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
“德意志意识形态”是一部思想内容非常丰富的著作。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由于创立关于自然和社会的发展规律的真正科学而完成的伟大革命变革，在这一著作中得到了鲜明的表现。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并论证了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的原理，并指出生产方式在人们的整个社会生活中的决定作用。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第一次阐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的最一般的客观规律；在这部著作中已经包含着社会经济形态这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并对历史上相继更替的各经济形态的基本特点作了简短的分析。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分析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时指出，政治和思想的上层建筑，归根结底是由历史发展的每一阶段上所存在的经济关系来决定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揭示了国家的作用，指出国家是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权力工具。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阶级斗争和革命是历史发展的动力。[1]
一、历史背景：意识形态的思想渊源
在马克思看来，阶级社会中的意识形态实质上是对本质关系的颠倒和歪曲，是虚假本质和真理外观的集合体。它作为统治阶级特有的思想观念生产和把控其所在社会的全部价值与意义，欺骗和支配社会成员的思想，以掩盖生产关系中统治阶级的特殊利益。
“意识形态”一词，最早是由法国哲学家特拉西在其论著《意识形态的要素》中首先提出的，试图为一切观念的产生提供一个真正科学的哲学基础。[2]最初是作为欧洲启蒙运动中实证科学的表征而出现的，拿破仑称帝之后，发现欧陆的哲学家多数对他有所批评，高傲的拿破仑遂以“意识形态家”轻蔑地称呼他们，之后在言语的使用上，“意识形态”偶尔会表现出负面的意涵。它被拿破仑冠以“脱离政治权力现实的抽象的推测型学说”之名，借此消除其共和主义政治理念对拿破仑在法国推行独裁统治的潜在威胁。拿破仑时期激烈的政治斗争使得最能代表实证精神的“意识形态学”逐渐凋零，而代之以一种代表着政治斗争武器的、具有抽象性和幻想性的意识形态。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世纪三四十年代德国爆发的哲学革命，意识形态受到青年黑格尔派的极力鼓吹，在他们批判宗教观念的过程中，意识形态被他们吹嘘和构想成一种能够“反对现实的现存世界”的革命性力量。直至马克思对这种观念作了彻底的清算，并以此为基础创立了“新唯物主义”，人们对意识形态的认识才得以发生根本转变。概言之，马克思扬弃了从拿破仑时期便被涂抹上否定色彩的意识形态，以“新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为剖析视角，重新阐释了意识形态的产生与变化，从而为摆脱统治阶级的精神支配、建设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提供了理论基础。
二、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
1、论述了唯物史观的前提和出发点
在《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把“现实的个人”作为唯物史观的前提和出发点。并指出，“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3]。这一论述表明唯物史观的前提是现实的人、他们的活动及其物质生活条件的有机统一。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还考察了历史发展的四个因素，也就是从社会结构的四个构成要素，进一步深入论证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前提。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就是生活资料的生产。第二个事实是生活资料的再生产，即新的需要的生产。历史发展的第三种关系就是人口的生产，即繁殖。历史发展的第四个因素是社会关系的再生产。[4]由此可见，马克思恩格斯在论述“现实的个人”时，总是把个人放在他的物质生产活动中和由这种物质生产活动所造成的物质生活条件中考察，为唯物史观确立了现实的前提和出发点，正是从这个前提出发，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整个理论体系。
2、指出了唯物史观的实质，即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在《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5]的命题。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的生产者，意识依赖于物质，意识具有社会性，人的意识是随着物质生产的发展，随着交往关系的发展而发展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谬误和幻想也是存在的反映。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的命题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原理的最初的，然而是深刻的表述，并且在进一步论证中揭示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实质。这一基本原理是马克思恩格斯制定新世界观的出发点和归宿，全部唯物史观及其基本原理都是从这里展开叙述的。
3、阐明了交往、劳动、分工等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作用
马克思、恩格斯详细分析了交往、劳动、分工等对于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的作用，考察了近代大工业到来以后生产与交往发展的特征，科学地预言了交往、分工发展对于人类历史持续影响的前景和方向，特别是提出了关于民族间交往基础上的“世界历史”的理论，分析了历史愈益成为“世界历史”的原因、发生作用的形式和过程以及“世界历史”趋势的最终前途和意义。
在《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首先考察了原始社会以来人类交往和分工发展的过程，充分肯定了交往和分工等活动对于人类历史的意义，指出“分工是迄今为止历史的主要力量之一”。同时，马克思、恩格斯更集中地分析考察了近代大工业诞生以来生产、交往、分工发展的特点及影响扩大的情况，提出随着工业革命和大机器生产的时代的到来，“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6]“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宇宙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怪影的某种纯粹的抽象行动，每一个过着实际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个人都可以证明这种行动。”[7]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民族间交往的普遍化是促进历史愈益成为世界历史的基础，生产力的发展和普遍交往是相辅相成的，它们的相互作用是世界历史形成的根本动力。以大机器为标志的近代工业化的发展，是促进历史日益成为世界历史的最根本力量，“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8]。
4、论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
作为生产关系范畴实质上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形成的。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辩证发展这个极其重要的原理，在理论表述上又常常表述为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的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从诸种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物质关系，从物质关系中划分出交往关系，这种交往关系在一定的所有制形式下，就是交往形式，即“在过去一切历史阶段上受生产力所制约同时又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会”[9]。
