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路德的人把他看成一股要把基督教世界撕碎的邪恶势力。施莱登读过其中一位—— 约翰内斯·科克莱乌斯——写的路德传记。科克莱乌斯亲眼见过1521年沃尔姆斯议会上的路德，他在书中把路德写成魔鬼的盟友，受肉欲驱使，对推翻当局有无法餍足的渴望。双方都在宣传一种神话：新教改革是从萨克森一个默默无闻的修士这里开始的。然而，新教改革并不是一场独角戏。就算没有马丁·路德，宗教变革的大潮也会找到别的催化剂—路德出席沃尔姆斯议会之时，变革之潮已经在莱茵兰和瑞士涌动了。但是如果没有路德这个超级催化剂，宗教变革不会变成新教改革。
路德的那些想法本来可能只会停留在他的头脑里。它们后来影响世界，是1517 年至1521 年间的事件的意想不到的后果之一。路德问题被人称作“一场意外的革命”，但这是一出迟早会发生的意外。问题的导火索——赦罪符——不是新鲜事物。在这起事件中，发行赦罪符的正当理由是重修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重修开始于70 年前，一直没有完工。教皇利奥十世知道符号的力量（和力量的符号），所以亲自批准了这一计划。他用赦罪符来为重修工程筹资，但是资金来得很慢，而且一些统治者在阻挠他的计划。
然而，萨克森选帝侯国是一个禁止兜售赦罪符的国家，而且霍亨索伦家族跟萨克森选帝侯的韦廷家族（Wettins）关系也不好。不过，特策尔在非常接近萨克森边境的于特博格（Jüterborg）传道，吸引了大批信众。
路德的回应是给特策尔的大主教——勃兰登堡的阿尔布雷希特——写了一封信，随信附上了简短有力的《九十五条论纲》，批判了他认为的对赦罪符的滥用。究竟这篇论纲有没有如梅兰希通在路德葬礼上布道时所说的那样在1517年10 月31日那天被钉在维滕贝格大教堂的门上，我们不得而知。路德不打算让萨克森选帝侯在政治上为难，也并不打算让这篇论纲变成对全德意志的呼召。阿尔布雷希特自然而然地这样应对：他把论纲送到美因茨大学进行审查，而且抄送了一份给罗马。与此同时，未经路德授权的副本被印了出来，还被翻译成了德语。多明我会和其他人立刻跳出来为特策尔辩护。于是又一场书籍之战爆发了。
利奥十世的计算并非全错，但是他忽视了两个非常重要并且相互关联的要素。他低估了选帝侯腓特烈保护路德的决心，他也误读了正在产生的支持路德的运动。腓特烈毫不屈服，因为他意识到自己作为君主负有德意志帝国选帝侯的责任。而且，1519 年1 月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去世，德意志政治势力的天平动摇了。在接下来的选举中，腓特烈的一票在七票中至关重要。教皇不想支持两个领跑者（弗朗索瓦一世和查理五世）中的任何一个，他起初支持一位本土候选人，那就是腓特烈。对路德的异端指控被推迟了—在这重要的时期，路德更广泛的后盾浮出水面。
维滕贝格大学和路德的修会弟兄——他们早就想要修理多明我会了——理所应当地一开始就是路德的大后方，但是有些路德的支持者来自意想不到的群体，比如帝国的独立骑士，有一名骑士主动提出可以为保卫路德的事业召集军队。已经集结在罗伊希林身后的知识分子也与路德站在同一战线。德意志人对意大利人的文化傲慢和经济剥削积怨已久，此刻也发挥了作用，尽管他们并不会因此尊重犹太人的特权和文化。胡腾起初觉得赦罪符问题这种小事不值一驳，但是1519年7 月路德在莱比锡与埃克辩论之后，他意识到这是一个痛骂教会不改革的好机会。1518 年8 月奥格斯堡议会召开，教皇派出的特使是多明我会会长托马索·德·维奥（Tommaso de Vio），又称枢机主教迦耶坦（Cardinal Cajetan），议会上愈演愈烈的抗议让他难以招架。等到下一次议会（1521 年4 月的沃尔姆斯议会），他的继承者已经被抗议声淹没了：“全德意志都公开造反了。九成的人在喊‘路德！’，剩下一成的人在喊‘罗马教廷去死！’”
