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夏商周断代工程结束的15年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北京举行了“山西·陶寺遗址考古成果新闻发布会”，称中国最早的国家社会不是夏朝，而是帝尧邦国，并且认定陶寺遗址与五帝中尧帝的都城存在高度联系。陶寺遗址的发掘与研究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探源工程正是对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承续。
在发布会上，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所长王巍说，目前，没有哪个遗址像陶寺这样与尧都的历史记载等如此契合。后世历史文献记载、当地民族志资料、地名甚至方言等，也都指向尧都在临汾一带。所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陶寺遗址很有可能就是尧的都城。而像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主任李伯谦、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何驽、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王震中更是直接认定“陶寺都邑遗址就是尧都”。
但是在何驽看来，目前无论是地上、地下所有的证据都指向陶寺遗址就是尧都。“在中国，几乎没有一项学术发明是不存在争议的。‘陶寺是尧都’的证据单拿出来，每一个证据都是可以质疑的，但是这些所有的证据形成了完整而符合逻辑的证据链，那么就是有力的，就可以下定论。”
共识1：陶寺遗址是史前东亚最早的都城
陶寺城址位于山西南部襄汾县城东北约7公里的陶寺镇。上世纪50年代，考古调查发现了陶寺遗址，认为是一处龙山时代的大型遗址。1978-1985年，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山西队与山西临汾行政公署文化局合作，为了寻找当时认为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朝代夏朝的遗存，发掘了与文献中所谓的“夏墟”有联系的陶寺遗址。
当时在居住区和墓葬区发掘出墓葬一千余座，其中大贵族墓葬六座，出土了陶龙盘、陶鼓、鼍鼓、大石磬、玉器、彩绘木器等精美文物，表明了当时已经出现明显的社会分化和王权，震惊海内外。通过碳14等技术手段和考古方法的测定，确定了陶寺文化分为早中晚三期，最早距今4300年，晚期则为公元前2000-1900年，已经进入夏初纪年的范围。
在此后的发掘中，相继发现了巨型城址，城内发现了王宫区、仓储区、手工业作坊区、高等级贵族墓葬区和祭祀区、庶民居住区等，已经具备了作为都城的全部内涵。因此，学界对于早中期的陶寺遗存是一座距今4300—4100年的都城几无异议。
共识2：陶寺遗址与尧都是最为紧密的
既然对于这是一座距今4300-4100年的都城遗址这个判断达成了共识，那么它的主人是谁？
自1978年陶寺遗址发掘以来，学术界有关它的族属问题多有主张，基本有“唐尧说”、“尧舜说”、“有虞氏说”以及“夏族说”。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和发掘的新进展，“主张陶寺遗址是夏文化的论者已经基本放弃了原先的判断，而渐渐形成了陶寺文化的早中期的族属是陶唐氏更为合理的共识，只是对于陶寺晚期遗存同夏文化的关系持有进一步思考的意见。”王震中总结道。
因为晚期的陶寺遗址不但已经由都城沦为普通村邑，其社会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异：其城垣被废弃，宫殿和具有王权礼仪的空间建筑观象台被破坏等，所以作为都城的陶寺遗址主要指的是其早期和中期。
即便是对陶寺遗址存在诸多质疑的学者，如中山大学人类学系考古专业教授许永杰也承认，“如果一定要我说是陶寺遗址谁的都城，我也倾向于是尧都，但也只能是早期可能是尧都。”
核心质疑：能不能这么快下定论
何驽认为，但凡一项学术研究或成果出来，都会伴随质疑，除非像殷墟一样发现了长篇甲骨文，但文字对于史前文明考古是可遇不可求的。围绕着陶寺遗址尧都说，其核心的质疑不在于到底是不是尧都，而是在于能不能、应不应该这么快下定论。
“没有一个说这不是尧都，只是说现在不要急于下结论，不要急于定案。”何驽告诉澎湃新闻记者。比如许永杰就说，“我不反对说它‘是’，但我反对把它说成‘一定是’。”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现在下定论是有些“急”。这里面是不是受到其他因素，比如地方政府的压力、各种利益的纠葛呢？
“地方政府当然希望我们早点说，十几年前就希望我们下定论了。但是在几年前，我们都觉得还需要更多的证据。但是现在证据链已经形成了，尤其近年宫殿区的发掘，和整体深入研究后，发现其呈现出来的政治理念和政治发明，都是尧的。”何驽颇为坦率地告诉澎湃新闻记者。
陶寺遗址证据链包含哪些内容
出土文字自证
陶寺遗址到目前一共发现了4个文字，其中2个字于1984年发现于一片扁壶残片上。这两个字中一个释读为“文”没有异议，另一个存在“尧”、“易”、“命”等多种解释。以何驽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包括古文字学家葛英会都支持其释读为“尧”。
2006年，陶寺宫殿区晚期基址发掘时，又新发掘出两个文字，其中一个残字何驽认为仍然是尧字。另一个还在释读当中。
“陶寺文字是甲骨文的源头，甲骨文的‘尧’字是上面是两个‘土’，陶寺这个是一个‘土’，就是一个字，只不过看你愿不愿意承认了。甲骨文的‘文’和陶寺的‘文’也是一样的。”在何驽看来，既然“文”字已经从甲骨文上认定了，现在古文字学界却不愿意从甲骨文系统认定“尧”字，只是比较谨慎罢了。
抛开具体文字的释读争议，比较能够形成共识的是，比甲骨文早了1000多年的陶寺文字，和甲骨文一样属于汉字系统，而且比较成熟，并不是符号。
“豮豕之牙”的政治理念
陶寺中期元首墓ⅡM22头端墓壁上，发现了以公猪下颌骨为对称轴，左右各摆3柄带彩漆木把的玉石钺（玉兵器）。公猪下颌骨上的獠牙出土时已经残断。
这在何驽看来符合《周易·大畜》中的“豮豕之牙”，象征着修兵不战、兵不血刃、不战屈人之兵的文德治国的“上政”理念，与陶寺朱书扁壶上的“文尧”二字同是对帝尧文德的颂扬，不谋而合。
“这种不战屈人之兵的文德政治理念，在当时崇尚军国理念的攻伐时代，是独一无二的，文献中是只有帝尧才有的。”何驽解释说。
赤龙与尧诞传说
《竹书纪年》中记有帝尧诞生的传说：“帝尧陶唐氏，母曰庆都，生于斗维之野，常有黄云覆其上。及长，观于三河，常有龙随之。一旦，龙负图而至，其文要曰：亦受天佑……赤龙感之。孕十四月而生尧于丹陵，其状如图。”
陶寺早期王族墓地中的元首墓，出土了一件龙盘，图案中的龙用朱砂绘制，何驽据此认定是“赤龙”，盘龙身上的鳞状斑纹可看成“龙负图”。何驽认为，陶寺龙盘中的形象与《竹书纪年》中帝尧传说耦合，或可作为帝尧王族神化的象征图示。
除此之外，民俗学上的这一地区独特的清明节气日期，语言学上这一地区方言称太阳为“尧王”（发音近似“窑窝”，旧县志记载为“尧窝”），乃至“陶寺”这个地名和陶唐氏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等等，何驽等学者认为已经可以说形成了完整而有力的证据链。
最后，抛开陶寺遗址和尧都的关系，让我们看看山西考古研究所总结的陶寺遗址在中华文明形成和发展中的地位和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