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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静，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中心研究员。
现代化既是发展战略、理论建设、政策实践、学术研究各领域中的核心概念，也是一个存在多义性的语言符号。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探讨与唯物主义历史的研究实践中，语言/概念与物质/物质行动、意识/思维共同构成一种辩证互动的认识机制。在历史学者对近现代中国历史的研究中，“现代化”以及与之相关联的概念群以话语的形态，对于中国近现代历史行动者之思维意识以及历史叙事之时空秩序，同样存在着语言/概念在历史唯物主义中之“纠缠”作用的机制。我国的历史学研究亟需在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前提下，从方法论上明确概念的意义对历史秩序之形成及其在此秩序中的流布与延异，警惕由概念引导的融贯性历史叙事，以避免循环论证的茕孑之境和再次陷入“头足倒置”的哲学陷阱。
“现代化”（Modernization）是一个能指与所指存在多义性的语言符号。它可以意指内涵与外延具有多样性的分析性概念，也可以意指意图与主张相异的指导实践的发展理论和发展方案，又可以意指对峙各方设计和执行的不同战略行为，还可以意指独立发展却产生广泛外溢性效应的不同意识形态。在有关历史、现实、理论、政策、实践等牵连不同时空域的学术话语中，“现代化”概念的多义性问题尚未厘清，而学术话语对它的混淆使用已衍生出具有分歧性的学术效应。一方面，作为学术话语，“现代化”的泛用推动了“进步”“发展”等理念的传播和由“进步主义”“发展主义”思维主导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对欠发达、后殖民国家与社会的政策性研究；另一方面，在针对历史——作为已发生的过去——进行的历史学研究，以及针对现实与未来展开的发展理论、战略与政策性研究中，“现代化”作为一个历史行动者所使用的概念和作为一个分析人类历史状况的概念的差异性常常被忽略，形成不同意指的混用。后者之所以值得分析和探讨，不仅仅在于它可能会混杂描述性的实然与批判性的应然，而且难以不使人们担忧，黑格尔哲学“头足倒置”的历史观又会重新浮现：“把全部历史及其各个部分都看做观念的逐渐实现，而且当然始终只是哲学家本人所喜爱的那些观念的逐渐实现。这样看来，历史是不自觉地，但必然是为了实现某种预定的理想目的而努力。”
基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关历史唯物主义中语言之于物质/物质行动、意识/思维关系与作用的探讨，本文将通过捕捉20世纪以来中国历史和历史书写中“现代化”及以其接合（Articulation）而构成的不同历史叙事的概念群，考察物质/物质行动—语言/话语—意识/思维的循环互动的结构如何同样存在于近世中国历史的唯物主义研究与现实世界，从而审视这样一种学术现象，即一个概念群是如何不仅在历史的时间和空间、更在历史和历史学的话语空间流布与延异（La Différance），并最终在历史学研究中形成一种悖论的循环论证。本文的探讨，亦是尝试针对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展示一种“将中国现代化，将中国世界化”的研究路径，为历史研究逃出“语言的牢笼”做初步的探索。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语言的分析是在物质/物质行动与意识/思维的二元结构中展开的。在他们的界定中，语言同时作为两者的表现，在前者对后者的决定关系中占据着发挥关键功能的地位。
1845年秋至1846年5月左右，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撰写《德意志意识形态》时指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 也就是说，“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想象、思维、精神由人的物质行动生产，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精神生产在语言中表现。归根结底，“无论思想或语言都不能独自组成特殊的王国，它们只是现实生活的表现”。
除了强调上述物质/物质行动对于意识/思维、语言的决定性、第一性之外，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强调语言同样具有实践性、社会性、物质性：人具有“意识”，“但是这种意识并非一开始就是'纯粹的’意识。'精神’从一开始就很倒霉，受到物质的'纠缠’，物质在这里表现为震动着的空气层、声音，简言之，即语言。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意识/思维依赖于语言的表现，而语言同样能够对人的“意识”施以“纠缠”的作用：“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奠定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此后在语言学研究中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础。
在1857年8月间写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时，马克思具体说明了作为概念形态的语言在物质/物质行动、意识/思维关系中的作用机制，即语言/概念对于意识/思维的精神生产所具有的“纠缠”作用是如何发生的：
