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所长汪朝光研究员、中国非洲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李新烽研究员、中国非洲史研究会会长李安山教授分别在开幕式上致辞。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党委书记罗文东研究员主持了开幕式。
图为罗文东主持开幕式
汪朝光研究员在致辞中希望非洲史学者们能够抓住新时代的有利时机，为通论性的研究打下基础。他认为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展开，现实需要中国的非洲学者拿出更好、更多的作品，随着更好的学者参与到非洲史研究之中，新时代酝酿着新变化即从个体的研究向集体研究发展，需要广大学者共同聚力“通史”研究。
图为汪朝光致词
李新烽研究员则向大家介绍了中国非洲研究院的情况。他梳理了中国非洲研究院的四大功能，即交流平台、研究基地、人才高地和传播窗口。他寄望中国非洲研究院能够团结广大非洲研究者共同回应新时代所提出的新要求。
图为李新烽致词
李安山教授在致辞中更多地寄语新时代的青年学者，期望大家抓住当前非洲研究的大好时机，抵制浮夸风，专注于学术研究，凭借一种“板凳一坐十年冷”和“咬住青山不放松”的钻研精神，加倍努力改变中国有关非洲的知识储备还极其缺乏的局面。
图为李安山致词
开幕式结束之后，会议分为三个单元展开研讨，题目分别为“非洲历史研究与编撰”、“非洲历史建构与学派”和“非洲历史实证与考订”。
（1） 第一单元“非洲历史研究与编撰”
李智彪研究员主持了第一单元的讨论。本单元的15位学者以宏观视野畅谈新时代非洲历史研究与编撰中的机遇和挑战。
图为李智彪研究员主持第一单元
舒运国教授提出应对非洲历史研究边缘化倾向的措施，比如：主动把历史研究融入非洲研究之中；把非洲历史的普及与提高有机结合起来；加强非洲史与中东史、世界史的沟通交流；充分发挥非洲史研究会的作用，协调和组织全国研究力量，进行较大型课题的攻关研究等。
李安山教授强调史料在中非关系史研究中的中心作用，并指出在引用外国史料时应注意的事项。他以中非之间的人员往来为切入点，先展示了中国人到访非洲的多项证据，接着展示了非洲人在华的多项证据，提出在华“黑人”（尤其是在唐朝）多元来源的观点。
刘鸿武教授从中国传统史学精神入手解析了当代中国非洲史研究所应注意的问题。在他看来，中国人认识非洲的方式既根源于几千年中国的史学传统，也在于同非洲学者的平等交流中获得的启发。他强调非洲史研究必须深入中非合作的现实，服务国家建设的需要。
沐涛教授阐述了重编《非洲通史》的必要性、可行性和具体做法。他认为现有非洲史研究落后于现实需要，急需弥补现有《非洲通史》的局限性；四十年来既有成果的积累和科研条件的改善都便利了《非洲通史》的编撰；需要加强对一手资料的收集和培养人才。
黄民兴教授考察了非洲专题史研究需要关注的七个研究领域，包括民族国家的构建、殖民主义的影响、民族主义的形成及特点、非洲知识分子的过渡性、村社和部落的历史作用、经济一体化的特点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每个研究领域又可包含若干研究的子课题。
洪永红教授回顾了前人的《非洲通史》研究著作，特别指出现有三卷本的《非洲通史》系统化不够、融合度不高，需要重新编撰。他表示积极响应《非洲通史》的编撰，努力做好有关非洲法律史的编撰工作。
余建华研究员认为，新时代推进非洲与外部世界关系史的研究，应该成为我国非洲研究工作者一项可以积极作为的重要使命。由于非洲史是人类文明史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以全球史观引领非洲史研究，以命运共同体理念推动新时代中国非洲史研究。
张忠祥教授指出应该重视对国外非洲史著作的译介。我国的非洲史研究同世界先进水平相比仍然有比较大的差距，需要几代学者的不懈努力。要提高国内非洲史研究的总体水平，在加强对非洲史研究的同时，还应该做好对国外非洲史著作的译介工作。
刘海方副教授试从创生史的视角，理解作为普遍现象的“非洲研究危机”在不同国家的具体内涵，彼此间的差异和共性，以回应全球学者们普遍关心的区域研究“脆弱性”问题。她认为，中国的非洲研究危机，可以通过国家政策调整、学界加深基础研究和大量进入非洲调查掌握一手资料予以解决。
颜海英教授从埃及学的起源开讲，概述了埃及学的发展历程，落脚到当前埃及学研究的前沿动态。埃及学起源于西方人对埃及的考古成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侧重艺术研究，战后则关注大众的历史，纸草学兴起之后，研究更侧重于社会经济史。她还强调了一手资料对获得学术话语权的重要性。
王泰教授分享了自己编撰埃及近现代史的心得。他指出需要用长时段的视野分析埃及历史的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近现代埃及是历史传承的产物，埃及文明传统未发生断裂。“寻求自主”和“走向现代”是埃及近现代发展的两大主题。整个近现代历史呈现波浪型发展趋势。
