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能只读作者的代表性文本，而必须广读作者的所有文本，及其同时代作家的文本。我们不能试图从代表性文本建构出作者的理论，而必须找出作者众多文本中的众多声音，具体了解作者在特定情况下书写时想要做什么、想要反对什么 (理论、价值、政治语言) 、想要倡议什么。”
本文作者陈正国探讨了思想史研究中史料与体例的重要性，并以斯金纳、福柯、萨义德等学者的研究为例，分析了思想史研究的不同路径和方法。作者认为，思想史家应注重史料的全面搜集，但也要遵循一定的方法，例如时间的顺序与接近性。同时，思想史家还应关注观念、价值的变化，并以此刻铸文化时间，书写历史。
史料、时代与思想史
从斯金纳和福柯讲起
* 选自陈正国《什么是思想史》第六章“史料、时代与思想史——从斯金纳思想史讲起”，标题系编者所拟，注释从略。
陈正国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以上（第五章）我们稍微交代了英语世界思想史的发展。以下我们将从英语世界的思想史实作经验来反省思想史研究应该注意的几个课题，包括史料与体例。既然思想史是史学的一支，其对史料的态度，当然是不弃细壤，尽可能搜罗各类材料如影音、图像、考古遗物、碑铭、帖式、器物等等。但是文字书写，尤其是知识分子的出版品、手稿、日记占有极为关键与核心的地位，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这就是1970年代初，斯金纳针对文本主义提出批评的原因。文本是关键，但什么是文本，如何理解文本，如何透过对文本的理解而发现历史，则是历史学者的天职。
斯金纳针对哲学史家的方法论争辩大大提高了史学界研究历史中的观念或哲学家文本的正当性与能见度。他公开宣称其论敌为文本主义的哲学史与观念史研究。这让人直觉认为他的主要批评对象为洛夫乔伊。诚如前述，洛夫乔伊的观念史其实同意，同一种观念在不同时代中会呈现出不同的样态，其着重点也会有所不同，进而代表不同的历史意义。事实上，洛夫乔伊的研究具有相当浓郁的“历史”，只是他的历史是观念流变为中心的历史。相较之下，斯金纳更强调创造或使用观念的人，是以作者为中心开展出来的知识活动史，尤其关注其知识活动与当时政治生活的关系。当然，洛夫乔伊依旧保有哲学家的知识习惯，就是会评价历史人物思考与写作的优劣缺点。例如他认为莱布尼兹在建构人类的“充足理性”（sufficient reason）的原则时，经常缺少一位哲学家应有的精确与一致。斯金纳认为，传统哲学史家常常刻意将历史人物的思想解释成一套系统，甚至前后一致的完善系统，这是一项诠释方法的错误。据此，斯金纳应该会不同意用后代的或貌似“客观的”哲学标准来评价历史人物。此外也有学者认为，其实斯金纳没有特别挑明的主要论敌是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1899—1973）。列奥·施特劳斯的哲学史兴趣主要在于希腊古典哲学，尤其是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前384—前322）。这位逃避纳粹政权而远走英国，并在英国左派政治学者拉斯基（Harold Laski，1893—1950）的推荐下西走美国的政治学者长于描述历史上伟大哲学家的思考风格。他也同时非常强调现代人可以从古代人的知识与智慧得到启示。他认为，那些相信历史主义、“崇古主义”的历史学者无法真正了解古代思想，因为对他们而言，古人只是书写对象，而不是学习对象。他认为要理解古人思想，第一要能读出古人字里行间的深意，古人不与俗见同流却又无法直白表述的见解；第二要避免以后见之明来评价古人思想。列奥·施特劳斯并不是真正反对评价古人，只是评判标准不能是一时一地的标准，而必须是“真正的标准”（true standard）。斯金纳对这两种方法都颇有微词。他说，以为反复诵读经典就可以更了解作者原意，或研究应该读出作者的言外之意，都是很危险的方法。他更直接地批评道，以“真正的标准”来批评历史人物，例如说马基雅维利“不道德且无信仰”，是非常危险的做法，“只有放弃这种研究典范，历史的理解才有可能”。虽然列奥·施特劳斯避开了辉格主义的偏见，却可能有真理傲慢的危险，相信有一种超越或历久弥新的观点或价值可以用来衡量古今人物。列奥·施特劳斯很明显是以哲学家的立场来阅读古人，所以不排斥判教。斯金纳不反对现代人可以学习古代人的智慧，但其方法既不是想象与他们站在同一视野（水平），也不是站在后见之明的观点上，而是“进入”作者的多文本世界，理解其企图与想法；这显然是更接近历史学者对研究与历史人物的态度。
