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全球发展道路处在“进则分叉、退亦可能”的“Y”型路口：一些国家已走上新型发展道路，一些国家正在酝酿着转变，一些国家仍原地不动，甚至还有一些国家走上回头路。
■ 2024年，那些“进而分叉”的国家在政治、安全、经济、金融、社会等五个维度面临“Y”型路口的抉择。政治维度，面临政策方针的“颠覆”或“保持”的抉择；安全维度，面临“冲突”或“合作”的抉择；经济维度，面临“保守”或“开放”的选择；金融维度，面临“风险”或“稳定”的考验；社会维度，存在“分裂”或“团结”的隐忧。
■ 2024年是世界历史上从未有过之“超级大选年”，78个国家和地区将举行全民性的选举，超过全球人口的60%。各国内部轮番打擂、区域强国左右顾盼、其他国家闻风而动。“选举”被众多观察家称为“2024年全球最大的风险”。从内部经济发展来看，各国都在不断努力调整政府与市场、政府与民众之间的权利关系；从对外开放来看，各国保守势力普遍抬头，政策“右转”的国家数量越来越多。
■2024年极可能将再创二战以来的军事冲突频数新高。各主要大国军费增长普遍都是GDP增长的2-3倍甚至更高。俄乌冲突短期和解的概率很低，国际局势继续向震荡、分化、重组的方向演进；巴以冲突可能会卷入更多军事势力，以色列“军事上占优势、道德上被谴责”的局面将持续；美西方在中国周边打入多个楔子，冲突可能随时爆发，比如印巴、缅北、韩朝；拉美也会成下一个冲突热点。
■全球经济在未来较长的一段时期仍然面临流动性不足、经济增长停滞、区域性小型金融危机多点爆发的状态。在Y型路口上，短时间内并没有爆发全球性金融危机的风险，但变动频繁的利率和汇率政策也会加剧各国金融市场的动荡。
■2024年全球金融环境、货币环境将相对好转。美元加息周期将在2024年结束，引领全球货币政策转向。全球及西方主要经济体2024年经济增长将继续放缓。中美利差将会缩小，中国货币政策的调整空间将会增大，为提振经济创造有利条件。百年变局下东升西降趋势不变。
■ 大国竞争延伸至基建领域，基建投资成为大国竞争的重要内容，发展中国家成为关键战场。2024年全球基建竞争的焦点在舆论战场，舆论场引发的政治风险需要特别关注。
■ 2024年全球供应链竞争十分激烈，全球供应链的格局将进一步发生变化。以往形成的效率优先的全球分工格局将会更多地受到政治因素、安全因素的影响而发生改变，全球供应链将会呈现整体相对收缩的态势，“分散化”“区域化”“本地化”“阵营化”趋势相对明显。
■以ChatGPT和人工智能AI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如日中天、方兴未艾，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全球金融市场“危中有机”。不仅促进新兴技术的广泛应用和商业模式的智能化，而且影响各国就业市场、劳动力市场、产业结构和企业的运作方式，也将影响各国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稳定，进而引发政治架构的变化，加速百年变局的进程。
■ 2024年，美国的社会土壤和底层逻辑不仅不会出现变化，甚至会有过之而无不及。美国的保守主义、民族主义、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等趋势将继续抬头，带动更多国家“向右转”。一些国家的社会将陷入更加动荡的局面。
■美西方对华政策主基调从“脱钩”转向“去风险化”，然而中美大国博弈背景下各国社会却愈加分裂。美国社会的政治对立、贫富差距、价值观分歧、种族歧视、枪支暴力等现象都会出现加剧的趋势；欧洲主要国家政治上“向右转”，社会结构在“去中国化”裹挟下将更加撕裂、对立；全球南方国家在战略上缺乏自主，社会矛盾更易激化而陷入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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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进入21世纪以后，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的现代化进程面临着新的挑战。新冠疫情、大国博弈、地缘冲突、经济金融危机、气候变化等因素不断扰动各国乃至全球现代化和可持续发展进程。2024年，世界在政治、安全、经济、金融、社会等五个维度面临“Y”型路口的选择，形成“十面埋伏局”：
——政治维度。全球将举行40余场以“大选”为代表的重要选举；极端情况下不排除更多极右翼、民族主义政党上台。大选过后，一些国家和地区将面临政策方针“颠覆”或“保持”的抉择；
——安全维度。国际安全局势正进入一个复杂、多变、动荡的特殊时期，多个地区面临“冲突”或“合作”的选择；
——经济维度。“保守”或“开放”的选择：部分国家在政策制定上更趋保守，部分国家则更趋开放；
——金融维度。面临“风险”或“稳定”的考验。银行业危机、债务危机的阴影仍然笼罩全球。同时，AI大爆发，数字经济、智能经济成为最具潜力的投资领域，绿色转型进程分化加剧下全球绿色发展面临挑战；
——社会维度。全球化道路分化、智能科技大发展、超级大选年等因素冲击着各国社会结构，使得一些国家社会更加分裂对立，从而带来“分裂”或“团结”的考验。
综上，2024年，全球发展道路处在“进则分叉、退亦可能”的“Y”型路口：一些国家已走上新型发展道路，一些国家正在酝酿着转变，一些国家仍原地不动，甚至还有一些国家走上回头路。世界面临新一轮重大选择，各国将如何选择？这个问题的答案将决定全球各国的命运与前途。
图1 2024年世界面临“十面埋伏局”
01
“超级选举年”：
政治更迭下的Y型发展道路
2024年，是世界历史上从未有过之“超级大选年”。据媒体统计，预计将有78个国家和地区举行总计83场全民性参与的选举，涉及人口数量达42亿人，占全球人口的60%。其中，40个国家和地区将举行以领导人选举为代表的政府选举，或以议会、国会选举为代表的立法机构选举，占世界总人口的41%，GDP规模的42%。在短时间内出现如此多数量的政治变更，叠加后疫情时代下的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债务激增等背景下，不排除更多极右翼、极端民族主义政党上台导致的不确定性，“选举”被众多观察家称为“2024年全球最大的风险”。选举过后，一些国家和地区势必将面临发展道路的重新选择或调整。从这一角度来看，2024年是全球发展道路的大分化之年，世界发展正来到“Y”型路口：以中国为代表的部分国家正努力走“以义利促发展”“合作共赢”的发展道路，努力为世界发展提供更多稳定习惯与确定性；有很多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正通过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促进自身产业发展，加强国际合作。但仍有部分国家的一些政客为了一己私利，打算走过去“零和博弈”“小院高墙”的老路，甚至还有一些试图走“损人害己”“鱼死网破”的绝路。