在进一步论述生产关系时，还同生产的分工和所有制联系起来，从而和历史的发展联系起来。《德意志意识形态》在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的辩证的历史的分析时指出:人们只要进行生活的生产，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所以只有揭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才能从总体上把握社会，从而真正认识社会的发展规律。“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10]。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已成为桎梏的旧交往形式被适应于比较发达的生产力，因而也适应于进步的个人自主活动方式的新交往形式所代替;新的交往形式又会成为桎梏，然后又为别的交往形式所代替。由于这些条件在历史发展的每一阶段都是与同一时期的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11]。这样，一切历史冲突的根源在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而历史上各种矛盾冲突的解决，归根到底，是要解决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矛盾。
5、论述了市民社会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
马克思、恩格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原理出发，把市民社会规定为生产关系的总和，并从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关系，提升到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关系。上层建筑由经济基础决定，也只有从经济基础出发，才能正确地理解和阐明上层建筑各个部分对经济基础的能动的反作用。马克思、恩格斯把社会集体分为三个基本因素:即生产力、社会状况和上层建筑，并对他们的关系做如下的分析，“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理论的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这样当然也能够完整地描述事物。”[12]马克思恩格斯把从事实际活动的现实的人作为唯物史观的前提，考察他们的物质生产过程和物质交往过程，进而考察他们的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全面系统地反映人类现实的客观历史过程，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以自身的客观存在形态被揭示出来。
三、唯物史观的现实意义
《形态》作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是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形成的标志，第一次全面阐述唯物史观思想，把社会主义学说奠定在科学理论的基础之上。颠覆了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把抽象的人的类本质具体成科学现实中的实践活动，深刻阐述了唯物史观的核心是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探索了唯物史观发展的动力和源泉，预测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等。《形态》提出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这些原理和思想，展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度和广度。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九大政治报告中，明确地强调了新时代发展面临的主要矛盾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处于决胜阶段，作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阶段新境界的论断。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下，《形态》中所阐述的唯物史观思想对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1、加强意识形态建设，抵制历史虚无主义
意识形态话语权是我国社会主义道路不偏离的保证。《形态》中对“意识形态”思想进行详尽的阐述，意识形态处于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地位。在阶级社会之中，所有的意识形态都妄图将自身阶级的特殊利益宣称为全社会的普遍利益。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无产阶级应当牢牢掌握并坚守自己独特的意识形态，才能形成独特的无产阶级意识。
马克思主义不仅深刻改变了世界，也深刻改变了中国。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凭着坚船利炮野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华民族陷入内忧外患的悲惨境地。
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和中国人民的深重苦难引起了马克思高度关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马克思撰写了十几篇关于中国的通讯，向世界揭露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真相，为中国人民伸张正义。马克思、恩格斯高度肯定中华文明对人类文明进步的贡献，科学预见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出现，甚至为他们心中的新中国取了靓丽的名字——“中华共和国”。
近代以后，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就成为中国人民的历史任务。在旧式的农民战争走到尽头，不触动封建根基的自强运动和改良主义屡屡碰壁，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革命和西方资本主义的其他种种方案纷纷破产的情况下，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给苦苦探寻救亡图存出路的中国人民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全新选择。在这个历史大潮中，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一个勇担民族复兴历史大任、一个必将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人间奇迹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
中国共产党诞生后，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团结带领人民经过长期奋斗，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进行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艰辛探索，实现了中华民族从东亚病夫到站起来的伟大飞跃。这一伟大飞跃以铁一般的事实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13]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中国社会尤其是农村地区意识形态领域的安全受到趁“改革之风”进入的各种社会思潮的挑战已是不争的事实。市场经济体制下，很多农民对于理想信念的认识不够、需求不高，认为物质利益的增长才能给其带来可触摸的量化感，更严重的是，一些农村基层党员干部也受到蛊惑，开始出现思想信仰动摇、违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言行举止。[14]我们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警惕农村历史虚无主义，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思想，凝魂聚气。
