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著作的使命是传播高深的理论知识，一般是晦涩难懂的。作为传播学的奠基者，威尔伯·施拉姆在构建传播学理论时，并没有故弄玄虚，而是从人们接受和理解信息的规律出发，从人的认识规律出发写作，传播“传播”的真谛，使得这一理论容易被人们所接受。他认为，大众传播与人际传播相结合是最好的传播方式。上世纪八十年代来中国讲学时，他就对中国特色的“开会读报”现象大加赞赏。他认为，大众传播与人际传播并不是排斥的，二者可以相互结合以实现优势互补：“大众传播媒介在迅速而有效地满足社会的一般需要上具有不可比拟的力量……
另一方面，广播、电视、电影和报纸在满足不同的人们在不同时间的需要以及在一定时间仅为少数人感到的需要上则是效率甚低的渠道……但是，我们切不可认为个人之间的交流同通过媒介的传播是针锋相对、互相排斥的。事实上，正如我们想力图指明的那样，两者之间的区别与界限是远没有那样清楚的。大多数以说服、教育为目标的运动都力图把大众媒介同个人渠道结合起来，使其互相加强、互为补充。”在具体的写作实践中，也可以将两种方式结合运用。
整部书一直在与读者对话，像一位乐于与人交流的健谈者在侃侃而谈，娓娓道来，不断有新的问题，时起时落，时深时浅。这种效果主要是吸纳人际传播元素，通过营造“对话感”、“形象感”和采用“故事化”的写作方式取得的。
1、“对话感”：“以人为本”的学术著作
学术著作为了体现客观性，一般要去掉“人”的语气（尤其是避讳以作者第一人称出面叙述，以示价值中立），以“事理”为主进行客观描述。而施拉姆在这部著作中，以“人”为主语，用自然轻松的方式讲清楚“传播”的大道理。可以说，是一本“以人为本”的学术著作。该书开篇突破一般学术著作进行概念陈述的“常规”，在纸质媒体上，用第一人称与读者进行一次了特殊的对话：
当我在写这几行字的时候，把视线从纸上移开，抬头就可以看见夏威夷那犬牙交错郁郁葱葱的群山。如果向水天相接的海岸线望去，可以看到可能是第一批岛民登岸的地方。他们从石器时代走出来，在一千二百年前乘着用最简陋的工具制作的独木舟到达这里。他们从东南亚出发，带着信奉的神、孩子和食物，在浩瀚的大洋上，从一个岛屿飘泊到另一个岛屿，以我们今天无法想象的生存能力与风、水和泥土的自然环境相适应，似乎经历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五千年漫长岁月的旅程于一千二百年前来到夏威夷。他们在这个熔岩的岛上登陆，撒下他们的种子，播下他们的文化，把这块土地归为己有。
据说，该著作是施拉姆在夏威夷的沙滩边写的，作者将读者一起“拉”到这个特殊的空间中，使用第一人称“我”，拉近与读者的情感距离，便于形成融洽的“谈话”气氛。在这里，你（指读者），我（指作者），他们（指一千多年前的夏威夷人）在作者的笔端相遇。作者借助传播的“导向”功能，引导读者乘着时空的飞船，到达一千多年前的夏威夷人登岸的地方，仿佛已脱离纸墨，进入一个四维空间展开想象。该著作第一章的题目是“传播是怎样发展的”，作者没有直接陈述，而是引导读者“把视线从纸上移开”，去想象一个古老的移民故事，这就与读者的认知期待和常规的认知结构产生差异，拉开距离，进而产生好奇和悬念，使读者积极参与到作者构建的传播氛围中。该书的第一段，或者说是第一句话，就将读者的注意力紧紧吸引住了。
接着，使用第三人称“他”，“他们”“那些最初的夏威夷人”为行为主体，以“外视角”的叙述方式切入，讲述传播的变迁，显得信息具体而有血肉，比抽象地叙述“……年前，古人使用……传递信息”、“那些最初的夏威夷人已经是灵巧的传播者。他们能够看懂天空中和海浪中的信息，利用这种信息来航海。他们已有发展得很好的语言，虽然能在图画和雕刻中记录下来某些信息，但实际上还不能把语言写下来……”这些描述，都给读者更切实的体验。
使用人际交流常用的特殊句式，尤其是大量使用疑问句，不仅产生悬念，而且增强对话感，如，“不妨设想一个没有传播的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国际社会？”一些带有“我们”的疑问句，在增加悬念，拉开认知距离的同时，又使读者感到亲切，拉近了情感距离，如，“对于这种关系我们该怎么说呢？”。不少陈述句中使用“我们……”句式，将传播关系平等化，不仅拉近了与读者的情感距离，而且具有“共同探讨”的意味，吸引读者共同思考，如，“让我们考虑一下一种不同的信息”、“我们现在谈的是最能显示人类特点的技能”
学术专著在介绍有关学者观点时，一般学术味道较重，该著作却使用了“软化”的方法，将学者观点“稀释”为日常话语，便于读者理解。如在介绍罗伯特默顿的观点时，没有直接陈述，而是用日常话语进行解释：“这是罗伯特默顿说的话，实际上，他的意思是……例如……”谈到皮亚杰（该书翻译为“皮亚热”）的观点时，他写道：“有些非常能干的人已经就传播的功能写了文章。瑞士的儿童成长心理学家让·皮亚热把儿童的谈话分为社交性的和自我中心性的。皮亚热说……”这种表达方式特别像是在与读者进行面对面的口语交流，不但拉近了作者与读者的心理距离，也拉近了读者与其他学者及其观点之间的距离，便于读者接受。
2、“形象感”：故事化的写作方式
书面文字，尤其是学术专著，学理性强，一般晦涩难懂。如果使用直观形象的描述，就易于读者“抽象——具体”的转换，缩短认知差距，激发阅读兴趣。讲故事是古老的人际传播形式，“故事化”作为一种写作方式，施拉姆早在二十世纪七十、八十年代就运用娴熟。比如在谈到印刷体的出现时，就以讲故事的形式，使人“听”来颇有兴味：
十五世纪中，在德国城市美因茨发生了一件事，有一个名叫约翰·根斯弗莱施的人，大家都叫他古腾堡，把一些已经相当普通的材料和方法凑到一起，一下子复印出许多份宗教文件。他依靠最先在东亚发明的技术制造出来了墨和纸并使用它们。他所用的印刷机是拿西欧做酒的压榨机改装的、他用手排版的金属活字实际上也不是新东西因为人已经使用了差不多的东西，但是他发现了效率高的铸字方法，因为他排印的是音节文字，不是表意文字。他把所有这些因素凑到一起，创造了一种可行的一次印制多份书面经文的办法。往往印制得非常精美，成本相对说来比较低。于是，十五世纪四十年代初或约在一四五六年，就成了庆祝大众传播开始的日子，前一个日期是庆祝印刷文件，后一个日期是庆祝古腾堡印制的《圣经》。