图2 1800s-2024年在当年进行全民选举所涉及的国家和地区人口数量
表1 部分将在2024年举行全民选举的国家和地区及选举类型
序号
国家（地区）
选举类型
选举日期
区域
孟加拉国
议会选举
亚洲
不丹
国民议会选举
亚洲
中国台湾
领导人选举
亚洲
科摩罗
领导人选举
非洲
芬兰
领导人选举
欧洲
萨尔瓦多
大选、市政选举
2024年2月、3月
欧洲
阿塞拜疆
领导人选举
亚洲
巴基斯坦
议会选举、省选举
亚洲
印度尼西亚
领导人选举
2024年2月、11月
亚洲
10
塞内加尔
领导人选举
非洲
11
白俄罗斯
议会选举
欧洲
12
柬埔寨
参议院选举
亚洲
13
伊朗
议会选举
2024年3月日
亚洲
14
斯洛伐克
领导人选举
2024年3月
欧洲
15
葡萄牙
议会选举
2024年3月10 日
欧洲
16
俄罗斯
领导人选举
欧洲
17
土耳其
地方选举
2024年3月31 日
亚洲
18
印度
议会选举
2024年4月
亚洲
19
基里巴斯共和国
领导人选举
2024年4月
大洋洲
20
所罗门群岛
议会选举
2024年4月
大洋洲
21
北马其顿
领导人选举、议会选举
2024年4月、5 月
欧洲
22
韩国
国民议会选举
亚洲
23
南非
大选
2024年5月
非洲
24
英国
地方选举、议会选举
2024年5月、下半年
欧洲
25
巴拿马
大选
南美洲
26
立陶宛
领导人选举、议会选举
2024年5月、10月
欧洲
27
多美尼加共和国
大选
北美洲
28
爱尔兰
地方选举
2024年6月
欧洲
29
克罗地亚
议会选举
2024年6月
欧洲
30
冰岛
领导人选举
欧洲
31
墨西哥
大选
南美洲
32
欧盟
议会选举
2024年6月6 日
欧洲
33
比利时
联邦选举和地区选举
欧洲
34
蒙古
议会选举
亚洲
35
奥地利
国民议会选举
2024年9月
欧洲
36
乍得
领导人选举
2024年10月
非洲
37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市政选举
欧洲
38
巴西
市政选举(第一轮)
南美洲
39
莫桑比克
大选
2024年10月9
非洲
40
乌控圭
大选
南美洲
41
几内亚比绍
领导人选举
2024年11月
非洲
42
罗马尼亚
领导人选举
2024年11月
欧洲
43
美国
大选和州长选举
北美洲
44
帕劳
大选
2024年11月12 日
亚洲
45
加纳
大选
2024年12月
非洲
46
克罗地亚
领导人选举
2024年12月
欧洲
47
乌兹别克斯坦
议会选举
2024年12月
亚洲
48
纳米比亚
大选
非洲
49
南苏丹
领导人选举
待定
非洲
“超级选举年”
加剧世界政治不确定性
展望2024年全球选举，可简要归纳为：各国内部轮番打擂、区域强国左右顾盼、其他国家闻风而动。其中最受关注的选举，当属将在3月举行的俄罗斯总统选举，以及将在11月进行的美国总统选举。美国将衰未衰、必颓未颓，目前仍是全球综合实力领先的国家，全球影响力仍存，其选举结果可能造成美国对外政策重大变更，成为其他国家在2024年要面对的最大风险。美国总统热门候选人拜登、特朗普分别以82岁、77岁高龄宣布竞选总统，如果拜登连任，将再次刷新其在2020年创下的78岁就任美国总统年龄最高值。
表2 美国历任总统当选时年龄
年龄排序
届数
就任年份
中文译名
英文名
就任年龄
46
2020
乔•拜登
Joe Biden
78
45
2016
唐纳德•J•特朗普
70
40
1980
罗纳德•里根
Ronald Reagan
69
1841
威廉•亨利•哈里森
Wiliam Henry Harrison
68
15
1857
詹姆斯•布坎南
James Buchanan
65
41
1989
乔治•H•W•布什
George H. W. Bush
64
12
1849
扎卡里•泰勒
Zachary Taylor
64
34
1953
德怀特•艾森豪威尔
Dwight D. Eisenhower
62
1829
安德鲁•杰克逊
Andrew Jackson
61
10
1796
约翰•亚当斯
John Adams
61
11
38
1974
杰拉尔巷•R•福特
Gerald R. Ford
61
12
33
1945
哈里•杜鲁门
Harry S. Truman
60
俄罗斯作为老牌军事大国、自然资源强国，正处于与欧美进行军事、政治、经济全面较量的关键阶段，一举一动备受世界瞩目。现任俄总统普京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参选，到目前为止，还未能看到对普京具有真正挑战力的候选人。被西方媒体广泛宣传的，宣称要“结束俄乌冲突”的叶卡捷琳娜·敦佐娃已因其提交的竞选材料不合规而被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宣布未获参选资格。
中文译名
英文名
年龄
提名政党
现任职务或职业
尼古拉•哈里托诺夫
Nikolay Kharitonov
75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
Communist Party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CPRF
俄罗斯国家杜马北极委员会主席、俄罗斯杜马议员
弗拉基米尔•普京
Vladimir Putin
71
独立候选人
俄罗斯现任总统
谢尔盖•巴布林
Sergey Baburin
64
俄罗斯人民联盟党
Russian All-People's Union
俄罗斯人民联盟党主席
阿纳托利•巴塔舍夫
Anatoly Batashev
64
独立候选人
博主
鲍里斯•纳杰日丁
Boris Nadezhdin
60
俄罗斯公民倡议党
Civic Initiative
俄罗斯地区项目和立法研究所基金会创始人兼主席
列昂尼德•斯卢茨基
Leonid Slutsky
55
俄罗斯自由民主党
Liberal Democratic Party, LDPR
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俄罗斯自由民主党党主席
安德烈•波格丹诺夫
Andrei Bogdanov
53
俄罗斯自由与正义党
Russian Party of Freedom and Justice
俄罗斯民主党党主席、
俄罗斯自由与正义党党主席
谢尔盖•马林科维奇
Sergey Malinkovich
48
俄罗斯共产党人党
Communists of Russia
俄罗斯阿尔泰边疆区立法委员会议员、俄罗斯共产党人党主席
弗拉迪斯拉夫•达万科夫
Vladislav Davankov
39
俄罗斯新人民党
New People
俄罗斯国家杜马副议长
拉达•鲁斯基赫
Rada Russkikh
39
独立候选人
博主
伊琳娜•斯维里多娃
Irina Sviridova
35
俄罗斯民主党
Democratic Party of Russia
经济学家
