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宣言》与《共产主义原理》的互文性叙事
撰文丨牟文谦 徐伟新
牟文谦，临沂大学国家革命文物协同研究中心、主义马克思学院教授；
徐伟新，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 要] 《共产党宣言》与其前稿本《共产主义原理》在阐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和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过程中，既有对世界历史进程、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生成与发展、资本主义私有制形成与灭亡的客观性叙事，又有对不合理社会分工、资本主义私有制和社会主义思潮的批判性叙事，还有对无产阶级与其他劳动阶级、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共产党与其他政党的对比性叙事。深入系统地研究两个文本共有的叙事方式及其互文性特征，科学把握其叙事逻辑、叙事风格和叙事主题，是研究两个文本的内在联系以及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异同的内在要求和应然选择。
[关键词] 《共产党宣言》 《共产主义原理》 叙事方式 互文性
“互文性”一词由法国当代哲学家Julia Kristeva率先提出，言指词与词、文本与文本之间的“再现”“参照”“吸收和转换”关系。[１]作为主义马克思政论性文章的翘楚之作，《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与其前稿本《共产主义原理》（以下简称“《原理》”）既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世界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撰写的政治纲领，也是他们运用新世界观揭示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和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科学社会主义经典文献，更是他们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铲除资本主义私有制，实现全人类解放的战斗檄文。它们在基本范畴、核心思想和叙事方式上都具有突出的互文性，深入系统地研究两个文本共有的叙事方式及其互文性特征，科学把握其叙事逻辑和叙事风格，是研究两个文本的内在联系以及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异同的内在要求和应然选择。
一、客观性叙事
客观性叙事是指言说者严格遵循事物发展的现实进程与客观规律，不带主观倾向地描述事物现状与发展过程的叙事方式，它是历史自己的“原音再现”。马克思曾不无批判地指出一些德国唯心主义历史学家以“写的历史”取代“历史”的现象，即“现实的生活生产被看成是某种非历史的东西，而历史的东西则被看成是某种脱离日常生活的东西，某种处于世界之外和超乎世界之上的东西”。[２]而“'历史’与'写的历史’，乃系截然两事。于写的历史之外，超乎写的历史之上，另有历史之自身，巍然永久存在，丝毫无待于吾人之知识”。[３]《原理》与《宣言》基于无产阶级解放的基本立场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目标指向，在科学阐释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过程中，深刻揭示了世界历史的客观进程和资本主义形成、发展与灭亡的客观规律，具有突出的客观性叙事特征。
（一）世界历史形成与发展的客观性叙事
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时代恰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欧洲国家获得确立，跃出本国并向全世界拓展的时代。资本家基于攫取世界市场和国际能源资源的需要，将整个世界勾连为一个整体，使其愈发呈现为一个由民族史向世界史纵深推进的过程和以资本为纽带而构建起来的国际交往体系。马克思和恩格斯将世界历史形成的这一客观进程及其引起的巨大变化，以凝练的语言写进了《宣言》和《原理》中。
世界历史生成与发展的客观性叙事构成了《原理》与《宣言》的叙事基点，这使两个文本在叙事顺序和叙事逻辑上具有一致性，但两者又有一些具体而细微的差别。《原理》没有明确提出“世界历史”的概念，而是借助于工业革命的发生与完成，以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生成与发展的相关叙事体现出来。《原理》指出，随着“蒸汽动力、机器和工厂制度”在各个工业部门占据了主导和支配地位，“所有那些迄今或多或少置身于历史发展之外、工业迄今建立在工场手工业基础上的半野蛮国家，随之也就被迫脱离了它们的闭关自守状态”。[４]《宣言》同《原理》一致，以对世界历史的客观性叙事作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推翻资本主义这一叙事主线的现实基点，但其叙事视野更加宏阔，叙事线索更加清晰。从时间维度上看，《宣言》将“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５]作为世界历史的开端，时间始点更早、更明确。从空间跨度上看，《宣言》不仅将《原理》中的世界市场化具体表述为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化、美洲的殖民化与贸易化等，而且看到了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对资产阶级力量壮大所起到的巨大推动作用。它指出，随着“工业、商业、航海业和铁路的扩展，资产阶级也在同一程度上发展起来，增加自己的资本，把中世纪遗留下来的一切阶级排挤到后面去”，[６]继而宣布了资本主义时代的到来。
