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大学讲座教授王笛是国内新文化史、微观史研究和创作领域的领军学者。人民文学出版社今年10月出版的王笛的新书《历史的微声》，体现了王笛对新文化史、微观史从接触到深入研究直到创作的过程，传达出他的民众史观。这是一本关于“书”的书，就是对书的评论，展示了王笛近四十年的读史观察，就此可以窥见他对历史和现实社会的思考。
中国和西方两种学术体系的训练使得王笛回望中国近代史以及看待世界历和人类史时，带有一种比较的、深邃的眼光，能看到问题的本质。他阅读广博，从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到文学，这使得他的行文丰富而又好看。王笛探讨了读书和进行学术研究的联系，分享了自己成为学者的方法，那就是：阅读，阅读，再阅读，并且认为，审视自己是否还有学术创造力的量度之一，就是看是否对新书还保持着强烈的阅读愿望和好奇心。
作为一名学者，阅读是生命的修行。在本书中，王笛用生动鲜活的语言，深入浅出地分享了自己的阅读故事与阅读体验，用自己行之有效的方法，回答了“没有时间读书怎么办？”这样一个大家都面临的问题。以前，他一直苦恼于难以抽出时间阅读工作之外的书；但有一天，他找到了能够在碎片时间大量阅读的方法，并坚持至今。
读到这里，或许有读者会问这样的问题：你哪里有这么多时间读书呢？这个问题算是问到点子上了。我们每天的时间是限定的，除了吃饭、睡觉、做家务、工作、上下班，所剩时间就非常有限了。大家都有多读书的愿望，但是无奈时间不多啊！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其实我也纠结这个问题。在教学和科研之外，很少有其他时间读与自己工作性质无直接关系的书，但是这个状态在我眼睛出了问题以后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2014年3月，那时我还在美国得克萨斯A&M大学当教授，我在上海出差的时候，右眼突然发生视网膜脱落，这是长期使用眼睛，但是不懂得保护眼睛的恶果。在中国和美国前后做过两次手术，虽然视网膜修复了，但是右眼几乎丧失了阅读能力。其实从那个时候开始，阅读和写作基本上就靠左眼了，我成了“独眼龙”，至少从阅读这个角度来讲。
在手术恢复期间，应该是尽量少用眼睛，但是那似乎又没有可能，一方面要给学生上课，另一方面要写作，可以说没有一件事情是没有眼睛可以办成的。因此，我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真是屋漏又遭连夜雨，正在这个时候，又收到了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审查一本书稿的邀请。虽然我可以以眼睛为借口谢绝，但是我还是进行过一番考虑。出版社找到一位合适的评审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特别是顶级大学出版社对书稿的要求甚高，所以对评审人的条件要求也非常严格，学识、资历、对这个课题的权威程度，都是非常重要的考量。当然，过去在这个出版社出版过书的学者经常成为首先考虑的对象。我的两部英文专著都是这个出版社出版的，过去合作非常愉快，很感谢这家出版社。而且这样的顶级出版社的审稿请求，也是对一个学者学术和学识的认可。在学校和学术圈子里，这类工作也被视为专业服务的一项重要指标。加上我对那部书稿涉及历史的了解，也超过其他任何一位学者。所以考虑再三，还是同意了审稿邀请。
这里也顺便提一下，在美国（欧洲也是同样）的学术出版，特别是大学出版社，书稿都必须经过严格的匿名评审。而在中国，这个非常有必要的制度却仍然还没有建立起来。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国内职称评定都是重论文而轻专著，因为论文已经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评审机制，而专著却没有。我在许多年前便在关于学术规范的文章中呼吁建立学术出版的评审制度，但是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任何实质的改变。
根据医生的说法，右眼视力不可能恢复，因此，我必须考虑，是为了保护好仅存的左眼，放弃学术的追求，从此“躺平”，还是不放弃，不认输，继续做自己愿意做的事情？当然我的选择是后者，因此在未来怎样最有效地使用眼睛，就是摆在我面前的当务之急。