除俄罗斯与美国以外，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十个国家中，还有另外六个也将在2024年先后举行重要选举，包括孟加拉国、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墨西哥、巴基斯坦。2023年，印度已经成为人口第一大国，正成为美国所谓“印太战略”中的核心国家。现任印度总理莫迪正在2024年4-5月举行的印度大选中寻求连任，如果莫迪所在的印度人民党能够在议会中取得多数席位，莫迪也将开始其作为总理的第三任任期，继续执掌印度政坛五年。
国内政治撕裂折射
各国发展道路走上“Y”型路口
除了俄罗斯、印度等少数国家的领导人选举被看作是“尘埃落定”“没有悬念”以外，包括美国在内的多数国家，是几个实力相当的政党或候选人以差异明显的政策主张进行角逐。其中既有国土面积和人口大国，也有相对的小国；既有发达经济体，也有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竞选人差异明显的政策主张背后，折射的是各国内部的撕裂，特别是对如何选择未来发展道路的踌躇与徘徊。
从内部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一方面，通过市场经济、商品经济进行国家发展，已经成为大多数经济体的共识；另一方面，如何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正成为越来越多国家政府所关注的焦点，多数国家认识到了激进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等西方国家曾大肆宣扬过的极端思想的危害，不断努力调整着政府与市场、政府与民众之间的权利关系，但政府如何做才能对人民最有利，是一个需要不断在事件中反复协调、尝试的过程，而这个过程中就容易产生一个国家内部的矛盾。
从对外开放的角度看，各国保守势力普遍抬头。这表现在各国开始更加关注、维护自身国家的产业安全、市场份额、技术优势，而弱化如环保、援助、难民、反恐等，相对更加全球公共性的事项。在这个意义上，政策“右转”的国家数量是非常多的。但到底用什么措施来落实“右转”，各国之间、各国内部并没有形成一致性意见。
发达国家的“右转”毫不遮掩，倾向于通过限制全球投资与支出、增大其国内循环规模、增强发达国家内部循环而维持住自身产业与技术优势。发达国家特别加大了快速追赶国家的不正当竞争，如美国对人工智能相关芯片出口的禁令、限制中国企业和电池零部件获得电动汽车税收抵免等措施，是典型的“非市场导向政策和做法”。在文化与社会上，发达国家也趋于保守。如在2023年末已经结束的荷兰议会选举中，被认为是“右转飓风”的海尔特·维尔德斯领导荷兰“自由党”在获得压倒性胜利，其竞选口号正是“Nexit”（脱欧）“反移民”等保守型政策。在意大利、芬兰、匈牙利、瑞典、奥地利等欧盟国家，右翼政党同样不断得势。
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为了建立发展自身工业部门，追上发达经济体的产业技术优势，在进一步扩大开放并吸收投资与产业的同时，也开始采取如限制廉价商品进口等贸易限制措施，并加大了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招商政策竞争力度。
尽管两类经济体看起来选择的方法大相径庭，但是其核心目的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为了让更多的产业留在国内，把控产业链、供应链的关键环节。如果没有重大外部性因素冲击，这样的势头是难以改变的。在这样的势头下，如果能保持政治相对稳定，人均收入水平更低、但开放和发展意愿较强的国家如越南、印度等有望占据更多的世界制造业份额，进而在国内产生更多的基础设施等建筑业、电信业投资需求，工业化进程有望加速。
“全球南方”继续摸索现代化路径
有越来越多的“全球南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正在尝试让自己的国家走上现代化道路。但事关如何实现现代化，以及在各国现代化道路的选择上，很多国家仍然在不断摸索中。
我们不否认，在历史上，西方国家在科学技术率先取得突破，随之而来的国内社会进步助力西方国家实现了现代化。但也要看到，西方的现代化过程也是建立在科技先发优势带来的对外殖民、不对等地攫取全球资源与人才的基础上实现的，这给殖民地人民造成的苦难不能被发达国家选择性遗忘。回顾历史，两次世界大战都是在西方国家现代化过程中所产生的海外殖民地“分赃不均”中爆发的，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西方国家实现现代化绝不是其所谓的政治制度因素的单独结果，而是有着其相当特殊的历史背景。而这些条件对于今天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来说，早已经不复存在了。直到今天，“全球南方”国家中，绝采用了西方的议会制度的国家不在少数，但能称得上现代化路径较为明确的、拥有相对较为完整工业部门的国家少之又少。过去20年间，除中国以外，其他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制造业中的占比并未得到明显提升。这更凸显了中国制度引导下的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难能可贵。
过去几十年间，中国不断进行现代化建设，当前正不断向着更高水平的中国式现代化迈进。正如人大重阳在以往工作中所反复展示的，过去几十年间，中国不断延续着经济发展奇迹、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奇迹、与世界分享发展成果奇迹，这与西方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历史过程形成鲜明对比，符合人类文明进步的方向，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与经验对于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同样具备参考价值。中国愿意进一步通过“一带一路”“金砖国家机制”等机制，分享自身发展成果与经验，与世界各国志同道合的人民一道，建设一个共同安全、共同发展、文明互鉴的世界。尽管这中间会有很多难以预料的曲折与困难，但中国人民追求世界共荣、天下大同的朴素价值观没有改变，中国不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努力不会改变。
02
地区局势动荡多变，
“冲突”“合作”分歧巨大
