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军：人性的畸变| 第2883期
人性的畸变
安之斋读史札记之一百零一二：《酷吏列传》
作者：刘晓军
（一）
读《酷吏列传》，无比沉重。
这大概是《史记》最令人窒息的一篇，特别是读了《循吏列传》和《儒林列传》之后，简直不忍卒读。我怀疑司马迁故意作此安排，以形成巨大的反差。就像我们之前读袁盎和晁错一样，一儒一法。但你要是将这些酷吏简单归于法家，实在是抬高了他们。他们推崇的是峻严之法，更是残酷之令。
而且我以为，司马迁写作此篇，也是最为沉痛愤懑的。他因李陵事件而入狱，亲身体验过酷吏的可怕。他在《报任安书》中这样写道：
“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箠，幽于圜墙之中。当此之时，见狱吏则头枪地，视徒隶则心惕息。”
其苦痛之深，非亲历者不能感受。
如果司马迁只是一位作家，那我相信，他一定要将满腔悲愤付诸笔端，以控诉酷吏的滔滔罪行。但他更是千年一出的史家，他在悲愤的同时，更要以史家之笔，冷静记录这个畸形的群体，以及产生这个群体的畸形时代，从而警示后人。
若史家在记录时难免有个人情绪，本篇是司马迁最容易倾注情感的。他写作时绝对无法回避内心的苦痛。可即使在悲愤到无法呼吸时，还是要以史家之角度，从容陈述这段历史——这既是巨大的折磨，也是一种考验。
（二）
司马迁在此篇开头，加了一段序言。语调平静，但切中肯綮。
他首先引用了孔子的话：
“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这话谈德治和法治之别，颇为知名，大概也是孔子关于这个问题最重要的表述。
孔子担任过鲁国的大司寇（即最高司法官），这使得他有机会去观察并思考法治的问题。不知道这番话是不是孔子任大司寇之后所说，如果是，倒像是他对自己职业的感慨。或者说，他在执法过程中，深深感受到法律的无力。更何况，彼时之法，尚很不健全。以酷刑约束民众，弊端明显。在这块人治大于法治的土地上，只要稍有良心者，站在民众立场上稍稍思考一下，便会强烈反对彼时的法治之害。尽管以当下眼光来看，德治也很无力，解决不了问题，但跟酷刑一比，高下立判。而且我相信，司马迁以此话为开篇，一定也和孔子一样，相信人性本善。顺从这样的人性，加以引导，才是正道。
司马迁又引用了老子的话，特别是“法令滋章，盗贼多有。”法律越是森严，盗贼就越多，这是典型的峻法之害。他说汉朝初立，废除秦之暴政，法网宽大得可以逃漏吞下船的大鱼，吏治淳厚忠实，百姓生活也很是安定。
请注意，这是在汉初，为了扭转秦朝之弊，采取宽松之政，也是大势所趋。按司马迁所记，第一个酷吏出现在吕后时。此人名叫侯封，“刻轹宗室，侵辱功臣”。随着吕后败灭，侯封也被抄家灭族。尽管只有寥寥十数字，但司马迁几乎一语中的，将酷吏产生的原因全部说尽。
首先是“刻轹宗室”，也就是践踏宗室，为吕后站台，投圣上所好。吕后当权，刘氏宗亲当然不服，同样道理，后来景帝时的吴楚之乱，武帝时淮南王、衡山王谋反等等，不绝如缕。如何打压宗室，是天子面临的头等大事。但皇上总不能亲自下场，对你的兄弟伯叔横下杀手，面子还是要的嘛。酷吏便应时而生。想皇上所想，急皇上所急，让皇上隐于其后，他们是皇上最忠实的打手。
其次是“侵辱功臣”，就是打击豪贵。吕后以来，功臣谋反虽逐渐消失，也不再像宗室那样直接对皇权产生威胁，但记忆并不遥远，政治隐患依然存在，打压他们便显得很是必要。更何况，这些功臣家族都有巨资之富，打击他们，可为朝廷敛财，何乐而不为？
（三）
如此，我们便也能理解，为何文帝时代没有酷吏，而景帝时代也只有晁错、郅都和宁成三人。我们之前已在《袁盎晁错列传》中读过晁错，他“为人峭直刻深”，但其严峻苛刻的事例，几乎没有提及。宁成活到了武帝时代，被外戚们整到了监狱里，他竟然越狱逃回家乡，买地租赁，最终混成了地产大鳄。
