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以农立国，以耕稼为业。五谷百蔬，瓜果虫鱼，牛羊鸡豚，无日不与生命为伍，亦无日不赖生命以为生。其四围之生命，即其己之生命所依存。故其与四围之生命，乃无不亲之如家人，爱之如手足。以耕以耘，以抚以育。其视宇宙自然界，乃亦如一生命界。天地之大德曰生，凡属生命皆从天地自然中来。春风夏雨，秋霜冬雪，土之培植，水之滋润，自然界之护养群生，可谓无微不至。故其仰天俯地，亦如一家四邻之和睦相依，以共维此生命。
生命时时变，节节变，大体有生长成熟之四阶段。方其生，即依其他生命为养。及其熟，则还以养其他之生命。故生命乃一大共体，绝无不赖他生而能成其为生者，亦绝无不以养他生为务者。故有孤生，有群生。一谷一蔬，皆独有其生命，然无不群集以为生。孤生有熟有成，群生则相继不绝。百亩之田，以养五口之家。生命成熟，即以奉养其他生命。而其孤生又必传种再生，以达于无穷。人生亦如此，方其初生，及其既老，己不能自生，必赖他养以生。方其壮，则以己生养他生。不仅其居家侍奉父母有孝，抚育子女有慈，即其日常辛劳，操耒耜以耕作，其视田中禾麦，亦不啻如家人。人之养五谷岂不亦如五谷之养人。则不仅一家一国民族为群生，人之与禽兽草木同此天地同此会合而相聚，亦不啻相互为群生。此生命乃为一大总体。孤生有死，群生则传，世代绵延，日益扩大。孤生之死，只是此大生命中一小变化。此为耕稼人民共有一宇宙观，共有一人生观，即成其共有之生命观。虽不明显共有此观念，实则潜藏有此共同一意想，即其民族生命之悠久演进而可知。
西方古希腊，乃一工商社会之都市生活。农业非其大群生活主要所赖，故郊野农民仅为农奴。工业与农耕不同，对象多属无生物，富机械性，缺生命性。一斧一凿，一尺一绳，一切物皆成材料，由我意向，经我制造，以供使用与玩赏。制造既成，乃由商人外出贩卖，以其利润供生活。故工商亦非一体，一卖方，一买方，双方性质不同。卖方先逆探买方之意向，投其所好，然后有条件的出卖。故交易非友谊，乃不啻为有敌意，但可和平解决，不必以兵戎攘夺，如是而已。故交易双方虽各得所欲，而相互间无感激无怀念。故工商社会之与外界接触，虽较农耕社会为广大，而其心意间，则终存一种封闭感孤独感。大都市人群相聚，亦不存有一种和通感亲睦感。有孤生，无群生，与农村社会绝不同。
农业社会中之工业，为农业之副。最要如丝织，其侍奉蚕蛹，莳桑采叶，待其产卵，照顾周详，辛勤劳瘁，乃有过其侍奉己生者。故农桑并称，其奉他生以还养己生，体贴周至，情意相似。又如陶业，烧土为窑，对象为无生物，与农桑若不同。然辨土性，则仍同其对有生物。人生出于自然，自然亦俨若一大生命。故陶业非如机械性之制造，亦可谓乃富生命意味，故其供日常应用，愈悠久，而愈生亲切感。其贩卖，亦与其他商品贩卖意义有不同。
农人凿井，为桔槔以取水，庄周道家乃谓其具机心，将有害于自然与生命。此一层，讨论人类文化演进，不当不深辨。机心起于功利观。自然酝酿出生命，生命依顺乎自然，非由功利观主使。中国人不言功利，而言道义，乃一本之自然与生命，而功利亦不能外于道义而自立。此为中国人文演进一重要原则。
中国商业起源亦甚早。然日中为市，以其所有，易其所无，交易而退，与西方之城市交易大不同。故商为农工之附属，与农工之附属于商，其意义亦大不同。不同深处，乃在人之心理上，在其对人对物之观念上。生命有其全体一贯性。其过程中，亦有种种变。必会合部分之变，从其全生命看，始得生命之真意义与真价值。若划分全生命为各部分，各自切断，单从每一部分之变分别来看，必失其生命真实内容之意义与价值。如植物，先有根苗，然后有干枝花果。故根苗在植物生命中，有大意义大价值。又如青蛙，初生为蝌蚪，仅为青蛙初生期之一变，非有独立性。苟使不长成为青蛙，亦非可有蝌蚪之生命。
人类生命有一绝大冒险期，即其婴孩与幼童期，遂使其此下之成年期有更大可能之变化。人文界可以卓然独出于自然界，而与其他生物大相异，以自臻一妙境，正为其有一较长之婴孩幼童期。故婴孩幼童期之在人生全过程中，乃有其至高无上之意义与价值。亦庄老道家所谓无用之用。
孔子乃中国之至圣先师，自言：“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孔子乃一学者生命，其生命即学问，学问即生命。其言十有五而志于学，至于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此乃自述其学问生命之进程。可谓自自然生命中创造出一最高理想之人文生命来。十五志学，即志于道。三十到五十，则修道。五十以下，则行道。孔子之道即孔子之学，孔子之学即孔子之全生命。而孔子之生命与其道与其学，皆自十五志学之一念来。第二第三阶段，整个学问生命，由志于学以达于从心所欲不逾矩，融贯为一。孔子生命可谓乃一最自然之生命，可为人人生命作模范，其可贵乃在此。至于婴孩幼童期，乃人类由自然进入人文一最先阶段，孔子亦不例外，但孔子未详言，今亦难作深论。
就一般言，人生婴孩幼童期，苟无家庭，早投入自然环境中，向外奋斗，早长成了许多应付自然的机智技巧，则人类亦将如其他动物一般，所谓习与性成，此下的一切即常困在此积习上，不能更有进步。唯其人类有此较为隔离自然环境之一段预备时期，遂为人文演进增加了种种可能性。
幼年如此，晚年又然。人到耄老，亦得有一人文环境，善加护视，使可远离种种挣扎。至少在其心理上，可得一分恬淡安泰，自在不烦，少生忧伤。此一心理之在大群人文中，有益无损。抑且大群人文之获有大启发大进步，实多从老年人来。果使老年入困境，生命无安全感，则无此影响可生。抑且未臻老年，其心已变，其影响人文界有损无益。故幼年老年，乃人生中无用而有大用之两时期。孔子言：“少者怀之，老者安之。”人之全体生命中，必求其幼有怀而老有安，乃可使其中年生命有一正当之展拓。此为中国人在人生全体过程之各阶段中，各有其稳妥安排之大理想所在。
人之生命不仅当通历其全体，又当融入于总体。个人生命有其全体性，而群体生活乃有其总体性。既不当从总体生命中单独抽出个人生命来作考虑，亦不当从总体生命中抹杀个人生命来做安排。必面面顾到其生命之全体与总体，乃可使人类生命有一广大高明之理想演进。
人生在婴孩幼童期，则总体生命主要在家庭。及其成年，男婚女嫁，结为夫妇，中国人称之为人伦之始。人生必有伦，人伦即人之总体生命之所由以表现。自夫妇而有父母子女，此为每一人生命总体之扩大。人类又必由家而有群有国，于是而有君臣朋友，此为总体生命之更扩大。由是而有天下，乃始为人类生命总体之大全。更由是而有古往今来之延续，于是此总体生命乃传达于无穷。故中国人言人生，乃由修身齐家而达于治国平天下，使人生总体生命获得一好安排。而其基本则仍在人之个体生命上，故曰一是皆以修身为本。
西方人则并不顾及生命之总全体，而单独抽出其个体小生命，有所谓个人主义之提倡。迄于近代，又有社会主义之产生，其对生命，扩大观点达于世界性，而及于生命之总体，但又抹杀了生命之个体。此皆违失了人类生命之自然性，无异生命之自杀。又在个体生命之全过程中，就其各阶段而一一为之切断分离，各视为一独立性，此亦不啻乃一种生命之自杀。
男女恋爱，异性求偶，此亦生命过程中一应有之事，在全生命中有其意义与价值。若抽离为一独立事项，则必失去其意义与价值，或将损害其生命之全过程。异性相恋之情感，实本自然。如饥思食，渴思饮，寒思衣，倦思睡，皆其生命对外在物质之需求，中国人谓之欲。人对人，则谓情。生命中有此情，乃求配偶。非为求配偶乃生情。中国人观念，情由性来，但非凡情即性。婚嫁本于人之性，非可谓一本于人之情。换言之，婚嫁乃生命中一大事，而恋爱则不然。食衣睡眠皆当有一适可之限度，欲如是，情亦然。夫妇和好，有礼有法，而情更加深。故夫妇之情实非男女恋爱可比，此乃由自然进入人文一大关键。中国人以夫妇为人伦之始即此义。西方人重视男女恋爱胜过于夫妇结合，重欲胜于重情，更甚于重礼，亦中西文化一大相歧。
西方又言恋爱自由。饥思食、渴思饮，乃生命要求，非自由。能解饥渴即可，宁必严择对象。恋爱亦有限，非尽得自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其于对象，亦有一番客观挑选，岂即违反于人性。西方文学过分渲染恋爱若神圣，今则自由离婚日增，一结一离，内心之激荡转变，所影响于其生命之全过程者，难以想像估计。其他则更何言。
生命过程中有恋爱，又有斗争。动物禽兽皆然。人文社会则婚姻求安定，战争求消失。中国人言止戈为武。言其感情，恋爱属喜，战争属怒，而中国人则哀乐尤在喜怒之上。力戒怒，慎言喜。周武王一怒而安天下，但又言哀兵必胜，故在人文生活中，哀远胜于怒。诗云：“琴瑟友之，钟鼓乐之。”则乐又远胜于喜。喜怒无常，最要不得。中国人分别喜怒哀乐之高下深浅，莫非有当于全体生命之意义与价值。西方人似对生命深处有所疏隔，事事物物仅重外面。哲学家探讨人生真理，专尚理智客观，摒弃感情，一若其与真理为敌。而文学家又特好言感情，又偏重喜怒，皆触景而生。事过境迁，喜怒无常。哀与乐则深著而常存。
中国人之生命观，大之为通天人，近之为合内外，故其宇宙观亦为有机的。大自然乃一生命之大总体，此体即是生命一神灵，亦有其德性。人生即从此生命之大总体而出现，又归入此大总体而长存。故在中国，只言天不言上帝，而地则可以配天。长宙广宇中有天地，一阴一阳亦如自然之与人生，又如人生之有男女夫妇。死后灵魂，亦归入总体化，天地即人类生命一大灵魂。故在中国文化中，无宗教，无上帝与天堂。
西方人必于自然与生命作分别观。其视自然，则几如一大结构、大组织、大机械。宇宙则为一非生命的、无机的。故西方有宗教，信有一上帝，在主宰管理此世界。无机中有一神。唯物论与有神论并存相济。若此宇宙唯物无神，则此亿万种生命又将如何安排。生命亦是一自然，但究与无生物不同。西方哲学有唯心论，亦有唯物论。唯宗教则心物虽有别，仍同在一世界。科学则专注意在物质方面作研寻，以求满足人生之种种欲望。至如达尔文生物学，主从无生物中产生出生命，则生命岂不乃无中生有，又何来有如中国人所谓之性灵。故西方生物学仍是一自然科学，与宗教不同。而与中国人之生物观亦大不同。
中国亦早有科学，唯中西科学之发展过程亦有不同。如医学，中国人即常以一有机的生命体视人身。头颅手足心腹肠胃种种不同，然在同体中各有所司。故言生理病理，皆主言气。气即有生命性。其言宇宙亦然。天地万物全体中一气运行，即属有机的，即具生命性。西方人则无此观念。
对日抗战时，余在成都，有两英国农业专家来考察灌县都江堰水利工程。曾言中国农田施肥都用有机物，如河泥之类，盼加意保留。西方肥料用无机物，久则土质变，有损农作物，今乃知其害。余曾访之金陵大学农系某教授，彼言西方人言如此，但吾侪仍当采西法。最近有日本京都某教授来台告余，彼退休后筑室湖滨，以种植自娱。试用东方旧习，以有机物为农肥，效果甚佳。中国之治病施肥，皆用有机物。此即中国观念信自然即具生命性一征。而西方科学，则必在自然中尽量发展其非生命之一面。此诚中西文化传统一大相异处，不得不深加注意。
西方人看人群社会，亦若一无机体，好言自由与组织。人群集居，生命之总体机能即潜伏其中，善为发挥，乃能以安以久。岂如一器物，可专以机械与组织来求其完成。中国社会尚礼，西方社会尚法。礼主利导人性，亦可谓乃有机的。法主防堵人性，属无机的。西方社会组织皆由法，极权民主皆然。工商企业，教会组织，皆凭法。马丁·路德之新教亦皆凭其组织，即凭法以争。故西方社会，不仅商场如战场，即政治界宗教界亦然。而耶、回两教中古时期之相争，乃至今不能平息。佛教具东方性，虽亦有分别，但无组织，无战争。人群自可有组织，亦见有力量，但无组织之力量，有时则更远超于有组织之上。佛教来中国，至唐代禅宗，深入人心，掩胁全国，绵延达于千年之久，然亦非有特殊之组织。棒喝乃是一种机锋非斗争。
即言政治，西方亦重组织，近代政党即其显例。中国秦汉以下，全国统一，皇位相承，但非有组织为之支持。细读中国史，亦何尝有所谓帝皇专制。中国传统政治，其大群内部之共同生命性，实远超于其外在之组织性之上。苟以近代西方之组织与功利观相绳，则中国上古三代开始，禹之卒，中国人朝向启而不朝向益，诚为在民权政治之发展进程上一大退步。但此乃出于当时群情之所向，此亦一种民权表示。政治当以民情为本。中国人言民为邦本即此义。
