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8年5月，法国当代重要的社会理论家、哲学家和历史学家雅克·比岱（Jacques Bidet）教授受邀出席文科高研所为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而举办的“马克思主义及其当代意义——以亚洲为例”学术工作坊。他在工作坊中发表了这篇题为《现代性的非西方概念》的讲演。感谢雅克·比岱教授多次参与文科高研所的学术讨论，并授权《区域》刊发此文！
关于作者
雅克·比岱（Jacques Bidet），巴黎-南泰尔大学（即巴黎十大）荣退教授，著名社会理论家、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已出版法文专著共八种，其专著和论文被翻译为多种语言，最新的英译本是《福柯与马克思》（Foucault with Marx，2016）。比岱在现代性的多种起源及其理论上做出了开创性的工作。特别是当大部分学者都将资本主义的概念作为思考现代性的核心问题时，比岱则对现代性从三个层次——组织，市场和民族-国家的世界体系——进行了梳理。通过这一更为复杂的理论化工作，他向我们展现了上层结构与系统如何再生产出等级和支配，与此同时，诸如平等和自由这些观念是如何与这些结构相联系的，它们对于市场的运作至关重要，也使得一种带有变革潜能的反抗性政治成为可能。
现代性的非西方概念
〔法〕雅克·比岱 著
张宇晶 译[1]
摘要：汪晖在其最近的论文《两种新穷人及其未来：阶级政治的衰落、再形成与新穷人的尊严政治》中呈现了他对现代阶级结构的理解和把现代史看作阶级史的概念。他认为，被当作模型的马克思主义传统掩盖了一个特定的模糊点。必须清楚的是，现代统治阶级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资产阶级”，因为它由两“极”组成，在社会范畴内这两极分别对应着两种合作的理性形式，即市场和组织；在现代表述中，这两者在两类“阶级因素”中被工具化。因此，现代阶级斗争采取了“三角的双重”形式。在顶层是资产特权者、市场主宰者和“能力”特权者，他们掌握了组织中的能力权威。在他们面前的是无特权的“基础阶级”，或者说大众阶级，他们的斗争被与“有能力者”的可能联盟而调和。这在伟大的现代革命中被证实，但也在“霸权统治”的形式中出现，这根据三种成分之间权力关系强弱而变化。这就是民族国家理论、世界体系理论和世界国家理论的“元结构”概念核心。这种方法与强调在欧洲和远东并行出现前现代性的历史学家一致。这意味着，虽然政治形式不同，当代中国和西方社会呈现了一个显著的结构认同。它们的结构需要从其“元结构”角度被理解，这把市场-组织联结到它们无法完全避免的政治冲突上：有关宣称一致但实际矛盾的原则之间的冲突。类似的发展路径出现在儒学和基督教中，以及“天理”和“公理”的层面。
关键词：现代性 阶级结构 “三角的双重” “元结构”
Abstract：Reading Wang Hui’s recent article，“Two Kinds of New Poor and Their Future”，the author，who expresses a community of spirit with his approach，comes to present his own conception of the modern class structure and modern history as class history. He suggests that the Marxist tradition，which he takes as his model，conceals nonetheless a certain obscure point. For it must be clear that the modern ruling class is not exactly a “capitalist class”，because it comprises two “poles” corresponding to the two rational forms of coordination on the social scale，market and organization，which，in modernity，are instrumentalized in two “class factors”. Modern class struggle therefore takes the form of a “triangular duel”. We find at the top both the property privileged，masters of the market，and the “competence” privileged，holding the competent authority in the organization. In front of them：the “fundamental class”，or popular class，that of the unprivileged，whose struggle is mediated by a possible alliance with the “competent”. This is verified in the great modern revolutions，but also in the form of “hegemony regimes”，which vary according to the power relations between these three components. Such is the conceptual core for a “meta-structural” theory of the Nation-State，the World-System and the World-state. This approach is in line with that of the historians who emphasize the parallelism existing in the emergence of a proto-modernity in Europe and the Far East. It leads to the idea that contemporary Chinese and Western societies present，despite different political forms，a substantial structural identity. Their structure is to be understood from its “metastructure” which links the market-organization couple to a political confrontation from which they cannot totally escape：a confrontation about unanimously proclaimed but controversial principles. And this develops in a similar way，both in Confucianism and in Christianity，from the register of the “celestial” to that of the “universal”.
