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
【导读】当前国际秩序的激烈变化有目共睹。压力之下，中国正努力寻求与第三世界共同发展的突破口，为推动构建一个平等互惠的新国际体系打好基础。早在20世纪，中国就曾以革命经验凝聚“亚非拉人民大团结”；但在当前大变局之下，过去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建立的“革命兄弟情”，还能构成维系共同发展牢不可破的纽带吗？
本文从中非关系视角出发，指出：在西方围堵下，中国不能再天真地将历史上由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所建构的第三世界“革命兄弟”的想象，视为今天处理中非关系的基础。一方面，冷战后，中非共同步入市场改革和经济发展道路，在不发达的现实语境下，革命理想和生存需要所催生的“兄弟”不复存在，中非转而成为共谋发展的“朋友”；另一方面，多数非洲国家已步入稳定发展进程，对于殖民主义的体验日渐式微，因而往往基于现实利益，发展能使自己受益、不含排他性的合作伙伴关系。
作者指出，俄乌冲突直接冲击冷战后有利于非洲的国际格局，极大影响非洲粮食安全，导致欧美对非援助持续下滑。虽然非洲对于构建新国际体系中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但在俄乌冲突带来的外部风险下，中非合作将面临巨大挑战。对此，作者提醒我们，切勿将第三世界的“过去记忆”视为“未来选择”。中国不能简单地把非洲想象为“过去的兄弟”，而应考虑非洲内部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的变动，以及美国和西方对中非合作的干扰；应利用中国的发展资源优势，打造中非合作不可替代的领域，才能在未来发展出真正牢不可破的中非关系。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22年8月刊，原题为《想象的兄弟，还是现实的伙伴？——中非关系的历史叙事》，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诸君参考。
想象的兄弟，还是现实的伙伴？
——中非关系的历史叙事
对于真正处在世界“东方”的中国而言，如果没有19世纪中叶西方资本主义将中国强行纳入西方“世界”的话，中国在这场危机中或许也只是个“观火者”。“被动”进入西方世界，是引发中国近代一系列政治、社会、经济以及对外交往问题的核心变量。从孙中山的“跂于国际平均地位”到毛泽东的“站起来了”和习近平的“强起来”所表达的“那口气”，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至今都未解决的“天下主义”和“世界主义”的文化硝烟。
乌克兰危机因所谓北约东扩和俄罗斯安全受到威胁的逻辑而发生。这一冲突本可以被视为源于欧洲“内部”宗教、地缘政治及经济利益分歧的事件，甚至可以被看作是欧洲未完成的民族国家历史过程中的一个插曲，却被欧美自由资本主义阵营放大为所谓的“民主与专制”的较量，从而构建出一个超越了地缘冲突范畴的新霸权逻辑，其背后则是一个对于中国而言极为险恶的地缘政治隐喻。
尽管中国反复重申不寻求改变目前的全球秩序，不寻求与美国对抗，专心致力于“和平与发展”，通过“做好自己的事”，谋求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但是，欧美国家主导的以强大的现代军事和经济武器为手段的霸权逻辑，将中国拖入了“次生性”地缘政治冲突中。
如果说，19世纪中叶中国被动卷入西方主导的全球化是一种无奈的话，那么，当下的中国虽不具备在整体上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集团相抗衡的实力，但凭借自身的经济发展和全球政治影响力，尤其是“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奠定的全球性的经济影响力，可能已具备了主动布局和把握这一巨大变局的部分条件。有调查显示，在非洲年轻人眼中，中国对他们生活的积极影响已经超过了美国，76%的非洲年轻人认为中国对他们的生活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而支持美国的只有72%，这一点似乎印证了中国正在增强的影响力。有的中国学者甚至开始思考一个近似天方夜谭的大胆设想：俄乌冲突引发的大变局，是否意味着世界正在孕育一个与现行以西方为主导的国际体系相平行的新型国际体系的可能性。于是，几乎被遗忘的“亚非拉人民大团结”的记忆被拉回当下。这个构想的要义是，如果说当年中国的“革命经验”凝聚了亚非拉人民，那么今天中国的“发展经验”能否再次成为团结亚非拉人民的新的政治实践资源？
