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 年的春天与秋天，步入知天命之年的东洋史学家宫崎市定（1901—1995）出版了两部启蒙著作，即《雍正帝——中国的独裁君主》（岩波新书，后收入中公新书）和《东洋的近世》（教育时报出版社）。
前者是一部评传，最先向人们揭示了中国近世社会屈指可数的独裁君主——雍正皇帝的存在感，广受名著之誉。然而，刚刚从军国主义体制的压迫下解放出来的日本历史学界，主流风潮是反思赞美战争的皇国史观，大踏步地引进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认为在社会经济史以外便不再有历史研究，历史人物的研究则长期得不到重视。因此，这部特别主张“名君论”的著作，在相当长的岁月里几乎被学界无视。与之相比，后一部书，亦即阐述宋代为中国近世说的《东洋的近世》，在当时日本史学界的重点课题——历史分期大争论中，则是最受关注的作品。
“唐宋时期”一词虽然已成为一般用语，但如果从历史的角度、特别是文化史的角度加以考察，这个词其实并没有什么意义。因为唐与宋在文化性质上具有显著的差异：唐代是中世的结束，而宋代则是近世的开端，其间包含唐末五代这一过渡期。然而，过往历史学家多以朝代来划分历史时代，由是产生了唐宋、元明清这样约定俗成的用语，但是这种时代分期法有必要从学术的角度重新加以修正。
最后，内藤湖南以“总之，唐宋之际是中国中世、近世的一大转折期。这一点，读史者需要格外地留意”作为该文的结语。
内藤湖南逝世后，经嫡子内藤乾吉整理，其讲义《中国上古史》（1944年）得以刊行。据该书，内藤湖南的历史分期具体为：（1）第一期：上古至东汉中叶，此为上古时代；（2）第一过渡期：东汉后半期至西晋；（3）第二期：五胡十六国至唐代中叶，此为中世时代；（4）第二过渡期：唐末至五代：（5）第三期：宋元时代，此为近世前期；（6）第四期：明清时代，此为近世后期。设定“过渡期”这一时代概念，是内藤历史分期学说的特点。
在内藤湖南发表《概括的唐宋时代观》一文后不久便跨入东洋史学，并在后来继承其教席的宫崎市定，于1940 年出版了其处女作《东洋朴素主义的民族与文明主义的社会》（富山房），就宋代以前的历史做出了充满独创性的概论。在历史分期学说上，宫崎在继承内藤学说的同时，取消了过渡期这一设定，以三国曹魏作为中国中世社会的开端。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支那学社”各位成员的积极努力下，作为学社同人杂志的《支那学》由京都弘文馆再次刊行面世。为了避免使用带有蔑称色彩的“支那”一词，封面上的刊名也改成了《东光》。
作为《支那学》新生后的《东光》，其第2号（1947年11月）刊出了刚刚由台湾撤回并转任京都大学助教授的宇都宫清吉的来稿——《东洋中世史的领域》，文中对内藤湖南历史分期学说中过渡期这一概念的模糊性进行了批判。宇都宫清吉认为，时代各自具有其特征。宇都宫在对秦汉社会的政治性与六朝社会的自律性展开对比的基础上，提出了“时代格”这个概念，认为：“为了全面认识东洋史上的中世纪，其时间跨度当以秦汉时期为始，以隋唐时期为终。”在这一期《东光》的“编辑后记”中，以竹庵为笔名的森鹿三，对宇都宫清吉的论文作出这样的评议：“王朝的亡灵一度被内藤史学否定，在宇都宫氏的学说中再次出现。尽管作为新感觉派学徒的宇都宫清吉并不是要复辟王朝史，但其导入了模拟人格的‘时代格’这一概念，将王朝（至少是汉、唐这两个王朝）作为不可分割的个体展开了研究。”森鹿三的这篇稍带危机感的评议，似乎会激发一场史学界对内藤历史分期学说的驳论。
果不其然。毕业于东京大学、当时积极参与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指导下重建“历史学研究会”的前田直典（1915—1949），在《历史》第1卷第4号（1948年4月）上发表了《东亚古代的终结》一文，对宇都宫清吉的观点进行了批评，并因此忧虑“内藤博士卓越的历史时代观是否会从此变得模糊不清”。
前田直典历史分期的基准专注于直接生产者的性格特征，因此他认为“京都学派的中世纪与他们所谓的古代，十分难以区别”，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新见：“在东亚各国中，中国的古代结束于公元九世纪前后，而同样的现象见于十二、十三世纪左右的朝鲜和日本。”明确提出中国的古代终结于唐代，宋代以后开始跨入中世纪封建社会。
