号笔记：中国早期文明学习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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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前文明

《中国史前神话解密》 《人类文明起源研究》还有历代史书中有引用过，如《太平御览》中引用过的《三五历记》等都是描绘中国有史前文明的书籍

泥河湾文化按地质年代和考古鉴定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即以小长梁遗址和马圈沟遗址为代表的泥河湾早期遗址群(距今约150—200万年)，以侯家窑遗址为代表的泥河湾中期遗址群(距今约10—30万年)，以虎头梁遗址为代表的泥河湾晚期遗址群(距今约万年).  是迄今为止，东亚地区发现的最早的具有确切地层的人类活动遗址，对人类起源于非洲埃塞俄比亚的一元论提出了挑战。

良渚文化距今5300年至4300年，是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代表之一，1936年才被发现，目前发现的遗址集中分布在上海周边的长江三角洲地区。

中国发现的远古人类遗址元谋人距今约170万年，著名的北京猿人距今约四五十万年。

旧石器时代指距今约一万年以前的时期，新石器时代指距今一万年左右到四千年左右的时期。

泥河湾文化按地质年代和考古鉴定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即以小长梁遗址和马圈沟遗址为代表的泥河湾早期遗址群(距今约150—200万年)，以侯家窑遗址为代表的泥河湾中期遗址群(距今约10—30万年)，以虎头梁遗址为代表的泥河湾晚期遗址群(距今约万年).  是迄今为止，东亚地区发现的最早的具有确切地层的人类活动遗址，对人类起源于非洲埃塞俄比亚的一元论提出了挑战。

距今2万~10万年间浙江宁绍平原是越族人发展的一个基地。

距今1.5万年宁绍平原自然环境恶化，迫使越族人几次大规模迁徙。

以下是新石器时期我国主要文化遗存简单记略：

距今1万年左右，有一支越过钱塘江进入今浙西和苏南丘陵地带生息繁衍创造了马家浜文化。

红山文化是东北地区以出土玉器为主要特征的新石器文化，萌芽于公元前8000~6000年前后，发展于公元前5000~4500年前后，辉煌于公元前4000~2500年前后，一般把公元前6000~3000年这一时期带有红山文化特征的玉石器通称为红山文化。

贾湖遗址贾湖遗址的地层比较单纯，主要为裴李岗文化遗存，绝对年代为BC7000—BC5800年,距今9000年左右。是淮河流域迄今所知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文化遗存，提供了连接黄河中游至淮河中下游之间新石器文化关系的一个连接点。发现有房子、陶窑、墓葬与陶器、石器、骨器等。出土的钵、双耳壶与锥足鼎等陶器具有裴李岗文化同类陶器特征。有契刻符号的龟甲与石器，其契刻符号可能与原始文字有关。

磁山文化是中国华北地区的早期新石器文化。因首先在河北武安县磁山发现而命名。1973年发掘。年代约为公元前5400～前5100年。该文化与裴李岗文化关系密切，有人把两者连称为“裴李岗·磁山文化”。

良渚文化是我国长江下游太湖流域一支重要的古文明。是铜石并用时代文化，因发现于浙江余杭良渚镇而得名，距今约5250~4150年，在1936年被发现，经半个多世纪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初步查明遗址分布于太湖地区。在杭州市余杭区良渚、安溪、瓶窑三个镇地域内，分布着以莫角山遗址为核心的50余处良渚文化遗址，有村落、墓地、祭坛等各种遗存，内涵丰富，范围广阔，遗址密集。八十年代以来，反山、瑶山、汇观山等高台土冢与祭坛遗址相复合，。

仰韶文化，年代约为公元前5000～前3000年。仰韶文化以其分布之广泛，延续之久长，内涵之丰富，影响之深远，而成为中国诸新石器文化中的一支主干，它展现了中国母系氏族制繁荣至衰落时期的社会结构和文化成就。

半坡文化属黄河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位于陕西省西安半坡村。年代约为公元前4800—4300年，半坡村的原始居民是定居的，以氏族或部落为单位，建立村落。半坡是一个没有贫富差别的原始社会。

三星村遗址 三星村遗址位于江苏金坛市西岗三星村，年代为公元前4500—3500年左右。它对长江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类型和文明起源等课题的深入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为中国新石器时代区域研究、体质人类学研究增添了新资料。相当于长江下游地区崧泽文化早期到马家浜文化中晚用。出土的距今6000年前的石钺，是一件礼器，表示拥有者的权力、身份、地位。较目前最早最完整的良渚文化玉钺的年代早1000余年。

安徽凌家滩文化遗址安徽省含山县铜闸镇凌家滩村，遗址总面积约160万平方米，经测定距今约5300年至5600年，是长江下游巢湖流域迄今发现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遗址还出土了两件科学文化史上有着特殊意义的文物——玉龟和玉版。专家推测,玉龟和玉版,有可能就是远古洛书和八卦。在即将开始的安徽凌家滩文化遗址的第五次发掘，将采用红外线摄影技术，寻找可能存在的5000年前的文字。

石家河文化 铜石并用时代文化，距今约4600─4000年。因发现于湖北省天门市石河镇而得名。此地有一个规模很大的遗址群，多达五十余处。该文化已经发现有铜块、玉器和祭祀遗迹、类似于文字的刻划符号和城址，表明它已经进入文明时代。陶器大部分为黑色，不过也有不少红色的陶杯和陶塑，是该文化的一大特色。

陶塑个体均很小，有狮、象、虎、鸡、鱼、龟，还有人像。这些小塑像集中出土于窖穴之中，有祭祀的味道。在埋小孩的瓮棺中，往往出有不少玉器，造型丰富，有人面、飞鹰、猪龙、蝉、璜、管等，雕刻精细，工艺水平相当高。

该文化出现如石家河遗址群那样的中心聚落，由邓家湾、土城、肖家屋脊等数十处遗址组成。当时的经济生活以稻作农业为主。在邓家湾遗址发现了铜块和炼铜原料孔雀石，标志着冶铜业的出现。琢玉工艺崛起，特色鲜明，玉器有人面雕像、兽面雕像、玉蝉、玉鸟、玦、璜形器等，都属于小型玉器。邓家湾遗址的个别地段，集中出土了大批小型陶塑，有的一座坑中竟达数千件之多。所塑有鸟、鸡、猪、狗、羊、虎、象、猴、龟、鳖以及抱鱼跪坐的人物等。这些陶塑可能供原始巫术、祭祀活动之用，邓家湾似为专门产地，通过交换输往各地。

石家河文化晚期大小墓差别悬殊。肖家屋脊一座大型土坑墓长3米多，随葬品百余件；另一座成人瓮棺中有小型玉器56件，居该文化已发现的玉器墓之首。钟祥六合大多数瓮棺内随葬玉石器及玉石料。这些表明人们以玉器为财富。一般认为，该文化已处于原始社会瓦解阶段。

庙底沟文化与仰韶文化形式由于时代、地域或部族的不同，有其独特的内容，因首先在庙底沟发现，所以称庙底沟类型文化。"碳化"测定为公元前3910年，上下浮动125年。

河姆渡文化 年代约为公元前4360年—前3360年。主要分布于浙江宁绍平原。以夹炭黑陶为主，少量加砂、泥质灰陶，均为手制，烧成温度800—930℃。

北阴阳营文化中国长江下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因南京市北阴阳营遗址而得名。分布在江苏省宁镇地区和安徽省东南部。估计年代为公元前4000～前3000年。北阴阳营文化大致处于母系氏族社会末期，但已孕育着父系氏族社会的萌芽。

马家浜—崧泽文化年代约为公元前4000—前2685年。主要分布于上海、江苏南部与浙江北部。以红陶为主，少量灰陶、黑陶、黑皮陶，有夹砂、泥质、夹炭陶。烧成温度760—1000℃。陶器大部分手制，少量轮修。

大汶口文化 年代约为公元前4040—前2240年。分布于山东、江苏北部、河南东部、安徽东北部。有泥质、加砂陶，早期以红陶为主，晚期灰、黑比例上升，并出现白陶、蛋壳陶。手制为主，晚期发展为轮制陶器，烧成温度900—1000℃。器型有鼎、鬶、盉、豆、尊、单耳杯、觚形杯、高领罐、背水壶等。许多陶器表面膜光，纹饰有划纹、弦纹、篮纹、圆圈纹、三角印纹、镂孔等。彩陶较少但富有特色，彩色有红、黑、白三种，纹样有圈点、几何、花叶等。

大溪文化 年代约为公元前3825—前2405年，主要分布于三峡地区和湖北西部长江沿岸。多泥质陶，细泥陶、加砂陶比较少，还有少量的夹炭陶；红陶为主，少量灰陶、黑陶。以手制为主，少量轮修，烧成温度600—800℃。

城头山古文化遗址城头山古城内遍地可见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和龙山文化的陶片和文化堆积。城头山城始建于6000年前的大溪文化时期，距今5000年左右屈家岭文化时期又经过两次筑造。陶鬶、陶觚和陶温锅的发现，说明城头山及周边地区，5000年前饮酒已相当普遍和讲究，酒文化的发展已达到相当水平。

盘龙城遗址 盘龙城遗址位于武汉市黄陂盘龙城经济开发区叶店村，是我国长江中游地区首次发现的商代早期城市遗址（距今3500年），也是迄今我国发现的同时期保存最好的城址之一。

良渚文化年代约为公元前3300~前2000年，正式进入历史时代的吴越应该就是良渚人与吴越人有着某种关联的一种印证，其后马桥文化可能是他的继承者尚无根据；良渚文化先民分为两只一只到达粤北融入石硖文化，一只与中原部落交战，被吸收同化融合，出现在龙山文化之中。分布在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是承继崧泽文化发展形成的，得名于杭州附近的良渚遗址，良诸文化的稻作农业、竹木制作、养蚕、丝织、麻织等都有重要发展。尤为令人注目的是发现了以琮、璧、钺为主的大量玉器，浙江余杭的反山和瑶山、江苏武进的寺敦等地都出土有良渚文化的精美玉器，不仅说明制玉工艺精湛，而且其器形和纹饰多反映了社会上层建筑的深刻变化。

马家窑文化 年代约为公元前3190—前1715年。受仰韶文化的影响而发展起来的。主要分布于甘肃和青海的东北部，以洮河、大夏河和湟水的中下游为中心。

石峡文化是岭南地区有代表性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得名于广东曲江石峡遗址，其时代约为公元前3000—前2000年之间。

屈家岭文化年代约为公元前2550—前2195年。主要分布于长江中游江汉地区。早期以黑陶为主，晚期灰陶为主，少量红陶。陶器以手制为主，少量轮修，烧成温度900℃左右。

龙山文化 年代约为公元前2310—前1810年。继承仰韶文化因素发展起来。早期主要分布在关中、晋南、豫西一带。晚期主要分布于河南、和河北的南部。

马桥古文化遗址马桥古文化遗址含3层不同时代的文化遗存：上层为春秋战国时代印陶文化遗存；中层出土大量商代石、骨、陶器，为太湖地区早期印陶文化的典型遗存，被命名为马桥文化；下层发现新石器时代建筑遗迹和墓葬，为距今4000年的良渚文化遗迹。文化遗存下面还有一条贝壳沙带，说明遗迹所在地是古代海岸。遗迹的发现对于研究上海地区古海岸位置和成陆年代具有重要意义。

齐家文化 年代约为公元前1890—前1620年。继马家窑文化而发展起来。主要分布于甘肃、青海、宁夏等地。

小结：我国的古代神话传说，大多来源于新石器时代，由于年代的久远，文史资料的匮乏，思想的蒙昧等给我们的先民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二十世纪以来，随着考古学的发展，使我们有机会近距离的接触他们，这无疑对我们正确地认识人类的历史和文化有重要的意义!夏商周的断代工程已经可以暂告一段落，而新石器时期的文化即史前文明的研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另一巨大任务！有待我国广大的考古，文字，历史等学者的进一步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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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分布地图

第一图

彭头山文化  (公元前7500年 – 前6100年 )

顶狮山文化（前7000 – 前6000年）

裴李岗文化  (前7000年 – 前5000年 )

后李文化    (前6500年 – 前5500年 )

兴隆洼文化  (前6200年 – 前5400年 )

磁山文化    (前6000年 – 前5500年 )

老官台和大地湾文化 ( 前5800年 – 前5400年 )

跨湖桥文化（前6000 –前5000年）

此图距今10000—8000年

第二图

裴李岗文化  (前7000年 – 前5000年 )

狮顶山文化（前7000 – 前5000年）

跨湖桥文化（前6000 –前5000年）

老官台和大地湾文化 ( 前5800年 – 前5400年 )

北辛文化 ( 前5300年 – 前4100年 )

此图距今8000—7000年

第三图

左家山下层文化（前6000 – 前5000年）

新乐文化       (前5500年 – 前4800年 )

赵宝沟文化     (前5400年 – 前4500年 )

北辛文化       (前5300年 – 前4100年 )

河姆渡文化     (前5000年 – 前3300年 )

仰韶文化       (前5000年 – 前3000年 )

咸头岭文化     (前5000年 – 前3500年）

此图距今7000年

第四图

北辛文化   ( 前5300年 – 前4100年 )

咸头岭文化（前5000年 –  前3500年）

马家浜文化 ( 前5000年 – 前3000年 )

仰韶文化   ( 前5000年 – 前3000年 )

龙虬庄文化（前5000年 –  前3000年）

河姆渡文化 ( 前5000年 – 前3300年 )

汤家岗文化（前5000年 –  前3500年）

红山文化   ( 前4700年 – 前2900年 )

此图距今6000年

第五图

大汶口文化侵入到仰韶文化的区域

咸头岭文化 （前5000年 – 前3000年）

龙虬庄文化 （前5000年 – 前3000年）

仰韶文化   ( 前5000年 – 前3000年 )

大溪文化   ( 前5000年 – 前3000年 )

红山文化   ( 前4700年 – 前2900年 )

大汶口文化 ( 前4100年 – 前2600年 )

北阴阳营文化（前4000年 –前3000年）

此图距今大约5500年左右

第六图

大汶口文化主宰了中原地带

咸头岭文化（前5000年 – 前3000年）

龙虬庄文化（前5000年 – 前3000年）

大溪文化  ( 前5000年 – 前3000年 )

仰韶文化  ( 前5000年 – 前3000年 )

红山文化  ( 前4700年 – 前2900年 )

大汶口文化 ( 前4100年 – 前2600年 )

北阴阳营文化（前4000年–前3000年）

马家窑文化 ( 前3800年 – 前2700年 )

良渚文化   ( 前3400年 – 前2250年 )

薛家岗文化（前3500年 – 前2800年）

屈家岭文化 ( 前3100年 – 前2700年 )

此图距今约5500年

第七图

几路文化逐鹿中原

（富河文化消失，可能被红山文化吞并）

龙虬庄文化（前5000年 – 前3000年）

大溪文化 ( 前5000年 – 前3000年 )

仰韶文化 ( 前5000年 – 前3000年 )

红山文化 ( 前4700年 – 前2900年 )

大汶口文化 ( 前4100年 – 前2600年 )

北阴阳营文化（前4000年–前3000年）

马家窑文化 ( 前3800年 – 前2700年 )

良渚文化 ( 前3400年 – 前2250年 )

薛家岗文化（前3500年 – 前2800年）

此图距今5500年

第八图

（仰韶文化衰落，消失，中国的诞生！）

红山文化   ( 前4700年 – 前2900年 )

大汶口文化 ( 前4100年 – 前2600年 )

马家窑文化 ( 前3800年 – 前2700年 )

良渚文化   ( 前3400年 – 前2250年 )

屈家岭文化 ( 前3100年 – 前2700年 )

左家山上层文化（前3000年 –前2500年）

偏堡子文化（前3000年 – 前2200年）

小珠山上层文化（前3000 -前2500年）

良渚文化  ( 前3400年 – 前2250年 )

昙石山文化（前2900年 – 前2200年）

此图距今5000多年

第九图

（红山文化消失，可能被大汶口文化的黄帝族征服）

大汶口文化   ( 前4100年 – 前2600年 )

马家窑文化   ( 前3800年 – 前2700年 )

良渚文化     ( 前3400年 – 前2250年 )

屈家岭文化   ( 前3100年 – 前2700年 )

左家山上层文化（前3000年 – 前2500年）

偏堡子文化  （前3000年 – 前2200年）

庙底沟二期文化（前2900 – 前2500年）

昙石山文化  （前2900年 – 前2200年）

小河沿文化  （前2900 – 前2500年）

此图距今大约5000年

第十图

大汶口文化   ( 前4100年 – 前2600年 )

马家窑文化   ( 前3800年 – 前2700年 )

良渚文化     ( 前3400年 – 前2250年 )

屈家岭文化   ( 前3100年 – 前2700年 )

左家山上层文化（前3000年 – 前2500年）

偏堡子文化  （前3000年 – 前2200年）

庙底沟二期文化（前2900 – 前2500年）

昙石山文化  （前2900年 – 前2200年）

小河沿文化  （前2900 – 前2500年）

此图距今5000年左右

第十一图

龙山文化的扩张

偏堡子文化   （前3000年– 前2200年）

马家窑文化   ( 前3800年 – 前2700年 )

良渚文化     ( 前3400年 – 前2250年 )

龙山文化     ( 前3000年 – 前2000年 )

宝墩文化     ( 前2800年 – 前2000年 )

石家河文化   ( 前2500年 – 前2000年 )

陶寺文化    （ 前2300年 – 前2000年）

造律台文化  （前2300年 – 前2000年）

后岗二期文化（前2200年 – 前1800年）

王湾三期文化（前2200年 – 前1700年）

此图距今4600年左右

第十二图

龙山文化的分布图

如果说在距今5000年以前，大汶口文化、仰韶文化、红山文化、良渚文化和屈家岭文化等各据一方，那么到了距今5000年以后，一种新文化以压倒之势覆盖了早先的各个文化区，这就是龙山文化。

下图中黑色圆点就是龙山文化的文物出土分布。相比较起来，它比仰韶文化和大汶口文化范围大多了。（符号区别图在后面）

位于赤峰和锦州一带的  红山文化

仰韶文化的前身----老官台文化

主要特点:

这时的先民们已经种植粟类作物，并饲养猪、狗等家畜，过着定居的聚落生活。当时的生产工具以磨制为主，但仍然有不少打制石器和细石器。制陶工艺比

较原始，以夹细砂红陶和褐陶为主，火候低、器类少，彩陶尚处于萌芽阶段。

重要遗址：

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 陕西宝鸡北首岭遗址 、陕西华县老官台遗址

陕西渭南北刘遗址 、 陕西临潼白家村遗址

仰韶文化

仰韶文化是黄河中游地区重要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于1921年在河南三门峡市渑池县仰韶村被发现。仰韶文化的持续时间约在公元前5000年至3000年，分布在整个黄河中游从今天的甘肃省到河南省之间。当前在中国已发现上千处仰韶文化的遗址，其中以陕西省为最多，共计2040处，占全国的仰韶

文化遗址数量的40%，是仰韶文化的中心。

类型:

陕西有半坡类型、史家类型、泉护类型、半坡晚期类型、北首岭类型；

山西有东庄类型、西王村类型、西阴村类型、义井类型；

河南有庙底沟类型、大河村类型、后岗类型、大司空类型、阎村类型、下王岗

类型、王湾类型、秦王寨类型；

河北有下潘汪类型、三关类型、钓鱼台类型、南杨庄类型、百家村类型、台口类型；

内蒙古有海生不浪类型；

湖北北部和陇东发现的仰韶遗存，归入豫陕仰韶类型。

红山文化

红山文化是距今五、六千年间一个在燕山以北、大凌河与西辽河上游流域活动的部落集团创造的农业文化。因最早发现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郊的红山后遗址而得名。(另：辽宁省牛河梁遗址和内蒙古魏家窝铺遗址)

红山文化以辽河流域中辽河支流西拉沐沦河、老哈河、大凌河为中心，分布面积达20万平方公里，距今五、六千年左右，延续时间达两千年之久。红山文化的社会形态初期处于母系氏族社会的全盛时期，主要社会结构是以女性血缘群体为纽带的部落集团，晚期逐渐向父系氏族过渡。经济形态以农业为主，兼以牧、渔、猎并存。它的遗存以独具特征的彩陶与之字型纹陶器共存、且兼有细石器的新石器时代文化。

红山文化的居民主要从事农业，还饲养猪、牛、羊等家畜，兼事渔猎，细石器工具发达；还有磨制和打制的双孔石刀、石耜、有肩石锄、石磨盘、石磨棒和石镞等。陶器以压印和篦点的之字形纹和彩陶为特色，种类有罐、盆、瓮、无底筒形器等。彩陶多饰涡纹、三角纹、鳞形纹和平行线纹。已出现结构进步的双火膛连室陶窑。玉雕工艺水平较高，玉器有猪龙形缶、玉龟、玉鸟、兽形玉、勾云形玉佩、箍形器、棒形玉等。还发现相当多的冶铜用坩埚残片，说明冶铜业已经产生。房址为方形半地穴式，分为大型与小型。

大汶口文化

大汶口文化（公元前4300年 - 前2500年），是新石器时代后期父系氏族社会的典型文化形态。以泰山地区为中心，东起黄海之滨，西到鲁西平原东部，北至渤海南岸，南及今安徽的淮北一带，河南省也有少部分这类遗存的发现。因首先发现于大汶口，遂把以大汶口遗址为代表的文化遗存，命名为“大汶口文化”。它的发现，使黄河下游原始文化的历史，由4000多年前的龙山文化向前推进了2000多年。 在大汶口文化的后期墓葬中，出现了夫妻合葬和夫妻带小孩的合葬，它标志着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母系社会的结束，开始或已经进入了父系氏族社会。

重要遗址：（或划分青莲岗、刘林和花厅3类型）

山东曲阜市 西夏侯遗址（大汶口类型）山东兖州市 王因遗址（大汶口类型）

江苏邳州市 刘林遗址（大墩子类型）江苏邳州市 大墩子遗址（大墩子类型）

山东日照市 东海峪遗址 （三里河类型）

龙山文化

1931年梁思永的安阳后岗发掘，发现后岗遗址的文化堆积层分三层：上层属于小屯殷商文化遗存，中层是龙山的黑陶，下层是仰韶彩陶。这三层依次相叠的堆积，明确了仰韶早于龙山，龙山又早于商代的相对文化的年代关系，这就是著名的“后岗三叠层” “后岗三叠层”从地层上证明了中国的历史由史前到历史时期是一脉相承的。（划分为河南龙山文化、山西陶寺龙山文化、陕西龙山文化、湖北石家河文化）

河姆渡文化

河姆渡文化主要分布于浙江宁绍平原。以夹炭黑陶为主，少量加砂、泥质灰陶，均为手制，烧成温度800-930℃。器型有釜、罐、杯、盘、钵、盆、缸、盂、灶、器盖、支座等。器表常有绳纹、刻划纹。有一些彩绘陶，绘以咖啡色、黑褐色的变体植物纹。

河姆渡文化则是分布在长江流域下游新石器时代文化的例子。因遗址首先是在浙江省馀姚县的河姆渡被发现，故1976年命名之。

射性碳素断代，河姆渡文化年代约为公元前5000～前3300年。河姆渡文化分早、晚期。早期为约前5000～前4000年。晚期为约前4000～前3300年。

重要遗址：

河姆渡遗址、田螺山遗址、鲻山遗址、白泉遗址、小东门遗址、傅家山遗址、塔山遗址、慈湖遗址 、名山后遗址、鲞架山遗址、灵山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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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千年还是一万年——中华文明史新探

中华文明史究竟有多长?传统的说法是上下五千年。但从70年代起，考古工作不断有新的发现，说明南北各地一些文明源头都在五千年以上。1997年8月，「海峡两岸史学家合撰中华民族史第四次学术研讨会」曾经提出「中华文明史可追溯到万年前」的论点。会后，由笔者和台湾著名史学家黄大受教授共同起草的《重写中华古史建议书》，主张中华古史应从一万年前写起。此建议书已获海内外百余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民俗学家签名赞同，公开发表。现将我们探讨这一问题的经过摘要发表，以就教于海内外各位专家与广大读者。

五千年说探源近百年来，我们一提到自己的历史，就会说「上下五千年」、「中华文明五千年」。如果要问五千年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我们可肯定地回答：是传统的说法，是沿用司马迁在《史记》中以黄帝为古史开端的旧说，此外别无来源。因为在一百年前，中国的考古工作还未启步，用碳十四测定古物年代的方法尚未发明，西方学者对于中国古史的一些说法尚未传入中国。

黄帝在世的时间是五千年前，这话是不是司马迁说的?不是。司马迁撰《史记》，不列三皇，而把黄帝列在《五帝本纪》之首，以黄帝作为我们的人文初祖，这是不错的。至于黄帝在世的具体时间，他并没有说过。他在《史记.三代世表》中说：「予读牒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但对《五帝本纪》并不记年，大概他认为那些年数并不可靠，故不采纳，说明他治学严谨，不轻言无根据的史料。既然如此，后世所用的黄帝纪元，其年数又从何而来?

「各纪年中，以《民报》所用年代为多数革命党人所接受。武昌起义后湖北军政府文告，即以此为据，各省响应的文告亦多采此说。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时，通电各省，以黄帝纪元4609年为中华民国元年。」

然则《民报》所用的年代又从何而来?原来是从古籍中有关的数字推算而来的。这个推算的经过是：

一、首先根据宋代的邵雍《皇极经世》一书所称尧元年为甲辰年，再经卢景贵考定这一年相当于公元前2357年。邵雍即邵康节，并非史学家，而是一位精通「象数之学」的哲学家。《皇极经世》又是一部「术数」书，其可信的程度也就可想而知。而且所谓「考定」又缺少可靠的数据。

二、既知尧元年为公元前2357年，再据晋代皇甫谧的《帝王世纪》推算，认为尧以上共有五帝，历时341年。其中黄帝在位100年，少昊金天氏84年，颛顼高阳氏78年，帝喾高辛氏70年，帝挚9年。依此推算，黄帝元年应为公元前2698年。这位皇甫谧也非史学家，而是晋代的一位医生，精通针灸之学。他的《帝王世纪》，是一部业余著作，是否可信，先看这五帝在位的年数，我们也就不难推想。别说这是五帝的在位年数，就说五帝的寿命，也很难使人相信。请问：在四千多年前，人类的寿命能到100岁么?

