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名历史人物，是许多人喜欢做的事。通过这种排名，可以看到不同的评价和看法，有些排名成为了著作，有些则通过其他形式展现出来。例如，“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这些诗句，实际上是作者对帝王的排名表现。
影响世界的100位人物，许多人都做过这样的排名。例如，周舒予的《影响世界历史的100位名人》、龚勋的《影响世界的100伟大人物》、陈枫的《一生要知道的世界历史100人》，以及迈克尔·H·哈特的《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100名人排行榜》等等。
其中，哈特的作品被认为质量更高。尽管这本书早在1978年就首次出版，但作者有足够的时间进行研究、参考其他资料，并修正其中的错误。不同作者的视角不同，或许是个人偏好问题，我觉得这些作品之间的差距还是蛮大的。
在哈特的这本书中，当然也有中国人上榜。比如，排名第5位的是孔子，第7位是蔡伦，第18位是秦始皇，第20位是毛泽东，第75位是老子，第82位是隋文帝，第92位是孟子。至于第21位的成吉思汗是否算，这个问题较为复杂，存在一定争议。
我们可以发现，在“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这句诗中，只有秦始皇上榜，其他三位都没能入选。而在中国四大发明中，只有造纸术的发明者蔡伦成功进入了排名，而且排名相当高。在他之前，除了各宗教的创始人外，只有牛顿能排在他之前。
让我们来看一下哈特对蔡伦和中国造纸术的评价。在公元二世纪之前，中国的文化相较于西方落后，但到了公元后的一千年，中国的成就超越了西方。根据许多标准来看，七、八世纪的中国文化在世界上最为先进。不过，到了15世纪以后，西方再次超过了中国。关键原因是，在蔡伦之前，中国没有合适的书写材料。西方有纸莎草纸，虽然这种材料有缺点，但比木头或竹子做的书籍要好得多。而纸的发明，彻底改变了这一状况。由于纸张成为了理想的书写材料，中国的文化得以快速发展，在几百年内迎头赶上了西方。
哈特的这种判断是准确的吗？我觉得，这和一些国内学者的研究结论一致。我曾在一些评价顾恺之和其作品的美术鉴赏文章中看到，专业人士普遍认为顾恺之的绘画水平和作品质量一般，之所以能成为早期的绘画大师，主要是因为造纸技术的进步和纸张的普及。
说到造纸，不能不提印刷术。哈特没有将毕昇列入世界历史影响人物，而是选了德国的约翰·古腾堡，古腾堡排在第8位，仅次于蔡伦。为什么是古腾堡而不是毕昇呢？哈特给出了解释。
早在11世纪中期，中国就发明了活字印刷，发明者是毕昇。毕昇发明的活字是用陶瓷做的，耐用性差，但中国和朝鲜的其他人对此做了一些改进。实际上，在古腾堡之前，朝鲜就已经使用了金属活字，15世纪初期，朝鲜政府还资助过一家铸造厂来生产印刷活字。
然而，毕昇是否可以算作一个有特别影响力的人物呢？我认为不太可以。首先，欧洲并不是从中国学会制造活字的，而是独立发明了活字。其次，中国直到近代才学会了现代印刷术，在此之前，活字印刷术并未得到广泛应用。
哈特当然也注意到了中国的历史记载。毕昇的事迹，只有在沈括的《梦溪笔谈》中有简短记载，全文仅274字，内容主要集中在技术流程上，像是胶泥刻字、排版方法等，并没有涉及毕昇的生平。至今，至少有三个地方争称是毕昇的故乡。
哈特还注意到，中国和朝鲜都发明过金属活字，但问题在于没有得到推广，最终中国不得不从西方再学习现代印刷技术。为什么会这样呢？从技术、经济、文化及社会结构等多方面分析，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技术上的难度和成本较高。
汉字数量庞大，古代常用字有五万之多，制作成本远高于雕版印刷。而西方拼音文字加符号就只有100多个。同时，油墨材料与书写墨水有很大不同，且当时的生产能力难以满足大量印刷的需求。
有些人可能会问，印刷术真的有这么重要吗？我们可以从中国历史中找到一些线索。例如，为什么汉朝要采用推荐制，曹丕要搞“九品中正制”，而不是由曹操来推广科举制？直到隋文帝杨坚才实施科举制。宋朝的三级考试制度，实际上是平民开始参与考试的时候。而早在唐朝，像四川的陈子昂等人虽然有才能，但依然没能通过考试，原因就是没有普及的印刷技术。
唐代中后期（约8至9世纪），雕版印刷技术逐渐成熟，宋代时达到了巅峰。但没有印刷技术，书籍只能手抄，且纸张昂贵，普通人根本买不起书。因此，即使有人有才华，也难以被录用。那时的人们不是去做书法，而是去从事农活。
搞人物排名往往容易得罪人，所以很多地方在义务教育阶段，特别是在小学阶段，都不允许排名，甚至有些过激的规定，连分数都不允许公开。哈特在其《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100名人排行榜》中，漏掉了汉武帝和李世民这些历史人物，反而把隋文帝杨坚列了上去；在印刷术上，他没有提到毕昇，而是提到了古腾堡。那么，哈特对毕昇及其成就的描述是否公平呢？
我认为哈特的评价是公正的，因为他在书中明确了评价标准，即“影响人类历史进程”。郑和不能上榜，但哥伦布却排在第9位，原因是，尽管郑和的航海技术和船队规模远超哥伦布，但他没有持续影响，也未改变中国的朝贡体系，而哥伦布的航海却打开了殖民体系的大门，影响深远，至今没有消失。
在印刷方面，哈特尽管只有《梦溪笔谈》中简短的记载，但他依然认为这些是可信的，并没有否定毕昇的贡献。哈特的遗憾是，毕昇未能突破技术难题，未能普及印刷术，确实是个遗憾。
其实更应该庆幸的是，《梦溪笔谈》的作者沈括，因政治斗争失败、家庭压力过大，才躲起来专心写作和记录这些内容。否则，毕昇的名字，可能早就被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