2024年极可能将再创二战以来的军事冲突频数新高，国际安全局势将进入一个复杂、多变、动荡的特殊时期。俄乌硝烟至今未散，严重外溢效应让欧洲饱尝高通胀、大罢工之苦。巴以旧恨复添新仇，加沙人道灾难完全超过人类良知极限，连锁反应已波及国际海运。亚太地区冲突围绕中国展开，印巴冲突加剧边境紧张、缅甸内战炮火波及国内民众，半岛局势随时可能擦枪走火，南海风云变幻莫测。此外，拉美地区同样情况不容乐观，委圭领土争议愈演愈烈、墨西哥毒贩越发猖獗，利益冲突波及整个拉丁美洲地区，激烈的大国对抗和紧张的地区冲突对全球安全格局产生深远影响。
全球军费大增：
西方各国成地区冲突祸源
探究地区冲突扩大的原因，不难看出，军费开支是各国挑起冲突的底气所在。近年来各主要大国军费增长普遍都是GDP增长的2-3倍甚至更高。根据各国发布的国防预算文件整理，2024年，俄罗斯军费预算增幅高达68%，占财政支出的三成，而乌克兰则把一半的财政支出用于战争。以色列的国防预算则高达1550亿美元，较俄罗斯高出38%，可见其疯狂。而中国周边的印度、日本等国军费预算也都呈现双位数增长。另如美国，2024年国防预算再创历史新高，达到8860亿美元，约占全球军费总额的40%，比中国、俄罗斯、印度、英国等9国的国防预算总和还高；德国、法国等国军费也都出现不同程度的增长。
表4 部分国家2023-2024年军费预算
国家（地区）
2024年军费预算
2023年军费支出
增幅
占GDP比重
美国
8860亿美元
8580亿美元
3.20%
3.20%
中国
1.55万亿人民币
1.5%
以色列
5820亿新谢克尔（约1553亿美元）
5100亿谢克尔（约1384亿美元）
12.21%
俄罗斯
10.77万亿卢布（约合1122亿美元）
6.4万亿卢布
68%
6%
印度
5.94万亿卢比（约714亿美元）
13%
日本
7.7万亿日元（约合529亿美元）
6.82万亿日元（约合516.28亿美元
13%
1.2%
德国
518亿欧元
501亿欧元
3.39%
2%+
法国
472亿欧元
439亿欧元
7.50%
乌克兰
1.685万亿格里夫纳（约合460亿美元）
541亿美元
21%+
韩国
59.59万亿韩元（450亿美元）
57万亿韩元
4.50%
意大利
324亿美元
325亿美元
-0.31%
波兰
1370亿兹罗提（约330亿美元）
310亿美元
6.45%
4%+
土耳其
超过400亿美元
约160亿美元
150%
考虑到过去几年西方国家的军费很大一部分用于支持地区冲突，如2023年，乌克兰接受西方国家资金援助超440亿美元；美国国会为以色列援助拨款38亿美元。可以预见的是，西方国家的军费增长已经严重威胁了其他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可能将成为2024年地缘政治冲突恶化的根本原因。
总而言之，2024年，地缘政治冲突仍看不到缓和的苗头，尽管预测任何一场地缘政治危机的进程都令人担忧，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即全球轨迹在朝着更频繁、更严重的冲突发展。一隅之乱，举世皆危，面对巨大的不确定性，国际社会愈发普遍思治、思定、思安。
俄乌冲突：战略目标分歧较大，
短期和解的概率很低
2023年俄乌冲突仍然僵持不下。从乌方来看，乌克兰6月开始实施“夏季攻势”进行反攻，但并未取得预期成果，被迫从10月下旬开始转向防御。随着时间推移，乌克兰想要达到既定战略目标已很困难，叠加美国等西方国家支持和援助力度不断下降，这些都严重影响未来乌克兰的作战潜力。据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发布的报告显示，2023年8月至10月，西方国家承诺对乌援助计划总额21.1亿欧元，比2022年同期减少87%，为2022年4月以来最低。
从俄方角度来看，虽然目前在冲突中略占优势，但其所希望的“乌不加入北约，军事中立化”等战略目标并未达成。对此，2024年俄罗斯将继续加大军事投入。根据2023年12月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命令，将俄武装力量编制人数增加约17万人，达到220万人，并大幅增加2024年军费开支，增幅达68%。从力量对比来看，2024年，俄军由于兵源更充足、军事装备供应和后勤补给更充分和及时，可能将进一步扩展占领区，在战场上占据更多主动，甚至是优势。
俄乌冲突短期和解的概率很低。考虑到两国在领土问题上的分歧较大，且在俄罗斯与西方地缘政治博弈中，双方都有很高但在现实中难以实现的目标，2024年开启和平谈判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总的来说，2024年俄乌冲突的“烈度”可能时强时弱，国际局势继续向震荡、分化、重组的方向演进。
巴以冲突：战线联动复杂化，
2024进入“低强度”军事行动阶段
2023年10月爆发的新一轮巴以冲突成为地区安全的最大变量，颠覆了过去巴以冲突的基本模式，造成了加沙地区极大的人道主义灾难。据联合国相关机构数据表明，此次冲突已导致上万人死亡，其中包括大量妇女儿童，数十万人流离失所。巴以冲突不仅打击了中东地区国家求稳定、谋发展的意愿，而且使得今年以来中国为地区和平所做的努力付诸东流，如沙特、伊朗等域内多国通过和解复交、举行元首会晤等方式，带动地区掀起“和解潮”。
同时，这场冲突已经由过去仅局限于加沙一隅演变为一场地区性的冲突。即冲突的外溢效应在不断发酵：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与以色列在边境持续发生小规模冲突；美国驻伊拉克的军事基地也在巴以冲突后频繁遭到袭击；胡塞武装对以色列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远程攻击，以及多次袭击过往红海的以色列船只。尤其是胡塞武装宣称“将阻止所有前往以色列港口的船只”，在红海袭击相关货船，引起美国及其盟国展开“繁荣卫士”护航行动，双方对抗激烈程度不断上升。不仅导致地区局势的进一步紧张，还对全球航运、贸易和投资产生一定冲击。
海陆烽烟四起，都是地区亲伊朗武装为策应哈马斯而采取的行动。在现代中东的历史上，这是各支亲伊朗武装第一次集体行动，形成在多条战线同时袭扰美国和以色列的局面。巴以冲突与美伊矛盾前所未有地交织在一起。
2024年，巴以冲突可能会卷入更多军事势力，以色列“军事上占优势、道德上被谴责”的局面将持续。近日以色列已经宣布从加沙地带撤回五个旅数以千计士兵，但更大可能是，从加沙地带撤回的五个旅中，部分部队将为北线爆发与黎巴嫩真主党的战事做准备。加沙地带的冲突可能将进入“低强度”军事行动阶段，预期在2024年大部分时间持续该阶段，主要对付哈马斯在加沙地带残余据点和小股抵抗力量。可以说，以色列只是转移了冲突爆发的方向，而冲突本身仍将持续。
唯一可以实质性影响以色列的是美国。尽管美国受到国际社会的批评和谴责，但其仍对以色列持偏袒态度，除价值34亿美元的传统年度援助外，还将向以色列提供价值143亿美元的武器和援助。进入2024年选举季，拜登政府为了获得美国民主党左翼、青年群体、穆斯林群体的支持，可能会对以色列施加影响，以求加沙局势软着陆。
亚太地区：美西方在中国周边
打入多个冲突楔子