从人们司空见惯的生活小事写起，也是该书体现形象感的一个手法。作者引入大量的生活实例，如日常问候语、足球比赛、将军派士兵打仗等等，从具体的、人们常见的事例入手，阐述抽象的道理。利用了书中阐述的“共同经验范围”的原理，拉近与读者的心理距离。这本书原名可直译为《男人、女人、讯息和媒介——人类传播一瞥》，书中并未对“男人”、“女人”的传播进行分类介绍，旨在从具体的人的角度体会传播学的内核，就像马克思写《资本论》，要从“商品”写起一样，与儒家“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有异曲同工之处。
3、“现场感”：将读者“请”到字里行间
读者引入具体情境来理解抽象的传播道理，营造“现场感”，是该书吸纳人际传播元素的另一方面。我们所看到的大部分著作，无法感受到作者写作时的具体场景，直接是“精神的对话”，除非作者在前言后记中介绍自己的写作地点。很特别的是，他在写某段文字时发生的事情直接拿来举例，启发人的想象，产生“现场感”。如黑夜发出喊声的警卫、十几岁的姑娘和小伙子的对话等，都使读者想象到当时的具体场景，进而结合他们的传播行为理解著作表达的传播原理。作者在写到传播的“指导”用途时写到一个场景，将自己正在写的动作与周围发生的事情写进去了：
在我写这一段时，我就参与了三个指导性传播的行为：
（一）门口出现一个年轻人，他问什么地方借阅关于通讯卫星的书。
（二）另一个年轻人探头进来问勒纳博士今天来了没有。
（三）邮件中有一本介绍夏威夷的所得税的令人生畏的小册子。
将读者也“拉”到字里行间，进入作者写作的场景中，与作者“近距离”地进行“人际交流”。无论哪个年代的人读到这里，仿佛都能想象到他当时写到这里时的情境，读者也进入这一情境中，感到自己与作者近在咫尺。
施拉姆的这种“以人为本”的写作方式，不仅尊重了读者的认知规律，使读者容易领会作者的思想和意图，还引导传播研究者对人的传播行为细微体察，以发掘真知。
一，对传播学的初步认识和理解
作为一门从现象到理论的学科，传播学代表着的是人类社会信息交流的分析，归纳和总结。因此，无论对于日常生活还是介乎国家大事，传播都是极为重要的存在，因而传播学是一门重要的应用知识学科，学习它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和指导作用。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当今传播学的理论体系脱胎于西方，其中不免杂含一些错误的应用方向，所以，批判的学习和吸收才有助于传播学的学习研究和传播事业的发展。
以上便是我对于传播学的初步认识和理解，其中的不足和错误还请老师斧正。
二，对于学科知识系统的学习计划
切合于专业以及传播学在专业系统中的基础指导地位，学习传播学基于认真务实的态度，努力把书本知识整理成系统，结合今后的专业学科，对学习进行整体上的布局和全瞻，最后，立足于实践将学到知识贯穿于运用。
三，关于一些建议和想法
1、希望在传授过程中多穿插一些传播学的故事性，以引起兴趣。
2、调动课堂气氛，老师与学生增加互动。
3、作业多样性，学习也实践并重。
什么是传播？传播是人类的活动，是信息的交流，当然他也离不开符号和媒介并且他的目的在于发生相应的变化，传播学读书笔记。简而言之，传播是人类通过符号和媒介交流信息以期发生相应变化的活动。他具有社会性和阶级性，目的性和计划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协同性和互动性，永恒性和历史性。依据传播范围的大小，可以分为内向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跨国传播。内向传播有称人际内传播，是人们头脑里“主我”和“客我”之间的信息交流活动。这种经常发生在我们脑海里的内在的自己和自己的精神对话：包括自言自语，自我推敲，自我反省，沉思默想，内心矛盾等等，他具有隐蔽性，内动性，短途性，思维性。人际传播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之间借助语言和非语言等符号互通信息，交流思想感情的活动。人际传播可以是面对面的信息传播，如交谈，约谈，讨论，对话等，也可以是借助传播媒介进行的传播，如写信，发传真，电子信件等。组织传播也称团体传播，是指组织成员之间组织之间的信息交流行为。组织是社会中相近或相似个体有目的的组合；传播是组织结构的轴心，是组织存在的基础，没有传播就没有组织。大众传播是职业传播者和没传播机构通过大众传播媒介，比如报纸书刊，广播电视，电影等向大众提供信息，知识，观念，娱乐等的过程。跨国传播指国家对外传播机构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电影以及互联网等所进行的国外受众的传播活动。
传播学发展到现在这个程度经历了一次次的革命，如语言传播革命，文子传播革命，印刷传播革命，电子传播革命，网络传播革命。从五次传播更名的后果看，每一次传播革命都将人类带进一个性的境界，新的时代，我们认为传播革命对社会进步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就像所有东西都有自己的固定模式，，大众传播也不例外，传播模式就是对传播活动的内在机制与外部联系进行的一种直观的简洁的描述，也是一种象征的拥有同时实现传播活动相同的结构属性的合乎逻辑的设想。优秀传播模式具有构造动能，解释功能，引导功能，直观的简化功能，预示功能。一般的传播模式有单向传播模式，双向传播模式，整体互动传播模式，人类已经进入信息时代，整体互动模式在社干活中显得日益重要。整体互动模式是指对人际传播，大众传播，和网络传播等人类重要传播系统的内在机制与外部联系进行的一种直观的整体的综合呈现于描述。它遵循审查批判原则，服从事实原则。
