大众甚至失去了抱怨的机会，毕竟如果不想退回所有人对所有人战争的话，就只好默默忍受国家暴力机关，父权制这样的压迫。激进变革，改天换地的想法被彻底扼杀在摇篮里，取而代之的是鸵鸟式的犬儒主义和对国家机器的顶礼膜拜。本书致力于打破卢梭和霍布斯编造的历史神话，将人类从进化论的历史神话中拯救出来。
在追寻“关于社会不平等起因的问题的起因是什么”时，作者关注到了启蒙运动时期“关于人类文明矛盾的进步历程的标准史学元叙事，其中自由随着社会的扩大化和复杂化而不复存在主要是为了消除原住民批判的威胁而被发明出来的”(第28页)。在美洲新大陆被发现后，源源不断的欧洲人登上了这片土地，为了传播上帝的福音，传教士总是最积极的那批人，他们学习美洲原住民的语言，并与之辩论以传教，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珍贵的史料《新法兰西耶稣会报道》，里面包含了传教士与原住民的辩论，原住民对欧洲社会深刻的批判，对自由和互助的捍卫以及富有的理性的怀疑态度，这对欧洲大陆的思想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拉翁唐《与一个游历过且有头脑的野蛮人之间的奇异对话》笔下的坎迪亚洪克就是最为经典的例子。针对原住民的批判，杜尔哥第一次明确提出社会进化理论，按照生计方式与劳动方式的社会四阶段论。正如作者所说: “所有人据其获取食物的主要方式而被分门别类地排列在同一个进化阶梯上。”(第54页)这样原住民被划为了最低等的阶段，他们最多成为我们观察原始社会的标本，再也没有可能展开平等的对话了。美洲原住民的历史被抹杀了，成了社会进化理论中的劣等生和落伍者，他们的政治观点和见解自然也就毫无价值了。
值得一提的是，关于启蒙思想家受美洲原住民影响的学术观点长期被打压，没有获得学术应有的严谨对待。这不得不说反映了欧洲中心主义和对原住民的偏见。正如爱德华·W·萨义德的《东方学》中所说的那样，东方是非理性的，堕落的，幼稚的，“不正常的”;而欧洲则是理性的，贞洁的，成熟的，“正常的”。在欧洲中心主义视角看来，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他们没有理性。西方学者对美洲原住民有许多的刻板印象，要么认为美洲原住民是“高贵的野蛮人”，他们和当时的欧洲人处在不同的宇宙之中，他们不过是欧洲人对自身的投射，这本质上是把美洲原住民当成了没有自我意识的幼儿。或者运用杜尔哥的社会进化理论把他们当作劣等民族，进行种族主义式的诋毁。正如作者所言，“对野蛮人进行种族主义式的诋毁，和天真地赞美野蛮人的纯真无邪，往往被视作同一枚帝国主义硬币的两面”(第61页)。卢梭则制造了一个“愚蠢的野蛮人”的神话，野蛮人是纯真且无知的，他们没有自我意识，这在未来为“从达尔文的进化论到‘科学的’种族主义”(第64页)做了背书，由此帝国主义者找到了帝国主义扩张的借口。美洲原住民毫无疑问是有自我意识的，而且对政治制度做了大胆的尝试，他们的表达和辩论很多时候就连受过古典学教育的传教士都自愧不如。美洲原住民和我们一样都是活生生的人，有着多样性和复杂性的人。
社会进化理论最大的问题就是决定论式地框定了历史结构的线性叙事，这与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殊途同归，只是福山强调随着苏联解体，黑格尔式的历史终结了，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时代来了。社会进化理论则强调历史按照等级层层递进，从狩猎-采集者小游群沿着既定路线前进最终到达资本主义民族国家，中间的一切可能性都被抹杀了，农业社会就是比狩猎采集社会先进，人的想象力也就此被禁锢在这套线性阶梯理论之中不敢越雷池一步。