所谓「黄帝纪元」，不过是大胆地猜侧估计而已，全无可信的根据。从黄帝纪元即公元前2698年算起，到今年(1999)一共是4697年，不足五千年而接近五千年，这就是「五千年」说的真正来源。《民报》当时采用黄帝纪元，不过是「古为今用」，是清朝末年革命党人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宣传需要而提出来的，并未经过慎重的考证，当然不足信。

五千年说除了传统的旧说之外，还有甚么新说?也许有人会提出东北红山文化遗址距今正好五千年，又我国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也有「五千年的古国」之说。但是这些新说都是80年代、 90年代才出现的，而「上下五千年」之说从辛亥革命时期就开始了。因此，传统的旧说是五千年说惟一的来源。

以黄帝为古史开端的缺失司马迁以刑余史臣，发愤著书，成一家言，创千秋沿用之体例，开例之功，自不可没。这是就整部《史记》而言。但其中以黄帝为古史开端一事，则颇有缺失。我们诚不愿苛责古人，但是为了探讨古史真相，不能不对其缺失，略加探讨。

司马迁忽视源出南方早于黄帝的伏羲、神农，独尊源出西北相对晚出的黄帝，尊为人文初祖，作为古史的开端。无论出于甚么原因，以黄帝为古史开端的说法，脱离了历史的真实，至少对后世留下了两方面的后遗症。

一是造成了中华文明、中华历史的一元论。造成了一个始祖──黄帝，一条母亲河──黄河，一块发源地──中原地区的历史观。这与史实不符。且不说近数十年的考古发现已经彻底打破了这种一元论，就是在考古工作尚未起步，老一辈学者还是根据古籍考证古史的时候，蒙文通先生就在《古史甄微》一书中指出华夏──汉族是由河洛、江汉、海岱三个族群融合而成。徐旭生先生就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一书中指出汉族由华夏、东夷、苗蛮三个集团融合而成。此后，林惠祥先生的《中国民族史》更把汉族的来源考定为四合一──由华夏族系、东夷族系、荆吴族系、百越族系融合而成。不管三合一或四合一，总之不是一元的。

司马迁既建立了一元论的历史观，就不得不为人文初祖黄帝编造家谱，使得本来属于不同族群的古圣先王，统统定位为黄帝一人之子孙，这实在是《史记》一书中之败笔。他在《五帝本纪》中本已承认「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缙绅先生难言之」，他记黄帝事迹，只好「择其言尤雅者」，那又怎能为这种面目模糊不清的传说人物编造家谱!为传说人物编家谱，是既不必要又不可能之事。《史记》与《大戴礼记.帝系篇》编造的黄帝家谱，皆不能自圆其说。例如他们皆以尧及禹为黄帝的四世孙，舜为八世孙。结果闹出大笑话，即舜娶尧的女儿是娶自己的曾祖姑，舜让位给禹是让给自己的四世祖。要把分属于各个不同地区不同族群的知名人物都编排为一个人的子孙，列出一张滴水不漏的世系表，这是难以办到的。即使能够办到，也与历史事实无干，只不过是玩了一场文字游戏而已。

二是自设限制，斩断历史。既写历史，就应该从头写起。如写一人的传记，应从出生开始，不能从他功成业就之时开始。世界上许多民族都有自己的神话传说，都会记载在本民族史书上。只有《史记》与众不同，既无神话，又无传说，开篇第一句就是「黄帝者，少典之子。」此「黄帝」是「抚万民」的天子，和司马迁生存时代的汉武是同样「抚万民」的天子。既然如此，黄帝在位之前的中华文明发展史就被砍掉了，中华民族的童年时代也被砍掉了。许多美丽动人的神话，丰富多彩的传说，在《史记》中是找不到的。过去我们文学界有一种议论，认为中国上古时代缺少神与史诗。拿我们短短几则「愚公移山」、「精卫填海」的神话故事与内容丰富的希腊神话相比，未免逊色。一部《诗经》，不过是各地的民歌选集，自然赶不上人家一唱几个月的壮丽史诗。我们就史籍而言，事实的确如此，若把眼光转向民间，到少数民族特别是南方少数民族中去搜求，就会大吃一惊，觉得保存在民间，停留在口头上的神话与史诗十分丰富。过去不为人所知，是由于「正史」不收，得不到承认之故，本来应该是宠儿的力作竟然成了弃儿。

以黄帝为古史开端的框架，正是自设限制，斩断历史。世界上任何民族在建立王朝建立国家之前，必然有一段为时甚久的文明发展史与民族形成史。我们的史书从黄帝写起，则前此的文明发展史与民族形成史就被砍掉了。任何民族都有一段为时甚久的母系制社会史，我们的史书从已经进入父系制社会的黄帝写起，前此的母系制社会史就被砍掉了。在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舞台上，第一位出场的主角──黄帝，就被描绘为一位垂手拱衣而天下治的大皇帝，一切发明创造，都集中在他一人身上，一切文治武功，都记在他一人账上，这不显得太突然了吗?正像民间传说中的「老子」，一出娘胎就是一个白胡子老头儿，所以叫「老子」。其实真正的历史并非如此。在黄帝之前必然还有一段长久的文明发展史与民族形成史。现在的考古发现已经可以证实，这一段时间长达数千年。由于我们的史书既以黄帝作为古史的开端，就不得不把前此的几千年尽力压缩，压缩到黄帝在世的百年之内，这怎能不令人感到突然!

要想让历史恢复本来面目，以考古发现为根据，使人为压缩的历史逐渐还原，那就应该让古史实事求是地向前延伸，不能再以黄帝作为古史的开端。

西方学者的说法自从西方人取得了海上霸权，他们的舰队可以自由航行全球各地之后，西方学者对于世界许多民族的历史与文化，就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关心。我们虽不能说这些学者都带有为侵略行动服务的目的而进行研究工作，但是他们的白种人优越感与种族偏见多多少少总会有一些。故当他们对我们的历史文化提出新论点的时候，我们实在应该多加考虑，不可轻信。1894年伦敦大学教授拉克伯里(Terrien de Lacouperie)编撰《中国古文明西来论》一书(《Western Origin of the early Chinese Civilization》)就是一个例子。他以巴比伦古史与中国古史相比附，认为中国民族来自巴比伦。其结论近于武断，所举的论据也比较勉强，难以服人。如说巴比伦的楔形文字为中国的八卦与文字之源，中国小麦系自巴比伦传入，一年四季、置闰月、12甲子循环，60年为一纪等皆来自巴比伦。巴比伦的酋长奈亨台(Nakunte)于公元前2282年率领巴克(Bak)族东迁。此酋长即黄帝;巴克族即中国所谓「百姓」。此说认为中华文明、中华民族全部外来，与本土并无渊源，把黄帝以前伏羲、神农等史事一笔抹杀。对于尊重古籍的中国学者而言，应该说是难以接受。但是经过日本学者的鼓吹，传入中国，竟然流传一时，连章太炎等人也都相信。

「西来说」经过十余年的论争，直到我国考古工作起步，仰韶古文化遗址发现，才渐渐销声匿迹。何炳松氏《中华民族起源之新神话》一书对「西来说」严厉批评。他说：「欧州人震于中国立国之悠久，及其在世界史上地位之重要也，于是大运神思，力言中国文化渊源西土，以示西洋人之有功于中国。」拉克伯里之倡「西来说」是否有此动机，暂置不论，但他研究中华文明的态度很不慎重，则无可讳言。

近百年来，在世界四大古文明中，如按时间长短排列，则埃及居第一位，其文明史长达六千余年;次为巴比伦，五千余年;再次印度，五千年;最后为中华文明，四千余年。有些对我们有偏见的西方学者，甚至不承认我们的文明史有四千余年，认为只有三千余年。文明史长短是怎么计算的?四大古文明的次序是怎么排出来的?这就决定于「文明」这个概念如何解释，而这种解释权却长期掌握在西方学者的手中。他们认为：要说一块地方，一个族群已经进入「文明」，必同时具备四个条件，缺一不可。四个条件是：

一、已经有了有系统的文字。

二、已经有了青铜器(包括生产工具和武器)。

三、已经有了城市(兼具防御功能与交易功能)。

「关于『文明』的定义，西方的框架是片面的，是按照西方的情况提出来的，破绽很多。如非洲古国贝宁，有很发达的青铜文明，但却没有文字，你能说他没有文明吗?青铜器固然灿烂辉煌，但你能说良渚文化的玉器不灿烂辉煌吗?城堡是游牧民族互相征战的产物，对和平的农业民族来说，城堡却并不重要。」

西方文化的根源是游牧民族的文化，其基本精神与农耕民族的文化大异其趣。按照他们的标准来衡量进入「文明」的时间，对于源于农耕民族文化的中国、印度古文明来说，必然大吃其亏。在四大古文明排次序的时候，印度文明和中华文明老是排在后面，原因在此。看来，要想争取公平的待遇，我们应该有发言权，世界上很多民族也应该有发言权，不能老是被动地接受别人的裁定。

中华文明史究竟有多长?西方学者的说法是：

一、在20世纪初期，他们提出了「中华文明西来说」，认为中华文明源于巴比伦古文明，全长是四千余年(从公元前2282年算起，至今为4281年)。

二、在20世纪中期，他们又以进入「文明」时代的条件来限制我们。根据他们所定的标准，我们的文明史只能从「盘庚迁殷」算起，全长只有3400年。

三、到20世纪晚期，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感谢数十年来我国考古工作者默默无闻地埋头苦干，大量的考古发现终于逼迫西方学者一再改变他们对中华文明的看法。要问中华文明史究竟有多长?对于这个问题，他们只能表示：暂不发言。

请阅1992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文本《剑桥中国秦汉史》的「总编辑序」，即可了解他们「暂不发言」的原因。此书由英国的崔瑞德(D. Twitchett)与美国的费正清(John K. Fairbank)共同担任主编，其代表性是无可怀疑的。

「总编辑序」中说：当十多年前开始计划编写《剑桥中国史》时，本来当然打算从中国历史的最早时期写起。但是，在我们着手写这部丛书的几年时期中，我们不论对中国史前知识，或是对公元前第一个千年大部分时期的知识，都因大量的考古发现而发生了变化;这些发现始于20世纪20年代，而自70年代以来取得了越来越大的发展。这一大批新材料一再改变了我们对早期史的看法，而且至今还没有对这些新的证据和传统的文字记载作出任何普遍公认的综合。尽管屡次作出努力，试图计划并写出能够总结我们早期中国知识现状的一卷或几卷著作，但事实证明现在尚不能做到这一点。很可能还需要10年功夫，才能对所有的新发现进行可能有一定持久价值的综合。因此，出于无奈，我们在编写《剑桥中国史》时，就从秦汉这两个最早的帝国政体开始。

他们当然知道「秦汉两朝的各种制度、文学和艺术、社会形态及其思想和信仰都牢牢地扎根于过去，如果没有这段更早历史方面的某些知识，就无法了解它们。」他们很想做，但是做不到，「非不为也，是不能也。」他们从秦汉写起，是「出于无奈」，不得已而为之。西方学者有时候很自信，有些盛气凌人;有时候又坦率得很可爱，居然说出「出于无奈」这样的真心话，这种坦诚的态度是可贵的。

自己的历史自己写自己的历史应该自己写，这本来是最简单的道理。拨开层层云雾，让历史恢复本来面目，更是史学家无可推卸的神圣天职。

写一部新史书，这并不是很渺茫的事。海内外很多学者都作了大量的准备工作。而且，新史书的框架已经有人提出。请看《东南文化》1991年第1期中〈迎接中国考古学的新世纪──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苏秉琦教授访谈录〉一文中的一段话。苏秉琦教授对采访者说：

「时至今日，把重建中国古史的任务正式提到全国史学、考古学者面前，条件已经基本成熟。其主要标志是重建中国古史的构思、脉络已基本清楚。从宏观的角度、从世界的角度、从理论与实践结合的高度把中国古史的框架、脉络可概括为：『超百万年的文化根系，上万年的文明启步，五千年的古国，两千年的中华一统实体，这就是我国历史的基本国情。』」

在新史书中，除了用不多的篇幅简述「超百万年的文化根系」，介绍元谋人、巫山人、蓝田人、北京人时代的自然环境与早期人类的生活情况之外，从一万年前开始，就进入了中华文明史的范围，中华民族史的范围。距今一万年、五千年、两千年是三个重要的里程碑。

大约在一万年前，我们的先民逐渐从渔猎、采集生活转入农耕生活，开始定居，进入母系社会。因为食物有了保障，农闲之时可以发明创造，改进工具，发展生产。从此跨入了「文明」的门槛。这是传说中的伏羲、神农时代。从距今五千年到距今一万年，南北各地都发掘出许多古文化遗址，说明我们的农耕文明已经开始传播。南方的主要农作物是稻，北方是粟。我们何时进入文明时代，有大量的出土文物可以证明，不需要别人来为我们鉴定。

大约在五千年前，陆续出现了一些方国──城邦国家，由于争夺耕地与牧场，发生了大规模的战争，母系制社会让位于父系制社会，青铜器与铁器先后出现。这是传说中的以黄帝为首的五帝时代，与部落联盟式的夏、商、周三个王朝。从距今五千年到距今两千年，许多方国互相吞并，由多到少，最后成为一个统一的封建国家。

距今两千年到现在，许多史事众所周知，不必赘述。

因为大家听惯了「上下五千年」或「五千年文明古国」的说法，猛然听到我们说「中华文明一万年」或「中华万年史」，可能会认为两说不能并存。其实「一万年」和「五千年」只不过是我国历史上两个不同的阶段而已。

一万年是文明史，是中华文明从启步(开始)到逐渐形成的历史。

五千年是国家史，是从许多方国逐渐合并成为统一的封建国家的历史。

五千年的中国史，过去已经写得很多了，包括大陆、台湾与海外，少说些，也有一百部以上;一万年的中华文明史或中华民族史，至今连一部也没有。为甚么没有?这也很容易理解。因为直到本世纪70年代以后，足以证明中华文明已有万年的证据才陆续出土。湖南城头山(不是彭头山)古文化遗址报道是1994年2月 21日才发表的，距今不过五年。如果证据不足而贸然动手写万年史，岂不成了说大话。现在条件成熟，又到了世纪之交，新世纪写新史书，自是一件盛事。此时不写，更待何时!

在过去只知「上下五千年」的时候，我们总认为中华文明产生于黄河腹地，中华民族来自黄土高坡，我们的文明是大陆文明、黄色文明，有封闭保守的缺点，因而羡慕人家的海洋文明、蔚蓝色文明之富有开拓进取的精神。但是通过对七千年河姆渡古文化遗址的发掘，了解到我们的先民「饭稻羹鱼、断发文身」的百越族群在那时候已以轻舟出海，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海洋民族。百越族群通过逐岛飘流，活跃在广阔无边的太平洋上，移居到东南亚和太平洋上诸岛。现代的遗传学家通过对DNA的分析，已经证实了这一点。

过去我们的考古工作没有展开，许多发明创造找不到源头。西方学者就指手划脚，认为都是从外面传进来的。例如水稻栽培，就被说成是从印度传来，因为印度考古发现在7000年前已经有了人工栽培稻谷。不久之前，湖南澧县彭头山古文化遗址中出现了距今9000年的人工栽培稻谷，就用事实说明了问题。许多在五千年历史中说不清道不明的疑难问题，在万年史中就一一迎刃而解。因为能够代表中华文明的许多事物，正是在这一段时期孕育而成的。

过去认为中华文明起源于西北，逐渐向南传播。虽有少数学者如老一辈史学家卫聚贤先生曾经提出中华文明发源于东南发展于西北的说法，因为缺少证据，并未造成多大影响。现在考古发现一再证实，如蚕丝、茶叶、瓷器、漆器等等足以代表中华文明的事物，无不起源于南方。

我们常说历史人物在思想上会受到历史的局限，却很少想到我们自己在考虑问题的时候，也会受到史书的局限。由于传统史书的误导，我们每每会自认为是黄土高原的儿女，安土重迁，不思进取，所以事事落后于人，缺少足够的自信力、自尊心与自豪感。如果读了一部新史书，知道在八九千年以前，我们的先民已经在江汉平原上开辟了富庶的鱼米之乡;知道在六七千年以前，我们的先民已经在东南沿海各地陆续出海航行于太平洋上;知道全世界人类200项最重要的发明创造，追本穷源，一半以上都是中华文明的产物;知道一万年来，中华文明一直摇摇领先，我们落后于人的时间，不过是百分之四而已，则每一位中华儿女，将有何感想?这些史事，能不振聋发聩;这些史事，能不激动人心!

我们缅怀往事(一万年来的往事)，遥望将来(21世纪已在眼前)，如果不决心振作，奋勇前进，担负起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历史重任，将永远愧对历代祖先与后世子孙。鉴往可以知来，我们一定能从一部前所未有的相对真实的新史书中汲取力量，得到鼓舞，从黄土高坡走向蓝天碧海，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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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五千年还是一万年之谜

长期以来，一个始祖—黄帝，一条母亲河—黄河，一块文明发源地一一中原地区的历史观统治着人们的头脑，形成了“上下五千年~中华文明五千年”的传统观念。可是，近几十年来的考古发掘，大大突破了这一传统观念的时间界限，于是，在史学界就有了中华文明五千年还是一万年的争议。

中华文明有多长?传统的说法是“上下五千年”，人们也役有什么异议。可是，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起，考古发现层出不穷，说明东、西、南、北各地一些文明源头都在五千年以上，有的有上万年之久。1997年8月，在“海峡两岸史学家合撰中华民族史第四次学木研讨会”上，曾经有人提出“中华文明史可追溯到万年前”论点。会后，由祖国大陆学者史式和台湾史学家黄大受教授共同起草的《重写中华古史建议书》，主张中华古史应从一万年前写起。这一建议立即得到了海内外百余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民俗学家的签名赞同。

中华文明五千年还是一万年之谜

中华文明五千年这个说法是怎么出来的呢?原来宋代的邵雍在《皇极经世》一书中称尧元年为甲辰年，卢景贵考定这一年相当于公元前2357年。再据晋代皇甫谧的《帝王世纪》推算，认为尧以上共五帝，历时341年淇中黄帝10。年，少昊金天氏84年.撷项高阳氏78丰，帝害高辛氏70年，帝挚9年)，据此推算，黄帝元年应为公元前2698年。从黄帝元年即公元前2698年算起，到200。年，一共是4698年，接近于五千年，简称五千年，这是“中华文明五千年说”的真正来源。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时，通电各省，“以黄帝纪元4600年为中华民国元年”，这是第一次以国家元首的身份公开承认了“五千年说”。

在当时提出五千年说，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举世公认的正史之首《史记》就是从黄帝写起的。

而西方世界力主以已经有了有系统的文字、已经有了青铜器、已经有了城币、己经有了神庙为一块地方或一个族群是否进入“文明”的必备四条件，用这一框子去框，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的序列只能是:埃及第一位，其文明史长达六千余年;巴比伦第二位，文明史为五千余年;印度为第三位，文明史为近五千年;

中国为第四位。中华文明被定为四千余年。有些对我国有偏见的西方学者，甚至不承认四千年之说，只承认三千余年，从.盘庚迁殷薄起.那全长只有3400年。

中华文明五千年还是一万年之谜

20世纪末由英国崔瑞{黔口美国费正清共同担任主编的《剑桥中国史》，起始是从秦汉两卓辉，起的。这当然是极为妥的。为了补救。不得不在气慧编辑序.中申明，“自70年代以来考古上取得了越来越大的变化一，以至~再改变了我们对中国早期史的看法，，但由于对此还没有.普遍公认的综合一，一出于无奈.只得从秦汉时写起。

这种公认的综合气住道非得由外国人来做吗?不.从根本上说，应该是由中国人自己来做的。在《东南文化》杂志《迎接中国考古学的新世纪—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苏秉琦教授访谈录》一文中，苏秉琦教授对采访者说:

时至今日，把重建中国古史的任务正式提到全国史学、考古学者面前，条件已经基本成熟。其主要标志是重建中国古史的构思、脉络已基本清楚。从宏观的角度、从世界的角度、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高度可以把中国古史的框架、脉络概括为.超越百万年的文化根系。上万年的文明启步，五千年的古国，两千年的中华一统实体，这就是我国历史的基本国情。

大量的考古资料和文献资料放在面前，上述结论应该是人们可以接受的。

超越百万年的文化根系—

元谋入，巫山入，蓝田人，北京人，山顶洞人……这些也许只是中华文化根系的冰山一角，随着时日的推移，诸多文化根系还会显山露水。

上万年的文明启步—

大约在一万年前，我们的先民逐渐从渔猎、采集生活转入农耕生活，开始定居，开始进入母系社会。因为食物相对有了保障。农闲之时可以发明创造，改进工具，发展生产，从此跨入了文明的门槛.

这时传说中的伏羲、神农时代，比黄帝时代还早，大约在一万年到五千年之间。东南西北的各地都发掘出属于这一时期的古文化遗址。

湖南考古工作者在一个叫“玉蟾洞”的史前洞穴中，发现了一枚世界上最古老的陶片和两粒半古稻，经测定，这枚陶片和这两粒半古稻距今I. 4万年

中华文明五千年还是一万年之谜

另外，在湖南澄县梦溪乡八十当，找到了近万年的古栽培稻，在杭州箫山跨湖桥发现了“江南先祖”的遗址。在河南中部舞阳贾湖村发现了稻作物遗址，发现了最早的契刻文字，发现了随葬的龟甲。在河姆渡，发现了世界上最早的轻舟出海的海洋民族。在东北红山，发现了让世人惊诧的大型礼仪性建筑。在太湖流域的良诸，发现了大型的祭坛和令人难以置信的大墓。..…

这些中华大地上的远古文明，有的超越万年，有的逼近万年，有的达七八千年。

都说神农氏，他们是中国历史上真正的神农氏。

五千年的古国一一

大约在五千年前，陆续出现了一些方国一一城邦国家。“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史记·五帝本纪》)这里说的“诸侯”，实际上就是氏族制度末期的方国之主。由于争夺耕地与牧场，发生了大规模的战争。在这时期，青铜器和铁器出现，用以生活、生产和战争中的武器。传说中的以黄帝为首的五帝时代，以及部落联盟式的夏、商、周三代，都在距今五千年到两千年之间。

两千年的中华一统实体一一

这种统一实体以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的形式出现。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这一个个王朝代表了中华一统的实体。

《五千年还是一万年》一文中说到:如果读一部新史书，知道在八九千年以前，我们的先民己经在江汉平原上开辟了富庶的鱼米之乡。知道在六七千年以前，我们的先民已经在东南沿海各地陆续出海航行于太平洋上.知道全世界人类一项最重要的发明创造，追本溯源，一半以上都是中华文明的产物;知道一万年来，中华文明一直遥遥领先，我们落后于人的时间，不过百分之四而已，则每一位中华儿女，将有何敢想?这些史事，能不振聋发,,-，这些史事，能不激动人心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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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考古发现看中华文明的起源

编者按: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知道悠悠华夏五千年的文明，但事实上，我们却只有商周以后4000年文明史的考古证明。如果没有考古遗存发现，没有当世的文献资料，后世著述中的记载只能是“传说”。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华文明是如何起源的？它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历程？为了回答种种问题，2000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启动。

目前，探源工程第三阶段工作即将开始，经过多年的工作，在大量考古发现的基础上，最早的中国正在一点一点揭开她神秘的面纱。

演讲人简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国家“十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课题组长。致力于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与形成过程研究以及环境变迁与人类生活方式及文明演进关系研究。

缘起:为文明求证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启动，从根本上说是源于中国考古学界和历史学界长期所承受的压力。中国古代史籍把黄帝和炎帝时期作为中国历史的肇始，把夏代作为中国的第一个王朝。中华文明被认为具有五千年的历史。但是，古代文献中对黄帝、炎帝乃至尧舜禹时期的记述均属古史传说的范畴，对夏代历史的记载也极其简略，仅仅根据这些后世文献的记载，很难全面地研究当时的历史，更无法判断当时的社会形态。依据西方现代考古学的观点，如果没有考古遗存发现，没有当世的文献资料，后世著述中的记载只能是“传说”。正因如此，国内外学术界很多人对中国是否拥有五千年的文明史持怀疑的态度，部分国外学者甚至怀疑夏朝是否为真正存在过的王朝。面对这些诘难，我们在此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拿不出有力的证据来解答。

到了20世纪20年代，中国考古学应运而生。经过80多年的发掘研究，新的考古材料对西周之前乃至夏王朝历史有了一个轮廓性的记录。同时，人们也认识到，《史记》中有关五帝时代的记载，绝非凭空杜撰，其中的确传递着一定的历史信息。20多年前，夏鼐先生曾提出进行文明起源的研究，并不断有研究者对中华文明起源问题进行探讨。但是，要想消除社会上及学术界存在的上述怀疑，现存的文献资料是难以做到的，必须通过考古学家的工作，让最新的考古学研究成果站出来说话。近20多年来，中国大批重要的考古发现为我们梳理中华文明早期历史的发展脉络、论证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提供了重要依据。但是，要论证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必须全面和系统地回答以下问题: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华文明是如何起源的？它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历程？为什么会经历这样的发展历程？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发展有何特点？为什么会形成这些特点？促使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动力是什么？作为中华文明主要物质内涵的科学技术发明和创造与精神文化的发展的具体状况如何？这些关系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一系列重要问题迄今还缺乏较为系统的综合研究，更远未得出比较一致的认识。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国学者，对上述有关中华文明的一些基本问题拿不出较为系统的见解，这不能不说是一件令人汗颜的事情。针对这种状况，在2000年完成了“夏商周断代工程”之后，即开始了这项迄今为止中国规模最大的综合性考古工程。

实践:考古发现与资料

下面我想结合一些考古的资料来谈中华文明的起源。

中国史前农业的起源:首先看中华文明起源的基础——农业的出现和发展。如果没有农业的出现，就不可能有文明的起源，农业是出现在文明起源的第一个基础。根据现在的考古发现，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农业的出现应该是距今12000年左右，比如说在南方的江西、湖南等一些地方都发现了1万年左右的与栽培稻有关的遗存；在江西万年县的仙人洞遗址发现了距今1万年前的陶器和刀子的植物硅酸体；湖南道县的玉蟾岩遗址，发现了陶器和稻子的颗粒。但是在当时，普遍的特点都是在洞穴里面居住，所以栽培的稻数量很少，应该是农业起源的阶段。

在国际学术界，有一个争论已久的问题，中国或者说世界水稻的起源地问题。到上个世纪70年代，一些搞农学的人认为水稻的起源于印度；还有一些人认为云南是水稻的起源地，因为云南至今仍有很多的野生稻的种类。两种观点的同一前提是，栽培稻应当起源于野生稻的原产地。开始是人们认识和利用野生稻，后来由管理野生稻逐渐发展为栽培稻，这应该是很顺理成章的。但是，我们在考古中发现云南水稻的年代都比较晚，大概是出现于距今4500年前，没有发现更早的。而我们在上世纪70年代，在长江下游的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发现了7000年左右的栽培稻，近20年来，在长江中游地区还发现了1万年前的栽培稻。所以，这就提出一个问题，就考古发现来看，距今1万年左右在长江流域已经开始了水稻的栽培，后到距今8500年左右往北或者往四周传播了。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水稻的栽培很可能是在长江中游首先开始的，但是也不排除下游的可能性，因为考古发现就是这样，只能根据迄今为止的发现来做出推论。