我们当然不能天真地假定今天的“亚非拉”还是昨天那个“亚非拉”。但是，一方面，自由资本主义阵营正试图将中国排除在它们主导的国际体系之外，而中国又不可能仅仅通过内循环实现现代化；另一方面，世界需要中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更需要中国。在这样的条件下，中国力图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推动构建新国际体系，并非没有合理性。中国维护全球化，自然应继续尽最大可能维护与西方国家的合作；但与此同时，中国也会在自己的“朋友圈”中寻求新的战略合作资源。2015年，笔者在《非洲对于中国发展的四大战略意义》一文中，提出了非洲在中国与西方博弈中的战略杠杆意义。在亚太、拉美、中东、中亚等地区战略不断变动的条件下，一个地理上虽然遥远，但已与中国建立了稳定且密切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的非洲大陆，对于中国构建新国际体系的基础性战略意义凸显。
▍非洲与大变局中的世界
非洲一直被看作是人类的发源地，这自然意味着非洲大陆与其他大陆存在着源远流长的历史联系。但是从现代视角来看，非洲与世界的关系几乎都呈现为一种挥之不去的“苦难”叙事。其实，在欧洲殖民者在非洲开始奴隶贸易之前，当地酋长贩卖奴隶的现象在非洲已经普遍存在。公元7世纪末，阿拉伯人在北非开始奴隶贸易，伊斯兰教随即传入非洲，非洲与中东由此逐渐形成了基于贸易和宗教的密切联系。14世纪西班牙人开始在非洲贩卖黑奴。1562年英国人首次来到塞拉利昂，同样也是从事贩奴生意。然而，到18世纪，英国人开始把黑奴送回西非，并把今天塞拉利昂的首都作为自由港，收留黑奴成为自由人，发起废奴运动，并派出皇家海军驻扎塞拉利昂，阻止贩奴船只。从那时起，尤其是1804年英国教会开始在塞拉利昂传教之后，欧洲各国通过在非洲开展各种传教活动和殖民统治，非洲与欧洲也逐渐形成了复杂而密切的历史关系。
从16世纪开始，欧洲人将印度人贩卖到非洲从事家奴、种植园劳动管理和基础设施建设等工作，很多印度后裔逐渐成为商人和农场主，从而开启了印度与非洲的经济联系。中国和非洲的交往开始于3世纪，《魏略·西戎传》列举的大秦属国就包括今天的埃及，直到1409年郑和下西洋到达今天的索马里和莫桑比克。[5]俄罗斯与非洲的关系主要开始于“二战”以后，从50年代开始，苏联成为非洲争取独立和自由运动的“教父”。
进入当代，特别是经历了“二战”后的去殖民化运动，欧洲通过将殖民议程转入发展议程，继续主导非洲事务，对非洲产生持续影响；苏联通过输出革命将非洲卷入冷战的地缘政治竞争中；中国作为第三世界的兄弟也开始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影响非洲。这些新的地缘政治力量的较量，使得冷战期间非洲与世界的关系呈现为碎片化的地缘政治景观。
在冷战期间，非洲不仅从苏联以及中国、印度等第三世界国家获得了物质资源支持，还在社会主义革命思想的影响下形成了泛非主义思想体系。冷战结束以后，非洲进入一个有利于国家建设和经济社会转型的发展时代。在这一时期，非洲虽然继承了西方国家的政治资源，但也在坚持独立自主的国家建设实践中不断影响西方对非战略和政策，使其调整得更有利于非洲的发展需要。非洲自主能力的不断提升及能动性作用的不断发挥，是当代非洲与世界关系的新特征。尤其是中国、印度、巴西等与非洲有着长期历史关系的新兴经济体在20世纪末期以来的快速成长，更是为非洲提供了更多可供选择的发展经验和发展资源。总之，非洲采用了不放弃西方、拥抱东方的非洲实用发展主义，实现了经济社会前所未有的发展，塑造了非洲与世界的新型关系。
