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用现代考古学的视角考量，埃及境内的“考古”早在法老时期就已开始。图特摩斯四世是古埃及第十八王朝的国王，他在吉萨高地上的斯芬克斯前爪之间立了一块石碑，埃及学家们称之为“梦之碑”。在这块石碑上，图特摩斯四世讲述了斯芬克斯被流沙掩埋和他把流沙清理掉的过程，当时图特摩斯四世还是一位王子。在吉萨狩猎时，图特摩斯四世在斯芬克斯身边小憩，不久便进入梦乡。梦中，斯芬克斯向他许诺，只要他能够清除已达到斯芬克斯脖子处的流沙，就将登上王位。梦醒之后，图特摩斯四世遵照神的启示，不仅清理了掩埋斯芬克斯的流沙，还在其周围建造了阻挡流沙的围墙，并将掉落的石块复位。不久，神的预言成真，他登上了法老之位。假如说图特摩斯四世的行动主要是出于那么拉美西斯二世的王子坎瓦西则完全是履行保护文物和古迹的义务。作为孟菲斯普塔神庙的最高祭司，坎瓦西在孟菲斯附近的王室墓地清理掩埋纪念碑的流沙，修复重建遭到损毁和年久坍塌的古物、古建筑。在这些被修缮的建筑物上，他刻写了原主人、他的父亲拉美西斯二世以及自己的名字。在后期的民间故事中，坎瓦西被塑造成为具有无限智慧和魔力的形象。
斯芬克斯
埃及沦为罗马帝国的行省以后，包括方尖碑在内的许多法老时期的文物被搬运到罗马。罗马先后出现了信奉埃及神灵、收藏埃及文物、模仿埃及风格建造坟墓的风气，从帝国各地到埃及旅游的人络绎不绝。生活在公元前200年前后的希腊人婓洛称，“每一个见到金字塔的人都为之惊叹，是什么力量促使人类用这么多如此巨大的石头建造这样的建筑物？打磨过的石头光滑细腻，被精准地叠砌在一起，仿佛是由一整块石头构成的。”一般认为，“古代世界七大奇迹”这个观念的主要推动者就是婓洛。公元前24年，古罗马地理学家斯特拉波到埃及游历的时候，胡夫金字塔表面光滑的白色石灰岩依然完好。他站在金字塔下，不禁惊呼：“这座建筑是谜中之谜，如同从天上降临人世，可谓天工人代。远望金字塔，因为浩瀚的沙漠背景以及热雾缭绕所致，这座如同白色山峰的建筑好似漂浮在云海之中。”
胡夫大金字塔
拿破仑远征催生埃及学
法老文明真正进入现代人的视线，要等到1798年。这一年，拿破仑率领法军占领埃及。他的主要目的是以埃及为据点控制整个东地中海地区，通过控制途经红海的航线削弱英国与亚洲的联系。拿破仑出兵埃及不仅仅是为达成军事和政治目的，据说，他随身携带了荷马的《伊利亚特》，意在模仿亚历山大大帝。亚历山大大帝远征埃及和西亚的时候，枕边有多部古典作家的著作。也正是因为拿破仑怀有令法国成为文化霸主的目的，他招募了逾160位专家学者与其同行，这些人来自不同的学科领域。这一随军的特殊群体，其任务是用多种形式记录埃及的人文历史和自然资源。他们抄写和临摹神庙墙壁和墓室墙壁上的文字、壁画和浮雕，想尽办法为卢浮宫搜罗各种文物。在拿破仑的倡导下，这些专家学者于法军登陆埃及的同一年，在开罗成立了“埃及研究所”。
尽管从军事上来看，拿破仑的远征以失败告终，但在非军事方面的成效决不可小觑。1799年，他的一名士兵发现了罗塞塔石碑，为之后商博良破译古埃及象形文字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资料，犹如打开宝库的钥匙。这些随军的专家学者在回国以后，从1809—1828年，前后共编撰出版了23卷《埃及志》。这些百科全书式且图文并茂的煌煌巨著，10卷为文本，10卷为对开本图册，另外3卷收录特大型的地图和图画，图画数量超过3000幅。值得玩味的是，第一卷扉页上的雕版图案把拿破仑刻画成驾驭战车的阿波罗，手握长矛，身后为12位缪斯，而人数众多的埃及马穆鲁克士兵在拿破仑面前溃不成军。一方面，这套鸿篇巨制不仅为后世学者了解和研究古埃及文明提供了丰富的一手资料，而且极大促进了欧美各国民众对法老文明的兴趣。另一方面，这种集结各方人力，以穷尽相关领域知识为目的的恢弘书写模式延续了在法国兴起的百科全书派治学传统。
工业化的加速发展使得民众的生活水平提高，业余时间也增多，伦敦大英博物馆、巴黎卢浮宫、荷兰莱顿皇家博物馆先后向公众开放。在整个19世纪，博物馆扮演了重要的大众教育机构和国家形象等多种角色。这些博物馆都热衷于收藏古埃及文物，都灵的博物馆更是被专门称为“埃及博物馆”。博物馆和民众的“埃及热”促使很多专业人士以及嗅到商机的投机分子奔赴埃及进行发掘、盗挖、文物倒卖等活动，即便那些名义上从事考古的人，其发掘手法也相当原始和野蛮。意大利人贝尔佐尼曾经在马戏团供职并被称为大力士，他于1815年跑到埃及，开始其富有传奇色彩的新旅程。贝尔佐尼雇佣了大批埃及农民专注于挖掘形体巨大的文物，并将这些石头雕像跨洋过海运到英国，其中包括重量近8吨的拉美西斯二世雕像。正是这座巨像即将运抵伦敦的消息，激发英国著名诗人雪莱创作了题为《奥西曼德斯》的十四行诗。