阿瑟·洛夫乔伊（左）与列奥·施特劳斯（右）
斯金纳本人始终以历史学者自称，却同时担任剑桥大学政治科学的教授，多少反映了英国学术传统中有强烈的历史学思维，也就是习惯从过去的遗产，从长时间演变来看问题，例如研究宪政习惯从宪政史、研究宗教习惯从宗教史来理解研究对象。但斯金纳之所以能在20世纪70年代为英国思想史研究开辟一条道路，从哲学史家身边取得学术身份，更关键的原因可能是斯金纳掌握多种学术语言，能够精细地展现历史学者如何研究政治哲学与理论。例如他从观念论哲学史家柯林武德那儿学到画家或作者一定有个意向（intention），从语言学家奥斯汀（John L. Austin，1911—1960）以及塞尔（John Searle，1932年生）那儿借来“语言的意向或力量”（illocutionary force）来说明他的思想史学特色——将文本作者视为行动者，理解他“在做什么”，从人类学家格尔茨（Clifford Geertz，1926—2006）的理论来说明国家理论预设的危险，等等。尽管斯金纳的方法论非常精彩，令人着迷，但是其方法论的核心观念或许可以简述如下：我们不能只读作者的代表性文本，而必须广读作者的所有文本，及其同时代作家的文本。我们不能试图从代表性文本建构出作者的理论，而必须找出作者众多文本中的众多声音，具体了解作者在特定情况下书写时想要做什么、想要反对什么（理论、价值、政治语言）、想要倡议什么。斯金纳称上述分析与理解方法为“脉络式分析”（contextual analysis），反对只针对单一或代表性著作进行精读的“文本式分析”（textual analysis）。
诚如前述，斯金纳的方法论都是针对哲学史家而发——至少在表面的行文策略是如此设定。的确，许多哲学史家的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79）研究都只针对《利维坦》（Leviathan，1651）一书，较少及于《论公民》（De Cive，1642）、《论物体》（De Corpere，1655）、《论人》（De Homine，1658）等著作，更遑论搜罗、分析霍布斯的书信。许多社会科学家 讨论弗格森（Adam Ferguson，1723—1816）都只看重他的《文明社会史论》（An Essay on the History of Civil Society，1767），而对他的历史著作《罗马共和进展与终结的历史》（The History of the Progress and Termination of the Roman Republic，1783）、《道德与政治学的原则》（Principles of Moral and Political Science，1792）以及手稿，少有注意；甚至只看重弗格森的世俗思想，而对其长老教牧师的背景与神学思想不甚措意。反之，历史学者在研究大思想家时，不足之处在于对思想家所使用的特殊概念，尤其是认识论、形上学内涵的掌握，容易感到左右支绌；许多历史学者在讨论思想人物时，容易流于书目介绍、排比出版消息、师友交往等资讯，而对其思想或观念少有实质内容的分析与说明。即便如此，极少历史学者会相信，单从一两本经典著作就可以完整地说明历史人物的思想。