传播功能不是人类主观臆断的产物，而是人类传播活动的客观要求。传播功能是指传播活动所具有的能力及其的能力对任何社会所起的作用和效能，传播学研究中的功能主义取向，主要“聚焦于媒介的运作及其对受众所产生的效应”，探讨的是大众传播的体系和功能。从功能产生的渠道来看，它可以分为个人的功能，组织的功能和社会的功能。传播活动所具有的对个人发展的作用，或者须由信息传播的参与者个人去完成的任务这就是个人的功能。这种功能按照施拉姆的解释也叫内向型功能或社会成员自身功能。组织功能是在传播活动中，媒介组织所具有的年呢管理和作用应该完成的任务，它包括告知功能，表达功能，解释功能和指导功能。传播是一种社会需要，社会进程和社会现象，因而也必须具备社会的功能，主要包括政治功能，经济功能，教育功能，文化功能。
传播作为一种传播信息的媒介，同时也遵循一定的传播原则，如可信度原则，针对性原则，有序性原则，协同性原则，实时性原则，适量性原则。
尼克"史蒂文森（Nick Stevenson），现任教于英国诺丁汉大学社会学和社会政策学院。主要讲授《社会文化学概论》和《公民权利、身份认同与全球化》等课程。1987年，尼克"史蒂文森以一等奖获得克立大学的历史学和社会学学士。1999年获得剑桥大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收录于《文化、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一书。从1991年起，担任谢菲尔德大学社会研究系讲师。2001年赴诺丁汉大学任教。1996年，史蒂文森和他的同事彼得"杰克逊、凯特"布鲁克斯有机会进行一项对男性生活方式杂志的研究，读后感《传播学读书笔记》。研究成果于2001年与由政体出版社出版，书名为《男性生活方式杂志的意义生成》。他主要的研究方向是公民身份、世界主义和文化等等。
内容提要 ：
《认识媒介文化》一书较全面地对20世纪中叶以来本领域内的各相关学派主要代表人物关于媒介文化的理论及核心观念，进行了细致精深的梳理和表述，并对各学派内的研究视点进行了分析整理，提出了别树一帜的观点，而且不乏深中肯綮之见。对当代社会理论试图探讨媒介在文化生产和文化再生产中的地位的种种方法也做了批评性的审视，阐述了一般社会理论与一系列有关媒介和信息的传播理论之间的关系，并重新评价了意识形态、结构和行动者以及媒介等等在道德准则和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中的作用。
主要内容：
本书有两个问题很值得我们注意。一是书中有些地方存在着明显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想；二是本书介绍的诸种理论流派仅集中于欧洲各国、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对世界其他各国的理论探索则几乎未曾提及，这对于全面研究媒介文化理论显然是有其局限性的。其中以史蒂文森对马歇尔"麦克卢汉思想的批判意见为精彩部分。
马克思主义的媒介理论对阶级社会中所谓“思想的自由交流”进行了批判。史蒂文森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优点，在于它指出了所有制和媒介生产的文化内容之间的联系，不平等的社会关系滋长了社会意识形态的形象和表达。而马克思主义媒介理论的劣势，在史蒂文森看来，在于忽视了阶级统治以外的其他统治关系，比如性别和种族。史蒂文森探讨了英国马克思主义者在媒介理论方面的3种研究成果。分别是雷蒙德"威廉斯对传播制度的研究，斯图尔特"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格拉斯哥大学媒介小组对电视新闻中的阶级偏见的研究。
从书中对威廉斯的介绍可以概括出史蒂文森对威廉斯的观点进行了4个方面的商榷。
（1）威廉斯忽视了经济基础的决定性作用。
（2）威廉斯高估了霸权的凝聚力，忽视了现代社会中价值观的离散。
（3）威廉斯没有注意到现代文化的多元性，他的“民主现实主义”脱离了现代社会的语境，过于理想化。一方面，威廉斯更多地把言论自由看作权利而不是义务，错误地以为只要强调撰稿人的权利就可以实现民主的媒介。另一方面，威廉斯希望用激进的民族文化反抗美国的全球文化，没有看到两者都必须在跨国资本主义的体系下运作。
（4）威廉斯的文化理论过分关心艺术，以文学研究的方式研究文化，但电视观众看电视的方式并不同于学者解读文学作品的方式。
其次是霍尔的研究。史蒂文森对霍尔的解码模式也提出了4点商榷意见。
（1）霍尔太强调受众和文本的关系，而没有认真评价经济和国家对文化生产的影响。
（2）霍尔沉湎于符号学的研究，不可能展开媒介民主化方式的分析。
（3）霍尔太注重话语在建立霸权方面的有效性，表现出一种“能指的狂妄自大”而忽视了其他因素。
（4）霍尔把主导性话语形式和“意识形态”概念混为一谈。当然，史蒂文森还是肯定了霍尔理论的建设性，话语和意义之间终于出现了张力。
最后是格拉斯哥大学媒介小组在1970年代和80年代初对电视新闻中的偏见问题所进行的了研究。史蒂文森认为，格拉斯哥大学媒介小组对客观性、公正性的要求，是和受众多义性的阐释实践不相干的。
与文化媒介马歇尔"麦克卢汉
加拿大的麦克卢汉认为，关注媒介的意识形态建构和符号意义建构，是不得要领。技术媒介对时间、空间和人类感知方式的影响，才是要素性的。麦克卢汉的这一思想起源于他的同胞英尼斯。英尼斯认为，偏倚时间的媒介有利于维护历史传统、中央集权、宗教和道德，偏倚空间的媒介有利于世俗制度、非集权化政治、现在和未来。麦克卢汉则认为，印刷文化的兴起培植了理性的、个人主义的文化，而电子文化使得时间和空间都不复存在，形成了一种与口语文化相似的、共同的全球文化。
书中史蒂文森首先回顾了对麦克卢汉的常见批判——媒介分析是非社会化的，麦克卢汉没有涉及资本主义的全球化，他的技术决定论是在为主导性的社会关系寻找意识形态的借口；然后指出，这些批判总的说来是正确的，但决不能因此否认麦克卢汉的意义。史蒂文森认为，虽然媒介技术不能决定文化意义，但它确实重塑了生活世界。他还认为在书写现代性历史的时候，既要避免马克思主义或功能主义的还原论，又要避免麦克卢汉的技术决定论。