从某种意义上讲，从早期的奴隶贸易到殖民时代的农业开发和矿产资源利用，非洲很早就被纳入西方主导的全球化体系中，并且至今仍未改变自身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边缘地位。这是非洲与世界关系的一个重要的基础性变量。在俄乌冲突带来的国际格局下，如果把非洲作为一个能动的主体放入构建新国际体系的战略中，那我们就需要检视非洲在这一大变局中的位置。
其一，非洲与中国、美国、欧洲、印度、巴西、日本、韩国和中东地区都保持着密切政治经济关系。如表1和表2所示，欧盟、中国和印度是非洲最重要的贸易伙伴，欧盟、中国、日本等则是非洲最重要的直接投资国。
其二，尽管非洲进出口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福法克认为，非洲一直都是大国寻求全球影响力的地域，而且美国和中国在非洲的竞争日益明显，但与东南亚、东亚、拉美、中亚和中东等地区不同的是，由于地缘位置和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等因素（如表3），非洲特别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尚未进入大国激烈竞争的核心圈。
其三，非洲一直都是世界主要经济体提供援助的重要地区（如表4）。去殖民化以后，欧洲将在殖民地的建设援助转为发展援助，并一直是非洲发展援助的主要提供方。目前美国、欧盟、日本、韩国对非援助占各自总援助的比例均高达30%以上。2009~2019年，中国的对非援助占中国总援助的比例接近45%。从某种意义上讲，非洲也是各国兑现国际承诺，提升自身全球影响力的道德高地和发展经验的试验场。大量的援助资金进入非洲，一方面推动了非洲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导致非洲国家普遍存在“援助依赖”问题。
其四，冷战改变了非洲以往单纯依赖西方殖民宗主国的格局，苏联、中国开始为非洲提供援助，非洲的发展资源开始多元化。20世纪末期以来，非洲因为其市场的规模潜力和丰富的自然资源，很快成为包括发达国家以及中国、韩国、印度、俄罗斯、巴西和中东地区等全球多元经济体经济合作的对象。非洲发展资源的多元化有助于放大非洲国家地缘政治资源存量的杠杆效应，客观上形成了非洲欢迎多元主体在非洲展开竞争的逻辑。
其五，对于非洲而言，冷战之后的国际格局基本上属于有竞争、无伤害的有利态势。非洲国家利用自身作为不发达地区的道德优势以及市场和资源优势，获得了包括人道主义援助、经济援助和投资在内的综合性发展资源（见表2和表4）。无论非洲各国是否有效地利用了这些资源，单从获得资源的角度讲，非洲是后冷战时代的最大受益者。
然而，俄乌冲突极大地冲击了这一有利于非洲的国际格局。俄乌冲突对非洲的粮食安全影响巨大。2016~2018年间，非洲85%的粮食依赖进口，总额度高达350亿美元；到2025年，非洲粮食进口额将高达1100亿美元。[8]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的一份快速评估报告显示，非洲高度依赖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粮食，2018~2020年间，非洲从俄罗斯和乌克兰进口的小麦占其总进口额的44%（其中俄罗斯占32%，乌克兰占12%）。除此之外，根据2021年OECD/DAC的报告，流入非洲的官方发展援助（ODA）已连续两年出现下滑。而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美国对乌克兰的援助几乎达到美国以往年度对外援助预算的总额，这无疑会导致欧美主要国家对非援助的继续下滑。
福法克在最近一份研究报告中认为，“在地缘政治转变中，非洲再次成为超级大国争夺全球领导地位的‘游乐场’”。“第二次冷战也许是非洲面临的最大挑战”的观点，表明非洲社会精英敏感地觉察到俄乌冲突对非洲的潜在风险。后俄乌时代，美国与欧洲势必会加强其在非洲的战略布局，非洲极有可能被迫卷入大国竞争，成为继亚太之后大国博弈的新战场，非洲将面临“选边站”的挑战，非洲与世界的关系可能会因为大国竞争进一步得到重塑。
▍从想象的兄弟到现实的伙伴：建构当代中非关系的两个认识框架
从中国的角度讲，当代中非关系的建构最初主要基于两个认识框架。