中国传统唯曰“尚德不尚力”。力须组织与机械，德则是一种自然。中国人常连言德性，性是生命的。生命同，性与德亦同。故曰同德，使人心服，乃是一种无形之力，乃一种有机力。西方哲学不言德，科学研究物理，在力不在德。宗教主原始罪恶论，亦不能有德。故中国人之德性观，乃为西方人所无。
西方人言知识即权力，但知识只是生命中一项次要工具，非即生命。故知识可分门别类，无整体。由此知识生长出另一知识，故知识有进步。西方人对知识，又分归纳与演绎。归纳则是一组织，演绎则实是一变相之归纳。如言人皆有死，苏格拉底是人，所以苏格拉底亦有死。其实苏格拉底亦有死一语已包涵在人皆有死一语中，故可说是一种变相归纳。中国宋明理学家分别德性之知与见闻之知。见闻之知得之外，乃事物性。德性之知发于内，乃生命性，其重要乃远过于见闻之知。西方人只重见闻，不言德性。柏拉图榜其门曰，“非通几何学，勿入吾室”。几何学乃机械的，无生命的。几何学中所解答，实皆包涵在定律中，并无新意义生长。孔子曰：“过吾门而不入吾室，我无憾焉者，其唯乡愿乎。”乡愿生斯世，为斯世也善，无个性，不重一己之内德，即是不重其一己之生命。知识即见闻，而不能深切贴近于其内在之德性，则于自己生命无关，乃为孔子所不喜。西方人所重之知识，可以日变日新。中国人之知识，则于日变日新之自然过程中，更有一种内在生命日化日成之体性存在。由此形成双方学术之相异。一重己心之修养，一重外在事物之运用。重外在运用，乃日趋于机械化，而生命则几近于停息。今日之世局乃如此。
孔子问子贡：“汝与回也孰愈。”子贡曰：“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闻一知二，限在见闻上，知其正面，即可推知其反面，此乃所谓是非之知。如知人，即知其他有生无生诸物之非人。西方人言知识，于逻辑外又有辩证法。逻辑言归纳演绎，辩证法则言正反同异。甲与非甲合为乙，乙与非乙又合为丙。如是求知，则纯成为机械的组织的，只见自然面，不见生命面。子贡之闻一知二，与相近似。颜渊之闻一知十，十是全体总体，唯德性之知能之。心与物，自然与生命，会通以为知。亦可谓子贡之闻一知二，其知在量上。颜渊之闻一知十，其知在质上。西方人之功利观重在量，中国人之道义观重在质，此亦中西文化一大相异。
颜渊又自言：“夫子博我以文，约我以礼。”博我以文，即见闻之知。约我以礼，则反之己身己心，体贴之以自己之生命，乃可知其全体。虽若亦仍有限，而可得其会通。如婴孩幼童，不能知成年耄老之所知。颜渊年未过五十，仅到孔子不惑而知天命之阶段，未能到孔子耳顺从心所欲之阶段。故曰：“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孔子以一大圣人体段昭示于颜子之前，颜子知有此一境界，乃叹无法企及。孔子则赞之曰：“吾见其进，未见其止。”其在川上则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又言：“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则生命有止亦有进，故孔子学不厌，教不倦。至善只是一境界，虽可止，而学则乃是一生命，不可止。耄老有如婴孩，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赤子当学，大人亦当学。生命相通，时代千古亦相通。后圣之学通于前圣，而学则无止境。岂如是非之与权力，乃可定于一时一事而有其所止乎。亦可谓东方人看生命，乃视其自幼到老之一段进程言。西方人看生命，则重由我与彼之一种比较言。一重时间性，一重空间性。亦可谓西方人不知有生命之学，故亦不知有此等境界之存在。
宋儒言德性之知，亦即犹孟子所谓不学而知之良知。陆象山言：“尧舜以前曾读何书来。”但中国古人自始即知读此一部有机宇宙天地大自然之无字天书，生命与大自然起共鸣，此即其德性。只读诗三百首中之比兴部分，即知中国文化之深根固柢即在此。孔子曰：“仁者乐山，智者乐水。”见于山之宁静生育，其内心深处即有乐，启牖感发乃其德。见于水之流行滋养，其内心深处亦同有乐，启牖感发即为智。人类生命德性中之仁智，即从大自然中来。人类中有先知先觉，亦从大自然来，此之谓德性之知。如何培养牖启此知，中国人之传统教育精神即重此。
自中国观念言，身家国天下，皆同一生命之一贯相承，层层包容，通为一体。西方人则一意加以分别，其病乃由中国道家庄周所谓之机心来。如言国，乃必分别为土地人民主权之三者。人民之上，何以又必加一主权。非有人民，主权又何由生。必分人民主权以为二，此可谓不自然之至。改言人权，人各有权，苟不相通，群又何来。乃言组织，以组织来运用此权，此之谓机心。既非自然，亦非生命，乃凭空创造以求运用此自然与生命。机心之要不得乃如此。中国人则言，天时地利人和，三者合而成国，此始是自然人文之合为一体。故中国人言国，乃深具生命性。西方人之国，则只具机械性。人之为群，在德不在力。一切人事须从生命上著眼用力，若以机械来求驾御人事，则无往而可矣。
（二）
余一友，其女来北平投考协和医学院学医。一日，告余拟退学。问其故，言上解剖课，面对课桌上一尸体，心不能忍。余告以当改变己心，莫作一死尸看，只当一机器看。心变则自忍。逾月又来告，已心安。遂留校续学，十年后，成为一名医。此即西方医术不存生命观一证。
西方心理学言，人之知觉记忆全在脑。但无目何见，无耳何闻，无鼻何臭，无舌何味，无皮肤亦无痛痒。使此脑离此身，更何知觉。故依常识，知觉在身不在脑，亦未可谓之不是。记忆更难言，此身绵延数十年，使无时间积累，又何来有记忆。知觉与记忆乃生命中事，不尽在身，更不专在脑。但生命何在？岂不仍在身，亦在脑。使脑机能失灵，纵此身尚存，亦如已失去。
可知生命中实确有如机器之存在。生命乃有赖于此机器，而更有其超机器之存在。或言脑，或言身，皆可作一机器看。心亦身中一机器，但中国人言心，则非机器的。亦可谓心即生命。乃一超物之存在。此一存在非可具体指说，唯有心领神会，以心知心，更无他途可循。
今试再言心在何处，亦可谓在全身之综合和会处，更可谓乃在超躯体以上之综合和会处。西方人喜在具体中来加以分别，专就一事一物言，乃不得中国人所谓之心所在。不得心之所在，斯亦不得生命之所在。不仅医学如此，其他学术亦全如此。多分类各成专门，如文学、科学、哲学，自希腊开始即然。因此乃无当于人心，亦无当于人类生命之存在。
因此言西方历史，罗马史、希腊史、现代欧洲史，各自为体，在其内部绝无一贯之相承。现代全欧洲形成数十国家，亦难和合为一。政治如此，社会亦然。亦各分别，无一超其上之综合和会可言。中国则不然。
姑以死生言，其实亦是一体。生必有死，而死则仍在生中。中国人言生生，即指生之不绝言。而西方社会则显分死生以为二。世间事凯撒管，此言其生。上帝事耶稣管，此言其死。死生显有一大别。人生必有男女，实亦一体，而西方人亦作分别看。某一西方学人言，穿皮鞋与穿拖鞋不同。男性生活如穿皮鞋，女性生活则如穿拖鞋。中国古人穿履，入室前，脱在户外，履之内有袜，或厚脚套。履后变为靴。又有布鞋，日常所穿可不多变。亦可谓中国布鞋乃中性的，男女无分别。
中国家庭男主外，女主内，男子自外归，一家团聚。不仅夫妇和合，上有老，下有小，乃成生命一大和合。中国社会富生命性，家庭尤为社会之中心。农业社会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夜间则一家人团聚，故农村亦为中国社会一中心，失却此农村与家庭之两大中心，即不见中国社会之特性。
西化以来，中国社会最大之变在女性，婆媳不再能同居，即变为一夫一妇之小家庭制。又妇女亦必离家工作，亦与旧时小家庭不同。中国社会之第二大变则在都市地位超农村之上，以前是都市附存于农村，此下则变为农村附存于都市，此两者间，意义亦大不同。
中国人言一阴一阳之谓道，此道即指生命向前一大进程言，阳其明显处，阴其隐藏处。阳指动，阴指静。阳在外，阴在内。然中国人言阴阳，不言阳阴，即就生物进化言，亦先有阴性，后有阳性。幼稚知识亦先知有母，再进始知有父。阴为生生之主，而阳为其副。阳在外活动，乃以辅阴之在内生生。中国人言天地阴阳，其实天道亦有其阴面。中国社会之人生大道即在此。
原始人类，唯求谋生，乃能用器。如今人言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等，然器非生命，一如人之身，耳目口鼻手足肠胃皆其器。器为生命之副，非生命之主，仅供生命之利用，非生命之本质。乃手段，非目的。由于器物之运用，乃分职业。职业亦供生命之利用，断非生命目的所在。中国在战国时，已成士农工商之四民社会。农工商皆职业，士则可谓乃一非职业之职业。孟子曰：“士尚志”，孔子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是士不当以衣食为志，道则生命之大道，亦即人心所向往。而人各有心，苦不自知。诗曰：“他人有心，余忖度之。”能忖度此心，以诏导群众，以共赴此人生之大道，士之大业乃在此。
汉代成为士人政府，士人从政，先由察举，后有考试。选贤与能，为其要旨。是士人政府实即一种民主政治。唯西方民主尚多数，中国民主则尚贤尚少数。故士人政府亦得称为贤人政府，由社会中少数俊秀杰出之士，出而任之。西方社会中之教徒与中国之士略有相似处。学校本由教会设立，学校任教，亦非为谋生。而递变至今，教授亦成一职业。学校在社会中，亦如一机器，有其特定之用途。今人群中各机构，皆各有使用，皆如一机器。则人群乃如一架大机器，无生命之真实意义可言。
生命与机器有一大分别，即一有情，一无情。换言之，亦可谓一有心，一无心。人心之主要生命即在情，故人心即人情。人而无情，即可谓之无人心。人类心情之表现，或在空间，或在时间，皆在其综合和会处，不得一一加以分别。又心情必在隐藏处，未可明显指示。其可明显指示者，乃欲非情。草木禽兽亦有情，其生命之表现，即在情。中国人言修身，实乃修此情。先之曰齐家，即修其对家人之情。扩之曰治国，即修其对国人之情。又扩之曰平天下，即修对天下人之情。家国天下，皆就空间言，谓之行道。又有传道，则加入时间言。道可以亘古今而贯万世，而皆自每一人当前之修身做起。故曰：“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其实修身乃指修心言，指心之表现于身者言。本则在隐藏处。苏轼诗“万人如海一身藏”，修身则贵在隐藏处修。千仞之木，亦必有本，深根固柢，人所不见。所见者，乃其枝叶之茂盛，花果之灿烂，皆由其本来。
今再约略申言之，身如一架机器，人则是一生命。无此身则无此人，但人与身终有别。中国人言修身，乃由各人自修己身，修己身以善为人。社会之根柢则在此社会之每一人，故每一人之自修其身，即为社会深厚培植其根柢。
中国人本不言社会。家国天下皆即社会，其本则在各个人，中国人称之曰己，家国天下则其枝叶花果。老子言：“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车亦一器，构造极复杂，但其用则在车之无处，此即其和会综合处，亦即其隐藏处。和会综合无处可指。如身可指，人不可指，须从此身之和会综合处得此人。亦可谓其人乃在无处。此社会之大生命，亦即在无处。专从有处求之，则必失其所在矣。
中国人之为学，主要亦在其无处。换言之，乃学其人，非学其人之事业与作为。颜渊学孔子，博文约礼，即孔子之所学。如有所立卓尔，乃即孔子其人。战国百家并起，儒家之学在孔子，墨家则学墨翟，道家学庄周、老聃，名家学惠施、公孙龙，阴阳家学邹衍，法家学申不害、韩非，农家学许行。杂家无其人，不得谓学吕不韦。纵横家亦不得谓学苏秦、张仪，小说家更无其人可学。故九流十家中，杂家、纵横家、小说家，其学无主，实亦不成家。其他七家皆有所主，故亦相传成家，而最大最久者，则唯儒、道两家，而孔、孟、庄、老遂永为中国社会之宗师。
西方人为学乃学其人之所学，而非学其为学之人。西方之学术传统，亦在其所学，不在其学者。文学、科学、哲学，各有传统。实则以中国人观念言，亦可谓非传统。因中国人言传统，其传统必有人。西方则无此观念。如学文学，读莎士比亚书，可不知莎士比亚其人，即其例。故西方学术分门别类，各有专家，而无其综合和会处。实则专家只为个人，非可谓之有家。中国则不然。司马迁为太史公书，为后代史学鼻祖，而司马迁自言其书乃学孔子之春秋。深一层言之，司马迁亦有意学孔子其人。非学其人，又何以学其书，此乃中国人观念。韩愈倡为古文，其实亦有意学孔子，故曰并世无孔子，即不当在弟子之列。故孔子乃为中国社会之百世师，即在其学之综合和会处。学者学为人，即从其生命所在处为学，由小生命通入大生命，故其学乃得为百世师。
