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观察》第七期 | 塞内加尔通史计划——解殖历史的延续
作者介绍：
陈宏来，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博士生，研究国家为塞内加尔。
民族史学是历史研究中的重要议题，也是现代民族国家常见的一种历史书写方式。19世纪下半叶以来，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所宣扬的世界主义精神普遍被民族研究取代，历史研究进一步专业化、职业化，促使民族成为历史书写的核心。与此同时，欧洲史学家亦系统整理档案，启动民族史书写项目。[1]这种以民族国家为单元的历史书写方式随着西方殖民传播到其他地区，近现代印度、中国等地的知识分子以民族主义为武器，书写统一历史，传播民族独立意识，同时丰富了民族史的内涵和形式。[2]在这样的思潮下，非洲史学家亦投入到构建民族史学的工作之中。[3]尽管民族史学现在受到诸多批判，历史书写与民族身份建构之间的微妙关系亦具有巨大争议，但对于民族话语还未充分建立的国家来说，“民族国家”仍是历史书写中重要的地理单元，[4]统一的民族书写仍常出现在其身份建构过程中，非洲国家塞内加尔通史撰写工程即为一例。2013年，塞内加尔历史学家和政治家伊巴·德·蒂亚姆 (Iba Der Thiam) 提出“重写塞内加尔自古至今通史计划”(Projet de réécriture de l’Histoire générale du Sénégal, des origines à nos jours) 的倡议（以下简称“通史计划”）。[5]该计划旨在系统书写塞内加尔史前以来的所有历史，为学术研究和公众史学提供可参考的作品。通史计划也是塞内加尔解殖历史 (decolonize history)、[6]编写民族历史的重要一环。目前学界还没有文章关注这一议题，本文利用一手文献资料，结合对计划相关负责人的多次访谈，试图分析该计划的缘起、特点与发展，理解塞内加尔在全球化时代编写国家通史的学术和现实考量，并以此作为契机，进一步反思民族史学在当代的意义与限制。
一、通史计划的提出与推动因素
建国53年之后，塞内加尔启动独立以来首次国家通史编写计划。在蒂亚姆的倡导下，塞内加尔史学界集合各类资源，建立相关机构，形成了系统的组织。通史计划的主要机构包括：赞助委员会 (Comité de patronage)、总协调员 (Coordonnateur général)、见证者协会 (Collège des grands témoins)、国际科学理事会 (Conseil scientifique international)、指导委员会 (Comité de pilotage)、编写委员会 (Commissions de rédaction)。经过三年的摸索和讨论，自2016年起，通史委员会将工作定为三大方面：25本《塞内加尔通史》；《研究和文献》专题书籍（Études et Documents，主要为口述记录或主题性著作，给所有塞内加尔人，尤其是历史见证者写史的机会）；建立数据库SOCÉ（Système d’Organisation des Connaissances Établies，汇集所有类型的档案、资料）。[7]通史计划的形成与开展受到内外多重因素影响。塞内加尔史学史的发展、历史书写在非洲国家寻求学术独立中的作用、塞内加尔国内建构统一历史叙事的需要以及政府和文化界的支持为该计划的主要推动因素。通史计划的形成首先离不开历史学家的努力，在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塞内加尔史学界集合了一批优秀历史学家，促成塞内冈比亚研究 (Senegambian Studies)，[8]丰富了该地区历史研究的史料、研究方法和研究主题，形成了学界所谓的“达喀尔历史学派”。[9]尽管该学派是否真正存在仍有争议，但正如其命名者巴里教授告诉笔者，相比于名称，更重要的是这些年达喀尔历史学家形成的史学方法和学术研究成果。[10]这些方法也为通史计划奠定了基础，其编写成员里即包括多名“达喀尔学派”历史学家，以及几名见证“达喀尔学派”成长或受其影响的法国学者。[11]历史书写在非洲学术独立中扮演了重要的作用。西方中心主义的学术传统以西方文明的兴起、扩张为主，强调其对非西方世界的影响与征服。[12]受殖民主义影响，殖民时期有关非洲史的书写以欧洲人在非洲的活动为中心，除此之外的历史被忽视，甚至被学界否认。包括黑格尔在内的多名西方学者将非洲看成停滞的、未开化的大陆，认为非洲不存在历史和文明，这种观点在西方学术界曾占有主导地位。非洲本土史学的兴起最初正是为了打破“非洲无历史论”的叙述，同时受到非洲民族独立运动影响，寻求文化独立。民族主义的倾向也使非洲民族史学在后期招致过分意识形态化、工具化、精英化的批评。