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贝格立的“周人杜撰夏代说”谈起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贝格立（Robert W· Bagley）教授在对长江流域的青铜文化进行研究时指出，三星堆遗址有夯土城墙，两坑所出的大玉锋刃器（玉璋）“在数量上是任何其他商代遗址所无法比拟的”；同时，三星堆大量使用与真人头大小的青铜头像和青铜神树，并且不像殷墟祭祀坑那样使用人牲，因此，贝格立教授认为三星堆是可与郑州二里冈和殷墟相媲美的考古文化，并提出“应该谨慎地假设夏王的状况”。[1]
那么，贝格利是如何假设的呢？他继续说道，四川以北的渭河流域是周人领地，其发展水平在殷墟时期还比较低，“先周的青铜铸造业只能被称为是落后的”；“但是在传统被接受的历史中，周的形象是唯一可与商王朝匹敌的文明，而且是其理所当然的继承者”。文献中没有提到南方文明，而考古学家们受历史文献的引导，在殷墟的成功发掘后，未经筛选地接受了全部传统史观而开始寻找夏王朝，“目的是证实另一个传说”。但是，由于甲骨文中没有记录夏代，因此，对于《尚书》中周公讲话提到的夏王朝，贝格立认为“较可靠的解释就是夏王朝只是早周统治者虚构的历史，用以将他们征商的行为合法化”。贝格立教授的这一观点，即今天中国学者所说的“周人杜撰夏代说”之由来。
从贝格立的行文可以看出其推理逻辑：由于三星堆文明和殷墟文明具有同等的发展水平，故传统文献记载的夏商周三代嬗递的线性古史结构是否合理需要怀疑。换句话说，贝格立对“二里头夏都说”的质疑及其所提出的“周人杜撰夏代”说，本质上是因三星堆研究而引发的推理性假设，并非无端质疑。
贝格立的观点后被复旦大学陈淳教授所引用，用以批评二里头研究中存在的倾向性预设。[2]陈淳教授的文章发表后不久，沈长云[3]、张国硕[4]等学者很快发文对“周人杜撰夏代说”进行批评。但有趣的是，在沈、张二人的批评文章中，均没有提到贝格立的文章及三星堆文化。这种情况表明，沈、张二位学者可能是在并不了解贝格立的“周人杜撰夏代说”提出的背景下所作出的批评。
张国硕先生认为，“周人杜撰夏代说”存在对夏代否定的预设立场。[5]但如上文所说，贝格立的“周人杜撰夏代说”乃是一种假设性推理，故张国硕先生所说并无依据。事实上，贝格立在文中也有如下之强调：无论周人有关夏王朝的口述是否完全虚构，“应当承认周人所利用的夏王朝在某种程度上是他们的杜撰”，“假设在二里头的某个出土了刻有司马迁所记载的夏王世系相同的铭文”，“这一发现也不可能使我们真正面对孟子或司马迁笔下的同一个夏王朝。通过三星堆遗址可知，商王无权独享我们在习惯上赋予他们的高度文明，我也应该谨慎地假设夏王的状况”。[1]
实际上，认为三星堆文化可与殷墟媲美观点的学者并非仅有贝格立一人。2021年3月，随着大量媒体对三星堆六个祭祀坑发掘的报道，三星堆再次吸引了全球的目光。为此，《参考消息》采访到了美国加州大学教授罗泰及波士顿大学教授慕容杰等学者。其中，报道援引罗泰教授的话说：[6]
三星堆在许多重要方面都独一无二，某些出土文物在这个时期的中国和东亚都前所未有。这表明，当时的三星堆居民可能拥有自己的意识形态、思维模式、宗教信仰和习俗仪式。……三星堆的（发现）表明，在中华文明早期，有几个中心在同一时期运作，并且彼此之间，中国和亚洲其他地区之间，存在着联系。例如，三星堆的青铜制造，技术上与同时期中国北方青铜制造密切相关，有很多技术细节相似。在三星堆发现的许多玉器来自新石器时代，而中国各地都有新石器时代玉器出土，有些出土地点还超越了当今中国的边界。
慕容杰也认为， 三星堆的发现表明，成都地区是中国古代另一个不为人知的“国家级社会”文明中心。过去，多数关于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集中在中国青铜时代早期华北平原即中原地区的“三代文化”，华北平原被视为“中华文明的摇篮”。三星堆的发现改变了这一局面。三星堆青铜器制造的质量和数量都十分壮观，是一个复杂社会早期发展的重要中心，与商朝文化旗鼓相当。
（三）张光直谈三星堆等南方文化：用“三国”模式看夏商周三代
在研究中国文明形成的这个问题中， 究竟应该如何理解三星堆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关系，张光直教授的观点不容忽视。1994年，张光直在接受陈星灿访谈时说到：
三星堆和大洋洲等南方的发现很重要，它们把中国上古的历史又作了很大的修改。过去的上古史没有大洋洲和三星堆的地位，因为传统上认为那个地区是蛮夷之地。这两处出土的器物都有比殷墟早的，与殷墟处在同等的发展水平上。说同等当然是主观的判断，不过我们可以想办法建立客观的标准，相信结论也不会差得太远，它们大约还是势均力敌。……这两处的发现，把我们对传统历史满足的心情破灭了，意义非常重大。[7]
同年初，在台北举行的“中国考古学与历史学整合国际研讨会”上，张光直在其宣读的论文中更明确地指出，传统中国史中的先秦史部分已经失去权威性，“中国先秦史需要一个新的结构”。他说：