苟失其生命所在，则人之一身可分为头、脑、手、足、胸、腹、耳、目、口、鼻诸部分，地位不同，职司皆异。然则谁为此一身之主？西方医学对人身亦各分科，有眼、耳、口、鼻各科，可以各擅专技，互不相顾。其他诸学亦然，政治、社会、经济、法律、外交、军事，亦各得为成专门。但一国之大政方针，岂能如此割裂拼凑，而谓可得一正确之方向。遇有争议，则唯于会场上以多少数为定。政治然，社会尤然。社会乃人群大生命一集合体，其根柢所在，乃尤难言。
中国人言社会，只有一分别，曰有道无道。有道则治，无道则乱。乱而不救则亡。西方历史，希腊亡，有罗马，有中古封建时期，有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实可谓是乱亡相继。今则英、法诸国亦已衰，伦敦、巴黎亦将仍蹈雅典、罗马之覆辙。中国人言，鉴古知今，观于西方史之过去，亦可知西方史之将来。中国则自炎黄以来五千年，仍只是此一社会。枝叶花果或有变，至其根深柢固处则无变。
中国社会根柢首要则在士，而男女相较，则重女性。近代国人群讥中国为重男轻女，其言荒谬，余屡有申阐，此不详论。老子曰：“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复守其母，殁身不殆。”雌性女性乃生命之始，雄性男性则其子。大抵雄性男性多在明显处，供使用。雌性女性则在隐藏处，为根柢。庄老道家所谓之无用之用。生命固贵有用，但更贵其能藏。孔子曰：“君子不器。”非主无用，乃不贵如器之徒供使用。称子贡为“瑚琏”，瑚琏亦器，但藏在宗庙，不供人随意使用，则有用若无用，故为器之贵。其称颜渊则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是颜渊其人乃一有用之人，而非徒供人用，为一被用之人。用则行，是其有用。舍则藏，是其不为被用，所以为大用。其主要处在能修身。女性亦贵在修身，能务修其身以为不可用，乃为最上之用。此义又谁知之。
生命之用首在食。民以食为天。士之修身，则谋道不谋食。其为学，亦贵在志道、行道、明道、传道，女性亦同然。而谋食为生，则多由男性任之。男主外，女主内，即由此。生命藏于内，身体显于外，凡用其身，皆以保其生命，故曰：“既知其子，复守其母。”中国之士道，凡修首贵藏。诸葛孔明言：“苟全性命，不求闻达。”高卧隆中，自比管、乐。藏器在身，非诚无用，不求闻达，则贵潜修。同时如管宁、徐庶，皆知藏。近代国人竞尚西化，只求表现，此义已失。乃谓中国之为士者，皆志在仕进，萦心利禄，一唯奉迎专制帝王之颐指气使，为官僚则不啻为奴隶。其所想像，距五代时长乐老冯道尚远。不读书，而轻肆讥评，其荒唐浅陋又何足怪。
诗三百，关雎为首，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唯言君子求淑女，不言淑女求君子，窈窕亦言其深藏。中国言女性有三从四德，三从已别阐。德、容、言、功为四德。容不指色，窈窕亦即容。德、言、功则叔孙豹所谓三不朽，女性所同具。烹饪纺织，衣食大端。相夫教子，为功尤大。德与言亦胥综合和会，不能强作分别。故求人生大道真相，观于中国之女性，即可得其梗概。倘专在大群外在事功上求，则女性转不见其重要。中国人唯为深知人生大道，故重士，而士则无职业。又重女性，女性则藏于内而不外扬。能无业内藏，乃始易保其性情之真。既敦厚，又深挚。中国人文演进乃深赖此两端。
中国农、工、商三业，又重农。农之求食，首在修身。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稼穑艰难，首重勤劳。三年耕，有一年之蓄，则又重在俭。勤俭为修身之根柢。中国为士者，必出于农。唐代科举，先须家世清白。三世为农，斯为清白。工商业皆不预。农人勤劳无贪求，安分守己，故生活易清白。商人向外牟利，则生活易陷不清白。中国人重农轻商，其中亦寓有人生大道。近人乃专以财富功利观，谓农业社会乃一未开发之社会，进步而有工商，更进步而有机器。但机器可使财富进步，不得使生命进步，或转使之退步。知其子不复守其母，而危殆随之矣。
欲知中国社会真相，试先求之中国之文学，尤要者在诗。古诗三百，首关雎，即咏男女夫妇。豳风七月，则咏农村。妇女与农村，乃中国诗主要题材所在。此下三千年皆然。又有田园诗人，如晋宋之际之陶潜。此下亦代不乏人。田园诗之外有山林诗，“问我何所有，山中有白云，只堪自怡悦，不堪持赠君”。求之孔门，颜渊曾点乃田园山林诗人所宗。尚书曰“诗言志”，志在颜渊曾点，所言自不离田园山林。田园诗多近儒，山林诗则多近道，综合和会以求，则孔孟庄老儒道两家仍为中国社会所宗师。用而行，则廊庙朝廷。舍而藏，则田园山林。故不亲田园山林，则亦无从认识中国人之真趣所在。
田园山林之外，又有边塞诗。中国军人尽出于农。不认识中国之农，亦无以认识中国之军人。士则兼通文武，出在边塞军旅间，即犹在田园山林中。此一义，不熟诵中国之边塞诗，又何以知之。外此乃又有廊庙朝廷诗，乃独无市区商旅诗。白居易琵琶行，浔阳江头商人妇，乃可入诗。宁有一市井商人而入诗者。商不入诗，亦中国文化传统一特征。但亦有酒楼妓女入诗者，此当善求其意义。“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此其意义易求。独以不知亡国恨责之商女，则其意义又难求，试观史乘所载亡国之际，一国之人能知其恨者又几人。非有游客，何来此商女之唱，诗人亦自抒其恨而已。又何尤于隔江之商女。非融通生命大道，又何以诵中国之诗。
诗之后有词，其体裁内容与诗亦略相仿。然词为诗余，其所咏亦转益深藏。多在闺门之内，多在行旅之余。“杨柳岸晓风残月”，咏在行旅，情在闺门，而能为一代之名词。非深求，又何以诵中国之词。今国人则一律谥之曰死文学，又曰封建文学、贵族文学、官僚文学。如“杨柳岸晓风残月”此七字，岂不仍在目前，而岂得谓之已死之封建贵族与官僚。
词之后又有传奇剧曲，主要题材仍不得离女性与家庭。其家庭亦多在田园山林间。即帝王家庭，亦必田园化山林化。如贵妃醉酒，如四郎探母，皆有园林。又如游龙戏凤，以一帝王，入市井一小酒店中，遇见一酒家女，此亦诗词题材。戏剧一贯相承，其背后皆有一修身齐家之人生大道存在。剧情反正离合，观者自可会心。一帝皇之尊，一商女之卑，游龙戏凤，礼貌曲折，同一寻常人，同一寻常事。孟子曰：“大匠与人以规矩，不能与人以巧。”诗词平仄声韵有规矩，戏剧亦同有规矩，一启口，一发声，一举手，一投足，到处有规矩。演唱者唯于规矩中见巧。规矩实即生命之本质，道家称之曰自然，儒家谓之是天命。孔子五十而知天命，即是知此规矩。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乃始是生命全在规矩中。大巧若拙，孔子晚年，乃到达此境界。此非外面安设些规矩，以强加之生命之上之所能比。
希腊以商立国，弄巧营利，不如农业之耕耘收藏显有规矩。中国社会妇女与农民，皆能不失规矩。为士者之修身明道，则亦必纳己于规矩中。一切学问皆然，文学亦无不然。今日国人竞慕西化，文学如小说电影，以男女自由恋爱为题材。亦必别开生面，出奇制胜，紧张刺激，为人意想所不及。必求旷天地，亘宇宙，可以一遇，难以再遘。失生命之自然，无规矩之可循。即当前文学一门，亦可识中国社会古今一大变。
或以为社会必求变求新以达于时代化。不知每一社会皆必有变有新有其时代化。以中国史言，尧舜禅让，汤武革命，下及春秋战国，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莫不各有其时代化。蒙古满洲异族入主，中国社会亦依然有其时代化。但虽屡变，而终不失其为一中国社会。不如西方史，希腊罗马中古时期以迄现代，前一时代化为乌有，后一时代乃告兴起。故中国史乃一生命之时代化，而西方史则为旧生命变成了新生命，时代变而生命亦变。而今日国人心中之现代化，则实为西方化一代名词。老子曰：“知和”，曰“常”，中国社会重在求和，故变而不失其常。西方社会重在争，故此起彼仆，乃成无常。今日西方已成为美苏相争之局面，更何有往日英法之常。今日国人亦以尊美尊苏相争，而所谓西化，亦与两次世界大战时迥异。如此则现代化实即一无常化。老子又言：“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脱，子孙祭祀不辍。”中国社会一部百家姓，西方社会无之，此亦一相异。
余曾游南洋新加坡、马来西亚一带，其华侨社会应自明初郑和下西洋开始，此乃远在哥伦布横渡大西洋之前。哥伦布仅以一叶扁舟达美陆，而自此西班牙、葡萄牙乃在太平洋上划一界线，以分彼此两邦向全世界开辟新径之蓝图。不久而荷兰、比利时继起，又不久而英、法追随其后。俄国彼得大帝失败在前，德意志两次大战又失败在后。然而目前之英、法又如何？比荷、西、葡又如何？其间又何尝不各自有其现代化。而如中国明代郑和下西洋，则大海船结樯连舱而去，较之哥伦布之西渡远为壮盛，并连续十余次，所航日远，直达非洲，亦在欧洲人之前。但中国社会则依然如故，郑和事，若无大影响。而移殖南洋各地之华侨，则日增无已，至今乃俨成为中国社会，不仅远在英人移殖美洲之前，亦尚在西葡南美移民之前。最相异者，中国侨民寄人篱下，所至即安，不争政权。英法帝国主义后来，遂高踞其上，而中国社会则依然如旧，仍不失为一中国社会。亦可谓亦经多次之现代化，而依旧不失其故常。故风遗俗，犹有超中国大陆之上者。
唯一大异，大陆重农，而移殖南洋者多务商，少业农。其最守旧者则为女性，故家庭完好，子孙相承，祭祀不辍，迄今无大变。又尊士，侨民多闽广籍，开设私立学校，必往上海延揽江浙籍人去任教。其唯一憾事，则国内西化之风已盛，往为师者，每携带西化观念俱去，幸未能骤改其旧习。此乃余三十年前之所见，今则又经现代化，则不知其详矣。
南洋华侨外，又有美国三藩市华侨。初以劳工赴美，迄今亦历一百三四十年，可谓已达五世之久，而中国之故风遗俗亦多存在。近年来，中国大陆力求开新，而旧金山华侨则仍多守旧。纽约市亦有华人街，其他美国都市同有数十百家中国人集居，亦多保留有中国社会之旧状。礼失而求诸野，今国人竞求变求新，求现代化，而游览美国，华侨转多较中国本土为落后，亦是一奇。
最近美国太空梭之创始，可谓现代化最新一目标。然美国外，继起者唯苏维埃，英、法诸邦无意追随，则现代化亦自有其限度。抑且今之所谓现代化，乃在机器，非在生命。生命待机器而化，机器则别有其根柢。非得有如美国之财富，又乌来有太空梭之创造。苏维埃则牺牲生民衣食以为之。然老子又言：“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太空梭不十年亦将臻于老化，西方科技进展当如此。中国人言，人唯求旧，物唯求新。中国社会主在人类生命本身上发展，故得有炎黄以来五千年之旧。西方社会主在器物资本上发展，生命本身转居其次。生命表现，亦仅在器物资本上。如一工厂，其重要表现，亦唯器物资本，多数劳工无表现。但如太空梭，岂非亦造于劳工，太空人亦可谓即劳工。围观其起飞与降落者，可多达数十万人。其他全世界人，则全在电视中略睹其形象，或在电报新闻中略聆其消息。故今日之现代化，可谓已全落入机器，而人类生命之本身似已不复足道。然苟无生命，何来机器。唯机器之享受，虽曰归于多数人，而机器之创造，则终必归于少数人。今日之言现代化，则唯求多数之享受有机器生活而已。中国人言人生享受，则如父慈子孝，齐家治国平天下，均属生命，不属器物。今日言享受，则唯器物资本之相争，他复何有。
老子又曰：“含德之厚，比于赤子。”赤子知和不知争。窃恐两百万年前原始人类之赤子，亦复如是。中国人则善保此赤子之心。西方人求变求新，方其为赤子，亦如在天堂。及其中年，乃如入战场。及其晚年，则如在坟墓。视人如物，则亦宜其老而早已矣。耶稣以原始罪恶言人生，今日科学昌明，世界进化，乃证耶稣之言不虚。本此而言现代化，则恐非末日之来临，无他途之循矣。现代化之意义岂果如此？窃愿有意治中国社会史者之有以阐其说。