具体总体作为思想总体、作为思想具体，事实上是思维的、理解的产物；但是，决不是处于直观和表象之外或驾于其上而思维着的、自我产生着的概念的产物，而是把直观和表象加工成概念这一过程的产物。整体，当它在头脑中作为思想整体而出现时，是思维着的头脑的产物，这个头脑用它所专有的方式掌握世界，而这种方式是不同于对于世界的艺术精神的，宗教精神的，实践精神的掌握的。实在主体仍然是在头脑之外保持着它的独立性；只要这个头脑还仅仅是思辨地、理论地活动着。因此，就是在理论方法上，主体，即社会，也必须始终作为前提浮现在表象面前。
实在主体独立于人的头脑之外。人对实在主体的认识、对世界的掌握，通过“思维着的”头脑“思辨地、理论地活动着”来实现。具体而言，头脑进行思维和理解的过程，就是将对世界中存在的“整体”的直观和表象加工成“概念”并生成“思想整体”，以这种方式掌握世界。马克思的这段论述没有改变物质/物质行动对意识/思维的决定作用，即头脑进行思维和理解的对象源自人对世界中实在主体的“直观和表象”。不过，他提出了“直观和表象”与“思想整体”之间的一个中介——“概念”。“概念”呈现为语言，或者说概念由语言来呈现、构成。同语言、名称一样，概念反映的是由人的物质活动、思维活动生成的经验。可以说，在马克思看来，语言对于意识/思维的“纠缠”，即是“概念”在头脑中、在意识/思维的活动过程中构成“思想整体”的过程（见图1）。
物质在人的头脑中被“改造”的过程，即意识/思维的过程。“物质的东西”在移入人脑后至成为“观念”（即思想整体），要经过的中介就是由语言建构的符号——概念。1873年，在撰写《资本论》第二版的跋时，马克思再次重申，思想整体绝不是处于直观和表象之外，也不是由形而上的观念产生。他批判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倒立着的”：“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甚至被他在观念这一名称下转化为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他提出必须要把黑格尔的辩证法“倒过来”：“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
马克思逝世后，特别是20世纪初，关于语言在“经济基础—上层建筑”隐喻中的作用与角色，欧洲的马克思主义者围绕着上层建筑、阶级意识、文化等概念展开论说，不仅产生了主张不同的理论流派，而且这些弥散状态的话语事件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波澜起伏的革命实践紧密相连。与此同时，在人种学、精神分析学的知识土壤上，一种新的知识型受逻辑哲学、现象学的滋养而迅速发展。“语言”成为这个新的知识型成为一场话语事件不断弥散开来的原点，颠覆了主体论、认识论哲学对人与世界、物质和意识关系的基本认识。“语言转向”的学术积淀为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政治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在语言/话语之于意识/思维的关系形态，以及语言与社会、文化、教育、领导权的开放性的接合问题上，后马克思主义的论述是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语言对意识/思维“纠缠”作用的发展与补充。概念与话语具有力量，它们通过思维/意识对物质/物质行动产生反作用。不过，需要澄清的是，如果仅仅将理论的着眼点放于语言/话语—意识/思维的两元，弱化甚至忽视物质/物质行动的实践与实际生活，片面强调语言/话语的能动性而忽视物质/物质行动对语言和意识的决定性，那么失去“实践”的历史唯物主义就既没有了“历史”也不再“唯物”。
理解物质/物质行动—语言/话语—意识/思维的关系不能仅囿于哲学的反思，更要回到语言/话语对意识/思维施以“纠缠”的历史实践与史学实践。与上文中指出的“现代化”在学术话语中的各种情形相较，它在历史学研究领域中的意指与使用同样复杂，大致可分为三种：其一，作为存在于历史中的描述线性历史时间的形容词和意指鼎革时代各种变迁现象的名词；其二，作为历史行动者观念意识中的一种时间秩序，并且重构了他们对未来展开想象的思想空间；其三，作为一种规定性的概念、理论和研究范式服务于国家意识形态，历史学者用以标识可成为研究对象的历史现象并依据此种理论规范重构史事。尽管对于这些弥散的话语事件可以做出大致的区分，但事实上在每一种区分中、在每一个话语事件中，概念作为语言符号的意旨具有多样性并常常被混同使用。
“现代化”由最初作为时间、时期、时代等表示时间的词语“现代”衍生而来。在英文中，早期Modern（最接近的词源为法文Moderne和后期拉丁文Modenus，最早词源为拉丁文Modo，意指此刻）的意涵接近Contemporary，意指现在存在的事物或此时此刻。文艺复兴以来特别是随着15世纪“中世纪的”（Medieval）被定义，Modern自16世纪末开始具有了更普遍的相对历史意涵，即西方历史被划为古代、中世纪、现代。Modernism（现代主义）、Modernist（现代主义者）与Modernity（现代性）等词在17、18世纪相继出现。从18世纪开始，Modernize（动词，中文译为“使现代化”）和Modernization（名词，中文译为“现代化”），特别用来指涉建筑物，在用于比较时具有负面意涵。从19世纪开始特别是在20世纪，Modern的词义朝着正面意涵演变，等同于“改善的”或“令人满意的”或“有效率的”；Modernize（使现代化）在19世纪中叶成为一个普遍的词。在20世纪，Modernize和Modernization被普遍使用，与机制（Institutions）、工业（Industry）有关，通常用来表示完全令人喜欢或满意的事物，并且暗示着一些局部的改变，或是暗示对旧机制或体系的改善；而与此相较，Modern并不具有这种意涵。正如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指出的：“这些词汇成为一种特别的流行话语，词义变化不定，很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在汉语中，“现代”同样被用作指涉一般时间和特定时代的名词。《辞海》在对“现代”做出的第一种解释中，将其作为一般的时间名词，指至目前为止的一段较长时间，如现代生活、现代汉语。不过，从词源来看，汉语自古就有“现”与“代”，但迟至19世纪末几乎不见二字合并为一词使用的情况。就“现代”一词的意义组合而言，“现”字取《辞源》中“今时”之意。“今时”源于佛家过去、现在、未来三世之说：“一世法中应有三世，……有作用时名为现在，……若已生未已灭名现在。”此外，“现”字另有“显露”如“现身说法”，以及“实有的”如“现境”之意。在“现代”一词中，“代”字取《辞源》中“世代、时代”之意，如《论语》中有“周监于二代”之说。此外，“代”亦有“更替”之意，指以此易彼，以后续前。