同时，世界历史的客观性叙事贯穿着马克思恩格斯的新世界观。《原理》没有直接将世界历史的生成归因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间的矛盾运动，而是借助“工场手工业”、机器“大工业”“世界市场”[７]等语词体现出来，其展现的叙事线索是：自由竞争→工场手工业→工业革命→世界市场→世界历史。《宣言》更加强调市场的巨大需求和资本家对财富的无限追逐在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转变中的巨大作用。它指出：“市场总是在扩大，需求总是在增加。”“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８]据此，可以将《宣言》的叙事线索简列为：需要的增加、市场的扩大→蒸汽机的发明和使用→工业革命→生产和消费的世界性→民族史转变为世界史。由这一叙事线索可以看出，在《宣言》中，马克思更加看重生产力中的主体要素及其能动作用，为无产阶级更好地顺应生产力发展要求，切实发挥历史主体作用做了理论上和叙事上的铺垫。
（二）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生成与发展的客观性叙事
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产生与发展是世界历史发展和工业革命的必然结果。两个文本关于两大阶级生成与发展的叙事同样具有突出的客观性，在叙事顺序和叙事逻辑上也呈现出一定的互文性特征。
在叙事顺序上，《原理》将无产阶级的生成与发展置于叙事之首，按照无产阶级在实现共产主义中的主体地位→无产阶级的内涵→无产阶级的产生及现状→无产阶级的历史命运及其成因→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共产主义的顺序展开叙事。《宣言》虽未改变《原理》的叙事主题，但将资产阶级的生成与发展置于叙事之首，按照城关市民转变为资产阶级分子→中间等级分化→工业革命发生和完成→现代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产生→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与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全人类的解放的叙事线索展开。它是将无产阶级作为资产阶级的掘墓人展开叙事的，指明了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压迫和剥削使无产阶级无法生存，发起革命斗争是其“无奈选择”。
在叙事逻辑上，《原理》将资产阶级的生成与发展置于无产阶级的叙事逻辑之中，《宣言》则恰好相反。《原理》关于无产阶级产生与发展的叙事，按照理论阐释→历史生成→革命实践→最终目标的逻辑展开，体现了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实践逻辑和价值逻辑的有机统一。但无产阶级悲惨命运的彻底改变离不开对资产阶级生成与发展的分析，所以在《原理》对无产阶级的客观叙事中渗透着对资产阶级生成与发展的客观叙事。《宣言》将两个阶级的生成与发展置于人类阶级斗争的宏大历史叙事，以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深刻理论逻辑之中，将无产阶级的生成过程、命运状况及改变的必然性置于资产阶级生成与发展的叙事逻辑中。马克思之所以采取这样的叙事设计，一是因为资产阶级的形成与发展是各劳动阶级从各种超经济强制下解放出来，进而实现相对人身自由的客观前提；二是因为资产阶级是造成无产阶级悲惨命运并为他们联合起来创造条件的客观力量；三是因为尽管资产阶级建立了一系列社会政治制度和文化意识形态，但他们无法支配和改变“现代生产力反抗现代生产关系”[９]的客观规律。
（三）资本主义私有制产生与消亡的客观性叙事
《原理》和《宣言》不仅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产生与发展看成是工业革命的直接结果，而且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消亡看成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矛盾运动的必然趋势，两者在叙事顺序和叙事侧重点上同样呈现出互文性特征。
资本主义私有制是伴随着工业革命的完成以及资产阶级经济政治实力的增强而形成的。《原理》关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生成过程的叙事线索是：工业革命→“资产阶级及其财富和势力最大限度地发展”→经济上的第一阶级→政治权力确立→“社会上的第一阶级”。[１０]但资产者是如何成为经济上的第一阶级，又如何进一步转变为社会上的第一阶级的？这种转变对无产者产生了哪些影响？对此，《原理》并没有给出分析和解答。《宣言》不仅指明了资本主义私有制“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一系列变革的产物”，而且强调了资产阶级“政治上的进展”与其经济实力增强的同向性和同步性。在此基础上，《宣言》指明了“现代的国家政权”的阶级本质“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１１]
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消亡来看，两个文本都强调了生产力发展的客观作用，及无产阶级革命力量的壮大在推翻资本主义私有制中的能动作用，体现了世界历史客观进程与人的自觉活动的有机统一。《原理》指出，工业革命造成了无产者“在最有利于发展工业的大城市里”[１２]的集中，以及无产者革命意识的觉醒和革命力量的凝聚。随着无产阶级“力量的壮大，工业革命便孕育着一个由无产阶级进行的社会革命”。所以，“废除私有制甚至是工业发展必然引起的改造整个社会制度的最简明扼要的概括”。[１３]《宣言》延承了《原理》的基本立场和分析方法，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产生与消亡置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以及两大阶级关系的演变之中，指明了资本主义社会“并没有消灭阶级对立”的事实：它只是“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系列法律制度、道德宗教等“全都是资产阶级偏见，隐藏在这些偏见后面的全都是资产阶级利益”。随着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尖锐化，无产阶级“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１４]的条件也日益充足。但无产阶级革命意识的增强和革命意志的磨炼，离不开“有教养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的批判。