Keywords：Modernity Class Structure “Triangular Duel” “Metastructure”
汪晖近期论文《两种新穷人及其未来——阶级政治的衰落、再形成与新穷人的尊严政治》（2018年）中的分析法对我颇有启发。[2]从这一观点出发，我将更统筹地研究“现代阶级结构”（modern class structure），其中的新自由主义是一个特殊的“政权”（regime）。在此基础上，我提出关于阶级结构历史演变的新草图，其中的阶级结构与世界体系建设甚至与世界国家的形成过程紧密相关。我根据早已出现在中国和欧洲的“现代性”（modernity），提出“现代时代”（modern times）的概念。最后，我试图与汪晖作品的另一方面建立理论关联，即“天理”（heavenly principle）和“公理”（universal principle）之间的联系。
汪晖用阶级关系来解决社会结构问题。在今天的中国，可以通过一组特征来区分构成客观社会实体的几个工人群体：他们与资本和国家的关系，他们的历史和地理轨迹。在早先的外国资本主义统治下，典型意义上的“工人阶级”在之前外国资本主义的主导下出现，并随着后来的社会主义工业和政治建设而发展。另一组“新工人”群体则（或多或少）由有组织的农村移民产生。第三组“新穷人”的产生，源自社会制度创造特定水平的教育的能力和它无法提供相应的就业之间的不平衡。汪晖对官方概念分类（“农民工”）及其隐藏的阶级动机的批评颇具说服力。对这里涉及的具体文化形式的解释也是一样的，它表达的是社会群体的意识，而不是阶级意识。同样，这也适用于本文强调的政治反思。
汪晖致力于处理人民内部的各种分歧。那些对如何组建一支能够推动新资本主义统治的力量的欧洲人可以采用同样的方法。他们将过去征服者的继承人归为A类，将被剥夺了这部分遗产的人归为B类。B类包括大部分的女性、假想中的外国人和现在的年轻人，这些人日益受到失业的威胁。但是B类人几乎处于官方政治生活的边缘，即选举、政党和工会的边缘，远离斗争。这里的问题是如何塑造人民的团结（A B），如何恢复在旧的“工人阶级”的支持下存在的团结。正如社会学研究所表明的那样，即使B经常不参加选举，B政治体也不会非政治化。但是，它没有找到从“自在自身”向“自成一体”转变的观点或行动模式。欧洲当下流行的“左派民粹主义”似乎将词汇中的“左”这个词排除在外，同时将“阶级”的名称边缘化，取而代之的是“人”。但这不仅仅是主导意识形态的影响。在我看来，恰恰是马克思主义阶级观念需要被重新阐释。在欧洲和中国，民众阶层的团结是重中之重。在我看来，这意味着我们需要用“阶级”来理解“人民”。这就是我们的研究计划。
但是，这个“团结”问题必须与“联盟”问题联系起来。统治阶级的某些成员，无论新旧，一直都有必要拥护这项民间事业并加入这场运动。我用（阶级）联盟的方式来处理这个问题，用以区别于（人民）团结的问题。这个问题在今天欧洲流行的“左派民粹主义”问题中完全消失，人民应该面对“寡头政治”或“种姓”。这些话没有告诉我们他们所指的主导权力的实质或构成。为了摆脱这种混乱，我认为，我们必须恢复和更新对现代阶级结构的分析，同时考虑它的顶端，即“统治阶级”，和它的基础，即“基础阶级”（fundamental class）。20世纪初，发生在第二国际的争论围绕从考茨基到列宁和罗莎·卢森堡的“组织问题”（die Organisationsfrage）展开，这清楚表明了“某些有启发意义的东西”必须来自工人阶级以外，才能把它构建成政治力量，才能产生能够领导阶级斗争的“党”。这确实令人不安，而且很成问题，因为它不仅意味着政治上的问题，还有结构上的问题。
然而不难理解的是，工人阶级在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中绝非孤军奋战。事实上，对于一些教育、卫生、交通等公共领域的管理者，以及部分在政府、文化和大企业中享有特权地位的知识分子来说，结束无政府状态和市场随意性并用合理的组织原则取而代之的想法也是顺理成章的。这些革命参与者或同情者不仅仅是“背叛”了本阶级的个人：这种现象其实与阶级结构有关。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知识分子”发挥了主导作用，尤其在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的建设方面。但有关“工人运动”这个词的官方话语，即创造新世界、使“无产阶级”成为旧世界掘墓人的观点，并不是无辜的。历史表明，它掩盖了巨大而可怕的理论和政治问题。如果我们想说清楚，就必须重新考虑古典马克思主义如何设想现代阶级结构，并在此基础上，重新思考现代历史的进程。