首先是基于“革命”的认识框架。20世纪初，列宁提出当时国际格局的核心问题是帝国主义战争和反对帝国主义的世界革命。毛泽东继承了列宁的这一判断，并在1942年提出“现在的世界，是处在革命和战争的新时代”的观点。“二战”结束以后，中国革命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亚非拉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亚非拉的去殖民化和民族独立潮流成为自中国革命之后“世界革命”的代表。因此，当埃及遭遇帝国主义的制裁时，中国在自己还很困难的时刻仍然向埃及伸出援助之手。在这样的语境下，非洲被视为中国革命阵营的“同志”。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讲道：“近代以来，亚非两洲的大多数国家在不同程度上遭受了殖民主义的掠夺和压迫，以至被迫处于贫困和落后的停滞状态，我们的呼声受到压制，我们的愿望受到摧残，我们的命运受旁人摆布，而且我们不得不起而反对殖民主义”。反对帝国主义的话语催生了一个超越国界、民族和肤色的“想象的革命共同体”，共同体内部自当是“兄弟”。这是当代中国对非援助很长一段时间强调不附加条件、不要求回报的重要背景。
中苏关系恶化以后，“一边倒”的外交格局不复存在，中国的国际生存空间发生重大变化，开始受到两个集团的战略封锁。在此格局下，新完成革命的中国更有理由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客观上，亚非拉各国的领袖们将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看作是实现理想的榜样。与此同时，毛泽东认为亚非拉人民的革命将会彻底摧毁旧世界，可以缓解中国被孤立的国际处境。为此，团结亚非拉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就不再仅仅是“革命”理想，也成为中国基本生存的需要。这为上世纪60~70年代中国对非洲的大规模援助提供了合法性支持。
在革命理论的启发下，有着不同世界历史遭遇的中非被建构为一个具有共同历史遭遇的“第三世界”共同体。革命的理想和生存的现实生产出一个将“共同的历史遭遇”“当下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未来”连为一体的中非关系现代叙事，中非由此成为“想象的兄弟”。基于革命理论和生存需要衍生出的核心要素构成了当代中非关系的基本成分，同时也形成中非“兄弟友好”的官方叙事。中非关系至此开启了战略性伙伴关系时代。
21世纪以来，中国实现了快速的经济增长，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也开始发生变化，这一变化最突出的特点是中国与世界的相互依存关系逐渐加大。与改革开放之初不同的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伴随着中国对世界市场、资源、资本的需求不断增长，中国资本、技术和产品的输出规模也不断扩大，中国既是世界的市场，也是世界的工厂。在此背景下，非洲再次成为中国开展合作的重要伙伴。2000年，中非合作论坛正式成立，标志着一个崭新的中非关系时代的来临，中非进入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合作”阶段。中国与安哥拉、刚果（金）的投资换资源合作受到全球关注，显示了新时代中非关系的多元性。2000年之后，中国对非贸易和投资快速增长。2009年中国成为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对非直接投资自2013年就超过了美国。在中国巨大的投资/贸易/援助为一体的机制支撑下，中非之间的兄弟、朋友和伙伴关系也合为一体，呈现出中非官方宣称的“牢固不破”的友谊。
▍中非关系的未来想象