除日本外，还有从欧美等西方世界直译“现代”的文例。《教育世界》于1901年5月在上海创刊，是中国最早的教育刊物，由罗振玉发起创办、王国维担任主编。1904年第82期，该刊刊发了“现代德国哲学大家温图氏”的肖像照片，并配以《温图小传》。所谓“温图氏”，即德国心理学家、哲学家、实验心理学之父威廉·冯特（Wilhelm Wundt）。现代心理学肇始于他在19世纪70年代末创办的世界上第一个实验室，并由此发展成为一门独立学科。《教育世界》在译介冯特及其思想学说时使用的“现代”一词乃译自西语。1905年第114期，该刊又在文首刊登了德国哲学家、伦理学家、教育家包而生（Friedrich Paulsen，原文中被译为“巴尔善”）的肖像，称其为“德国现代哲学大家”。
自1909年开始至1919年，中国报刊中围绕“现代”的探讨，已然成为重要的话语事件。其中既有通过外文翻译引介世界新知，也有在时代变革之际，中国知识界对“现代”的具有“新”的内涵的物质生活、文化精神、社会人伦、政治经济的思考。1919年8月，《教育潮》刊登了汪馥泉的文章《什么是现代的时代精神？》，提出“现代的'时代精神’是'德莫克拉西’”，引介西方的民主思想和制度。
汉语中“现代化”一词的出现是在“现代”之后。从《辞源》来看，“化”字有至少八种释义。在“现代化”一词中，“化”采“变化、改变”之义，如《庄子·逍遥游》中“北冥有鱼，其名为鲲，……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除此之外，“化”字还有“生、造化、自然界生成万物的功能”，“死”，“融解、溶解”，“焚烧”，“习俗、风气”，“乞求、募化”等义。20世纪初，“现代化”一词最初被使用，既不是对英文中动词性的Modernize的翻译，也不是对名词性的Modernization的翻译，而是对形容词性的Modern的直译，意为“现代的”。也就是说，这一时期“现代化”与“现代”在汉语中的差异不大，都是被作为“现代”这个名词的表示时间的形容词来使用的。
《辞海》对“现代”的第二种解释是按照唯物主义史学特别是“革命史范式”提出的，特指帝国主义存在和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依此标准，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被视为世界现代历史的开端；1919年的五四运动或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中国现代史的开端。尽管“现代”的时代标准遵循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现代”的时代所指和价值内涵仍略有不同。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和《论犹太人问题》的完成，标志着马克思完成了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马克思对“德国式的现代问题”的批判，建立在将德国的经济、政治、社会、思想与英国、法国所代表的“现代国家”对立比较的基础之上。对德国而言，“现代国家”仍然处于“彼岸世界”，德国的国家制度仍然是“现代国家的未完成”，德国的政治状况是“现代各国的历史废旧物品堆藏室中布满灰尘的史实”。总之，在马克思看来，“德国不是和现代各国在同一个时候登上政治解放的中间阶梯的”。这一时期的德国在政治上为“半封建的国家”，工商业、铁路、电报和海洋航运业的发展要待到1848年欧洲革命之后才开始高涨。直至1869年后，德国才“终于有了世界贸易，有了真正的大工业和真正的现代资产阶级……也有了真正的危机，而且也形成了真正的、强大的无产阶级”。
“现代”不仅仅是一个标示时间的名词，它具有丰富的政治、经济、社会的意指。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述中，它是针对资产阶级革命与蒸汽机和机器的使用、机器大工业生产的发展致使欧洲各国历史发展出现相对性的一种说明。“现代的欧洲民族和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是在自15世纪下半叶以来依靠市民打败封建贵族权力的君主国里发展起来的。在“现代”，国家“拥有巨量生产资料和交往手段”；而“封建”则是被它推翻的代表着落后、封闭、愚昧的对立面。
此外，作为一个语言符号，它还意指一整套关于欧洲历史新阶段——资本主义时代，以资本和劳动关系为核心的“全部现代社会体系”：大规模使用机器的大工业生产（“现代大工业”“现代生产力”“现代工业”“现代的工业劳动”），新的经济关系（“现代生产关系”“现代的资本压迫”），革新的国家制度（“现代的代议制”“现代的国家政权”），新的阶级分层（“现代资产者”“现代资产阶级”“现代的工人”“现代工人阶级”“现代的无产者”“现代的无产阶级”），新的社会关系（“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以及线性历史的新阶段（“现代历史的进程”）。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历史书写中，“现代社会”即指资本主义社会状况，“现代”即资本主义时代的同名词。1886年1月，费边社的一位领导人爱·皮斯（Edward R. Pease）请求恩格斯为费边社准备出版的小册子《什么是社会主义？》写一篇文章。恩格斯在回信中写道：“我所在的党并没有任何一劳永逸的现成方案。我们对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现代社会的特征的看法，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不结合这些事实和过程去加以阐明，就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也就是说，恩格斯拒绝在针对欧洲历史所做的实证研究基础上，扩大对“现代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之后的“非资本主义社会”论述的普遍适用性。此外，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典著述中，极少出现的“现代化”一词，也并不具有单独的名词意义，而是在中文“现代的”意义上来使用的。例如，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将“现代化的资本家”作为“古典的资本家”的对立面，用以描述二者对于资本积累的不同态度。