长江下游地区的古国——良渚文化的社会变化:在江浙沪地区，也就是太湖沿岸地区，分布着大量良渚文化的遗址和墓地，距今5200年到4200年。良渚文化时期是当地文明起源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首先是农业的发展，在这里出现了迄今年代最早的石犁，表明耕作技术和效率有了很大的提高。另外一个是石镰，这也是跟耕作有关的农具，可以看出当时长江下游地区已经脱离了铲和镰的组合。良渚文化的手工业生产也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一些陶器制作相当精美，有的表面还有刻画图案或符号。

良渚文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出现了祭坛——平面为方形，周围是用石头垒砌的墙壁，在祭坛上往往都有良渚文化的墓葬。这些挖在祭坛上的墓葬大都是出土玉器比较多的高等级的墓，而且跟祭祀有关的玉器也很多。我们认为，埋葬在祭坛上的人很可能就是生前主持祭祀的祭司，他们的身份比较高，生前在这儿主持祭祀，死后便被陆陆续续地埋在祭坛上，成为后人祭祀的对象。在墓葬中发现了很多玉器，其中最具特色的是玉琮，外面是方形的，里面是圆形的孔。还有一种就是圆形的玉璧，有的一座大墓中就随葬20多件玉璧。琮、璧还有几种玉器是长江下游高等级墓葬特有的随葬品，也是墓主人身份的体现。

近年，在良渚文化的中心区浙江余杭良渚镇一带，发现了面积达300万平方米的巨型城址。城墙基部的宽度达40到60米。修建于沼泽地区的这座城址的墙基底部铺垫一层石块作为基础，其上的墙体用黏土筑成。石块和黏土都是从别处搬运过来的。建筑这座城所需工程量之巨大，令人叹为观止。据初步估算，动用1万名劳动力，需要4年才能建成。可见当时位于社会金字塔顶端的权贵阶层所具有的动员、组织和管理一个庞大的、结构复杂、分化明显的社会的能力。

研究中华文明起源，我个人认为很重要的是权力的出现和发展。原来都是平等的，后来怎样出现有一些人掌握了权力，掌握了哪些权力，或者这个权力是从哪儿得来的？我们觉得一个是宗教——对神的祭祀，如果某个人作为一个集体的代表，能够跟神进行交流，他的一些意志可以假托神灵的意志来发布，周围的人会无条件地服从。第二个来源是军事权利，首领跟外面部落打仗，必须要统一，有绝对的指挥权。这个军事指挥权逐渐地增加了权威，对内也逐渐地实行了强权的统治。所以说，神权和军权是王权的重要来源。

探寻尧都——陶寺遗址的发现:在据古史传说在尧活动中心地区的山西南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近年在襄汾陶寺遗址新发现了距今约4300－4000年的大型城址，其中早期的城址长约1000米、宽约580米，面积为58万平方米。到了中期(约距今4100年前后)，建成了长1800米、宽1500米，面积达280万平方米的巨型城址。在城内的东北部，为一个高等级居住区，这里发现了规模达1万平方米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出土了迄今年代最早的陶制建筑材料——瓦和精美的刻花墙皮。遗址中出土的陶器表面，还发现了朱书的“文”等文字，表明当时已经使用了文字。遗址中还出土了纯铜谔的铜铃和青铜器环以及铜容器的残片，表明当时已经掌握了冶铜术。尤为引人注意的是，在大型墓的附近发现了一个平面呈大半圆形的特殊遗迹。经过1年的模拟观测发现，从该半圆的圆心经半圆形夯土墙有意留出的二十道缝隙中向东望去，在春分、秋分、夏至、冬至等农时节气时恰好可以观测到太阳从遗址以东的帽儿山升起。发掘者和天文学家都认为，这个遗迹极有可能是与当时确定春分、秋分、夏至、冬至等重要节气的活动有关的观测天象和举行祭祀的场所，这使学者们感到，《尚书·尧典》中关于尧“观象授时”的记载很可能并非后代史家的杜撰，而是具有“史影”。

陶寺城址的规模比夏代后期的都城二里头遗址小约100万平方米，但与全国各地发现的早于夏代的城址相比，则要大1倍乃至数倍之多，颇有傲视群雄之感。陶寺城址不仅规模巨大，而且城内功能分区明显。高级贵族居住区与社会下层居住区相隔绝，并已出现专门为上层贵族所掌控的仓储区和墓葬及祭祀区。表明当时的社会已经出现了相当严重的阶层分化，城内的统治集团已经掌握了军事指挥权和祭祀权，成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主宰，已经具有“王”的雏形。课题组认为，至迟在距今4000多年前陶寺大城修建和使用的时期，已经进入到初期文明的阶段。

夏代后期的都城——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二里头遗址位于河南洛阳市以东。是1959年考古研究所徐旭生先生进行夏墟调查时发现的。上个世纪70年代，在遗址的中部发现掘过一号宫殿和二号宫殿，后来又发掘了铸铜作坊遗址和一些墓葬。这些发现表明，这个遗址的规模很大，规格很高。由于其年代比商代早期略早，很多学者认为，它很有可能是夏代的都城所在。但是，及至上个世纪末，对该遗址的布局了解得很少。进入21世纪以来，配合“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实施，这个遗址再次开展了大规模的考古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首先发现了几条宽度在10到20米，相互交叉平面呈井字形的道路网络。后来，在道路的内侧发现了围墙，先后发现的一些宫殿均位于宫城城墙围绕的范围之内，形成了边长300多米，面积10万平方米的宫城。在位于宫城东侧的二号宫殿的南边，发现了修建时间略晚于二号的四号宫殿，虽然时间不一样，但一前一后的两座宫殿是方向一致，左右对称的。1996年到1998年我带队在位于二里头遗址东北6公里的偃师商城进行发掘时，发现商代早期前、中、后三座宫殿建筑在一个中轴线上，且多座宫殿都是左右对称的格局，表明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故宫的这种前后几进院落，具有同一中轴线，每座宫殿内左右对称的宫殿布局可以上溯到商代早期。现在看来，在夏代后期，这种中轴线的布局已经出现了。但是我们在比二里头早数百年的陶寺遗址却看不到这种布局的迹象，因此，这种都城的布局制度理念很可能产生在夏王朝时期。

还有一个重要发现就是在二里头宫殿区周围的道路上发现了车辙，这就牵扯到了中国古代车子的起源问题。目前，我国古代最早的马车是在河南安阳殷墟发现的商代晚期的，也就是说距今约3300年左右，在此之前没有发现马车，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商代晚期的马车是本土起源，还是外来的影响？搞古代动物研究的人发现，家马在中国的出现也是在3300年，也就是说两者是同时出现在中国的。还有一个特点，我们中国的马车基本的性质，跟西亚一类马车有相近的地方，在高加索那一带马车出现很早，不晚于公元前2000年。所以，我曾经提出一个观点，中国马车的出现很可能是西边的影响通过欧亚草原过来的。那边的马车从年代来看，比我们早很多。1996年，在偃师商城也发现了这样的车辙，两轮之间的距离是1米左右，但是这个是夏代的，不过这个车跟马车有很大的不同，因为殷墟的马车两轮之间的距离(轨距)是2.4米左右，这个才1米，所以，无论如何不可能是马车。但是，这个车辙的发现表明，中国使用车的历史至少可以上溯到夏代，我们联想传说中有“黄帝造车”、“奚仲造车”的记载，说明在夏代以前就有车的使用了。

结论:延续发展的文明

文明起源的重要标志——社会的分工和分化:从现在看来，距今8000年左右，社会分工和分化初现端倪，到6000年左右，已经较为明显。到了距今5000年前后的时候达到了第一个高峰，像良渚那种上百件随葬品的大型墓葬说明当时等级分化达到了相当的高度，所以，距今5000年左右的时候很可能已出现一个“王”的雏形。以“王”的出现为标志，包括手工业的高度发展，包括宗教、祭祀的高度发展，可以说中国早期国家或者说早期文明在那个时候已经出现了一个雏形。所以，五千年的文明，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也是可以的，当然同以夏王朝为代表的王朝文明有阶段性的不同，它是一个初期阶段的文明。

到夏王朝的时期，从宫殿的布局规划性，青铜容器的制作，玉制的礼仪性玉石器以及玉戈、玉璋的出土来看，应该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阶段跟5000年到4000年的文明应该有质的不同。

文明不应该仅仅是包括国家或者社会方面的变化，它应该首先是物质方面的发明、创造和进步，然后是精神方面的进步，包括艺术、知识、对周围世界的理解和认识，宗教的相对发展，然后权贵掌握了这些权力开始发展这个社会的变化，所以，现在有人讲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制度文明，其实我们研究文明的起源也包括这三个方面。如果要划分成几个阶段，那么，距今6000~5000年是一个文明起源加速的阶段，距今5000~4000是初期文明形成的时期，距今4000~221年是王朝文明的诞生和发展的时期，到秦代以后，中华文明进入到了帝国的阶段。

关于中华文明形成和发展的背景的原因:首先是以生产发展为基础，同时以剩余的财富作为前提，然后出现了权贵、等级的分化，还有一个就是环境的变化有可能在其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在治水传说当中，有尧舜禹时洪水的记载，在考古发掘当中，我们确实发现跟环境变化有关系的线索，比如说洪水的一些迹象，比如说某一个时期的气候异常，因为距今4000年前后世界范围内有一个气候变化非常剧烈的时期，在中国开始也有反应了。当然这种反应并不是说中国文明起源就是洪水，只是治理洪水有可能使首长的权力得到了进一步强化，或者是相对一个群体的人集中地服从指挥。

关于各个地区的文明化进程:还有一个特点是各个地区文明进化的过程，叫文明化进程，比如说良渚有它自己的道路，中原有中原的道路，都是在发展。所以，我们觉得文明起源研究，应该把重点放在各个地区的文明化进程中，怎么演变的，经历了哪些变化，从考古发现然后再看这些变化怎样共同导致中华文明起源的形成，各个地区在这个过程当中起到什么作用。

关于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中国文明起源、形成和早期发展的过程可以用“多元一体”来概括。多元就是各个地区都有自己的起源和早期发展的过程，一体是逐渐融合到以中原夏商周王朝为代表的文明当中。先后地融入以中原为中心的大熔炉当中，只不过融入的时间不同，融入的方式有可能也不同，有些是被军事征服，有的是可能通过别的途径，共同构成这样的主题。所以，我们现在要搞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实际上就是追溯这样一个过程。

关于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的“汇聚”与“辐射”:我们在以夏商周为代表的中原王朝文明当中可以看出，周围地区因素很多，比方说玉器、漆器以及陶器制作工艺等都是周围的地区率先发展起来然后逐渐地被中原所吸收的。而以青铜容器为代表的文化和技术则在中原地区率先出现，然后再逐步扩展。

我曾经发表一篇文章说，中国文明起源模式之一，可以用“汇聚”和“辐射”来概括。汇聚主要是在夏王朝之前各地的文化因素向中原汇聚，辐射主要是商王朝及其后高度发达的文明向周围的扩展，当然这始终是相互的，只不过在夏王朝及之前，尤其之前主要是汇聚的过程，夏商王朝之后主要是变成辐射。从这个角度来讲，各个地区的互动应该是中华文明起源非常重要的动力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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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考证夏朝始于前2070年左右，距今不过4100年，为什么我们常说中华5000年？

中华五千年的说法近代以来首次发表于孙中山先生这边办的《民报》，史式曾有过考证，认为卢景贵是根据邵雍《皇极经世书》称尧元年为甲辰年，推定这一年为公元前2357年，再据晋代皇甫谧《帝王世纪》载黄帝在位100年、少昊金天氏84年、颛顼78年、帝喾高辛氏70年、帝挚9年推算黄帝元年为前2698年。因此，中华文明为4704年。后来取了约数，统称五千年。实际上，这个说法没有得到学界的认可——无论国内还是国外。

学界所说的文明史，跟我们通常所说的考古史有关，但考古发现的历史却未必都是文明史——文明史应以“城市”的出现为标准。按照澳大利亚考古学家柴尔德的柴尔德十项看，良渚文明已经算是城市，因为它的水利工程极为庞大，包括城墙和建筑群，都远非人类早期的“村落”可比拟。而从祭祀礼器来看，中原文明更是直接脱胎于良渚文明。由此可知，良渚文明的时代已经不缺乏税赋和运输工人以及工匠、官吏和神职人员，否则这些庞大的工程根本无法完成。就时间上来看，良渚文明比大禹治水的时代还要早上一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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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原文明为主的多元文明共同发展

中国是世界范围内最古老的五大原生文明之一，又是以多元一体为格局、以青铜器和若干玉器及其它美术品为特征的中国古代文明。中国古代的文明都是以中原地区为主，向北波及到内蒙、辽河流域，向南波及到长江流域。自旧石器时代到唐宋时期，中原文明始终居于全国中枢地位。中原文明是中华文明的源头，在中国历史上具有不可取代的地位与作用，对中国古代文明和世界文明，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中原地区泛指黄河中下游的河南省腹心地带，以及山西、河北、山东省的部分地区。中国自古就有得中原者得天下的说法，中原地区历来也被看作是中国文明的发祥地，是黄河流域文明的中心区域。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长江流域、辽河流域以及珠江流域等地考古工作的逐步深入，在各地都找到了早期文化的遗存，对这些早期文化的研究表明，中国各地的早期文化和早期文明的演进方式可能经历了不同的发展过程。因此，对于所谓的中原中心论，或者是中国文明的一元中心论，近年来学术界开始有了新的认识。在此，我们想就中原地区在中国早期文明化进程中的地位和影响问题进行一些探讨。

一、以中原文明为主的多元文明共同发展

20世纪初期，当近代考古学刚刚引入中国之际，最初发现的就是在河南省广泛分布的仰韶文化。时至今日，仰韶文化仍然是黄河流域最具代表性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虽然它的分布范围覆盖了整个黄河中游地区，但是，这种文化的中心区域始终是在河南省的黄河沿岸一线。黄河、黄土、黄帝这些概念，构成了中国远古文化历史画卷中的基本要素。

仰韶文化之后，黄河流域普遍进入龙山时代，一时间，各种地方类型文化百花齐放，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多元化发展趋势。然而，这种文化的多元发展在黄河流域仅仅是长周期变化中的昙花一现，随着夏族的兴起，夏人很快统一了中原地区，建立起中央集权的世袭王朝。夏商周三代沿袭，中原王朝统一的范围逐步扩大，终于在秦帝国时期达到了整个黄河、长江流域的空前统一，奠定了今日中国文明的基本框架。

长期以来，人们拘于《史记》将黄帝尊为人文始祖，作为中国古代史的开端，结果造成中华文明和中国历史的一元论：一个始祖——黄帝，一条母亲河——黄河，一块发源地——中原地区。20世纪以来，随着历史科学研究的深入，特别是大量地下考古资料的出土，学术界开始形成了一个共识，即在中国的东西南北中都有早期文明的生长点，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发展不是单元的、直线的，而是呈“多元一体”状态。首都文化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钱光培认为，中华文明的起源及其多元一体化，揭示了中国为什么能以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长期发展的文化根源，也揭示了中国早期文明中各地域文化和各民族文化之间为什么能合而不同、相互依存、共同发展，形成“合和”的中国哲学的文化根源，突破了过去以黄河文化论中华文明起源的传统认识。

关于中华文明的起源，专家学者中还有如下看法：一是两大集团说。认为中国的古代文明可以从东北的黑龙江到西南的金沙江划一条大斜线，一边以半坡文化为代表，属高原山岭型；另一边以清莲岗系统文化为代表，属川泽湖泊型。二是接触地带说。主张以阴山、秦岭、南岭三条山脉为标志划分出几个接触地带，划出各种文化之间的区别和联系。三是大小中心说。仍然坚持黄河文化是一个大的中心。四是辽河流域文化中心说。理由是东北红山文化并非受黄河仰韶文化的影响才形成的，它有它自己明显的独立特征——远古文化、北方狩猎民族文化的特点更加突出，远古时期并非落后于中原文化。五是起源于湖南永州说。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梁庭望依据民族文化布局结构，将中华文明的起源分为四大板块：中原文化圈、北方草原森林文化圈、西南高原文化圈和江南稻作文化圈。他认为，中原文化是中国的主流文化，它的特殊功能在于促进了四个文化圈的交流、整合、升华，中华文明便是在这种交流、整合、升华中不断发展的。北京市社会科学院院长高起祥认为，不同学术观点的提出、交流、碰撞，有利于搞清楚中华文明的源流以及发展脉络，使之取得更加接近真理的结论。他认为，随着专家学者的不懈研究，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明发展史一定会更清楚的呈现于人们面前。

二、中原文明是中国古代文明的早期模式

当中原地区开始进入文明化时代的时候，在中原地区的外围，大多数地区的土著文化也开始了这样一种发展进程，即文明时代是以一种“满天星斗”的方式出现在中国各主要原始文化分布区内。正是这种多元的发展模式，使得中国古代文明从一开始就具有更多的表现形式和地域特征。可以说，在中国古代文明形成的早期阶段，中原地区并没有体现出所谓的中心作用。我们发现，中原地区的河南龙山文化并不比山东龙山文化、良渚文化、石家河文化等地方文化更加发达。但是，在其后的发展进程中，一些地区的文化整体衰落了，出现了有利于中原地区文化发展的趋势，这种趋势的进一步强化，终于形成了以中原为中心的国家政体。而这种新的文化发展中心一经出现，便显现出巨大的能量，夏、商国家控制和影响范围的不断扩大充分说明了这一点。随着武王伐纣的成功，周人在全面整合黄河上、中、下游地区各种文化传统的基础上，以更加包容的战略，在更大的范围内，统一了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以及处于两大文化中心边缘的其他地区的各种地方文化。显然，周文化的内涵已经不能简单的用中原地区或黄河流域文化来概括。

那么，是什么因素促使中原地区的文化发展具有如此巨大的影响作用呢？从考古发现来看，夏商文化最具代表性的特征不是它的陶器和其他日常生产、生活方式，而是它的礼仪制度和等级观念。周文化对于夏商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主要也是体现在这些意识形态方面的东西上。这些具有中原文化传统的各式礼乐制度和其他表现形式，同时也影响到了北方的长城地带和辽河流域，南方的四川盆地、湘江流域、赣江流域等地，我们可以从辽宁喀左铜器窖藏、四川广汉三星堆祭祀坑、湖南宁乡老粮仓铜器群、江西新干大洋洲大墓等发现中看出，中原文化对于所谓土著文化的影响和同化作用，就是通过这些东西实现的。反过来说，各地的地方文化正是在接受了中原地区的礼仪制度和等级观念后，逐步开始按照中原地区文化的发展模式向前发展，西周的大分封和秦帝国的大统一，都是基于这种模式的一种发展结局。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原地区在中国文明化进程中的作用和影响，是一个不断强化的过程，它的作用主要是体现在文化和社会发展的深层次方面，即社会的意识形态和观念体系层面，而大多数情况下，并不表现在文化的表层层面，即物质文化产品的基本形态上。也就是说，当各地的土著文化在接受中原文化的影响作用时，一般不需要改变自身的基本生活方式，而仅仅只是按照中原模式重新组合各自的社会阶层，确认各阶层的等级秩序。由于中原文化的价值观念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它才得以长期存在，并成为中国广大地域范围内各种不同文化背景和不同文化传统中的共有特性，也即成为中国古代文明的基本内涵。

综上所述，如果用一些简单的话语对中原地区在中国文明化进程中的影响和作用加以概括，我们可以说，在中原地区开始进入文明化时代的初期，这里的文化更多的吸收了其他地区文化中的精华，逐步形成一套独特的价值观念体系。当在逐鹿中原的历史进程中，夏商王朝成为这一地区文化发展的最高代表形式后，中原地区开始显示它作为文明中心的辐射影响作用，这种影响的范围逐步扩大，到西周以后，遍及全国各地。在中原地区作为文明中心不断发展和强化的同时，长江流域以及其他地区的早期文明逐步衰落，最终被统一到了中原文化圈之中。也正是在这种历史发展进程中，中原地区的文化发展模式成为中国早期文明的基本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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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文明探源为什么要进行考古与历史的整合？

（中国先秦史学会副会长 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沈长云）

因为考古与历史的整合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探讨。一个是从考古学终极意义来说，考古学的目的是要说明人类历史，考古学有着独特的方法，我们认识的目的是要解释历史，要与历史结合起来；再一个从中国历史来说，中国历史与西方不同，最主要的是文献很多，几千年来历史记录没有间断，既然有大量历史文献存在，我们就应该将大量的文献记载与考古有机结合起来。目前出现的问题是过去我们对先秦的历史研究得不够，如夏商周这段历史，历史文献研究现在看来还不够，考古研究也不够。所以今天我们搞文明探源研究，这是个很好的机会。要整合考古与历史文献学两方面的力量，改变过去考古界对历史学界关照不够，历史学界不能准确、及时地利用考古学最新成果的局面，应从多个角度、相互配合进行深入地研究。五帝时代我们不能否认。司马迁写五帝，在他之前已有五帝的说法。但怎么看“五帝时代”？邹衡先生认为我们不能把其看成是纵向的系统，而是看成横向系统的。同顾颉刚先生提出打破三皇五帝系统的提法一样，横向系统就是五帝不是前后相承的这么一个顺序，不是像史书讲的那样彼此之间有亲属关系，如父子关系、祖孙关系等。古文献中夏商周祖先也都看成是黄帝的后代，现在看来这种纵向关系是没有根据的。

五帝时代是信史还是传说？（河南省文物考古学会名誉会长、河南博物院研究员 许顺湛）

五帝时代是传说时代还是历史时代？如果把五帝时代视为传说时代，以传说为基点来进行研究，研究的结果还是传说，许多重要的考古资料不能为研究传说者所使用；同样，许多有价值的古史文献也不能为考古研究者所使用。有关五帝时代的记载，虽然是后代学者的追述，但很多是非常有价值的，从不同角度能够反映当时的社会状况。虽然文献记载有牴牾、有疏漏，但从客观上来看必须认可五帝时代，司马迁把它作为历史时代写入《史记》的首篇是有道理的。《史记?五帝本纪》中的五帝，是指具体的人，是若干代的具体的人，其名字是族团领导的世袭名称，也是族团的名称。研究五帝时代必须有一个基本的年代框架，对它的上下限不确定，就无法在历史的长河中定位，不定的研究是盲目的，是不科学的。根据《春秋命历序》结合其他文献进行分析研究，笼统地说五帝时代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两千多年，大体在距今6400年至今4100年之间。有五帝年代框架大体定位后，就可以与考古学文化对应。凡是与五帝时代年代对应的考古学文化，都可以称为五帝时代文化，但是不能称为五帝文化。目前关于五帝文化的具体确认还能难，黄河流域特别是大中原区域内，可能是五帝文化的主要地区。五帝时代在神州大地出现了不少区域性的文明中心，反映了华夏文明起源是多源的。诸多文明中心由于各种原因，百川归海，形成了多元一体格局的华夏文明，其中黄河文明、中原文明独领风骚，成了华夏文明的主干，成了连绵不断的华夏文明的代表。五帝时代是中国文明的初级阶段，黄帝时代是中国文明的源头。

从五帝时代城址看它与中原早期文明有哪些关系？（河南省社科院研究员、河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马世之）

五帝是指从黄帝历经颛顼、帝喾、尧、舜的时代，其上下限主要在距今6000年至4000年之间，前后延续了2000年之久。大体相当于考古学上的仰韶文化中晚期和龙山时代。历史文献记载，“黄帝筑邑造五城”。又说舜时“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表明当时已有城邑出现。考古资料与历史文献记载基本一致，中原地区发现早期城址如郑州西山、濮阳高城、襄汾陶寺、辉县孟庄和登封王城岗等，是五帝时代城邑的历史见证。

五帝时代这些城址如果可以比作花儿的话，则是“名花有主”。各有所归。如河南郑州西山仰韶文化晚期城址距今5000年前后，恰在黄帝时代积年以内，地处古有熊国地域范围，当为黄帝时代的城址；河南濮阳高城龙山文化早期城址，与颛顼高阳所都帝丘的时代、地望相符；山西襄汾陶寺城址，年代同尧、舜时代相当，很可能是尧、舜所都的“平阳”；河南辉县孟庄龙山文化遗址，在共工氏活动的太行山东麓一线，应为共工氏的中心聚落；河南新密古城寨龙山文化城址，地处祝融之墟，很可能就是祝融都邑之所在；河南登封王城岗龙文化城址，同夏族之间存在着比较密切的关系，其始建年代略早于夏代，可能先为夏鲧之城，后来成为禹都阳城。

关于文明的形成及其文化载体，一般认为是文学、金属器、城市 和礼仪性建筑。除了城址以外，其它都很难界定。因而考察中原文明的形成与发展，应以五帝时代的城址为切入点。五帝时代，除发现黄帝、颛顼、尧、舜、共工、鲧的城邑外，有的城址内也出土过文字与铜器，并找到了大型祭祀遗址，有关文明诸种要素均已具备。以郑州西山为标志，中原地区开始进入早期文明时代。中华民族已有5000年的文明史。

二里头遗址对于探索中原早期文明有何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队长、研究员 许宏）

地处中原文明的腹心地区——洛阳盆地的偃师二里头遗址，是著名的青铜时代都城遗址。遗址的主要文化遗存属二里头文化，时代约为距今3800～3500年，相当于我国历史上的夏、商王朝时期。这一兴盛了约300年的都城遗址是当时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最大的城市。以二里头遗址为典型遗存的二里头文化在中国早期国家和文明形成的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也是探索夏文化的重要对象。遗址自1959年发现以来，发掘和研究工作持续不断，迄今已走过了四十六个年头。遗址丰富的内涵不断给世人以惊喜，有众多的中国乃至东亚“之最”在这里揭晓。这里发现的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大型宫殿建筑群、最早的青铜礼器群、最早的铸铜作坊等，早为学术界所熟知。二里头遗址素有“华夏第一都”之称，是迄今可确认的中国最早的王朝都城遗址。

