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文少卿团队发表的《科学家重建山东人群六千年遗传史，再证“重瓣花朵式假说”》，有建构失实的成分，给人造成误导，不能凝练真知。黄河中游农业人群、山东本地采集狩猎人群等伪概念，纯属子虚乌有。
百度搜索”黄河中游农业人群“一词，除了复旦论文之外，几乎没有相关内容。不难发现，该伪概念纯属复旦论文的伪定义，并不符合考古资料。应该纠正为【 黄河农业人群】，删掉”中游“，所给理由如下：
黄河中游河段流经黄土高原地区，因水土流失，黄河中游流经黄土高原。黄河上游落差大，水能资源丰富，中游流经水土流失严重的黄土高原，携带大量泥沙，在下游沉积下来形成地上河。黄河流经中游时，支流带入大量泥沙，黄土高原土质疏松，植被遭到破坏，使黄河成为世界上含沙量最多的河流。根据考古资料，距今约5500年前，黄土高原西部史前人类已经开始从事以粟为主的旱作农业。黄土高原地区的植被类型主要是草原和灌丛。由于降水量少,土地贫瘠，植被生长相对较差。大部分地区植被以短命草本植物为主，严重制约了该地区的农业发展。
黄土高原的形成，还是源于第四纪冰川时期大量黄土沉积，这些黄土疏松且易于风化、侵蚀，导致了严重的水土流失问题。据统计，黄土高原每年流失的土壤量高达16亿吨，这不仅导致土地贫瘠，也对下游地区造成了严重的泥沙淤积问题。水土流失还导致了植被的退化和气候的恶化，使得黄土高原成为一个生态环境极其脆弱的地区。黄土高原的气候条件也不利于农业生产，这里光照时间短、气候干旱，年降水量不足500毫米，且多集中在夏季的几个月。这样的气候条件使得农作物的生长受到严重限制，粮食产量低，农业经济落后。加之当地交通不便，基础设施薄弱，黄土高原的经济发展一直处于全国的落后水平。数据表明：黄土高原覆盖面积达64万平方公里，纵横交错的沟壑多达27万条，曾被联合国认为：该地区无药可救，并不适合人类居住。
历史时期黄河中游的天然植被大致是分成森林、草原及荒漠三个地带，由于这一时期农业民族从黄土高原上退出，让位于游牧民族，黄土高原土地利用方式变成以畜牧为主，使水土流失程度大大减轻，出现了西羌农牧人群。羌人就是殷商对西部牧羊人的蔑称，对于东方农业文明构成严重的威胁，如同北方胡人那样，羌人曾经参加五胡乱华。
在殷墟卜辞中有大量有关羌或羌方的记录。殷墟卜辞有“来羌自西”。《说文》：“羌，西戎牧羊人也。”至于羌方具体的活动地域，主要有以下几种说法：
1．认为羌方活动在渭水流域。
2．认为羌主要在商西北今晋西、晋北、陕西省东北一带。
3．卜辞的北羌当在今河南省东北角、河北省西南角。
在殷墟卜辞中，商王朝对羌方的采取的行动频繁，更有“征羌”、“伐羌”、“羍羌”、“执羌”、“获羌”、“获征羌”等多类用辞，可见，当时商王朝与羌方间基本处于敌对状态。卜辞中有大量“用羌”、“岁羌”、“俎羌”、“卯羌”的记录。
东方嬴姓族群大批西迁分多次，第一次是为商王开边守土迁徙冀晋，第二次为周王戍守西北陕甘边陲，分成两个集团赵国、秦国。居住在黄土高原的羌人被秦、赵征服，最终融入了汉族之中。
此图出自农业部。古代山东土地肥沃冠天下， 主要粮食作物产区几乎都在山东及其周围地区。由于中国东部大平原属半湿润、半干旱气候地区，当初从事稻粟混作，后来引进了小麦，致力于在中原地区推广小麦种植，奠定了黄河农业文明的基础，小麦最终称为北方汉人的主粮。湖南、浙江一带最早出现水稻，但还没有形成农业生产规模，也不是商周秦汉的主粮。自从汉代征服南方，才开始开拓南方农业，稻栽培已具相当规模。自从宋代以来，稻米慢慢变成了多数中国人的主粮。
后李文化（距今8500年至7500年之间）地处沂泰山系北侧山前冲积扇和鲁北平原，当时气候比较暖湿，可能比如今高。环境一度较优美，既有旱生植物、水草及灌丛，也有低地及水体，当时居住区域，地势比较平坦，接近河边，当时先民可能已经学会农业栽培，食物来源主要靠种植谷物，济南张马屯遗址发现了粟黍和稻、小麦族等，说明后李文化掌握了原始农业技术。后李文化遗址发现的新石器时期陶窑被誉为“中华第一窑”，说明后李文化基本上属于农业定居社会。后李文化遗址发现了数例N1b1-Z4784，证实N1b1-Z4784是早期农业人群，参与旱作农业的扩散。所以复旦大学文少卿团队把后李文化N1b1-Z4784常染定义为山东本地采集狩猎人群组，纯属子虚乌有。
黄河中游农业人群和山东本地采集狩猎人群等伪概念，有主观臆断之嫌，论文作者刻意采取了含糊的表述，与他们自己的论文数据自相矛盾，理由如下：