史蒂文森具体指出了对麦克卢汉的4个批判层面，可概括为：
（2）技术不仅如麦克卢汉所言创造了各个领域的一体化，也在促进着各个领域和文化等级的离散化。
（3）媒介技术不仅可能迎来更为民主的生活方式，也使得国家能够监视民众的行为；通俗报刊也常常使用类似于福柯所说的“惩戒性权力”的`技巧，将规范的行为准则强加给大众。
（4）麦克卢汉认为电子传播消除了反思性的公共领域的观点是误入歧途的。
书中还描写了史蒂文森对法国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博德里亚的理论分析。他被史蒂文森称为“法国的麦克卢汉”。史蒂文森在全书的最后一章总结了大众传播研究的3种范式，并且以海湾战争为例进行了说明。第一种范式是批判研究，主要是英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的研究。这些研究认为，大众传播是社会权力的重要资源。研究主要围绕大众媒介、民主和资本主义的关系，关注焦点是大众传播的政治。
新闻传播学概论，从各个方面介绍了传播学要研究的内容及其传播的意义。课本的理论知识有很大的难度，但只要抓住个章节课本知识的重点话语，加一自己的理解及一些资料的辅助，就能大略的掌握课本理论知识所要表达的意思。
比如第5章的传播学的社会功能，它主要介绍的内容就是大众传播以及人际传播信息的社会作用、功能，以及传播理论所涉及的一些特殊功能性。如传播的三种社会功能：环境检测功能、社会协调功能及文化传递功能。这个章节对我们的新闻宣传工作具有启发性的内容之一。新闻宣传的报道、采访,首先的前提就是要弄清楚传播的社会功能及它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才能让我们在这样的前提下,才能意识到信息对社会中的重要性,以及它所造成的影响和作用。才能要求我们抱严肃、严谨的态度来开展新闻宣传工作,严格要求自己今后在传播信息时,考虑到的更多是社会责任与社会作用,以此来严格要自己的工作。
第12章的传播学的批判学派以及个章中理论知识的部分,多是一些理论性知识它们大多涉及传播学研究的一些传统和现代的各种派别的理论成果,语言比较专业拗口,读起来比较生涩难懂，但对我们系统了解传播学发展路径，构建新闻传播学的体系有很好的支撑作用。
本书第7章的内容分析和信息交流、第9章受传者研究及第10章传播效果的研究，与我们的新闻宣传有很大联系,对我们新闻专业知识的学习,学习写作新闻,策划新闻等有重要的作用。只有弄清信息传播的功能、作用和地位,弄清信息传播的效果、影响因素,以及弄清受众需要的信息,才能更好为地我们的信息传播,新闻宣传工作做好充分的准备,打好坚实的专业知识基础,让我们在今后的专业学习及实践中得心应手,为我们的学习及工作提供充分的“知识武装”。
1.老文献往往能看出新东西。
如甘惜分前辈在《对新闻理论几点分歧意见的看法》一文中，有史有论有观点，其中在第四节“关于组织舆论”一块，就和我们熟知的“议程设置”理论有所交集。小传浅见，甘老的“组织舆论”面上比“议程设置”更宽广，但讨论的深度还比不上“议程设置”。当然了，后者经历了这么多学者的挖掘开拓，深度拓展也是自然而然的。
另外不得不佩服老前辈们的精神，这篇文章1981年3月发表，其中就涉及到《报刊的四种理论》中“社会责任论”，虽然《报刊》成书于1956年，但好像是1980年11月才被人大新闻系翻译过来，新华出版社出版的吧，可见老前辈们一直在关注新闻传播的最新动态。
小传也想起，当年全国掀起一场由国防大学公方彬教授提起的“新政治观”的讨论，不久后，刘建明教授就来到广院进行了一次新政治观与新闻舆论的讲座。那次恰好是小传和小播两人接待刘教授的，午餐时还聊到刘老师和张博士关于“中国共产党宣传家是不是传播学主要原理的首创者”的商榷讨论。这个后面再说。
2.新闻传播的关系不仅暧昧不清，甚至颇有冲突。
我们都知道新闻学和传播学两者“牵手”，升格为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但新闻和传播的关系一直以来也是新闻传播绕不开也说不清的问题。
首先是研究范围，有大牛说新闻的词义本身就是模糊的，故而有必要区分“广义新闻”和“本义新闻”;童兵教授也发文，呼吁“从界定每一个新闻学术语做起”。
于是，文献中不少从新闻的定义开始做基础梳理，郑保卫老师也一直对“新闻无学”进行持续的批评，人有“保卫新闻学”的雅号。但是根据小传对文献中一篇《浅谈传播学的学术定位与学科发展》一文的研读，郑保卫前辈在“传播学的学术定位”上，个人觉得把传播学“窄化”了。刘建明教授也在《传播学的玄化与细化》一文中，甚至质疑称：“传播学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专业”。但仔细研读文献后不禁发现，其实按照刘教授的观点，玄化+细化，就能成就传播学这一学科。
李希光先生和潘忠党先生就因为李希光老师的“七个问题”意见分析严重，北卡罗来纳大学的赵心树教授出面调停，精准抓住了两者分歧的一些“误会”，首先就是概念引用时的“符号误会”。即两人虽然同用新闻、同用传播，但新闻传播的“两名三意”导致两人所言并非同一件事。这就是“界定好每一个术语”的重要性。当然，两人争议的主要是新闻传播究竟是业界倾向的还是学术倾向的，这在后面我们再专门讨论。
3.传播学代替新闻学？
这一提法颇有爆炸性：无论用谁代替谁，哪怕说以谁为主统领谁，听起来肯定有人不舒服。其实这也是误会大于分歧。
小传曾在本科传播学新生见面会上简单和新生聊过，传播学的研习可以关注三大明显的领域，即历史、方法和理论。当时邓老师也提到，传播学的学生要多多关注一些新闻的东西。我的观点加上邓老师的观点，就是上面赵心树老师提出的学科冠名的全面阐释。
赵心树老师认为要用传播学来冠名整个新闻传播，但是这种“冠名”没有孰优孰劣的区分。传播学下设基础传播学和应用传播学。其中基础传播学包括传播学历史、传播研究方法和传播学理论，亦即小传见面会时分享的三块内容。应用传播学包括新闻学、广告学、公关学、传媒伦理和法规等等……小传不揣冒昧，邓老师的“多关注新闻”大概提示多提升应用传播学的能力