在华夏文明与国家形成史上，二里头文化以其高度发达的文化内涵和大范围、跨地域的文化吸收与辐射，形成辐辏之势，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核心文化。二里头文化与后来的商周文明一道，构成华夏文明形成与发展的主流，确立了以礼乐文化为根本的华夏文明的基本特质。同时，二里头遗址地处古代文献所记载的夏王朝的中心区域，二里头文化的年代也大体在夏王朝的纪年范围内。因此，二里头遗址理所当然地成为探索夏文化和夏商王朝分界的关键性遗址。目前学术界倾向于认为它是夏王朝后期的都城之所在。

二里头遗址宫城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宫城遗存，中心区纵横交错的道路网是中国最早的城市道路网，双轮车辙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车辙痕迹，绿松石器制造作坊也是同类遗存中前所未见的。二里头遗址宫城方正规矩、宫殿建筑中轴对称、呈封闭式结构、宫殿布局多进一体，大型宫殿建筑群具有明确的中轴线规划。上述要素，都开中国古代宫室建筑和都城规划制度之先河，是中国传统宫室制度的最早范例。二里头遗址都邑规划性的判明，对于探索中国文明的源流具有重要的标尺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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摒弃中国古文明研究中的两种误解

江林昌 (烟台大学，山东  烟台  264005) 东岳论丛2006年第2期

[关键词]文明起源；标准；早期性；广阔性

[摘要]判断文明起源的物化标志，可以是文字、青铜器、城市和宗教礼仪，也可以是其它，应当根据不同的地理环境与不同的民族而定。对中国古代文明的认识，不仅要从时间上消除“上古无史论”的误解，充分认识中国文明起源的早期性，而且还应从空间上改变“中原文明一元论”的偏见，全面认识中国文明多源并起、广阔发展的历史事实。

[收稿日期]2005—12—10

[作者简介]江林昌(1961—)，男，文献学博士、历史学博士后、教授，烟台大学副校长、中国学术研究所副所长。

一、文明起源的标准及其在中国的运用

判断文明起源和早期国家形成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既涉及到理沦探讨，也涉及到考古学和人类学的实践。目前，国内外学术界比较通行的做法，是从考古学角度，把文字、青铜器、城市或宗教礼仪性建筑作为判断文明起源的四要素。因为这些比较确定稳固的物质性东西恰好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比较抽象的国家形态。然而这些文明的判断要素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很难适应世界各地文明起源的多样性与区域性。例如青铜器，古代中国、西亚两河流域、北非埃及、地中海的克里特、迈锡尼等早期文明时代，都具有发达的青铜器。但是中美洲的玛雅文明和特奥蒂瓦坎文明都没有青铜器。又如文字，古代中国文明有方块汉字，古埃及文明有圣书体文字，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有楔形文字，地中海的克里特文明有线性文字，中美洲的玛雅文明有图画文字，但南美洲秘鲁的印加文明，虽已建立了强大的专制国家，却没有文字的使用。再如城市，世界上早期文明大多是农业文明。农业经济需要稳定，自然容易形成城市作为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的中心。这一点与游牧民族因其游动性而不需要城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是即使在农业文明中，古埃及有能力建筑雄伟的金字塔、狮身人面像等大型陵墓宗教建筑。但在前王朝的诺姆文明到早王朝文明，一直没有典型的城市出现。有人为了突显埃及文明的这种个性，称其为“没有城市的文明”。

以上情况表明，从理论上讲，文明社会的抽象概括是国家形态，物化标志则是文字、青铜器、城市、宗教礼仪中心。或者说，以比较具体可观的文字、青铜器、城市、宗教礼仪中心作为比较抽象概括的国家的物化形态。这在理论上讲是行得通的。但是，在具体的操作中，我们应该充分考虑到，国家这个文明社会的共同标志，在不同的地理环境和不同的民族的具体文明起源过程中，会有不尽相同的物化标志。换言之，我们不能用文字、青铜器、城市、宗教礼仪中心这四项文明起源的要素去衡量要求所有的地区与民族的文明起源。事实上，在进入国家形态的文明社会里，有的具备了文字、青铜器、城市、宗教礼仪的四要素，而有的则只具备其中的二种或三种。我们不能因为其只具备文明要素的二种而否定其已进入文明阶段这一事实。而且，我们还可以在上述四要素外，以别的物质(例如玉器)来作为判断文明的依据。按照唯物史观的原则，我们只要求标志物能充分说明国家及其权力机构的存在即可，而不必计较是哪一种标志物或几种标志物。

依据这样的认识，我们再考察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可以清楚地看到，黄河流域的文明起源与其它地区的文明起源，在物质要素方面的体现是显然不同的。在黄河流域，从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至龙山文化再到夏商周三代，文字、青铜器、城市三项一直是其文明的物质要素，而在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则以大量精美的玉器、陶器上的文字符号以及大型“土筑金字塔”式的祭坛，为其文明标志；在北方辽河地区的红山文化，则以大型“积石冢”“女神庙”和精美的玉器，为其文明标志。虽然良渚文化和红山文化都不具有青铜器和城市，但这两处文明都已进入了文明阶段已是不容怀疑的事实。而长江上游的三星堆文明有高大奇特的青铜器、精美的玉器和规模庞大的城址为其标志，但三星堆文明不见有文字。

正是由于这些不同的文明物质要素，使学者们认识到，中国文明起源的多源性和多样性。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还在这样的基础上，指出了中国文明起源发展的“区系类型说”，这是我们讨论中国古文明时首先应该具备的全面辩证的唯物史观。下面我们再从时间的纵深度和空间的广阔度两个角度来探讨中国文明的起源发展。

中国文明是从什么时候起源的，这是中国古文明的核心问题之一。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有个转变深入的过程。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史学界曾经出现了以顾颉刚先生为主帅的一批疑古学者。这批学者的初衷是想重建中国上古史，本着严谨的态度，他们首先做的工作是审查史料。可惜的是，他们在审查史料时，在方法上受明清以来今文学派的影响，审查的结果是先秦秦汉古籍大多不可信，并进而怀疑由这些古籍所记载的上古文明史。后来，他们对西周以前的上古文明史都持怀疑态度。这是从时间上对中国文明起源的误解。现在，由于考古学的发展，大量地下资料不断证明中国的文明起源实际很早。这里试以上面讨论过的文明起源标准为依据加以分析说明。

1．青铜器的使用和青铜冶炼技术的发明

夏商周青铜器已是相当发达了，那么它们的源头又在哪里呢?考古工作者在黄河上下、长城内外早于二里头夏文化的龙山文化、仰韶文化遗址里，找到了早期铜器和制造铜器的遗存。

龙山文化大约距今5000年至4000年之间。在这个时间范围内黄河下游的山东地区：胶县三里河出土过两段黄铜锥；诸城呈子、长岛店子都出土过残铜片；栖霞杨家圈发现了残铜锥、铜炼渣；日照安尧王城发现了铜炼渣；牟平照格庄出土了青铜锥。黄河中游的河南、河北、山西地区：郑州牛砦遗址发现了熔化铅青铜的残炉壁；郑州董砦出土了方形小铜片；安阳后岗发现了铜炼渣；临汝煤山发现了炼铜用的坩锅残片；登封王城岗发现了铜容器残片，其合范缝清晰可辨；河北唐山大城山出土了两件穿孔齐形红铜片；山西襄汾陶出土了一件红铜铸的铜铃。黄河上游相当于龙山文化时期的甘肃地区：永登蒋家坪马厂类型文化中出土了青铜残刀一件；武威皇娘娘台、永清大河庄、秦魏家、文河齐家坪等齐家文化遗址里出土了数量不等的铜锥、铜斧、铜刀、铜钻头、铜凿、铜匕、铜环、铜镜、铜泡等等；在青海贵南尕马台一处齐家文化墓地里，有铜锁、铜指环和铜泡等。通过临汝煤山和郑州牛砦等地的炼铜炉分析可知，以上铜器都是先将原料在炉内冶炼，然后将熔液注入陶范而铸成。说明了当时已有较完整的炼铜技术。

黄河中上游早于龙山时代的新石器文化是仰韶时代，距今约为7000年至5000年之间。燕山以东的长城地区的红山文化也大致相当。1973年，在陕西临潼姜寨仰韶文化一处房子居住面上发现了一件半圆形残铜片。房子的碳十四年代经校正约为公元前4700年。科学鉴定铜片成分系黄铜，即含锌的铜锡合金。冶金学者通过实验，证明用原始冶炼方法可由铜锌矿中得到黄铜。这说明在距今至少6700年前，中国已发明了冶炼铜的枝艺。

1975年，在甘肃东乡林家遗址的一处房子基址北壁下发现了一柄铜刀。遗址属甘肃仰韶文化马家窖类型。该房子基址的碳十四年代约为公元前3200年。经科学鉴定，铜刀是合锡的青铜，是用两块陶范浇铸制成。这是我国已知最早的一件青铜器。

1987年，在内蒙古敖汉旗西台的红山文化房子基址中发现了多块陶范，可能是用来铸造鱼钩的。红山文化年代的下限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陶范不会晚于这个年代。

1942年，在山西榆次源涡镇发现一块陶片上附有铜渣，经化验确认为炼铜剩下的铜渣，当时所炼的应是红铜。这一遗址是仰韶文化晚期在晋中地区的一种地方类型，时间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以前。

此外，考古工作者在河北武安窖的仰韶文化遗址中发现过将军盔残片和铜炼渣，在辽宁凌源牛河梁遗址的4号积石冢中发现有铜环，经化验是红铜。

以上材料表明，早在距今5000年至4000年间的龙山时代，我国黄河流域已普遍冶炼并使用铜器。而这种生产技术还可上溯到距今7000年至5000年间的仰韶时代，其中最早的实物证据是临潼姜寨的残铜片，距今已有6700年。如果以铜器的出现作为判断文明起源的标志，那么中国的文明史已有6000多年了[1]。

2．文字的产生

中国古代，民族众多，幅员辽阔。中国文字主要是汉字，其次还有东巴文字、契丹文字、西夏文字、藏文、满文、蒙古文等等，还有目前尚未解读的长江上游的巴蜀文字等等。我们这里讨论的中国文字，主要是指汉字而言。

过去，人们讨论汉字，一般只能追溯到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现在，由于战国秦汉简帛文字和货币文字、玺印文字、商周青铜铭文和甲骨文的发现，使人们对汉字的认识，大大提前。

商代甲骨文，主要是指商代后期盘庚迁殷以后的殷墟甲骨卜辞。在此之前，目前考古发掘已经提供了商代前期，乃至夏代早期的单个汉字。再往前，学者们把目光集中到中国史前文化中大量存在于陶器、玉器上面的刻划符号。学者们相信，这些刻划符号，一部分可能永远是符号，如良渚文化陶器、玉器上的一种云片形或火焰形符号；而另一部分则应该视为原始文字。换言之，中国汉字的起源，必须追溯到原始刻划符号上去。    我们的祖先从什么时候开始使用具有原始文字性质的符号?这些符号又如何演变成真正的汉字?这既是一个古文字学研究的课题，也是文明史研究的课题。

据古籍记载，五帝时代已经发明文字。《世本》说：“仓颉作书”，“作书”就是创造文字。《荀子·解蔽》：“故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一也。”《韩非子·五蠹》：“古者苍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淮南子·本经训》：“昔者苍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在《吕氏春秋》、《论衡》里也有大致相同的记载。传说，仓颉是黄帝的史官。《说文解字·序》：“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远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故谓之'文’。”据《荀子》可知，仓颉作书时，“好书者众矣”，仓颉不过是其中的代表而已。

历史学上的五帝时代，在考古学上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距今约5000年至4000年左右。不同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有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其中黄河中游为仰韶文化后段至龙山文化，黄河下游则为大汶口文化至龙山文化，长江下游有良渚文化。

就在这样的时空范围内，考古学上已发现了许多与文字起源有关的陶器、玉器刻划符号。这些陶玉器刻符可以与文献记载中黄帝时代以仓颉为代表的祖先开始“作书”的传说相印证。

(1)黄河流域大汶口文化、仰韶文化中的陶器符号

在黄河下游，早于龙山文化的是大汶口文化。大汶口文化分布于山东全境、河南东部和江苏北部，距今已有6500年至4500年左右。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在山东泰安宁阳大汶口遗址、莒县陵阳河大汶口文化遗址、诸城前寨大汶口文化遗址、安徽蒙城县尉迟寺大汶口文化遗址里，发现了多个陶器符号。学者们将其考释为“炅”“炅山”“斤”“戊”“凡”“封”“皇”等字。唐兰先生指出：“这种文字在大汶口文化区域里已广泛使用。由此可将我国的文明时期上推至少吴、太昊时代。”少吴、太吴是东夷人，故《山海经·海内经》：“少暤生般。般是始为弓矢。”弓矢即与东夷的夷字有关。夷，从弓从大，即大人持弓之意。《左传》昭公十七年：“郯子曰：'……我高祖少暤挚之立也，风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郯子即郯国国君，春秋时郯国在今山东郯城县。少吴的发展则为大吴。《左传》僖公二十一年：“任、宿、须句、颛臾，凤姓也，实司太暤与有济之祀。”任，在今济宁市，宿、须句在今东平县，颛臾在平邑县。均在山东境内。李学勤先生考释陶文“皇”字像一种饰有羽毛的冠，并认为这个“皇”字可能与有虞氏帝舜有关，《礼记·王制》：“有虞氏皇而祭”，郑玄注：“皇，冕属，画羽饰焉。”而《孟子·离娄下》明言：“舜……东夷之人也。”[2]

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在陕西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遗址里发现有刻符的陶器和陶片11件，典型符号27种；在临潼姜寨仰韶文化遗址里发现129件，符号38种；在铜川李家沟仰韶文化遗址里发现23件，符号8种；在甘肃秦安大地湾仰韶层文化遗址里，发现10多件，符号约10种。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不同地区的仰韶文化刻划符号，体现出了相当程度的共同性：第一，它们有相当固定的刻划习惯，主要见于涂有黑色带纹陶钵的口沿上。而且一件器物只刻一个记号；第二，许多不同地区的符号体现出相当的一致性。考古工作者认为，在不同的仰韶文化遗址里出现作风与写法完全相同的符号，说明“这些符号是人们有意识刻划的，代表了一定的意义，……从我国历史文化具体的发展过程来说，与我们的文字有密切关系，也很可能是我国古代文字的原始形态之一”[3]；第三，以上所述是仰韶文化刻划符号的大宗，符号大多比较简单。仰韶文化刻符的第三类情况是少数符号结构相当复杂。与商周古文字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如在临潼姜寨出土的陶器上有一个符号由五个相连的“八”形构成。李学勤先生将其考释成“岳”字，并认为这个符号与甲骨文里的“岳”字相近[4]。

仰韶文化里的刻划符号出土后，引起了古文字学家和历史考古学家们的高度重视。郭沫若先生于《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发表《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认为半坡彩陶上的刻划“是具有文字性质的符号”，“可以肯定地说就是中国文字的起源，或者是中国原始文字的孑遗”。“半坡遗址的年代，距今有6000年左右。我认为，这也就是汉字发展的历史。”于省吾先生也在《文物》1973年第2期发表《关于古文字研究的若干问题》一文，进一步指出仰韶文化陶符中的“玉”、“矛”、“阜”之类是象形字；而“五”、“七”、“十”之类记数字，则是假借字；其它还有指事字。因此，当时的文字也是相当成熟了。他因此说：“不难设想，当时的简单文字不会也不可能只限于陶器上。陶器以外，自然要有更多的简单文字，只是我们现在还看不到罢了。这种陶器上的简单文字，考古工作者认为是符号，我认为这是文字起源阶段所产生的一些简单文字。仰韶文化距今约有6000多年之久，那么，我国开始有文字的时期也就有了6000多年之久，这是可以推断的。”

(2)长江流域良渚文化的玉器符号与陶器符号

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其时代约为公元前3300年至前2200年，其分布范围大致在浙江北部、上海全境和江苏东南部太湖周围一带。良渚文化的前身是马家浜文化。

在良渚文化的玉器和陶器上，出现了种种刻划符号，引起了古文字学家们的特别关注。由于良渚文化玉器上的刻划符号，与黄河下游大汶口陶文相类似，可以相互联系，比较研究；而良渚文化陶器上的陶文，大多与黄河下游龙山时代的丁公陶文一样往往可以多字连读，证明陶文与语言有了密切联系。因此，良渚文化玉器、陶器上的刻划符号，成为学术界讨论中国文字起源的又一焦点。

先谈良渚文化玉器上的刻划符号。

前文指出，在大汶口陶尊上，有一个释作“炅”字的符号。这一符号也见于良渚文化的玉器上(见美国弗里尔美术馆所藏玉镯)。大汶口文化陶尊上还有可释作“炅山”的符号，这种符号也见于良渚文化的玉器上(见首都博物馆所藏玉琮、台湾故宫博物院所藏玉璧、美国弗里尔美术馆所藏玉璧等)。大汶口陶尊上的五峰“山”，在良渚文化玉器上也作五峰，只是中峰平顶而已。大汶口陶尊中山上的日月，良渚文化玉器上作“鸟”立形。在古代滨海地区，崇拜日月，并将太阳动物化为阳鸟。太阳与阳鸟在原始思维里，实际是同构关系。因此，大汶口文化陶文“炅山”与良渚文化玉器上的“鸟山”实际是相同的。李学勤先生将良渚文化玉器上的“鸟山”读作“岛”字，指出“鸟在山上，可读为'岛’字。三件玉璧的符号都是两字的复合，其中都有'岛’字。这使我们联想到《尚书·禹贡》冀州、扬州都提到的'岛夷’，即古代滨海的部族。”[5]

良渚文化玉璧上的刻划符号还有如下三件与大汶口文化陶器刻符一致：

其一是“皇”字。在山东莒县陵阳河M11和M17中分别出土有陶器符号“皇”字，李学勤先生认为其本义是指羽毛装饰的王冠。而这个符号在良渚文化玉器上出现了五次。均在玉璧上的五峰山形框内。

其二为“封”字。在莒县陵阳河M25出土的陶器上有一个长方形土坛上立一植物形的刻符，其从“丰”从“土”，应释为“封”字。这个符号也见于弗利尔美术馆所藏玉璧上，只是在“植物”的下部作卵圆形状而已。    其三为“凡”字。在陵阳河M19和大朱村M26出土的大汶口陶器中，均出有斜置的菱形。王树明先生释为“凡”字，以为是军用吹奏乐器[6]。而这个可读的“凡”字的菱形符号也见于台北故宫博物馆所藏的良渚文化玉琮上。在该玉琮的上端纹饰之问，相对两侧各刻有一处符号，一为半饰形的“珏”字，另一即为菱形的“凡”字。

以上的讨论表明，良渚文化玉器上的许多刻划符号与大汶口文化陶器符号同形或相似。这不是偶然的现象。合理的解释可以有两点：第一，从空间环境和时间阶段角度看，良渚文化分布在江苏南部到浙江北部，与分布在山东到江苏北部的大汶口文化接壤，都分布于东方近海。大汶口文化晚期又同良渚文化大略同时，所以两种文化有相同的符号是不足为奇的。第二，从这些符号性质看，两者都是原始文字，而且这些原始文字是在同一的空间与时间背景下产生的，有着相当广泛的约定俗成之基础，所以会有共通之处。

现在再来介绍良渚文化陶器上的刻划符号。

良渚文化陶器上的刻划符号，有它显明的特征：一方面，见于良渚文化玉器、大汶口文化陶器甚至仰韶文化陶器上的常用符号，也见于良渚文化陶器上，如上文介绍过的可释为“炅”字的符号，也见于余杭南湖出土的黑陶豆；可释为“封”字的符号，亦见于南湖出土的黑陶罐；可释为“火”字的符号，又见于上海青浦西漾淀出土的黑陶罐；见于仰韶文化的一些记数符号，也屡见于良渚文化。这些进一步表明了当时具有原始文字性质的符号之通用性。另一方面，良渚文化陶器上的刻符，有许多可以多个连读。如20世纪70年代后期，出土于江苏吴县澄湖的一件良渚文化黑陶罐的腹部上，共有4个符号并列刻在一起。李学勤先生将此四个符号释为“巫戊五俞”，即“巫钺五偶”，也就是神巫所用的五对钺[7]。这里的“巫”字符号又见于崧泽文化与大汶口文化的陶器上，还见于安徽含山玉版中。“巫”是沟通天地的使者，“巫”的得形源于巫者用于度量天地四方的工具——规与矩——交叉的象形(规以画圆量天，矩以画方测地)。上述材料表明，“巫”这一概念在良渚文化前后于东海沿岸地区内已广泛地使用。

20世纪80年代，考古工作者又在浙江余杭南湖出土的一件良渚文化黑陶罐上，发现了8个符号连续相刻的情形。李学勤先生认为，这些刻划符号实际上是环着罐口刻的，应当从上方观看。因此，符号应该从右起读[7]：  朱旗  戋  石    网  虎石  封    这段文字不容易理解，很有可能是该聚落中的人用来记录某件事的不太成熟的尝试，还带有一些文字画的性质。

以上的讨论表明，良渚时期的玉器符号，已具备单个原始文字的性质，且在不同地点通用，而良渚时期的陶器符号，已达到记载简单语句的程度。由这些文字来判断良渚时期已是进入到文明时期了。良渚文化的年代约在前3300至前2000年之间，可见在5300多年前，我国的长江下游已洒满东方文明的曙光了。

3．城市的出现

安阳殷墟是典型的中国古代城市，包括有宫殿基址、陵墓、居住遗址和手工业遗址，其性质是不容争议的。商代前期的城市，典型的有河南偃师商城、郑州商城和湖北黄陂的盘龙城。夏代城市典型的有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登封王城岗遗址和禹县瓦店遗址。二里头文化可以分为一至四期，其中第二期有两座大型宫殿基址，是当时夏王朝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集中体现。王城岗遗址由东西两城组成，依据相关材料判断，可能是夏代始祖禹的都城。禹县瓦店遗址可能与“启享钓台”有关。

中原的城市，还可由夏代再往前追溯到龙山时代。在龙山时代，我国已有了数十座完整的古城，而我国的原始城还可上溯到仰韶时代。以河南、山东为例，考古发现的龙山文化城址主要有：河南省内的淮阳平粮台古城、郾城郝家台古城、安阳后岗古城、辉县孟庄古城，山东境内的章丘城子崖古城、寿光边线王古城、临淄桐林田旺古城、阳谷景阳岗古城、王家庄古城、皇姑冢古城、茌平教坊铺古城、大尉古城、乐平铺古城、尚庄古城、东阿王集古城、邹平丁公古城等等。

城市的出现，标志着古老的氏族社会的结束，新的文明时代的到来。正如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所指出：“在新的设防城市周围屹立着高峻的墙壁并非无故，它们的壕沟深陷为氏族制度的墓穴，而它们的城楼已经耸入文明时代了。”但是如何区别城市与原始聚落，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一般而论，所谓城，必须具有相当大的占地面积，城内有公共建筑物，有不同阶层的住房，有手工作业场所，有街道等等，并要有相当数量的居民，如美国学者刘易斯·芒福德在《城市发展史》中提出了2000至5000人的标准。现以河南淮阳平粮台古城和山东章丘城子崖古城为例，看看龙山时代的古城是否够得上城市的资格。

淮阳是传说中的“太吴之墟”。1979年在淮阳县城东南4公里的平粮台，发现了龙山文化古城。城的平面是正方形，长宽均为185米，有城墙残高3米多。城墙下有基槽，用小版堆筑法建成。在南城墙和北城墙的中部，均发现有城门缺口和路土。南城门东西两侧有门卫房，门道路土下还铺设有陶水管道，城内发掘出10多座房基，有的是平地起建，有的是夯土高台建筑。城内还发现有陶窑、窖穴和墓葬，出土遗物中有铜炼渣等。可见这是一座有防御设施、有社会分工的城市。据碳14测定，平粮台古城的建城年代约当在距今4500年以前。据有关专家推测，当时平粮台城内的居民可能在800—2000人左右。

城子崖古城位于山东章丘市龙山镇以东的武原河畔。1928—1930年首次发现该遗址是一座龙山文化古城，1989—1990年又经考古发掘进一步证实。该城址平面近方形，东、南、西三面的城墙比较规整，北面城墙弯曲外凸，城的拐角呈弧形。城内东西宽约430米，南北最长处为530米，面积约20万平方米。残存的城墙深埋于地表以下2.5—5米，残宽8—13米。城内出土精美的陶器。据碳14测定，城子崖古城建于距今4400—4300年左右。有专家推算，当时城内居民约在5161—6451人之间。

城内的居民人数，学者们是根据城址面积大小推算的。除上述两城外，学者们还推测孟庄古城内居民约为4129—6161人，边线王古城内居民约为1471—1839人，丁公古城内居民数为2580—3226人，田旺古城内居民为3871—4839人。以上古城人口数，基本都在芒福德《城市发展史》的要求内。

前述山东阳谷县王家庄龙山文化古城是1994年12月发掘时确认的。到了1995年12月再次探查时，考古工作者发现该城的始建当提前到大汶口文化早期。这样，王家庄古城距今已有6000多年了。张学海先生曾指出：“目前，我国最早阶段的城，是四座第六千年期的城，即湘北澧县城头山大溪、屈家岭文化城，郑州北郊西山仰韶文化城，鲁中南滕州西康留大汶口文化城，鲁西阳谷县王家庄大汶口、龙山文化城。”[8]这些城是否表明当时的社会已进入文明阶段，还有待讨论。但将它们看作是龙山时代古城的前奏，还是可以接受的。  综合上述情况可知，从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文字的产生可追溯到6000多年前，青铜器的出现在6700年前，城市的出现在5000多年前。因此，中国文明起源于5000年以前，已有了充分的实物证据。如果说，以前称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还只是一种推测的话，那么现在已有了科学证据。而且这五千年只是一个非常保守的说法，如果稍稍放宽标准，我们就可以称中华文明五千五百年，甚至更长。这是到目前为止，我国学术界从时间上对中国文明起源的认识。

三、从空间角度改变“中原文明一元论”，全面认识中国文明起源的广阔性

中原古文明是在什么地点起源的，这是中国占文明的另一核心问题。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也有一个转变过程。中国文化史上有一个传统的错误观点，就是所谓“中原文明一元论”。这是因为，从五帝以来，直到夏商周三代，中国的政治中心一直在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尤其是到了西周王朝，经过文、武、成、康和周公等政治家们的努力，成功实施了分封建侯的政治策略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礼作乐等文化措施，使得中原地区的政治中心势力更加扩大而波及全国，更加深入而贯穿各阶层。秦皇、汉武又以中央集权、地方郡县的手法，将天下各民族一统在中原王朝之下。这是在政治基础上所形成的“中原文明一元论”。