二、批判性叙事
批判不仅是人类审视世界的方法，而且是人类物质生产方式不断优化和人类精神活动不断丰富的重要动力。它发端于古希腊，但直到近代才成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种精神特质和叙事方式。《原理》和《宣言》在叙事方式上也具有突出的批判性特征，两个文本基于现实的斗争需要和共同的价值指向，主要对不合理的社会分工、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各种社会主义进行了批判。其中，对不合理社会分工的批判是前提，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批判是重点，对社会主义的批判是补充。
（一）对不合理社会分工的批判
《原理》和《宣言》都认为，分工的发展所引起的工业革命导致了阶级的简单化、社会的两极化和无产阶级的畸形化，《原理》中的相关叙事稍显简省而平淡，而《宣言》中的相关叙事则是详实而深刻的。《原理》指出，“阶级的存在是由分工引起的”，[１５]分工也是导致“从前的中间等级”“日益破产”，进而形成“两个逐渐并吞所有其他阶级的新阶级”的重要原因。资产阶级不仅“独占了一切生活资料和生产这些生活资料所必需的原料和工具”，而且选出了自己的政府，成为了经济、政治和社会上的“第一阶级”；无产阶级则完全没有财产，只能靠出卖“自己的劳动”来获取不致使自己灭绝“所必需的生活资料”。[１６]正是这种“被机器破坏了的分工”，使工人“失掉了最后的一点独立性”。[１７]
《宣言》肯定了社会分工的合理性，客观阐述了引领工业革命和拥有先进生产手段的资产阶级在生产力中的巨大作用。但这个按照资产阶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１８]的社会并不是一个和谐、公正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无产者不仅“变成了机器的单纯的附属品”，而且成为了“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的奴隶”，无论男工、女工抑或是童工，根本没有“性别和年龄的差别”，而“都只是劳动工具”。[１９]之所以出现这种两极分化的状况，根本原因在于不合理的社会分工和资本主义私有制。
（二）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批判
为了深入阐释资本主义的历史过渡性，帮助无产者全面理解其被剥削、受压迫的根源以及无产阶级解放的重大意义，两个文本都对资本主义私有制展开了深入的批判。这些批判性叙事既体现了马克思恩格斯高度的理论自觉和对无产者天然的同情心，又呈现出一定的互文性特征。
《原理》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批判一方面借助于对无产阶级内涵的阐释，以及无产阶级不同于其他劳动阶级、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比性叙事而展开；另一方面借助于对工业革命的发生及其影响的客观性叙事而展开。《原理》第2条问答指出：“无产阶级是完全靠出卖自己的劳动而不是靠某一种资本的利润来获得生活资料的社会阶级。”[２０]无产阶级为什么要出卖自己的劳动？出卖给谁？谁占有了他们的劳动果实？凭什么占有？由这一条问答引致的一系列疑问为资产阶级的出场和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批判做了叙事铺垫。《原理》第5至第23条问答对资本主义私有制批判性叙事的基本线索是：工业革命及其后果→废除私有制的任务目标→废除私有制的方法措施→展望废除私有制的结果。在这一叙事线索中，对无产阶级历史命运的关注和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批判始终交织在一起，资本主义私有制被看作导致无产者历史命运愈加悲惨的最直接原因。
《宣言》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批判更直接、更彻底，语言表述更加辛辣和深刻，逻辑更严谨。在《宣言》的“引言”中，“幽灵”“围剿”“旧欧洲的一切势力”“反动敌人”“联合起来”[２１]等语词的运用已基本说明，共产党的存在和共产党人的活动已经深刻危及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根基。《宣言》前两章不仅指明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产生和灭亡都是生产力、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和阶级斗争的阶段性表征，而且深刻地揭示出资本家对无产者剥削和压迫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它指出：“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２２]“魔鬼”一词不仅说明了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的狭隘性，而且说明了无产者生存样态的片面化、畸形化已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宣言》中的其他表述，如“工人仅仅为增殖资本而活着，只有在统治阶级的利益需要他活着的时候才能活着”；“这种私有制之所以存在，正是因为私有财产对十分之九的成员来说已经不存在”；“现代的、资产阶级的家庭是建立在……私人发财上面的。……无产者的被迫独居和公开的卖淫则是它的补充”；“这种专制制度越是公开地把营利宣布为自己的最终目的，它就越是可鄙、可恨和可恶”[２３]等，都可以看作“魔鬼”一词的典型注脚和具体表征。