在经历了20世纪60至70年代的辉煌之后，非洲民族史学走向低潮。[13]尽管如此，历史书写在现今非洲国家寻求学术独立之中仍然至关重要，丰富有关非洲不同时期的历史研究对其本土史学和本土文化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历史去殖民的紧迫程度在塞内加尔尤其突出，根据笔者对计划现任总协调人马马杜·法尔 (Mamadou Fall) 教授的访谈得知，在该计划启动之前，塞内加尔从未编写过国家通史，其历史教学仍然深受殖民时期历史书写和叙事的影响。因此，他认为塞内加尔社会亟需一部“塞内加尔人”书写的历史。通史编委会开展这项浩大的工程，正是为了让塞内加尔人同其被埋没的，或被奴隶贸易和殖民主义所边缘化的历史和解，并给予人们发出声音、书写历史的机会。[14]塞内加尔境内的民族身份认同危机 (crise identitaire) 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通史编写。塞内加尔南部的卡萨芒斯地区 (Casamance)[15] 长期进行分离主义运动，为塞内加尔的国家统一造成了困难与阻碍。该地区在19世纪后半期逐渐沦为法国殖民地，与北部的塞内加尔殖民地同属法属西非总督管理，1960年随着塞内加尔独立与北部合并为同一个国家。[16]然而，该地区并未与北部形成统一的国家认同，其主要民族为朱拉族 (Diola)，但塞内加尔的主体民族为沃洛夫族 (Wolof)，后者也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占据优势。1947年，“卡萨芒斯民主力量运动”(Movement of Democratic Forces of Casamance, MFDC) 政党成立，1980年该政党演变为分离主义组织。这种南北对峙的情况使统一的历史书写成为现实需要。除此之外，政府的支持为计划顺利展开提供了资金和制度上的保证。通史计划的倡议者和首任总协调人蒂亚姆教授于1983至1988年间担任教育部部长，在学术界和教育界都有影响力。现任塞内加尔总统马基·萨勒 (Macky Sall) 亦支持通史计划，并进行拨款资助。此外，通史计划也获得了来自法国非洲史学家和非洲社会科学研究发展理事会 (CODESRIA) 等国际学者和学术机构的支持。
二、通史计划的编写特点
通史计划以反思殖民史学、重编塞内加尔历史为目的，其书写特点也与此相关。蒂亚姆教授认为此前塞内加尔历史书写中的主要问题为历史时段的不连续性、神话和传说的模糊性、王朝和政治史占主导地位、历史话语碎片化和方法的单一性以及依赖于“殖民图书馆”(colonial library)。[17]编写新的通史需要从方法论和材料两个方面改善以上问题。首先，通史计划的史料来源更加丰富，史料种类更多样。与殖民时期依赖殖民档案、欧洲探险家等“他者”视角下的材料不同，通史还使用了本土的口述材料以及本土语言用阿拉伯文字写成的材料，除此之外，图像、视听、民族志、语言、考古和宗教献祭地点等多种材料都包含在内。委员会计划将这些材料储存在数据库SOCÉ之中。其次，通史计划的历史分期亦与殖民时期书写非洲历史的常见分期不同，后者以欧洲人在非洲的重大事件为时间节点，忽视非洲内部的历史变化，造成了非洲史中时空碎片化的问题。[18]通史计划继承了非洲本土史学的传统，认为非洲史分期应该考虑到非洲人的活动以及影响这些活动的因素。塞内加尔的历史因此被分为三个时期：古代时期，包括史前史 (préhistoire) 和古代史 (antiquité)；中时期（période intermédiaire，从10世纪到19世纪）；当代 (période contemporaine）。再次，历史书写之中关怀了塞内加尔不同族群的人。塞内加尔的民族划分受殖民统治影响，最先与欧洲人进行往来的沃洛夫族成为了独立之后塞内加尔的主体民族，其语言沃洛夫语亦成为塞内加尔的通用语 (langue courante)。然而，塞内加尔境内还有其他多个民族，包括卡萨芒斯地区的朱拉族。[19]多民族和分离主义运动使得塞内加尔民族问题变得重要，通史委员会亦强调其编写的不是某一民族的历史，而是多民族历史，以此治疗塞内加尔社会的分裂症状。[20]复次，编写人员在史观上立足塞内加尔、关怀区域历史、兼具全球视野。殖民时期有关塞内加尔的历史书写以欧洲人的活动为主，即使到后期出现有关本土文化和风俗的研究，美化殖民的史学仍以法国中心主义视角审视塞内加尔历史。通史计划强调从塞内加尔和更广阔的塞内冈比亚出发书写历史，同时基于泛非主义视角，关照塞内冈比亚与非洲其他地区的往来。鉴于大西洋沿岸、环撒哈拉贸易的重要地理位置，塞内冈比亚的历史也兼备全球性。通史计划委员会加强与冈比亚、马里等周边国家学者的合作，注重塞内加尔历史的区域流动性。[21]概言之，综合这三层不同的视角，通史计划试图打破单一的法国中心主义史观，使历史书写更为多元。