欧洲史发端于希腊，论其政治，则为城邦型。希腊一半岛，地区狭小，而城邦林立，迄未形成一国家。马其顿崛起，乃始立国。罗马继之，以罗马一城市兼并意大利半岛，又兼并地中海四围欧、非、亚三洲广大土地，而成为罗马帝国。其中心基点则仍在罗马，是则罗马建国仍本源于希腊之城邦，扩大成国。非合各城邦共建一国。在欧洲文化传统中，论其政治，可分希腊、罗马之两型，一为城邦自治之民主政治，一为向外侵略之帝国政治。此下仍承此两型而演变。
中古封建时期，则仅一社会形态，无政治可言。迄于现代国家兴起，全欧洲分立为数十国，此则仍是一希腊型，不过稍加扩大而已。又继之以海外殖民，乃始蹈袭罗马型，而有殖民帝国之产生。其先为葡萄牙、西班牙，继之以荷兰、比利时，又继之以英、法。此可谓欧洲政治史乃希腊、罗马两型并存之显证。
唯其希腊乃欧洲文化大传统之始祖，故欧洲人虽主向外扩展，而至今仍是数十国并列，难以融合，亦难加兼并。唯其在欧洲文化大传统中尚有罗马为之继宗，故各国间多主海外兼并，而殖民帝国纷起。其间尚有一问题值得注意者，欧洲人海外殖民，实仍从希腊型之重视商业来。而罗马型之武力侵略，则仅为之副。欧洲人又有一种安土重迁之心理，不惯与异族人和平共处。希腊人虽历世经商海外，而终必回归希腊，仍为一希腊人。此一心理，迄今无变。罗马人亦如此，近代英法人亦无不尽如此。
美国人移民新大陆，北美十三州已集为一大群，离英自建一国，此即希腊型之心理。否则只要求英政府减税，平等相视，岂不可仍永为一国。其他如加拿大、澳洲，闻风继起，英帝国只能在海外统治异族，而同为英国人则尽归分裂，此为欧洲文化之希腊根柢，无可否认。
又美国十三州不断向西扩展，而印第安人则屠杀殆尽，此亦欧洲人不易与异族人和平相处一特征。英国人对印度唯求统治，不求安居。从政经商，终必回归。数百年来，英国人留居印度，成家传代者极少，可谓无之。其在香港亦然。香港本一荒岛，倘英国人不断停居，迄今百年，香港早可成为英国之一部分。但迄今百年，英国家庭定居香港者，可谓绝少其例。
此一心理远自希腊起，商人自居为供方，对象则属求方。自居为赢方，对象则属输方。供求赢输之间，乃自尊而卑人。故希腊人永为希腊人，雅典人永为雅典人，直迄近代英国人永为英国人，法国人永为法国人。不仅如此，爱尔兰人永为爱尔兰人，苏格兰人亦永为苏格兰人。又不仅如此，美国为十三州联邦，至今扩大为五十一州，仍为一联邦，各有政府，各有宪法。欧洲人重分不重合，其趋势有如此。
而在同一政府下，又必分党相争。中国人言群而不党，群主合，党主争。欧洲人则不分党以争，即不能合成群。重我轻人，常称之为自我主义或小我主义，今称个人主义。政治权力方面如此，社会经济方面亦然。
欧洲人信奉耶教，而政教分离，宗教不当影响其政治。近百年来，欧洲资本主义国家，亦非不采用马克思共产思想，如各工厂皆许劳工组织工会，争取报酬。政府则推行社会福利政策，年老退休及失业者，皆予养护。此等在各国皆已成为共同性，而各国之政府则依然是分裂性独立性。
列宁在俄国推行共产主义，下及斯大林，而性质乃大变，政治权力更重于社会经济。孔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又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又曰：“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又曰：“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西方社会上自希腊、罗马，下迄近代英、法、美、苏，始终以求富求贵为目的。中国人则必主仁义，不求富贵。孔子之所谓富贵不可求，乃属自然天道。富者不三四世，或四五世即衰，贵亦然。例证显然，不详举。故曰：“黄金满籯，不如遗子一经。”又言：“自古无不亡之国。”此可谓之深识明见矣。西方宗教信仰灵魂上帝天堂，岂不亦亿兆斯年，恒常不变，更何富贵之堪求。故中国传统文化，家必求齐，国必求治，此为与西方大不相同之处。
商业必分供求赢输。今日之工业先进国家，为供方赢方。而工业落后国家，为求方输方。事势转变，非可预测。姑举一例，如皮鞋、汽车，皆为人生行之一项所需。但皮鞋易得，汽车难求。而皮鞋获利微，汽车获利昂。工业先进国家乃不造皮鞋，竞造汽车。亦可称皮鞋为必需品，汽车则为奢侈品。贫国以竞买汽车而更贫，致于不能再买，而经济不景气则更见于工业先进之富国。
又且工业先进国不仅不造皮鞋，竞造汽车，又更竞造军火。如坦克车、巡洋舰，如潜艇，如飞机，其出售获利，又更甚于日常交通运用之汽车。工业落后之贫国亦以竞买此等军火而更贫。但更贫后可以不买，而经济之不景气与衰退，则反易见于工业先进之富国间。
求方输方已无力求输，供方赢方乃贷款济之。以今日之科技进步，而人生日进于奢侈，以至于军火杀伐之成为商品，则更由奢侈而转进于罪恶。至于倡导此等奢侈与罪恶，而使人生陷于不得一日安者，则为工业先进国。如是则经济之不景气与衰退，就全世界人类大群言，乃福非祸。而今日之所谓经济景气与经济旺盛，则实为人类之祸而非福，而其不可久之势亦甚显。
故今日之世界，实非一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相争之世界。双方各谓消灭对方，世界可跻于和平，实为一种皮相之论，亦非诚实语。内心所存，争富争强，以小我为中心，政治社会种种祸害皆由此起。专就社会经济言，苟上有好政府，均富不难，均贫亦不难。唯就政治言，求均权均贵则难。就国际言，则更难。主要在人心之均与和。不尊己而轻人，不重我以轻彼。勿争人权，仅讲人道。父子争权，则无孝慈之道，仅得有小家庭。夫妇争权，则婚姻破坏，唯可男女同居。人道不立，而求取政权则唯结党相争。但论多少数，而贤德是非皆所不计。以如是之政治，而推之国际，则争富争强，商业战争之上，继以政治战争。希腊型之上又继之以罗马型。自欧化言，世态千变万化，要之，不外此两型。
今人好言平等，不好言贵贱，但商业所争在物品贵贱。多数人能买绝不贵，唯少数人能买始贵。是商业乃重少数，不重多数。杀人利器最贵，凭以交易，则商业盛，斯人无噍类。
植物花草亦有贵贱。商品贵难得，中国人最贵梅、兰、竹、菊，皆易得，所贵则在其品格。动物亦有贵贱，西方动物园必畜狮虎猛兽，中国则称麟、凤、龟、龙为四灵，皆不噬人。庄子言凤鸟非梧桐不栖，非练食不食，其所贵在此。龟之生最易足，而又最寿，故在四灵之内。是中国人所贵于草木禽兽者，皆寓人生教育意义，其贵贱人者亦在此。
寒食节始于介之推，乃晋文公出亡一从者。文公返，赏未及，之推耻自言，奉母隐介山。文公烧山求之，竟不出，致焚死。中国人贵之。读汉书古今人表，帝王少得列上品，多下品，则帝王非所贵。又如宋徽宗好绘画，又擅书法，实一艺术家，但为帝王，乃不获人称道。斯则平民易贵，居政治高位则难贵矣。台湾有吴凤，仅为一通译，其人乃更贵，即郑成功若不及。使一台湾总督，能防止高山族杀人，职责所在，亦无足称贵矣。
又中国人贵师，孔子为师，自行束脩以上无不诲，非以收学费为教。颜渊死，其父欲乞孔子马以为之椁，孔子不之与，其同学乃助其父厚葬颜渊。孔子曰，伯鱼死有棺而无椁，予不得视渊如子，非予之罪。此下至战国为大师者，来学转得给养。中国贵师道乃如此。如市道交，则又何贵之有。中国此风，西化新式学校起乃变。
又如平剧，观三娘教子，无不贵其家人老薛保。观西厢记，无不贵其丫头红娘。为人自有可贵处，而不在其富与贵。
唯社会可以无巨富，政治不能无高位。中国人言君一位，臣一位，此亦阶级。马克思言阶级，仅只贫富，故曰有产无产。政治上之权位上下，马克思所不论。若分无权有权为阶级，而出于斗争，此岂马克思之意。故西方论学，贵专不贵通，否则其弊不堪言。
最近如石油之产销，足以影响一世人生之荣悴与安危。古代无石油，岂不同样有人生。人本有能，今乃称如石油等品为能源。马克思之唯物史观，本由观于当时伦敦商业资本主义之情况来，亦待此下商业资本主义之继续发展而加以证成。
第二次世界大战，苏俄共产与英、美列同一阵线。苏俄势力东来，亦美国所引。中国共产党崛起，英法首加承认。迄今凡属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几无不承认共产中国，甚至美国亦然。美苏对抗，西欧诸国亦各有取舍，并不一意偏袒美国。可见资本主义国家，无分敌友，唯争一利。今法国政府中亦有共产党加入，故谓当前为自由世界与共产世界之争，实属皮相之论。所谓自由世界，主要在自由通商。一国受其利，他国蒙其害。共产国家乃闭关自守，不与资本国家自由通商。继之则以核子武器为双方斗争之最后工具，如是而已。斗争乃西方传统，商业争富，必继以武力争强。则经济不景气，争富之风衰，或转为治本之道。
农工商三业分别，人尽知之，唯业农则必天人合作，业工则必物我同规，此皆易有一和合心。而又自给自足，不分敌我。中国人自古在农工社会中，物质生活到处同然。故遇异地人，易生同类感，相亲相和，结为大群。上有贤德，助成其大群之结合，则群尊为非常人，至于累世不忘。立德、立功、立言之三不朽，即由此来。其言夷狄，则多指畜牧渔盐之群。如骊戎，亦姬姓，又有姜戎。非同姓，同目为诸夏。故孔子曰：“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故中国而夷狄则夷狄之，夷狄而中国则中国之。苟其生活习惯同，斯亦一视同仁矣。此即所谓人文化成，重道统尤过于重血统。其言商则曰，日中为市，各出所有，各取所无，交易而退。则此交易乃两利，非分敌我。以己所裕，易人之裕。遂使己无不足，人亦无不足，如是而已。故于农工俱足之余，乃有商。汉代以下，乃采贱商政策，如盐如铁，后世如漕运，凡公用所需，政府皆加管制。并禁商人进入仕途。武装军备，亦绝不经商人之手。要之，一国维持，绝不赖于商，可谓与欧洲人走了绝相违异之两路。
希腊内不足，始经商。供之在我，而取不取之权则在人，而又为我之所必争。故个人主义与人权观念，古希腊已开始。而人权观则必分敌我。我有权，逼人不得不取，斯为商业之上乘。所谓出奇制胜，商战与兵战亦无异。故经商心易启作战心，希腊型之后，又易起罗马型。近代科学发展，此两型乃益见进步，而人道亦益不易立。中国人言人道，乃本之农工业，商业居其次。欧洲人则倒转为商工农，不言人道，唯言人权。必分敌我，难期和合。此乃其大相异处。
然则处今世，当何以为人，何以成家为群而立国，又何以谋国际和平，而臻于一大同太平之天下？此恐唯有如中国，置商于农工之下。此则非有深心达智厚德仁道之人，不足以当倡导之大任。此则中国四民社会士居其首，要义所在。
现代科学发展，果使各安于农工业，以求家给人足，事亦不难。西化已遍全人类，无不知争平等、争自由。只欧洲人不再侵犯他人自由，则平等亦即在目前。即就当前情况，亦未尝不可盼此世大同太平之来临。经商勿争利，从政勿争权，亦和平即在望。吾往古至圣先贤之崇言高论，可渐待阐申，亦勿烦今日国人之必加驳斥鄙弃矣。如此之好景，我唯有拭目以待，企足以竢。又复何言。
今人竞言自由平等与独立，其实人生是多方面的。若各别分开，则千端万绪。但其在人生总体上之意义与价值，则总不能说平等。
专就人身生活言，五官、四肢、百骸、七窍，各有其作用。目司视，重对色。耳司听，重对声。但各在全身生活上始有其意义与价值。视生活发展而有绘画，听生活发展而有音乐，绘画音乐则成为艺术人生。但艺术人生不全凭耳目，亦仅只是人生总体中之一部分。其所有之意义与价值，须凭其在总体人生中之意义与价值而定。独立分离，则其意义与价值便不见。
手能持，足能行，其在人身总体生活中，亦各占地位。手足残废，使日常生活不健全，但其人仍有一整体生命。耳目功能较近心，其在生活上之地位高，手足不能与相比。故手足残废，不如耳聋目盲之更多损失更可怜悯。
近人尽说平等，又尽想出人头地，分别人生各部分活动作比赛，如种种运动会。但就人生理想言，应可说有艺术人生，却不能说有运动人生。西方有艺术家运动家，运动与艺术，似乎成为一种分别观。人生之意义与价值，乃亦随而变。
运动会比赛，在争胜败优劣。竞争群情所喜，但出席运动会者，则只少数，多数人环而观之。少数中得胜，已成出人头地。万众欢呼，在得胜者之心理上更感满足。但就其人之全人生论，其意义与价值究何在？逢场作戏，偶一为之，亦非不可。今乃成为人生一目标，一专业。方幼年时，即全部精力加以训练演习。但过三十四十，即须退出运动场，尚有下半生又将奈何。其回顾前半生，则如一梦。若以获取奖金，换来下半生温饱，则其前半生，亦仅是一手段，或似一货品，不得谓是真人生。