三人之中，郅都最为典型。在侯封之后，他完全可以作为酷吏发端的范本。
此时的酷吏，还比较纯粹。比如郅都虽然是个狠角色，但公正廉洁，是个大清官。不谋私，一心只为公，这是初期酷吏的特征之一。
这里的一心为公，你也可以理解为心中只有皇上，别的一切免谈。有一回，郅都以中郎将身份（皇上的高级保镖）从驾上林苑。宠妃贾姬上厕所时，遇野猪来袭。景帝示意郅都去救。郅都不仅自己不去，在景帝想亲自去救时，还拼死拦住。他的理念就是，我的责任是保卫皇上，宠妃死了怕什么，天下女人多的是，可皇上只有您一个。
这种一心忠于圣上的执拗劲头，天子自然喜欢，用他去打压宗室，最为合适。比如临江王入狱，他想要刀笔（彼时的书写工具）给景帝上书，竟被郅都下禁令而拒绝，最后临江王自杀。尽管此事惹恼窦太后而被免官，但不久就被景帝起用，任雁门太守，且不必到京城谢恩，以免被太后怪罪，而且重大事件可以从便处理，不必事先上奏。可见景帝有多么赏（需）识（要）郅都。
皇帝如此信任，自己又一身正气，也敢对皇上直谏，朝堂之上当面斥责大臣的过错。当时宰相周亚夫的权势如日中天，为人也很傲慢，只有郅都揖而不拜（很像汲黯）。所谓无欲则刚，权贵们都很怕他，叫他“苍鹰”。
如果酷吏都像郅都一样，那也就罢了。但我们得知道，任何一样新事物的诞生，都是应运应时，符合社会需求，时间一久，便产生弊端（包括制度也是如此）。如果只是迂腐守成倒还罢了，就怕走上邪路，万劫不复。
景帝时的三位酷吏，只是黑暗笼罩前的几朵乌云，他们尚且纯粹的作为，打开了潘多拉魔盒，群魔即将释放，人间迎来炼狱。
如同文景之治是在为武帝时代养精蓄锐，一切都在为盛世的绽放做准备，酷吏也不例外。
（四）
司马迁写了武帝时代的十个酷吏——其实远远不止，在最后的赞语中，他还列举了一些可怕的酷吏，然后感慨道：“何足数哉！何足数哉！”
为何酷吏如此之多，当然首先要拜武帝所赐。
比如张汤。
张汤经田蚡推荐，被任为御史。他第一次深得武帝赏识，是审查陈皇后巫蛊案，深究同党，无一漏网，共三百多人被株连处死。“于是上以为能”，逐步将其升迁。
武帝爱好文献经典，张汤就找来一批熟读《尚书》《春秋》的博士，每每判决重大案件，便附会经义，从中寻得根据。这看起来有些滑稽，因为张汤之为，其实是典型的法家，只不过为了迎合上意，便扯上儒家的外衣。这大概是“外儒内法”最初也是最完美的体现。
如果武帝要严办，他就找严酷的属官去办；反之，就交给宽和之人。
张汤负责审理淮南王、衡山王、江都王谋反，都追根究底，一网打尽。于是“益尊认，迁为御史大夫。”
汉匈开战，国库耗尽。张汤奉承武帝之意，建议铸造新币，官府垄断盐铁经营，打击富商，并颁布告缗令——即向商人征收财产税，如你隐瞒财产，他人检举查实后不仅要没收全部财产，被罚戍边，没收财产的一半赏给告发者。此令颁布后，全国中产以上家庭几乎全部破产。
国家没钱了，便搞政府垄断，再从富商那里下手去搜刮，然后是中产家庭，这配方……是不是看得有些心惊？
匈奴来请和亲，武帝让大家讨论。博士狄山认为应该和亲，他用前朝之例，说高祖和亲之后，“天下安乐”，景帝在平了吴楚之乱后，“不言兵，天下富实。”自从陛下开始打匈奴后，国家财力消耗一空，边境百姓深受其害。当武帝问张汤意见时，张汤竟说狄山不过是个“愚儒，无知。”在张汤眼里，高祖和景帝都不值一提的，一切只以当今圣上为准。因为他对武帝意图，实在再清楚不过。
甚至他还会故意犯些明显的错误，以便让武帝指正，从而显示圣上之英明。如此揣摩上意，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这是极权时代的最大特征。从景帝到武帝，专制越发明显，天下权力只集中于一人。张汤是上天送给武帝的礼物。他越是得到武帝赏识，权势便也越大。