刘云教授梳理了国内非洲阿拉伯国家历史研究70年的历程。在他看来，1950-1970年间研究的重点是民族解放运动；1980-2000年间研究较前更具有学术性，古代史研究和当代政治经济问题成为新的研究关注点；2000年以来的研究中纯粹历史的研究不多，且集中于埃及。
付吉军研究员结合自身驻外经历分享了自己对美国与利比里亚关系的研究心得。他提出没有哪种模式能完全适用于非洲，任何成功的模式都需要适应非洲国家的具体国情，经过领导人适应时机变化的调试。他还提出了数个值得研究的课题，如美国对利比里亚的负面影响，美国在利比里亚企业运营的评价。
舒展副会长以丰富的驻外经历和近年来的学术经历，指出了中国学者作非洲研究的问题，并提出了三点化解之法。一是看广一点，充分阅读当地人、中国人和西方人的书籍；二是看近一点，到非洲本地去看；三是看精一点，要了解几家的说法才能发现问题，进行新的解读。
毕健康研究员同大家分享了自己对非洲经济社会史研究的思考。他认为源自年鉴学派的经济社会史将经济史的深度和社会史的广度结合起来，是迈向通史研究的必备一步，研究对象有：经济周期与结构、社会流动与稳定等，研究过程中需要避免碎片化、过度嵌入其他学科领域，回归叙述史传统。
（2） 第二单元“非洲历史建构与学派”
张忠祥教授主持了第二单元的讨论。本单元的12位学者将研讨重点放在对非洲历史建构的分析上。
图为张忠祥教授线上主持第二单元
陈晓红教授提出了三个值得深思的问题：近代非洲历史发展的主体性问题，单一经济结构的评价问题，非洲历史研究的使命感问题。
孙晓萌教授指出需要在非洲史研究中汇集不同语种背景的研究力量及注重多语种文献的收藏与整理工作，尤其是在基础性研究人才培养体系建构方面加大横向合作力度。
王南理事讨论了非洲文物的流失和回归的问题，认为非洲之外的国家和民族，应该与非洲方面进行多层面的合作。
潘华琼副教授从分析文献入手解析廷巴克图的虚与实，试图从历史书写中发掘出“真正”的廷巴克图，回答研究廷巴克图的意义。
刘少楠讲师解析了非洲史领域的数字化转向，提出在史料、方法和教学方面的数字化长足进步的同时，需要避免数字化的“西方中心”倾向。
杜英副教授从历史、印度人特性、坦桑尼亚国内政治、印度和坦桑尼亚关系多层面探讨坦桑尼亚印度人公民身份认同和归属问题。
慈志刚教授分析了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在建构关于阿卜杜·卡德尔历史记忆的异同，认为两者都经历了从个体回忆到集体回忆的演进，只是民族主义叙事在叙事方向上发生了转向。
郭丹彤教授以随葬品的流通、粮食的流通、土地私有化、商人出现为例较好地探讨了再分配体系下的古代埃及市场经济活动。
温爽讲师通过讲述大豆在非洲的种植与应用，讨论了20世纪初英帝国的中介作用，以及大豆在不同经济、饮食文化环境中价值和应用的转变。
王海利教授认为中国的非洲问题研究与非洲史编纂过程中，既要反对欧洲中心主义，也要反对非洲中心主义，同时也要防止亚洲中心主义的抬头。
梁道远讲师提出兴起于公元八世纪的埃及历史学派，继承了古埃及人的历史意识、犹太人与基督徒的史学遗产，在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中获得了鲜活的生命力。
（3）第三单元 非洲历史实证与考订
刘兰研究员主持了第三单元的讨论。非洲历史的编纂以对具体案例的研究为基础。本单元的8位青年史家侧重对具体案例的分析，在此基础上得出具体论断。
图为刘兰研究员主持第三单元
王涛教授解析了萨赫勒地区极端主义组织，认为教派冲突的表象背后是游牧业被挤压、边缘化所引发的暴力反抗问题。
许亮助理教授以南非新堡市的100多家华人服装厂为例，描述了华人工厂主与祖鲁女工的相遇与互动，探讨了生产过程中出现的种族和性别问题。
张瑾副教授阐释了水历史在非洲史研究中的解释维度及效度。她认为水史研究采取多元学科视野，把历史分析作为叙述方法，似乎可以为多学科之间的对话提供可能。
张歌讲师认为编年史与口述史料在西非后桑海帝国时代长期并存，并塑造了后世的政治观念，对非洲史研究的史料整理与文献分析提供了一个可供参考并挖掘的角度。
甘振军助理研究员讨论了近年来越南与非洲的经贸关系，分析其有利条件和制约因素，并对越南高层对非经贸外交行动做了重点评析。
张玉友博士后试图从历史视角讨论阿尔及利亚早期国家形成过程中的部落因素，并将这一历史进程概括为从“部落国家”到“边疆国家”。
最后，中国非洲史研究会秘书长毕健康研究员作会议总结。中国从事非洲史研究的青年学者崭露头角，在实证研究与史料考订，在非洲历史研究新理论新方法上各抒己见，已经成为中国非洲史研究的新锐力量。中国学界的埃及学专家第一次参加中国非洲史研究会主办的学术活动，向埃及学与非洲史研究的融合式发展迈出了重要的一步。编撰宏大、科学、富有感染力的非洲历史作品，机遇难求，呼唤中国非洲学界通力合作，以中国人的眼光，书写非洲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