对于史料的态度是思想史家与其他同样研究历史中的观念、价值、意识形态的学者如哲学史家、政治学者、社会学家、法学家等等有所区隔的主因。思想史家先是一位历史学者而后才成为思想史学者，而历史学者的基本职业信条是：竭尽所能阅读所有一手材料并忠于史实。实践上，史学工作者很习惯地想要搜罗所有与研究主题相关的史料。一听见何处有其研究课题相关的一手史料、手稿，史家必然会喜出望外，恨不得立刻目睹，原因当然不是他有史料癖，也未必是因为他认为所有史料都会对研究产生直接益处，而是一种知识习惯与职业本分——历史学的训练就像合格的法官，会希望律师、检察官、证人将所有的证据提到庭上供其检视、斟酌，以利重建案情发生的动机、过程、伤害与结果。例如，新康德主义哲学家罗尔斯（John Rawls，1921—2002）未必会对康德的生平或对新出土的康德书信感兴趣，因为他的研究课题——例如康德如何理解正义——与康德本人的生活史之间的关系微小到可以不予考虑。他甚至可以不用理会康德如何从卢梭、休谟等处建立起自己对于人性的看法，因为康德如何理解前代与同时代人的思想，固然是康德建构其政治哲学的过程与环节，但罗尔斯这类哲学（史）家所要的只是结果，也就是康德本人著作所呈现的结论。甚至，如果不是受到学术伦理的约束，作为一名哲学家，罗尔斯甚至无须提及康德之名，只要陈述自己的政治哲学观点即可——虽然大家都知道，一名哲学家的思考与观点一定与前代或同代某些哲学家的思想有密切、紧要的对话关系。
不同学科必然各有其最核心的关怀与方法，因而发展出不同的信条；学科之间的核心关怀、方法、信条必然存在着本质差异——否则无须另立学科。郭沫若曾经告诉他的同僚，要在“史料占有上超越陈寅恪”。如果这句话不仅仅是出于争胜心理，那就说明郭沫若是以史学家的态度来构想他及其同僚的学术事业。一名哲学家、社会（科）学家、人类学家都不会，也无须与人争史料占有。
虽然思想史家注重史料的全面搜集，但他们对于史料的使用却遵循一定的方法，例如时间的顺序与接近性。王阳明在1506年因为得罪宦官刘瑾而被贬到贵州龙场当驿丞，1508年，提出“知行合一”的心学。因此这段个人遭遇以及贵州的环境，就成为历史工作者讨论阳明思想的线索与因素。美国心理学家埃里克森（Eric Erikson，1902—1994）曾经写过一本畅销书《青年路德》（Young Martin Luther A Study in Psychoanalysis and History，1958），书中主旨认为，马丁·路德这位与王阳明同时代的德国神学家之所以敢在1517年向当时连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都不敢招惹的教皇公开宣战，提出“九十五条论纲”（Ninety-Five Theses），批评罗马教会的不当措施以及对神学的误解，缘于他小时候遭遇雷击的生命经验。埃里克森的论点可能很引人入胜，但一般历史学工作者不会将年代隔得如此久远的生命经验拿来解释主人翁的思想或态度。反之，研究宗教改革的学者多半会同意与路德同时代的荷兰学者伊拉斯谟（Erasmus of Rotterdam，1466—1536）对教会制度与神学的批评，是触发路德采取激烈手段抗议的重要原因之一。所以欧洲流传一句俗谚：“伊拉斯谟下了颗蛋，却是路德孵了它。”王阳明与路德的例子，都说明了思想史工作者在爬梳影响人物的思想发展与变化的线索时，会采取全面的思考，但也会受限于史学因果律——对于心理学家所相信的发展心理学或创伤症候等学说，历史学者毋宁采取姑且听之的态度，但不会用以解释历史人物的思想变化或人格形成。
Young Martin Luther A Study in Psychoanalysis and History，1958 edition
同样地，相较于其他学科，历史学更专注于时间与时代变化。此处的时间指的是文化时间而非自然时间。从另一个角度讲，文化时间就是历史的刻度，历史（变化）就是由一连串的文化时间所组成。文化时间可以是君主统治年号如“乔治一世”（George I，1660—1727，1714—1727在位），可以是历史学者用以表现时代特征的断代如“文艺复兴时期”（the Renaissance）或霍布斯鲍姆所说的“革命的年代”（the Age of Revolution）。因此，所谓思想史家，就是以观念、价值之变化为主要素材，刻铸文化时间，书写历史的人。
