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避暑热，58岁的乾隆皇帝从北京起驾前往承德，在避暑山庄度过盛夏时光。一如往年。
不同寻常的是，一场来自民间的妖术恐慌，正从富饶的江南蔓延到华北。
很快，扑朔迷离的案情夹杂着谣言与恐惧，在各地陆续重演，直至席卷大半个中国。
主导着帝国盛世的乾隆，不由得心头一惊。
这一年，是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
▲乾隆皇帝画像。图源：网络
在承德，夏日的安逸被流言打破。乾隆收到一份机密情报，发送者是山东巡抚富尼汉。
农历五月，山东省城济南相传发生了几起“剪人辫发”的案件。
发辫，民间说法是“叫魂”的施术工具。所谓“叫魂”，则是民间传说中的一种诅咒妖术，可使人生病，甚至死去。当时坊间传闻，除了发辫，受害者的衣物、写有名字的纸符等也可作为施法的工具。
这看似荒诞不经，却让无数人为之惊惧。
在清朝，发辫是一个十分敏感的政治问题。满清贵族入主中原后，下令削发留辫。百姓头上的辫子，具有统治者宣传王朝正统的意识形态功能。剪辫妖术因此被看作是对满清王朝的挑衅，暗藏着挑起叛乱的政治阴谋。
▲在清代，发辫有特殊的象征意义。图源：网络
山东巡抚富尼汉不敢怠慢，在所辖地区抓获了几个疑犯，他们都是从外地流窜到山东的乞丐。
经过审问，富尼汉“证据确凿”地确定了妖术团伙的存在。
据被捕的蔡、靳二乞丐“供诉”，他们都是被妖术党招纳入伙，且大都来自南方，几个已确定名字的“幕后主谋”，包括和尚通元、吴元与算命先生张四儒等。
这些主犯是否确有其人，富尼汉也没弄明白，就火急火燎地上报朝廷，企图抢先立功。由此，源自民间的妖术恐慌，终于引起了皇帝的注意。
尽管乾隆认为“叫魂”流言甚为荒诞，但他相信，可能有人在恶意散布这些谣言。所以，他不仅要稳定民心，还要营造出朝廷会保护百姓免受鬼怪力量危害的氛围。
乾隆命大学士傅恒、刘统勋等人起草了上谕，下达到浙江、江苏与山东各省。这是关于这场妖术恐慌的第一份中央文件：
闻江浙一带有传言起建桥座，因而偷割发辫、衣襟等物……着传谕各该督抚饬属，密行体察，如果有此等请事，即行严拏重治其罪，否则将倡播之人查拏一二，严加惩治，以儆其余。
在发布第一道上谕后，乾隆又向各省发出了一份紧急诏谕，将山东审出的几个妖党首领名字分发到各省督抚手中，要求追捕几名主犯，并对妖党进行清剿。
皇帝说要擒拿妖党，那无论是否有真凭实据，各地官吏都得把这些妖人揪出来。
吊诡的是，在山东抓获了几名案犯后，作为叫魂起源地的浙江、江苏却迟迟没有消息。这引起了乾隆的不满，他将江浙官员痛批一顿，责备他们隐瞒实情，导致恐慌四起，竟然要等到山东官员上报朝廷才知晓。
总管江苏、安徽和江西三省的两江总督高晋，在回答乾隆对当地叫魂案的询问时，声称确实有听说过来自浙江的传言，但江苏本地并没有叫魂事件发生，谣传者也都得到惩处。
对此，乾隆极不满意：山东及全国各地陆续都有案情奏报，“江苏岂能独无其事”，你们不是在糊弄朕吗？
浙江巡抚永德奏称，初春时候确实有关于叫魂的谣言在浙江流传，但都是无知乡民以讹传讹。永德接着说，他已经在全省派出密探，没有查出山东案件供词中所说的妖党首领，只找到一个与“吴元”同音不同字的和尚，与叫魂案扯不上任何关系。
乾隆对此同样不以为然，说：“不意汝竟如此无用。”
总之，江浙地区官员按照从山东传来的情报，进行了卖力地追查，却没有发现所谓的主谋。乾隆却始终不信，以为江浙的官吏都在耍花招糊弄自己，于是，在朱批中写道：“汝二省殊堪痛恨！”
也难怪乾隆如此生气，因为，江浙一带确实是叫魂案的发源地。
▲乾隆皇帝画像。图源：网络
早在这年春季，浙江湖州德清县从隔壁县雇佣了一批石匠，重修东面城墙的水门与石桥，此即乾隆在上谕中所说的“起建桥座”之事。石匠吴东明和他的班子正在奋力赶工，一名叫沈士良的农民找上门来，请吴石匠帮个忙。
沈士良时年43岁，与他的两个侄子同住一院。这两个侄子是沈士良同父异母的长兄之子，似乎有暴力倾向，平时不仅对为人老实的叔叔百般折磨，还殴打虐待沈士良的老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