在此基础上，文化圣人孔子综合五帝以来的中原各统治民族的历史文化典籍，编定为“六经”。而汉代司马迁又据以著成《史记》。这就从文化思想上进一步体现了“中原文化一元论”的观点。孔子修《春秋》，内诸夏而外夷狄；编《诗经》，以周民族史诗列于“大雅”(雅者，夏也，正也)，又以“周颂”列于三颂之首。司马迁著《史记》，也首先从体例上体现中原政治中心的倾向。如十二本纪，从《五帝本纪》开始，然后是夏、殷、周三代本纪，秦汉帝王本纪。作者希望通过这些中原王朝的兴衰，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又将少数民族视为中原王朝的臣民，将他们的历史作为“列传”叙述，而列传本是为名臣将相所设的，从中体现出中原华夏民族为冠带之国而周边少数民族为夷狄之邦的“夏夷之辨”观念。从《匈奴列传》到《西南夷列传》，司马迁在《史记》里共写了5篇少数民族史传。这些史传虽都独立成篇，但都有一个共同主题，这就是各少数民族都是中原王朝的称臣属下，他们的历史发展结果是走向统一。《太史公自序》对此作了明确的表述，其辞日：“汉既平中国，而佗能集杨越以保南藩，纳贡职，作《南越列传》第五十三”；“吴之叛逆，瓯人斩濞，葆守封禺为臣，作《东越列传》第五十四”；“唐蒙使略夜郎，而邛笮之君请为内臣受吏，作《西南夷列传》第五十六”。在这里。所谓“集杨越以保南藩”、“葆守封禺为臣”、“请为内臣受吏”等等，鲜明地表达了中原一统思想。南越、东吴、西南夷等等周边民族，都愿在中原天子统治之下，并人中国版图。在《史记》列传里，少数民族传与名臣将相传交错等列。如《匈奴列传》列于李广和卫青、霍去病的列传之间，《西南夷列传》下联司马相如列传。司马迁正是用这种因事相连的编排方法，表达了他的中原王朝一统而边远民族列等臣子的思想。

孔子、司马迁的这种中原一统、“夏夷之辨”的思想成为以后历代正史编写的基本原则，从《汉书》到《清史稿》莫不如此，从而奠定了“中原文明一元论”的文化基础。

西汉以后，历代王朝继续定都中原，而二十四史又前后相因，加之《六经》又成为各统治阶层的政治文化依据，从而使得“中原文明一元论”终于成为一种坚固的传统观念而深人人心。这种思想直到近现代，还在学术界盛行，如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导论指出：“(中国文化)沿黄河两岸，以达于海滨，我华夏民族，自虞夏商周以来，渐次展扩以及于长江、辽河、珠江诸流域，并及于朝鲜、日本、蒙古、西域、青海、西藏、安南、暹罗诸境。”1987年，著名考古学家安志敏先生在《考古》第5期发表《试论文明的起源》一文，特别强调了夏商周时代黄河文明在中国文明史上的重要地位：“从历史上看，夏、商、周首先在这里建立了阶级国家，为长期的集权统治奠定了基础。从考古发现上证实，商、周遗存也以这里最为集中，特别是商代文明继承史前文化的脉络尤为清晰可鉴。因此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无疑是中国文明的发祥地，并且很快地扩展到长江中下游以及更广阔的地带。但周围的某些地区直到较晚的时候才逐渐结束氏族制度。这种发展上的不平衡性是客观存在的。”安先生重视黄河文明的重要性以及商代文明对长江文明的影响力，无疑是正确的。如长江中游的黄陂盘龙城商城，学者们根据盘龙城墙夯筑技术、葬俗、陶器和青铜器等文化遗存的特征，与黄河中游地区的二里岗上层文化一致，属商文化系统，由此推断黄陂盘龙城遗址，可能是商代建立于长江之滨的一个方国遗存。江西清江吴城文化，受到了中原商文化的强烈影响，新干大洋洲墓葬中所出随葬品所反映的礼制和琮、壁、璜、瑗、环等玉礼器的使用，表明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中原商王朝的礼仪制度。长江上游三星堆的出土文物证明商时期中原商王朝和远在数千里之外的古蜀王国有过接触。

但是，夏商周时期长江流域文明的出现主要还是根植于本土文化。除了盘龙城商城为商文明向这里直接传播的结果之外，江西吴城文化和四川三星堆文化只是受到了商文明的影响而已，其主流仍然是具有自身特色的土著文化。再往上，相当于中原龙山时代的长江流域，其良渚文化与石家河文化，更是完全独立起源的本土文明。其中良渚文化根源于其前面的崧泽文化与河姆渡文化，石家河文化则继承了屈家岭文化。而河姆渡文化与石家河文化又都有自己的源头，与中原文化没有太多的关系。因此，李伯谦先生指出：“通观长江流域文明起源与形成的过程可以看到，从文明因素的蕴育、起源到发展，长江上、中、下游都是独自进行的，看不到哪个地区是传播所致。”[9]

不仅如此，在长江、黄河流域之外，考古工作者又在北方的燕山南北地区发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红山文化和夏商周时期的夏家店文化；在西北地区发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和夏商周时期的辛店文化、寺洼文化。这些文化不仅都开始孕育文明并走进文明时代，而且更重要的是都有自己独特的起源发展序列。这是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之外的独立发展的区系文明。例如“红山文化在距今5000年以前，率先跨入古国阶段。以祭坛、女神庙、积石冢群和成批成套的玉质礼器为标志，出现了'早到5000年前的，反映原始公社氏族部落制的发展已达到产生基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组织形式’，即早期城邦式的原始国家已经产生。而与此同时代的中原地区，迄今还未发现能与红山文化坛、庙、冢和成批成套玉礼器(玉龙、玉龟、玉兽形器)相匹敌的文明遗址。古文化、古城、古国这一历史过程在燕山南北地区比中原地区看得清楚得多，而且先行一步。”[10]

苏秉琦先生曾将五帝时代的文明起源阶段概括为“古国”阶段，将夏商周时期的文明成熟阶段概括为“方国”阶段。在“古国”阶段又细分为“古文化、古城、古国”三个发展过程。以此理论去考察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结果发现有许多地区的文明进展，都有自己的谱系历程，有自己的发展中心区域，有自己的特点，如山东苏北地区存在着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岳石文化的发展序列；同时，各地区之间的文化又互为影响，彼此促进，如中原与周边文化的关系。由此可见，“中原文明一元论”的观点必须修正了。1981年，苏秉琦先生在《文物》第5期发表《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一文，指出：

过去有一种看法，认为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我国的民族文化先从这里发展起来，然后向四处扩展；其他地区的文化比较落后，只是在它的影响下才得以发展。这种看法是不全面的。在历史上，黄河流域确曾起到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文明时期，它常常居于主导的地位。但是，在同一时期内，其他地区的古代文化也以各自的特点和途径在发展着。各地发现的考古材料越来越多地证明了这一点。同时，影响总是相互的，中原给各地以影响；各地也给中原以影响。在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之后，目前全国还有五十六个民族，在史前时期，部落和部族的数目一定更多。他们在各自活动的地域内……创造出丰富多彩的物质文化。

基于这样的认识，苏秉琦先生提出了中国古文明起源是“满天星斗”的观点，在他的《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一书里，他用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学理论，将中国古文明的起源概括为六大区系：(1)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2)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3)以关中(陕西)、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4)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部；(5)以环洞庭湖与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部；(6)以鄱阳湖至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中轴的南方。苏先生对这六大区系的划分作了具体说明：“六大区并不是简单的地理划分，主要着眼于其问各有自己的文化渊源、特征和发展道路。这又集中体现于每一大区系中范围不大的历史发展中心区域。它与各区系内其他分支即'类型’之间，又有着发展的不平衡性，同时各大区系问也还会存在一些文化交汇的连接带。各大区系不仅各有渊源、各具特点和各有自己的发展道路，而且区系问的关系也是相互影响的。中原地区是六大区系之一，中原影响各地，各地也影响中原。这同以往在中华大一统观念指导下形成的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中国民族文化先从这里发展起来，然后向四周扩展，其他地区的文化比较落后，只是在中原地区影响下才得以发展的观点有所不同，从而对于以历史考古界根深蒂固的中原中心、汉族中心、王朝中心的传统观念提出了挑战。”苏先生的区系类型学说对考古界和历史学界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大家体会到，“这是有效探索中华文化起源、中华文明起源和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的一把钥匙。”[10]

苏秉琦先生的六大区系说，主要是就新石器时代晚期而言，研究范围主要是在文明起源阶段，相当于历史学上的五帝传说时代。至于夏商周文明形成时期，情况又有所变化。学者们习惯于以青铜器为标志，划分不同的文明区域。其中夏代，李伯谦先生将其划分为四区六支青铜文化：(1)中原地区，分布有二里头文化(豫西二里头类型和晋南东下冯类型)、漳河型一辉卫型遗存(豫北至冀南)；(2)山东、苏北沿海地区的岳石文化；(3)北方地区，东部是夏家店下层文化，西部是朱开沟文化；(4)西部甘青地区，主要是分布于河西走廊的火烧沟文化。关于以上四区六支青铜文化的文明程度及其相互关系，李伯谦先生总结指出：“二里头文化和火烧沟文化发现铜器最多，冶铸青铜的技术最高。二里头文化晚期已开始铸造青铜容器，水平显然又在火烧沟文化之上。就文化关系而言，火烧沟文化地处中国西部，距离中原较远，与东方较少联系，其他五支青铜文化则都有一定交往，而又以二里头文化和漳河型一辉卫型先商文化联系最为紧密。”[11]

到了商代，由于夏商朝代更迭，王权中心转移，以及商文化的对外扩展和新的青铜文化的出现，整个中国青铜文化的布局又出现了新的变化。李伯谦先生将商代前期的中国青铜文化概括为六大区域：中原文化区，北方文化区，甘、青文化区，巴蜀文化区，长江中游文化区，长江下游文化区[11]。

从商代到西周，中国青铜文明的程度进一步提高，范围进一步拓展。李学勤先生将其概括为七个青铜文化圈[12]：(1)中心文化圈：黄河中游及其附近；(2)西北文化圈；(3)北方文化圈：可分为北方和东北两个亚圈；(4)东方文化圈：山东一带；(5)东南文化圈：可分为长江下游和东南两个亚圈；(6)南方文化圈：长江中游以南；(7)西南文化圈。这七个青铜文化圈的发展是不平衡的，相互问的关系也比较复杂。例如，在商代，周围文明圈与中原中心文明圈之间的关系可概括为三种情形：第一种情形：受中原中心文明的影响，与地方特色相融合，成为带有地方色彩的商文化，如东南的江西清江吴城文化。第二种情形：受中原中心文明的影响，与地方文化基本不结合，而在同地共处，如北方的辽宁地区。第三种情形：以地方文化为主，吸收中原来的影响，如西南的四川成都地区。

到了西周，局面又出现变化，由于西周的王都在西安和洛阳，其中心文化圈的重心自然要西移(商代的王都以郑州、安阳为主，略偏东)。“西周中心文化圈仍向周围散播影响，其主要方向似在北方与东南。”再到东周，其“中心文化圈已不再起核心作用。各个文化圈各自发展，并互相影响。”其间最引人注目的是两次趋向统一的浪潮：第一次是楚文化的扩展；第二次是秦文化的扩张[12]。

四、简短结论

考古发现所提供的新材料，为我们认识中国上古文明史打开了一扇又一扇新的门窗。中国古文明的起源早、源头多、范围广，都是我们以往所不敢猜想的；中国古文明的丰富与变化，又往往使我们应接不暇。我们由此深深体会到了中国古文明的博大精深与绚丽多彩。研究中国古代文明史，既要认识其时间上的纵深悠久性，更要了解其空间上的广宽丰富性。正如李学勤先生所指出：“我国疆土辽阔广大，自史前时代，即有许多人口部族，在这片大好河山上活动生息，为缔造中国古代文化做出各自的贡献。进入文明时代以后，更有众多的民族和方国，递兴迭起，使悠久的历史呈现出绚丽的场面。忽视我国历史文化的这种丰富性、多样性，就像用单一的音符谱写天籁、单色的画笔描绘繁花，只能失去其原有的神韵。”[13]

正因为如此，所以从考古文化的区系类型学角度去认识中国上古文明的起源与发展，有利于从时间的纵深度了解其因果承传关系，又有利于从空间的广阔性了解各文化之间的丰富性与差异性。正如苏秉琦先生所说的：“用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学说对中国古文化进行重新认识，大大开阔了考古学家观察古代各族人民在中华辽阔国土上创造历史的视野，开始了从文化渊源、特征、发展道路的异同等方面进行考古区系类型的深入探索，过去那种过分夸大中原占文化，贬低周边古文化的偏差开始得到纠正，这就为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和突破开拓了新的思路。”[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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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文明形成过程中的几个特点

关于“文明”一词，归纳起来，在学术界可以有许多种不同的解释。对文明这一概念的不同理解，以及对文明标志的不同看法，直接影响到我们对文明探源所涉及的一系列学术问题。我认为，解决这一问题，首先是要把文明和文明因素、文明和文明起源在概念上区分开来。“文明”一词在史学上特定的涵义是原始社会已进入国家和阶级社会的时代。以往人们常常把文字、青铜器、礼仪性建筑、城市的出现作为文明时代的标志，我认为。把这些“标志”作为文明的诸多因素，似乎更合适一些。从事物发展的角度来看，文明的起源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有一个较长时间的酝酿和准备过程。从理论上讲，文明起源或文明因素产生较前，至少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文明因素已孕育而生。文明因素一经产生，便开始了文明起源的过程。进入文明时代应该有一个质的飞跃。然而，单个的文明因素的出现，并不能产生这种质的飞跃，如青铜器的出现，原始刻划符号（原始文字）的出现，城的出现等。我们并不能根据文明因素的某一项从无到有，去说明社会发生质的变化，更不能根据发现的多或少来判断是否进入文明时代。单纯以城来说，城的出现，反映了某种对立，但这种对立性不一定是来自内部，而很可能是来自外部。文明诸因素长期发展有量变到质变的转化过程，而促成这一转化的根本标志则是国家的诞生。如果以此来考察整个中国的文明进程，可以看出，中华文明的起源确实多元的，东北地区的红山文化、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长江中游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等，表现出了较多的文明因素，而且这些文明因素与中原相比，在某种程度上有较高的水平。但是，最终发展的结果，并没有发展到更高的一个层次，即进入国家，而是在中原地区率先进入了第一个奴隶制国家，进入了文明社会的门槛。因此，我们在文明探源工作中，一方面要注意到新石器时代晚期全国各地遍地开花，普遍发现文明因素的现象，这些现象充分说明了这一时期文明因素的快速增长，应当引起我们的充分重视。同时，更应引起我们的关注的是，文明国家是在中原地区找到了突破口。中原地区何以能率先进入文明? 以下谈谈中原文明形成过程中的几个特点问题，试图为解决这一课题提供一些帮助。

一、深厚的农业经济基础

纵观世界上的文明古国，均是建立在发达的农业经济基础之上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是共性，算不上特点。但是就中国而言，与周边其他地区相比，中原地区的特点又是突现的。

从率先建立国家、进入文明的夏的疆域来看。根据历史文献记载，夏文化的中心地区是在河南省的豫西地区，尤其是今洛阳平原、伊洛、涧河与黄河两岸，颍水上游以及晋西南汾水中下游地区。但这只是夏王朝的政治中心。由中心展开去，夏人还应当有更为广阔的活动范围。而正是在这一范围之内诞生了早期的文明。一个值得重视的现象是，由夏代往上推，在新石器时代，这一地区恰恰又是农业经济基础最为雄厚的地区。裴李岗文化，是我国发现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之一。目前所知的裴李岗文化遗址百余处，其分布范围大致在以嵩山周围为中心，北到太行山东麓，南到大别山北麓，西到豫西山地的东部。农业生产工具有石斧、石铲、石镰，粮食加工工具有石磨盘和石磨棒，生活用具有三足钵、圜底钵、小口双耳壶、三足壶、圈足壶、鼎、三足罐、三足甑、圈足碗和小陶勺等，以及半地穴建筑等，反映了裴李岗居民以农业为基础的定居生活。尤其是从出土的大型石铲来看，当时人们已经告别了刀耕火种的时代，进入锄耕农业时代。这应是划时代的农业技术革命。到了仰韶文化时期，这一地区农业经济更趋于稳定，而且形成了较为广大的农业经济区。仰韶文化的分布较广，主要分布在河南、陕西、山西和河北南部的广大地区，其“中心就在汾、涑、伊、洛之间的黄河两侧”[1]。仰韶文化分布的中心区也是在最早诞生文明的中原地区。仰韶文化在中原地区的分布，主要有庙底沟类型、大河村类型和后岗类型。尤其是庙底沟类型，出现了相当多的向心式布局的聚落，而且聚落的规模得到进一步扩大，面积有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平方米，聚落的周围基于保护财富和生命的需要还围以壕沟。大型聚落的存在，而且更加密集的分布，也说明农业的发展得到了进一步提高，否则，是难以适应人口极剧增加、部落不断扩大所带来的大量食物需求的。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人们为了生存，更依赖于农业的生产。当时的生产工具，主要是磨制的石斧、石锛、石锄和石铲。虽然说从裴李岗文化到仰韶文化一两千年的时间，农业生产工具的改进速度并不算太快，但仰仗于大自然的优厚赐予，适宜的气候条件、黄河冲积而成的大面积疏松的黄土等，足可以繁衍众多的人口和部落。但相应来说，人们对农业的依赖程度也越来越加强了。种植的农作物有粟、黍和高梁，并且还种芥菜、白菜等疏菜。制陶业也因为定居农业的发展成为当时最具特色的手工业。仰韶文化彩陶不仅是实用器，而且也是一种原始工艺品，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居住的条件也得到了进一步改善，有圆形、方形的地面或半地穴式的建筑，说明定居更加稳定。河南龙山文化是直接由仰韶文化发展而来的，其中主要的遗存有庙底沟二期、王湾类型、襄汾陶寺类型等。这一时期，农业生产工具有磨光的石斧、石铲等，出现了双齿叉形木耒，这对农业生产的改进无疑是有着重大的意义，它和粗笨的石器相比要轻松得多。正因为此，直到商周时期，耒耜仍然是农业生产的重要工具之一。水井的出现，是当时人们为寻求农业的稳定而发明的，它的动力仍然是人口增加、聚落发展所引起的粮食需求的增加。有了水井，人们就可以摆脱对江河湖泊的依赖，从而离开狭窄的河谷地带，走向平原，开辟更为广阔的农业生产空间。在这样一个基础上，才进一步带动了手工业的发展，如出现了青铜器及青铜冶炼遗址，发明了快轮制作陶器技术等。聚落的向心力得到进一步加强，出现了城堡。

总之，中原地区深厚的农业经济基础，这是我们可以从考古发现中切实感觉得到的，但是，由这个基础而产生的一系列深层的文化内涵、观念形态等则是潜伏于物化的考古资料之中的，也是十分重要的，它对整个中原文明后期的发展影响是巨大的，所以更值得我们去发掘。如：对农业的依赖而产生的安土重迁的观念；由对农业丰收的祈求，而产生的对自然的崇拜、对祖先神的崇拜和对生育神的崇拜，等等。定居农业以及由此产生的生活用器如陶器的发明与创造，还对人们的生活习俗产生深远的影响。又如公共墓地的出现，既反映了当时以血缘为纽带的氏族部落组织的牢固性，同时也可以看出，它是定居农业影响下的产物。由农业而引起的重视劳动力、重视生育、重视儿童等，在考古资料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为了农业的需要，人们对天文十分关注，如大河村彩陶中的天文图像、濮阳西水坡蚌塑的天文图像等。对农业丰收的祈求，转变为对天的关注；对天文的关注，又深刻的影响到人文观念，如取象于天、天人感应等。所以，深厚的农业经济基础是中原地区率先进入文明的先决条件，同时，农业社会的观念形态、风俗习惯等上层建筑的东西也对后期中原文明的发展有重要的影响。

二、以血缘为纽带的稳固氏族组织

无论是从史籍记载还是根据考古发掘的实物资料看，活动在今洛阳平原、伊洛、涧河与黄河两岸，颍水上游以及晋西南汾水中下游地区的氏族部落，虽然有大有小，社会发展有快有慢，但在形成夏国家以前，都处于父系氏族社会的阶段。但母系的传统仍有一定的影响。如史载尧“初生时，其母在三阿之南，寄于伊长孺之家，故从母所居为姓”[2]。又如舜，母名握登，“见大虹意感而生舜于姚墟，故姓姚”[3]。姚墟是舜的母亲氏族的活动地区。这些都说明当时处于父系氏族社会，母系社会的传统仍有残余。甚至于到了夏启代政时期，以父系血缘为基础的氏族组织并没有解体。《史记·夏本纪》云：“禹为姒姓，其后分封，用国为姓，故有夏后氏、在扈氏、有男氏，斟寻氏，彤城氏，褒氏，费氏，杞氏，缯氏，辛氏，冥氏，斟戈氏。”这十二个姒姓方国，即是夏的诸侯国，在夏立国前，实际上就是以夏后氏为主的十二个大的氏族组织，是夏部族的组成部分。夏立国后，以夏后氏为主体的夏王朝国家政权，与其他方国之间存在着血缘上的宗法关系，同时又存在着政治上的分封和经济上的纳贡关系。具体到每个方国而言，都是以血缘为纽带聚族而居的，自成一个组织系统。由此，我们联想起龙山时代乃至仰韶文化出现的多个城堡，它们所代表的，应当都是一些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方国，或者说是氏族或部落组织。这个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氏族或部落组织，依靠的是宗法的力量，来维系内部的团结。宗法的力量大于一切。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尚书·甘誓》中的一句话：“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意思是说，服从命令，在宗庙、在祖宗面前就会得到赏赐；不服从命令，将会在社上受到惩罚，遭到杀身之祸。而赏赐或惩罚均是以祖宗的名义进行的，反映的同是以血缘组织为基础的宗法的力量。中国有以宗法力量稳定社会秩序的传统，其渊源或可追溯到史前时期的氏族社会。所以自夏以来的历代王朝，都十分重视宗庙的建设。二里头遗址发现的1号宫殿基址，是一座面阔8间、进深3间的大型殿堂建筑，殿堂前是平坦广阔的庭院，四周有彼此相联的廊庑。在殿堂附近和庭院中的一些灰坑内，发现掷埋有人骨架，推测可能是王室的宗庙建筑。2号建筑也是一座大型夯土基址，有围墙、廊庑、大门、庭院中心殿堂和大墓。专家们推测，这也可能是属于宗庙之类的建筑。当然，王朝的覆灭，往往伴随的是毁其宗庙。摧毁了宗庙，就象征着摧毁了其立国的根基。

这种以父系血缘为基础的家长制的家庭公社，又是与当时的农业经济基础紧密相联的。过分于依赖于农业的经济生产模式，以及当时生产力的限制，使人们不可能摆脱氏族这一组织形式，甚至于在早期国家时期同样如此。在我国，真正的使这种血缘组织解体，是在铁器时代。

三、高度发展的礼制

中国古代文明最显著的特征就是礼，礼就是法典，就是制度，是“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的一套政治体系和道德规范。礼制在古代社会的基础是氏族制，它的理论基础是原始宗教。而原始宗教的产生又是与当时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相互关联的。中原地区在进入文明时代前后，礼制的发展是引人注目的。夏商周三代的礼制，无论从考古资料还是从文献上看，都是十分发达的，而且是贯穿于三代文化的一条主线。但礼制是属于上层建筑层面上的，它的形成必然有一个相当长的酝酿过程。从夏商周三代向上推，也不难发现中原史前礼制发展的踪影。

中原史前礼制的发展又是与上述的两个特点即深厚的农业经济基础和以血缘为纽带的稳固的氏族组织有着密切关系的。以农业为主的经济形态，表现在宗教上，主要有对自然的崇拜（尤其是对天神和地神的崇拜），对祖先神的崇拜，以及对生殖的崇拜等；表现在葬俗上，最典型的如氏族内的公共墓地制度，便是对血缘关系的一种肯定。

中原地区的原始宗教，深深地扎根于农业社会之中。裴李岗文化贾湖遗址发现的骨笛，是中国古代音乐史上的奇迹，但它作为娱神的工具，是为了进行宗教祭祀活动而产生的；包括出土的龟甲、龟腹石子，是用来占卜吉凶的，而且是与农业经济生活有关的。又如洪山庙遗址出土的人祖图陶缸，是人们祈求生殖的反映。从礼器组合上看，在仰韶时期，已出现了成组的礼器。如在灵宝铸鼎原附近的五帝村，曾采集到一件大型的玉钺，在另一处仰韶文化遗址中，曾采集到多件玉圭。从玉器的形制上看，这些显然非实用器，而应属于礼器的范畴。另外如成组的彩绘陶器，也应属礼器的范畴。龙山文化时期，以陶寺遗址出土的礼器最为典型。如龙盘、鼍鼓、特磬、土鼓以及玉钺、玉瑗、成套石斧等。值得注意的是，自裴李岗文化以来，逐步形成了巫师阶层。如濮阳西水坡仰韶文化遗址蚌塑龙虎墓的主人，陶寺墓地大型墓的主人，他们既是部落的酋长，同时又是巫师，是政教合一的人物。这样人物的出现，能够使礼制更加快速的规范化。所以到了二里头文化时期，中原地区的礼制发达程度是周边其他地区所无法比的。大型的礼仪建筑，当然就是二里头遗址的宫殿基址，代表了当时礼制上的最高水平，其他还发现有成组的陶礼器、玉礼器等。其中玉礼器如玉戈、玉钺、玉圭、玉琮等。中原地区礼制的发展最突出的是反映在等级制度上。《史记·五帝本纪》中曾提到“黄帝时有万诸侯”，而黄帝则是万诸侯的首领。又说黄帝“置左右太监，监于万国。”这说明在黄帝集团中，已建立了稳固集团自身发展的秩序，这种秩序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等级制来维系的。《商君书·画册》中说黄帝定“上下君臣之义，父子兄弟之礼，夫妇配匹之和”。《拾遗记》说黄帝“诏令百辟群臣爱德政者，先列珪玉兰蒲席上，燃深榆之香，舂杂宝为屑，汉沉榆之胶和之为泥以涂地，分列尊卑华戎之位也”。尧舜时期还出现了各种刑法，而且有“士”狱官之长这一级官职。说明在夏代前夕，等级制度的发展已达到相当完备的程度。据考古资料分析，从裴李岗文化到二里头文化，社会等级的区分，财富的分化越来越明显。裴李岗文化的墓葬，其埋葬的方式、随葬品已有所区别；仰韶时期，不仅在埋葬形式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还甚至于出现了人殉；龙山时期，人牲祭祀、人牲奠基成为普遍现象，大中小型墓葬随葬品的差距更大。这种等级的差别，最终发展的结果，在龙山文化晚期发生了质的变化，出现了早期国家，中原地区进入了早期的文明。