有些社会学家、文化批评家对其研究课题或对象在不同时空中的意义，具有高度的兴趣与关注。例如卡尔·马克思（Karl Marx，1818—1883）、马克斯 · 韦伯（Max Weber，1864—1920）、波兰尼（Michael Polanyi，1891—1976）等，都曾经对社会变迁提出宏观的见解与解释。他们的著作兼具理论兴趣、宏观视野以及历史课题的关怀，于是被称为“历史社会学”（historical sociology）——此中“历史”之谓，表示社会变迁此一主题在其学术思考中具有重要地位。与思想史较为相关的社会理论家与文化批评家可以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为代表。其著作《疯癫与文明：理性时代的疯癫》（Folie et deruison: histoire de la folieal' age classique，1961）、《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Surveiller et punir：Naissance de la prison 1975）、《性经验史》（Histoire de la sexualité I La volonté de savoir，1976）、《知识考古学》（L’archéologie dusavoir，1969）等书曾在美国知识界与学界发生极大影响力。福柯在多数作品中反复提醒人们，社会（建置）中权力的存在超出人们朴素的觉察，甚至是无所不在。权力阶级对于弱势阶级的宰制同样具有超出人们平日意识所能察知的渗透力。福柯的洞见无疑是划时代的声音，自此之后，知识人丧失了纯真与浪漫，凡事不忘分析权力关系，骎骎然相信人的关系就是权力的关系。与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如阿多诺一样，福柯认为从西欧发展出来的“启蒙”“现代性”“理性主义”基本指的都是同一件事：西欧社会开始出现社会控制个体自由、理性控制情感的时刻。福柯认为，我们可以透过对“论述”（discourse，或译“言说”）的分析，揭示启蒙或现代性对人（性）的控制或统治。
三联 · 福柯代表作：
《疯癫与文明：理性时代的疯癫》
《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
《知识考古学》
福柯发明了“知识考古学”（L’archéologie du savoir）的概念来描述他自己研究人们陈述价值、意识形态、观念的方法。《知识考古学》出版于1969年，与伯林、斯金纳几篇谈论思想史的著作几乎同时，说明它们之间应该不存在着明显的对话，却代表了广义思想史在1970年代前后生机勃勃的景象。福柯的著作继承了法国人笛卡尔式（Cartesian）的抽象思维习惯、捏塑揉作语言的能力，以及偶摭诗意文句的冲动，使得这本表面上谈论思想史方法的著作相当难理解。不过对历史学研究者而言，福柯的著作比较吸引人的地方应该是他如何理解历史，例如如何描述、再现“现代”与“前现代”这些历史概念。
福柯在《性经验史》中认为，西欧进入17世纪之后，资本主义出现，布尔乔亚阶级兴起，人们因此一方面开始大量生产有关性的论述，另一方面压抑有关性的表达。福柯的意思是说，他眼中矜持的欧洲“维多利亚时代人”一方面耻于谈性，却又同时在经济、教育、医学、法律正义、分配等各个领域无止境地谈性。相较之下，17世纪之前的欧洲人大方谈性（事），而17世纪之后，欧洲人成了伪善者。福柯说，相较于布尔乔亚阶级的伪善，此前有关性的论述充满“粗鄙”“淫秽”“不雅”。或许福柯在谈“粗鄙”“淫秽”“不雅”时心中想到的是“拉伯雷（FrançoisRabelais，1493—1553）的世界”。16世纪的法国作家拉伯雷在其著名小说《巨人传》（La vie de Gargantua et de Pantagruel）中描述主人翁“高康大”（Gargantua）及其儿子（另一位主人翁）“庞大固埃”（Pantagruel）如何动不动就谈到生殖器，如何在公开场所撇屎撒尿而不避。这本小说甫出版就被列为禁书，为当时的教会所不容。