在当时眼睛手术后还没有完全恢复的情况下，我决定采用听书稿的办法。哪知道，这个尝试，竟然让我的阅读量有了一个质的飞跃，听书成了我阅读的主要形式。而且这个改变，使我的阅读量数倍于过去。也就是说，视网膜脱落没有影响到我的阅读，反而促进了我读更多的书。这正应了那句老话：“上帝为你关掉一扇门，就会为你开启一扇窗”。
我当时用的是三星手机，下载了一个叫@Voice的朗读软件，我便从头到尾听完了那本英文书稿，在听的过程中边做笔记。这样书听完，审读报告的草稿也就差不多形成了。我从这个初次实验中尝到了甜头，便开始听其他书。
需要说明的是，其实有声书的存在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了，但是那个时候有声读物都是真人朗读录音。而有声读物几乎都是那些大众读物或者畅销书，不能适应我的学术阅读的需要。那么，通过这个手机应用，我得以听许多word和pdf（扫描的pdf不行）文件格式的图书。后来改用苹果手机，苹果手机本身带有朗读功能，所以存在手机的“图书”应用的书都可以听。后来，我在手机中又下载了Kindle和MOBIreader，更多的文件形式都可以朗读了。
就这样，虽然我每天的科研、教学、写作、行政事务安排得很满，还是能找到时间读书。最近六七年来，无论多么忙，我平均每天的读书时间应该不少于两个小时，手机成为我的读书利器，通过手机自带和下载的朗读软件，无论是什么文件格式，pdf、txt、word、epub、mobi，都可以朗读。这样，从起床穿衣整理床铺，到洗漱早餐，走路到办公室，或者外出办事购物，在家打扫卫生、做饭洗碗，或是饭后散步，我都可以听书。如果有时候失眠睡不着觉，或者是醒太早但是又不想起床，就打开听书功能，时间一点都不浪费。而且现在蓝牙耳机的续航都可以几十个小时，非常方便，听书的时候也不会打扰旁人。
讲一个关于我听书的笑话：有一次我在听《邻人之妻》的时候睡着了，梦见在大庭广众之下，我的手机正在大声播放书里面的色情内容（这本书是写美国性解放的非虚构作品），周围的人都听得到，都鄙视地看着我。我感觉他们都在对我进行道德的审判，想这个人看起来像知识分子，又一把年纪了，居然听这些色情的东西。我感到非常难堪，手忙脚乱地想调小音量、关掉音量都不行，着急死了。猛一下醒来，耳机还戴在耳朵上，手机还在播放《邻人之妻》。发现是南柯一梦，才放下心来。
读书方法因人而异，每个人也因目的不同、习惯不同，而有不同方法。但是，我始终认为，无论是学者、学生还是一般读者，阅读范围一定要超出自己的专业。我是一个历史学家，但是我的阅读范围包括人类学、文学、社会学、政治学等，此外还大量阅读各种虚构和非虚构的作品。我可以自信地说，只要我发现感兴趣的书，几乎都能找到并把它们读完。在我的iPad和iPhone上，装着各种专业和非专业的电子书，每次出差的旅途中，就是我阅读的好时机。一年算下来，这个阅读量是非常大的。最近些年，只要有朋友抱怨忙得没有时间读书，我就把这个方法热情地推荐给他们。
回顾我自己的读书生涯，就是一个逐渐走向世界的过程。先是立足于中国历史，虽然对外部世界也感兴趣，但主要还是关注中国的故事，中国的命运。在走出国门以后，眼界逐渐打开，但更多的是关心欧美的学术和文化以及社会，因为从中国进入到美国那个西方世界，要花很多年的时间去理解。到了澳门以后，澳门处于中西方的交汇处，在历史上就是西方与中国文化经济交流的桥梁，使我更关注全球化的问题。
在疫情暴发以后，让我更多地去思考人类的命运。到底我们今天应该怎样认识世界，认识人类，认识国与国的关系。我们经济发展了，但是为什么我们中国现在处于一个非常严峻的境地？
其实有的问题，如果我们能够跳出国家和民族的思维模式，以世界和全球的眼光，对我们自己或许会有一个更清醒的认识。虽然世界在疫情的打击之下，国与国之间的纠纷加剧，但是我仍然相信各国互相依靠，互相帮助，互相交流，才是走出疫情的根本出路。关起门来自娱自乐，那种所谓的一个是世界，一个是中国的想法是非常有害的，我们现在仍然需要拥抱世界。不仅仅是世界需要我们，我们也更需要世界。
王笛，澳门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曾任美国得克萨斯A&M大学历史系教授。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历史学博士。
主要关注中国社会史、城市史、新文化史、日常生活史和微观史的研究。学术代表作有《跨出封闭的世界》、《街头文化》（中英文）、《茶馆》（两卷本，中英文）、《袍哥》（中英文）、《走进中国城市内部》、《从计量、叙事到文本解读》，著有非虚构历史读物《消失的古城》《那间街角的茶铺》。
曾两次荣获美国城市历史学会（UHA）最佳著作奖，并获首届“吕梁文学奖”、单向街图书奖、中国会党史研究会最佳著作奖等图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