最后，由于塞内加尔史学的多元传统，通史编写能够融合不同的史学方法，汇集不同学科的学者，使得历史书写方法更丰富。在塞内加尔传统史学方面，欧洲史学、穆斯林史学以及传统的贵族史学（包括传颂王朝贵族史诗的格里奥）组成三个支柱，得以被塞内加尔独立后新一代史学家批判性继承。他们往往注意关照此前被殖民史学忽视的历史事件，并对塞内冈比亚地区王朝历史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此外，通史汇集了来自不同学科、用不同语言工作（主要是法语、英语、阿拉伯语和葡萄牙语）的700多名学者，包含经济、社会、政治、外交、文化、宗教和科学等各个方面，具有跨学科优势。[22]
三、通史计划的进展与争议
经过各方努力，5本通史书籍得以于2019年7月出版，分别为3本通史书籍，包括塞内加尔古代、中时期和1817—1914年间的历史，以及1本讨论1938年捷斯 (Thiès) 铁路工人罢工事件的专题书籍。[23]塞内加尔文化部直接管理这批书籍的出版、印刷和推广。前5本共花费8千万西非法郎，由塞内加尔Polykrome印刷厂印制。书籍出版事项引起了社会热议。塞内加尔总统在4月国庆日前夕的讲话中便已提到5本即将出版的通史书籍：“让我们永远不要忘记，奴隶制和殖民对人民的奴役始终建立在对后者历史、文化和文明的绝对否定之上。因此，通过讲述我们过去的真实故事，我们可以恢复我们的历史以及我们的文化、文明遗产，巩固我们成为自由和主权人民的正当使命。”[24]《青年非洲》(Jeune Afrique) 在书籍出版之后撰文评论，认为这是一项重找历史意识 (reconquête de notre conscience historique) 的巨大工程。[25]然而，书中涉及塞内加尔伊斯兰教的内容引起了宗教界不满。穆里德教派发言人巴耶·伊玛目·尼昂 (Baye Imam Niang) 称该书涉及其教派历史的内容中出现许多时间错误，并将教派创始人卡迪穆·拉苏尔 (Khadimou Rassoul) 名字含义解释为“先知的奴隶”(esclave du prophète)，而非“先知的仆人”(serviteur du prophète)。最后蒂亚姆教授出面与宗教团体进行交流，编委会承诺下架修正1817—1914卷的内容。由于涉及宗教的内容本身具有神秘性，相关信息并不公开，此次争论也让学界反思通史计划不仅需要历史学界的努力，亦需要宗教界的合作。作为一项正在进行的计划，通史编写的确面临诸多挑战。在涉及宗教等议题时，通史编写人员缺乏足够的信息，导致文中出现错误，并且有关塞内加尔伊斯兰教派的内容通常具有高度敏感性，为书写带来了一定困难。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艾哈迈杜·班巴曾号召门徒加入塞内加尔步兵团 (Tirailleurs Sénégalais)，为法国而战，但穆里德教派坚称他没有号召任何人参战。[26]在涉及历史中具有象征意义的英雄和事件时，史学家也有可能受到舆论压力。塞内加尔历史学家马马杜·迪乌夫 (Mamadou Diouf) 在其专著中反思了塞内加尔关于民族英雄拉·迪奥尔 (Lat Joor) 的神话，但他并未遵循其“反抗法国”的主流叙事，因而在书籍出版之后与迪奥尔的后人产生了冲突。这也意味着当代塞内加尔的历史书写受到主流社会或者话语的影响。[27]除上述争端之外，塞内加尔历史学界内部对于是否书写国家史也曾各执一词。塞内加尔历史学奠基人巴里教授作为早期的反对者并未出现在编委的名单之中，迪乌夫亦对民族史学持有谨慎态度。这种争论在2021上半年得到缓解，巴里教授受邀进入编委会。作为塞内加尔史学界的重要人物以及通史计划主要反对者，巴里的参与意味着史学界内部基本达成一致。然而这并不意味分歧的完全消失，对于如何书写国家通史仍需要不同学者之间的长期讨论与协商。此外，通史的出版也面临着一些现实困难。法尔教授曾对笔者直言，委员会对首次出版的书籍印刷纸张、质量等方面都不满意，尽管他们投入了大量资金和人员，但书籍的装帧设计和纸张质量都差强人意，这也为后续书籍的出版带来了更多困难。目前，除了已出版的5本书以外，通史委员会完成了另外5本书的编写，待出版印刷。这5本书分别为3本《研究和文献》专题书籍：《塞内加尔通史史料引论：从起源到现在》(Introduction aux sources de l’histoire générale du Sénégal : Des origines à nos jours)、《谢赫·艾哈迈杜·班巴：穆里德教派创始人》(Shaykh Ahmadu Bamba: Fondateur de la Muridiyya)、《塞内加尔梯贾尼亚教派》(La Tijaniya au Sénégal)，以及2本通史书籍：《1854—1920年法国殖民时期的塞内加尔官员、军事辅助人员、军人、平民：第1卷》(Les fonctionnaires et auxiliaires militaires, paramilitaires, civils sénégalais de l’administration coloniale française 1854-1920: Tome 1)、《塞内加尔和冈比亚的巨石景观：一项世界遗产》(Paysages mégalithiques du Sénégal et de la Gambie: un patrimoine mondial)。