（三）对社会主义的批判
19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欧洲和美国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社会思潮，这些社会思潮反映着不同阶级阶层的利益主张及现实诉求。为了消除这些社会思潮，尤其是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消极影响，《原理》和《宣言》分别对各种类型的社会主义者及其反动或落后的观点展开了尖锐的批判。
恩格斯在《原理》中将“社会主义者”分为三类，并着重批判了前两类。第一类是“封建和宗法社会的拥护者”，他们主张恢复没落、腐朽的封建专制等级制度，因而他们“根本不可能展现通过共产主义组织来解放被压迫工人的任何前景”。而当无产阶级发动革命的时候，他们就会“马上和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无产者”。所以，“共产主义者随时都要坚决同这类反动的社会主义者作斗争”。第二类是“现今社会的拥护者”，他们对现今社会的信赖度和认同度非常高。尽管他们担心必然产生的社会弊病，也提出了“种种简单的慈善办法”，甚至一些“规模庞大的改革计划”，但从本质上和最终结果上看，“他们的活动有利于共产主义者的敌人，他们所维护的社会正是共产主义者所要推翻的社会”。因此，“共产主义者也必须同这些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作不懈的斗争”。[２４]
《宣言》延续了《原理》的批判立场和批判基调，但其批判视野更宏阔，批判力度更深刻。《宣言》不仅把《原理》中“社会主义者”的称谓改成“社会主义”，把社会主义思潮分为“反动的社会主义”“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以及“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２５]三类，而且逐一对它们进行了深刻分析和严厉批判。一是对“反动的社会主义”的批判。无论是“封建的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还是“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它们要么“完全不能理解现代历史的进程”，企图“恢复旧的所有制关系”，或者企图“重新把现代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硬塞到……旧的所有制关系的框子里去”；要么“直接代表了一种反动的利益”，其“卑鄙龌龊的、令人委靡的文献”，成为“镇压德国工人起义的毒辣的皮鞭和枪弹的甜蜜的补充”。[２６]二是对“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批判。这种社会思潮鼓吹“资产者之为资产者，是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的论断，力图使工人阶级“厌弃一切革命运动”。[２７]三是对“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批判。这种思潮“拒绝一切政治行动”，并“企图通过一些小型的、当然不会成功的试验……来为新的社会福音开辟道路”，这不仅“同历史的发展成反比”，而且历史越发展，“这种反对阶级斗争的幻想，就越失去任何实践意义和任何理论根据”。[２８]《宣言》的这种批判性叙事，能够帮助无产阶级更加全面地审视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的本质，更加清醒地辨识革命的对象和同盟军，进而为制定正确的革命策略提供条件。
三、对比性叙事
《原理》和《宣言》不仅借助于客观性叙事、批判性叙事，深刻阐发了民族史转向世界史、共产主义替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以及无产阶级遭剥削、受压迫的根源，而且运用大量的对比性叙事，阐释了无产者不同于其他劳动阶级的历史命运、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尖锐对立、共产党与其他政党的区别。但两个文本又各有其侧重点，进而呈现出一定的互文性特征。
（一）无产阶级与其他劳动阶级
两个文本通过与以往劳动阶级的对比，揭示了无产阶级更加悲惨的历史命运。就此而言，《原理》在形式上比《宣言》更加鲜明和突出，而《宣言》则在内容上更显深刻，在逻辑上更加严谨。《原理》从出卖自己的方式、人身自由程度、是否占有生产资料及占有多寡、自我解放方式等方面，对无产者与奴隶、农奴、工场手工业工人进行了比较，揭示了无产阶级真实的生存状况：尽管他们生活在城市，被承认为人，但没有一点点财产，甚至没有民族和祖国。《宣言》没有刻意对无产者与其他劳动阶级进行对比，而是将无产阶级的悲惨命运贯穿于“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２９]的叙事之中，贯穿于资产阶级生成与发展的历史叙事和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客观叙事之中。这种叙事设计既尊重了无产阶级生成与发展的客观性，又凸显了无产阶级的悲惨命运及其改变的特殊性。其一，无产者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一无所有，他们“像其他任何货物一样，也是一种商品”。其二，他们受到资产者的压榨和剥削，但他们不是哪一个资本家的奴隶，而是“资产阶级国家的奴隶”。所以，“单个工人和单个资产者之间的冲突越来越具有两个阶级的冲突的性质”。其三，他们的生活状况和现实命运受经济波动和技术改良的影响更大、更直接，也更没有保障。其四，他们的组织纪律性更强，更容易联合起来共同战斗。所以，“许多性质相同的地方性的斗争”具备了“汇合成全国性的斗争”[３０]的可能性和现实性。
（二）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