四、广纳百川，吸收周边各地区先进文化因素

中原地区之所以能够吸收周边各地区先进文化的因素，用于丰富自已，是得益于它位于天下之中的优越地理位置。中原地区以嵩山为象征，以洛阳平原、伊洛、涧河与黄河两岸，颍水上游以及晋西南为中心，周围有我国新石器时代各大文化相拱绕。如在仰韶文化时期，其东有山东大汶口文化，西有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其南有屈家岭文化；在龙山时代，向西有客省庄二期文化、齐家文化；向东有山东典型龙山文化，向北有夏家店下层文化；向南有石家河文化，东南有良渚文化等。中原地区居于我国新石器时代各大文化的中心，其文化间的相互渗透和融合是很自然的。这样就为中原地区吸收周边文化中的精华，充实自身提供了先决条件。

这种对先进文化的兼容和并蓄，是从仰韶文化时期开始的。它的东面，山东大汶口文化有一个不断西渐的过程。目前在河南发现的大汶口文化遗址，已遍及黄河以南的商丘、周口、平顶山、许昌、郑州、洛阳、南阳、信阳等9个市。大汶口文化在河南的发展总的趋势是由东往西、南，在各个阶段上反映出数量上的变化是由少到多，又由多到少，最后逐渐趋于融合[4]。有学者指出，郑州大河村仰韶文化堆积中，出土有泥质陶尊、背壶、敛口盉等大汶口文化器物，在禹县谷水河遗址出土一批盆形豆、罐形豆、长颈壶、觚形杯、镂孔高柄杯、深腹罐和袋足鬶等，反映河南地区仰韶文化晚期和龙山早期受到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的强烈影响[5]。更有学者指出，“中原地区也曾接受过来自黄淮地区原始文化的因素，尤其是大汶口文化晚期对中原仰韶文化和早期龙山文化的影响较为突出”，“说明当时大汶口文化的先民至少有一部分定居中原，并成为文化交流的使者”[6]。

再看一看屈家岭文化在河南的传播。河南境内的屈家岭文化主要集中在河南西南部的南阳地区，主要遗址有淅川下王岗、黄楝树、下集、邓州八里岗，等等。不仅如此，屈家岭文化的影响，甚至抵达到黄河两岸的郑州、禹州、汝州一带的中原腹地。而且，还有一个重要的现象是，河南中部的仰韶文化，既包含有屈家岭文化因素，又有大汶口文化因素的存在；河南南部的屈家岭文化中同样也有大汶口文化的因素，这样文化间的相互融合，所带来的必定是中原文化的提高与发展，从而也较早地将中原文化与长江文化、海岱文化连接到了一起。

到了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时期，这种对周边先进文化的吸收仍然在继续着，并且保持着强劲的势头。因为这一时期，中原地区正处于昂首阔步向文明时代迈进的时期，传说尧舜禹和三苗的长期对峙，最终禹迁三苗于三危（石家河文化的衰落），东西方既有联合，又有斗争等，最终反映在考古学文化上，仍可以看出中原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与南方的石家河文化、东方的龙山文化、岳石文化，甚至于东南的良渚文化（古文献记载禹杀防风氏）产生碰撞和交流，为中原文化吸收周边地区文化中的先进因素提供了条件和可能。

五、集中出现城市、青铜器、文字等文明因素

在龙山时代，被称为三大文明因素的城市、青铜器和文字在中原地区集中出现。

迄今为止，河南境内发现的龙山古城已达6座之多，其中有淮阳平粮台、登封王城岗、安阳后岗、郾城郝家台、辉县孟庄和新密古城寨。淮阳平粮台古城还发现在门道下面铺有排水管道，城用小版筑堆筑法筑成，说明在城的规划和建设上已非常讲究。新密古城寨城址，甚至于发现了大型宫殿基址和大型廊庑式建筑，这在其他城址中是绝无仅有的。

青铜的冶炼在河南则发现了更多的实例。如淮阳平粮台古城三期灰坑中H15内发现的铜渣；登封王城岗城址四期灰坑H617内发现的一件铜鬶腹底部残片；郑州牛砦龙山文化遗址中出土的铜块；临汝煤山龙山遗址出土的冶铜的坩锅；山西陶寺遗址一座晚期墓内还出土一件铃形铜器，这是迄今中原龙山文化中发现的唯一一件完整的铜器，也是最早的一件复合范铸造器。这些实例，充分证明中原地区在青铜铸造上是最先进的。到了二里头文化时期，青铜器的种类已可以包括容器、兵器、工具、装饰器四大类，在铸造工艺上，有多合范的整体浇铸，也有采用分铸和接铸法的，体现了二里头文化时期中原地区在青铜冶铸技术上首屈一指的地位。

文字作为文明起源起源的重要因素之一，引起了人们更多的重视。在中原地区以外，如在山东大汶口文化陶尊上，曾出现有刻划的符号，有人称之为原始文字；在山东龙山文化中，比较引起轰动的有丁公陶文；东南地区的良渚文化中也发现过陶文。所有这些都大大丰富了我们探讨中国文字起源的实物资料。就中原地区来讲，最早在贾湖裴李岗文化遗址中就出现过八千年前的契刻符号；登封王城岗龙山晚期陶器上，曾发现刻有一“共”字；陶寺龙山晚期的一件陶扁壶上，曾发现用毛笔朱书的文字，字型结构与甲骨文相似；偃师二里头遗址陶器上的刻划符号有数十种之多，大都刻在尊类器物特别是大口尊的口沿或肩上，其中个别有类似文字的。

城址、青铜器、文字这三个文明起源的重要因素，在龙山文化时期在中原地区都已出现 ，而且比较集中，这又成为中原文明形成过程中的一个特点。单个的文明因素或其中的一两项在其他地区可能会出现，但同时出现的并不多，中原地区可以算上典型的一例。

六、新石器文化发展自成序列，连续发展

与周边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比较，中原地区在文化的发展上更具有连续性。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中间除裴李岗文化与仰韶文化之间小有缺环外，其余的可以说是环环相扣，以至于我们可以说，以后的考古发掘在它们中间已找不到缺环。文化的连续发展，自然为文明时代的到来积蓄了力量，这也正是中原地区的优势之一。依据苏秉琦先生的条块说，即六大区系，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的北方，红山文化的坛庙冢以及玉龙、勾云形大玉佩等，代表了较高的文化发展水平，但后期的发展并没有顺着这个发展的趋势走下去，而且兴隆洼—红山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之间，这条发展线索并不能很好地贯穿起来；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其发展序列为后李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然而龙山文化之后的岳石文化存在着“突变”和突然衰退现象，并没有呈阶梯状一步步迈进文明的门槛；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沿海地区，良渚文化达到了它的巅峰，然而到晚期却走向衰落；以环洞庭湖与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部，其发展序列为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在石家河文化的晚期同样走向衰落；至于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除仙人洞在我国稻作起源中有重要的地位以外，整个文化的发展水平与中原甚至与其他地区相比，还看不出明显的优势。通过比较可以看出，中原地区新石器文化连续发展，在文明起源与形成的过程中同样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以上是我们通过对比和分析所得出的中原地区在文明形成过程中的一些特点。从一定意义上来讲，集诸多特点为一体这本身就是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它可以说是中原文明形成中的一个最大的特点。这些特点或许我们能够在其他地区或文化中找到其中的一点或几点，但是，能够将这些特点汇于一身，这确实是中原地区所仅有的。了解这一特点，我想也就找到了中原地区之所以率先进入文明时代的基本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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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夏文明综述——《中华文明史》阅读笔记之一

二、 物质准备

农业的起源

世界的古代文明军发达与大河流域的农业区，中国文明亦不例外。湖南道县玉蟾岩和江西万年仙人洞发现了至少在12000年前开始栽培水稻的证据，这也是目前世界上已知最早的证据。

公元前7000年前后，长江和黄河流域中下游以及辽河流域开始了第一批农业村落。稻作和粟作农业区遂告形成，这时尚处于耜耕农业阶段。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上普遍发现有稻谷、稻草的堆积，显示了其颇高的生产能力。河北武安磁山遗址可为北方旱作农业村落的代表。

约公元前4000年或稍晚时，江浙一带的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的居民，拥有一整套石制农具，尤其是师犁和大型石犁的发明，表明当地的一些地区，已经发展到了犁耕农业阶段。

手工业的发展

手工业是农业生产生活的必要的补充。其中石器和陶器是先民非常重要的两项技术。石器的制作自从人类诞生以来就开始了，早期是打制石器，而磨制石器与陶器的发明是新石器时代的主要标志，可以上溯到一万多年以前。

新石器时代手工业出现了重大进步。首先，传统制造业中出现了若干新的技术，特别是快轮制陶技术的发明，引起了制造业内部结构的变革。玉器制作也出现了新的技术法。其次，出现了新的手工制作门类，如木胎漆器制作业，丝绸业；由于玉器在社会生活和宗教中的象征功能的增强，制玉业从石器制作业中独立出来；公元前5000—4000年间的仰韶文化早期已经出现了最早的铜制品，到公元前3000年作用各地已经普遍出现了铜器。第三，手工业的生产方式向专门化发展，尤其是玉器和铜器的制作中出现了专业分工。至此，社会分工不但在农业和手工业之间，而且在制造业内部发展起来。这必定引起产品交换和流通方式的复杂化和多样化，促成私有观念的产生和私有经济的发展，最终带动整个社会不可逆转地复杂起来。第四，制造业中还衍生出了专门服务于社会上层的贵族手工业。包括玉器、丝绸、漆器、象牙器和高档陶器（良渚文化中的玉器、黑陶器，大汶口文化的象牙器，龙山文化的为数不多但却是精品的黑陶器）。

建筑及建筑技术

在新石器时代中期先民的建筑还是窝棚式建筑，后来黄河流域及更北的地区流行半穴居式房子，黄土区开凿窑洞，江浙地区多平地建筑，江南则为干栏式建筑，后者含有较高的技术含量。在村落上午整体规划设计方面，通常有一道人工开凿的圆形壕沟，聚居的房子周围有贮藏什物的窖穴以及陶窖、牲畜栏等，体现着氏族社会生活的原则。

新石器晚期后段，建筑业出现了新型建筑材料的开发，如烧制土砖、石灰、混凝土层制作，还有夯土技术和打井技术。夯土技术一方面使人们淘汰了半穴居式房子，改居住在多有台基的高爽的地面起建式住宅。而台基式、多间隔的土木结构建筑正是中国古代建筑的主要特点；另外更重要的是使修建如城墙、大型宫殿之类的大规模建筑成为可能。打井技术的意义在于使人们可以自由地选择远离自然的水源却有重要意义的地点居住。

总的说来，新石器晚期后段是史前技术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节点，在农业生产进步的基础上，无论手工业还是建筑业，都以新技术的出现为标志，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为社会走向文明作好了物质准备。

三、 社会的文明化过程

技术的进步引起社会分工，社会恩工又引起产品交换，私有观念和贫富分化已随即而开始。随着利益冲突和各种矛盾的尖锐化，氏族公有制社会已经无力来维系社会秩序，这就须有新的权威势力来平衡、约束乃至压制社会矛盾，这种强制力量就是今天所谓的国家机器。国家的这个形成过程，可以谓之为社会的文明化过程。

揆诸考古学，史前的社会文明化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局部发展阶段，约在公元前4000—前3300年期间，对应于考古学上的新石器晚期后段。其特点是：该阶段人口呈爆发性增长，人群交往频繁密切起来，出现了不同社会单位的私有制，村落利益矛盾发生。

第二阶段是普遍发展阶段，约在公元前3300年—前2500年左右。其特点有，小家族乃至个体家庭经济独立性越来越强，私有制和社会分化进一步扩大，社会结构呈橄榄型——高端和低端人少，中间层居多，传统的氏族组织，依然是社会的基础结构，贵族利用其躯壳，作为控制和管理社会大众的网络，已经消解了其民主和平等原则，巩固了贵族自身的利益。这些贵族阶层已经全方位地推动了一种新型的社会管理和控制体系的建设，社会生活出现了许多新的内容。此时大量出现的若干普通村落围绕一座中心聚落分布的社群结构即是这一新内容在宏观社会结构方面的体现，这种社会组织形式即是古人所谓的“国”与“邦”，它是社会进入邦国林立的时代的标志。至前2500年前后，社会文明进程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但此时长江中下游地区和辽河流域的文明不同程度地沉寂了下去。

第三阶段是古史传说的尧舜时代，约在前2500—前2000年左右，对应于考古学上的龙山时代，也是铜石并用的时代。它的特点是，各种矛盾激化，社会结果呈金字塔型——底层人数最多，越往上层人数越少，呈现出了典型的阶级国家的登记和财富分配的构成模式。龙山时代，战争和暴力冲突的规模和旷日持久前所未有，有邦国之争，亦有民族冲突，邦国之间结成的军事联盟的目的在于民族内部的政治统一，更指向民族征服，从而开启方国之争的序幕，最终走向三代文明。

四、走向文明的不同道路

先夏文明是由若干相对独立演进发展的地区文化相互融合而形成的，他们个有特色，这些地区文化主要有燕辽地区的红山文化，江浙地区的良渚文化，长江中游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黄河下游大汶口—龙山文化，黄河中游仰韶文化—中原龙山文化，它们共同形成多元一体的文明格局，其中中原文化的地位逐渐突出，诸文明的功过成败，经验教训最终熔入中原这座大熔炉，进而为冶铸出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作出良好的奠基。

（一）燕辽文化区

燕辽地区指今天的辽西平原至燕山南麓一带。该文化区位于东北亚筒形罐大文化群的最南端，受其南邻的影响，它沾上了越来越多的黄河流域的文化的特色。出现公元前4000年左右的红山恩惠取得突出成就，现在已经发掘的约50平方公里的牛河梁遗址群，留下了十几处大型公共建筑，该遗址群并非日常居所，而是红山文化的精神中心。但公元前3000年左右，红山文化崩溃。可能的原因一是由气候干旱化变迁所导致；另一方面由于红山社会唯一依靠的力量乃是宗教信仰，而其社会基础很不坚实，外部的些微变化，就可能导致其走向崩溃。

（二）环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

从新石器时代中期开始，长江下游就启动了文明化进程，如河姆渡文化和江浙一带的崧泽文化等。到前3300年左右，当地进入良渚文化阶段。良渚社会分层明确，上层贵族地位依血缘世袭，墓葬品数量规格已经制度化，近似形成商周一类的规范礼制。该文化所在的长江下游地区，乃是古越族的主要分布区，强大良渚文化的甚至扩张到了苏北地区。但在公元前2500年前后，由良渚贵族精心设计的宗教色彩日益浓重而变得极端和僵化的社会调控机制，再也无法应对任何来自外部环境和内部形势的变化时，整个系统便一泻千里般崩溃了。此后的长江下游地区，几乎成了一片空白。

（三）长江中游的荆楚文化

以两湖地区为主的长江中游，古地名称荆楚，居民曰苗曰蛮，史前社会文明可以追溯到大溪文化，继之以屈家岭—石家河文化。湖北天门的石家河城遗址是荆楚文化的代表。该城遗址每边长达1100—1300米，总面积达100万平方米，其工程之浩大，竟连发现它的考古学家很长时间里都不敢相信它是5000年前杰作。在前2300—前2200年左右，该文明衰落了，原因有两说，一是水患说，一是军事失利说。

（四）黄河下游的海岱古文化区

此文化因“惟海岱为青州”（《尚书》）之句而得名。它的特点是，这里的居民拥有一套复杂的陶器群，以丰富多样的造型而非绘彩刻饰取胜，它还有几种特别的风俗，如拔牙——拔掉侧门齿的风俗。该地区的制造业可能也是当时最发达的。

海岱古地区社会文明进程起步较晚，约在大汶口文化中期开始，至龙山文化时代达到高峰，经过持续发展，直到商代早期，一直是颇有竞争力的地方文明，这一点不同于前述诸地方社会的命运。该地区的文明经过长期稳定发展自然磨合而成，它是一个比较务实的社会。又因其西接中原，北通燕辽，南邻良渚文化，沿淮以溯又同世纪中游地区往来，故能在交流中不断自我调整得以持续发展下去。

（五）黄河中游的华夏文明

约公元前5000年，这里出现了仰韶文化。早期以姜寨村落为代表，各地文化面貌相对独立，处于大致平等平均的氏族公社阶段。约公元前4000年，仰韶文化中期（又叫庙底沟期）进入最繁荣的时期。整个文化面貌高度统一。它给人印象最深的莫过于其文化的辉煌，彩陶文化独具特色，影响力达大半个中国。公元前3500年，仰韶文化晚期，高度统一的文化面貌不复存在，各地的文化独立性和不平衡性凸显出来，只有渭水上游至陇东一带得到发展，而早前仰韶文化扩展区的一部分异化为马家窑文化而分离出去了。这种松散离析的态势持续到公元前3000年左右，才开始了因大规模重组（亦即晋南豫西的庙底沟二期文化）而得到改变，再到公元前2500年，又形成中原龙山文化。与黄河下游稳定的社会文化迥异的是，这里显得混乱不堪，社会动荡，各种矛盾空前加剧，冲突由村落而至邦国。

该文化区有两个地区值得注意：一是位于晋中南的襄汾盆地，传说是陶唐氏帝尧所居，最大的陶寺遗址，仅中部内城城垣的面积就达到200万平方米；另一个地区是豫西晋南地区，这里是被后人认为是虞舜、夏禹以及稍后的夏王朝的所在。

为什么其他地方社会大多在直线发展后难逃陨落的命运，而中原文化能在大起大落之后却存续发展下来呢？原因可归结为三个方面：

就气候条件而言，它不是最佳的，但亦绝不至于象燕辽文化一样因环境变迁而衰落。

在文明进程的机制方面，它不同于其他社会其他地区文明化的共同点——社会的贫富分化开始得较早。这是以环境资源的丰富和稻作农业生产率较高为基础的，其社会的运作主要围绕如何处理阶层之间的关系而展开的。而中原地区资源匮乏，旱作农业生产率低，社会分化不易展开，社会的主要矛盾体现为集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其领袖权威带有更多的务实和军事色彩，而异于非中原地区的上层领袖带有更多的宗教色彩和管理色彩。

中原地区的位置帮了大忙。这里特殊的中心地理位置，是包括海岱地区在内的其他各地方社会无法比拟的，来自四面八方的各种文化、思想和政治经验交汇融合进了中原这个大熔炉。这座大熔炉既熔铸了中原社会的文化方向，也炼就了中原人包容万象的开阔胸襟，它对周边社会的凝聚力不断增强，从而为三代文明以及一个更持久的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发展趋势奠定了基础。

五、中华文明特质的初现

史前社会的文明化进程，为三代文明做了准备，更为重要的是为日后的中华文明的特征、性质和发展方面奠定了基础。换言之，中华文明实为史前社会文明化的继续与发展。下述史前特征影响了日后的中华文明的发展。

（一）安土重迁，或许是农业经济生活最主要的特点之一。由此而产生了相对稳定的族群，如“华”“夷”“苗”“蛮”“越”“戎”“狄”“羌”等。

（二）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内部交通便当和文化的多重结构，导致了史前中国社会的另一个动向，即文化和社会多元发展的同时具有一体化的趋势。公元前3000年左右，中原文化核心化，史前文化的多元格局和一体化的趋势导致了中国文化的根本方向——多民族国家的形成。

（三）史前中国社会文明化严禁方式导致了中国社会的基本特征，那就是牢固的氏族—宗族观念和严格的礼制。中国的礼制应该萌芽于大汶口—龙山文化及良渚文化时期。

（四）祖先崇拜与中国社会的非宗教性特点。中国社会是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开始是氏族，以后是宗族的血缘关系网络构成的社会。它的等级制或礼制尤其强调对祖先的祭祀、崇拜和“孝”，带有强烈的道德色彩。中国的宗教由于早期军事领袖对神权的压制，并进一步专擅“社祭”，使宗教在早期就相当大程度上沦为统治者的工具，其后本能的血缘亲情的祖先崇拜得到进一步的强调，而宗教日益不发达，到后来就远远无法形成一种类似于西方能抗衡王权的力量，这也是中国社会专制的根源之一。同时也形成了中国文化艺术发展史上的非宗教性特点。相反，却开启了从儒家学派到程朱理学，由关于“君臣父子”的理念所形成的牢固传统，并推进为中国人至高无上的道德观念。

（五）源自史前生活基本需要的发明——漆器、丝绸和玉器及卜骨习俗，却在日后的历史进程中越来越成为东方民族的审美情趣、社会心理和思维方式的集中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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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00年前如一把刀：中国大多数遗址都在这个时代灭亡了

在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4000到5000年之间，华夏大地遍地开花，文化交相辉眏，这是一个被考古人称为“英雄的时代”的时期，考古人用“满天星斗”来形容这个时代（苏秉琦观点），各地城邦并起，如天上的繁星：中原的仰韶文化庙㡳沟类型、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西部的马家窑文化、山东的大汶口文化等等，都代表了这个时期的各地豪强。这些新石器文化，虽然都极具特色，但却没有一个能有广域的影响力来统领华夏秩序，所以只能是“满天星斗”。

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如满天星斗

曾经在《三联生活周刊》上披露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长江黄河与西辽河考古学文化年表”中，看看中国的新石器时代，公元前2300年的那条线，如一把刀，切割出了两个时代：仰韶时代与龙山时代。正所谓“不破不立”，中国各地的这些新石器文化，几乎都在4300年左右终结了，之后的一两百年，新的文化在各地又重新开始，其文化高度较之前有过之而无不及，此时，华夏历史已经来到了“月明星稀”的夏王朝诞生的前夜。

中原：仰韶文化

在4300年前，中原正处在仰韶文化庙㡳沟时代的末期，这是一个以彩陶为特征的文化圈，此时的仰韶文化在中原存在了2500年左右，也就是在这个节点，庙㡳沟的彩陶文化突然消亡，一个新的、更加强劲的文化类型正在酝酿，那就是中原龙山文化。中原龙山文化，一般认为是“五帝文化”，这种文化类型的更替，其实可以从史书中找到痕迹，彼此的中原，正受大洪水的困扰，五帝频繁徙都，从轩辕丘（新郑）到帝丘（濮阳），再由帝丘迁到西亳（洛阳），甚至迁到黄河北岸的山西。也就是说大洪水是中原仰韶文化消亡的主要原因。

东方：大汶口文化

大汶口文化是盘据山东半岛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其分布范围大致在淮河以北，西以运河为边界，因为当时的中国在河南与山东交界之处，分布着许多大泽，成为了仰韶与大汶口文化的天然分隔线。往南，大汶口文化与良渚文化之间有着持续的战争，在4300年左右，大汶口文化也消亡了，转变为了海岱龙山文化（黑陶文化），大汶口文化的终结与除了与当时盛行的大洪水有关外，也可能是与南方良渚之间的战争消耗有关。

江南：良渚文化

良渚文化是江淮一带高度发达的玉石文化，在兴盛了1000年左右，良渚也倒在了4300年前，并且在此后的千余年，一直到吴、越的兴起，此地再也没有出现过如良渚般强劲的文化。良渚的灭亡，有很多说法，结合当时的大历史背景，大洪水无疑是首要可能的因素，其次良渚与北方大汶口旷日持久的战争也值得关注。此外，还有一个说法就是，良渚贵族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与财力制造了无数的精美玉器，引起了下层民众的不满，良渚被暴力推翻，也未可知。

除此之外，位于西北甘肃一带的马家窑文化，位于长江中游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也都在4300年前左右灭亡了。华夏大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都没跨过4300年前这个时间节点，恐怕不是自身发展的原因，更大的可能大外部环境变化的缘故，结合历史背景，在五帝与夏王朝交替之际，大洪水无疑就是最可能的“真凶”！

大洪水有可能是4300年前中国各地新石器时代遗址消亡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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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区系东部就是山东区系

苏秉琦先生将中国考古文化划分为七个区系，在中原区系东部就是山东区系，学界通常称这里的考古文化为海岱文化，岱字来源于泰山的别称，就是“岱宗”，按照我们前文命名的特点，本文将其命名为“泰山圈”，以“泰山圈”为核心的海岱地区与以“嵩山圈”为中心的中原地区相爱相杀，此消彼长，在交流与斗争中，形成了灿烂的中华文明。

本文的主角就是位于其东部的这个半岛及其周围地区。

她与中原地区恩怨情仇几千年，却从未缺席中华文明的形成历史

我们前文有讲过，苏秉琦先生将中国考古文化划分为七个区系，在中原区系东部就是山东区系，学界通常称这里的考古文化为海岱文化，岱字来源于泰山的别称，就是“岱宗”，按照我们前文命名的特点，本文将其命名为“泰山圈”，以“泰山圈”为核心的海岱地区与以“嵩山圈”为中心的中原地区相爱相杀，此消彼长，在交流与斗争中，形成了灿烂的中华文明。

她与中原地区恩怨情仇几千年，却从未缺席中华文明的形成历史

苏秉琦先生将中国考古文化划分了七个区系

这里是中华文明重要的源头之一，我们首先看下这个区域现在是什么样的环境。

地貌

山东这个区域由大陆和半岛组成，东西700多公里，南北400多公里，北部与河北省接壤，南部是苏皖两省，西南方向为河南省，东部是茫茫的大海，胶东半岛宛如一只巨手探入大海，硬生生在黄海中撕下来一块成为了渤海，与对岸的辽东半岛遥遥相望。

渤海湾在晚更新世期间还是一望无际的平原，在全新世海侵中形成的渤海湾将远古时期迁移过来的古人毫不留情地分割在两个区域，只留下了一连串的海岛，宛如一条珍珠项链串接着曾经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古人们，同时也为他们的后代跨海交流提供了一条便捷的通道，这条岛屿组成的项链人们称之为庙岛群岛。

山东虽然被称作“山东丘陵”，其实丘陵地带占总面积只有35%左右，平原的面积在50%以上，这要归功于全新世海退及河流的冲击和泛滥。

她与中原地区恩怨情仇几千年，却从未缺席中华文明的形成历史

山东中部是一览众山小的泰沂山脉，西北方向是与华北平原连成一片的平原地带，东部为低山广谷的胶东丘陵地带，其与中南部丘陵区域之间也是一片平原地区，人们称之为胶莱平原，与西北部的华北平原呈现一个弧形环绕在丘陵地带的周边。

整个区域河网密布，密度达到0.24/平方公里，长度在50公里以上河流有一千多条，大多属于黄河、淮河、海河三大水系。同时在中南丘陵的西北边缘地带分布着众多的湖泊。

她与中原地区恩怨情仇几千年，却从未缺席中华文明的形成历史

海岱文化地区地形地貌

这里属于暖温带季风气候，平均气温在12-14°C。这个温度对于以采集狩猎为生的古人类来说明显偏低了，但几千年前这里的气候及地理环境与现在有很大的不同。

我们将视线移到10000年前，看下那个年代这个区域是怎样的呢？

溯源

我们都知道，11500年的仙女木事件结束之后，温暖的全新世来临了，这个时期在学界通常被划分进新石器早期，之前的年代通常会被划分进旧石器晚期和旧石器向新石器过渡期.