马里耶特和皮特里与埃及考古学
位于开罗埃及博物馆院内的马里耶特墓及其雕像
阿布辛拜勒神庙
1922年，英国考古学家卡特在帝王谷发现保存基本完好的图坦卡蒙墓，轰动世界。从纯粹的学术角度来说，卡特在帝王谷长达十年的发掘整理工作构成考古学上整理和发表重要发掘对象的经典案例。为了科学整理图坦卡蒙墓的出土物，卡特召集了来自世界各地具有不同学科背景的专家—除了埃及学家之外，还有建筑师、摄影师、文物修复师、考古学家、语言学家等。可以说，卡特进行的尝试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同样值得一提的是，围绕图坦卡蒙及其陵墓形成众多“神话”，这可谓天赐良机，极大提升了大众对考古学的关注。图坦卡蒙墓的发现在埃及学界、考古学界、博物馆学界和影视界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凭借各种媒体的宣传甚至渲染，古埃及成为众多小说、电影的题材。著名小说家乔伊斯把他的《芬尼根的守灵夜》的诞生与图坦卡蒙墓被发现联系在一起，称该书的问世之月是“图坦卡蒙之月”（themonthofNemaKnatut）。他故意把图坦卡蒙名字的英文字母前后颠倒，强调这座陵墓与他的小说冥冥之中的关系。尽管各种宣传不乏夸张和曲解的成分，但考古学因此受到公众和政府机构的重视，也是不争的事实，在一定程度上为20世纪70年代方兴未艾的公众考古学奠定了基础。图坦卡蒙墓的发现促使许多欧洲国家向埃及派遣考古队甚至在埃及创办以考古发掘为核心的研究机构。一例以示之，比利时女王在参观图坦卡蒙墓发掘现场以后，于1923年出资成立“伊丽莎白女王埃及学基金会”，旨在促进比利时的埃及学研究、资助学者赴埃及进行考古发掘。
努比亚遗迹拯救工程开启了埃及考古学的新篇章
20世纪60年代，埃及政府在阿斯旺建造规模更大的拦河坝，位于阿斯旺以南的北努比亚地区大批古代建筑和遗址面临淹没的厄运。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呼吁下，许多国家提供人力和物力，帮助埃及政府进行抢救性发掘。许多来自埃及学以外的考古专业人员投入到发掘和拯救法老时代文物的工程，打破了之前埃及考古在理论上保守和方法上单一的局面，开启了埃及考古全新的篇章。
如今，从事埃及考古的学人更加注重发掘方法和技术，强调以符合考古学规范的形式分析和整理发掘结果。他们对石器、陶器进行多方面的检测和分析，借助动物学、植物学、孢粉学、化学、统计学等手段确定文物的材质和类型，在此基础上确立文物自身以及同一发掘点甚至其他发掘地出土的各类文物之间的年代关系，并透过这些出土文物管窥和复原古人的生活方式以及环境对他们的影响，追溯他们的文化发展轨迹。近来，运用卫星图像分析技术，考古学家确定了中王国初期由阿蒙内海特一世建造的都城的位置，勾勒了王朝后期都城塔尼斯的城市结构，甚至能够复原街道的具体走向。随着越来越多的法老时代城镇遗址的发现，曾经认为古埃及是没有城市文明的这一论断似乎有被修正的必要。
随着越来越多具有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背景的考古学家投入到埃及考古，过程考古学等新的理论被引介到埃及考古领域，促使考古学家不再满足于一味的描述，而是开始注重解释，重视文化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过程考古学受到批评，它被指责过分强调环境的决定作用。尤其是在埃及进行的考古工作中，学者们强烈地意识到了王权以及与此相关的仪式、意识形态、宗教观念、审美准则等因素扮演的重要作用，在以上因素的复杂和综合影响下，无法在文化和环境之间划出明确的界限，尤其是在涉及象征性极强的宗教领域。此时，文字无疑为打开古人信仰世界的大门提供了重要的依据。