亚太地区，美西方在中国周边打入多个楔子，冲突可能随时爆发。随着朝韩双方对抗烈度的增强，进一步“推高战争氛围”，未来朝鲜半岛出现误判、零星擦枪走火乃至引发重大事件的风险都将大幅上升，2024年是“韩朝最有可能发生冲突的一年”。日本不断突破和平宪法限制，连续推出新版《防卫白皮书》《太空安全保障构想》《防卫技术指针2023》等文件，这些都为2024年亚太地区的稳定埋下了祸根。
南海地区，随着域外大国介入力度增大，如美国通过与东盟国家联合巡航推动美舰机在南海的常态化部署，使得一些国家投机心理将被强化，未来可能采取更多对中国挑衅冒进动作，进一步加剧南海问题“国际化”，推高地区阵营化、对抗化紧张势头，使得地区安全形势更加复杂和脆弱。尤其是菲律宾希望借联合巡逻强化美菲防务合作，提升对华威慑能力，这都加剧了地区的不稳定。此外，发生在中国周边的印巴冲突、缅北冲突也都有随时扩大化的风险。中国当前面临的边境局势之复杂，前所未有。
拉美成为下一个冲突热点
拉美地区，情况也不容乐观，即将成为下一个冲突热点。委内瑞拉与圭亚那的领土争议，在美国的干涉下愈演愈烈。美国此前表达过驻军意愿，但直接参与冲突的可能性并不大，因其此前已把大部分装备支援乌克兰和以色列，美国并不希望同时将军事力量投入到又一个热点地区，因此，美国摆出“三线作战”的架势，只是为了表明态度。而巴西仍在继续往其北部毗邻委圭两国的边境地区增兵，并与圭亚那保持军事交流和情报分享，这意味着任何擦枪走火都有可能演变成多方博弈下的地区冲突。与此同时，由于美国对毒品的需求日益增长，墨西哥毒贩的势力越发猖獗，毒贩之间、毒贩与政府之间的冲突，正在日益严峻，甚至波及到了整个拉丁美洲地区。
03
“保守”“开放”之间的
全球宏观政策转向
2024年全球宏观政策将在“保守”、“开放”之间艰难寻求平衡。一方面，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在政策制定上更趋保守。美西方经济政策面临转向，试图通过采取更加激烈的外交竞争政策，以促进本国经济的恢复。在基建领域，进一步加大与中国的竞争，以推动本国企业加大在发展中国家布局；在供应链领域，采取国际收缩战略，重组全球供应链，以助力本国“再工业化”崛起。另一方面，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宏观政策更趋开放。中国不断加大改革开放力度，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与新型经济全球化，持续释放国内主体的活力与国内经济的巨大发展潜力，稳中求进，行稳致远。
东升西降趋势下的
全球货币政策转向
全球，特别是西方主要经济体2024年经济增长将继续放缓。当下，受到地缘政治、金融环境收紧以及产业链调整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全球整体处于紧缩周期之中，2024年全球经济增速将进一步放缓，经济前景比较暗淡。2024年1月，世界银行最新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报告显示，2024 年全球经济增长将放缓至 2.4%，这将是连续第三年减速。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预测，全球经济增速将从2022年的3.5%降至2023年的3.0%，2024年进一步下降至2.9%。据经合组织（OECD）预测，2024年全球经济增速将放缓至2.7%，或将成为自2020年以来全球经济增速最低的一年。其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主要经济体经济增速将进一步放缓。美联储预计2024年美国经济增速只有1.4%，OECD预测2024年美国经济增长率将从2.4%降至1.5%，欧洲经济更为疲弱，预计2024年经济增长率仅为0.9%。
中国先立后破，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向高质量发展迈进。2024年中国的外部形势依然相对严峻，但是中美元首旧金山会晤等一系列行动亦释放了积极信号，为稳定中美关系奠定了一定的基础。2024年将是中国先立后破、向高质量发展迈进的关键一年。虽然世界银行预计发展中经济体2024年预计增长3.9%，比上一个十年的平均水平低一个多百分点，但是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经济发展具有十足韧性，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IMF近期上调对2023年和2024年中国经济增速的预测，预计2024年中国经济增速达4.6%，结合其它国际组织的预测，2024年中国经济增长达到5%左右可能性极大，远高于发达经济体。2023年中央经济会议提出2024年要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的工作思路。中国将聚焦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先立后破，以发展为基础，全面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推动供给结构性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不断释放中国经济发展的活力。2024年，中国稳增长政策效果将继续显现，全球经济的牵引力将主要由中国提供，世界经济增长极东升西降。
在百年变局东升西降趋势之下，受到美国大选因素、美债利率高企债务负担沉重、美国经济增速下滑等多重因素的影响，美国或将提高对本国通胀的容忍度，其货币政策或将在2024年迎来转向，由加息周期进入降息通道。在此影响下，欧洲、日本、德国等央行政策或将跟随美国转向，至少不会猛烈地加息。整体来看，2024年的全球金融环境、货币环境将会相对好转。一方面，美联储降息将导致全球流动性整体增加，引发全球资金的大范围流动，在这个过程中，投资者将更加偏好风险性资产，可能引发资产价格与金融市场的动荡。另一方面，流动性的宽松也会为全球经济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带来诸多变数。当前，部分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对接发达国家的全球产业链调整战略，积极承接国际产业转移，以更加开放和包容的姿态大力吸引和利用外资。2024年宽松的货币环境为外资进入新兴市场国家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更好地促进带动当地经济的增长和产业发展。
就中国而言，在美联储降息预期的影响之下，一方面外资流入的空间会扩大；另一方面，中美利差将会缩小，中国货币政策的调整空间将会增大，为提振中国经济创造了条件。中国“以我为主”的独立性货币政策对全球货币政策转向所引发的资金流动起到了很好的隔离与保护作用。2024年是中国经济恢复的关键之年，将进一步加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以及加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的评估，以稳健的货币政策为中国经济增长注入更多的稳定性。
