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名录中，中国与意大利的数量排名前两位。两国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也可视为文化的摇篮。虽然分别地处东西方，但中国和意大利的交往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
近几百年来，许多意大利人都曾成为中意文化交流的重要人物：
明朝万历年间来到中国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则将西方天文、数学和地理等科学知识传入中国，并将儒家学说介绍给西方社会。
当时来中国的传教士多半是意大利人，他们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基石。除了利玛窦之外，艾儒略被誉为“西来孔子”，郭居静编写了第一部中文发音辞典，利类思首次将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大全》译为中文。
1655年，卫匡国出版了直至今天仍极具价值的《中国新图集》，这位欧洲最早一批研究汉学的学者，被称为“西方研究中国地理之父”，他还编写了西方第一部中文语法书《汉语语法》。
康熙年间来到中国的郎世宁，入宫成为宫廷画家，历经康雍乾三朝，在中国从事绘画50多年，并参加了圆明园西洋楼的设计，极大影响了康熙之后的清代宫廷绘画和审美趣味。他也用画笔记录了清朝许多重要人物和事件，成为珍贵历史资料。
1924年，意大利作曲家普契尼将一个出自《一千零一夜》，发生在元朝的奇幻爱情故事改编为歌剧，即大名鼎鼎的《图兰朵》，脍炙人口的《今夜无人入睡》也正是来自这部歌剧。
……
1923年出生的白佐良，也与中国有着不解之缘。他早年担任外交官，在远东长达三十年，毕生致力于中国文化研究，还掌握了大量有关中意两国交往史方面的一手资料，发表了大量有关中国文学史、中西史的论著，将许多的中国经典和通俗文学作品翻译成意大利文。
1996年，他与弟子马西尼教授合作了《意大利与中国》一书，铺陈中意交往史。从最初的朦胧印象和零星接触，到丝绸贸易的兴盛，元朝时期的频繁接触，意大利传教士的文化交流，再到19世纪后的不平等外交，开眼看世界的中国人考察欧洲，并在意大利的复兴之路中寻找药方……
正如书中所言：
“古罗马人有一句谚语：‘人离得愈远愈受敬重’，用它来说明民族间的关系最适合不过了。历史告诉我们，地理上的接近很难使民族之间产生友情。在漫长的岁月里，他们互相认识了解，也可能互相敌视；正因为离得近，互相冒犯的机会也就更多。如果在空间上或者在时间上相距遥远，反而会容易形成美丽的神话和传说，人们往往将自己对黄金时代的思念和对乌托邦幸福的渴望，寄托在遥远的民族的身上。”
当然，这之中也免不了文化层面的碰撞，比如对孔子，意大利人就有着不同的看法，有人推崇，有人则并不喜欢。
到了近代，在中国开眼看世界的过程中，意大利也是重要角色。书中讲述了许多细节，比如小说《文明小史》。书中写道：
“一个意大利采矿工程师成了中国小说《文明小史》头几回的主角。在中国数千年的文学史上，意大利人作为主角出现在一篇文学作品中，这还是首次。事实上，直到本世纪的最初几年，还很少有异邦人物在中国小说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而将故事的情节部分或全部地安排在国外，则更是少见。”
这篇小说以湖南一个偏远闭塞、仍未感知到大时代变化的地区为背景。知府宁静的田园生活和松松垮垮的政务，被在城郊一家旅店发生的一件平常小事给打破，住在那里的一个外国人打了一个伙计，因为那个伙计给他端茶时未发觉茶杯是破的。
这位柳知府曾在北京待过多年，深知与外国人打交道时需要慎重。他得知情况后，决定到旅店拜访，期望尽快解决问题。这位意大利人表示自己是奉总督之命，来这里探查开采当地矿山的可能性。为了便于外国工程师的工作，知府让人张贴告示，令百姓为访客的活动提供方便。
但在当时的中国，迷信的人们认为若将矿山打开，就会使大地“元气”泄漏，修建铁路则会割断 “龙脉”。因此，民众感到恐慌，担心外国人的勘察会导致开矿。最终，柳知府被停职。
这个故事展示了当时中国大地的情况：一方面积弱，另一方面又受困于落后意识，拒绝与世界文明接轨，以至于少数人的努力变得无济于事。此外，西方人在当时中国文学作品中常常被讽刺，这篇小说也不例外，意大利矿师在作者笔下显得傲慢，也爱挑麻烦，但与此同时，人们又害怕外国人，认为他们如巫师一般，会扰乱传统生活。至于官员，也最怕和洋人打交道，因为一旦与洋人有摩擦，就意味着自己仕途危险。
白佐良有着史学家不可缺的严谨，他对中意交往史的研究，立足于海量的中外古籍梳理，在西方典籍和中国古代文献乃至考古遗迹中发掘出大量资料与线索。而更可贵之处，在于他既不回避近代西方社会的傲慢一面，还有对中国的种种掠夺，又直视中国传统社会的各种缺陷。近代中国社会的变革，离不开开眼看世界的过程。白佐良对这段时期的文化交流进行了详细剖析。他笔下的郭嵩焘，认为中国必须深入革新，薛福成认为政治和社会制度才是西方近代崛起的关键……相比民族主义与民族优越感，白佐良更强调开放心态，这才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