易言之，福柯所说的布尔乔亚性压抑虽然大体无误，但宗教所扮演的力量或许不下于市民社会的规范力量。欧洲对于性的态度在现代早期出现明显变化，应是事实。埃利亚斯（NorbertElias，1897—1990）的 名 著《文明的进程》（Über den Prozeß der Zivilisation. Soziogenetische und psychogenetische Untersuchungen，1939）认为，文明是人类羞耻感的内化与提升，使得人们对不文明之物感到羞耻、恶心、排斥。这个过程大概从法国路易十四的时代（17世纪下半叶）开始明显加速。福柯接受了埃利亚斯的观察与结论，只是用不同的态度来对待文明化——文明就是规训。
Philippe Ariès，1914—1984
值得一提的是，业余史家阿利埃斯（Philippe Ariès，1914—1984）是另一位影响福柯的史家。阿利埃斯最有名的著作应该是《旧制度下的儿童和家庭生活》（L’Enfant et la Vie Familiale sous l’Ancien Régime，1960）以及《死亡之前的人》（L’Homme devant la mort，1977，或译为《临终者》）。阿利埃斯也是属于擅长描绘时代的作家，他认为欧洲在不同时期对于死亡有着截然不同的态度，例如在中世纪时期人们与死亡间有种日常的熟悉感——早夭、疾病各种因素使得死亡并不罕见，并且安葬在城镇或村落中心的教会墓地更让死亡显得亲近。到了现代早期人们开始出现对死亡的抗拒，一如人们对于自然想要控制一般；于是死亡开始陌生化了。到了19世纪，在浪漫主义的影响下，欧洲人对死亡表现出个人化的强烈情感与哀悼。阿利埃斯擅长综合、描绘长时间、各时代中芸芸众生对于事物的特定态度及其反应的价值系统与信念，人们开始将他与费弗尔（Lucien Febvre，1878—1956）、布洛赫（Marc Bloch，1886—1944）、杜比（Georges Duby，1919—1996）勒高夫（Jacques Le Goff，1924—2014）以及其他一些人的作品命名为“心态史”（l’histoire des mentalités），成为法国20世纪下半叶最有代表性的历史写作类型。与英国思想史形成对比的是，心态史的分析对象是以平民百姓，而非菁英或重要知识分子为主，其史（材）料多半来自教会、修道院受洗、人口、纳税相关档案以及信众口供，甚至日记与小说；反之，英国思想史的主要素材则是知识人的出版品、日记与手稿。不过，福柯虽然受心态史所吸引，却很自觉地以“观念史”（l’histoir des idées）描述自己的研究类型。
福柯的观念史研究，也就是他自承的知识考古学。与洛夫乔伊一样都关心长时间的历史变化，但相较于洛夫乔伊仍以哲学家为分析焦点，福柯的著作并不刻意区分不同的团体、个别作者的意图。在福柯的著作中个别思想家或作者之间的差异并非重点，他们通常被化约至一个时代，而“福柯式时代”的组成单位是他所发现与认定的“论述”。以《性经验史》为例，福柯其实同时处理了两条欧洲历史的发展轴线：一是国家的中央集权化，一是市民社会的兴起。从国家的角度而言，重商主义政治经济学、人口学的目的在于加强国家对于人口的关注（在福柯的用语中即为“控制”）。用浅白的话讲，就是小我必须让位给大我，因此“性”变成了被管理的对象。从市民社会的角度而言，因为城市化的扩展，18世纪之后的公共领域或市场的组成分子已经不是早年那些相对熟悉的邻里朋友，因此距离、客气、矜持，渐渐成为行为的标准。休谟、阿迪森（Joseph Addison，1672—1719）、约翰·米勒等关注市民社会发展的思想家与作家认为，他们所处的时代因为各种因素如经济发展，品味、艺术、工艺与行为举止的精致化，使得人们对于性的追求不像野蛮时代那般激烈而直接，而是以温和、委婉、文化中介的方式进行。休谟等人有关性与文明化的评论，可以视为对人类社会变迁的观察，也可以看作他们对所处时代与社会所怀抱的优越感，但不宜与国家管理或控制混为一谈。在欧洲史上，从17世纪开始，国家权力的集中与市民社会的兴起并起，彼此间有相辅相成之处，也有矛盾与竞争之处。