不过更多的研究者觉得新闻传播可以更好“联姻”，美美与共，这就不用多说了吧。
4.新闻传播，观点碰撞不少，商榷文献很多。
比如之前说的传播学是否是一个学科，小传之前写过一篇学科与学派的文章，这里再补充一下“研究领域”与“成熟学科”，其实两者并不冲突，也没有谁更高级谁更低端的区分。比如某一个领域可以从不同的学科进行研究;同样，同一个学科可以去研究不同的领域。
更为重要的问题在于，经历了海纳百川的涤荡后，传播学这片土地能够沉淀下什么？小传现在念传播学，方向为理论传播学与传播学史，我当然是支持传播学是一门学科的说法的，但问题不在于一个学术共同体内的某种强烈的情感，在今天传播学需要“拉出来溜溜”的时候，如何让其他的学科至少不排斥？
前面说一些老前辈对传播学有一些明确的质疑甚至是批评，想来也有必要回应一下。比如说传播学真的那么窄吗？很多时候一些研究者只看到了传统的“传递观”的传播学，甚至很多研习传播学的人不知道在这之外还有作为“仪式观”存在的传播学。
愚以为，很多的商榷存在误读，是误会大于分歧的典范。比如刘建明教授和张勇锋老师的“首创”争议，两人一个关注“原理”一个强调“理论”，原理和理论当然是不一样的东西，张在批评刘时简单等同了。这就是误会之一：概念和对象的模糊。再比如，“太讲逻辑”。有人说，讲逻辑不是很好嘛？比如李彬教授讲新闻研究要讲“无用之用”，其本意在于呼吁大家不要以功利之心考察新闻研究，有时候看似没用确是最有用的。不过王瑞棠博士就回应商榷，其中第一部分就纠缠形式逻辑，认为李彬教授的反驳新闻功利，用的标准还是“有用无用”，本质是用实用来反驳实用，不能接受。当然，你如果一定咬文嚼字，这样的反驳对不对？有点道理的，但显然是曲解原文意义了。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研究范式的区分，这个不用多解释，拉扎斯菲尔德当年与阿多诺的合作失败，早就成了传播学的一个公案，这是本体论、方法论、价值论等层面的区隔，有碰撞很容易理解。
5.一些其他亮点的盘点。
限于篇幅，这里简单说一下文献中的小亮点。首先是上面讲的学派研究范式对撞，于是有文献《现象学：一种可资传播学借鉴的哲学方法》，文章从现象学的角度来统和两种范式。这篇文章阐明了现象学“本质直观”的基础，很好地解决了传统方法和思辨方法无法妥善处置的个别与一般、现象与本质的关系问题。
我们广院的陈作平教授有一篇以结构主义方法来构建新闻理论体系的文章，当年上陈老师的《新闻报道新思路》的课程还是颇有启发的。这篇文献也很有点意思，不过我更关注其中提到的日本新闻学者山村广太郎的人的信息交流三种欲望，欲知道、欲使人知道、欲被人知道。这三种欲望能够组织成一篇很不错的分析微信朋友圈使用的小文章了吧？
黄旦教授的有功能主义向建构主义转化也是很好的文章，不过小传觉得可能篇幅限制，黄教授的讨论没能展开，不过这个视角确实能够给我们带来很多新的思考。小传其实更多关注国际关系政治学的东西，建构主义的思维确实能够在现有基础上更好地解释一些新闻传播现象。有兴趣的朋友不妨关注下。
另外，詹姆斯·凯瑞《新闻教育错在哪里》引发的讨论已经超越了文本本身了，正如上文说的，这不仅是传递观与仪式观的区分，也不仅有实践导向和理论导向的争议。再联想到前段时间某网红对新闻学界的批评，很多时候还是站在一边指责另一边，缺乏一种沟通理解。
再者，特别想提出童兵教授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这些概念很好理解，但是真正认识到很难。现在新闻传播开始呼吁更加“科学的研究方法”，但什么是科学呢？有科学精神当然是必要的，但科学精神与科学主义不是一回事。做质性研究，就不是科学了？否也。质性研究恰恰与定量研究一样，属于实证研究的大范畴。在说到腾讯的机器人写作，怕什么？这不是我们的挑战，恰恰使我们的机会，让我们从很多低级的文本整理中逃脱出来，进行更好的文本创作。它淘汰的不是记者，而是“不太合格的记者”，优秀的记者，永远是稀缺品。机器很难理解人文，践行人文精神。小传现在在一个课题组，马上要分析返回的数据，其中有一项情感分析，我还在发愁，我们用的海量数据的分析，后面肯定要依仗机器，如何提高分析的精度，还在发愁。
最后是新闻史。很惭愧，我很不擅长新闻史，甚至是门外汉。曾经是理科生，神经又大条，搞不来。不过文献中有不少新闻史研究的东西，值得一看。这里提出来一点做结吧。
一，对传播学的初步认识和理解
作为一门从现象到理论的学科，传播学代表着的是人类社会信息交流的分析，归纳和总结。因此，无论对于日常生活还是介乎国家大事，传播都是极为重要的存在，因而传播学是一门重要的应用知识学科，学习它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和指导作用。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当今传播学的理论体系脱胎于西方，其中不免杂含一些错误的应用方向，所以，批判的学习和吸收才有助于传播学的学习研究和传播事业的发展。
以上便是我对于传播学的初步认识和理解，其中的不足和错误还请老师斧正。
二，对于学科知识系统的学习计划
切合于专业以及传播学在专业系统中的基础指导地位，学习传播学基于认真务实的态度，努力把书本知识整理成系统，结合今后的专业学科，对学习进行整体上的布局和全瞻，最后，立足于实践将学到知识贯穿于运用。
三，关于一些建议和想法
1，希望在传授过程中多穿插一些传播学的故事性，以引起兴趣。
2，调动课堂气氛，老师与学生增加互动。
3，作业多样性，学习也实践并重。
小时候读过《大学》、《中庸》，知道国学是很值得学习的，但是，四书五经之类的书我的确没有阅读欲望，因为很难懂，又没有趣味性。《经典常谈》就不一样了，首先作者很有分量，而且《经典常谈》是大师为大众介绍中国传统文化的启蒙读物。该书主要是介绍讲解一些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知识。书的自序上也说这本书是学习传统文化的典籍，也可以称作为“国学入门书”。既然能够称得上“国学入门书”，其分量可谓不言自喻。它按照经、史、子、集的顺序，把中国经典娓娓道来，是大众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入门指南。
