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史官，大家肯定会想到司马迁和他的《史记》。史官，顾名思义就是编撰前朝史料、记录本朝史实的官员，后来专门分史馆史官和起居注史官。
不要小看一个史官，虽然权力没有其他官员大，但关键时候可是左右一个王朝命运的。西方政教分离，神职人员不但掌握了知识，更是控制了思想，所以地位往往在王权之上，虽然中国政教合一，王权具有绝对的威严，但神权还是对王权产生了一定的牵制作用。
而越是上古时代的中国，史官就越拥有这样的神权。史官们负责占卜、祭祀、巫祝、书史，他们拥有独门相传的天文历法及其他知识，王一般都很尊重他们，著名的上古史官如黄帝时的仓颉、虞舜时的伯夷等等。
史官的一大职责是记录王的一言一行，所以他还有权要求百官规诫王的缺点，如《左传》襄公四年载：“魏绛（春秋晋国公卿魏庄子）曰：昔周辛甲（弃商奔周的史官）之为大史也，命百官箴王缺。”
《吕氏春秋·先识篇》记载，夏太史终古见桀迷惑，载其图法奔商；商内史向挚见纣迷惑，载其图法奔周。可见史官不单记录历史，还掌握着王朝的核心技术，君权神授，史官的去向也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王权的合法性。
《周礼·春官》记载周王室设有五史，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御史自秦朝开始专门负责监察朝廷百官，在周朝的时候还只是史官的一种，又叫“柱下史”。著名的老子就是西周时的柱下史，西汉汉文帝时丞相张苍则是秦朝的柱下史。
周朝之所以出现东周战国的乱局与王子朝携周典奔楚不无关系，核心技术的外泄导致了各国纷争，王室衰微。而老子也正是因此次事件的影响而骑牛西出函谷关，留下了五千言的《道德经》，其后诸子百家并起，祸兮福兮？
史官的最大职责就是如实地记录历史，历史上最经典的史官尽责故事发生在春秋时的齐国，《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载：齐崔杼（zhu）弑其君庄公。齐国大臣崔杼因齐庄公霸占其妻而杀庄公拥立齐景公，结果史官就记了上面这段话。
崔杼要史官修改，史官不干，结果崔杼一怒之下就把史官杀了，谁知接替的史官还是那句话，一连杀了三个，到第四个的时候，崔杼也是气得没有脾气了，于是历史还是留下了那段故事。
历史到唐朝初年李世民发动玄武门兵变的时候，许多人都说这段历史可能被动了手脚，史书记载李世民向房玄龄要这段历史的记录看，房玄龄说这个一般是不行的，李世民说我看的目的是以史为鉴，有啥不完善的做些补充。
当然玄武门兵变李世民杀兄弑弟的历史是无法改变的，但为什么要这样做尽可以多加修饰。以目前我们可见的正史介绍，李建成兄弟是多么地不好，多么地无能，所以李世民被逼出手。事实果真如此吗？
要说“秉笔直书”，还得说越古代越认真，人心不古，越往近代史官们越变得圆滑。司马迁作《史记》从上古一直写到他生活的汉武帝时，司马迁曾因替李陵败降之事辩解而受宫刑，但司马迁并没有因个人恩怨而曲笔，对历史人物做了相对客观公正地评价。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也是史官，他们家世代为史，从上古时候就开始了，一般来说史官也是世袭罔替的，除了后代不出息。说到司马家，自然想到编撰《资治通鉴》的司马光，其实这个纯粹凑巧，司马光与司马迁只是同姓而已，司马光与司马懿倒是同宗，关系较近。
继司马迁《史记》之后，东汉班固编撰《汉书》，南朝宋范晔编撰《后汉书》，西晋陈寿编撰《三国志》，被称为“二十四史”的前四史。我们一直说的“二十四史”是指清朝之前的历史，加上柯劭忞（wen）编撰的《新元史》以及赵尔巽（xun）主编的《清史稿》，共二十六史。
一般都是后一个朝代的人编撰前朝的史，比较著名的有唐代房玄龄主编《晋书》；魏征主编《隋书》；李延寿主编《南史》、《北史》。《新唐书》有北宋欧阳修、宋祁、范镇、吕夏卿等合编，欧阳修还单独编撰了《新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都是元朝宰相脱脱主持修撰的，主修《明史》的是清朝张廷玉。
“不为君王唱赞歌，只为苍生说人话”，这是中国台湾作家柏杨先生在《柏杨曰》序中的一段话，他著有《中国人史纲》，近代史家吕思勉先生著有《中国通史》，美籍华人黄仁宇先生著有《中国大历史》。
为中国历史传承做出贡献的还有唐代刘知几《史通》、杜佑《通典》，明代李贽《史纲评要》、顾炎武《日知录》、王夫之《读通鉴论》，清代赵翼《廿二史札记》，近代梁启超《新史学》、顾颉刚《古史辨》、钱穆《国史大纲》、范文澜《中国近代史》等等。
从上古到近代，一代代史官接力耕耘，故使中国华夏文明五千年的历史延绵至今，华夏文明也是现存四大古文明中唯一未曾中断的文明。作为现代华夏民族的一份子，我们当继承先人的遗志，记录好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