从这个角度看，在埃及的考古为结合文物和文献两种资料提供了良好的平台，在埃及进行的考古发掘为后过程考古学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实践基础。在位于卢克索的戴尔·艾尔-麦地那工匠村进行的发掘工作从20世纪中期持续到今天，为比较全面地了解古埃及社会生活和居住状况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借助以上材料，荷兰和英国考古学家建设了有关工匠村成员的家谱以及工匠村几十户住家之间的亲属和社会关系网。许多考古学家和社会学家运用性别史、身体史、情感史等理论分析和研究这些个人信息，使得埃及学研究显示了前所未有的注重理论和依靠跨学科模式的趋向。
新的发掘手段以及越来越科学的结果要求学者们对古埃及文明的诞生问题作出新的解释，因为仅靠文献无法复原甚至不能勾勒古埃及文明形成的路径。有的学者以为，法老文明的形成类似于经历了一个裂变过程；有的学者则主张，法老文明是时间上更早的两河流域文明向外传播的结果。在尼罗河三角洲许多古代遗址的发掘表明，无论是尼罗河东岸的沙漠还是几乎人迹罕至的西奈半岛，它们都未曾阻止古埃及人与外界的交往。早在史前时期，古埃及人就与西亚地区的居民进行频繁的贸易往来，在埃及史前时期的墓葬中发现来自西亚的葡萄酒罐和青金石便是明证。至少在中王国时期，埃及人在红海海岸建造了港口。另外，在全新世时期，撒哈拉完全适合人类居住。在撒哈拉沙漠边缘进行的考古发掘结果说明，新石器时代晚期尼罗河西岸半农耕半游牧的居民对历史时期的埃及文明的贡献值得深入研究。尽管古埃及历史时期的官方文献把位于尼罗河第一瀑布附近的阿斯旺描写为文明的埃及与野蛮的努比亚之间的界限，考古发掘材料则告诉我们：第一，二者之间并未存在天壤之别；第二，为了获得非洲内陆的贵重物品，埃及人一直致力于把势力扩展到更加靠南的地点，及至尼罗河第五瀑布。不仅如此，努比亚人对埃及的影响也不可低估，在阿斯旺地区进行的发掘中确认的努比亚人所占埃及人口的比重以及许多墓葬品展现的努比亚风格都证明了这一点。
在埃及学诞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多数学者趋向于强调法老文明与之后的托勒密王朝和罗马帝国时期之间的断裂和各自的特征。近些年来，在埃及多地尤其是在尼罗河三角洲进行的考古发掘结果促使埃及学家们改变以往的观点。事实证明，亚历山大大帝征服埃及并非标志法老文明的中断，而是意味着埃及进入了文化多样化和族群结构发生深刻变化的新阶段。新的考古—尤其是最近借助现代发掘技术和器械方可进行的聚落考古—结果证明，学者们有必要对留存下来的官方文献和来自神庙、王陵中的图像资料持更加谨慎的态度，有必要把它们充分置于考古发掘展现的物质文化的具体语境当中。官方文献片面强调连续性和一致性，经常让人产生法老文明恒定不变的错觉。许多时候，这些文献的时间轴与考古学家们建构的时间轴并不完全吻合，因为考古发掘材料属于社会各阶层，它们并非像文字材料那样是占主导地位的王室和精英阶层精心编撰过的。
底比斯官吏墓里的浮雕
埃及考古展望
最后，也是最值得一提的是，保存下来的数量众多的古埃及木乃伊，无疑为人类学考古提供了丰富材料。从18世纪20年代的解剖学、19世纪90年代的X射线检测技术到今天的基因组测序技术，木乃伊都充当了无以复加的人类自身可持续研究的实验对象。学者们对法老时代埃及人的饮食、健康状况、平均寿命、遭受的主要疾病等有了充分认识，比如许多癌症和心血管病在那时就已经存在，说明这些疾病并非完全由环境变化特别是空气污染造成。显然，这些信息对我们全面把握人类进化史和疾病史大有裨益。考古学家以综合性的研究模式探讨古埃及文明形成、发展和走向衰弱的过程，对古埃及文明诞生的内在动力和外部影响有了新的认识。
埃及考古不再是以发现金银珠宝为动机，也不是以为博物馆寻找吸引观者的展品为目标，而是为了更好地认识人类与自然相处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随着物探技术、电阻勘探法、质子磁力勘探法、透地雷达、热成像等技术的试用和普及，埃及丰富的考古资源会得到更好的开发利用，必将发挥更大、更充分的作用。
（本文刊登于《大众考古》2021年07月刊，作者为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