山东地区发现的旧石器晚期遗址非常少，相关资料也很可怜，已经发现的遗址主要分布在鲁东南及苏北东部一带，胶东半岛也有一些发现。其中以泰沂山脉腹地的沂源千人洞和上崖洞及临沂凤凰岭一带遗存为代表。绝对年代据栾丰实先生推测在15000年-10000年这个时间段。

在更南部的汶泗流域也发现了一些旧石器遗存，与上述旧石器遗存文化面貌不同，属于不同的文化族群。

这个族群的文化面貌与河南安阳小南海洞穴遗存比较近似，之间的关系很微妙，由于所得资料实在有限，我们这里不做详述了。

她与中原地区恩怨情仇几千年，却从未缺席中华文明的形成历史

旧石器遗址主要分布在千人洞、上崖洞、凤凰岭一带

皇天不负有心人，2004年在泰沂山脉南侧发现了扁扁洞遗存和黄崖洞遗存。

扁扁洞遗存与黄崖洞遗存的主体年代分别是10000-9500年和9500-9000年，两者从时间、地点、文化面貌几个方面都能衔接上，说明是同一个族群的不同阶段。同时黄崖洞遗存与之后的“后李文化”也能够形成衔接。

我们基本上可以肯定，海岱地区早期考古文化由扁扁洞遗存-黄崖洞遗存-后李文化这条线形成了一条完整的发展脉络。

与我们前文讲到的中原地区嵩山圈李家沟-裴李岗一样，都是本地独立发展的考古文化。

她与中原地区恩怨情仇几千年，却从未缺席中华文明的形成历史

扁扁洞遗存位于沂源县西北12公里处

嵩山圈李家沟遗存延续了北方的罐文化体系，而泰山圈的扁扁洞遗存代表南方的釜文化体系。这种文化上的差异竟然一直延续到了新石器中晚期。

她与中原地区恩怨情仇几千年，却从未缺席中华文明的形成历史

古人类迁徙路线

据学者考证，11500年-8500年这段时间，泰沂区域气候与其他地区类似，处于冰后期的波动阶段，气候温凉，海水这个时候刚进入渤海湾，到9000年时候才推进到现在的海岸线附近，进入距今8500年以后，这个地区的气候开始变得温暖。后李文化也就在这个温暖期到来之际降临了。

诞生

9000年前随着全新世进入中期，气候变得温暖湿润，到距今8000年的时候这个地区的整体温度要比现在高3-4°C，从植被和动物来看，与现在江淮一带的气候情况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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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世以来气候变化曲线

山东地区全新世期间气候变化的第一个节点大概在8500年前，在这个时间点，深山腹地山洞里顽强生存的古人类走出洞穴，来到了泰沂山脉北部的冲积平原地区。在这里创造了后李文化，目前发现的后李文化遗址有十几处，大多分布在泰沂山脉北侧的丘陵及冲积平原上，海拔高度在40-50米。

距今8000年前后海平面再次波动，并发生了海退，海退形成的富含养料的沉积平原对农业的发展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在8000年前，豫东和鲁西一带地势比较低洼，我们知道，在战国筑堤之前，黄河下游改道和泛滥非常频繁，所以这个地带发现的考古遗址很少，考古遗址主要就是分布在黄河摆动区两侧形成的冲积平原上，西部靠近太行山这侧有磁山文化及北福地一期。东部则是本文主角泰沂山脉北部的后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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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泛区及几支文化势力分布图

黄河今天已经稳定在泰沂山脉北部，在远古年代却并非如此，基本上沿着今天的浚县 、内黄 、大名 、曲周 、巨鹿 、深县 、蠡县 、高阳 、安新 、霸州这条线，从天津处入海。

古黄河与太行山中间形成一条长廊，也是由低山丘陵和冲积平原构成，宽度有70-120公里，磁山文化就分布在这个区域。同样古黄河与泰沂山脉之间也形成了这样一个区域，范围差不多。这里分布着后李文化。

黄河这个冲积扇外围则是我们前文讲到的裴李岗文化，优越的地理环境，让裴李岗文化在这个时期一枝独秀，远远超过了同期的磁山文化和后李文化。

与磁山文化不同的是，泰沂山脉这个区域形成了独立的文化发展脉络，而太行山东麓地区由于处于嵩山、泰山、燕山几大文化圈的碰撞地带，在这之后并未形成连续的文化发展脉络，在不同的时期展现出不同的文化面貌，很明显是受到了几个文化圈势力的交叉影响，与淮河中下游区域这个碰撞地带表现出来的考古文化现象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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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碰撞地带示意图

在裴李岗时代，这个区域的文化面貌虽然自成体系，但更多的是与裴李岗文化接近，这里应该是裴李岗的势力范围。

仰韶时代由于中原文化扩张的方向主要是向西，和东部的淮河下游地区，这里成了海岱文化的势力范围，磁山文化的继任者后岗一期表现出来与海岱地区北辛文化更加接近的文化面貌。

之后随着中原和海岱势力的此消彼长，这里的文化面貌也随之变化。

相比裴李岗文化100余处的考古遗址，后李文化十几处考古遗址的确显示出她与裴李岗文化存在很大的差距，主要的原因其实就是环境所至。

我们看下后李文化考古遗址分布情况。

分布

后李文化绝对年代目前不是很清晰，本文采用9000-7300年前这个时间段（多数文献认同8500年为上限），本文采用这样的断代主要是基于前后考古文化时间上衔接的考虑。这里我们不做深论，留待考古的进一步发现。

后李文化遗址到目前为止共发现了 16 处，分布在泰沂山脉北侧的低山丘陵及冲积平原地带。

主要包括长清月庄、万德西南，历城盛福庄、张马屯， 章丘西河、摩天岭、绿竹园、小荆山和小坡、茄庄西， 邹平孙家，张店彭家庄、临淄后李、广饶西大张、潍坊前埠下等，还有在泰沂山脉东南发现有诸城六吉庄子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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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遗址与其他地区考古遗址分布特点基本类似，大多分布在河流滩地和河谷阶地上，离河流不远，便于饮水，离山地较近同样方便采集和狩猎。

根据出土的陶器组合，学者将后李文化分成两个器物群，以小荆山遗址和西河遗址为代表的西河类，另一个是以月庄遗址和前埠下遗址为代表的月庄类。

两者的发展轨迹有明显区别，通常认为，西河类遗址是后李早期遗址，月庄类遗址属于后李晚期。

月庄类遗址的器物类型出现了北辛文化的风格，这或许是后李过渡为北辛文化的一个依据，按照学者分析，北辛文化虽然有后李文化的因素在里面，但出现了非常大的改变，而且北辛文化的测年数据实际上与后李文化存在交叉，也就是北辛文化与后李晚期存在着一段并行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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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变迁

根据上文描述，我们可以做出推测，在后李文化进入晚期的时候，有一群人来到了后李这个族群所在区域，并在这里定居生活下来。

他们的到来导致了后李文化器物类型的变化，也就是出现了月庄类型。

后李文化十几处考古遗址到北辛文化猛增到100多处考古遗址，大有与裴李岗文化分庭抗礼之势。

考古遗址的增多说明这个时期海岱地区文化空前的繁荣，但整体上中原地区的裴李岗文化还是处于强势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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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下游考古文化分布

中原地区的优势地位一直持续到仰韶的晚期，随着大汶口文化的崛起，海岱文化区开始反超中原地区。

龙山时代到来之后，中原文化再次崛起，不过海岱文化也不遑多让，双方基本上势均力敌，交往和融合极其密切。

随着夏王朝的来临，中原文化彻底站在了中国考古文化的顶端，海岱文化开始沉沦，一直到周代，彻底融入华夏体系。

这些是后话了，我们还是看下是哪些人来到这里，并促进了北辛文化的诞生。

从考古发现来看，在后李文化时期，中原与海岱就存在着文化上的交流，主要流向是由裴李岗文化对后李文化产生影响，这是文化流动中由强至弱规律的正常体现。

这种影响并不大，体现在个别陶器类型的样式上。

综合学者们的考古结论，北辛文化实际上是受到三支文化的影响，一支是本地的后李文化，还有一支是淮河中游地区的双墩文化北上，最后一支就是空前发达的“贾湖文化”(裴李岗文化贾湖类型)东进。

我们知道，在那个年代豫东和鲁西地带是大片的洼地，不仅不适合人类生存同时也阻碍了两地古人们的交流。

聪明的贾湖人沿着淮河及其支流向东及东南方向迁徙，这样可以绕过豫东的那片洼地，他们来到了安徽及江苏的北部地区，影响了本地文化之后从鲁南苏北地区逆着古泗水一路北上。到达了泰沂山脉山前的阶地平原上。并留在这里创建了北辛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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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大海侵的到来，裴李岗时代结束，北辛文化也受到重创，一部分北辛人走北部通道进入太行山东麓，与本地文化结合，形成与北辛文化类似的后岗一期。

有的学者提出在海岱地区北辛文化结束以后有个短暂的时期，并将其划分为后李二期，随着考古大年代框架的建立，这个说法变得很微弱，但本文认为有其合理之处。

这点与半坡被庙底沟取代，庙底沟突然崩溃以后，半坡文化死灰复燃是类似的。

随着北辛文化的出现，海岱地区考古文化开始了独立发展的脚步，之后经历了大汶口晚期的辉煌到海岱龙山的强盛一时。

海岱文化与中原文化交相辉映，共同组成了我国辉煌的远古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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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下游文化序列

结语：这里是太昊、少昊、颛顼、帝喾等这些中华民族先祖们的发源地。同时也是中华民族文字、语言、祭祀等文化的重要源头之一。在中华文明的形成过程中书写了浓妆重彩的一笔。她同样是中华文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后续考古文化静待我们下文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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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黄河流域考古文化最后战胜了长江流域考古文化

我国南方和北方的新石器文化此消彼长的过程似乎存在着一个规律，会是什么呢？本文从气候的角度做下简单的梳理，限于篇幅，本文将时空下限定在7000BP这个点，其他时期的情况以及其他角度我们陆续在后面文章中来讲述。

10000年前

距今18000年，更新世进入晚期，行将覆灭的更新世用一次异常冷酷的冰期向人类发起挑战，末次冰期如约而至。高纬度地区笼罩在厚厚冰层的下面。东亚大地北方也是一片茫茫的荒野。

巨大的环境变化，让这片大陆上顽强生活的古人面对最严酷的抉择，在北方，茂密的森林变成草原。面对生死存亡，这里的古人原本硕大的石器变得细小，以适应草原上狩猎的需要。

迁徙

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中国古文化的发展，有个非常明显的现象。每逢气候变得干冷的时候，南方地区的古文化会变得兴旺发达，而气候暖湿时期，北方的古文化会更加繁荣一些。

在更新世晚期这次寒冷的冰期中，相对于北方大地的萧条，华南地区的古文化相对来说异常的繁荣。

这片地区分布着玉蟾岩、三角岩、甑皮岩、大岩、庙岩、牛栏洞、朱屋岩、鲤鱼嘴、白莲洞、陈家岩、思多岩、麒麟洞、黄岩洞、螺髻岩、独石仔、矮洞、黄岩门等诸多遗存。

其中玉蟾岩和甑皮岩我们很熟悉了，这里不仅出现了原始的陶器，同时原始稻作也开始萌芽。

不过按照学者分析，这些遗存考古文化面貌差异还是不小。陈伟驹博士在其博士论文中将岭南地区北方的遗存划分为玉蟾岩类型，南方为白莲洞类型。玉蟾岩类型明显更发达一些。这里的陶器类型是圜底釜形器，同时出现了家猪的驯化现象。

下图是晚更新世末次冰期的平均气温分布情况，从图上我们能够看出来，岭南地区的气温在10-20度这个区间，这个气温非常适合古人类生存，所以我国华南地区首先进入新石器时期也就不足为怪了。

我们再看下北方，北京这条线是当时零度的分界线。虽然气候寒冷异常，但这里在13000年左右还是进入了新石器时期。我们发现了南庄头、于家沟两处遗存，虽然数量不多，但这里同样也开始出现原始陶器，器型以筒形罐为主。

同时在更北的嫩江流域也出现了一支古老的考古文化，被称为'后套木嘎一期'，也是以筒形罐为主。应当是有一些更勇敢的古人翻越燕山并进一步来到了这里。

10000年前后

在岭南的这些人通过山间河谷纷纷向北迁徙，一群人来到澧阳平原，在这里我们发现了八十垱下层、竹马、十里岗、燕儿洞、双林、新民、宋家岗和华垱等遗址

所处年代大概在距今11000-9000这个区间。从陶器面貌上看，应该与甑皮岩、玉蟾岩的人群有关，都是以圜底釜为主要特征。

上山文化

同样有一群人来到南岭东北部边缘地带的山间盆地，在这里创建了'上山文化'，上山文化以其复杂的陶器类型一跃成为了我国同时期考古文化中的领头羊。

气候变暖让北方地区的考古文化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河北地区出现了转年、东胡林和西庙几支考古遗存，同时在中原地区出现了李家沟文化，山东地区出现了扁扁洞和黄崖遗存。嫩江地区经过一段长期的空白后于10000BP后出现了双塔一期文化。

虽然进入了全新世的温暖期，冰川开始融化，但这个时期还是比较干冷，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嘛。我们从考古文化的分布上同样能够看到南北方的差距。

北方这个时期遗存数量少，还不成体系，而南方，尤其长江下游的上山文化，已经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同时我们看长江中游，澧阳平原地区也分布着一定数量的考古遗存。

距今9000-8000年

距今9000年我国气候进入了全新世的大暖期，但还处于气温波动频繁的时期。

裴李岗文化

北方这个时候出现了裴李岗文化，本文采用韩建业先生的分类，将贾湖并入裴李岗文化。

而裴李岗文化是由李家沟文化向南迁徙到沙河形成的，南迁的行为说明了气候还是比较干冷，逐渐掌握了原始粟作的人们向南寻找更加合适的土地。

据学者考证，距今8700年有一次持续300年的强升温，在温度升高的背景下，裴李岗人向北扩张，形成了环嵩山的文化区。

向东迁徙的这些人造成上山文化发生蜕变，杭州湾地区出现了跨湖桥文化。兼有上山文化传统的双耳罐平底钵的同时出现了彭头山的绳纹圜底釜。

优良的水热条件，让这个时期北方文化开始全面发展，辽西的小河西文化以及海拉尔河流域的哈克一期文化都在这个时期出现。

小河西文化

哈克一期文化相对要复杂，有双塔一期文化的特征，同时有小河西以及贝加尔湖地区的文化特征。气温的变化导致贝加尔湖地区人群南下也是可能的。

通常认为小河西文化来自双塔一期文化，本文支持这种看法，从气候来看，应该是气温的向下波动造成双塔一期人群向南发展形成了小河西文化。不过转年遗存在小河西文化生成的过程中起到的作用也不可忽视。

泰沂山脉出现了后李文化。华北地区出现空白，原因应该是此地区环境变化导致人员迁徙所致，这里是古黄河泛滥区，随着温度的升高，环境出现恶化。

后李文化

同时在淮河中游出现了顺山集一期。文化面貌集上山文化和后李文化于一身，应该是这两支文化在淮河中游碰撞出来的。

距今10300年的这次降温事件，我们可以看出来，南方地区的考古文化比北方要兴旺。但由于农业尚处于萌芽状态，这个差别还不是特别明显。应该是相对暖湿的气候让采集得以兴盛的缘故。

距今9400年的这次弱季风之后，长江中游出现了发达的彭头山文化，长江下游的上山文化进入鼎盛时期。而北方此时除了李家沟向南迁徙到贾湖得以兴旺之外都很萧条。

该说下气候环境的影响了

气候变化对南北文化格局的改变很好理解，我们看上图，是选自《中国地理图集》中的我国东南季风区的自然区划图。虽然这个是当前的图，但分区与那时候基本差不多，只是季风强弱有区别。

事实上，在全新世大暖期，中间区域，也就是目前黄河中下游区域的气候特点要往南十个纬度的，也就是相当于长江以南地区的特点。如果按照现在的特征来说，这里属于半干旱半湿润地区。但那个时候属于亚热带气候。

所以这个区域的水热条件对于农业来说，其实是我国当时最好的地区，长江流域过于偏热偏湿，直接后果就是河湖泛滥情况严重。而一旦气温下降，降水线向南移动。

长江流域的河湖面积缩小，沉积下来的周边平原地带营养丰富，非常适合农业生产，所以在气温下降的时候长江流域的考古文化会变得兴旺发达，黄河流域乃至所有北方地区则处于衰退状态。

还有其他一些变数，例如地理环境、土壤结构、族群的能力等，我们后面逐步来分析，这里先交待下气候的作用。

因此进入9000BP以后，随着各地农业生产在食物中所占比例的逐渐提高，气候的影响在加剧。8500BP前后持续几百年的降温，让南方考古文化得以重整。不过由于比较古老，学者们研究的结果有差异。

从淮河中游此时出现“顺山集文化”及学者研究结果来看，淮河中游地区这个时期偏干凉和湿润。偏北一些的裴李岗文化并没有呈现衰落的态势，说明此时水热情况还是良好的。

8000BP-7000BP

暖湿的天气让北方地区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一扫之前略显颓靡之势。先是贾湖人向西进入汉中盆地，并进一步翻越秦岭，在关中及陇东地区与土著文化结合形成了老官台文化(各家称呼不同，有大地湾文化、白家文化)。

老官台文化早期与裴李岗文化有很多相似之处，按照韩建业先生的划分，同属于深腹罐-双耳壶-钵这个文化体系。

泰沂山脉的后李文化也实现了扩张，向南到达鲁西南地区，同时还保持着'素面圜底釜'这个文化体系

裴李岗时代

华北地区再次出现了人群，分别形成了磁山文化早期和北福地文化。这些人群早期应该来自燕山地区，韩建业先生认为这个时期华北地区文化特征与燕北的相仿，均为筒形罐体系。

丁风雅在其博士论文中论证了他们不同之处，认为应该单独划分为'盂盆'体系。我们采用韩建业先生的筒形罐体系，实际上按照笔者的区系划分，这里应该属于碰撞区域。这个时候是来自燕北的文化占据了上风。

东北地区海拉尔河流域哈克一期过渡为辉河水坝一期，嫩江流域再次出现了后套木嘎二期。丁风雅认为来自双塔一期。

新石器中期中段

乌苏里江流域的新开流文化大致被定在这个时期，不过近期出土了小南山玉器，据发掘简报来看，遗址上限能够接近9000BP，本文暂且不论，留待进一步的研究成果。

辽西地区出现了西梁文化，是后套木嘎二期和小河西及南台子综合的产物。事实上这个时期辽西地区考古文化的归属和年代在学界是有争议的，本文采用丁风雅博士的论文结果。

分歧主要集中在西梁文化和兴隆洼文化的早晚上，有的学者认为西梁文化晚于兴隆洼文化。我们这里不做深论。

兴隆洼文化

同时在另一个碰撞地带，淮河中游地区，除了顺山集一期过渡为顺山集二期，同时出现了小山口一期。

通过上面对考古文化的简单罗列，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个时候北方地区考古文化分布非常之多，其兴旺可见一斑。

与北方兴旺之势不同的是，南方长江流域考古文化陷入低迷，彭头山文化进入晚期，长江下游的上山文化被跨湖桥文化取代。文化上低迷的突出表现就在遗址数较少，不过两个区域仍然保持着自己原有的特色。

长江下游发展序列

8000年到6000年整体上是全新世大暖期中最温暖湿润的时期，降水线北移，整个北方地区气候温润，降雨充沛，温柔的季风将土质吹得松软，农业生产开始蓬勃发展。

不过在7300BP前后，还是有一次温度骤降，幅度没有8200BP那么大，但也造成了一些影响。

从考古文化上看，兴盛一时的裴李岗文化在其核心区嵩山周边衰落。

裴李岗文化扩张

北上的裴李岗文化造成磁山文化消失，北福地文化向东和向北迁徙躲避，向东的北福地文化与泰沂北的后李文化相遇，造成后李文化向北辛文化转变。

南下的裴李岗文化与同样南下的北辛文化联手，在淮河中游地区顺山集二期文化的基础上生成了双墩文化。

西渐的裴李岗文化先是造成关中地区老官台文化向半坡文化转变，不过半坡废弃了老官台的三足器传统颇有些意外，应该是有外力的作用，可能是来自峡江地区的城背溪文化后期的影响。

在进入7000BP之后，西渐的裴李岗文化在豫西和晋南地区进一步孕育出来了枣园文化，在枣园与半坡拉锯的过程中，辉煌的仰韶时代来临。

裴李岗文化西迁

东北地区自从兴隆洼文化出现以后进入了兴隆洼时代，在松花江区域首次出现了左家山下层文化，牡丹江流域出现了振兴文化，乌苏里江流域仍旧是新开流文化的天下，辽东地区首次出现新乐下层文化。

其实还有一块的确让笔者有些犹豫，就是赵宝沟文化，刘国祥先生将富河文化起始时间定在7200BP，赵宝沟文化则定在7000BP，索秀芬老师也同样认为赵宝沟文化和富河文化均进入了7000BP这个时代初期。本文还是不做深论，在相关区域考古文化的文章中再探讨吧。

随着全新世大暖期最稳定高峰期7000BP-6000BP的到来，灿烂的红山文化已经拉开了大幕

新石器中期晚段

总之，北方地区考古文化在8000BP-7000BP这个阶段有两个核心区域，就是裴李岗文化和燕北的兴隆洼文化。两支文化表现出来超出同时代的发达面貌。从本文主题气候的角度，也充分能够体现出来这种趋势。

南方文化在这个时期也出现了一些变化，在7500BP前后，跨湖桥文化西进，造成洞庭湖区域彭头山文化向西躲避，并蜕变为皂市下层文化。

炎热多雨的气候让这个时期长江流域的古人日子很难过，而核心区域处于杭州湾地区的跨湖桥文化还要面临海侵的频繁骚扰。最终在7000BP来临之际，跨湖桥文化没有躲过全新世最大海侵带来的梦魇，在无奈中走向了历史。太湖流域却在北方和西方的文化影响之下崛起，成为长江下游地区考古文化新的中心。

这里我觉得有必要谈下海岱地区考古文化在7000BP这个时间点的情况，如果我们仔细看下，各个地区的考古文化在7000BP的时候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只有海岱地区稳如泰山。一直延续着北辛文化。

主要原因其实就是这个时期的泰沂地区处于一种半封闭的状态，首先北部区域由于海侵形成了北京湾，同时按照史念海先生分析，此时太行山与泰山之间的华北平原是一个湖泊区，传说中的各种大泽就横亘在这里。

进入泰沂地区的通道只有南北两个方向，所以虽然7000BP这个时期各地考古文化四处流动，但对北辛文化的影响非常小，而且北辛文化经过前期稳定的发展，形成的实力也是不容小觑的。

由于牵扯的时空范围和地域范围比较大，虽然有很多话想说，但实在无法将每一个细节做过多的讲述。本文只谈到了7000BP，也是无奈之举。气候的变化首先影响的就是雨水，进一步影响到土壤。土壤和雨水是石器时代农业生产的重要依靠，因此气候对于远古时代的古文化影响非常大。本文从这点对南北文化的此消彼长现象做了简要分析，篇幅所限，无法尽述其貌，实为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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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石器时代主要考古文化大盘点——探寻早期中国文明，分清文化类型与遗址的区别和联系

原始社会又叫史前社会，由于缺乏文字记载，我们对该时期的研究主要基于考古遗址的发掘。从生产工具角度来看，原始社会又叫石器时代，又分为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各遗址中属于旧石器时代的遗址主要有：元谋人（距今约170万年前）、蓝田人（距今约80万年前）、北京人（距今约70-20万年前）、山顶洞人（距今约18000年前）等。属于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主要有：裴李岗文化（距今约7000-8500年）、河姆渡文化（距今约6000-7000年）、仰韶文化（距今约5000-7000年)、大汶口文化（距今约4500-6200年）、良渚文化（距今约4000-5200年）、龙山文化（距今约4000-4500年）等。

【裴李岗文化】

裴李岗文化是分布于河洛地区的一支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是目前中原地区发现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之一，由于最早在河南新郑的裴李岗村发掘并认定而得名。

裴李岗文化是汉族先民在黄河流域创造的古老文化，是华夏文明的重要来源。依据对不同遗址C14测年数据分析，裴李岗文化的年代为公元前7000至公元前5000年。该文化的分布范围，以新郑为中心，东至河南东部，西至河南西部，南至大别山，北至太行山。重要遗址还包括舞阳贾湖遗址、临汝中山寨遗址、长葛石固遗址、新密莪沟北岗遗址等。

从裴李岗遗址出土的文物内涵分析，考古学家认为中国的农业革命最早在这里发生，裴李岗居民已进入锄耕农业阶段，处于以原始农业、手工业为主，以家庭饲养和渔猎业为辅的母系氏族社会。它与同时期的河北武安县的磁山文化和陕西华阴县的老官台文化相比，处于领先地位。

裴李岗的陶器，是目前河南境内发现最早的陶器之一。从制作工艺和器物造型来看，裴李岗陶器已经是一种比较成熟的陶器。裴李岗时期的陶器以泥质红陶为主，也有掺砂粒的夹砂陶。器物表面经过打磨，多为素面，少量的有篦点纹、篦纹、指甲印纹、划纹、乳钉纹和绳纹装饰。器型主要有鼎、罐、壶、三足钵、碗、勺等器型的生活用具。石器以磨制为主，有石铲、石斧、石镰、石磨盘等。房屋均为半地穴式建筑，以圆形为主，亦有较少的方形房屋，有阶梯式门道。

贾湖契刻形成年代，早于安阳殷墟的甲骨卜辞4000多年，领先于素称世界最早文字的古埃及纸草文书，比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陶器上的刻划符号和山东大汶口文化陶器上的文字早2000年。新发现的甲骨契刻符号，为探索中国文字的起源提供了实物资料。

