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周期律：秦汉以降，第四个盛世即将到来！
毛主席和黄炎培曾讨论过“中国历史周期律”，这段史话激发了我的思考。我打开历史年代表，发现朝代有长有短，有强有弱，似乎并没有一定的规律，曾经百思不得其解。后来我读了李四光的《中国周期性的内部冲突战》（载《中国科学与艺术杂志》，1931年，见《史学名篇》一书），他统计了历代史书上记载的战乱数量，作了一个周期图（如下），启发我总结出了中国历史的长周期规律，每一周期大约700到800年。
首先周朝是接近800年，权力中心在现在西安附近时是强盛期（不到300年），转移到现在洛阳附近时是衰落期（500多年）。
后面的朝代周期基本遵循以下规律：
前朝-盛朝-第一分裂期-后朝-第二分裂期（-新的前朝……）
写得更具体一点：
前朝（短而强，西安）-盛朝（长而强，西安️→洛阳）-第一分裂期（短，洛阳/南京）-后朝（短而弱，洛阳/开封）-第二分裂期（长，外族入侵，邺城/北京VS南京/杭州）
中国秦朝以后历史的三大周期中，前两个周期非常符合这一周期律：
秦-汉-三国-西晋-南北朝
隋-唐-五代-北宋-辽金西夏南宋
第三个周期部分符合这一周期律：
元-明清-北洋军阀-南京政府-抗日战争
如果仔细想一想的话，就会发现秦朝大一统以后，随着政治制度的不断进步和成熟：
（1）中国的朝代更替间隔时间越来越短了： 东汉亡-西晋统一之间的“第一间隔期”（220-279）有59年，而唐亡-北宋统一之间的“第一间隔期”（906-960）只有54年。西晋亡-隋统一之间的“第二间隔期”（316-589）有273年，而北宋亡-元统一之间的“第二间隔期”（1127-1279）就只有152年，而且南宋时期的南北混乱程度都远不及南北朝时期。 明清之间及以后虽然天下大乱过几次，但间隔期都几乎可以忽略，事实上间隔期的规律已被打破，王朝更替模式变得十分稳定而迅速。例如，从清，经过民国乱世和“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到今朝，也不过短短38年。
（2）朝代的治世时间越来越长了（比较对象是同类的朝代：隋-秦-元（短而强的前朝），汉-唐-明清（长而强的盛朝），西晋-北宋（短而弱的后朝））： 秦，前221-前209，大泽乡起义之前，共12年；西汉，大致都是和平的，共210年；东汉，25-184，黄巾起义之前，共159年和平时期；西晋，280-291，从灭吴到八王之乱，共11年；-----------------隋，589-613，从灭陈到杨玄感起义，共24年；唐，618-755，安史之乱前，共137年；北宋，960-1127，大致和平，共167年；-----------------元，1279-1351，从灭宋到红巾起义，共72年；明，1368-1627，明末农民起义之前，共259年；清，1644-1851，太平天国起义之前，共207年。
其中唯一的例外是唐朝，唐朝的治世明显太短了，既短于两汉，更短于明清。这是因为唐朝是一个承上启下的朝代，官僚制度和儒家思想文教尚未完备，民族关系也处于一个汉胡力量微妙平衡、汉族民族主义兴起（宋、明时期）和胡族政治能力提升的关键时期。
总的来说，朝代的稳定性越来越强了，这包括朝代更替的稳定性和朝代治理的稳定性两方面。也就是说，改朝换代更“稳”了，长治久安也更“稳”了。 尽管大一统王朝延续时间并没有显著变化，都是260-290年（除两汉以外），但治理能力、治理质量、实控疆域面积、治世延续时间等指标都明显提高了。
两汉时间都只有200年左右，这不是因为经济社会危机造成的，因为两汉加起来有400多年，比别的朝代长多了，而且新莽篡汉前后的战乱程度也不算很高。这只能归因于汉代政治制度的内在缺陷：汉代的官僚制度才刚刚开始发展，外戚不断对皇权构成威胁。此后官僚制度在很长一段时期（三国至南北朝，大约360多年）又经历了九品中正制的倒退和反复。
可以说中国历朝历代都对今天的中国文明有所贡献。在四大周期中最关键的朝代是以下这些：