上图中的大汶口文化（黑字）西夏侯、大汶口、傅家、五村、午台-龙山，与新石器早期后李人群的遗传关系越红越近，但与南方新石器人群的关系越蓝越远。江苏刘林-大汶口、三里河-龙山，与南方新石器人群的关系越红越近。大汶口文化、山东龙山与黄河中游新石器人群之间没有密切的遗传关系，并不支持黄河中游农业人群组“重瓣花朵式假说”。因为黄河上中游没有发现比仰韶时代更早的古DNA，所以黄河中游只不过是猜想假说。
傅家、五村、大汶口、西夏侯等大汶口文化组，与现代日韩人的遗传距离最小且几乎重合，又接近山东新石器早期人群（扁扁洞、博山、小荆山）。大汶口、二村等大汶口组、历史时期山东人（商周、汉代至宋元时期），与现代山东汉族基本一致且完全重合。三里河、呈子、午台等大汶口龙山组偏离山东人常染圈，显然是受古淮河人群的遗传影响，因为江淮考古发现了不少大汶口-龙山遗址，与山东有渊源关系，又深受古南方人的影响。其实，早在距今5500年左右，大汶口文化在进入中期阶段后，就开始了急剧扩张的步伐。他们先是往北拓展至辽东半岛，然后又向南直逼江淮地区。但大汶口文化扩张的主要目的地显然不是南边或北边，而是西边辽阔的中原地区。
整体上来看，各地大汶口文化的黄色（西夏侯）成分占绝对主体。傅家、五村都是由黄色（西夏侯）成分和红色（博山）混合的，与现代日韩人群较为相近。三里河遗址、江苏刘林遗址、受到南方古人（古淮河人群）的影响，含有昙石山成分，比较接近江南汉族。
河南仰韶、庙子沟（内蒙古仰韶）、齐家等黄河上中游新石器组，介于大汶口文化组与尼泊尔古人之间，偏居一隅，并非重瓣花朵之心。因为山东新石器早期人群处于大汶口文化、红山文化、仰韶文化、日韩之间的中心点起着联系各文化区的核心作用，基本符合考古泰斗严文明先生提出的“重瓣花朵式假说”。
四夷之说始于周朝，夷戎狄蛮是以华夏周人为本位划分的，与新石器时代根本无关。炎黄神话最早见载于齐鲁典故，“姬姜联盟，建周灭商”，实际上就是炎黄联军用石质兵器打败铜头铁臂蚩尤军的神话原型，与新石器时代完全无关。“东夷”是指姬周对于东方嬴姓诸国及其殷商遗族反周势力的统称，与新石器时代无关。但很多民科、部分学者往往都将四夷之说和炎黄神话前推至新石器时代，吹捧中原本位主义，编造谎言悖论，但终被考古事实证伪。因此，将大汶口龙山文化定义为东夷文化，具有政治色彩，并不正确，应纠正为海岱文化。与“中原”这个地理概念相照应，山东及其周围地区正确定义为“海岱”，不带政治色彩。
国内学者观点带有私货，不如国外学者分析客观。旁观者清，意思是指：局外人比当事者看得更清楚、更全面。 国外论文研究认为：黄河血统——与黄河流域人群相关的血统，迄今为止采集到的最古老的个体是来自山东黄河下游的扁扁洞古人，已有 9500 年历史。与该血统相关的人群对当今大多数东亚和东南亚人产生了重大影响。不难看出：黄河中游农业人群和山东本地采集狩猎人群等伪概念，以中原本位主义思维进行划分，重演了周代夷夏之辩。
实际上，夷夏商是同源异流，实为龙山文化的不同分支，起源于黄河下游，得中原得天下，并不是说起兵中原，而是为了全国统一开拓国力和政治需要选择在中原地区。
《The genomic diversity of Taiwanese Austronesian groups: implications for the Into and Out of Taiwan models》论文：以博山和亮岛设置为基本祖源，对于东亚及其太平洋各族进行源溯分析：博山--古北方东亚人群 ；亮岛2号--古南方东亚人群。从远古祖源的角度来看，北方、南方各族的常染血统，基本上都是由博山和亮岛混合的。
福建新石器早期-奇和洞人的常染基因，纯属原始南方人群，但是台湾土著的常染血统比南方新石器早中期、汉本遗址（台湾铁器时代）南移得多，接近东南亚马来人。
与台湾土著相反，南方汉族比南方新石器早中期北移得多，更接近北汉，这是古代北方汉族人民不断南下并与南方土著民族相融合的结果，其实东亚北方人成分占比大，导致南汉血统与北汉的遗传关系密切，更远离南方新石器人群。新石器时代至近代东亚北方人对于南汉的基因贡献远高于新石器时代南方古人对北汉的基因影响，两者之比约8 : 2。这一检测结果，基本符合魏晋南北朝的大量北人南迁史实。
现有的古DNA证据表明，北汉血统始于大汶口龙山文化，形成于商代，最终定型于汉代。南汉血统始于魏晋南北朝，形成于南宋时期。