在历史的时空中，“现代化”不仅作为线性时间秩序中象征未来的一种符号而存在，它还与“世界”一道被引介，重构近世国人的思想空间，被历史行动者想象、言说，表现为各种思想、观念，并通过付诸实践而成为物质行动。
当一个社会文化中的词语经由翻译被引介入另一个社会时，除了作为一种衍指符号在异质文化之间产生意义链，依照胡塞尔的现象学，我们或许还能就意义产生的过程进一步指出，对新词的翻译依赖先前的文化经验，人的意识又构造了其对意向对象的体验。这种体验就包括经由对新词的知觉感，人不仅重构了现在，而且重构了过去和未来。具体于Modern一词而言，更为特殊的在于它本身就是一个表示时间的形容词，通过“现代”这个汉语新词而重构了近世国人对历史的时间观念的统觉。
国人所谈论的报纸关于“现代”的记载之于未来的“历史”意义，恰恰是与“现代”一词同时自西方引介而来。也就是说，“现代”在话语层面不仅与“未来”在历史秩序上构成一种时间上的连续，而且“现代”作为一种经由译介而生成的符号，同对“西方”“文化”“文明”“经济学”“经济思想史”“教育思潮”等与其一道被译介的物质与知识的想象，紧密接合在一起。这些概念对生活于、正视于一个新世界的近世国人的意识与思维的“纠缠”，便是它们构筑了近世国人对“世界”展开想象的物质空间与知识空间。换句话说，“现代”给国人带来的不仅仅是一种历史的时间秩序，还有对自身之外的由物质与知识构成的一个新“世界”的空间性想象，此二者构成了“现代”这一语言符号的“所指”。“现代”不仅成为近世国人知识型中的核心概念，它还作为一个话语事件在近世中国不断弥散开来，形塑了近世国人对世界的认知与想象。
至20世纪20年代末，关于“现代化的中国”的探讨更多地出现于报刊，涉及了在社会与时代“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西交流愈益繁盛之时，关于人生、政治、社会甚至宗教信仰不得不随时事而变的论说与态度。不难发现，与前一时期“现代化”对应于Modern的表示时间的形容词性不同，这一时期“现代化”的意义开始对应于形容词Modernized，作为英文动词Modernize的过去分词形式，中文直译为“现代化了的”。“化”字对应于汉语中“变化、改变”之意，呈现出鼎革之际人对于“变”的体认。几乎与此同时，中文“摩登”一词，则开始作为对应英文Modern的形容词性的翻译，被译为“近代”，与“现代的”同义、互用。
摩登者西文“近代”Modern的译音也。
欧洲现代语中以摩登一语之涵义最为伟大广泛而富于魔力。
吾人今日所享受者莫不为摩登的产物，吾人日日所利用者为摩登物质文明，所钻研者为摩登科学，所组织者为摩登思想，所欣赏者为摩登文艺，所晋接者为摩登男女，乃至国家与国家相杀，民族与民族相杀，政派为政派相杀，阶级与阶级相杀。其使用者又皆为摩登战术，摩登武器。
居摩登之世而摩登者无不昌，不摩登者无不亡，伟哉摩登之威力也。
中国国民党者摩登国民运动，摩登革命精神之产物也。国民党之存亡亦观其能摩登与否为断。励精图治真能以国民之痛痒为痛痒，所谓摩登之国民党也。反此则谓之“不摩登”，或谓之腐化恶化，自速其亡耳。
摩登之发刊本摩登精神以为新时代的先声。摩登精神者自由的怀疑的批判的精神也。
但摩登之天职更有大于此者，将细意地研究摩登的思想问题，更不断地发表摩登的戏曲诗歌小说。
摩登者现代青年之梦乡Dreamland也。
田汉自西文音译的“摩登”，显然与译自佛典作为女性人物姓氏的“摩登”和自明清以来含有对女性的道德批判意味的“摩登”不同。他在此文中试图赋予“摩登”以欧洲现代语Modern中所蕴含的“最为伟大广泛而富于魔力”的意义，并以“雄鸡”的形象彰显“摩登”符号所蕴含的“自由的怀疑的批判的精神”，犹如“雄鸡一唱天下白”般，让“摩登”的精神充填“现代青年之梦乡”。这幅“雄鸡图”被赋名《摩登“Modern”》并置于《摩登宣言》之侧，由朝日、坚石、雄鸡以及中文“摩登”和英文“Modern”五个要素由下而上构成。从落款“悲鸿”和“寿昌”的印章来看，图画部分为徐悲鸿所作，中文“摩登”和英文“Modern”由田汉手书。此图反复出现于《中央日报特刊》第1卷、第2卷各期“摩登”栏目首页右上角处，已然成为该栏目的精神画像。在“现代—摩登'Modern’—'雄鸡’”三者之间构成一组意义链，它彰显并且引导“吾人”共同想象关于“现代”这一“新时代”的精神图像。这一精神图像恰恰存在于这一时期国人通过对西语“Modern”和西方“自由的怀疑的批判的精神”的译介，围绕着“现代”而建构起来的思想空间的一隅。
思想与物质的西潮翻涌不息。尽管田汉力主新义，但不出两年，他早有警觉且批判的“腐化恶化”的预言不幸成为事实。至20世纪30年代初，“摩登”终究成为十里洋场的标签，逐渐被趋离于“现代”和“现代化”，并最终被全然解构。
在近世中国，几乎与“现代”一道，“进化”与“进步”（大多通过日语）也是译介自西方的对于自然世界和人类历史的一种陈述，它们迥异于传统中国“吾以观复”、循环更替的自然观和历史观。对于这些与“现代化”紧密关联的概念群，接下来要探讨的问题不是它们如何被译介，而是它们如何从一种对于历史的描述，经由在不同历史文化的语境中流布、延异，最终竟成为描述历史的一种知识型？这种知识型隐匿于语言，作为历史学者与历史、历史遗迹之间的象征秩序，进入历史学者的无意识。在不同于日常生活用语的、可以喻之以“梦”的历史书写中，历史学者如何以拉康（Jacques Lacan）所界定的无意识的形式，在这种知识型的统摄之下，从被克罗齐（Benedetto Croce）称作“死的”历史中抽离出“活的”历史的碎片，并将其归档、重组，进而论证衍生出此种知识型的概念与历史本身之间具有融贯性（Consistency）？正如在此提问的关键之处不在于“问”，而在于此问所预设的是一种已被确定之“题”，“问”只是服务于“题”的一种形式。换句话说，如果历史研究从对衍生自历史的一个概念的论证而开启，那么尽管它尝试实证性地重返历史以获取论据，也只不过是一种从概念出发的循环论证，至多从抽象回到了具体。既要求得“论证”的成功，又要避免陷入黑格尔“头足倒置”的陷阱，这是唯物主义历史学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