朱先生这部书的内容主要包括传统的“四书五经”，“十三经”等著作。囊括了经，史，子，集四部的一些最广为流传，最为经典的著作。书目编排顺序依次是：说文解字，周易，尚书，诗经，三礼，春秋三传，四书，战国策，史记汉书，诸子，辞赋，诗第，文第。书中自序中说“各篇的排列按照传统的经史子集的顺序，并按照传统的已经将“小学”书放在最前头。”所以这样一个比较循序渐进的次序也让读者能更好地来理解该书的宗旨。朱先生也说，要读懂这些书，理解传统文化，特别是经，史，子，集就必须先从理解字义开始，所以他选择把《说文解字》放在第一位，真可谓是用心良苦。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时间是最好的试金石。浪花淘尽，剩下的传统文化才是经典，儒道法释构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古希腊经典与《圣经》则是西方传统文化的源泉。让我了解了不读经典传统文化，寸步难行。纵观通篇，朱先生在传统文化的阐述上也加有了他自己的一些认识。比如在《礼》第五中，朱先生说道：“天生万物，是个很古的信仰，但最普遍的还是祖先的信仰，直到我们这个时代，这个信仰还是很有力的，但大部分可以说是风俗习惯，这些风俗习惯有一些也可以说是生活的艺术。”
朱先生的这本书虽然称作为“经典常谈”，但在我看来其实这本书不仅仅是单纯意义上的“经典常谈”，更深远地来看，其实还包含着“经典导读”这更深一层次的含义。众所周知，在国际化程度不断地深入每个人生活时，我们的生活也充斥着许多新生文化，以至于年轻一代对我们传统文化的关注越来越少，面对日益增多的“泊来”文化，已经很少在有家庭再给孩子接受“传统教育”了。所以能以这样的方式来为我们的传统文化做一个诠释、代言，一定程度上也能让我们的传统文化得以更好地流传。
《乡土中国》这本书是费孝通先生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后期，根据他所讲授的“乡村社会学”的内容所写成的。他想通过此，追究中国乡村社会的特点。这本书从具体社会里提炼出一些概念，是包含在具体的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的一种体系，支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乡土中国》虽然是作者在“乡村社会学”的基础上撰写的，但它对中国传统文化、社会结构的分析，其广度和深度已高于一个社会学的层面。 乡土中国所涉及的问题，不仅仅是拥有漫长历史的古老中国的一个小部分，而是这个以农业为根基的文明古国的深层次基础。乡土中国，讲到的也不只是乡村生活，而是通过这个衍生出去，一直涉及到了中国社会的传统结构与中国国民的国民性格，揭示的是一个宏大的社会图景。我认为这本书是中国社会学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也是理解传统中国与中国国民性的经典之作。
“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这句话是本书所有内容的出发点。乡土性并不是中国所有阶层的特性，但是却是传统中国最基础的特性。关于乡土性的原因和其它，费先生做了这样的描述：“农业和游牧或工业不同，它是直接取资于土地的。直接靠农业来谋生的人是粘着在土地上的。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可见传统中国的经济基础以及农业这种产业的自身特性，决定了基层社会的乡土性，以及与此相关的其他社会特征。
《美的历程》讲述了中国传统图案与传统纹饰是中国传统美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早表现之一。它们不光是中华民族独特审美心理的形象展现，而且还继续引导、影响着中国人的审美趣味与审美实践，其既有人类审美活动的共性特征，又有民族的个性差异，是参与了中国人的审美心态生成的。其中所含的的审美思想、吉祥寓意、造型方式与内心关照等为现代图案设计提供了丰富的活力与依据。
在读的过程中，我一直在思考传统文化现代化与中华文化的未来走向的问题，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对接需要智慧。如何将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进行有效地衔接，值得深思。衔接点是什么，能否进行有效的系统重构，中国文化的方向在哪里，就需要我们进行思考和努力。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没有绝对的划分但也有相对的区别。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也不仅仅是对接的问题，而是如何使传统文化现代化，因为传统文化如果要存在下去的话，它必然也是现代的，或者说具有现代意蕴的。现代文化不是庸俗和浮躁的文化，它也得是富有生命力的先进文化，它又必然是有思想和历史传统的，只有对传统有一个清醒的把握，才能构成富有活力的现代文化。至于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如何衔接，寻找到它们之间的共通性或许就是那个链接点也或者是中国文化的方向。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需要很长时间的积淀和沉着冷静的思考。
结语：传统文化是我们的生命之源和存在之根。因为它，我们繁衍了上下五千年中华文明，也因为它，我们在近代中国落后了一百多年。所以，如何把中国传统文化当中能够使我们安身立命的本根性的东西传承下来，同时又如何把其中存在严重时代局限性的东西进行改造，这是非常关键和重要的问题。