《资本论》的第一句宣称要对社会形态中普遍存在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分析，在序言中马克思把这种社会形态称为“资产阶级的”或“现代的”，并且他会在书中勾勒出它在欧洲的形态。因此，从一开始，就出现了一系列与资本主义、现代性和西方之间复杂关系有关的问题。人们经常认为，马克思主义将现代性与欧洲特有的文化联系在一起，并从欧洲走向全世界。我在这里提出的研究涉及资本的现代社会理论、其真相以及潜在的不足。我会试着提出一个更通俗的、非西方的现代性方案。
在启蒙运动之后，黑格尔认为历史进程是理性社会形式的渐进发展，同时他提出了批判。马克思颠倒了这种方法，分析认为现代社会的兴起并不是理性的表现，而是从理性中产生的一种新的类阶级关系的工具化。他开创了从资本主义市场的工具理性到社会主义组织的解放理性的新视角。这样，他以“宏大叙事”的形式将现代性问题历史化，最终以废除私有财产和市场为终点，为组织的后续工具化问题留下了余地。当然，这只是一个非常普遍的方案，旨在为现代性矛盾中的人类实践提供一个终极视野。但是，这留下了一些缺憾，迫使我们重新分析。
马克思并没有以阶级结构的定义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章的开篇。《资本论》第一卷的第一部分致力于描述这一结构所预设的“生产的市场逻辑”这一概念性前提，我称之为“元结构”。马克思从一开始就认识到，在社会层面上有两种主要的理性协调模式，也就是“市场”和“组织”，它们是生产一个有使用价值的社会的“理性基础”（rational）。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马克思清楚地将市场/组织这对概念确定为两个“中介”，即德语Vermittlungen，这将成为他后续分析的核心。[3]在《资本论》第十九章第四节“制造业劳动分工和社会分工”中，工厂经理的先验逻辑将反对市场中资本家的后验逻辑。在第一章中，马克思强调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在生产关系中，合作伙伴作为自由、平等和理性的人彼此间相互作用。元结构（我的意思是：资本主义结构的先决条件）在这里被定义为市场形式与所谓的内在自由—平等—理性的宣称之间的关系。一个宣称也就只是一种豪语，在这个意义上说就只是虚构。现在这种虚构变成现实的一部分。那么这个虚构性的现实性又怎么样了呢？正如我们所知，马克思将资本主义描述为一种特殊形式的市场结构，其中，劳动力本身就是商品。结果，资本主义的逻辑不同于市场逻辑：它不是具体使用价值的逻辑，而是寻求利润的逻辑，是一种抽象的财富。然而，矛盾之处在于，资本只能建立在市场逻辑的基础上：利润意味着生产商品。市场在剩余价值的刺激下，资本主义倾向于不断推动大型工厂内的技术进步。因此，从长远来看，组织代替市场站在风口浪尖。最后，通过生产组织，“受过教育、团结和组织起来”的工人[4]将控制生产过程。在马克思看来，这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历史趋势。当然，今天的了解更加深入了。