大国竞争延伸至基建领域，
发展中国家成为关键战场
近年来，欧美国家的宏观政策发生转向，更加重视有为政府的作用，发挥政府在引导社会资源配置方面的作用，以应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提高与中国竞争的实力。在基建领域，美欧接连提出“重建更美好世界”（B3W）、“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PGII）和“全球门户（Global Gateway）”等全球基建计划，谋求提供“一带一路”倡议的“替代方案”。2023年，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迎来十周年。在2023年G20峰会上，美国又同印度、沙特和欧盟宣布了一份新的基建协议，宣布将共建“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IMEC）”。毫无疑问，这几项基建计划其实是“换汤不换药”，是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盲目模仿，旨在对抗“一带一路”，在基建领域对抗中国。
基建投资正成为大国竞争的重要内容。2024年，几项基建计划仍然处于竞争性共存状态。但是，美欧的上述基建计划仍停留在口头阶段，并没有实质性项目的落地，同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存在较大差距。从资金保障来看，美欧基建计划很难筹集到充足的资金。美欧多强调发挥私人部门的力量参与其中，但是在全球比较严峻的宏观发展形势之下，私人部门难以有积极性参与风险较大的投资之中，极易导致计划的实质性“流产”。为此，从实际情况来看，美欧提出上述计划的主要目的是在舆论上形成对“一带一路”的压力，通过对“一带一路”进行抹黑和造谣以达到其在基建领域“去中国化”的政治目的。2024年全球基建领域的主要竞争焦点在舆论战场，舆论场引发的政治风险需要特别关注。
全球供应链重塑进程加快，
新的供应链分工格局加速形成
中美竞争下，全球供应链重塑进程加快，供应链韧性与安全问题凸显。2023年，美国供应链外交加速重塑全球领导地位，在多个场合提出打造美国供应链韧性战略。2023年11月，白宫成立供应链韧性委员会，提出投资关键产业链，创新“多边伙伴关系”。在2023年G7峰会、大西洋峰会上，美国多次提及减少关键供应链中的过度依赖，推动供应链多元化等表述，暗示美国想要在其近岸化、友岸化的战略之下，大力推行“再工业化”战略，进一步推动全球供应链“去中国化”，具有明显的保护主义色彩。另外，美国也将借助全球供应链的数字化、绿色化转型，进一步推动全球供应链“泛安全化”，构建供应链盟友圈。
可以预见，2024年全球供应链竞争十分激烈，全球供应链的格局将发生变化。在美国推动全球供应链重组战略的影响之下，以往形成的效率优先的全球分工格局将会更多地受到政治因素、安全因素的影响而发生改变，全球供应链将会呈现整体相对收缩的态势，“分散化”“区域化”“本地化”“阵营化”趋势相对明显。在此影响之下，越来越多的国家将在产业链供应链政策上兼顾效率和安全，在增加本国供应链国际竞争力和提高供应链韧性方面寻求新的平衡点。
与此同时，数字化与绿色化将成为影响全球供应链分工的重要因子，进而形成新的比较优势下的全球供应链分工格局。以数字化为例，数字化能力的大小、数字化水平的高低以及数字化市场的发展将改变原有的基于劳动力优势、资源优势的比较优势，降低供应链的成本，提升供应链的效率，一些发展中经济体也将有更多地机会参与到全球供应链体系之中。
报告发布现场
04
Y型路口上的金融投资：
“风险”还是“稳定”？
2024年，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将维持一段时间的紧缩周期，一定程度上限制全球经济复苏的步伐，以美国、欧盟部分成员国为首的主要经济体仍然面临较大的通胀压力，并不会过早地结束货币紧缩周期，而是在较长时间内维持当前利率水平，防止通胀再度高升。2024年，发达经济体增速将明显低于发展中经济体，亚洲仍是最大的增长极，“东升西降”的趋势进一步明显。从整体而言，依靠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对全球经济复苏的强力推动，Y型路口上并不会爆发大规模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但部分发达国家会面临频繁的金融不稳定性突发事件。
Y型路口上，
“风险”暗藏的世界经济
能否“稳定”复苏？
2023年，美国经历了短暂的银行业危机。3月，银门银行、硅谷银行、签名银行先后倒闭，5月第一共和银行倒闭，危险还蔓延至瑞士信贷集团。在疫情后的复苏阶段，发达国家经济增速显著放缓，不少国家也面临债务危机的压力，中国也面临房地产、地方债等风险，令2024年全球经济面临较大压力。
虽然当前全球已经挺过了疫情后经济复苏最为艰难的时刻，但不考虑其他突发条件的话，全球经济在未来较长的一段时期仍然面临流动性不足、经济增长停滞、区域性小型金融危机多点爆发的状态。在Y型路口上，短时间内并没有爆发大范围全球性金融危机的表现，但区域性的小型危机无处不在。同时，变动频繁的利率和汇率政策也会加剧各国债务市场的动荡，穆迪估计全球风险债务违约率将于2024年初达到5.1%的峰值。
虽然中国在2023年疫情后经济恢复的情况高于预期，但全球大部分人仍然低估了新冠疫情给全球经济带来的前所未有的衰退，这一衰退甚至强于2008年金融危机和30年代大萧条。如果领导全球复苏的主要经济体能充分增强经济对可能即将发生的冲击的抵御力，那么全球经济会在波动和曲折中慢慢恢复，并且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周期。
AI大爆发，
数字经济、智能经济成为
最具潜力的投资领域
工业革命是获得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的唯一途径。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稳步推进，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正在与产业进行深度融合与发展。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为全球提供新的投资机遇，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2023年，ChatGPT火遍全球，掀起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新浪潮，令2023年成为数字科技新奇点。人工智能作为新时代的引擎之一，在推动产业变革中发挥着关键作用。通过深度学习、机器学习等技术，人工智能不仅在生产领域提高了效率，还在服务、医疗、金融等多个领域展现出巨大的潜力。其独特的智能决策和自主学习能力，使得企业能够越来越灵活地适应市场需求变化，推动着生产力和经济效益的提升。