中非在过去20多年形成的卓有成效的互惠互利关系，既得益于冷战结束后相对稳定的国际环境，也得益于中非双方均未成为过去几十年各种国际冲突的利益相关方。更重要的是，美国和欧洲的战略重点长期不在中国和非洲，客观上没有从根本上干扰中非合作的发展。在当前俄乌冲突可能引发的全球地缘政治巨变和大国竞争日益凸显的语境下，非洲又被部分学者假设到了“未来”的场景中。他们基于东非大地上飞驰的中国列车，中国在非洲修建的一条条道路和一座座桥梁，一批批非洲留学生来华学习这样的客观现实，构建出一个中国与非洲等第三世界共同建设新国际体系的“未来想象”，提出了一个拥抱第三世界是中国的历史宿命的命题。在西方围堵之际，推动建立一个维护第三世界根本利益的某种组织形态尚有一定的可行性；但是，考虑排除掌握全球经济命脉与创新前沿技术的发达国家，建立一个新国际体系的设想会面临巨大的挑战，尤其是试图将非洲作为这一蓝图中的基本战略资源的构想更需客观系统的研判。
首先，虽然非洲大陆依然处于全球发展的下位，很多国家内乱和政变时有发生，人道主义灾难频繁，对外部援助依赖性高，但在经历了将近70年从去殖民化到发展的历程之后，多数非洲国家已经步入稳定发展的进程。非洲已经有了如卢旺达、埃塞俄比亚等利用发展黄金时代的经验和资源实现成功发展的榜样。非盟作用的日益增强也从非洲整体层面强化了维护自身利益的机制。多数非洲国家在俄乌冲突中的站位，恰恰说明他们更加注重维护自身战略资源，显示了非洲国家对于任何“俱乐部”形态的合作均有可能保持敏感态度。
其次，如今多数非洲国家的领导人及对选举有重要影响的年轻人普遍缺乏对于殖民主义的体验，而且都深受西方自由民主思想影响，再加上包括宗教等因素的西方文化制度的长期影响，非洲社会在总体上不存在类似反殖民主义的与西方对抗的社会基础。有理由相信，非洲国家更倾向于接纳能使自己受益，且没有排他性的发展合作伙伴关系。
再次，相比其他地区而言，非洲作为中国外交正资产的整体性很强。中国在非洲没有历史“负债”，并且是支持非洲民族独立的“兄弟”和推动非洲发展的重要贡献者和伙伴，这是稳固的中非关系的基础。尤其是中国向非洲提供的投资/贸易/援助的组合型发展支持，是与美国和欧洲具有政治附加条件的援助和投资相比更具优势的发展资源，这是左右当下和未来中非关系的重要战略工具。但是，我们也不能天真地将“过去的兄弟”想象成“未来的兄弟”，更不能忽视非洲内部日益明显的多元化和在现实面前“友好关系”的流动性。事实上，中国已经不再是非洲眼中的那个曾经的“穷兄弟”，非洲社会如今普遍认为中国是“发达国家”。非洲是中国十几年打造出的重要外交资源，对于中国的外部发展环境具有不可替代的影响，不能因为过高估计自身实力和忽视非洲当下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的变动而透支这一稀缺的战略资源。切勿将第三世界的“过去记忆”简单地视为“未来选择”。在新的语境下，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而言，与世界各国携手推动基于新普遍主义的全球化比任何“俱乐部”的模式都更为关键。
最后，俄乌冲突之后的中非关系势必受到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冲击。可以预料，后俄乌冲突时代，美国及其盟友将会加大对中非合作的干扰，它们可能会通过价值观＋援助＋投资＋军事存在的组合拳，来阻碍和破坏中非合作的基础，更有可能联合印度等新兴经济体在非洲推动以民主为主线的经济发展计划。对于非洲而言，经济发展依然是非洲的核心关切。因此，如何提升中非合作论坛的机制，利用中国的发展资源的组合优势，打造中非合作的不可替代性领域，是强化未来中非合作关系的关键。一旦以往支撑中非合作关系的发展资源优势被削弱，中非兄弟关系的牢固性也必将受到影响。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22年8月刊，原题为《想象的兄弟，还是现实的伙伴？——中非关系的历史叙事》。欢迎个人分享，媒体转载请联系版权方。
Notice: The content above (including the pictures and videos if any) is uploaded and posted by a user of NetEase Hao, which is a social media platform and only provides information storage servi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