人生相处，理当相亲相敬。作一拳王，或可致人于死地，则更要不得。黄金与头衔，名利当非人生之所求，此一义，今人又谁知之。
最近有世界奥林匹克运动会，乃引起美、苏等国之国际冲突。许多运动员竞起反对，谓政治不当干预运动。是犹不啻谓运动人生可以超出政治人生，而有其独立之地位。但每一运动员，亦必兼具一国籍。近代人群争自由，但尚未有一无国籍之运动员。个人自由，不当侵犯他人之自由。而在大群中，则必有其不自由处。至于个人内部自起冲突，则又何以完成其个人。
个人主义乃起于西方之商业社会，所争有其共同目标，一曰财，一曰权，为富为贵。财利不平等，乃转而争权力之平等。争则必有胜负，而胜者终属少数。多数不得意，乃另求发泄，如运动会之花样，层出不穷，即其一例。但此种发泄，反以提高其求争求胜之心情。发泄亦即是一成长，非解消。求争求胜之心愈趋强烈，祸乱迭起，乃使人生共向于无意义无价值之途径而迈进。当前世局之可忧，其本源即在此。
人生绝不是个人的，而有其总体，即群。亦如五官、四肢、百骸、七窍，同属一身。夫妇、父母、子女，同属一家。列国则同在一世界一天下。各有其地位，即各有其意义与价值，总体相通，即决不能各自独立平等与自由。故个人在群体中，一如水滴之在川流，亦如各细胞之同在一身，各有作用，各不可少。而其意义与价值，则在全身，不在各细胞上。
家为群中之小者。夫妇和合，百年偕老。有子女，有孙曾，可以递传而不绝。一家之内则人人平等，又各有其独立与自由。如父为慈父，子为孝子，就人之内在德性言，岂不各自自由平等独立。故曰妻者齐也，又曰齐家，夫妇平等，一家之人亦相聚平等。若子女不孝，父母不慈，则其家散。夫妇亦必相爱敬，其相互间之自由独立有限，否则即不成家。故一家生活在和不在争。
家为小群，国则大群，乃有政府。中央地方，文武百官，各有职司，犹身之有耳目口鼻，亦同称为官。职司有大小，地位有高低，然同属一政府，于不平等中仍属平等。但不得各自独立自由。生命乃一自然，目视耳听，中国人谓之自然之性。性乃一大生命，身之视听乃生命中分别一功能。人身乃一自然生命，其有群，则成为一人文生命。人之在群，各有职司，共为一体。此由人之性，即人之德，故又合称德性。孔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人群大道，必本于各己之德。老子则曰：“失道而后德。”又曰：“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不先有人性之孝，何来有六亲之和。不有忠，何来有国家之平治而不昏不乱。老子重自然轻人文，意态偏激，终不如孔子所言之中正。
西方重个人主义，昌言人权，谓由人权结合乃有群。故家有母权父权之别，国有神权君权民权之别。卢梭民约论谓人之有权，乃由天赋。由人群授权于君，乃有君权。则君权不得凌驾于人权之上。西方人尚权。中国人尚德。权必争之外，德则修之内。此乃中西文化精神之大不同处。
言人权，则家与国乃人生外在一组织，即不啻对人生一束缚。自由与束缚争，乃尚法。然法由何来，故西方政治必争立法权。而其权又必在多数，不在少数。民主政治之大经大法乃如此。君民结合，有法有争，夫妇亦然。争法争权，则一家荡然。国际间乃无法而必出于争，则天下荡然矣。自由平等独立，乃相争一口号，而人道亦荡然矣。
中国人称“天生民而立之君”。天地生人，有其性，有其德，则自能有群。有群则必有君，君者群也。人之有群有君，人文大道亦由自然来。君在政府中，亦一位一职。此下尚有多位多职，则政府亦一群。故家国同是群，忠孝同是德。德由天生，亦须人为。而人为必合于天道，此为中国人理想。
人性非无争，主要则在和。和之意义与价值则更大。如人之一身，相互间亦有争，而必以和为主。家国天下皆然，而每一人为之中心。故修身为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本。修身乃修其德性，使和而不争。所谓政治，政正也，治则平也。何以能正而平，则在明德以亲民。故齐家为政均尚德。天德王道，不言权利。王霸之分，即尚德尚力之分。人同此德，故能使人心悦而诚服。力则必出于相争。孔子曰：“君子群而不党。”又曰：“君子无所争。”西方民权政治必结党以争。不待修身，亦不重道德。唯党争之上必有法。中国则道以待君子，刑法治小人。此又中西之相异。
人群大道，非限于政治一项。中国传统政治，选贤与能，广罗社会人才，以组成此政府。而人才贤能则必待教育。故道尤重于君，君道之上又有师道，为君者亦必有师。孔子为至圣先师，中国历代帝皇莫不知尊孔子。君道行于政，师道则行于天下之大群。中国人言天下，犹在国之上。故道统必尊于治统，而师道则绝不尚权力。
西方人又谓知识即权力。中国则师以传道，非以传知识。道亦须知，而知识非即道。西方人凭知识向外求真理，中国人则内求之德性以明道。孟子告曹交，归而求之有余师，又曰：“尧舜先得吾心之同然”，则道在人心。中国人言道德若先天，西方人言知识则在后天。孔子之言道，有非人人之所知，但亦以先得人人之同然。故中国人言学，先德后知。西方人则知识为重，德性乃所不言。
人性亦喜自我表现，又喜高出人上。中国人教人表现高出人上者，亦在其德性，不在其知识。知识而违于德性，则亦同为小人。德性人所同有，知识则可独出。故德性乃平等，可自由，可独立。知识不平等，乃成为一权力。中国人只争在己之德性上，不争外在之权力，乃以成其和。
德性尤必见于群，如仁义忠信皆是，独立不惧，遁世无闷，必远离于权力财富举世所争之外乃能然。伯夷饿于首阳之山，而获万世之同情。孔子称伯夷为仁人，乃言其德性，非言其事业。其身独立于一世之外，而其心仍常存于万世之所同然，中国人称其人曰圣。西方则人世间无此等人之存在。
中国人重德性，亦可谓乃是另一种个人主义。德性天赋，此为大同。但亦因时因地而人各异。故子路、颜渊不能尽同于孔子，禽滑釐不能尽同于墨子，老子更不能尽同于庄子。故德性虽平等，可自由，而必有其独立性。孔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乃求独立以自成其一己。又曰：“为仁由己。”则己之处大群，求能为一君子，即多得与人相同处。又曰：“富不可求”，富则必求异于人以见。故德性乃为至广大至悠久之个人主义，而争财富争权力则为短暂狭小之个人主义。近代人务求之外面之财富权力，乃愈见己之不独立不平等不自由。尽力以争，所争仍在外。真所谓道在迩而求之远，南辕而北辙，其终将何所达而止。此以成当前之悲局。但反而求之，道固犹在，则亦无足悲观。
孔子常仁智并言。后儒以仁义礼智信为五常，后起阴阳家乃以五常配五行。人生原始当先有仁，人生演进乃继有智。是仁在先智在后，有仁乃有智，不仁则智又何途之用。今大体言之，中国人尚仁，西方人尚智。故中国人重道义行为人物，西方人重物质功利事业。中国史圣贤迭起，辉煌照耀。“高山仰止，景行行之。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其文化乃仁者之静而寿。孔子言：“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如山巍然，屹立常在，万物滋生，蕴藏无穷，而山则仍然是一山。西方史如水流前进，“逝者如斯”。后浪推前浪，仅见波涛汹涌，而涓滴若无预。事业则愈变而愈新，功利则日扩而日大，其文化传统或可谓乃智者之动而乐。事业变，人物乃无足追忆。求其举世共尊，千古常在，则唯耶稣一人。但耶稣乃犹太人。抑且耶稣之见尊乃因其在天国，不在尘世。西方人物多以事业传，如哥仑布横渡大西洋，其平日为人，则无可称述。莎士比亚创为乐府，其人有无，尚难寻究。其他率类似。要之，重事不重人，即重功利不重德性。中国如大禹，治水乃其功业，其子方呱呱，三过其门而不入，乃其德性，功业无可详述，而其德性之一端，乃千古传诵不绝。又如关羽、岳飞，事业则失败，其品德则尊为圣。近代国人乃谓中国崇拜失败英雄。不知事业失败，乃其德性之完成。文天祥、史可法同然。孔子言“杀身成仁”，孟子则曰“舍身取义”。所取所成为仁义，所舍所弃则属其人之生命。中国人之教人有如此。
又如三国时曹操，政治武功之成就外，文学亦卓越。然后人则崇拜诸葛亮，不崇拜曹操。同时又有管宁，并无事业，而后人崇拜，或有尤超诸葛亮之上者。至如吴泰伯虞仲，伯夷、叔齐兄弟，则更不待言。中国女性，刘向列女传以下，历代正史所载，难以数计。皆无事业，而以德性见尊。故中国人生，宜可以寿称。一人之生，可传数千年，常在他人心头口头，笔下歌下，追忆不辍，称道无穷，岂不可谓之寿。即读百家姓家谱亦可见。若论乐，则寿即是乐。女性如孟母，欧阳修母，乃及其他节烈，就其景况言，岂不悲多乐少。然就其心情言，则仍是一乐。人不堪其忧，回亦不改其乐，此等处皆似之。中国人之乐，乐在其德性，不在其事业。周濂溪教二程寻孔颜乐处，所乐何事，皆不在饮食起居生活上，亦不在事业上，而在其德性上。近人谓西方文学重悲剧，实则西方人仅在生活上寻乐，而悲剧则涉及德性，乃以补西方人生之不足，故西方人重之。在中国则偏重德性人生，全部历史人物，几乎无不具有悲剧性。唯此种悲哀，乃为真乐至乐，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试问人生到此境界，究竟是悲是乐。当知孔颜乐处，亦正在此等境界中。人生自有其心向往之欲罢不能之一境，此即情味无穷，又何必强加分别其为悲为乐。真人生即真乐处，而勤劳操作，自在其中。即寻不到真乐处，而勤劳操作，仍不能免。故曰“民生在勤”，“君子无入不自得”，“小人闲居为不善”，其理亦在此。若谓西方历史多悲剧性，则中国历史实多喜剧性。寿即是乐，五千年相传不辍，生命日繁，非有喜乐何以得此。
中国人尚仁，亦兼重智。西方人尚智，则并不兼重仁。此如高山峙立，外观无水，内实涵水，不崩不裂，丛树灌木生焉。而且山静无争，水则流动有争。无堤防，则泛滥横越。故读中国史，实觉人生可乐。读西洋史，则时时有虞有防。孔子歌“梁木其摧，哲人其萎”，可为中国人写照。耶稣之上十字架，则为西方人写照。故孔子不言复活，非其悲。耶稣言复活，非其乐。
今日国人争慕西化，到处寻乐。独立平等自由，若为人生三大乐处。夫妇和合，何必争独立。父慈子孝，何必争平等。出门则警察林立，读报则罪案罗列，又何再争自由。不仁不智，人生乐处又何在。中国人言人伦，言相人偶，言人与人相处，乃不争独立平等自由。披阅一部中国史，广土众民，相生相长，以有今日，岂非人生一大乐事。其由道德，抑由权力来，幸吾国人其回头深思之。
（一）
孔子曰：“三人行必有吾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去之。”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与木石居，与鹿豕游。及其闻一善言，见一善行，沛然若决江河，莫之能御。”中庸言：“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人文本于自然，人类文化衍进亦自然之一途。天赋人性，有善有恶，但亦有由恶向善之可能。故三人行，此两人之善恶由比较而自见，第三人则于两人中择善去恶，即是人文衍进之大道。
尧舜为中国上古大圣。陆象山言，尧舜以前曾读何书来。然学问不限于书本，舜居深山之中，其闻善言，见善行，亦可有学有进。人文衍化如是。上引论孟子中庸三章，可谓尽之矣。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此章可谓乃孔子之人生哲学，如诗之赋而比。人生如水流，为善去恶，由是至彼，其前无已，其道不竭。中国文化自皇古有巢氏、燧人氏，下至牺农、黄帝、尧、舜，以至于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循是以下五千年迄于今，传统不绝，如水流之逝，中国人称之曰治。率性而行，其心自安。长治久安，乃见人文衍进之无穷。细读一部中国二十五史即如是。