福柯极少甄别同时代——也就是启蒙时代——不同作家的世界态度、价值，也不习惯将不同作家的“论述”放在不同的脉络与议程中具体分析，反而倾向于将它们放在同一平面——（官方）管控——来批评。福柯谈论现代性的出发点其实与18世纪启蒙作家一样，希望借由历史书写来对当代进行针砭与批判。在此一意义上，福柯继承了启蒙的精神，只是反对启蒙所欲建构的社会哲学。不过正因为如此，福柯的“观念史”写作容易“厚诬古人”。其中一个例 子 是 他 对 边 沁（Jeremy Bentham，1748—1832）的“全观式建筑”（Panopticon）的“再现”。对福柯而言，“全观式建筑”是欧洲现代“监控”与“规训”文化的代表（之一）。边沁从他弟弟撒母尔·边沁（Samuel Bentham，1757—1831）处得知全观式建筑———环形建物中间塔楼为一视觉穿透的监控室，自此中心放射出去的周边则是病房、牢房或教室，如此控制室的人可以同时观察到各室的活动。福柯对此一建筑在管理、规训弱势者——病人、疯子、工人、小学生——的功能与社会哲学意义有许多描述。“于是人为的（虚构）关系中自动产生了一种真正的臣服。人们无须 [像中世纪的守门士兵]利用武力让罪犯守规矩，让疯子安静，让工人工作，让小学生学习，让病人看诊。”福柯说，这是“权力的实验室”。撇开矫正、矫治、规训、驯服、控制、社会化、更生、再造等等语词之间的语义学差异与其所反映的社会哲学立场差异，边沁的“全观式建筑”最初是希望用来改善英国与殖民地狱政的计划。但因为英国议会不同意拨款补助而始终未见执行。福柯完全没有讨论英国乐利主义政治运动的背景，没将“全观式建筑”放在边沁本人的思想样貌与改革事业中来看，没有将它放在整体欧洲讨论狱政与殖民地改革的背景下来分析，纯就建筑图样所“可能”显露的看与被看、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而升华、抽象至一种社会哲学；这是一种以历史为材料的批判性见解，类似如贾谊、苏轼的史论，虽然有其创造性与破坏性，但不足以为思想史研究者的模范。与其说福柯“重写”了考古遗物，不如说他创造了一种特殊的批判论述模态。
英国建筑师 Willey Reveley 根据边沁“全观式建筑”理念设计的草图
从思想史研究角度来看，文本作者的意图，包括斯金纳念兹在兹的“语义学意义的意图”与政治和社会意义的意图，都应该是研究者首先要企图掌握的对象，虽然研究作者意图不是思想史的终极目标。但在福柯的研究中，即使作者未死，他将个别人的话语、意见化约成一种言说或论述模态的做法，固然成就了论述模态，但其代价却是个别思想家的消失，甚至是历史（内涵）的消失。
美国文学批评家与公共知识分子萨义德（Edward Said，1935—2003）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是福柯式的论述模态在殖民主义批判中的显现。在萨义德的用法中，东方主义不是西方人对东方事物的纯粹喜好态度，而是指“西方对于东方的研究与兴趣”中的“权力的临在”。萨义德批判道，东方主义暴露了西方人的世界态度，认为东方是野蛮的、淫逸阴柔的、不理性的、传统主义的，而且东方就是东方，西方就是西方，永远不会改变。东方主义是西方殖民主义的孪生兄弟，为了殖民主义，东方主义被创造出来合理化、加深、巩固殖民主义。在“东方主义殖民主义”结构中，一切殖民时代，甚至殖民时代之前有关东方的研究、兴趣，其书写在某种程度与意义上都是“为了”宰制被殖民社会，都可以视为东方主义。言下之意，没有任何西方有关东方的研究、书写、再现是纯粹学术或知识性的，都隐含了权力关系。萨义德本人固然是位可敬的知识分子，但他的东方主义，就像福柯的知识考古一样，虽然发现了特定的“文化层”，但他真正分析与呈现出来的历史是他自己创造的论述模态。
1983年的萨义德
斯金纳、福柯、萨义德等人的思想史实践（差异），说明了历史的个体解释与集体诠释之间存在落差与张力。如何超越个别知识分子的历史，却又不陷入泛权力化、化约论的论述模态或意识形态，值得所有思想史研究者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