结语
伴随全球史、跨国史的兴起，民族国家的历史书写因其忽视了跨国现象和群体，助长了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而备受指责。印裔美籍历史学家杜赞奇 (Prasenjit Duara) 基于中国历史书写，呼吁“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反对民族史学中线性目的论、进化论的历史观。[28]然而，与民族话语建构较为充分的中国不同，地理概念上的塞内加尔在殖民时期形成，自1960年独立之后才成为民族国家。在这样的背景下，塞内加尔编写国家通史有其特殊的国情和现实需要。立足当下，虽无法对该计划的实际影响进行评论，但这一计划可启发我们反思非洲史中的几大重要问题。其一，塞内加尔在21世纪书写国家通史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非洲国家建构统一的民族身份和文化认同的需要。对于非洲新时期民族史学的理解与分析，既需要放回非洲史学史的发展脉络之中，也需要结合新的现实和不同的国家国情。其二，通史计划提供了反思民族史学中“真实性”论述与话语权的窗口。前文中塞内加尔总统认为通史计划是在讲述其国家过去的“真实故事”，法尔教授亦认为现在需要一部“塞内加尔人书写的历史”。通史计划提供了不同的书写方式，丰富了塞内加尔的历史书写，在“解殖”历史方面具有积极意义。然而，这是否意味着通史全面反映了真实的塞内加尔史仍有待商榷。历史研究不可避免地带有写作者的判断和选择，通史的主要挑战之一即在于凸显民族性的同时，不陷入排他性的叙述之中，贡献更为多元的民族史学书写方式。其三，通史计划体现了史学与现实的复杂互动。通史计划是融合学术、政治、教育的浩大工程，它受到官方支持和宗教界影响，且具有社会教育的功能，这使得史学与现实的关系更加密切。正因如此，历史书写亦受到更多现实因素影响。这样的作法如同一把双刃剑，其影响值得之后进一步观察和评估。*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清华大学历史系刘明轩、仇振武、靳帅和苏泽明同学的帮助。塞内加尔达喀尔大学Mamadou Fall和Boubacar Barry教授均提供过资料或其他支持。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区域观察》编辑部亦为本文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在此一并致谢，然文中疏漏一概由作者本人负责。
参考文献:（滑动查看更多）
1.【美】格奥尔格·伊格尔斯、【美】王晴佳、【美】苏普里娅·穆赫吉著：《全球史学史》第2版，杨豫、【美】王晴佳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版。
2.当然，近现代殖民地世界对民族、民族主义等概念接受和利用的过程极其复杂，并不能简化为“冲击—反映”的模式。关于民族思想在殖民地的传播，印度学者帕尔塔·查特吉 (Partha Chatterjee) 曾专门撰文讨论，参见：【印度】帕尔塔·查特吉：《民族主义思想与殖民地世界：一种衍生的话语？》，译林出版社2007版。
3.李安山：《非洲民族主义史学流派及其贡献》，《世界历史》2020年第1期。
4.然而，即便在法国，历史书写也倾向于以民族国家为单位。2017年，法国历史学家帕特里克·布琼(Patrick Boucheron) 集合122 位历史学家编成《法兰西世界史》(Histoire mondiale de la France)，该书与传统的法国史书写不同，希望通过世界阐释法国，从全球出发书写法国历史，因此它不局限于法国的地理单位，且未采用此前以传统人物和事件为中心的做法，这在法国史学界乃至法国社会中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有关该书及相关争论，参见：汤晓燕：《一部全新法国史对法国民族性认同的挑战——帕特里克·布琼主编的〈法兰西世界史〉及其引发的论战》，《史学理论研究》2019年第3期。
7.来自Fall教授向笔者提供的材料：Rapport Général 2019-2020 pour l’Histoire Générale du Sénégal.