欧洲人天性若与中国有别，其文化衍进亦与中国异。希腊亡，有罗马，有中古时期之贵族堡垒，又有现代国家兴起，而有当前之美苏对立。同一水流，但非治水之流，乃属潮流，今称时代潮流。前潮后潮，波澜汹涌，起伏无常。自中国观念言，乃动乱，非治平。就西方现代国家兴起之一时期一阶段言，远自葡萄牙、西班牙远航大西洋，海外争霸，分全世界为两部分。荷、比继之，下迄英、法。陆上争霸，又迄于德、意、英、法。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直迄于当前之美苏对垒。欧洲民族常此数十国并列，兵戈相争，迄无宁日。西方文化三四千年衍进率如此。此与中国之长为一民族国家，唯见生齿日繁，疆土日扩之大一统局势相比，岂非一人文衍进之大相异。
立国形势如是，其他学术思想之演进亦复类是。依照中国人观念，学术思想之进步，当在国家社会之长治久安太平无事中。故中国人言治学犹言治水，当和平前进。其进平则顺正通达，非如波澜之汹涌，潮流之起伏。
孔子一日与子路、冉有、公西华、曾点同坐。孔子言，平日言无知我，倘遇知者，当如何。子路言治军，冉有言理财，公西华言外交，各有所擅。曾点鼓瑟不言，询之，谓异乎三子者之擅。促之言，曾点舍瑟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孔子叹曰：“吾与点也。”孔子非不欣赏三子者之各有所擅，然既怀才不遇，其心已不平不安。一旦遇机得逞，又或有偏有激，不能达于平正和顺之境，非能如孔子之所谓游于艺。如水流有木石阻塞，下流即多激荡，失其平畅。故学者亦贵先正其心，其学乃得平正通达。有宋理学家，于孔子吾与点也之意深有契悟启发，可参究。
孔子赞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我与尔有是夫。”颜子居陋巷，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颜子之乐，乐在其能以孔子为师学孔子。颜子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趋亦趋，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矣。”此欲从末由之叹，实即其学而不厌之乐之所在。颜子又曰：“夫子博我以文，约我以礼。”如治军，如理财，如外交，皆孔门博文之一端，故能用之则行。约之以礼，则出处进退辞受之间，自有道义可循。孔子为鲁司寇，墮三都，不成而退。倘必欲行其志，则当如西方政客之反抗与革命，而中国人则谓之非礼。孔子之去鲁赴卫，仍求行其道。及其失志于卫，又困于陈蔡之间，乃曰：“道之不行，吾知之矣。”乃归鲁以老。然孔子曰：“人不知而不愠”，又曰：“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颜子之居陋巷而不改其乐者，亦犹孔子之此心。
中国自古即以农立国，但问耕耘，不问收获。其生勤劳，乃是道义，非属功利。其为学亦然。虽讲究治平之大道，其心有伊尹之任，而亦有伯夷之清与柳下惠之和。孔子圣之时，即任、清、和之随其时宜而互发。西方人自古即以商立国，功利观念充塞胸中，有功利无道义，影响及其学术，乃至于政事。自希腊人已然。衍进迄于今，人生唯多刺激多问题。一切学术思想，乃为消弭刺激解决问题，特富功利性。上引子路、冉有、公西华之志，略与相似。与曾点之意则大相背。换言之，亦可谓中国学术思想重情感，而西方则重理智。中国人乃本于其情感而生理智，西方则必排除情感乃见理智。
中国人非无刺激无问题，主要皆从内心情感来。西方人之刺激与问题，则主要多在外面物质对峙之形势上。故中国人言学，主要曰孝弟忠信。而西方人则曰富曰强。一重内情，一重外力，相互间大不同。
诸葛孔明教其子曰：“澹泊明志，宁静致远。”方其高卧隆中时，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可谓澹泊宁静之至矣。刘先主三顾之于草庐之中，遂许以驰驱，及辅刘后主，乃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诸葛一生，皆由刘先主友情刺激所生动。
徐庶母被拘于曹操，徐庶告刘先主，本欲与君同事者乃此心，今此心已乱，请辞君别，遂去曹操营。终其生，乃再不见徐庶之一言与一行。如诸葛亮与徐庶之故事，大可发明孔子吾与点也之用心。倘诸葛亮徐庶专以讨伐曹操为其出仕用世之大业，则绝不如今传之诸葛亮与徐庶。
南宋岳飞，其母以“尽忠报国”四字刺其背，飞父子同死风波亭狱中。宋高宗所以一意信从秦桧谋和，乃为受金人威胁，将放纵钦宗南返，使其不得安于帝位。即岳飞死，国人莫不以为冤，高宗乃悔悟，让位于其子孝宗。故大学言齐家治国平天下，一是皆以修身为本。修身即修其心。诸葛亮、徐庶、岳飞三人，事业皆无成，而此三人之心，则长在后世人心中。人心有清有和，如伯夷、柳下惠，岂必以伊尹之任为心。中国文化传统之杰出于其他民族之上者乃在此，五千年来之永为一民族国家之长存而日大者亦在此。此之谓道义心，非功利心。
若为功利心，企业家赢利，劳工即集体罢工求增薪。企业家歇业，诸劳工亦失业，则岂不以罢工求歇业。美国首先以核子武器战胜日本，今日乃受苏维埃核子武器之威胁。故富更富，强更强，吾道一以贯之，争富争强无止境，乃至无一日之安宁。以前然，以后当无不然。
今之日本，最为举世一富国，其要在于经商，出口胜于入口。然使举世经济不景气，入口皆减，日本之出口岂能独增。苏维埃以核子武器凌逼群敌，然使群敌尽屈服，核子武器亦无所用，又何以长此称强。罗马帝国征服四邻，而帝国亦随即崩溃。富者即败于其富，强者即败于其强。往迹昭然，岂不足戒。
今再约略言之，道义可从贫弱中转富强，功利转可从富强中转贫弱。中西史迹昭然，不烦缕举。不幸西方历代学术思想多具功利观而不悟。姑举宗教一项为例。耶稣一日讲道，听者告以其母其姊亦来听。耶稣谓，孰为吾母，孰为吾姊。女老者皆吾母，女长者皆吾姊。耶稣自称乃上帝独生子，则耶稣本不认己有父，此又不认己有母与姊。上帝教义本出犹太人，谓犹太人当有上帝相救。耶稣则谓上帝不独救犹太人，乃当救一世人。是则耶稣心中，不仅无家人特出，并又无其同族犹太人特出。耶稣心中，举世人尽皆一罪恶，信教得救，乃有世界末日。则其视举世人，亦有如其他犹太商人之视一切财货诸物，其无人与人之一番情感可知。故信耶教，崇拜上帝，仅求登天堂，仍是一种功利观。不如中国人，从尊天观念中生出一种人与人相处之道义观，而达于举世之治平。西方大学，最先即从教会来，则西方知识界之不重人生道义亦可知。
余有一美国友人卢定，本北欧瑞典人，移居美国，曾为耶鲁大学历史系主任，喜治非洲史，不直西方帝国主义。在香港酒席上告余，彼欲为一书，专写世界人类一切罪恶祸害，皆从人群社会中知识分子来。余告以中国殊不然，一切人类相处相安之治平大道，皆由学者发明提倡。尤其如儒家孔孟，更为特出。如西方史实，可如彼意著一书，特不当举以概中国。中西文化不同，主要正在此。而当前国内学术界则多主张西化，亦正如卢定所讥，多足以增祸乱，非可以期治平。青年从中学生起，其心中已不知积有若干刺激，若干问题。绝不问自己当如何对人，唯求他人当如何对我。亦知求知己，能赏自己长处。但不问如何亲近人，只求如何对付人。人生如陷群围中，只求自由平等独立，而无中国人积古相传家国天下父母、兄弟、夫妇、君臣、朋友之五伦观念。如此处世，自无道义可言，只有功利可商。
孔子曰：“文胜质则史，质胜文则野。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此犹今人之言人文物质。中国重人文，西方重物质。中国人之视物，甚至亦尊之亲之同于人，故曰“衣冠文物”。衣冠亦物亦文。人为万物之灵，而禽兽中亦有麟凤龟龙四灵。诗与易涉及物者何限，西狩获麟，孔子乃以作春秋。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都邑山川，古迹名胜，天时地利人和，非有物，又何以成家国天下。大学言“格物致知”，横渠西铭言“民胞物与”。文质彬彬，乃人群和合大道，故曰然后君子。近人或讥中国为多神教，其实盈宇宙一自然，即一大神体。人文仍在自然中，宜其多神。岂如西方只上帝一神，凯撒事凯撒管，上帝弃置不管，则宜其祸乱相乘，而末日之终必降临矣。
西方之重物轻人，商场战场皆可见。英人之Civilization，德人之Culture，皆从物质方面言。最近发明之电脑机器人，岂不皆是物。故中国人对物皆论品，西方则论量。甚至治平大道，选举会议，亦论量重多数。中国则善钧始从众。如是则西方文化其重物精神，岂不仍上同于皇古原始野蛮人。而中国则为文化传统最悠久一史国，孔子之言可谓信而有征。
然则此下人类如何转移重点，能在人文方面著眼用力，其道则甚简。首当重人情，知率性之为道，知自然与人文之和合而无间。孟子曰：“养心莫善于寡欲。”加重人情，减轻物欲，则庶乎近之。
（二）
孔子言用行舍藏，儒家为学重在人群相处之治平大道，故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仕学兼营，乃有出处辞受进退之礼。颜子曰：“夫子博我以文，约我以礼。”人文治平大道皆属文，如言夫子之文章。孔门四科最终为文学，治军、理财、外交、内政一切诸端皆属之。舍而藏，则称文学。师弟子相传如一家，可以永世不绝。战国时代称为家言。今称西方学者为专家，有行无藏，不待用于政治，与中国之家言大不同。如哲学，本其一人思想著书立说，即以行世。亚里斯多德言：“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其师柏拉图早亦著书立说行世，亚里斯多德承之，亦如其师。哲学非政治，故仅言真理。倘亦一守师说，依样葫芦，则不自成家。故西方专家之学，正如西方父子分财，各成一小家庭。非如中国大家庭制，子孙对其父祖以述以尊，世世相传，始谓成家。故中国贵守旧，西方贵开新，此为中西双方学术上一大异。
中国人之道，贵在用世。时代不同，则道亦有变。孔子曰：“如有用我者，我其为东周乎。”故学道贵能用世，非为世用，故曰君子不器。孔子曰：“道之不行吾知之矣。”不行则藏，所藏乃其道。不用吾道，乃为舍我。西方人重才艺不重道，才艺乃方法技巧，仅求供人用，最要如科学。不适用不时髦，则为不成学。中国长生家言，实亦如西方之科学。但他人不信，己可独守独行。西方文学如小说剧本，乃亦如商品，必讨他人欢。不时髦则废弃，非可藏。中国文学则必藏有作者之生命与个性，故亦可谓以文学作品藏其己。如屈原离骚即是。宋玉则仅慕效其师之为文，非有藏，故不如其师之成家。扬雄早年为辞赋，晚而悔之，曰“壮夫不为”。乃为易传法言，始有己可藏。故曰：“后世复有扬子云，必好之矣。”柳宗元虽不倡言如韩愈之愿为人师，但其为文亦有藏，与韩无大异。其他中国文学，上乘名作皆有所藏。
今言哲学思想，儒有用行舍藏之两端，墨家偏于用，故曰“非禹之道不足以为墨”。禹治洪水，十三年在外，三过其门而不入，腓无胈，胫无毛。墨则视人之父若其父，用世之心太过偏切，非尽人所堪。道家则唯主藏。楚聘庄周为相，庄周辞以愿为涂中曳尾之龟，其不求用世有如此。老子则并其人之详而不知。易传中庸以道家言加入儒学，亦并其作者而不知。故此下中国传统，乃儒道兼融，儒为主而道辅之。
东汉如严子陵，垂钓富春江，其人应属儒，而大似道。三国诸葛亮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其人亦儒而道。西方之学非深本于人性，如柏拉图、亚里斯多德，所思所论，皆在其一身生命之外。读其书，非可得其人。全部西洋史，一切科学文学皆然。即如宗教，亦可谓耶稣信己为上帝独生子，实与耶稣之己无关，道在其父上帝，不在己。与中国人之言孝道，道即在子，大不同。并尚不如中国墨子，视人之父若其父，而孝道则仍在己。故非上十字架，即无以见耶稣精神。西方人重客观，全部西方史一切人事，皆依著于身外之物质上。即己身亦一物质。亦可谓有物无人。故其人生，乃有变无常，有行无藏。
中国社会之士精神，随时有进退。最堕落，在晚唐及五代十国时期。宋代士道复兴，已在开国后五六十年间。清代人著宋元学案，濂溪学案前诸人皆是。最先胡安定，次孙泰山，次范希文，而实当以希文为最要。范希文生已在宋开国后三十年，父早死，母再嫁，后父朱姓，希文年长复姓范，读书苏北长白山一僧寺中，断齑画粥，晨去暮归。考试得秀才，即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其语见于严子陵祠堂记。是希文初未意获仕进，而已志在天下，亦可谓如伊尹之任。及其任宰辅，两子仅一袍，不得同出外。又创设义庄制，使同族中孤儿寡妇皆得育养。千年来此制遍行全中国，实为中国农业社会一共产制度，影响之大莫与比。