2、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实现发展为了人民
马克思、恩格斯在《形态》中指出，强调“现实的个人”不是抽象的，是实践基础上社会关系的总和，是形成的相互交往相互协作的共同体，进行物质生产和再生产。“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凸显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人民群众的决定作用，高度强调人民群众的历史地位和创造性作用。
人民问题是时代的重要问题，需要重视人民的作用。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品格。马克思说，“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让人民获得解放是马克思毕生的追求。我们要始终把人民立场作为根本立场，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根本使命，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贯彻群众路线，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凝聚起众志成城的磅礴力量，团结带领人民共同创造历史伟业。这是尊重历史规律的必然选择，是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自觉担当。[14]
十八大以来，“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受到更加广泛关注，提升到了国家治理的新高度。十九大的政治报告成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把人民群众的地位上升到最新地位，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信念，以人的发展定位新时代的主要矛盾，突出表现了党中央立足于人民当家作主的起点。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作为其中的重要原则和组成部分，不仅体现了党的根本宗旨，也是《形态》中“现实的个人”和人民群众力量的彰显。
3、准确把握社会主要矛盾，扎实推进乡村振兴
马克思、恩格斯在《形态》一书中指出，任何社会都不可避免的存在主要矛盾和基本矛盾。无论何种社会形态，必定存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内生矛盾，表现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这就是人类社会亘古不变的基本矛盾，制约着社会的进步和历史的前进。社会基本矛盾是推动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的内在动力，社会基本矛盾决定了社会形态。
换句话说，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带动社会形态的变化，两者互相适应就会保持当前社会形态的稳定发展。反之，社会之中就会出现动乱甚至革命用来打破旧的社会形态。在社会基本矛盾的主导下又各有各的主要矛盾，社会主要矛盾是变化的。社会主要矛盾是社会突出问题的影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某一发展阶段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是很和谐的状态。只有正确认识和理性把握社会的主要矛盾，才可以为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制定合理适用的方针政策。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依然在农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依然在农村。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重点难点在“三农”，迫切需要补齐农业农村短板弱项，推动城乡协调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潜力后劲在“三农”，迫切需要扩大农村需求，畅通城乡经济循环；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挑战，基础支撑在“三农”，迫切需要稳住农业基本盘，守好“三农”基础。党中央认为，新发展阶段“三农”工作依然极端重要，须臾不可放松，务必抓紧抓实。要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重大任务，举全党全社会之力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让广大农民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15]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52.
[2] 杨生平.关于意识形态概念的理解问题[J].哲学研究,1997,(9):41-46.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23.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31-34.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30.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51.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42.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68.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40.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33.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81.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42.
[14] 郭松月.历史虚无主义对农村主流意识形态的冲击及对策[J].创造. 2021,29(05)
[17] 孙金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01.
[18] 陈丹丹.《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唯物史观思想及其现实意义[D].沈阳：沈阳航空航天大学,2018.
(作者系湖南师范大学中国乡村振兴研究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本书立足于中国现代化的大趋势，将大国村庄的进路置放在乡村振兴战略这一背景之下，以城镇化进程中的村庄发展多重演变之现实图景为逻辑起点，以构建促进城乡良性互动与共同繁荣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为目标，从“城镇-乡村”的互动关系中研判村庄演进对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影响，回应大国村庄演进的原因、动力、走向等理论问题;从村庄社会、村庄治理、村庄文化三个维度审视城镇化进程中村庄演进的三重形态，剖析村庄演进的各种社会风险，回应大国村庄进路的趋势与挑战等现实问题;从“国家—社会”层面观察城镇化快速推进中大国村庄演进的基本规律、未来走势，探索大国村庄演进的路径选择，回应村庄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建构问题;......","author":["陈文胜"],"publisher":"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appuin":"3084391334","isNewCpsKOL":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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