在我看来，问题不在于保留了部分潜在真相的“宏大叙述”。真正的偏见早已有之。从资本主义市场走向社会主义组织的目的论方案从一开始就扭曲了第一节的元结构分析。实际上，对生产和社会的现代形式的预设不能只有市场，就像我们在第一章看到的那样：它是市场和组织之间的辩证关系。因为，除了“直接的”话语合作外，问题总是有关这两种“中介”、两种经济逻辑之间的选择和交错。而法律政治的对应部分必然是个人契约性与中央契约性之间的关系。这就是我所说的“现代性的元结构模型”（the metastructural matrix of modernity）。[5]这是现代出现的所有经济、政治、社会和意识形态问题的交汇点。理论上讲，马克思本应该以这种元结构的二元性（duality）开始他的介绍。我们只能从被转化成阶层因素的、这两种理性协调在社会层面上的交界处来理解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性进程。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回避了这个问题。他把它留给了下一代。我们可以看到，在被视为《资本论》后记的《哥达纲领批判》著名篇章中，他区分了共产主义的两个连续“阶段”。第一个后来被称为“社会主义”，其结局是集体占有生产资料，并由公认的组织取代市场。它废除了资本的权力。第二阶段被恰当地称为“共产主义”，它将废除包括马克思所说的“使个人从属于分工的奴役”，这现在是“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之间的分工。这意味着：废除这种分工所包含的“知识性”（intellectual）力量。马克思并不想建立乌托邦。他提出了两极统治阶级的观念，一极是享有财产特权的人，另一极是特权受到限制的人，这两种类型的因素都可以融合到现代阶级关系中。马克思从根本上确定了现代阶级结构中两个基本构成要素的本质：市场中的财产和组织中的能力。问题在于怎样以历史顺序呈现结构配置中的这两个不可分割的元素，或者将历史解放进程中这两张不可分割的面孔呈现为历史的两个连续阶段。
从这一点来说，这两方面的解释对欧洲和中国的现代阶级斗争、现代历史、世界体系和现代性都会带来巨大影响。
出于这些原因，我建议在更广泛的基础上重写马克思的现代社会结构理论。[6]首先，从现代阶级统治的两极性出发。其次，我们将在后面看到，来自结构系统的二元性。[7]
赋予现代阶级结构和阶级斗争开放性的是财产权力（property-power）和能力权力（competency-power）在本质上的区别。谈到能力，我指的并不是最广泛意义上的知识，而是韦伯意义上这些知识的形式，包括赋予权威、管理权威的社会知识。换句话说，我指的是社会属性上的能力。如果没有这个组成部分，“主导”阶层就不会成为“统治”阶级，而在葛兰西的意义上“统治”就意味着掌握（智识的）专长和方向并享有其特权。这不是另一个阶级，而是现代社会形式中统治阶级的另一“极”，或另一组成部分。这两个实体并不完全等同，他们是构成马克思所称的“资产阶级”（bourgeois）或“现代阶级”结构内的两大支配要素。现代阶级结构并不能简单归结为“资本主义”概念。如果公共秩序和多种公共服务不受监管，那么资本主义将不复存在；同样，公司本身也需要合理的管理和组织原则，这不仅是财产权力问题，更是能力权力问题。如果从理论构建方面进行重新阐述的话，米歇尔·福柯的“知识权力”概念和皮埃尔·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的概念可以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元素。总之，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由两种社会力量组成，这两种力量既对立又统一。这是因为资本主义逻辑是抽象的，而能力逻辑更是可以公开讨论的具体目标。在能力极（competency-pole）总是受到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的影响，在基础阶级的大力影响下，这种不确定性推动它根据自身利益和技术、地缘政治背景，与资本极（capital-pole）相结合，或在一定程度上相背离。
其他那些被我称为非主导的基础阶级，其阶级斗争具有双重性。它总是试图在市场关系和组织关系中有所收获，也就是想获得这两种权力。它的目标是通过“征服”来摧毁“特权”，即获得有关工资、就业、健康、教育、信息等方面的新权利，并最终集体控制生产和交换的主要过程。更确切地说，阶级斗争总是包括通过组织来控制市场的尝试和通过共享民主话语来控制组织的尝试。它希望结成特定的统一联盟，其中有能力的人来对抗资本家。这种阶级联盟却成为反对有能力者特权的阶级斗争。这是阶级斗争联盟的悖论。