过去中国古史讲文明起源，注意力集中在黄河流域，而且采取一个一条线的看法，即夏为首，商继夏，周再继商。今天的看法是从龙山时代开始，中国的各个区域都发展成了大大小小的平行的、互相竞争、彼此交流的王国。……到了夏商周三代，中国各区域都出现了大规模的国家；在黄河流域有夏商周，在长江流域也有规模相似，势均力敌的方国，如最近发现的四川三星堆、江西大洋洲所代表的政治势力。这些国家经过两千年征战吞并的结果，到了东周只剩下十几个大国，到公元前221年，完全为秦所灭，中国首次形成一个大帝国。[8]
张光直先生晚年颇受疾病困扰，不幸于2001年1月去世。现在我们能看到的张光直先生最晚的一篇学术谈话来自其学生李永迪教授的访谈。该访谈录于2001年6月发表在台北史语所主编的《古今论衡》期刊上。在这篇访谈录中，张光直先生再次强调“不要把三代只看成是三个文明线性的连续发展”，而应该用“万邦考古”的观念来处理。他进一步解释道：
我想我们是可以用“三国”、“五代十国”的模式去理解夏商周。当然，我们也必须注意到考古学文化的相承关系，不过夏商周不应当是政治或文化上的孤岛。……“三国”、“五代十国”强调的是在某一段时间里，几个政治实体之间的关系。其中有纵向的传承，也有横向的互动。……我们现在对夏商周的理解仍然偏重于“唐、宋、元、明、清”式的思考模式，我认为即使到了周代，周王室对与他同时的其他政治实体仍不能做到完全统领的地步。若然，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考虑“三国”、“五代十国”的模式来研究三代？我们是不是应该多注意政治实体间横向互动的关系，即使这些政治实体并不一定留下了任何文字记录？我认为透过这样的角度我们应当能更进一步了解中国上古时代政治社会文化的发展。[9]
可以看出，张光直先生的研究，终其一生，是以其“相互作用圈”思想为核心的[10]。这个学术思想具有明显的开放性，可以容纳不断加入的新考古资料。在这个学术思想中，处于“相互作用圈”中的成员数量和强弱可以动态调整，但这都不影响与秦帝国完成大一统的时代相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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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贝格立（Robert W· Bagley）：《长江流域的铜器与商朝的考古》（Changjiang Bronze and Shang Archaelogy），台北故宫博物院编辑委员会编：《中国艺术文物讨论会论文集·器物》，台北：故宫博物院，1992年6月版，第209~257页。又收入罗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主编：《奇异的凸目：西方学者看三星堆》，成都：巴蜀书社，2003年，第123~154页。
[2] 陈淳，龚辛：《二里头、夏与中国早期国家研究》，《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第83页。
[3] 沈长云：《夏代是杜撰的吗——与陈淳先生商榷》，《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第89-96页。
[4] 张国硕：《“周代杜撰夏王朝说”考辨》，《中原文物》2010年第3期，第46~49页。
[5] 张国硕：《“周代杜撰夏王朝说”考辨》，《中原文物》2010年第3期，第48页。
[6] 徐剑梅：《美国知名考古学家谈三星堆新发现：“考古史上非常激动人心的时刻”》，《参考消息》5月6日。
[7] 陈星灿：《通识·契合·敞天·放松——张光直先生访谈录》，《读书》1994年第12期，第78页。
[8] 张光直：《对中国先秦史新结构的一个建议》，见氏著《中国考古学论文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31-44页。
[9] 李永迪：《与张光直先生谈夏文化考古》，原刊《古今论衡》第6期，台湾中研究院史语所编，2001年6月。又收入三联书店编：《四海为家：追念考古学家张光直》，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5月，第186-187页。
[10] 张光直：《中国相互作用圈与文明的形成》，译自The Archaeology of Ancient China (Yale University Pres, 1968,Rev·ed·)第五章，译文原载《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又收入《中国考古学论文集》，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第151~1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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