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年:史前中国跨入元中国时代古国古城陶寺良渚城址

公元前 2300 年,世界变化日新月异,精彩纷呈。

尼罗河流域的埃及已经过渡到古王国第六王朝时期,法老佩皮一世积极推行向努比亚和利比亚远征的政策,兴建军事和商业据点,加强了对西奈半岛和巴勒斯坦的控制。但历经第三、四两代王朝的兴盛,以及第五王朝的中衰后,此时的第六王朝,虽然还拥有约 180 万的人口,但是外强中干,已成强弩之末。

两河流域的苏美尔地区此前已经由园丁出身的萨尔贡率兵灭掉基什国,建立了阿卡德王国。阿卡德的势力范围,东到伊朗山区,西到地中海东岸,北到土耳其南部,至公元前 2300 年时,阿卡德王国的人口虽然大约只有古埃及第六王朝的一半左右,但就综合国力及其所控制的势力范围而言,已经明显超过了第六王朝。

地中海东部的叙利亚地区,此时正是已经存在大约 800 年之久的埃勃拉古国最强盛时期,它与埃及、两河流域、小亚细亚和腓尼基都有着广泛的联系。埃勃拉主要以种植大麦、小麦为主,另外,畜牧业、手工业和商业也相当发达。在政治上,埃勃拉是一个君主制国家,国王虽然为世袭制,但是在行政权力上,要受长老议会的制约。

地中海风光

在印度河流域今巴基斯坦地区,此前 200 年已进入文明时期的哈拉巴文化此时也正散发着璀璨的光芒。著名城市有摩亨·佐达罗和哈拉巴等,在哈拉巴文化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印章,其中有少量文字,但尚无法解读。考古发现,哈拉巴文化和西亚两河流域及尼罗河流域各文明古国都存在着广泛而紧密的联系,表明哈拉巴文化是青铜时代全球化世界体系中一个重要的成员。

希腊半岛东部爱琴海地区在公元前 2300 年前后时,克里特王国进入全盛时期。克里特文化大约起源于公元前 6000 年,自公元前 2500年进入金石并用时代,亦即前王宫时期,并有相当规模的建筑物。

中国大陆,公元前 2300 年则成为一个时代的转折点。首先是曾经对前中国时代文化产生巨大影响的良渚古国灭亡,290 万平方米的良渚古城被废弃;其次是位于西南地区成都平原的宝墩遗址群中,面积达 10 万平方米的都江堰芒城和面积约 20 万平方米的崇州紫竹古城在“同一年”(考古学的年是虚数,非实数。下同)也遭遇废弃,而该遗址群中的都邑级中心聚落、面积达276 万平方米的宝墩古城则在“这一年”进入衰退期,100 年后即公元前 2200 年也同样遭遇废弃的命运 。

石峁遗址航拍鸟瞰图

同是“这一年”,在黄河上中游交接地带的陕北榆林神木地区忽然崛起 400 万平方米的石峁古城;在黄河中游的关中地区,客省庄二期文化即陕西龙山文化开始形成。

最为重要的是,在史前中国格局大变脸的“这一年”,黄河中游流域的晋南地区,以面积达 280 万平方米的陶寺古城为大都邑的陶寺古国诞生了。

陶寺古国的诞生标志着史前中国跨入元中国时代。所谓元中国就是开始的中国、最初的中国。

在探讨中国国家起源、演进和形成的问题上,苏秉琦首先提出了古国、方国和帝国三个阶段和三种形态,这一提议在当时得到了大多数考古学家的认可。后来,严文明、张忠培等又进一步将其发展为“古国—王国—帝国”理论模式。

古国时代的标志就是初级国家的出现和文明的形成。古国有一整套的分层与分工的官僚管理系统,以及维护国家统治的司法体系和常备军队等。具体到考古遗存上,国家应比酋邦拥有更多更复杂的层级结构,拥有规模更大、功能更为齐全的高等级建筑群,譬如宫殿、王陵、手工业作坊区,以及城墙等防御性建筑设施等。

而酋邦是一个最高首领控制下的地域集团,虽然围绕权力核心形成了贵族阶层与普通民众阶层,存在着明显的社会地位的差异,但尚未达到用专政机器来维持其统治的程度。酋邦的进一步发展才是古国。

史前中国最初出现的国家形态是公元前 3000 年左右诞生在长江下游流域的良渚古国。良渚古国的诞生标志着史前中国社会在公元前 3000 年左右从酋邦时代进入古国时代。