《传播学史》是传播学发展历程当中十分重要的一本著作，在世界范围内也享有很高的名誉。这本书的作者是罗杰斯，也是一位在传播学发展史上十分著名的人物，对传播学的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
这本书是罗杰斯的得意之作，在这本书中，我了解了传播学作为一门学科的产生与发展，也知道了那些对传播学发展起到重大作用的著名学者以及他们的主要贡献。在书中，罗杰斯从达尔文、马克思等人的巨著开始讲起，一直讲到20世家60年代传播学作为新的研究领域为世人所接受，讲述了整整一个世纪的事件。在这些事件的讲述中，罗杰斯是以人物传记的方式展开的，我觉得这样更容易让人去了解传播学的发展历程。读完这本书，我对传播学的发展有了一个大概的认识。
《传播学史》第一章讲述的是施拉姆如何创建传播学的。施拉姆的传播学观形成于1942年，当时正在处于二战时期，当时的统计局长和战时新闻局的工作为其传播学观点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第一章还介绍了施拉姆的生平。读了这一章，我感觉到成功真的不容易，一个人要想成功往往要有渊博的学识，施拉姆就是具有历史政治学学士学位和心理学学位博士学位，而且精通英国文学，这位他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次，要想成功还要有适当的环境和善于思考和研究的习惯。这本书当中很好的交代了当时施拉姆所处的环境以及他的传播学观点形成与发展的过程。读完第一章，让我觉得传播学的发展确
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需要的是学者们不懈的努力。
接下来是本书的主要内容总共分为三大部分，这三部分由古及今，由欧洲到美国，逐一介绍了那些对传播学做出过重大贡献的著名学者。这些学者我们在以前的学习中大多接触过，但是所了解的并不多。读完这本书之后让我又有了更深的认识。
第一部分写的是传播学的欧洲起源，主要讲了马克思、达尔文和弗洛伊德这三位伟大的智者。由于他们都是欧洲人，而且对后世传播学的发展产生启蒙的影响，所以这一部分也就被称作传播学的欧洲起源。这三位智者相信很多人都知道，他们三人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和马克思主义对后世的学多学科的产生和发展都产生过重的影响。而传播学的起源也正是从此而来。读了这一部分，不但让我更全面的了解了这三位伟人，也让我更使得知道了他们的学说，增长了自己的见识。尤其是达尔文那种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更是值得我们借鉴，我想他们的成功都是自己的努力换来的。而成功者心中都会对自己的目标有一种执念，正是这种执念支撑着他们一直向前，最终取得成功。
第二部分是书的主体部分，也是讲述传播学在美国的发展。二战及二战以后，美国成为世界中心，无论经济还是文化，美国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这时期许多学者涌入美国，这为传播学在美国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这一时期传播学的发展也是传播学史上十分重要的阶段。
第二部分中写到了许多对传播学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人，包括传播学的四大先驱，也包括芝加哥学派等，这些学者都对传播学的发展产生中的影响。书中对这些学者的生平都做了详细的介绍。芝加哥学派的研究形成了大众传媒研究的模型、形成了符号论等等。而传播学四大先驱对传播学的发展更是影响重大，他们分别是拉斯韦尔、拉扎斯菲尔德、勒温、霍福兰。书中不但对他们四人的生平作了介绍，对他们的理论成果也做了介绍和分析。另外书中还介绍了维纳的控制论和香浓的信息论。这些内容构成了这本书的第二大部分，这一部分作者用墨最多，对所写的学者也表述的最为详尽。读完这一部分我对传播学在美国的发展有了一定的了解，对书中所提到的那些伟大的学者也有了更深的了解。我想一个人的成功不是靠自己就能轻易完成的，一个人的成功往往要借鉴别人的经验与理论拉来启发自己，这样才能使自己的理论变得更加完善。
读完这两部分，我对传播学的发展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从欧洲到美国，传播学经历了漫的发展史，经历了诸多学者的努力，传播学终于渐渐成型，而施拉姆就是传播学的创建者，第三部分主要讲的就是施拉姆创。
第三部分讲的就是施拉姆对传播学的贡献，这一部分较第一章讲得更为详尽，写出了施拉姆对传播学发展的贡献和影响。读完这一部分，我对传播学发展的整个过程有了整体的认识。我觉得施拉姆的成功与前面的诸多学者的努力是分不开的，而施拉姆本人也对后世有重大影响，书中也提到了像麦克卢汉和英尼斯等学者。这一部分是书的结尾，读完之后，我觉得我对传播学的了解更加深了，同时也知道了自己的无知。
《传播学史》是传播学历史上一本十分重要的著作，它讲述的是从无到有，传播学发展的整个历史，也详细记载了为传播学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学者及其主要贡献。我自己也非常喜欢这本书，首先，这本书不难读懂，作者的内容安排的也很清晰，而且有一定的顺序。其次，这本书的内容很丰富，读完之后可以了解很多东西，可以学到很多传播学的知识。最后，这本书以人物传记的方式写出来，更容易让人产生亲近感，也更容易让人直观了解哪些著名的学者。所以，这本书我非常喜欢。
罗杰斯是一位伟大的传播学者，他有渊博的学识，丰富的经验，所以他才能写出这样一本好书。《传播学史》不但让我了解了传播学这门学科，也让我了解了罗杰斯，更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任何成功者或者对某一方面做出重大贡献的人都必须具备多方面条件，但是扎实的学问还是成功的基础。我想，在以后的学习当中，我还会继续去了解传播学，继续去了解《传播学史》当中提到的人物。我相信特们的研究问题的风格与方法也会为我的人生做导航，这也会让我更好的去学习，去生活。