又有胡瑗读书泰山栖真观道院，在苏湖创办书院，其事已详于他著，此不赘。与希文两人，一仕一不仕。清儒为学案，首胡瑗及孙复，次乃及希文。实则希文长孙复三岁，胡瑗四岁，因看重隐退讲学者更过于出仕从政者之上，故如此。其实就当时情况论，则希文之贡献与影响，不亚于胡瑗。此下如司马光隐退十九年著资治通鉴，其对后世之贡献影响，又远胜于王安石之为相行新政。但其时贡献影响后世更大者，则莫如周濂溪，为一小县令，而著通书太极图说一小篇，又与二程兄弟短短作两夕之谈。此见用行舍藏，各适其时，相互间实无轻重高下之分，不必只以舍而藏者为高，以用而行者为下。亦不必以用而行者为幸，舍而藏者为不幸。一阴一阳之谓道，此皆天道之流通，不须斤斤计较于其间。
唯如最近世之新会梁启超，不幸而幼年即从师于康有为，名满朝野，未及六十而死。其晚年实迭有契悟。其为国风报，实已远胜于其先之为新民丛报。初仅知有新民，次乃知有国风。其在抗袁运动中，又能知晚清曾国藩之足可师承处。其后又知在野为师，自称二十年不再有意于出仕，此则亦近于知舍之则藏之一途矣。其在南京讲演，有提倡中国崇尚礼治之说。及其为欧洲战役史论又欧游心影录两书，与其幼年之醉心欧化者大异。又能发老子不出孔子前之论，乃中国学术思想史一创古未有之大发明。唯其最后为近三百年学术史，则仍未脱早年从师康氏之影响，此诚大可惋惜之事。但其为欧游心影录，则足可证明其思想之已有变。而惜其不寿，未能更有所深入。
以梁氏如是不世出之奇才，而惜其幼年从师康氏。此如韩非、李斯，亦误从师于荀卿。使颜渊不得孔子为师，则不知其成就当如何。师道之可尊乃在此。故千古人才，其性则赋于天，而其才则成于师。师道之可贵乃如此。然而即就梁氏之一生，已足开示吾人以无穷之契悟，则在吾人之善自反躬以求。如梁氏，其对当身则贡献小，而损折实大。近百年来之新风气新潮流，灾祸未知所终极者，则梁氏之影响实更大更广于康氏，此则诚近代史上一大堪惋惜嗟叹之事。
故中国社会之重士重在道，不重其为器。在能用世，不在其用于世。故曰“君子不器”，又曰“大器晚成”。此则其能藏终贵于其能行。其行于当身，终不如其更能行于后世。此则已成中国传统文化中一常识。所谓实至而名归，盖棺而论定，其中皆有精义，所当深究。
（三）
中国人常才德连言，犹其道器连言。德属形而上，才则形而下。德则相和通，才则相分别。德则藏之内，才则显之外。德为心对心，才则物对物。故尚道义则必言德，尚功利必言才。中西文化相异正在此。
余尝谓西方人重事，中国人重人。实则重事即重其才，重人乃重其德。如尧、舜、禹之世，禹为治水长才，但使无尧舜，禹何得自竭其才。禹亦非无德，其子启方生呱呱，禹三过家门而不入。又其父殛于羽山，禹岂不孝不慈一意以功业自显之人。则其为德之厚，亦诚难言之矣。非有此德，亦无以自竭其才。而中国人志在尊德性，乃并薄功业而不谈。故多言尊尧舜，少言尊禹。
叔孙豹三不朽，立德在立功、立言之上，此为中国古人一绝大见识，并世其他民族莫能逮。孔门四子言志，子路志在治军，冉有志在理才，公西华志在外交，皆分别专门之才。独曾点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无志事功，乃见其德，而孔子与之。孔门四科，德行为先，言语政事文学为副，此皆尚德次才之意。孔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为人即须才，而为己则见为德。自此以下，凡有为有迹可见，皆归入于才。而无为无迹可见，乃归本其德。诸葛亮谓“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是矣。而后世犹必以管宁为三国第一人才，则中国人重德轻才之证，由此可见矣。
孔子问子贡“汝与回孰愈”。子贡曰：“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此正才与德之辨。闻一知二，乃其才。闻一知十，则其德。孔子自谓虽百世可知，乃即孔子之德。德在内，天之生人百世皆然。得之己，则百世可知矣。闻一知二，则对物之才。如知前则知后，知东则知西，能知成斯知败，能知直斯知曲。子贡在孔门，乃以才胜。而颜渊则以德胜。观于此章“回赐孰愈”之论，诚子贡评论人物方人之至言矣。今人则方震于西方人之才，又何以衡量测度中国人之德，则宜其读古书而全不知其所云矣。孔子曰：“信而好古，述而不作。”不为己尚德，则又何所信而述。信则当知反己以求。信即信其己，斯能信及人而有述。今人果知反之己，又认为要不得，必求变。则试问天之生我，又岂如今西方电脑之类之所能变。故古之学者为己，亦贵其能自信于己而不变。孔子之当其世而不变，宜亦于此求之。孔子又谓子贡亦器，但唯为瑚琏宗庙之器，非家常日用之器。又谓其不受命，义旨诚深矣。倘今人亦知畏天知命，则亦何有核子武器之发现。
当年美国两度投原子弹于日本，可以预知美日战事之胜败。但何能知四十年后之美、日，又何能知更四十年后之世界。则所谓闻一以知十者，岂今日自然科学之所谓知者之所能及。今日全世界方群惊于为西方自然科学之知，乃至举世人尽不知世界明日之究将为如何之世界。则孔子之所谓虽百世可知，岂非乃大愚欺人之妄言。
今再进一步言之。才实为一应付，而德则为一领导。事之来，必有才以资应付。事既过去，人生仍当向前。但外面事来则甚复杂，故才必分门别类，各尚专门，不相会合。西方人自古希腊起，即重才不重德。即如哲学文学，以至宗教，实亦皆重才不重德。故人生必分别相争，而不能和合成群，直至于今依然。中国人尚德，乃以一和通合一之性之才能来领导人，得于不知不觉中不断进步，乃有今日。故平天下观念，唯中国人有之。其他民族能事止于治国，而平天下则无其意想，其本亦在此。故中国人重视政治人物，重视帝王地位，而岂得以西方君主专制四字妄自菲薄。
举世人不忘禹往年之大德，而求有以报之，此亦子夏之所谓慎终追远民德归厚，亦可以见中国国民性之厚德于一斑。而又岂权力一语所得羼列其中。是则不明人心，不尊古人之德，又乌足以谈前古之史事。即汤之南面而征北狄怨，东面而征西夷怨，亦何尝不见当时中国国民性之厚德。今人必以秦代以后两千年为中国一帝王专制政治，亦见近代国人之德薄，不足以继承往古之传统。
法国人重拿破仑之事功，而忘其为人。凯旋门之雄峙于巴黎，斯即见东西方人心理之相异。倘以伦敦西敏寺较之法国凯旋门，亦见英国国民性，尚较厚于法国。而英、法两国在近代西方史上之成绩，亦据可见矣。
然则当今之世，欲跻一世于太平，得免武力兵火之争，得免贫富有无之争，而相和相安，以度此一世，其大本亦当建基于中国传统无为与为己尚德之学。改国民教育为普通教育，或人本教育，则使世人尽有志于为一人，不止为一国民，不止为一民族分子。必有中国而夷狄则夷狄之，夷狄而中国则中国之之观念，则庶乎近之。此则希有德者能畅发其大义，以待世人之共信，其庶或有福于世人。
有垂统必先有创业，有创业则不尽有垂统。就西方历史言，希腊、罗马垂统已绝。即现代国家如英、法诸邦，能否常有垂统，亦在不可知之数。西方人重创不重垂，创斯为新，垂则旧矣。竞尚趋新，不尚守旧，此若为西方文化之特性。中国则不然。
中国重垂统，若尤过于创业。业之可贵，亦在其能有统。如治统，中国政治乃远自四千年前之唐尧虞舜，直垂至于四千年后之清末。今日国人言中国政治，率好言秦以下，而不详言秦前秦后之分别。自尧、舜以迄周末，一王在上，诸侯封国在下。自秦以下，一王在上，其下不复有诸侯封国，然其为治之道则一，非有异也。故治统即道统，道统之在上则为治统，在下则为学统。学统中有儒家，自孔子至今二千五百年，此统未绝。有道家庄老以来，亦逾两千年未绝。其他百家诸子，无不有垂统，唯久暂有别而已。固中国学人重传统。
家世亦有统。孔子一家，传至今超七十世。此非孔子一家为然。中国人尊孔，乃独尊此一家以作榜样。宋以下有百家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莫不有家谱。远溯数千年前，枝叶纷披，一脉绵延，家史乃与国史媲美。国史乃其大一统，家史乃其各分绪。由国史创兴出家史，由家史会合成国史。唯中国文化之家与国乃有如此之分合与异同。
中国人之重史，其好古守旧，乃其天性，为功为罪不在人。中国乃一大陆农国，在黄河长江南北东西方数千里间。五口之家，百亩之田，到处所见皆同等相似，无大差别。故使中国人认为此世界乃大同而小异。生斯世，则为斯世之所同。又农业必依仗于天时，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在天有四季之变，但不失其四季之常。又使国人认为此世界乃在小变中有大常。变不失其常，所变小，所守大。故中国人非不知变与异，乃若终不如其常与同之可守而可信。此则中国人所谓之天人合一，乃人生大道之所在。
西方地形，割裂破碎，错纵复杂。既非大平原，亦无大河流。居民各自困处在一小区域内，出境所见多异多变。气候跨寒温两带。若在中国，不啻远自贝加尔湖以北，南达彭蠡洞庭。故其所遇天时亦无常。虽亦有农业，皆分在各小区，互不相闻。商业都市则大群聚居，家各相异。出外贸易，一切行为，又得随时随地而变。除俄罗斯天寒地冻，自有一范围外，其他各地则唯知有异有变，不知有同有常。中国人大同至常之天地观，在西方人心意中，则不见其存在。此亦自然所限，无足深怪。
于是而西方乃有耶稣教之信仰。唯有上帝，乃亘古今遍四方而不变。但耶稣言上帝事由他管，凯撒事凯撒管，则天上人间仍加分别。直逮罗马帝国崩溃，凯撒不再管世间事，人心所向，求耶稣之凯撒化，于是乃有罗马教皇之出现。但教皇非即耶稣，人间世亦终为天时地理所限，神圣罗马帝国之梦想难以实现。人间仍要有新凯撒来管理，而政教之争，乃在西方历史上兴起。政在人间，尚异尚变，教在天上，始有同有常。人间则在生前，天上乃在死后。则无怪西方之终不离于一多异多变之人生。
中国人生主同主常。举头在上之天，已降落人间。好好做人间事，既不啻如在天上。尧、舜、禹、汤、文、武，乃凯撒而耶稣化，故曰“克配上帝”。而如西方般的宗教信仰，在中国文化中，遂失其地位，不可得而存在。魏晋以下，中国转入衰世，佛教适自印度传来。印度之天地，又与中国及欧西不同。处在热带，林间摘果，即可充饥。身披一衲，即可御寒。可不需农商业，所忧则只在此身之生老病死，转瞬眼前，无可摆脱。释迦则既不重视人间，亦不重视天上，认为根本一切皆空，则生老病死亦不为患，佛教大意如此。皆据人间实事言，不据对天之空想言。此一层，却与中国人心理大体相同。于是佛教在中国，一时乃大行其道。
然中国之天时地理，终与印度不同，人间亦各相异。及唐代再转盛世，佛教中乃有禅宗特起，即心即佛，即身即佛，立地成佛，佛即在当下现前之吾身吾心中。推言之，佛即在现前人生中。不在天上，即在人间。一切空，转成一切有，一切实。由同时佛教中之华严宗言之，则事理无碍转成为事事无碍。又由同时之天台宗言之，则一切空乃一切真，一切假，一切中。一心三观，所变只在此一心。故天台、禅、华严三宗，皆是中国佛学，与印度原始佛学有不同。此亦由中国之天时地理人和来，与印度终有其不同。故出世成佛，转成为现世成佛，又转成为即身成佛，宗教亦化入人文，而相通为一体。如此亦可称为乃一种人文宗教。中国亦早有科学，唯亦当称为一种人文科学。讨论中国文化者，此层不可不知。
由唐代之新佛教，转入宋代，乃有理学之兴起。中国之学术思想，遂又成一大一统局面。佛教乃尽化入中国传统中，而成为中国人道至常大同之一部分，多相通，少相异，有所变而终不变，有所异而终不异。此诚可见中国文化独特精神之所在。故创业必求有垂统。非有垂统，则中国当成佛教化。今则佛教终成中国化，中国文化力量乃有若是伟大之成就，是亦大足矜尚矣。
中国人创业必求垂统。如农业，百亩之田，父子相传，可以百世。其他工业亦然。工业为农之副，本由农业分出。如陶业，亦世代相传，故古有陶唐氏。唐者，搪塞其外而中空，陶器即然。其部落中之酋长，为其他部落酋长公推为共主。其时中国或尚未发明有文字，不知当时每一人如何取名。后人传述，乃姑名其酋长曰帝尧。尧字上从垚，乃为累土之象。下从兀，乃一高出而能转动之器。垚在兀上，陶业从事即如此。此酋长乃以其共主地位，让于另一部落之舜。舜为有虞氏，虞乃掌山泽之官，常巡行山泽草间，当时亦视为一工业。舜本草名，其弟名象，则乃山泽间一兽，性善良，易受教，不似狮虎之难驯。舜弟亦终成为一善人。则舜与象之取名，或亦后世传述其事者姑托名之而已。舜父瞽瞍，双目有病，非其本名。