达尔文的进化论以及斯宾塞（Herbert Spencer）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在19世纪后半叶被相继提出，并于1900年前后被引介到中文世界。由此，在近世中国，坚船利炮成为对“物竞天择”的世界法则的说明，“进步”是贴在西方世界强权上的标签，“进化”的隐喻成为效仿西方的驱动力。在陈独秀和李大钊的筹划下，1920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出版。对于这一时代的国人而言，自然进化之适者生存的规律，显然可以成为“种族”与“国民”生存的一种喻解；“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的断语，不仅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在、说明了历史的未来，而且揭示出革命的路径不仅适用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还能够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农民的民族”“东方”从隶属于“西方”的境地中解脱出来。
李大钊在1924年出版的《史学要论》中，第一次向国人介绍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史学与唯物主义历史观。在李大钊看来，“国民的生存”——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为“今日史学所研究的主要问题”。关于历史研究的方法，他提出：“不能说不能为演绎的推理的论究，即设某种假设，在其假设之下看如何进行。此种研究法，亦非不可试行于史学。”中国史学要从“事实的研究”、“再现”的描述、“艺术的作品”，走向“推理的研究”，探明“因果关系”，进而成为“历史科学”：
史学由个个事实的确定，进而求其综合。而当为综合的研究的时倾，一方欲把事实结配适宜，把生成发展的经过活现的描出，组之，成之，再现之；于他一方，则欲明事实相互的因果关系，解释生成发展的历程。由第一点去看，可说史学到某种程度其研究的本身含有艺术的性质（不独把历史研究的结果用文学的美文写出来的东西是艺术的作品，就是历史研究的本身亦含有艺术的性质）；由第二点去看，史学的性质，与其他科学全无异趣。实在说起来，所谓事实的组成描出，即在他种科学，亦须作此类的工夫到某种程度……
李大钊虽然先是主张用演绎推理的方法来研究历史即“人事的生成发展”，但在论证中却将归纳法与传统史学以叙事重构史实的方式相比较，说明前者的“科学”性。很难说他不分“演绎”与“归纳”的方法逻辑，此种置换更可能是有意避免陷入“论从史出”与“以论代史”的论争。他在方法上将史学与地质学、古生物学等科学等同，提出“历史科学”的目的：
今日的历史学，即是历史科学，亦可成为历史理论。史学的主要目的，本在专取历史的事实而整理之，记述之；嗣又更进一步，而为一般关于史的事实之理论的研究，于已有的记述历史以外，建立历史的一般理论。
特别是对“马克思一派”的“唯物论的历史观”，他称之为使西方史学终能够“在科学上得有相当的位置”之大成者。
受康德以来西方史学家孔多塞（Marquis de Condorcet）、圣西门（Comte de Saint-Simon）、孔德（Auguste Comte）、维科（Giambattista Vico）以及马克思的历史观的影响，李大钊在此书中倡导“进步的，发展的，常常变动的”现代历史观，意在将其植根于中国的文化土壤，以期“吾人对于史实的知识与喻解，日在发展中，日在进步中”：
进化论的历史观，修正了退落说的历史观；社会的历史观，修正了英雄的历史观；经济的历史观，修正了政治的历史观；科学的历史观，修正了神学的历史观。
从上述这些诞生于西方的“现代的史学”的典范中，他抽取出了现代史观的一种具体形态。“现代”的历史学，将过去、现在与未来融贯于同一历史叙事，书写于同一文本：
现代的史学告诉我们以有生命的历史不是这些过去的纪录。有生命的历史，实是一个亘过去、现在、未来的全人类的生活。过去、现在、未来是一线贯下来的。这一线贯下来的时间里的历史的人生，是一趟过的，是一直向前进的，不容我们徘徊审顾的。历史的进路，纵然有时一盛一衰一盛的作螺旋状的运动，但此亦是循环着前进的，上升的，不是循环着停滞的，亦不是循环着逆返的，退落的，这样子给我们一个进步的世界观。
他希冀在“进步的世界”中，用现代史学“进步的世界观”向中国人播种“乐天努进的人生观”，相信“在这只容一趟过的大路上向前行走，前途有我们的光明，将来有我们的黄金世界”。 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本中，“现代”的确因“进步”而滋生。例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使用的“现代”，其意义便是相较于西欧封建时期的“近代”而言的。他将欧洲的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工业革命作为“现代”的开端，并称其为“人类以往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一次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在恩格斯的语言中，“现代”意指有着更进步的生产力的“资产阶级的现代统治”时期。