古国时代可分为良渚古国和陶寺古国两个阶段。良渚古国阶段处在“文化中国圈”逐渐形成的前中国时代中后期。这一时代的特征是,“漫天星斗”,万邦林立,但普遍处于相对比较落后的酋邦阶段,只有良渚遗址是可以确认的已经具备初级国家形态的古国。

良渚城址结构示意图

这一时期,祭坛和墓地随处可见,“天圆地方”观念普遍深入人心,“敬天祭祖”成为“万邦”共同的精神信仰;玉文化普遍得到认同,北方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黄河中下游的仰韶文化和大汶口文化都发现了大量的玉礼器。而在良渚古国,玉文化更是发展到了史前的最高峰,不论是雕琢制作技术、工艺水平,还是在玉器的种类、数量和规模上,良渚的玉文化都达到了史前最高水平。

从文献记载来看,这个时段正是黄河中下游的华夏集团、东夷集团和长江中下游的南方苗蛮集团互相鏖战、争夺势力范围的时期。

随着良渚古国的灭亡和苗蛮集团的溃败,公元前 2300 年,明确以“地中”为立都指导思想的陶寺古国在黄河中游流域崛起,史前中国开始进入元中国时代。

这个时代的特征是,“中国”“中原”概念开始形成,龙文化开始向帝王文化演变,礼乐文化开始滥觞,“协和万邦”的上层理念得到普遍认同,“禅让制”成为华夏集团权力交接的既定法则。“敬天祭祖”的精神信仰和玉文化也进一步得到传承和发展。

同时,古国或疑似古国的大型都邑纷纷崛起,除位居晋南的面积约 280万平方米的陶寺城址、位居陕北的面积达 400 万平方米的石峁城址外,在黄河下游的山东日照还有面积达 300 万平方米的尧王城遗址 和 260万平方米的两城镇遗址,在长江中游的天门有面积为 120 万平方米的石家河城址,等等。

公元前 1900 年陶寺古国被以大禹为领袖的夏人即石峁人灭亡后,石峁人继承了陶寺人“最初中国”的文化传统和相关治国理念,再次南下越过黄河,先后在河之南中原大地上的登封王城岗遗址、禹州瓦店遗址、新密新砦遗址等地设立政治重心和军事堡垒,逐渐夯实了其一统天下的王国基础,最终在数代人的努力下,于公元前 1800 年开始建立面积达 300 万平方米的二里头大型都邑 —夏中晚期都城,这正是本书要给读者展示的那幅壮丽辉煌的画卷。

二里头遗址1号宫殿复原示意图

二里头都邑的诞生标志着史前中国由古国时代跨入王国时代,从传统中国意义上讲,则标志着史前中国由元中国时代跨入早期中国时代。

——摘自李琳之:《元中国时代:公元前2300~前1800年华夏大地场景》,个别地方有改动。因阅读流畅需要,删去了注释部分。

商务印书馆,2020年9月版

本书是一部用考古学资料揭示先夏及夏代早中期历史发展脉络的史学著作。全书主体共分16章80节,近50万言。不同于以往学人关于夏代区域性、碎片性的论述,作者置这段历史于同时期以西亚、中亚为世界文明核心舞台发展的背景下,以其高瞻远瞩的全局性目光、严谨缜密的思维逻辑和通俗明快的语言,用国际国内近几十年所取得考古学成果,第一次系统、完整而清晰地为我们勾勒出了从公元前2300年至公元前1800年这500年夏人兴起、迁徙、建城、建国、定都、扩张等一系列发展行为的脉络足迹。(丁波)

作者简介

李琳之,历史学者,出版有《中华祖脉》《家国往事》《祖先,祖先》等十余部著作。其中,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前中国时代:公元前4000~前2300年华夏大地场景》《元中国时代:公元前2300~前1800年华夏大地场景》和由研究出版社出版的《晚夏殷商八百年:大历史视野下的早中国时代》三部著作,构成了其从公元前4000至前1046年一个完整的上古史体系,是国内外第一套用考古学结合文献学揭示出黄帝至周初历史发展脉络的系列图书。