尧使鲧治洪水无效，舜殛鲧于羽山，又命其子禹继父业。鲧乃大鱼名。禹则乃一大虫，当亦水族动物。然则鲧与禹之名，亦以其父子以治水为业，后世取以名之。在当时则有其人，或无如后世相传之名。吾友顾颉刚，由此禹字生疑，创为古史辨。不知遇古史有疑，当就其时代善为解释，不当遽以疑古为务。倘中国古史尽由伪造，则中国人专务伪造，又成何等人。此岂不别生一甚大问题，令人无可回答。或谓中国古史乃一部神话。但中国古人亦非好作神话，仍与中国国民性不合。明属人文社会事，中国人信而好古，本之传说，而姑为之假托一名。则中国古史之异于神话，亦显然可知。宋代陆象山有言，尧舜以前曾读何书来。其时不仅无书，疑亦无文字。今故为之猜测如此，不知其有当否，则待国人衡定之。
自尧、舜又推而上之，有黄帝、轩辕氏，又上有神农氏、庖牺氏，更上有燧人氏、有巢氏，凡此均不得谓无其事无其人。但其人名则显由后人假定，非前世真有。故中国古史乃显属历代传述，非神话，非伪造，其故事亦少穿插。如大禹治水，岂不绝少想像穿插之故事。而其所穿插，则如三过其门而不入之类。故中国之上古史，乃以特见中国文化与民族心情之一斑。岂其他民族之神话伪造可相比拟。
尧、舜在中国邃古时代，诸部落之共主亦当时一高位，何以尧竟以让之舜，舜又以让之禹。尧、舜禅让遂成为中国古史一嘉话，永为后人所仰慕。此因中国天下大，居其间，凡事可让。让之人而仍有其自身及其后代之地位。西方天地小，居其间者唯有争，无可让，让则何以自容。在西方辞典上，乃无一字堪与中国让字意义相当。此亦中西文化一大不同所在。
再推说之，中国古代商人，亦由官设职，世世传袭。商人之祖先名契，乃券契之契。最早商人疑不用契。则商先之契，殆亦后人假托名之，与姬姓之祖稷，姜姓之祖神农相同。故在中国古代，农工商凡百诸业，皆世袭相传。故后代凡有创业，则必求有垂统。其风至春秋时犹然。如齐桓公有臣管仲、鲍叔牙，管氏治乐器，鲍氏治皮革，此亦世代相传之业。管仲、鲍叔牙，乃由其业中脱身为士。其后，士之为业，亦世代相传。孔子亦一士，其后人亦世代相袭为士。直至西汉孔安国，世为士，皆有名字可考。如颜渊、曾参，皆随其父在孔子门下，此亦世代相传以儒为业。于是中国社会，乃有士农工商之四业。有创必有垂，其中乃有甚深甚妙之精义。姑以余一人生平所历，微小一例，来加说明。
余幼居无锡荡口镇，家宅前门有一酒酿铺，已历数十年。酒酿味美，冠绝一镇。每晨一大缸，未及傍晚即销售一空。铺主夫妇有三子，年皆二十许，每日下午各挑一担，出街分售，不到薄暮，亦空售而归。每年秋，添制一缸糖芋奶，亦美味，三子亦分担出售。年以为常。其家老幼勤奋安祥之生活情况，常在余心。余年长，经验多，乃知此家之保泰持盈，只求细水常流，维持此一生活水准于不败不坏之地，不求扩大发展，此亦创业不忘垂统之一种精神。
余后移家苏州，城中有稻香村采芝斋两著名糖果店，两铺骈列，门面皆不大。时京沪铁路已开始，顾客麇集，朝晚不断。此两店皆有数百年历史，或云起于清初，或云传自明代。苏州糖食小品驰名已久，此两家招牌日老，而门面依然。因念此与荡口酒酿铺实同一精神，保泰持盈，不求无限向前，此亦我中华文化传统一特征。
又有一庆裕堂老药铺，亦盛名久传。药材来自四方，皆须精选精炼，又须善保善藏，此为药铺信用，可使购者安心。此药铺又发售一种膏药，闻系一江湖走方郎中所授，每年按时制造，求者自远而至。但膏药销售，本为药铺增加信誉，不为求利，乃从不增价。因念中国江湖多有秘方绝技，不轻传人，必慎择传者。或仅传一人，垂统不绝如缕，此亦有深意。多传则不胜防，或牟利，或争名，渐传而渐失其真，反以误人害世。故创业又必慎谋其垂统。湖南有辰州符，能赶死尸回家。在途四五日，其尸步行如常，一到家门即气绝倒地。对日抗战时，有两美国人亲访此术，邀两术人赴美，以广传授。许以巨额美金，两人拒绝。谓受此术时，曾誓言乃以济人，非为牟利。若背誓言，术恐不灵。此若迷信，实涵至理。凡事必具一心灵作用，非其心，则失其传。语大语小，无以异也。则垂统当守旧，又何讥之有。
苏州以园林名，狮子林创自元代，拙政园创自明代，留园在城外创于晚清。内容各别，各擅胜场，皆成一极高艺术境界。使游者生遗世之感，发思古之幽情。可以再至三至，屡至常至，不生厌腻。其他唐宋以来名园故迹，无虑尚一二十处。又如虎丘，仅近城一小丘，南朝生公说法之千人石，已历千五百年上下，来者不期而发思古之幽情。但仅山坡一小茶楼，可容数十人。倘亦效今俗，辟为观光区，多加增饰，尽广招揽，图眼前一时之利，则绝不能保此千古常垂之统矣。
故苏州在中国历史上成为一商业都市，远超两千年之久，其实则艺术集中。自微小一糖果一食品起，上至名园古迹，使居者常置身在一艺术天地中。实乃居者所集合创造，而得永垂千古，举国涎羡。一部中国史，皆可举此一地推之。凡事凡物，各有其恰到好处一境界，常守勿失，不再求创新。亦可谓中国人心理，重视垂，更过于其重视创，故唯中国文化乃有传统可言，甚至达五千年之久。而今国人乃轻忽视之，一若平淡无奇，又转生厌弃之心。岂非一索解无从之奇事。
中国人言：“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余童年常有修理家用金属品之行脚商来村中，都挂张小泉招牌，乃杭州一家有名刀剪铺。及去杭州，城中见有一街二三十铺，尽悬张小泉招牌，并都悬有只此一家并无分出的另一招牌。此或是不肖商人冒名顶替，否则由张氏一家分出，宜可注名二房三房，三代四代诸分别。又其他诸街，亦极多与此相似。同一铺名，可达十数家。此诚是一种恶劣风气，但仍从旧传统看重垂统一观念来。一若旧家世旧招牌则必更有价值，他人亦不敢轻加非议。但何以杭州一城此风特盛，则余未加详究。杭州乃南宋旧都，何以政府对此等事置若罔闻，亦可见中国人重视垂统一观念有如此。若在西方重商尚争之社会，商品必有注册商标，使人不得假冒。但又酝酿出另一种心理，一切商品，总是新的好，旧的差。求异求变，求创新，求进步，如张小泉旧招牌便成最要不得。试问此又岂是事理之公？此亦可谓楚固失之，齐亦未为得矣。
但杭州的西湖则不然，此是中国历代传统一大名胜。唐代有白堤，宋代有苏堤，循此以下释、回增美，续有新建，成为千五百年以来一集体创业。此则创业与垂统，乃融成为一体。以众名胜，成一总名胜，积新成旧，垂统亦同即是创业。到今已完成为一最佳最大之名胜，此可谓乃中国一种最高艺术结构，为中国文化传统中所特具的一种艺术表现。最近西方风气传来，即亦随之有破坏。在西湖边上创建了一所艺术学校，高楼耸立，全采西方式建筑，斗争性掩灭了融和性，四围风景尽受威胁。十景中之平湖秋月一景，虽只水边小小一亭，而规划周至，令人体味无穷。自艺术学校兴建，此一小亭即全无风景可赏。又湖边有诂经精舍，在自然风景中增添了人文历史之回忆，大可留恋。后又兴造西湖公园，公园是新的，精舍是旧的。但争新，不守旧。自然风景中抹去了人文精神，风味大异，全无深度可言。若循此以往，兴改不已，西湖可以面目全新，而精神则一非往旧，无可追寻。今日全国名胜，乃至全国人文旧统，大体尽然。知创不知垂，弊害如此。一切创实非创，仅乃追随他人脚步依样葫芦，此诚良堪嗟叹矣。
中国古都北平，又是一集体创业，千年垂统尽纳其内。即如小小一白切肉铺，招牌脍炙人口，至少亦有百年以上之历史。中国饮膳，亦一艺术，至今为全世界人所共认。所贵亦在其有垂统。又如昆明有一米线铺，以一小铺面，擅名全城。外省人来，必一赏其异味。余乡无锡，以肉骨头驰名。但标准美味，仅城中一家。于家门口每晨仅售一锅，九时至十二时即罄。相传其锅底留有原汁，已历百年之上。北平一煮羊肉锅，亦如此。昆明此米线锅，亦如此。中国地大，家传一两百年之珍味者尚多。昆明又一家售火腿月饼，远方争购，中秋前后一月间，即闭门谢售，谓让同业同沾利市。在其闭门期间，则航销京沪各地。利市不减，而美誉益盛。中国向称信义通商，无义则何信。不求暴利，不博虚名，不务广告，不争宣传，货真价实，深藏若虚，乃绝无如西方资本主义之出现，此亦中国文化一特征。成都有豆花，亦如昆明之米线。佛寺尤精制。有远起唐代之佛寺，其煮豆花，当亦远有垂统。常熟虞山佛寺筵席精美，亦远非市区素食店可比。中国工业制造多成艺术品，亦在其世代相传，有垂统。商业亦臻艺术化之境界。烹饪工而兼商，亦成为至高一艺术。而中国文化传统之富有艺术性，亦可由此为证。
民初新文化运动，有打倒孔家店之口号。孔家店三字虽属生造，亦具意义。中国学称家言，亦贵垂统。孔门七十弟子，递传以至子思、孟子，此谓成家。庄老之衍为道家亦然。此两家递传迄今已逾两千年。司马迁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使非明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乌得成一家之言，而永久垂统不绝。中国学术思想凡成家言，乃亦一集体共创之大业。垂统亦如创业，前后相承，俨成一体。使无孟子，则后世所传之孔子亦必有异。使无程朱，则孔孟此下传统又必有异。使无班固，则司马迁史学之传亦当有异。使无欧阳、司马，马、班史学之传又必不同。使无李、杜、韩、柳，则古代诗、骚、辞、赋之成为中国文学者，亦将必不如今日之传。使无后起之桐城、阳湖，则李、杜、韩、柳亦有异传。故学术史上一家，亦如商业中一店。非有垂统，何成创业。今日则人人尽求创业，无统可垂，又何业之存。日新又新，须成一旧。政府有朝代，有守成乃见有开创。使无守，何来创。人人竞求开新，则一切旧皆必闭歇消失于无形。人生限于一空，则末日自将来临。故西方在科学开新中，必有宗教之守旧。两者对立，亦合成一体。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专主科学民主，乃不同尊西方之宗教，则无旧又何以见新。中国有平剧，本属新兴，乃成旧传。余幼年知有谭鑫培，后知有梅兰芳、程艳秋，姓名相传，历数十年，亦各弟子相传，音韵依稀，风格犹然。尚不闻在菊坛中昌言创造进步。今则风气已非，不能再有谭、梅等名角出现。同时如大学教授，亦竞创新说，不提旧传。不待其死，亦不待其退休，其门弟子即已群起代兴。讲台精神可谓新兴不已，各自创业，各无垂统。全人生之意义与价值，只在求变求新中，而后起之青年，乃为唯一可望之角色。但转瞬亦为老成，即无典型可言。只有新门面，更无老招牌。孔家店该打倒，百家姓中任何一家店面，都该打倒。社会一切商场化，而商场则不得成为资本化，仅求眼前暴利，商人亦有新无旧，则一国一民族之生命，又何所寄存。孟子曰：“亦义而已矣，何必曰利。”今日之人生，其大义亦仅在一新字，利害在所不计。打倒孔家店，仍沿孟子语格调，岂即此之谓新乎。
中国文化已历五千年，自当为一旧文化。当前如美国，仅两百年，自当为一新文化。如苏维埃，仅五十年，更当为一新文化。人生自幼童乃至成年，岂不群望能为一八十、九十之老人。宁得以幼童稚龄即为人生之准则。而八十、九十之耄老，则即当摒弃。岂必立国达于几何年，而其国必亡，其社会则必变灭无存。谁定此准则？谁为之证明？又谁加以信仰，以传授之于吾今日之国人。
伊朗为回教民族，王位传统已达一千五百年，此与吾今日国人所仰慕之西方国家亦有别。最近以石油骤增国富，乃亦引起内乱，王位传统中绝。其国人言，日产石油五百万桶，达二十年，油藏即罄。故欲减少产量，以为久远计。今试问石油岂立国之本？往年无石油生产，何以早得有伊朗之存在？而多产骤富，则适以增乱。乃有人能不图近利，而远为二十年后谋，则亦近代所少有矣。姑以美国言，科学发明，资本雄厚，举世莫比。然人生日常必需品，多赖国外输入。输出则多杀人兵器，如飞机、潜艇、大炮、坦克之类。试问二十年后，杀人利器充塞全世界，但即美国日常用品所赖。世界将是一何等世界？而美国又是何等一美国？又美国乃是今世民主政治之标准，其国内黑人日增，已有人出而竞选副总统。倘二十年后，果有黑人总统出现，那时之美国又将是何等一美国？而今美国人乃只争目前利害，不考虑二十年乃至二百年后事。果照中国人意见，眼前二十年可让步，二百年后事却当顾虑，绝不放松。此因中国天地大，不争空间争时间，不争眼前争身后，所以商业资本主义亦不在中国滋长。其他中西文化相异，实难屈指计数。中国史有统可垂，有成可守，乌得蔑弃而不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