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丰厚史料和纪事本末透视历史深处
宋月红
《中国共产党编年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下简称《编年史》)编纂出版,是党史学界的一件大事、喜事,对国史学界是极大激励、鼓舞和引导,有助于推动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编年史》坚持唯物史观和正确党史观,集中围绕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深入融合党的思想理论史与实践奋斗史,逐年逐月乃至逐日深度挖掘整理编纂史料,并以编年体辅之以纪传体、纪事本末体为体裁体例,具体、历史地系统性、贯通性研究编纂党的历史发展的背景条件、阶段性内涵与人事物之间的关系、地位、作用和意义,进而从历史发生和发展的立足点、出发点和着力点透视相应历史深处,反映和揭示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一根本问题。
史料是编纂历史的基石,以年为单元编纂历史,就意味着挖掘整理史料要落实到历史的具体时间、具体事物和具体情节,而且要把纷繁复杂的史料统一到一定的历史发展逻辑上来,做到阶段性与连续性相统一。《编年史》从大历史观考察党成立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条件,上溯到辛亥革命爆发,以年月为时序,把党的成立放在了历史与时代、国际与国内相结合的条件下加以观照,由此挖掘、考述党成立的思想基础、组织准备,并为编纂其后党的历史发展作了铺垫和导引。《编年史》以大事、要事和重点人物的思想与活动为基本线索,同时所用史料覆盖到了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的基本面貌与特点,力求做到从整体上反映党史。《编年史》尽管是以编年为体裁反映党史,但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历史大事记或大事纪要,更不是史料汇编汇集,而是将其所编纂的史料连接贯通起来,就是一部波澜壮阔、丰富多彩和鲜活生动的党史,而且具体深入到相应历史事实的具体环节、内在结构与机理之中,与党史已有基本读本关于党史的叙事体系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二、《编年史》秉承“孤证不立”原则,依据充分、考述精当
立纲立条是历史编纂成功与否的重要法宝。在以什么立纲、能否和怎样立条上,《编年史》充分依据来自中央与地方、区域与境外等方面的权威史料,并尽可能运用档案、文献、回忆、实物等进行多角度考释、补正。如《编年史》将“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立为重要一条,不仅突出了党的成立在党史上的开天辟地的里程碑地位,而且历史地、鲜活地反映了党的创建特别是陈独秀、李大钊的历史地位与贡献。该条从总体上阐述了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概括总结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先驱者的建党思想发展,并将之落脚于1920年2月李大钊在护送陈独秀离京途中商讨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以及结合此后二者通信和在北方与南方从事筹备建党情况,同时,以赵世炎的笔记和高一涵的演讲作为补正。由此,该条抽象与具象、宏观与微观相结合,依据《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国共产党上海历史》《共产主义小组》和有关文集等权威记载,从思想认识与史实史事的相互联系和印证上,全方位、多角度地得出“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客观实在性和历史必然性。这一研究编纂做法在《编年史》中普遍运用,并结合具体历史问题、史料问题加以丰富发展,使得立纲立条真实有据、科学合理,由此确保了《编年史》是一部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党史、信史、正史。
三、《编年史》编纂规范,立题鲜明、系统集成
主题设置、条目撰写是历史编纂的基本内容。《编年史》遵照“重要”“典型”“鲜活”“平衡”的原则,确定编纂的要素、内容和特色。每一条目都以引段句概括该条的历史主题,从史料中观照和提炼历史的核心内涵与要义,历史与逻辑相统一。各条主题明确,不面面俱到;详略得当,不照搬材料。特别是每年度首条目引段句后,均对本年度党所处历史发展阶段、国内外形势作出阐明,反映和揭示党面对的社会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从而把历史发展的阶段性与连续性统一起来,体现出科学认识和研究党史的辩证法。《编年史》的一大特色在于纪事本末体的适当运用。历史发展是历史的合力所为,也往往是复杂的和长时段的。《编年史》适当运用纪事本末体,以此前、本月本日和此后,乃至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有关史料等加以记述。《编年史》还适当合并“打包”,如关于近现代史上发生的中国需要不需要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与主义”之争,关于党的一大召开,关于党的七大召开,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和筹建新中国等,以此深入记述整个历史发展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深刻阐明其历史地位、意义与深远影响。同时,还以纪传体,如关于党的一大代表,关于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简要记述了有关历史人物的生平业绩。《编年史》见人见事见物,更见历史和时代精神。
总之,《编年史》是一部学习研究党的历史基本读本的史料学、编纂学著作和工具书,是一本学习贯彻《党史学习教育工作条例》的重要载体和参考教材。党史研究编纂和国史研究编纂紧密联系、相互结合,彼此学科体系相通相融合。深入学习研究这部《编年史》,有利于丰富发展国史研究编纂的理论与方法,推动加强党史、新中国史研究共同繁荣发展,为国家写史,为人民立传,为时代明德,知史爱党、知史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