研究出版社,2022年6月

《晚夏殷商八百年》自2022年6月出版后,先后入选了长安街读书会2022年6月第5期好书、百道网2022年7月好书、中国出版集团2022年第4期好书,以及中国社会科学网“社科好书”、今日头条好书等推荐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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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中国史前时期的主要粮食作物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绝少发现小麦,西周以后的遗址中才开始有了碳化小麦。学术界一般认为小麦原产西亚,商周时传人中国。粟、黍、稻等农作物构成了历史时期农业发展的基础,见于甲骨文记载,至商周时期除了麦类作物的地位明显提高,其他主要作物构成基本与史前时期相类。jvzquC41yy}/q|lgq0io1ytuv1g9f;:
9.文明丨中国史前2000年:黄河中游地区的孕育|机核GCORES自此,陶寺遗址被考古学界与天文史学界高度重视,开始了6年的验证实验, 2009年6月21日,24节气中的夏至日,随着“陶寺史前天文台考古天文学研究”项目组利用陶寺遗址出土的“圭表”复制品测量日影的成功,证明了何努与武家璧的猜想,陶寺的这个建筑遗址的确是一座观象台遗址,而且是世界最早的,误差最小,可观测节气最多的jvzquC41yy}/ilttgu4dqv4ctvodnnx137918=
10.史前考古教研室陈胜前:《考古学不只是一门科学,更是文化,一项促进文化事业发展的事业》,《中国文物报》2020年9月18日。 陈胜前:《物质性与物质消费》,《信睿周报》,2020年7月21日。 陈胜前:《史前史的启示:人类如何演化》,《经济观察报》2020年9月28日033版 jvzq<84mi0rtz‚3twe4ff~3ep1y{nu4usmmk{|4c6dg2:;8g;6g59B;ccd6cfk;cg:lb7=50jvs
11.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4、由于各史前文化相互邻接,长时期相互影响和渗透,所以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一些共同因素,这一情况在中原及其周围文化之间表现得特别明显。 这就是说,中国史前文化既是多样的、不平衡的,又是有内在联系和相对统一的。这个特点是在中国具体的地理环境条件下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而逐渐形成的,因此本文拟先从史前jvzq<84mcqmv0lxup0io1ƒ|d1zyzl8~lzn5xo}~{l1814=561v814=5639e69=;8784tj}rn
12.中国史前宗教与社会权力的演进史前中国文明正是在适应这种公共需求过程中而逐渐萌芽的。例如,五帝之前的“三皇”据说就是上知天象、节气,下明地理、水文,并能治民、卜筮、懂得乐理的一类人物。三皇之名始见《周礼·春官宗伯》:“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关于“三皇”的名称有不同记载。例如《风俗通义》引《尚书大传》:“遂人以火纪,火jvzquC41euyo0ls1fm€hzy4|izv`|pxjmz532;9pf3w04976245u4976247:a><555<60|mvon
13.琢磨成器:中国史前石器的考古学观察磨制石器是新石器时代乃至历史时期相当长的时间内的主要生产工具,可以为我们揭示当时社会的手工业生产、社会分工、等级分化以及宗教丧葬活动等一系列史前人类的信息,是我们理解当时社会现象的重要实物证据。有鉴于此,中国科学院大学与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合作,开展“郑州地区仰韶文化中晚期的石器工业和社会复杂化”研究。jvzq<84yyy4xpjxv0eun1j4mzvy04975127268<3484ivvq
14.《中国通史》笔记(一):史前夏商周秦汉(中国通史)剧评后世把他和孙武并称为“孙吴”,《吴子》与《孙子》又合称《孙吴兵法》 商鞅:在魏国时深受李悝、吴起影响,后投奔秦国主持商鞅变法 战国变法运动,绵延一百多年,极大地改变了社会面貌,其范围之广,影响之深,史无前例。变法中形成了中国之后两千年的国家机器、经济结构和法律制度的雏形,虽然历经政权交替、朝代更迭,以jvzquC41oq|jg7iqwdgo0lto1tkwkn|136;229:61
15.欧美学者研究中国先秦史概况(1990年之前)邵望平、莫润先写有相关书评,见《考古》1989年12期。 意大利 安东尼奥·阿马萨里: 《中国古代文明——从商朝甲骨刻辞看中国史前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0年),试图由宗教、中国人的来源、地理环境及中国人的思维结构诸方面来说明中国古代文明的特征。 整理自 先秦史jvzquC41yy}/fxzdcp4dqv4pqvk08?87;59:;8
16.2021年中国历史学五部优秀著作作者复现了世界史各个分支学科的演进路线,肯定了早期学科创建者们的艰辛探索,批判地介绍了不同时期的史学观点,特别是分析了早期西方史学理论在中国学界的反响与回声,分门别类地叙述创建者们在史前史、历史哲学、革命史、文化史、国际关系史等世界通史、断代史、专题史和地区史诸方向上取得的成就与不足,为读者提供了jvzq<84nnu4du|s0ep5yymy142832@4v42832@78a7:2;@960jzn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