与此同时，数字经济的崛起也为全球提供了新的投资机遇，尤其是2023年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布带动了大量行业生产效率的颠覆式变革，这种全方位的数字化转型正在推动企业采用更加智能和高效的商业模式，从而在全球竞争中脱颖而出。新兴技术的广泛应用，如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使得信息的获取、存储和处理变得更为便捷，为全球贸易和合作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
这一切共同构成了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动力的基础。通过推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新一代信息技术正在为全球社会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提升生产力，并促使着全球经济体系的深刻变革。在这个数字化的时代，国家和企业将开展越来越紧密的合作，共同应对技术发展带来的挑战，推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为全球带来更加可持续、包容和繁荣的未来。
全球绿色转型进程分化加剧，
绿色发展面临挑战
2023年11月召开的第28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8）已成为近年来较为困难的一次峰会，虽然达成了一些经多方博弈后较为基础的协议或共识，但没有更为历史性或实际性的成果。
欧盟牵头118国家签署“全球可再生能源及能源效率宣誓”，意图加快清洁能源替代进程，但这不完全符合这些国家自身的实际情况，也超出了发展中国家的能力范围。种种迹象表明，未来全球绿色转型进程将开启分化：发展中国家不仅缺乏相应的技术和资金应对气候危机，也面临兼容经济增长与环境可持续的发展路径挑战；发达国家不仅意图建立和拉拢气候俱乐部的方式影响全球转型局势，也意图胁迫发展中国家承担更多责任。
绿色转型进程进入分化主要源于全球适应目标在一些方向和细节上存在的分歧，比如典型问题是目前最迫切气候风险的识别和判断，这涉及到全球气候适应路径的选择。从COP28的谈判中就可以看出，如果选择全面脱煤，那么就不符合中国目前的产业转型和能源安全现状。
因此，全球发展中国家越来越警惕目前欧美部分发达国家通过加大清洁能源替代目标、加快化石燃料淘汰进度来诱导中国等发展中国家陷入新的转型困境，加剧能源安全性、独立性与能源转型之间的矛盾，是21世纪初为阻碍温室效应诱导部分国家关厂减产的翻版。历史经验表明，欧洲部分发达国家随时会调整相关战略或立刻减缓过于激进的目标，并且某些国家转变承诺的成本很低，仅仅需要换一届新政府。
未来从联合国层面的气候治理行动越来越难推进的根源在于，发展中国家不断扩大的资金缺口，缺乏有效的国际融资机制，无法将之寄希望于发达国家的资金援助。如果过分依赖于发达国家的资金援助，会导致路径依赖并难以保障相关转型活动和产业政策的自主性，也会引起安全性问题。但如果缺乏有效的融资机制和国际援助机制，也会导致部分国家在发生金融危机之前先陷入绿色资金缺口引发的债务危机。
此外，从发展理念上来看，绿色发展的思想应当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态环境需求，但是部分国家关于能源清洁化、应对气候问题多是出于利益考虑，这种发展理念的分歧也会带来气候合作方向的不确定性。
05
Y型路口上的社会：
“分裂”还是“团结”？
全球化道路分化、智能科技大发展等因素冲击着各国社会结构，一些出现了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倾向，使得社会更加分裂对立。大选刺激下，这些国家社会是走向“分裂”还是“团结”？
保守主义、民族主义、
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等趋势抬头？
在2024年超级大选年的Y型路口上，不仅会延续此前格局变化、力量演变和关系调整进程，还将因全球76个国家、地区和组织面临上百场全国或地方选举而充满新变数和不确定性，大国权变及大国关系依然是决定世界战争与和平、社会进步与倒退的关键因素。受逆全球化的冲击，在民粹主义和极端思潮的影响下，一些国家内部面临社会分裂风险，不仅社会失序严重，而且国家上下不同阶层之间的矛盾激化。
阶级矛盾愈发显现。全球发展的不平衡加深了各国社会内部的阶级与阶层的矛盾，掌握资源的企业家和资本家在全球化的发展中处于优势地位，而处于底层的绝大多数产业工人和民众需要面对各种风险与压力，导致一些国家内部社会分裂加剧，甚至在民粹主义和自媒体网络的鼓动下发展为社会骚乱。2023年，法国民众因不满退休制度改革方案而爆发大规模罢工抗议，一些政策受到工人阶层的抵制，加剧了社会阶层分化，社会不平等问题和阶级对立凸显。这些社会运动在政治环境不稳定的国家常常演变为骚乱和政变，其间甚至掺杂着族群、宗教、区域等众多因素，使得上下矛盾更为复杂。
各种民粹主义势力和极端民族主义抬头。一些外来族群和弱势族群受到歧视，原住民孤立排外倾向严重，族群冲突上升。美国的社会土壤和底层逻辑不仅不会出现变化，甚至会有过之而无不及。特朗普参选美国总统面临不确定性，其黑人和少数族裔支持群体蓄势待发，美国族裔矛盾和阶层对立形势日趋紧张，美国的保守主义、民族主义、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等趋势将继续抬头，带动更多国家“向右转”；俄乌、巴以冲突背景下，欧洲各国加强了对伊斯兰教和移民的限制与监管，社会宗教族群矛盾恐激化；阿根廷新政提出性交易、贩毒和人体器官买卖合法化，将使得当地社会环境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
从“脱钩”到“去风险化”，
Y型路口上的各国社会愈加分裂
2023年，美西方对华政策的主基调从“脱钩”变成“去中国化”；在中美元首旧金山会晤和一系列高层互访之下，中美关系“止跌企稳”，但“脱钩”的影响和趋势仍在。不仅中美，Y型路口上的各国都将面临“去中国化”的冲击，人员往来、人文交流、科技合作都将受到冲击。
从美国国内政治逻辑来看，保守主义回潮叠加政治极化加剧，使对华“去风险”成为各方利益诉求的最大公约数。在美国大选和“去风险化”背景下，中美关系面临极大不确定性。美国社会的政治对立、贫富差距、价值观分歧、种族歧视、枪支暴力等现象都会出现加剧的趋势，社会更加分裂和对抗。