从古代常染起源上来看，东亚农业人群起源于黄淮海大平原，向西北/西南、华北/北亚、华南/东南亚、东北亚/日韩迁徙扩散，与当地土著游牧人群或渔猎人群混血，形成了亚洲各族，他们的血统主体来自黄河流域新石器早期人群（博山、扁扁洞），是最大的构成部分。
上图所示，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人口高峰，时间又早又长，而中原地区人口相对少。复旦研究表明，汉族的父系主体基本上是F8、F46、F11这三大下游支系，其爆发时间分别是5400年，6500年、6800年，才开始走出低谷期，在黄淮大平原上进行农业技术革命，实现农业人口大爆发，形成了城邦工业人口。大汶口文化父系社会，产生战争的社会基础--私有制已经形成，向中原强势扩张，形成了龙山文化，覆盖了中原及其南北地区，我们汉族的父系主体O2-M122及其常染血统就是龙山人后裔。
《再次解释“重瓣花朵式假说”，还原真相，消除误解》
庙底沟一期文化，是屈家岭文化和大汶口文化共同对中原仰韶文化产生强烈影响而形成的。庙底沟二期文化与大汶口文化之间存在着更多的关联，中原地区的大汶口文化曾称为大汶口文化颍水类型。庙底沟考古一期和二期两种风格迥异的文化层叠在一起，只能有一个解释，那就是这里曾经发生过一场文化入侵行为。大汶口文化在向西扩张过程中，与原有居民和文化发生了大的冲突，并代替了原有的文化。
可见，大汶口晚期对中原的影响具有革命性，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有研究者通过大范围的比对研究指出，大汶口晚期的扩张影响的范围涉及到良渚、石家河和中原地区，自此启动的中原地区的“龙山化”过程实则为“大汶口化”过程。
这类庙底沟风格的“三彩”陶器最早见于大汶口文化早期晚段（刘林期），延续至大汶口文化中期（花厅期），并且在邹县野店、兖州王因、邳县刘林、大墩子等大汶口遗址或墓地中常见。
庙底沟一期文化，距今5300年至5000年
庙底沟二期文化，距今4900年至4300年
大汶口文化刘林遗址，距今5300-4700年
大汶口文化王因遗址，距今6300-5500年
庙底沟晚期彩陶的变化体现了大汶口文化对中原地区的影响加强。（《仰韶与龙山之间：公元前3千纪前半叶中原社会的变革》原文刊载于《中原文物》2021年第6期）
山东、苏北、皖北、豫东等不同地方出土的大汶口文化陶尊，却有相同的陶符族徽，必是同一个族群，已具备民族属性，即【昊族】。这表明当时拥有陶符族徽的父系社会首领太昊，以泰山为中心，拥有最高的王权、军权，主持祭祖、祭日、祭泰山等仪式，对大汶口文化各区域拥有统帅权，各区域大汶口人群形成了同族归属感，孕育着民族观念的雏形。大汶口文化是由太昊氏族开创的，由少昊氏族发扬光大的，大汶口文化属两昊文化。少昊和太昊是继承关系，少昊部落是从太昊部落分出来的，以陶符“飞鸟负日”或者“含日之鸟”为族徽，向离泰山更远的地区迁徙扩张。因此，少昊集团的“飞鸟负日”族徽，略掉了“山”字。
民族意识的发展孕育，是从大汶口文化父系社会开始的，产出了三种意识：祖先意识、权力意识和图腾意识。进入文明时代以后，太阳从东方升起了。祖先意识的基础是血缘意识，血缘本为自然之缘，当其上升到社会层面，就超越其自然性而具有文化性。寻祖，一直往上推，会找到“共祖”。共祖认定，族群自然成立。中华民族有着强烈的祖先意识。太昊是中华文明的始祖之神，被尊为三皇五帝之首，就是中华民族的共祖。
古汉语里“花”“华”同音，“华”的本义为“花”。因而不少学者认为，大汶口、庙底沟彩陶上的花瓣纹，或许就是华夏之“华”的由来。已故优秀学者庄春波先生于1996年率先提出《华夏东西说》。他认为：华与夏原本不是一回事，华为族名。华族的渊源则与“昊”字密切相连。从文字学上讲，“昊”字声纽字义本与“华”同，为双声音转，字义相同，华族即昊族。华族初在东方，后逐渐西迁，主要表现在大汶口文化与龙山文化向西传播的过程，太昊、少昊分别是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的代表。龙山文化无疑是继承大汶口文化而发展出来的，少昊与太昊是继承关系，少昊部落是从太昊部落分出来的。在太昊的旗帜下，多民族和合共生，形成民族共同体，最终统一为中华民族。太昊因此而成为中华民族血缘和文化的广泛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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