统治阶级的两个组成部分有三个不同之处。其一，“充分的剥削”（component exploitation）本身并不等于资本主义对剩余价值的剥削，而是一种法规问题，一种允许行使此权力并再生产其阶级的“生活方式”。其二，能力权力只能通过内部协商来行使。因此，被行使的人员无关紧要。其三，这种权力在社会机构（学校、医院、企业、行政管理机构、政党、工会、协会……）中展现，它们不是从统治阶级的“意志”中推演出来的，而是在平民阶级的某种影响下出现的。
这种阶级斗争联盟——至少在当前的西方范式中——已在政治层面得到证实，简言之，财产权力居“右”而能力权力居“左”。基于这个原因，我们已经看到基础阶级理所当然地偏左，成为“左派”的极少数，在可能的情况下，它会成为一个单独的政党。在这个意义上，从结构上存在一种精英左派，他们代表能力权力，同时还有一种大众左派代表基础阶级。用非常笼统的话来说，解放的策略是让左派胜过右派以及让左派中的大众胜过精英。当然，这些政治目标的结果只能是无限复杂的社会斗争和文化斗争。“阶级斗争联盟”的纲领是现代解放的普遍公理，定义了“马克思主义”的策略，这不仅在“和平时期”有效，在革命时期也是如此。
我们了解现代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革命的行动方向之所在。人民在能力权力的帮助下推翻资本家（以及其他古代或帝国力量）。但是，有能力者在某种程度上取代了之前统治阶级的地位，彼时他们不得不诉诸资本家才能正确地进行统治。我们不能对这一切简单定论。从东方到西方，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这一过程相去甚远。但最终我们在任何地方都面临着同样巨大的双三角结构，这就是现代社会的形式。这里的两大政党，大致相当于统治阶级的两极。或还存在第三极，即大众阶层试图代表他们自己。大家期待着有能代表这三种力量的政党出现。马克思主义文化并没有提供有效的方法来确定统治阶级的其他成分，即能力权力，也没有定义它与资本主义成分的区别。在我看来，大家不要忘记现代社会在抽象层次上的各种政党结构。事物是纷繁复杂的，但不同的社会和地缘政治关系具有相同的基础阶级结构。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为了解放的阶级斗争才会发生。
如果以上分析是正确的，人民（在此指的是基础阶级）将不会面对通常意义上的“资本”和“国家”这两个“对手”。它面临的是一个双头的统治阶级：一个扣留财产，一个限制能力；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权力。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废除国家机器”，实际上是指基础阶级的人民设法掌握主动权，从而转变和民主化国家机器。我们不能将国家和国家机器混为一谈。国家是一个类关系（class relation）：因为统治阶级包括两个极点，所以国家是该结构内的政治关系，它可以是二元的或三元的。国家机器（政府、行政、警察以及军队等）代表的是民族国家的一系列职能。它构成国家内部政治阶级冲突的关键。它的性质将随着“霸权政权”而变化：我指的是资本家、有能力者和人民之间的联盟类型和其间的斗争关系。这种结构游戏不断暗示其元结构的主张。以上三个阶级之间有着相同的政治原则：“自由—平等—理性！”其表层含义是：享我们所享（如果可能）。其深层含义是：这一切必胜！我们姑且称之为在现代政治对抗中居于核心位置的“现代的差异”。伴随霸权统治，各种解释占据上风，它们没有围绕“自由或是平等”展开，而是发问“自由”“平等”“理性”意味着什么。
当然，这一概念发展至今仍然是抽象的。正如世界体系学派（沃勒斯坦、阿瑞吉）所展示的那样，经典马克思主义创造了一段历史，但也需要马克思主义地理学与之相互配合。马克思明智地把这一抽象概念定义成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统一，这仅具体存在于领土民族国家中。这些国家的联系并不以结构的形式完成——我指的是基于“元结构”上宣称“自由民主”的联系——而是根据一组系统的中心与边缘之间的力量关系。我把这种连接称为“系统的”（systemic），用以区别阶级结构中的“结构的”。阶级结构中必不可少的是斗争（struggle）。在世界体系中，它至少存在一个实例：战争。与之完全相反的便是现实社会中存在的具体现象——例如性别歧视、种族主义、文化霸权、生态破坏——这都在某种程度上是“结构—系统的”（structural-systemic）。