从20世纪30年代初开始，“现代化”除了作为对应Modern和Modernized的形容词使用之外，作为名词性的“现代化”也开始出现。20世纪30年代发生的以“中国的现代化”为题的讨论，在思想上承续了自洋务运动以来至20世纪20年代间国人关于“中体西用”与“欧化”“西化”的东西文化之争。至20世纪40年代，围绕着“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问题，中国文化出路、“农化”与“工化”的讨论继续生发出来，马克思主义者、社会主义者、自由主义者等各种思想流派和政治派别的代表在这场“现代化”的词的流布中相互冲撞。
（三）历史书写的概念、范式与理论
作为名词的“现代化”被概念化，成为各式各样的理论。它们不仅使对于历史的理解、对于由现代化历史范式的秩序而推演出的“未来”具有了规定性，而且使“历史的未来”具有了“多样的必然性”。作为历史观和历史研究的范式，“现代化”这个核心词“接合”了革命、进化、进步、发展等描述历史形态的概念群，以及经济、政治、社会、思想、文化、科学、技术、心理等人类活动域的概念群。围绕着“现代化”与这些概念群的接合，历史学者试图重构出一种对民族国家作为整体而言具有解释性的普遍的历史，从而形成了多种多样的现代化研究范式，并以此为基础建构出了多样化的历史发展叙事。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界定的“现代”时期之初，欧洲思想家便已经开始探讨、批判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社会问题与未来发展。经历两次世界大战后，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现代化研究从这些理论的探讨中生成为一门“社会科学的边缘学科”。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之间的“冷战”以及对第三世界的争夺促使“现代化理论”在美国迅猛发展，现代化研究于20世纪60年代从一种学术界的探讨变为受政府赞助的“冷战”政治工具。
信奉“自由发展主义”的美国主流社会科学家影响并参与制定了美国对第三世界的“发展”政策，将“现代化理论”视作应对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手段和策略。西方现代化理论者持有的“革命”“现代”“现代化”等概念，不同于马克思和恩格斯论述的“革命”以及其著作中作为形容词使用的“现代”和“现代化”。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述中，革命酝酿和诞生于“现代社会”即资本主义时代，现代化大工业生产的社会化要求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存在根本性矛盾。西方现代化理论者提出的“现代化”的社会发展路径，恰恰是对“革命”和“阶级斗争”的一种替代性的社会发展方案，其目的在于同社会主义阵营争夺对第三世界的控制权。罗斯托在《经济增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 A Non-Communist Manifesto）一书中对马克思的辩证法做出了回应，并认为历史发展的动力是自由文化和复利（Compound Interest）而非阶级斗争，能够最好地服务于现代化的是计划式资本主义和对外援助而非社会革命。
在研究现代化理论并将其用于指导美国外交政策实践的同时，这些社会科学家自身也成为美国国家意识形态的支撑者和追随者。事实上，如雷迅马（Michael E. Latham）所言，“所有国家都要经历一组共同的演进阶段的思想，以及历史发展能够被加速的思想，固然也同样深深植根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图景当中。”“冷战知识分子”不只存在于资本主义阵营并催生着政治权力运用“现代化理论”对第三世界的改造，政治超越于哲学、艺术、文学、科学之上，用“无情的阶级划分这把刀”对整个世界进行切割。在1965年出版的《保卫马克思》中，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反思了20世纪50年代欧洲共产党受苏联式意识形态“主宰”的状况：“用一句挖苦的话来概括，那时只是漫无边际地挥舞'要么是资产阶级科学，要么是无产阶级科学’这面大旗。”
在对毛泽东时代中国的研究中，“革命”既是一个被学者们广泛使用的分析性概念和研究范式，也是这段历史的一个重要面相——从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到由“不断革命论”衍变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所指导的“文化大革命”。当然，“革命”也并非其中唯一的旋律。正是在这个时期，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先后提出了“工业化”“现代化”“四个现代化”的发展目标并实际践履。有鉴于此，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不少西方和海外学者率先在革命范式的历史叙事之外，用现代化理论和现代化研究范式来审视近现代中国的历史变迁。
现代化理论者基于西方的历史经验，把现代化的发展视作人类社会的规律——它意味着人类社会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社会变革，带来了经济、政治、社会、思想、文化、心理各方面的巨大变迁。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现代化理论在西方学界开始受到批判。例如，在哈贝马斯看来，这种脱离了欧洲起源、割断了现代性与韦伯所谓西方理性主义历史语境之后的现代化理论，把社会现代化的过程看作是“独立发展的”“自足发展的”，“现代不能或不愿再从其他时代样本那里制定规范。这便澄清了现代那高度敏感的'自我理解’，以及直到我们的时代仍在不停地努力'确证’其自我的动力”。