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在生活状况和社会地位上存在极大的反差。《原理》指出，无产阶级为了生存，不得不以维持生存所必需的最低额被资本家雇佣，他们不仅生活状况差、社会地位低，而且没有任何保障和独立性；而资产阶级不仅控制着资本及其运行，而且是社会上和政治上的“第一阶级”。《宣言》基本上保留了《原理》中的这一思想观点，不仅强调了造成无产阶级悲惨状况的制度原因，而且对无产阶级生活状况和社会地位的对比性叙事更突出。《宣言》指出，资产阶级迫使一切民族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而现代的工人“只有当他们的劳动增殖资本的时候才能找到工作”，一旦找不到工作，他们就无法生存。工人由此“变成了机器的单纯的附属品”，现代工业越发达，“性别和年龄的差别”[３１]也就越没有任何社会意义。
此外，两个阶级也具有不同的历史使命及其实现方式。两个文本都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及其实现方式作为叙事重点，但它们在叙事顺序和叙事逻辑上有很大不同。《原理》在揭示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及其实现方式的叙事过程中，指明了资产阶级的历史作用及其实现过程。这些作用不仅体现在整个生产方式的改变上，而且体现在世界历史的生成与影响上，“到处为文明和进步做好了准备”，为“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能够完全自由地发展和发挥他的全部力量和才能”[３２]创造了条件。而《宣言》在揭示资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及其实现方式的叙事过程中，阐释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及其实现方式。《宣言》指明了资产阶级在历史上的革命作用：它“第一个证明了，人的活动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就”；它不仅“无情地斩断了……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开拓了世界市场”，“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而且使各自独立的地区结合成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统一的民族”。[３３]但资产阶级在炸毁封建制关系基础上建立起的所有制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也必将随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而被更新的所有制关系和无产阶级专政所取代。为此，无产者必须“废除全部现存的占有方式”并“摧毁至今保护和保障私有财产的一切”。[３４]而要做到这一点，无产阶级就必须成立自己的政党——共产党。
（三）共产党与其他党派
两个文本对共产党成立的意义及共产党与其他政党的关系进行了显性、直接的对比性叙事，不仅客观阐明了共产党与无产阶级、全人类解放的关系，而且指明了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革命策略、领导方法及无产阶级政党与其他政党的本质区别。《原理》更看重共产党与其他党派的共同利益，并积极谋求政策和观点上的一致，而《宣言》更强调共产党的独立性及共产党人对待其他政党的基本立场。
《原理》既阐述了共产主义组织与资产阶级政党对待民族、宗教的不同政策，又阐明了共产主义者对待其他政党的态度，重点阐释了共产主义者与英国、法国、比利时、美国、德国的民主主义者之间的关系。而对于德国来说，共产主义者“为了本身的利益”，首先要支持资产阶级取得政治统治地位，但“不要听信他们关于资产阶级的胜利会给无产阶级带来良好结果的花言巧语”；其次要“捍卫、讨论和传播自己的原则”，[３５]从而保证无产阶级的内部团结和组织纪律，同时又要主动采取策略不断增加双方的共同利益，为尽快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做积极的准备。
《宣言》虽承继了《原理》的基本思想，但对共产党与其他政党之间的对比性叙事更丰富、更深刻。它不像《原理》那样，在“共产主义组织”“共产主义社会制度”及“共产主义者”等概念中不断切换，而是相对固定地将他们统称为“共产党人”，指明了共产党与其他政党的根本差别在于共产党始终代表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并以消灭一切私有制为最终目标。共产党人不仅“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更不会“提出任何特殊的原则”；不仅“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３６]而且“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３７]所以，共产党人“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并“努力争取全世界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调”。[３８]与《原理》一致，《宣言》也把叙事的重点放在共产党人与德国民主党之间的关系上，同样认为共产党应该积极促成德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成功，进而拉开“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幕”。但如何才能不被资产阶级的花言巧语欺骗和愚弄？如何更好地捍卫无产阶级的原则立场？对此，《原理》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宣言》则有意识地克服了这一不足，不仅强调了共产党人应对工人展开教育，使其明确地意识到并时刻牢记自己的历史使命，而且强调了德国无产阶级正处在“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的重要地位，进而为其“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３９]获得整个世界，实现全人类解放创造积极的条件。