但张汤又是极聪明的。相较郅都那样的纯粹之人，张汤浑身长满心眼。郅都以及武帝初期的酷吏赵禹，都私下不受请托，与人来往甚少，以维持自己独立而严正的判罚。而且他们也置生死于度外，早已抱了“奉职死节官下”（郅都语）的人生信条。张汤不同，他大概也明白，仇家肯定太多。他本“为人多诈”，于是广交宾客，跟公卿贵族打得火热。尽管他用法严刻，声誉却一直很好。连公孙弘这样的儒官，竟然也对他赞誉有加，“数称其美。”
当然最喜欢张汤的还是武帝。张汤生病时，“天子至自视病，其隆贵如此。”
顺便说说张汤之死。
故事很复杂，这里不再赘述。可以这么说，张汤因权势而风光，最后也死于他的权势。他虽然努力结交权贵，但总有仇家，任谁也不可能把复杂的关系网全部搞定。更何况，当人治大于法治，一切以皇上好恶为标准，所有人都如履薄冰，官员们不是去从事正常的工作，而是首先要提防被惩处，被下狱。正如司马迁在最后的赞语中所说，九卿只知道庸庸碌碌地奉职行事，连补救自己的过失都来不及，哪里有空去讨论常规以外的事情？
此时，整个政治生态都已扭曲。善良正直等人性更是不值一提。张汤可以构陷其他官员，别人也会设法算计他。如此而已。
（五）
武帝时代的酷吏中，还有义纵和王温舒很值得一提。
这两人出身相类。义纵年轻时当过强盗，王温舒干过盗墓的勾当，一样的为非作歹。如此两人，竟也混进了国家干部序列，且风光一时。可见彼时的官员选拔，以及吏治，已经混乱到什么程度。义纵是因为姐姐义姁通医术，被王太后宠信，经王太后举荐任命。倒是王太后在询问时，义姁很实在地说，我弟弟品行不好，不能当官。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个扭曲畸变的时代，这些在传中如昙花一现的普通人，竟表现出了基本的常识和立场。一个当过强盗的人，怎么可以去当官？这是再正常不过的是非判断。武帝却不管，任命他为郎中。这样的武帝，能称得上明君吗？
之前还有一事，当张汤如日中天时，他有个门客田甲，是个商人。他跟张汤相交，也不过是为了利益二字。但他也曾不断“责汤行义过失，亦有烈士风。”坚守如此朴素的是非观，本是社会的常态。义姁是医者，心存仁义尚可理解。彼时的商人，常常被人瞧不起，却能如此坚守，大批酷吏崛起，置基本良善于不顾，只能说明社会已经偏离了正常轨道，体制已经完全畸变。
义纵最重要的战绩，就是把王太后的外孙逮捕法办。就算你不想批评他忘恩负义，也千万不要以为他是出于对法律的维护。可以说，他同样也是迎合上意，帮助武帝打击贵戚。这么干了之后，武帝特赏识，“以为能”，迁为河内太守，“河内道不拾遗。”
学生时代的历史教材告诉我们，古代那些太平盛世，才会“路不拾遗”。《史记》虽还未读完，但已近尾声。搜罗我印象中的“盛世之景”，不妨列举如下：
商鞅变法一年，秦国人“道不拾遗，山无盗贼”；
孔子为大司寇，三月之后，“男女行者别于涂，涂不拾遗”；
郑国子产为相三年，“门不夜关，道不拾遗”。
然后就到了本传，除了义纵外，尚有：
郅都任济南太守，“居岁余，郡中不拾遗”；
王温舒，为广平都尉，广平“道不拾遗”。
说实话，商鞅及这些酷吏治下的道不拾遗，我是有点相信的，毕竟你要拾一下，我有酷法，甚至连坐，看你还敢不敢？孔子虽称圣，三个月就能达如此效果，我是大不相信。除非他这个最高司法官搞的也是商鞅那一套。对于子产的执政效果，我在之前的读后感中已经表示出怀疑。在我看来，见遗而拾，本就是人性之常。有人会设法找到主人，也有人会据为己有，都很正常。不要说子产治郑三年，能达到“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给你三十多又如何？很多人都会唱一首歌：“我在马路边，拾到一分钱，把它交给警察叔叔手里边。”这首歌自诞生到今天，怕是有两个三十年了吧。按照缺什么便宣传什么的定律，这么多年过去了，咱们做到了没？