1、周朝：确立了“观乎人文，化成天下”的人本主义思想，奠定了儒家文化的“礼义仁孝忠信”的底色，摈弃了商朝的鬼神迷信。
2、秦朝：建立了第一个郡县制大一统帝国；汉朝：建立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官僚培养选拔制度，具体来说是确立了五经博士、太学、察举孝廉等制度（没有意识形态终极关怀的秦代法家官僚制度，必然行之不远）。
3、隋朝：首创科举制，修筑大运河；唐朝：实践科举制（当时以诗文取士），复兴儒学（如韩愈、柳宗元），在大一统王朝中实践汉胡联合政治（此前的前秦、北魏、北周等，都只是在割据王朝中初步实践）；北宋：理学兴起并应用于科举（科举成为标准化考试），出版业兴起促进基层文教，官僚制度和教育制度相辅相成、更加完善，重文抑武巩固皇权（彻底克服外戚等的军事政变）；辽金：建立和完善“一国两制”的胡汉联合政治，少数民族政权统治能力较南北朝时期大有改进。
4、元朝：首次实现胡族主导的大一统，修筑大运河；明朝：进一步完善理学、文教和科举，使儒家官僚制度臻于极盛；清朝：实现了空前稳定的胡汉联合统治，在宋明两朝日臻完善的官僚制度上面，加上比孤立、凋零的汉族皇室更有人力资源优势的胡族统治集团，从而提高了政治领导力和疆域控制力，是几千年中华制度文明的集大成者，因此能开疆拓土且实际控制，功盖千古；今朝：继承制度和疆域的历史衣钵，通过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实现了国家意识形态基础现代化，相对传统王朝来说克服了上层集团的血统论，完善了官僚制度的教育选拔机制，在大一统背景下建立了平等的民族关系，使中国上层和下层的制度和思想沿着自身内在逻辑轨道继续前进并日臻完善。
总结一下，中华大一统天下文明的演进过程中，最核心的维度是：上层集团，官僚制度，意识形态，民族关系。
上层集团要有政治领导力，不能被官僚利益集团牵着鼻子走。为此，既要有充足的人力资源，胡族作为一个整体的统治集团相对于往往人丁不旺、孤家寡人的汉族皇室是有优势的；又要有内部凝聚力，汉族王朝早期依赖于多个家族联合统治，这样容易走向外戚专政，而胡族王朝早期内讧不断，也不团结。
官僚制度第一在于选拔，第二在于培养。选拔标准有一个进步的过程，从举孝廉、到考诗文、再到考八股，是逐渐标准化的。培养方面，出版业的技术革命，即造纸和雕版、活字印刷是一个重要因素，连带着地方社会也与儒家官僚制度一起成熟，变为乡贤社会，文教终于深入基层。
意识形态方面，中国在几千年中都高举人本主义大旗，在全球都是一枝独秀的。近代以来，传统文化面临的冲击超过了东周的“礼崩乐坏”，达到了“全盘西化”的程度。幸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让中国文化精神涅槃重生，我们将继续高举人本主义的旗帜，走向超工业文明的星辰大海。
民族关系方面，胡族在南北朝时期、辽金时期、元清时期都有渐进的制度探索。总体趋势是，当汉族在不断探索完善官僚制度及其意识形态的同时，胡族在上层统治能力方面突飞猛进。最终这两个方面的努力被清朝及今朝有机地嫁接在一起，实现了中华制度文明的集大成和现代化。这一制度趋势反过来使民族矛盾在大一统框架下趋于消弭，源自西方民族自决理论的错误观念正在逐渐被中华文明海纳百川、实事求是的智慧所克服。
说到这里，我认为孙皓晖的文明论研究是不充分的，因为他视野基本局限在秦朝的开创性方面，而没有更多的维度去进行纵向历史和横向跨文明的比较。
我只觉得他对文明的中国式定义颇有可取之处，即文明是一种社会制度、社会秩序、生活方式的时空存在，它经天纬地、照临四方，具有改造世界、影响世界的现实生命力。这比西方仅仅来自于civil/civic的城市文明概念的civilization概念不知要高明多少倍，西方说到底还是脱不了城邦文明狭隘片面的底色，化成天下、照临万物的能力是先天不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