虽然前田直典在次年因病去世，但是，经1950年历史学研究会大会上西嶋定生与堀敏一的报告及答疑，中国的中世纪始于宋代这一历史分期学说得以体系化。当时正值新体制下的高中社会课开设世界史课程，正在编辑中的各种教科书，多数都采用了宋代中世说。而宫崎市定《东洋的近世》一书，正是这一年出版的新书。这部新书，既继承了内藤学说中的文化史观，同时也融入了他自己在社会经济史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
十年后，一桥大学的增渊龙夫（1916—1983）在撰写《日本东洋社会经济史学的发展（上）》（《社会经济史大系》X，1960 年10 月，弘文堂）之际，就中国历史分期的争论展开了详细的评述，并以此为基础，对唐末以前各个时期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成果进行了介绍。就宫崎的研究，增渊说：“宫崎市定继承了内藤湖南的宋代近世说，在东亚与西亚、欧洲等地相互交流的视野下，作为世界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史料中发掘出了宋代作为‘近世’的各种表现，并确定其历史地位。”其后，增渊又作了如下概括：
同样是以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论为出发点，宫崎市定将唐宋之间视为中世向近世的社会转型期，而前田直典则将之视为古代向中世的社会转型期。这种观点上的差异，留下了种种问题。造成两者观点不同的原因之一，在于宫崎市定将中国史的发展放在与西亚、欧洲的相互关联中去把握；相对而言，前田直典则将中国史的发展放在与日本、朝鲜等中国周边东亚各民族历史的相互关联中去把握。前田直典的研究，往往假设先行，而这些假设性的问题，又受到了基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影响的战后日本史研究这一新动向的刺激。宫崎市定对“东洋的近世”的阐述，则立足于其自身对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研究。两相比较，前田直典只是从奴隶多还是佃户多这一点来考虑历史分期问题，至于这些直接生产者所构成的社会构造与形态，以及建立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与形态之上的政治形态及其他相关问题，却没有丝毫的论证。
《东洋的近世》在刊行之初，是充满争论的读物。然而，在马克思主义史观在日本已几近退潮的今天，人们的立场则完全反转了过来。这部书，今天无疑可以作为一部值得信赖的历史概说书来阅读，同时可以充满信心地加以引用。
此次，借《东洋的近世》被收入中公文库之机，又编入了宫崎在此前后撰写的学术论文4 篇，以及在《东洋的近世》出版13 年后为吉川幸次郎《宋诗概说》所作的书评1 篇。作者晚年一贯主张“景气变化史观”，而为吉川所写的这篇书评，就像是一只飘浮在空中的观测气球，是对这一史观的最初论述。选择上述5 篇文章编入本书，目的在于能使读者更好地理解宋代近世说这一学说框架。这次编辑的中公文库本《东洋的近世》，除本文外，只选取了对本文第二章《中国近世的社会经济》展开补充论证的诸篇，而讨论近世的政治与文化的《中国近世的农民暴动》（《东洋史研究》第10卷第1号，1947年12月）、《宋学的逻辑》（《东光》第3号，1948年1月）等则略而不收。
收录的第一篇论文是《中国近世生业资本的借贷》（《东洋史研究》第11卷第1号）。在这篇论文中，宫崎深入地思考了宋代以后中国城市的资本形态，指出当时的商业资本趋于零碎化，大额资本中出现了资本与经营分离的现象，而这正是促使近世士大夫阶层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展开这项研究时，宫崎充分地利用了以往学界未加关注的所谓“俗书”，如《太上宝筏图说》与梁辰恭所撰《劝戒录选》。紧接着的短篇《合本组织的发展》（《东洋史研究》第13 卷第5 号），作为前一篇的补遗，向读者提示了伴随资本零碎化而出现的“合本”（即共同出资）经营的相关史料。
第三篇论文《宋代以后的土地所有形态》（《东洋史研究》第12卷第2号），揭示了随着农村土地的零碎化，所谓的大土地所有，也不过是大量的小块土地在数量上的集合体。随着承租的佃户逐渐摆脱了封建束缚，为确保佃租的征收，出现了“业主”这一人群，可见在农村中也出现了资本与经营分离的现象。此外，作者还论述到，出现在农村的“业主”这一中间阶层，与商业活动中的经纪人和官府中的胥吏，是中国近世士大夫阶层得以成立的三大支柱，也因此显示出中国近世社会的特色。
接下来的《明清时期的苏州与轻工业的发展》（《东方学》第2辑）一文，利用马可·波罗《马可·波罗游记》、赫德《万物解》、特里格尔《基督教远征中国史》等欧洲人的见闻，生动阐述了明清苏州轻工业处于世界顶尖地位的史实。