路德从不低估自己的对手，他们的本事在于把辩论的内容从拯救转成权威。第一次是在奥格斯堡与迦耶坦辩论，第二次是与约翰·埃克辩论，路德不得不面对一些他此前从未专心思考过的议题。埃克是英戈尔施塔特大学（Ingolstadt University）的副校监（vice-chancellor），当时可谓如日中天。在埃克《锥标》（Obelisks）对路德《星标》（Asterisks）这次笔战和1519 年7 月在莱比锡这次当面辩论之中，路德发现自己的战场比以往宽广得多：他否定了教会法中隐含的主张——罗马主教依照神授权利担当教会之首；他断言，教会公会议可能犯错，而且确实犯过错；他相信，胡斯的信仰有许多方面是“最基督徒的和最福音的”（most Christian and evangelical）。他说任何形式的权威，公会议也好，教会法也好，神父也好，都应当臣服于《圣经》的绝对权威。
与此同时，路德也呼吁比贵族更广大的“民族”（nation）将德意志从罗马的暴政下解放出来，建立一个真正神圣的秩序。在《论基督徒的自由》（The Freedom of a Christian）中，路德认为改革和与罗马教会和解都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基督徒既然无法通过善行获得功德，那该如何过上基督徒的生活？路德的答案是悖论式的：我们既自由又不自由，我们已经脱离“教士的暴政……教会的囚牢”，因为我们与上帝建立了直接联系。我们的束缚在于，这份自由伴随着基督徒“在世间完成上帝的爱”的责任。到目前为止，路德回避了“我们对统治者和教会的服从会因此受到什么影响”的问题。
到《论基督徒的自由》出版的时候，路德已经不可能与罗马教会和解了。科隆和鲁汶的大学都谴责他的著作。教皇1520 年6 月15日发布诏书《愿主兴起》，威胁路德和胡腾，如果不公开宣布放弃的话，就革除他们的教籍。路德把诏书和他的对手们写的各种书一起烧了，作为对他们在莱比锡焚烧他的书的回应。事情发展到“世俗权力”（secular arm）要在沃尔姆斯议会执行诏书，路德被要求出席议会。帝国顾问们想要避免路德问题成为教会改革讨论的主要问题。政治体会议拒绝在当事人有机会发言回应指控之前审议在德意志实施教皇禁令的问题。双方都没有实现自己的目标，不过最终达成的妥协是，德意志议会有权决定如何处置发生在德意志的影响教会的事务和教义问题。
路德在帝国的保护下前往沃尔姆斯，这趟旅行变成了一场胜利大游行。路德的书被摞在年轻的皇帝查理五世本人面前，书名被一一朗读出来。路德被请来指认它们，并说明是否支持书中的观点。路德在答辩中把这些书分成三类：那些论述信仰和道德的书就连他的敌人也是认可的，否认这些书等于否认基督教世界本身；那些论述教会的邪恶和教皇的腐败的书关乎如何治理基督教世界，否认这些书等于否认所有治疗基督教世界的方法；只有第三类书，那些与反对者的论战，路德承认写它们的时候可以更宽厚一点。当被要求给一个明确的答复时，他说他不会收回这些书，除非有人能用《圣经》证明它们错了，因为他的良心已“被上帝的话语所征服”（captive to the word of God）。印刷版的答辩中还有这样一句壮怀激烈的话：“这是我的立场，我别无选择。”（Here I stand, I can do no other.）
参考：
1.中信出版社 2018年12月 《企鹅欧洲史·基督教欧洲的巨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