《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是E·M·罗杰斯以传记式记载的传播学直到1960年的历史。这样一本历史教科书式的50万字的著作，按照时间的跨度，分本别类的记载了传播学的起源，在美国的发展及传播学的建立。
本书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传播学在欧洲的起源。把我们引入查尔斯·达尔文，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和卡尔·马克思这些思想巨匠学术攀登的历程中。从进化论到精神分析学说到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批判学派，那时还没有传播学的概念，但是传播学的发端却是从生物学，心理学乃至马克思在审视工人阶级的异化而总结出的共产主义而来。罗杰斯的这种传记式的描述风格，为我们开拓了一个新的视野，重新审视传播学。
传播学根植的萌芽是什么？从达尔文的进化论的角度来看，进化论中的许多概念和机制被引入到诸如群体生态学，城市生态学和社会学中，这些理论的发展促成了非语言传播研究的展开，而这正是传播学的一个专业，引起人们的广泛兴趣。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来看，又将传播学引向个人的心理，情感以及态度。弗洛伊德从主观主义出发，通过研究梦境形成精神分析的学说。而这些理论成为传播学的根基（传播学中的理论在个体当中寻求行为变化的力量。）并在随后实验心理学家库尔特·勒温对群体动力学的研究一并促成了传播学的发展。勒温在心理学中的研究比如“场论”和“矢量”的概念既是基于弗洛伊德的理论（比如将主观主义重新植入其中，而这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方法向契合），又与传播学紧密相连（“认识既是传播的结果，又是传播的起源。在你心中的东西业是获得的传播的结果，你告诉其他人的东西是来自同一心灵的内容——这些内容正经历变化，并相互发生作用”）。场论中的认识论恰好切中人类传播过程中的相互效益。而从马克思和批判学派来看，马克思有一种强烈的受迫害情结，他重视受压迫的人，他是一个建设性的设计者。他及其近代的批判学派的理论团体被经验学者看做思想和概念的来源。为传播学提供一条有价值的线索。从宏观的角度来说，它为传播学提供了一种社会的观察视角。
第二部分传播学在美国的发展提到了芝加哥学派，卡尔霍夫曼和说服研究，克劳德·香农的信息论和诺伯特·维纳的控制论等。
芝加哥学派的学者构成了一个以人类传播为中心的人格社会化的理论概念体系。对于他们而言，要成为社会的存在，人类的存在就需要传播，他们攻击对人类行为的直觉解释，取而代之一种符号交互论的观点。，芝加哥学派构筑了后来一媒体效果为中心的大众传播的模型。现今的教育模式是建立在生物学的基础上——反射弧模式（刺激，解释，反应的模式）。这种方式构造了中国式的教育体系，因为中国的教育模式是照搬西方的教育模式，而中国人的思维模式是善于从整体宏观的角度看待问题，同时对它进行抽象化的阐释，从相互的作用关系来看待事物的发展。在芝加哥学派中的心理学家J杜威的论证：反射弧的概念是靠不住的，他希望正规教育能够捕捉到孩子的自然好奇心，他认为解释是人类行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旦一个个体学会了一个新的概念，他就会以令人惊人的频率碰到有关那个概念的说明。这也挺好理解的，一个人只能理解他本来理解的那一部分，它是通过有知来扩展自己有知的疆域。杜威在芝加哥大学创建了一个小学，在学校里孩子是通过做来学到知识的，比如数学是在烹调和木工经历中被传授的。
香农的单向传播行为的模式有助于奠定传播学的学术领域，比起任何其他的理论概念化的工作来，它更适用于传播学的范式。即为传播学的主要组成部分提供了一个单一的易于理解的明确说明，这些组成部分是信源，讯息，信道，接受器，因此对于传播行为的传播研究可以确定出信源变量，讯息变量，信道变量和接受者变量。虽然香农对于信息论的研究是完全基于数学，他也曾说过人的意义和解释是一种软性数据，它不能被还原为准确的数学公式，传播的符号方面与工程无关。香农讲信息论限于工程传播，并告诫科学界防止将之过于广泛的应用与所有类型的人类传播，然而，传播学者没有对香农的警告给与太多的关注。
从这个角度来说，信息等太多比特的输入也许会让人丧失感知世界的能力，丧失对真实情感回应的能力。人毕竟不是1+1=2那么简单，正如格式塔对人格心理学的研究，作为个体的人是受环境和周围社会的制约的。今天，有必要对香农的传播模式重新予以概念化，以便反应作为过程的传播定义，认识到传播往往是非线性的，无意图的，并促使传播效果之外的其他重要研究课题的进行。因此，传播学者正在逐步摆脱他们早期对香农的数学理论的误解，这是一个逐步的渐进的过程，它最终将恢复我们对于作为自我纠正体系的知识界的信念。
第三部分讲述了施拉姆的故事，这位传播界的集大成者，是传播界领域的创始人。在全文的最后写道：“在一个更加遥远的未来时代，或许从现在开始的几十年以后，施拉姆期望传播学将会消失，作为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被吸收到行为科学的一个重要的统一体中，这些行为科学最低限度包括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政治学，人类学，经济学（这些学科在1900年左右就获得了他们目前的形式）它们的研究中心是人类行为，施拉姆希望传播学会导致这一趋向行为科学统一体的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