与此同时，把现代化理论作为历史学分析框架的做法，也遭到了历史学家们的批评：一种反驳的意见针对现代化研究者对历史发展进步性所持有的信念；另一种批评意见则针对现代化研究者对历史发展一致性、定向性所持有的信念，以及对历史所施以的那种具有融贯性的宏观叙述。批评者反对将现代化理论强加于历史之上的“主宰式”的叙述，认为这忽略了现代化的消极方面，并从殖民主义、后殖民主义的角度批判其与西方帝国主义的紧密联系。面对来自实践和理论的各种质疑，现代化研究很快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了理论上的自我修正与变革，并接合西方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积极发展主义理论及新马克思主义观点，继续衍生出多个流派和类别。
改革开放初期，不断走出国门访学进修的中国学者们敏锐地捕捉到这些现代化研究和理论发展的新迹象。罗荣渠先生曾回忆：“（20世纪80年代几次出国访问）使我对世界史的研究从封闭走向开放，这对我的现代世界意识的形成和新的历史发展观的形成发生了决定性的影响。”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步伐的不断加快，自民国时期由严复开创的译介西学的潮流再次掀起新一轮浪潮。西方学术界的研究范式与理论、方法很快深刻影响甚至改变了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取向。
20世纪80年代，中国史学界尝试建立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理论，并形成了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现代化研究范式”。20世纪八九十年代，西方现代化理论和以现代化范式研究中国历史的著作被译介到中国。现代化的研究范式在争论中迅速拓展其在中国近现代历史叙事中的学术领地。不过，以现代化的研究范式研究中国历史，用经济的、物质的、生产力的因素来解释中国“外源性”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仍然囿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解释体系，且不说其中所包含的话语的权力性问题，其自身就存在许多无法自洽的矛盾论断。有学者指出，这种乐观主义的现代化史学不但浸染着以现代化理论为代表的西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而且以美国作为具有普遍性的现代化进程中可效仿的典范。这种历史叙事将“革命”视为中国自晚清、民国以来于西方文明影响下开启的现代化进程的一种中断。
进入21世纪，在历史研究的视野中，作为研究范式的“革命”与“现代化”不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学者们开始探讨在近现代中国的历史进程中作为历史要素和话语的“革命”与“现代化”，并尝试建构起可以包容革命与现代化（以及现代性）的一种类似于一体二元的解释框架。他们或提出一种革命与现代化二元互动的关系，解释毛泽东时代新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目标与革命实践之间的张力，并用“革命的现代化”（Revolutionary Modernization）解释毛泽东对革命与现代化认识的深层逻辑；或以置换美国学者亨廷顿所界定的“革命”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革命”概念的方式，在革命与现代性之间建构起一种“正—反—合”的辩证发展图景，并用毛泽东从未使用过的“现代性”一词来解释他如何“重构中国现代性的双重维度”。不过，“二元”的历史叙事仍然没能解决“革命”与“现代化”概念自身的多义性与混淆使用的问题。
上述这番现代化理论与中国近现代历史研究范式的学术变迁，代表着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历史学界“眼光向外”的一种知识选择的主观倾向，即直接从西方引进或间接通过被译介到中国的西方学术著述汲取新知。此外，学术话语的变迁、“现代”“现代化”词语在近世中国历史中的流布，同近世国人的时间秩序与思想空间的重构相纠缠，在历史—物质/物质行动—语言/话语—意识/思维—语言/话语—作为历史书写的“历史”之间呈现出一种循环论证。“现代化”的话语从最初作为一种历史性的存在，在历史的时空中不断被延异、重塑并成为各式理论。形形色色的现代化理论在指导人们的物质行动的同时，也在社会科学的各种研究中被不断陈述。话语事件不断弥散并进入历史学领域，成为一种主导历史学者历史叙事的知识型。“历史”最终被塞进了学术概念、理论和话语的紧身衣，无论是多线还是单线，历史都只是一元的。
概念具有多义性，话语具有时代性。在历史的时间秩序中，以概念为核心的话语在形式上不断凝聚、成型并且成为谱系，在历史的空间中流布，却难以逃脱自身不断延异的命运。词——在意义之网上不断滑坠着，不仅隶属于同一词的不同意义在话语中为“适用权”相互竞争，在时间中有的消逝、有的因混杂性（Hybridity）而新生；而且在不同的场域被贴满标签：它既是历史中的存在，又可以成为文化中的现象、学术中的符号、政治中的旗帜。于是，在历史的时空中，概念作为同一个语言符号出现于文本中时，每一次的意指逐渐由单数变为复数，概念的多种意义被混同使用、被混淆理解，甚至在对历史的研究中出现了从概念到概念的循环论证。概念无法从它的源生之处、在自身的内部论证自身。如果我们不将“解构”标示为理论姿态、政治立场、哲学观念，而是限于德里达的界定即“另一种表述方式”，那么在解构的意义层面上，历史学的任务或许首先是去耙梳词语如何流布、延异但同时又成为规范和“概念”甚至获取了“霸权”。也就是说，要摆脱语言的“牢笼”，首先要认识它，分清其交错缠结的形态，并识别其中可能存在的悖论。
“现代化”是中国近现代历史研究中一个重要的“核心词”。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西方学界，目的论、进步观、现代性遭受哲学家质疑，以理论对历史施加主宰式叙述的“现代化”也受到批判，被史家摒弃。就像倒洗澡水把孩子也扔了出去一样，作为历史本相的现代化，亦即历史行动者对“现代”的想象、论说和求索也一同被忽视了。格奥尔格·伊格尔斯（Georg G．Iggers）不由疾呼，尽管已经证明了现代化的模式应用于非西方世界是不适当的，但是“各种不同的社会都曾采纳了西方的现代性的某些方面，但并没有全盘采纳它们，而是把他们嵌入了自己本土的文化之中”。