8.法语原文为 “Sénégambie”。关于该地理概念的定义，几内亚历史学家巴里 (Boubacar Barry) 认为“塞内冈比亚”西至大西洋沿岸，北至塞内加尔河谷 (Fleuve Sénégal) 和南边的科隆泰 (Kolonté) 河道，东边被富塔贾隆 (Fuuta Jalon) 东部的山麓包围”。参见：Barry Boubacar, La Sénégambie du XVe au XIXe siècle. Traite négrière, Islam, Conquête coloniale, Paris, L’Harmattan, 1988, p. 25; 法国历史学家布勒格 (Jean Boulègue) 认为它位处塞内加尔和冈比亚山谷之间，北至塞内加尔河，与撒哈拉沙漠接壤，南至冈比亚南部与卡萨芒斯接壤处的热带雨林。参见：Jean Boulègue, Le Grand Jolof (XIIIe-XVIe siècle), Karthala, 1987, p. 5.
本文综合以上观点，为方便起见，仍使用“达喀尔学派”这一称呼代指塞内加尔（地区）本土几代历史学家。
11.例如：蒂奥布、马马杜·迪乌夫、巴里。法国学者包括史密兹 (Jean Schmitz) 和特昂 (Jean-Louis Triaud)。
13.李安山：《非洲民族主义史学流派及其贡献》，《世界历史》2020年第1期。
14.来自Fall教授向笔者提供的材料，Mamadou Fall, Manifest pour Histoire Générale du Sénégal.
15.卡萨芒斯位于塞内加尔南部，与北部之间相隔邻国着冈比亚。该地区包括三个行政大区，济金绍尔(Ziguinchor)、塞久 (Sédhiou) 和科尔达 (Kolda)。该地区以朱拉人 (Jola) 人为主，占60%，但朱拉人在塞内加尔全国人口中仅占4%。
17.法语为 “bibliothèque coloniale”，来自英文 “colonial library”。该词提出者为刚果（金）学者瓦朗坦—伊夫·穆迪贝 (Valentin-Yves Mudimbe)，意为西方生产、呈现非洲和非洲人的所有知识，穆迪贝认为这也是有关非洲理论研究和实际认识的主要资料来源。参见:Valentin-Yves Mudimbe, The Invention of Africa: Gnosis, Philosophy, and the Order of Knowledg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8.
19.塞内加尔人口主要由沃洛夫人（占43%）、富尔贝人（Peul，占24%）、塞雷尔人（Sérères，占15%）、朱拉人（Diola，占4%）等构成。关于其族群划分的演变历史，参见：Joël Glasman, «Le Sénégal imaginé. Évolution d'une classification ethnique de 1816 aux années 1920», Afrique & histoire, vol. 2, no. 1, 2004, pp. 111-139.
22.同上。
23.四本书的题目分别为: «Sénégal Ancien III. Période ancienne. Antiquité - Egyptologie. Origines, Héritages matériels et immatériels des civilisations sénégambiennes», «La construction historique de l’espace du Sénégal XIe – XVIe siècle», «L’histoire du Sénégal du Xe au XXe siècle : le fer du Numu, la terre des Lamanes, le glaive des rois et le sceau des marabouts», «1817-1914 Les années d’épreuves, de luttes armées, de renouveau religieux et culturel, de refus de la domination coloniale et de consolidation du pouvoir colonial»，来源同上。
24.原文如下：N’oublions jamais que l’asservissement des peuples par l’esclavage et la colonisation, a toujours reposé sur la négation absolue de leur histoire, de leur culture et de leur civilisation. Ainsi, en faisant le récit authentique de notre passé, nous restaurons à la fois notre histoire et notre patrimoine culturel et civilisationnel. Ce faisant, nous confortons notre vocation naturelle de rester un peuple libre et souverain.
27.原文认为迪奥尔是在维护“（沃洛夫族）统治阶级的特权及其剥削的传统”。尽管具有争议，迪乌夫坚持自己的立场，称其著作不是为了迎合一种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下的叙事，而是为了理解迪奥尔作战的真正动机。参见：Mamadou Diouf, Le Kajoor au XIXe siècle: Pouvoir ceddo et conquête colonial, Paris: Karthala, 2014.
28.【美】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研究》，王宪明、高继美、李海燕、李点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