我们在这一理论的研究还未及深入，因为这个结构形式，这个“阶级结构”，长期以来作为世界体系内民族国家的部分，最终包含了世界体系的整体性。现如今，以新兴数码和通信技术为代表的生产力崛起如此迅猛，一种世界阶级国家正在全球范围内出现，与世界体系相对立。系统与结构之间的关系相互颠倒，这就是所谓“全球化”的实质。阶级统治及其元结构的主张都被投射到最终的系统之上，这是一个共同的领域——世界。以上观点很好地解释了我所说的“超现代性”（ultimodernity），而非“后现代性”（postmodernity）。
新自由主义是如今高度现代化社会中盛行的霸权。新自由主义的统治是悠久历史长河中的新现象。但新自由概念和自由主义一样古老。早在17、18世纪，它已清晰地出现于从洛克到曼德维尔的叙述中。新自由主义是自由主义的终极状态：它是资本在纯粹状态下的逻辑，是马克思在其剩余价值理论中定义的资本主义逻辑，即无论在人和自然身上产生何种后果，“生产”产生了剩余价值、纯粹的抽象财富和以生产力和劳动力为基础的纯粹权力积累。新自由主义是“真正的自由主义”，即：摆脱障碍。它包括两种：一种是为了特定社会和政治存在，为了特定的使用价值和生命价值，基础阶级进行的持续斗争——这种斗争或公开或隐蔽，取决于具体情况。另一种在“资产阶级”内部，是有能力者的斗争。
回首20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资产阶级”被削弱。中国革命和俄国革命成为帝国主义被普遍削弱的前提。亚洲其他国家和阿拉伯国家也发出了类似的信号。在西方世界，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让那些未被法西斯主义征服的地区得以发展社会主义运动，推动了人民与“有能力者”之间的斗争联盟。无论是在旧中心还是边缘，大众阶级都表现出相似的吸引能力。正是在这些情况下，西方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从根本上说仍是帝国主义的，但依旧传达某种内部解放潜力——才能够出现。正如我们所知，在20世纪70年代，“资本”——我所指的是统治阶级的资本主义的极点，尤其是以金融为主要代表形式——开始意识到它必须不断进攻，其中典型的代表人物就是里根和撒切尔夫人。但如果这种进攻得以成功，那是由以下两个方面同时出现而造成的。其一是技术方面：新兴的现代化生产力带来数字化新时代，这使得资本超越国境，高效地发挥作用。其二是地缘政治方面：在当时，资本实际上把生产转移到成本几乎为零的大陆上。自由主义的梦想是可以实现的。作为人民与有能力者之间反自由联盟发源地的民族国家，开始在不同程度上丧失其经济政治能力，从而失去其解放意义。有能力者失去了大众阶层合作伙伴的地位。这种新自由的逻辑被各类新技术携带，在世界各地以不同的程度传播。因此我们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在金融的庇护下，资本统治了全球。在这些情况下，除了为资本家服务，有能力者似乎没有其他职业可选择。然而，“宏大叙事”能否终结，还有待观察。我建议通过质疑现代性的开端来重新审视这个议题。
马克思主义把工业革命作为现代的起点。在我看来，现代的阶级统治是由资本家和有能力者这类双重成分组成的，这一假设让我们看到了过去：去定义一个更古老的“现代社会”。在自由主义时代之前，欧洲就有福柯根据严格历史传统所称的“古典时代”（Classical Age）。那两个主导性的成分已然紧密相连，但其力量处于平衡状态。特定的组织逻辑，而非市场逻辑占据支配地位，其证据体现在医院、学校、军队、城市和监狱机构、皇家行政部门和制造业等方面。“启蒙运动”，并非来自英国以农业资本主义为导向的学院，而是来自法国行政部门的知识分子圈，这在制度体系中意义重大。[8]这个古代政权，由能力权力支配资本主义财产权力的霸权，代表了资本主义之前的现代性的一个阶段。它先于资产阶级政权，随后是社会或社会主义政权，最后是新自由主义政权。但是现代的开端又如何呢？