所以，不要再去赞美这个所谓的盛世之景。它的上空，极可能有一双鹰隼般的眼睛，正狠狠地盯着你，只等着你犯错。那样的空气，阴森冰冷，令人窒息。
（六）
王温舒自己是盗贼出身，他任广平都尉时，找了一群豪强做自己的爪牙，颇似外包的临时工。关键在于，他掌握了这帮临时工的重罪。只要他们顺从自己，尽力抓捕，哪怕之前犯有百罪，也一概抹去；若有所避忌，不肯尽力，则将此人处死，且夷灭全族。所以如前文所提，广平郡不久就“道不拾遗”。不用说，升官，任河内太守。
至于他在河内的这番操作，堪称酷吏为恶的极致。
当然使用的还是广平那套方法。逮捕豪强，连坐千余家，重者灭族，轻者死刑，家产全部没收，杀人之多，血流十几里。短短两三个月，“郡中无声，无敢夜行，野无犬吠之盗”。偌大一郡，仿佛成了鬼城。
不对，应该是一片祥和，民心安稳。所以“天子闻之，以为能”。
王温舒后来还设计了一套治理方法，以帮助官员严苛地监视百姓。小到街道村落，都设置接受书信的器具，悬赏让流氓混混投书告发，且有专人负责，如网格一般，互相监督揭发，效果非凡。重要的是，几年下来，他手下的喽罗们也都发了大财。
“自温舒等以恶为治，而郡守、都尉、诸侯二千石为治者，其治大抵尽仿温舒。”
一句话，王温舒的经验得到了推广，大家都以他为模范标兵，纷纷向他学习。
但是，最后效果如何呢？
司马迁说，“吏民益轻犯法，盗贼滋起。”这话真是啪啪打脸啊，说好的路不拾遗呢？老百姓好像都破罐子破摔，更加轻于犯法，而且盗贼也是成群结队。“大群至数千人……小群以百数，不可胜数也。”在动员军队，动辄斩首至万余级后，依然无果。朝廷又出台“沈命法”，凡捕盗不力者，郡守以下官吏，一律处死。带来的结果却是，大家串通一气，互相隐瞒，不再上报盗贼之事——什么什么，你说盗贼？哪来的盗贼，咱们这里可太平了——朝廷要的当然就是这个效果。于是，在官方统计数据和宣传口径里，一定是盗贼几乎清零，犯罪率锐减，政通人和，安居乐业……
（七）
正文中提及的最后一个酷吏是杜周。此人仿效张汤，比张汤更善于察言观色，揣摩上意。他还有两个儿子，担任郡守时，其暴虐程度比王温舒还厉害。读到这里，似乎也已麻木，见怪不怪了。倒是有一处细节值得我们细细品味。有人批评杜周不遵循法律，却专门以皇上意旨为判罚根据。杜周的回答是，法律条文是从前的君王认定的，哪来什么不变的古法！意思很明了，只要遵从上意就行，今天的上意，就是以后的法律。
在全文结束之前，司马迁的这一安排尤其显眼。他仿佛在不动声色地告诉我们，所有的扭曲，都是因一人而起。
而且，他也没有将酷吏们一棍子打死，他在最后有一段挺公正的话：
“然此十人中，其廉者足以为仪表，其污者足以为戒，方略教导，禁奸止邪，一切亦皆彬彬，质有其文武焉。虽惨酷，斯称其位矣。”
廉洁的可为榜样，卑污的可引以为戒。你不得不承认，他们把教导百姓和打击犯罪配合得很好，虽手段残酷猛烈，但也同他们的官职相称。换言之，在由武帝主导的政治形态之下，他们成群地出现，实属正常。从这个角度看，甚至连他们的做法，也看似正常了。
在这些人看来，他们只是为了迎合上意，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而已。于是，人性发生畸变，一切都扭曲而拧巴——人治的最可怕之处，便是一切是非判断，包括贫贱富贵，千百性命，只在一个人的一念之间。
当然，与其说是人性的畸变，不如说是那个极权制度，就已不合人性。汉武大帝，也不过是这一制度畸变下的产物。
司马迁要做的，就是将所有的这一切告诉后人。因为他知道，这一制度及其产物，势必也会对后世产生久远的影响，绵延不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