自工业革命以来，随着资本、商品、人员、文化符号在全球的流通（Circulation）与混杂，现代的特性和现代的发展方式亦通过“语言”和“概念”的翻译、引介而改变着人们的思维与意识，塑造着人们的历史观念，影响着人们的物质行动。近世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受到两大潮流的裹挟：一是将中国现代化的浪潮；二是将中国世界化的浪潮。这种互动既有器物层面，也有制度层面，更有思想、观念、精神及行为的层面。鉴于此，在部分审视与反思传统现代化理论研究者以概念融贯历史书写、循环论证的悖论后，本文尝试提出“将中国现代化，将中国世界化”的一种研究路径，将中国近现代历史中多层次的历史要素和图景置于长时段的历史时空语境下，探讨个人、决策群体、民族、国家等诸多历史行动者对现代、现代化的想象与追寻，即他们如何想象、言说、以实践追寻和创造“现代”。
“将中国现代化”的研究视角，不是把现代化理论和线性历史发展观套用在中国历史上，而是将这些言说、想象注入历史的本相。在坚持物质与行动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分析概念、话语以及知识的流布，关注中国近代以来的士人精英如何认识、想象、建构“现代”的形象，并在行动上如何践履目标。与现代化理论的另一点显著不同是，这一研究视角关注以现代化为目标、为想象的作为历史行动者的中国近现代知识精英的主动性、能动性，特别是他们在这些言说、想象、追寻中的争论与拣择。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现代、现代化如何被定义，又如何变迁？不同主张之间的争论与冲突是如何发生的，妥协又是如何发生的？“至道无难，唯嫌拣择”。这些争论与拣择虽然反映了他们在知识上的局限与欠缺，但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历史的拐点也正因此而促生。
关注“选择”，也意味着必然要关注“选项”之所以形成及其来源的“他者”。这一他者不仅仅是外部世界，还有作为历史的、过去的中国和中国的历史。近世中国无论在哪个层次向着“现代”方向的探索，与他者都不无关系。在国人对“现代”的想象和实践中，“现代化”的他者始终是重要的参照系。对他者的想象及与他者的互动，成为塑造中国国家身份和民族国家建构历史进程的重要因素。例如，国人有关民族地位、国家属性及国际社会政治平等参与意识等现代性意识的确立，与在现代国际关系下，作为自在民族与他者相互碰撞交往并逐渐形成自为民族的过程也是分不开的。这就需要将分析框架转至另一个向度——“将中国世界化”。“将中国世界化”的研究视角最初由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提出。他提出了“将中国史带入世界，同时将世界带入中国史中”的主张，这固然是针对“欧洲中心主义”和“从内部研究中国历史”的思维，但德里克更关注“将中国世界化”的结果：随着全球化或者由它所产生的全球性的实现，造成了“发展主义”成为占有霸权地位的意识形态，而后者“不仅是现代欧洲资本主义的产物，同时塑形了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回应”。
在“将中国现代化，将中国世界化”的这一两向交织的分析路径中，近世中国不仅在回应，它还在“对现代想象、言说与追寻”；不仅仅是对世界做出“回应”，更多的是互视与互动；“现代”不仅是由欧洲资本主义带来的，还包括对中国自身过去历史的镜鉴和对未来的想象；“欧洲资本主义”不仅包括资本、商品、人员、知识，还有语言、概念、思想、认识方式。也就是说，影响了近代中国人对现代的想象、言说与追寻的，不仅仅是欧洲或资本主义，它还包括作为过去自我镜鉴的中国的历史，以及被全球化浪潮裹挟的代表着“现代”的文化符号、“现代”的发展方式以及“现代”的思维方式。在这其中，“发展”“发展主义”“进步”成为居于核心地位的信仰、认识方式和思维逻辑。正是这种认识与思维方式，而并非仅仅是物质、技术、人员、资本，混杂入中国近世历史的脉络之中。
关于近世中国历史的“现代化”的研究，基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语言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的“纠缠”作用的论述，在物质/物质行动—语言/话语—意识/思维的逻辑链条的循环与交错互动中，仍有诸多问题需要继续探讨。在物质、知识（技术与科学）、人员、资本、文化符号随全球化浪潮而流通的过程中，它们所裹挟的“现代”的观念是如何被论说、被选择、被接受、被质疑、被改造，最终具有了中国的本土特色并不断与世界混杂？对“世界”，这一时期的中国人有了怎样多元的认识和进行描述的概念与话语，又怎样反作用于同世界的交往和对世界的创造？“将中国现代化，将中国世界化”研究视角的搭建就是上述这样一种尝试。“将中国现代化，将中国世界化”是一条两向交织的研究路径，二者向度不同，但不可分割。
总之，就历史学领域的“现代化”研究而言，首要任务或需真正从历史中的物质/物质行动出发，重视并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语言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的“纠缠”作用的理论，在批判的基础上汲取西方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研究实践中的经验，识别并反思“语言的牢笼”。对于历史学者而言，逃出“语言牢笼”或需首先明晰地确定概念的意义及其与历史秩序的关系，耙梳作为语言符号的概念如何在由其自身“纠缠”作用形成的历史秩序观念中流布与延异，揭示各个时代不同知识型对意识的挟持，并时刻警惕诞生于“现代”的“融贯性”思维将历史书写困囿于从概念到概念循环论的茕孑之境和“头足倒置”的哲学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