作为两种“社会层面上的理性协调”主要类型，市场和组织已经存续千载。根据元结构假说，当它们在国家政权庇护下彼此领土相联时，社会的现代形态才会出现。这两种“中介”之间的限制促成了它们直面彼此并进行交流的“直接”话语。这样的主张不会显得非常抽象和武断。
我通过研究13世纪意大利公社来验证这一理论。意大利公社是现代欧洲共和制度的摇篮（立法/执行/司法权力的现代区别、普选权的试验、普遍的个人自由的主张、详尽的税收等），与现代艺术的诞生并行（乔托的画、皮萨诺的雕塑等），也与基督教的现代形式并行（这预示了新教的到来）。通过arti（corporations，“公司”），来自公社，即领土意义上的城市的普通民众开始控制大部分市场和组织的程序，消灭了奴隶制和封建制最后的痕迹。在这种背景下，公共话语也受到了极大的刺激，开始以书面形式出现（多亏了纸张这项来自中国的发明的到来……）。此后，生产力的变化导致了公社的消失。这种政治上的现代化一度接近灭绝，直到它在更广阔的国家空间（用国家语言以印刷形式统一）复兴，最初小心翼翼，法国大革命之后最终在国家层面上彻底恢复。现代性的开端与“欧洲精神”、希腊或基督教的“起源”无关。它出现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城邦的（普通）人利用民主共享话语的力量——它用某种自由平等控制组织、用某种具体理性控制市场——在市场的盲目逻辑和组织的等级逻辑之间调控，开始在一定程度上有能力获取政治命运。
欧洲的这种元结构方法为回到20世纪30年代京都学派提出的假说提供了新的理由。这个假说认为，中国曾有一个“前现代”（premodern）进程，出现在以学者“能力”为特征的宋代国家组织中，其时间甚至早于欧洲。其相应的市场方面是一种社会力量，由于不同的地缘政治环境，这种力量被更紧密地把持在国家（机器）手中，但传达了很强的虚拟资本主义潜力。除其他外，这两个伟大的历史进程之间的巨大差异与市场与组织之间的碰撞所呈现的不同规模有关。在欧洲，至少在中世纪初期，这种融合发生在极小的范围内，因而普通人能更轻易地获得对这个过程的民主控制，而在中国的广大地区，这种现象往往集中于高层。第二个区别是，在这个“庞大的中国”，这些现代性的趋势出现在一个广阔帝国的背景下，这包括大量且波动的各种族、宗教、民族、文化、语言、宗族组织、部落组织、内在边界、朝贡关系等。但是，在这两个例子中，在主权国家权力下这两种“中介”冲突产生的文化脉动具有相同的本质。这一假设带来了一个更为灵活的现代性概念，它是一种可以在不同地方、以不同形式和节奏出现的社会形态，即使欧洲和东亚（韩国和日本同样如此）能给出更清晰的图像。
汪晖对“天理”和“公理”的思考为前现代话语形式带来了新的现代潜力。读完《中国现代思想的兴起》一书的长篇导论，我不禁想起了欧洲的相似之处。一个例子是1267年的“天堂书”（Liber Paradisum），这是在人民战胜贵族后，当时的左派知识分子“公证人”（notaries，意为I nottai，“我即正义”）在博洛尼亚撰写和宣布的法律文本。这个声明表示“上帝予人自由”。我们现在知道，亚当获罪，故上帝惩罚他的后代落入（封建的）奴隶制。但上帝最终宽恕他们，并让其子耶稣再次拯救他们，使之获得自由。因此，我们必须“恢复人生而自由的自由”。“高贵的博洛尼亚城市因此决定购买境内所有奴隶”（男性10里拉，女性6里拉……）。我们可以在这个神学—政治宣言中看到这种新基督教如何“回归经典”，也就是回归《圣经》。耶稣掌管的救赎人性的“天命”变成了今天我们要具体实现的“天理”。太棒了！文本没有说明的是它允许从前的奴隶成为“免费工人”，接受剥削和征税。但请注意，五个世纪之后，在1762年让·雅克·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中，我们将会看到相同的表达：“人生而自由，却无时无刻不戴着枷锁”。这是著名的革命性煽动！当“天理”变成“公理”，特定的结果一定会出现。（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