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加州大学历史学教授L.S.斯塔夫里阿诺斯的作品《全球通史》自问世以来一直畅销不衰，是在全世界拥有最多读者的通史类作品。自从其中文版推出以来，在中国已经卖出了300万套，共销售2.9亿码洋。在《全球通史》的第七版新校本上市之际，由北大博雅讲坛举办的《全球通史：从史前到21世纪（第7版新校本）》新书发布会上，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高毅、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徐健和清华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曹寅共同探讨了这本书对读者的启示。
徐健说，《全球通史》是全球史观的代表作，也是破除西方中心论的代表作之一。在本书当中，斯塔夫里阿诺斯谈到自己这一代人是在以西方为导向的历史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也生活在由西方居支配地位的世界当中——19世纪和20世纪初叶是一个由西方享有政治、经济、文化霸权的时代，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殖民地的革命结束了这种霸权，这意味着传统的西方为导向的历史观已经不合时宜，因此，斯塔夫里阿诺斯呼唤新世界的新史学，这才有了《全球通史》的写作。不仅如此，这本最早出版于1970年的作品还在不断地推出新的版本。这次出版的第七版新校本是根据作者在1999年推出的最新版本译出的，斯塔夫里阿诺斯本人在“致读者”中说，之所以要不断对本书作出修正，是因为20世纪60年代的新世界很大程度上是殖民地革命的产物，而20世纪90年代的新世界则是科技影响力的结果。这样的修改也呼应了新世界对新史学的需要。
徐健看到，19世纪史学在欧洲兴起时，欧洲史学家把欧洲（主要是西欧）的历史看作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主轴和主要动力，贬低和歪曲其他非欧洲国家的历史地位和成就。随着殖民体系的崩溃，“欧洲中心论”无法解释全球各种复杂进程的演变，西方一系列历史学传统观念也随之受到反思和批判。上世纪60年代，威廉·麦克尼尔的《西方的兴起》、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已经在致力于用全球观点或者包含全球内容重新进行世界史的写作。斯塔夫里阿诺斯本人则把1960年“世界历史学会”的成立、《世界历史杂志》的出版和1970年他的《全球通史》第一版的出版看成是西方学术界从西方中心论向全球史观转变的证据。
在《全球通史》第七版推荐序中，吉林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中心教授刘德斌指出，“全球史观”主张历史研究者将视线投射到所有的地区和时代，建立超越民族和地区的界限，理解整个世界的历史观，公正地评价各个时代和世界各地区一切民族的建树。这种历史观认为，世界上每个地区的每个民族和各个文明都处在平等的地位上，都有权利要求对自己进行同等的思考和考察，不允许将任何民族和文明的经历只当作边缘的无意义的东西加以排斥。
虽然《全球通史》旨在破除西方中心论，但是也有批评指出，这本书在很大程度上依然能够看出以欧洲为中心的影子。例如作者笔下的现代文明实质上和欧洲三大革命（科学革命、工业革命和政治革命）紧密相连。徐健认为，虽然斯塔夫里阿诺斯已经“作出了壮士断腕的决心，但是能够断到哪里还不好说”，因为对西方学者来说，他们要破除的毕竟是五百年来积累的知识经验，而且由于语言、文化等原因，他们对欧洲以外的信息掌握不够多，并且在意识形态等的影响之下，观念也有待更新。“要真正突破，还需要好几代人的努力。”
“斯塔夫里阿诺斯谈去欧洲中心论是对欧美读者来说的，对于中国读者来说，我们应该持有什么样的立场呢？”曹寅看到，斯塔夫里阿诺斯的目标读者是欧美的普通大众，他认为，中国读者从中学到的可以是批判欧洲中心论，也可以是批判自己的中国中心论。“欧洲中心论是从欧洲历史学家开始的，可是破除欧洲中心论也是从欧洲历史学家开始的。唯有自我批判，才能够进步。”
曹寅说，中国人把自己叫作“Middle Kingdom”，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其实印度人在当地语言中也将自己称为“Middle Kingdom”，他们认为印度是世界的中心。因此，在阅读《全球通史》这样的作品时，读者应该警醒的是，不应该因为要批判欧洲中心论，就加强中国中心论，因为这本书以及“全球史观”的主张是批判一个普遍的中心论。
“全球史是对国族史书写的反映。过去，各个国家只关心本国自己的历史，不关心别人的事。”曹寅看到，以缅甸为例，缅甸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有上百个少数民族，还有穆斯林，如果只是书写缅族人的历史，是无法让其他人融入的，这样的历史书写缺陷会导致政治上的问题。曹寅说，战争常常是因身份政治导致的，“大家认为你是你，我是我，可是实际上，我们在文化上、服饰上、饮食等等方面都有很多共享的空间。消弭固定的身份之后，我们想象的优越感也就会不复存在。这对现实政治和人类未来都有积极意义。”曹寅说，全球史强调的是联系和共享，让人们拥有更加广阔的世界观。
高毅认为，斯塔夫里阿诺斯畅想的未来世界当中，人类的发展会走向统一。他说，马克思早就预见了经济全球化的到来，因为他看到资本追求利润的无限性，认为资本家的足迹一定会踏遍全球，马克思认为，全球化一开始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但是最终会走向世界共产主义。
在马克思之前，黑格尔也认为人类社会会走向一体化，美国日裔学者弗朗西斯·福山继承了黑格尔的观点，他在1989年夏于新保守主义刊物《国家利益》上发表了《历史的终结？》一文，指出自由民主制已经战胜与之竞争的各种意识形态，成为“唯一一个被不懈追求的政治理想”。他认为，自由民主制度解决了人类所有真正的重大问题，“构成历史的最基本的原则和制度可能不再进步了”，历史因此到达终点。
高毅看到，对于两种截然不同的对全球化的判断，斯塔夫里阿诺斯并没有给出明确的偏好，也没有明确指出人类的未来将会去往何处，但是他给读者展示了一些可能性。斯塔夫里阿诺斯在书中谈到：21世纪既不是乌托邦，也不是地狱，而是一个充满可能的世纪。无数可能中的哪一种将会实现，将由人类决定，因为人类是聪明的物种，人类是独一无二的命运创造者，而不是命运的产物。
在高毅看来，这些可能性就是建立一个“大同世界”的可能性。他认为，全人类的美好愿景在东西方有着深刻的渊源，研究法国史的他看到，法国人一向注重法国大革命的“自由、平等、博爱”精神，法国总统马克龙也反对民族主义，倡导博爱。今天的中国也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他说，“大同世界”和康德的“永久和平”一样，看起来都像是乌托邦式的空想，但是全球史观关注的就是人类如何向这样的世界迈进，如何为争取这样的前景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