欧洲在乌克兰危机中追随美国实施对俄制裁，引发难民潮、能源供应短缺、生产和生活成本上涨等后果，导致德国这一欧洲最大经济体陷入衰退，进出口规模大幅跳水，对外商投资吸引力降至十年以来新低，难以实现债务刹车的既定目标。加之乌克兰危机导致欧洲本土战略环境严重恶化，新一轮巴以冲突更刺激了欧洲社会中潜在的反犹主义、反伊斯兰主义以及大规模移民带来的文化冲突，加剧了欧洲各国的社会撕裂。在这一背景之下，极右翼和右翼民粹势力在欧洲呈现空前走强态势。2024年，欧洲议会将迎来五年一度的大选，主流政党能否守住政治中间地带，无疑将对欧洲政治生态乃至一体化进程产生深远影响。
近年来，随着大国博弈的加剧，“全球南方”国家日益成为美日等西方国家与中国开展地缘政治竞争的拉拢对象。在大国博弈裹挟下，这些国家经常面临被迫站队、表态的窘境，国内社会也受到西方反华舆论的冲击而被分裂为“平行世界”。例如，阿根廷米莱为了迎合一部分选民，竞选时对中国大放厥词，上任不久就拒绝加入金砖国家组织，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阿根廷社会的对华态度。印度、巴西等主要新兴大国积极谋求对“全球南方”的主导权，战略上相对自主独立，而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缺乏战略独立，其社会思潮更易受西方影响。
智能科技对社会结构
的冲击和影响
未来几年，以ChatGPT和人工智能AI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又将方兴未艾、如日中天，将引起产业结构、劳动形式和就业结构的深刻变化，同时，形成了以技术创新为基础的新型垄断，逐渐边缘化了许多传统行业及其从业人员。在这过程中，由于资金和教育水平等限制因素，大多数欠发达经济体缺乏与发达国家同步进行技术革新的条件和能力，导致双方发展鸿沟进一步拉大。尽管伴随着产业转移而发生的技术扩散为广大南方国家带来了重要的发展机遇，但北方国家对高新技术知识产权的掌握使得南方国家在技术革新方面付出更多成本。这反过来进一步制约了南方国家的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
人工智能的发展需要保持热度。如今在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大数据等多方面需求推动下，先进的计算机、网络、云服务等技术的支撑下，人工智能再次风生水起。以机器学习为代表的理论与技术得到快速、长足地发展，并且展现出非凡的应用前景。相应的人工智能系统，例如无人车、无人机、服务机器人等也纷纷走到前台，跃跃欲试地进向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娱乐、出行到支付手段，人工智能悄然改变着我们的生活。国务院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指出人工智能成为国际竞争的新焦点、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带来社会建设的新机遇。
人工智能的发展需要理性思考。逼停飞机、坠落伤人、偷拍隐私……自无人机技术应用以来，屡屡发生的安全事件就如影相随。无独有偶，人工智能围棋程序“阿尔法狗”以3∶0的成绩完胜人类棋手时，有专家断言，人工智能对现行法律制度的挑战已初露端倪，未来若人工智能具有自主性和情感，其法律地位及与人的法律关系定位将成为难题。新一代人工智能正加速向经济社会各个领域渗透，将对我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产生深刻影响。在享受人工智能的巨大便利之时，也应未雨绸缪，及时预见到它对社会秩序可能产生的冲击。
从工业革命到信息革命，再到今天的物联网、人工智能，技术创新的周期间隔越来越短，科技呈现加速发展态势，这就要求相应的法律法规、监管措施也要跑出加速度。推动人工智能快速发展，需要技术和监管共同发力，用其所长、避其所短，让人们尽情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舒适与便捷。
狄更斯在《双城记》中说道：“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是一个向前飞奔，也是个向后倒退的时代；是一个希望之春，也是一个绝望之冬。” 而我们目前就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在全球化进程中，国际合作和开放是不可避免的趋势。中国政府提倡加强国际合作和改革开放，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是符合世界发展趋势和人类共同利益的。我们应该共同努力，推动世界向着更加开放、合作、共赢的方向发展。
部分参考文献及注释
1、“大选”（General Election），一般指一某国家的全国性立法机构与国家领导人同时进行选举。并非所有全国性立法机构选举（Legislative Election）与国家领导人选举（Presidential Election）都会同时进行。在一些国家，如印度、英国等，全国性立法机构负责人（如议长）将直接成为国家领导人。常见的全国性立法机构选举有：议会选举（Parliamentary Election）、国民议会选举（National Council/ Assembly Election）、参/众议院选举（Senate/House Election）等。在国家层级以下，州（省）一级领导人的选举，一般称为州选举（Provincial Election）、地区选举（Territorial Election）；如果是市一级领导人的选举，则一般称为市政选举（Municipal Election）、当地选举（Local Election）。
10、 World Bank. Global Economic Prospects.
15、法国各地超75万人参与罢工抗议活动，反对该国退休制度改革计划。这是法国工会发起的第三轮罢工抗议，其中巴黎有5.7万人。而法国工会组织估计，全国范围约有200万人参与罢工。
16、米莱的施政纲领包括：裁撤政府部门，政府职能由私人企业承担；废除阿根廷央行，交易全用美元；国有资产私有化；停止部分公共服务支出；持枪和武器售卖合法化；性交易、毒品和人体器官买卖合法化；废除劳动法；停止声索马岛主权。
// 人大重阳
RDCY
作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人大重阳聘请了全球数十位前政要、银行家、知名学者为高级研究员，旨在关注现实、建言国家、服务人民。目前，人大重阳下设7个部门、运营管理4个中心(生态金融研究中心、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中俄人文交流研究中心)。近年来，人大重阳在金融发展、全球治理、大国关系、宏观政策等研究领域在国内外均具有较高认可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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