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独特的亚地区仍待讨论，它的历史发展使它与东欧其余地区分离。巴尔干地区可以说代表了一个在类型上与斯堪的纳维亚类似的地带，它以其对角线的联系斜跨这个大陆划出了一条大的分界。确实，在西北欧和东南欧各自的命运之间是有着一种奇妙的相反对称。我们已看到，斯堪的纳维亚是西欧从未被合并到罗马帝国中的一个主要地区，因而从未参与到古代晚期瓦解中的奴隶生产方式和侵入拉丁西方（Latin West）的日耳曼人部落被中断的原始公社生产方式的最初“综合体”中去。然而，由于上文研讨过的原因，最北方最终仍进入了西方封建主义的范围，并保留了它起初与共同的“西方”（occidental）发源地有距离的持久形态。在东欧的最南方可以寻找到一个相反的进程。因为如果说斯堪的纳维亚最终产生了西方封建主义的一个变种，而没有受惠于古代城市帝国的遗产，那么巴尔干却没能发展出一个稳定的东部封建主义变种，尽管在这个地区继承罗马的国家大城市也长期存在。拜占庭在东南欧维持了一个中央集权的官僚帝国，还有主要城市、商品交易和奴隶制，它们在阿德里安堡战役之后存在达七百年之久。
在这段时间中，一再的蛮族入侵、边界战争和领土变化在巴尔干地区发生，而像在西方发生的那种两个世界的最终融合，却从未在欧洲这个地区发生。拜占庭的传统决没有促进一种发展了的封建主义出现，而看来实际上是阻碍了它；多瑙河以南东欧的整个地区似乎有着更先进的起点，但在经济上、政治上和文化上却落后于它北面巨大而空旷的土地，那里实际上完全没有经历过城市文明或国家的形成。东欧的整个重心终于移到了北方的平原上，以致到了后来奥托曼帝国统治巴尔干地区的漫长时代，许多历史学家都心照不宣地将多瑙河以南东欧的整个地区完全排除在欧洲之外，或是将其贬低为欧洲一个不确定的边缘地区。长期的社会进程最后以土耳其人的征服而告终，并对欧洲历史所提供的“形态实验室”有着很大的内在影响，这正是因为它反常的结果是长期的停滞和衰退。巴尔干地带的特殊性提出了两个问题：是拜占庭国家的什么性质使它在古代罗马帝国之后存在了如此长的时间？为什么没有西方类型的持久的封建综合体在拜占庭与斯拉夫人和图兰人的冲突中产生，尽管这些蛮族从6世纪晚期起就侵入了这个半岛，并此后就定居在那里。
在这种背景下，拜占庭城市一旦丧失了古代形式的特权，就从未能在帝国体制内获得封建形式的自由。在这个专制国家的狭隘结构内没有产生城市自由的空间。
现在可以提出这个问题了：为什么在这整个漫长的历史中，在巴尔干地区没有发生过如西方那样会产生新兴封建主义的蛮族人与帝国社会秩序的有活力融合？为什么没有产生在范围和影响上可与罗马—日耳曼（Romano-Germanic）综合体相比拟的希腊—斯拉夫（Helleno-Slav）综合体？为此，必须回顾一下在6世纪晚期和7世纪早期遍及多瑙河至亚得里亚海和爱琴海广大地区的部族入侵；此后，斯拉夫人和拜占庭的边界在巴尔干半岛上来回移动，有着700多年不断的接触和斗争。当然，其中三个主要地区的命运各有不同，这可以简要地总结如下：580至600年，潮水般的阿瓦尔人—斯拉夫人（Avar-Slav）涌过整个巴尔干半岛，遍及伊利里亚（Illyricum）、摩西亚和希腊，直到伯罗奔尼撒最南端。将伊利里亚丢失给斯拉夫人迁徙者和定居者，切断了罗马帝国世界历史上的陆地联系——在“黑暗时代”没有任何一个事件对于打破东欧和西欧的统一性会起到如此决定性的作用。对于南方而言，在拜占庭能够开始在780年代系统再征服色雷斯和马其顿之前已度过了两个世纪，最终征服伯罗奔尼撒又用了20年。此后，希腊本土大部分地区不间断地为君士坦丁堡所统治，直到拉丁人1204年的征服。另一方面，斯拉夫人定居的摩西亚，被俄罗斯中部来的图兰人游牧者保加尔人入侵，7世纪晚期他们在那里建立了一个汗国。到9世纪末，保加尔人统治阶级变得斯拉夫化了，并统治着一个强大的帝国，控制地区延伸到马其顿西部。在一系列与拜占庭英勇的军事斗争之后，保加尔人国家被约翰·齐米西兹和巴西尔二世推翻了，从1018年起被合并到希腊人帝国中达150多年。但是在1186年，一场保加尔人—弗拉赫人（Vlach）起义成功地推翻了拜占庭的占领，出现了一个第二保加利亚帝国，它再度统治了巴尔干地区，直到在1240年代遭到蒙古人入侵的袭击。相反，原来的伊利里亚地带，在拜占庭的政治圈之外成长了4个世纪，才被巴西尔二世在11世纪早期部分地收复，部分地置于保护之下。希腊人在这里的统治只是薄弱而不稳固地实施了一个世纪，就被大量的反叛时时打断，直到一个统一的塞尔维亚人王国在1151年出现。在14世纪中期，这个塞尔维亚帝国成为巴尔干最强大的国家，取代了保加利亚和拜占庭的原有地位，直到它本身在土耳其人征服前夕瓦解。
为什么这另一种模式没能产生任何健全的封建综合体，即使实际上是任何持久的历史秩序？这整个地带的土地证明对于社会组织和国家结构都似乎如同流沙：没有什么比奥托曼人最终如此容易地占领它更显露这个事实的了，这发生在14世纪末所有当地政权都陷于一种共同的瘫痪状态之后。这个问题的答案确实在于巴尔干地区蛮族定居后与晚期帝国秩序之间特殊的僵持困境。拜占庭帝国在6和7世纪丧失了巴尔干半岛后，仍然强大得不能从外部加以摧毁，并在隔了两百年后仍能在那里部分地收复其地盘。但是在随后的时代，已定居在巴尔干地区的斯拉夫人和图兰人各民族，已经使他们自己发展得或是数量多得当他们终于再度被征服时无法被同化了。因而希腊人的统治从未成功地将他们并入拜占庭，并且最终证明其统治只是短暂的。这同一个方程式也可以从相反的方面构成。构成了巴尔干地区最初的蛮族定居者大规模民众的大多数斯拉夫人群落，在希拉克略时代其社会性质还太原始，不能建立日耳曼人部落在墨洛温时代的西方所创立的那种类型的政治体制。在另一方面，如我们已论及的，拜占庭国家因为其自身的本部结构，不能采用帝国时代的罗马特有的那种方式，以有活力地征服和统合各部落的民众。结果是，哪一方的力量都不能长久压倒另一方。双方之间的冲突没有采取导致出现一种新的综合体的普遍大变动的形式，而是一种缓慢的相互摩擦和消耗。在这个进程中将东南欧与西欧区分开来的独特标志，可以通过许多方式表现出来。
中世纪世界就这样在普遍化的危机中完结了。到15世纪初，在封建主义的西方故土上，在东部它曾经扩展到或是没能发展起来的地方，都呈现出社会经济瓦解和变化的深刻进程。在早期现代时代的开端，当君士坦丁堡的城墙在土耳其人的大炮轰击下陷落时，这些变化对于欧洲政治秩序的影响大部分仍然没有显现出来。这种国家体系的充分发展将会由此产生，这个问题留待以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