那些不符合线性阶梯进化理论的考古发现和人类学民族志样本都被人们所刻意淡化和遗忘，但他们终究会重出天日，他们就像丸山真男所说的“执拗的低音”，等待着我们的重访，重访许多被压抑的历史叙事，即历史的叙述方式。作者重访了大量不受关注的考古发现和民族志样本，除此之外还从中间事情和中间地带出发来重新讲述人类历史。作者通过对埃及从旧王朝到第一中间期的过程的研究，发现“在古埃及，正如历史上常见的那样，重大的政治成就恰恰发生在这些时期(所谓的‘黑暗时代’)，它们总是遭到轻视或忽视，只因那时没有人在建造宏伟的石头纪念碑”(第361-362页)。
本书主要的研究方法是比较考古学，哥伦布在发现美洲大陆之前美洲大陆和其他地区的交流并不多，因此“美洲大陆和亚欧大陆并不存在直接的常态化交流。美洲人完全不属于同一个‘世界体系’”(第390页)。美洲大陆也就成为了一个绝佳的参照点。本书重视的是个案研究，通过个案研究推翻了进化论的历史神话，对个案的应用曾饱受争议，高默波《高家村:共和国农村生活素描》最初出版被拒的原因就是个案具有多少代表性，一个农村能代表整个中国吗?现在看来对个案的研究才是我们更加值得关注的，毕竟没有个案，哪里有整体呢，对抗历史神话的最好方法就是关注对个案的研究。
本书兼具学术性与科普性，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意大利史学家克罗齐的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本书的问题意识指向落在了前现代社会，但是可以清晰地感觉到作者强烈的现实关怀，本书在详细阐释失落的人类历史之时，重新打开了历史的可能性，告诉我们现在所面临的问题并不是无法避免注定的，而是历史元素偶然组合的结果，我们完全可以走出当下的束缚。本书给我们带来了全新的想象空间，将“历史终结”的阴霾一扫而空，为人类探索更美好的社会提供了勇气。本书和很多学者，著作展开了对话，给一团和气的学术界带来了源头活水，多方的对话构成了思想的盛宴，两位作者用辛辣而又幽默的语言对学术界的不足提出了宝贵的批评，作者指出很多“大历史”作者例如“福山和戴蒙德从来没有接受过相关学科的训练(福山是政治科学家，戴蒙德是胆囊生理学的博士)”(第453页), “太多的当代作者貌似很享受将自己想象为像霍布斯和卢梭这样的启蒙时代伟大社会哲学家的现代同行”，可是他们的研究成果“没有更出色，在某些方面很可能更糟”。因此“有些时候，真的有必要收走孩子们的玩具”(第454页)。本书作者关注被压抑的，处在边缘化的人群，包括美洲原住民，女性。以女性为例，作者在论述米诺斯时期的克里特文明时着重指出“几乎所有来自米诺斯克里特的既有证据都指向一个女性政治统治体制”(第378页)，这个结论被当今的研究者广泛抵触，但作者并不会因此放弃自己的主张。作者依据大量的考古资料，高度评价了女性的历史地位，把他们从被支配，被压抑的地位中解放了出来，“从可追溯的时间起，女性与关于植物的知识之间就有着紧密的联系……男性学者们……跳过这种知识的性别面向，或是用抽象概念来遮蔽它”(第206页)，“新石器时代的创新……基于积攒了许多个世纪的集体知识，这些知识很大一部分来自女性的无数看似不起眼实则意义重大的发现”(第431页)。
历史没有终结，通往未来的道路不是一元单线的，而是多元多线的，我们可能因为迷雾重重看不清前进的道路而感到彷徨和无助，但陷入历史终结深渊的颓丧却再也不见了，框住人类的进化论枷锁也消失不见了，未来人类会有许多大胆的实践和创新，这取决于我们人类的想象力和前进的动力。也许会有许多反复和拉扯，但我始终相信我们在创造属于我们自己的历史，当思想的枷锁不再束缚我们的头脑，万物的黎明也就要到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