此文的后半部分，宫崎着重提到了苏州受到了严重的经济不景气的影响。在其六十岁的前后两年间，宫崎作为巴黎大学与哈佛大学的客座教授寓居欧美，在此期间，他萌发了“景气变动史观”的构想，认为中国历史自古以来就存在着与当今世界类似的经济景气、不景气的周期变化。这种变化影响到了当时社会的方方面面。从景气的变动这一角度来观察历史时，经济也好文化也好，不同的领域也就一同进入了观察者的视野。“景气变动史观”的构想，首次见诸文字的，便是列于本书篇末、为吉川幸次郎《宋诗概说》所作的书评（《东洋史研究》第22卷第1号）。
“文革”爆发前夜，中国学术界翻译出版了“内部读物”《宫崎市定论文选集》上下两卷（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翻译组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上卷1963年11月，下卷1965年12月，以下简称《论文选集》）。所谓“内部读物”，是当时中国学术界翻译的国际上具有代表性的一些非马克思主义理论或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著作，发行量非常有限，主要供高级干部及高级专家阅读，一般不在市面上流通。在中国不断改革开放的今天，这种书恐怕已经不多见了。在该书的前言中，编译者给宫崎贴上了“反动史学家”的标签，这无疑是编译者预想到该书的出版会受到批判而提前采取的预防措施。这部书的编译工作做得十分周道，宫崎猛烈批判中国学术界的言论也都忠实地做了翻译。《论文选集》上卷收录10篇，其中就包括《宋代以后的土地所有形态》与《明清时代的苏州与轻工业的发展》；下卷收录论文11篇，则包括了《关于中国近世生业资本的借贷》与《合资组织的发展》。换言之，此次所编中公文库本《东洋的近世》，正文以外的4 四篇论文，已全部在“内部读物”的《论文选集》中被翻译成了中文，成为中国研究者私下的读物。
当时，作为北京大学历史系学生的刘俊文，从高干子弟的同学处借得《宫崎市定论文选集》，一读便沉迷其中，兴奋不已，由此成为宫崎的狂慕者。约25年后，游学京都后的刘俊文，在中国主编十卷本的《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以下简称《论著选译》）时，为表达对宫崎的崇敬之情，在该书中收录了宫崎的10篇论文。《论著选译》的第一卷《通论》（中华书局，1992年7月）共收论文8 篇，由黄约瑟出色地译成中文。其中，宫崎的《东洋的近世》，与上文介绍的内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时代观》、宇都宫清吉《东洋中世史的领域》、前田直典《古代东亚的终结》，皆为全文收录。在242页的《通论》卷中，《东洋的近世》占了90页（第153—242页）。顺带一提，译者黄约瑟是长于澳大利亚，毕业于东京国际基督教大学，后游学于神户大学文学部，之后又于香港大学从事隋唐史研究的国际学人，曾在多次国际唐史会议中担当传译，前途无量，可惜因病早逝。笔者时常回忆起在神户大学任职时与黄约瑟谈论学术的场景，遗憾万分。
本书封面是书中所收《明清时期的苏州与轻工业的发展》（第220页）插图的一部分，其原本为第221页所引赫德《万物解》一书所附的塔夫绸刺绣。清道光丙午年（1846），作为法国考察团一员的赫德参观了苏州织造局，记录下女工在腰机上舞动纺梭的情景。在此移录该图四周的说明文字以供读者参考。图片上端书法语“VISITE DE MR IRE HEDDE AUX ATELIERS DESOU-TCHOU”，对应着下端汉字“道光丙午伊西朵赫德观苏织造局”。左侧为“圣徒天伊西朵赫德董得桑蚕丝织属事”，右侧为“戊申年白赖并巴蓝萨遵贸易公所拟织”。圣徒天即“SAINT-ÉTIENNE”，戊申年为1848 年，白赖指“PEYRET”氏，巴蓝萨指“BALANCARD”氏。
1969 年夏，笔者自剑桥大学归国，途中在巴黎滞留数日。彼时，非常幸运地在旧书店寻得一部私家藏《万物解》，收入囊中。30年后的今天，能够再次利用该书，实乃望外之喜。在序言中写下“江户汉子吸进去的空气，有巴黎姑娘呼出来的气息”的《东洋的近世》一书，以这幅图作为封面，可以说再合适不过了。
（本文选摘自《东洋的近世：中国的文艺复兴》（[日] 宫崎市定 著 [日]砺波护 编，中信出版社，2018年7月），作者系日本东洋史专家、京都大学名誉教授砺波护，本文是他对宫崎市定这部代表作所作的解说。经授权，澎湃新闻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