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国出版界的百年老店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文扬的最新力作《文明的逻辑——中西文明的博弈与未来》。这是继2017年世纪文景出版的《人民共和国》和2019年底中华书局出版的《天下中华——广土巨族与定居文明》之后，作者围绕中国独特性和中华文明独特性展开的系列论述的一个最新努力成果。
《文明的逻辑》一书从“文明问题作为一个中国问题”这样一个去西方中心立场的问题意识谈起，希望通过出版该书将这个议题推向中国思想界。在新书发行之际，观察者网专访本书作者、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文扬，与读者们分享他的心得和感想。专访分上下篇，本文为下篇。
文明问题应如何把握和研究？
观察者网：如前所述，按照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的说法，人类历史出现过的文明共计三代21个，其他学者各有各的算法，也有十几个到二十几个不等，如此说来，您所说的人类文明史的整体面貌，难道不是一个巨大的研究对象吗？对于如此巨大的研究对象，应该如何把握呢？如何能在几十万字的篇幅里描述清楚呢？
文扬：研究历史，有两个要点需要掌握好，一个是历史尺度，一个是分析工具。先说历史尺度，一般认为，不同的历史研究领域有不同的历史尺度，最短的是个人史，以人的自然寿命为尺度，而政治史会比个人史尺度长一些，经济史则比政治史尺度更长一些，然后依次是社会史和文化史，而比所有这些历史都更长的那个连续的历史，就是文明史。文明史的尺度一般来说都要有上千年。
比如按照汤因比和斯宾格勒等人的看法，今天的西方文明其实是从古希腊-古罗马文明的废墟上作为新一代文明重新滋长出来的，与古典文明并不是直接的继承关系，从起源到今天的全部历史最多不超过1500年。在1500年这个尺度上，冷战结束至今的40年，或者二战结束之后至今的70多年，不过是全部西方文明历史在最近的一个短暂阶段。以1500年为尺度，在这几十年里发生的事情可以说都属于刚刚发生的事情，发生的原因有着更久远的历史根源，具有不同程度上的文明史意义。
举个例子，大约在19世纪末，欧洲人在整个新大陆的殖民开拓接近完成。美国的西部大开发抵达了“远西部”的西海岸，三分之一的“老东部”人口和上千万的新移民迁往了中西部；大约同时期，加拿大的“西部定居运动”也在19-20世纪之交达到高潮，新移民数量扩大了几十倍；在澳洲大陆，“淘金热”导致新移民大增，维多利亚、南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等殖民地在19世纪后期相继成立自治政府，1901年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成立。在一般性的历史叙述中，这几个事件会在各国的国别政治史或经济史中分别叙述，相互之间不相关；但如果放在整个西方文明的历史叙述中，这些事件就成为了同一个大事件的不同分支，同属于整个西方社会自15世纪大航海时代开始的、绵延4个多世纪的最近一次大迁徙浪潮的尾声部分。
澳大利亚淘金热（资料图）
由于欧洲人在新大陆的殖民定居于19世纪末先后抵达了北美和大洋洲的最后几处边疆，这次历时4个多世纪的大迁徙在地理上的扩张随着这个尾声的出现而宣告结束。也就是说，这些历史事件虽然距今已有一百多年了，但若在文明史的千年尺度上看，却是刚刚发生的最新事件。其大历史尺度上的确切表述是：“西方文明历史上最近一次大迁徙在地理上的扩张才刚刚结束。”其中包括了这样的含义：继历史上几次大迁徙之后，此次大迁徙也许是这个文明的最后一次了；但也许未来还会发生类似规模的迁徙，而我们的当下时代则是两次大迁徙中的间歇期。
从中可以看出，即使是叙述长达上千年的文明史，其实也并不难把握。只要使用了合适的历史尺度，与政治史、经济史甚至个人史的叙述方式，都是一样的。近些年里兴起的一个新学科叫Big History，综合了宇宙、地球、生命和人类的研究，将自宇宙大爆炸直到当下的历史“编织成一个故事”，作为一个时间框架，并在这个长达138亿年的巨大背景下探索人类的存在，也出现了很多成果，提供了一些对于人类历史的洞见。
再说分析工具。历史研究的分析工具指的是一些对应于不同领域和不同历史尺度的理论概念，这些概念是对历史材料的归纳和抽象概括，它们不是历史材料本身，但却是分析、描述、解释和理解历史材料的必要工具。例如，如果研究个人史，一种常用的分析工具就会包括早年、中年、晚年这种不同阶段的划分，还有家庭生活、职业生涯、主要成就、功过是非等不同方面的划分。这些划分都是研究者自己虚构出来的理论概念，研究对象本人的一生并非是按照抽象概念过下来的，而是一个活生生的、包含无数细节和无数侧面的客观实在，但如果没有这些概念工具，对于其历史就难以准确描述和深入理解。其它领域的历史也是一样，一个国家的政治史也需要按照历史阶段、主要人物或重大事件进行理论概括。更进一步，还应该通过好的理论概括透视出深层的历史逻辑，从中发现规律、获得启示、吸取教训，以区别于一般的资料堆积类的历史或纪年体类的历史。
黑格尔曾将历史研究的方法按照从古代到当代的顺序分为“原始的历史”、“反省的历史”和“哲学的历史”三种，如果抽掉其中那个线性历史结构，就是三种共存的历史研究方法。20世纪的美国历史学家海登·怀特（Hayden White）将他所说的“历史主义”分为“自然的历史主义”、“形而上学的历史主义”和“美学的历史主义”三种，也是一种划分。这些划分实际上反映出一直以来的一种学术努力，想要把带有研究者理论虚构成分的历史叙述从一般的历史研究当中分离出来。荷兰思想家弗兰克·安克斯密特曾专门研究过历史叙述问题，他举例说，“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冷战”等概念就是典型的历史叙述工具，这些工具起到了兼顾历史客观实在与研究者的主观解释两方面并建立起一个具有一致性的内在逻辑结构的作用。
海登·怀特（资料图）
这也就意味着，历史叙述本身实际上构成了一个专门的学术领域。美国历史学家卡罗尔·奎格利在他于1961年出版的《文明的演变》一书的前言中开宗明义：“本书不是一部历史书，而是一个尝试，通过提供分析工具帮助人们理解历史。”他的意思就是，虽然本书的题目很大，但它并不是一个关于人类文明的完整的历史研究，而是一个历史叙述，旨在提供分析工具帮助人们理解人类文明史。
若按照这样的区分，我2019年的《天下中华——广土巨族与定居文明》和今年的《文明的逻辑——中西文明的博弈与未来》也都属于历史叙述类的书，其重点在于提供了一些帮助人们理解中国历史和中华文明的分析工具。这两本书中所使用的几个对偶概念，如定居与游居、居国与行国、秩序主义与运动主义，以及农耕民族、骑马民族和海上民族的三分法等，都是作为历史分析和叙述工具而创造出来的，是在历史实在与理论解释两者之间建立内在逻辑的尝试。
明白了历史尺度和分析工具这两个要点，就容易理解我这两本书的主题和内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