综上所述，《原理》和《宣言》通过客观性叙事、批判性叙事以及对比性叙事，不仅阐明了世界历史生成与发展、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形成与斗争、资本主义私有制生成与灭亡的客观必然性，而且通过对无产阶级与其他劳动阶级、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共产党与其他工人政党之间的对比性叙事，严厉地批判了资本主义不合理的社会分工、资本主义私有制及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思潮。尽管两个文本在叙事方式上存在较大差异，但它们在基本立场、核心思想与理论主题上的高度一致性，又决定了这些叙事方式在实践性风格与人民性取向上的内在统一性。这种高度一致性和内在统一性，进一步印证了马克思恩格斯这一对人类解放思想史上的理想伙伴在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中的同向性和互补性。正是因为恩格斯把在现实经济社会生活中的实践经验及其理论升华写进了《原理》之中，马克思才能比较轻松地把《宣言》写成一部集科学性、实践性、革命性、人民性于一体，影响至远的科学社会主义巨著。
注释
向上滑动阅读注释
[１]转引自[法]蒂费纳·萨莫瓦约：《互文性研究》，邵炜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页。
[２]《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45页。
[３]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11-12页。
[４]《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677、680页。
[５]《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2页。
[６]《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32-33页。
[７]《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680页。
[８]《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32、35页。
[９]《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37页。
[１０]《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680、681页。
[１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33页。
[１２]《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681页。
[１３]《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682、683页。
[１４]《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32、32、42、53页。
[１５]《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688页。
[１６]《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677页。
[１７]《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689、677页。
[１８]《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36页。
[１９]《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38-39页。
[２０]《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676页。
[２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30页。
[２２]《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37页。
[２３]《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46、47、48-49、38页。
[２４]《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690-691页。
[２５]《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54、60、62页。
[２６]《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54-60页。
[２７]《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60、61、61页。
[２８]《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62、63、63、64、64页。
[２９]《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31页。
[３０]《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38、38、40、40、40页。
[３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36、38、38、39页。
[３２]《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680、683页。
[３３]《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34、34、35、36、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