裴李岗文化与老官台、李家村、磁山诸文化一起是仰韶文化的前身，故被统称为“前仰韶”时期新时期文化。

【磁山文化】

磁山文化为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1973年首次发现于河北省武安县磁山，主要分布于河北中南部和河南北部，遗址比较密集的地区在武安县境内的洺河流域。除磁山遗址外，重要遗址还包括河北保定容城坡上遗址、河南淇县花窝遗址等。C14测年结果显示其年代为公元前5400至公元前5100年。

考古发现了较多的石镰、石铲、石刀、石斧，说明此时的农业生产已经进入“锄耕农业”阶段。磁山和花窝遗址出土的猪和狗的骨骼为原始家畜饲养提供了证据。各遗址普遍出土的骨簇、鱼镖等狩猎工具说明渔猎也是居民经济生活的重要辅助。制陶业较原始，处于手制阶段，火候不高，前期多夹砂褐陶，纹饰有绳纹、编织纹、篦纹等，器形以陶盂和支座为主，亦有罐、杯、盘等，后期夹砂红陶和细泥红陶逐渐增多，三足钵数量较多，出现了与圆足罐等。石器多为磨制，亦有打制。住房为圆形或椭圆形半地穴式建筑，早期无门道，后期出现阶梯式门道。在磁山遗址中，发现80多个储粟窖穴，共约十万多斤。

磁山文化有三项“世界之最”——最早由人工培植粟类、最早饲养家鸡、最早种植核桃。

磁山文化与裴李岗文化关系密切，有人提出了“裴李岗·磁山文化”，将它们视为同一种文化类型。也有学者认为它们是有一些共同特征的两种不同文化类型。总体看来，裴李岗文化和磁山文化后期比较接近。

【河姆渡文化】

河姆渡文化，是长江流域下游以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因第一次发现于浙江宁波余姚的河姆渡镇而得名，主要分布在杭州湾南岸的宁绍平原及舟山岛。除河姆渡遗址外，重要的遗址还包括余姚市丈亭镇鲻山遗址、三七市镇田螺山遗址、宁波市江北区傅家遗址，测定年代为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3300年。

在建筑方面，遗址中发现大量干栏式建筑的遗迹，在食物方面，植物遇存有水稻的大量发现，被断定是人工栽培的水稻，此外植物残存尚有葫芦、橡子、菱角、枣子等，动物方面有猪、狗、水牛等家养的牲畜。

在人工制品上，石器数量较少，主要是斧等打猎工具，亦有装饰品。多的是木器和骨器，其中发现中国最早的木制饰品“木雕鱼”，其他包括木柄骨制的耕田用具耜、和刀铲等切割器具，亦有大量纺织工具。在河姆渡并出土了中国境内所发现最早的漆器，其陶器制作有一定的水准，估计最高烧成温度达1000摄氏度。河姆渡陶器为手工制作，十分厚实，呈灰黑色，表面常打磨，常有绳纹，或雕刻植物、动物图案。其他的河姆渡手工艺品，包括粗陶动物及人偶，以及鸟类图案的木雕及象牙雕，其中以“双火鸟”纹雕刻最为知名。

【仰韶文化】

仰韶文化是黄河中游地区一种重要的新石器时代彩陶文化，其持续时间大约在公元前5000年至前3000年，分布在整个黄河中游从今天的甘肃省到河南省之间，西至河湟，北至河套，东至太行山−豫东，南至淮河–汉水流域，以关中豫西晋南地区为中心的广大区域。著名的遗址包括仰韶村遗址、半坡遗址、姜寨遗址、庙底沟遗址、大河村遗址等。

1922年由瑞典学者安特生在河南三门峡地区的仰韶村发现，这一发现成为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的起始点。今天在中国已发现上千处仰韶文化的遗址。仰韶文化的名称来源于其第一个发掘地——仰韶村遗址。但有趣的是，仰韶遗址本身不再被认为是该文化的典型遗址，不过仰韶文化的名称却被保留了下来。

西安半坡出土的人面鱼纹彩陶盆——国家博物馆镇馆之宝之一

仰韶文化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文化，农耕石器包括石斧、石铲、磨盘等，除此之外还有骨器。除农耕外仰韶文化的人显然还进行渔猎，在出土的文物中有骨制的鱼钩、鱼叉、箭头等。

仰韶文化前期的陶器多是手制的，中期开始出现轮制的。一些陶器上留有布和编织物印下来的纹路，由此可见仰韶文化有编织和织布的手工业。生产工具以发达的磨制石器为主，常见有刀、斧、锛、凿、箭头、纺织用的石纺轮等。各种水器、甑、灶等日用陶器以泥红陶和夹砂红褐陶为主，主要呈现红色。在发掘的动物骨头中除猎取的野生动物外还有大量狗和猪的骨骼，羊比较少。

半坡遗址出土的彩陶器上多绘有各种图形，器物表面多饰有绳纹、线纹，还绘有人面、鱼、鹿、植物等花纹，红底黑纹。在一些陶钵的口沿上还刻有各种符号，有20-30种之多。多年来一直没有人能辨识出来，有的学者认为是汉字的起源，还有的学者认为不是汉字。

对于仰韶文化的内部分类、时间上的分类以及各个遗址之间的相互关系在学术界还有争论。大多数学者认为它主要是一个父系社会，是继老官台文化和裴李岗文化之后发展起来的，按时代顺序可以分为半坡类型、庙底沟类型和半坡晚期类型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龙山文化被看做它的继承文化。

【大汶口文化】

大汶口文化（公元前4500年至公元前2500年）是属太昊与少昊集团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主要分布以泰山地区为中心的山东中、南部以及江苏北部地区，晚期遗址的分布更广，东起黄海之滨，西到河南东部，北至渤海南岸，南及淮北，安徽北部、河南中部也有受到该文化影响的遗存发现。1959年首次发现在山东省宁阳堡头村，遗址位于堡头村西和泰安的大汶口一带，故名。其中重要遗址还包括西夏侯遗址、王因遗址、刘林遗址、大墩子遗址等。

大汶口文化以一群特点鲜明的陶器为主要特征，以夹砂陶和泥红陶制为主。泥质陶器上常饰镂孔、划纹，沙质陶器上少数饰附加有堆纹和篮纹。三足器、圆足器发达，也有平底器、圜底器和袋足器。典型器物为觚形器、釜形器、钵形器、罐形器、镂孔圈足豆、双鼻壶、背壶、宽肩壶、实足鬶、袋足鬶、高柄杯、瓶和大口尊等。生产工具以磨制石器为主，骨、角、牙器也多而精致。从地层关系和陶器特征上都证明大汶口文化是龙山文化的前身。

大汶口文化的居民盛行枕骨人工变形和青春期拔牙的习俗，是流行于古代中国东方、南方的拔牙习俗的发源地。

大汶口文化的刻画符号目前已发现30余个，可分为8类，其象形元素主要包括日、月、山、树、钺、锛、王冠等。其中有些与甲骨上所见的字类似。不少学者认为它们当是原始阶段的文字。文字学家于省吾将其中的几个刻划符号释读为“旦”、“锛”和“斧”等字，学者唐兰也释读了“灵”、“炅”和“斤”等字。不过，另有不少学者则认为这些刻划符号仅“代表个人或氏族的形象化的图形标记”，与真正意义上的文字尚有很大的距离。

【良渚文化】

良渚文化为中国新石器文化之一，分布地点在长江下游的太湖地区，其中心在浙江省杭州市良渚遗址。1936年发现的该文化遗址，于1959年依照考古惯例按发现地点良渚命名，是为良渚文化，年代为公元前3300年至公元前2000年。

良渚遗址最大特色是所出土的玉器，包含有璧、琮、钺、璜、冠形器、三叉形玉器、玉镯、玉管、玉珠、玉坠、柱形玉器、锥形玉器、玉带及环等，其中圆盘玉称作“璧”，柱状玉称作“琮”。另外，陶器也相当细致。从良渚墓葬中出土大量随葬品，象征神权的玉琮和象征军权的玉钺只在少数墓葬中出现，代表良渚文化极有可能已经有了明确的阶级制度甚至是统治阶层。

玉器和陶器上还出现了不少刻划符号，这些符号在形体上已接近商周时期的文字。良渚博物馆及相关学者已经整理出刻画符号超过600个，分布在500多件器物上，符号种类超过300种。出土文物的图片以及相对应的拓片、摹本等已汇编出版《良渚文化刻画符号》一书。多数专家认为这些刻符很显然在表达某种意思；即便不能完全承认是一种文字，也已经具备了文字的象形功能，是文字的一种“初始形态”。

【马家窖文化】

马家窑文化，为约公元前3300到公元前2100间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瑞典考古学家安特在甘肃省临洮县马家窑发掘该遗址，故名。马家窖文化源出自仰韶文化，与西北的齐家文化一样出土过早期的青铜器物。马家窑文化到底属不属于青铜文化仍有争议，甘肃省东乡林家遗址中曾出土过“青铜刀”，年代在公元前2900到公元前2740，为中国最早的青铜物品。

马家窑文化主要分布在甘肃中南部地区，以陇西黄土高原为中心，东起渭河上游，西至河西走廊和青海省东北部，北达宁夏南部，南抵四川省北部。

在马家窑文化时期，农业发展较快。就目前考古发现情况来看，当时的居民种植粟和黍，主要以经营原始的旱作农业为主，同时大量使用石制、骨制、陶制和木制的农业工具。

马家窑陶器以彩陶为主，而且无论数量还是精致程度都堪称新石器时代文化之冠，经典型的马家窑陶器包括细陶土制成的罐与碗，底色为黄色或红色，上有亮黑色的装饰。其装饰图形的特色为弯曲漩涡线条，中心点缀圆点，另外也有波浪形线条或平形交叉的线条设计，在罐或瓮上尤其常见。其他装饰还包括“之字形”粗线条、青蛙、鸟类、舞蹈人物等设计。其中尤以1973年在青海省大通县上孙家寨遗址发现的舞蹈纹彩陶盆最为有名。

已出现骨饰、石器、骨器，以及玩具如陶制波浪鼓等。此时期的青铜制作品规模有限，对当时经济方面无甚影响。

【龙山文化】

龙山文化，泛指中国黄河中、下游地区约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一类文化遗存，属铜石并用时代文化。因首次发现于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县龙山镇（今属章丘）而得名。经放射性C14断代并校正，年代为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2000年。分布于黄河中下游的河南、山东、山西、陕西等省。除龙山镇城子崖遗址外，还包括两城镇遗址、黑堌堆遗址、陶寺遗址、尧王城遗址等。

黑陶是龙山文化的突出特征，是区别于仰韶文化的根本特点。龙山文化的黑陶是继仰韶文化的彩陶之后兴起的一种制陶技术。黑陶源自于人们的生活用器，而后由于质地易碎，逐渐走出日常生活。如今，黑陶被作为艺术品供人们欣赏。龙山文化的黑陶尤其著名，其风格为器表漆黑光亮，器壁薄如蛋壳，据称部分器物口沿处最薄仅0.2毫米，因此又称为蛋壳黑陶。

经济生活以农业为主，有比较发达的畜牧业。同时，占卜等巫术活动亦较为盛行。从社会形态看，当时已经进入了父权制社会，私有财产已经出现，开始跨入阶级社会门槛。另一点值得注意的是，龙山文化已经有了夯土建筑以及城墙甚至城堡的遗迹出现，夯土建筑是文明时代相当普遍使用的建筑方式，城墙甚至城堡的遗迹在龙山文化多处遗址均有发现，证明龙山文化极有可能已有了城市的雏型。

昌乐骨刻文字的布局和结构有规律可循，有些偏旁多次出现，距今四五千年的龙山文化时期，制作上和殷墟甲骨文类似。兽甲骨上所刻的“行列整齐”的图案符号比殷墟甲骨文更为原始，明显处于画（符号）与字的过渡状态。骨刻文与甲骨文，二者应具有某种传承关系，是解释中国汉字起源的新依据。

【二里头文化】

二里头文化是指以河南省洛阳市偃师二里头遗址一至四期所代表的一类考古学文化遗存，是介于中原龙山文化和二里岗文化的一种考古学文化。年代为公元前1800至公元前1500年，相当于古代文献中的夏、商王朝时期。

二里头文化主要集中分布于豫西、豫中，北至晋中，西至陕县、丹江上游的商州地区，南至湖北北部，东至开封、兰考一带地区。既包含了二里头遗址的文化，又包括了二里头遗址之外具有二里头遗址文化特征的上百处遗址所反映的文化面貌。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头文化成为公认的探索夏文化的关键性研究对象。

二里头文化的陶器以夹砂灰陶和泥质灰陶为主，纹饰以绳纹为主。炊器深腹罐、圆腹罐、鼎、甑、鬲，食器平底盆、三足皿、豆、簋，酒器鬶、盉、爵、觚，盛贮器深腹盆、大口尊及各种罐瓮类容器，食品加工器刻槽盆等，构成富有特色的陶器群。

二里头文化的聚落包括超大型都邑（二里头遗址）、区域性中心聚落及中、小型村落，建筑则分为大中型夯土台基、地面式建筑和半地穴式房屋等，墓葬的规模、葬具和随葬品也等各有差，显现出社会的高度分化。农业经济粟作与稻作并举，已有高度发达的铸铜、制造玉石器、制陶和制骨等手工业，最令人瞩目的是已掌握了用复合范制造青铜礼器的高超技术。

二里头文化陶器上的刻符，见于大口尊和卷沿盆的口沿上，系陶器烧成后用锐器刻划而成。有的学者指出这些刻符与后来的甲骨文有十分密切的渊源关系，进而释出“矢”、“井”、“皿”、“丰”、“道”、“行”、“來”（小麦）以及女阴和鞭子等的象形字。到目前为止，二里头遗址陶器上发现的刻符，总计达数十例。对于它们究竟是不是文字，学者们见仁见智，尚无法形成统一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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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的文化中国形成于何时？梳理7000年前中华大地上的文化势力

人类文明经过漫长而寒冷的更新世，终于迎来了温暖的全新世，在长河大湖周边台地上与大自然顽强抗争的古人们，也纷纷过渡到新石器时代。作为世界上唯一绵延至今的中华文明，也毫不例外的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我们都知道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但5000年前的中华大地是什么样的呢？我们的祖先在那个历史文献上的空白年代，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又是如何形成了璀璨的中华文明呢？

萌芽

时空范围：新石器早期

严文明先生将距今12000年-9000年定义为新石器早期、距今9000年-7000年定义为新石器中期。韩建业先生进一步将新石器中期这个时期分成早中晚三段，早段是公元前7000年-6200年，中段为公元前6200年- 5600年，而公元前5600年-5000年为晚段。本文的时空框架就是以这个为基础建立的。

新石器早中期文化脉络

上图是笔者整理的本文时空范围内文化势力的脉络，我们先看下，下文会详述。

本文将这段时期的文化势力分为五个基本势力和两个碰撞地带势力。五个基本势力分别是东北地区、中原地区、山东地区、长江中游地区、长江下游地区。两个碰撞地带包括海河流域和淮河中下游地区。五个基本文化势力都是由本地旧石器文化过渡而来，并平行发展的。两个碰撞地带的文化势力是由几个基本文化势力碰撞后产生，并在不同时期不断受到几大基本势力的不同影响。

从目前考古发现上来看，五个基本势力在新石器早期发展上并不平衡，已知的考古文化最早是出现在东北地区和长江下游地区。东北地区发现了后套木嘎一期遗存。长江下游是上山文化。碰撞地带的文化势力主要出现在海河流域，发现了南庄头遗存、于家沟遗存。这个时间点应该是在公元前9000年以前。

随着全新世到来，大量O3亚系人和N系人涌入东亚，进入到公元前9000年以后，本文所述的五个基本文化势力在相应的地区开始出现。东北出现“双塔一期文化”，中原地区出现“李家沟遗存”，山东地区出现“扁扁洞遗存”和“黄崖遗存”。长江下游“上山文化”进入中晚期。长江中游地区这个时期文化面貌不很清晰，这个或许跟考古发现有关，这个时期华南地区有发现几个遗存，如广西的“甑皮岩二期遗存”和“顶狮山一期遗存”。福建的“奇和洞遗存”。虽然这里有更早的“玉蟾岩遗存”，但我们认为“玉蟾岩遗存”是上山文化同一群人形成的的分支。所以长江中游地区O3亚系古人类迁徙过来的时间可能要晚于淮河上游地区。不过不排除今后有更多的考古发现。而此时作为碰撞地带的海河流域文化却比较兴隆，这里出现了“东胡林遗存”、“转年遗存”、“西庙遗存”。

其实，按照我们的理解，此时各地的文化势力尚处于萌芽状态，还构不成区系，而事实上的确如此，海河流域几个文化遗存后期发生了迁徙，如“转年遗存”，通常认为辽西地区的兴隆洼文化就来自“转年遗存”。而中原地区的李家沟遗存更可能来自海河区域早期的“于家沟遗存”。这里我们或许能看出来一些有趣的事情，就是山东地区和长江下游地区，这两个地区文化面貌大多成连续状态。这与地域是有关的，两个地区已经到了东亚大陆的东部。属于文化链条的末端，缺少四周文化势力的碰撞，所以会表现出来更稳定的特性。我们后面会进一步观察到这点。这个时期各地文化水准差距不大、已经出现了原始的陶器以及农业。不过文化的独特性开始显现。海河流域形成了筒形罐文化、中原地区表现为深腹罐系统、山东地区的素面圆底釜文化和长江下游地区的平底盆、圈足盘双耳罐文化。华南地区是绳纹圆底釜文化。后面几大文化势力的形成基本上就是按照这个趋势延续下来的。而这个时期上山文化的表现用韩建业先生的话来说有“鹤立鸡群”之势，无论陶器种类的多样性还是农业的发展水准，都高出来其他地区。

发展

时空范围：新石器中期早段

随着时间的推进以及气候和环境的愈加好转，各个地区文化得到了全面的发展。时间来到了我们上文说的新时期中期的早段(公元前7000年-6200年)。东北地区有辽西的小河西文化和更北地区的哈克一期遗存。中原文化崛起，裴李岗文化开始出现，有的学者将其划分为“贾湖一期”。不过本文还是称之为裴李岗文化早期，主要遗址在河南舞阳的贾湖地区。山东地区这个时期是后李文化的早中期，长江下游地区进入上山文化晚期，不过到后半段，考古面貌不是很清晰。需要更多的考古发现来支撑。这个时期长江中游地区出现了彭头山文化，五大基础文化势力在这个时期形成。这五大基础文化势力成为了7000年前中华大地上的各个文化的源头。碰撞地带这时候有了变化，海河流域原有文化遗存消失，应该是人群发生了迁徙，而淮河中下游地区此时出现了顺山集一期，顺山集一期的来源很明显，主要来自裴李岗文化东渐和后李文化南下，其中后李文化的影响更多一些。

这个时期各个地区的文化面貌都有了新的变化，出现了小型聚落和人类居住的房址，陶器也变得规整。有些地区出现了原始祭祀现象，同时各个文化区开始出现文化交流。裴李岗文化在这个时期由于具有更加先进的文化特征，所以出现了明显的扩张，最主要的方向就是向西开始进入豫西和关中地区，一个广义的中原文化区开始形成。各个地区文化面貌的独特性进一步得到了延续，中原地区的裴李岗文化继续延续了深腹罐系统，同时发展出来双耳壶和钵等陶器类型。山东地区的后李文化还是以素面圆底釜系统为主。长江中游的彭头山文化继承了华南地区的绳纹圆底釜文化，长江下游的上山文化依然是以平底盆、圈足盘和双耳罐的传统文化面貌为主。东北小河西文化延续了素面筒形罐体系。各个文化面貌的详情，在笔者的其他文章中多有详述，本文不做更多阐述了。而在公元前6200年新石器中期中段来临的时候，长江和黄河两个大的文化体系开始形成。

扩张

时空范围：新石器中期中段

辽西地区出现了后套木嘎二期遗存、南台子文化、西梁文化几支文化，同时在更东北的地区出现了辉河水坝一期遗存和新开流—鲁德纳亚文化早期。中原地区的裴李岗文化向西扩张与本地土著文化融合生成了“白家文化”，有学者称为老官台文化和大地湾一期。山东地区进入后李文化晚期。长江下游进入了跨湖桥时代，跨湖桥文化应该是源自上山文化，不过需要进一步考古发现来佐证。而长江中游出现分化，澧水地区进入彭头山文化中晚期，峡江地区出现了城背溪文化。

无论白家文化(老官台文化)的出现还是城背溪文化的出现都可以看出来一点，就是位于黄河中游和长江中游的两个基本文化势力在此时出现了明显的扩张态势。白家文化主要来源于裴李岗文化的西渐，同时融入了一些城背溪文化的因素。可以看出来七八千年前古人的文化交流的范围远比我们想象中要广得多。而这个时候长江下游和黄河下游的两支基本文化势力表现得稳定和单一，与我们前文的分析一致。碰撞地带的文化面貌这个时候变化比较明显，海河流域西部进入磁山文化早期，东部出现了北福地一期文化早期。而淮河中下游地区这个时候是顺山集文化二期和三期遗存以及小山口一期文化早期。海河流域文化主要受到裴李岗文化的影响，淮河流域文化除了受到后李文化和裴李岗文化的影响之外还受到了长江下游的跨湖桥文化的强烈影响。厚积薄发的长江下游文化此时也显现出来了扩张得趋势。

从文化面貌上看，白家文化(老官台文化)主要还是延续了裴李岗文化的深腹罐传统，同时以绳纹为代表的文化特征明显是受到峡江地区文化的影响。不过根据之后的发展变化，白家文化(老官台文化)应该被纳入裴李岗文化势力的范围。几支基础文化势力文化面貌的表现基本上都是延续了之前的传统，并有了扩展，这里不再赘述了。

不过随着各个文化势力的扩张、碰撞与交流，一个新的时代即将来临，就是“早期文化中国”。

早期文化中国的形成

时空范围：新石器中期晚段

这个时期东北地区文化势力分布出现了多样化，主要的文化势力有兴隆洼文化、左家山下层文化早期、振兴文化早期、新乐下层文化早期、小珠山下层文化早期。这些多样化的现象所体现出来的是这个地区的文化势力进入了整合阶段。黄河中游地区相对比较稳定，裴李岗文化和老官台文化分别进入了晚期阶段。而黄河下游的山东地区由于后李文化的衰落，出现了文化的变革，北辛文化在多方势力的影响下应运而生。长江中游地区文化格局也出来了变化，澧水地区彭头山文化被皂市下层文化取代，峡江地区城背溪文化渐入佳境。同样的长江下游地区跨湖桥文化也在稳定发展着。而两个碰撞地带的文化面貌出现了不同的变化。海河流域文化势力比较稳定，磁山文化和北福地一期文化分别进入了晚期。而淮河流域除了小山口一期文化进入晚期外，顺山集文化消失，出现了双墩文化。

这段时期文化面貌的变化主要体现在聚落规模在扩大，几支强势文化扩张的现象更加显著。突出表现就是裴李岗文化和兴隆洼文化。裴李岗文化继上个阶段向西扩张之外，这个阶段明显向东南扩张，促使淮河中下游地区出现了双墩文化，在黄河下游地区催生了北辛文化。而且裴李岗文化这个时候的强势还表现在出现了大型的聚落，考古上发现30万平米的大型聚落。而辽西的兴隆洼文化也同样表现不俗，在扩张的过程中诞生了左家山下层文化、新乐下层文化、小珠山下层文化几支文化，同时出现了140平米的大型房址。而以之字纹为代表的文化特征也在此时向周边强势扩张。这一切与这段时期气候开始上升，农业生产开始繁荣有一定关系，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人口会逐渐饱和，向外扩张成了一个必然的趋势。而这个时候的长江下游地区文化格局相对稳定，长江中游地区与东北地区情况类似，这里我们指的长江中游地区跨度比较大，不仅包括传统的峡江和澧水地区外，还在沅江地区出现了高庙文化，在巴东地区出现了楠木园文化。而高庙文化出现的兽面纹、八角星、太阳纹这些精神文化层面上的标志性文化特征在之后中华文明发展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根据韩建业先生的分析，事实上，跨湖桥文化的诞生，就源自彭头山文化东进与上山文化的碰撞。长江中游的绳纹圆底釜文化传统因此长期存在于长江下游南部的宁绍平原地区。而随着彭头山文化的衰落，跨湖桥文化进入鼎盛期，并向西扩张，造成了彭头山文化过渡为皂市下层文化。同时把长江下游的圈足盘带到了长江中游。整个长江流域南部形成了“釜-圈足盘-豆”文化系统。与黄河流域“深腹罐-双耳壶-钵”文化系统形成了鲜明的区别。但黄河下游的文化势力仍然保持着素面圆底釜文化系统。

五大基础文化势力在这个时期都得到了全面发展，势力范围也都得到了充分的扩张。但历史的发展往往是相似的。中华文明的分合之势总会在碰撞中不断地上演。而中原文化所处地域的优势在这里逐渐体现了出来，终于在公元前5000年后掀起了继裴李岗文化崛起后的第二次文化风暴。

山雨欲来风满楼

本文时空范围在公元前5000年之前，也就是大约7000年前，进入新石器文化中期以后，中华大地上五个基础文化势力在旧有文化的基础上，各自平行发展了两千年，在互相碰撞与交融中，在交互地带也孕育出了让人耳目一新的海河流域文化和淮河中下游文化。不过从公元前7000年裴李岗文化率先脱颖而出，到公元前5000年这个时间点，明显可以看到一场即将来临的文化风暴在酝酿着。先是跨湖桥文化解体，长江下游文化不再延续之前单一发展的趋势，出现了太湖流域和宁绍平原两个文化势力范围，同时分化出来马家滨文化、骆驼墩文化、河姆渡文化几支文化。长江中游地区同样也进入了文化乱世，不仅在传统地区出现了柳林溪文化、汤家岗文化，在北方文化势力的介入下，汉水东部的文化势力在崛起。长江中游文化进入了全面整合时期。而黄河中游也同样进入了文化乱世，但同时这也意味着新的合流大势将出现，在黄河流域出现的仰韶时代再一次脱颖而出，成为中华文明的引导者。几大基础文化势力将在下个千年发生怎样的蜕变，我们敬请期待下篇文章的讲述。

结语：本文粗略得对公元前5000年中国古文化的脉络进行了梳理，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华文明分合之势在七八千年前已经表现得很明显了，这也为后世中华文明能够成为人类文明历史中唯一一支绵延不绝的文明奠定了非常坚实的基础。分分合合的中华文明有太多值得我们去探索，并引以为傲的地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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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解读黄河流域5000年前文化脉络，看完之后再论华夏文明从哪来

黄河中下游7000年前文化格局

①后李文化

全面解读黄河流域5000年前文化脉络，看完之后再论华夏文明从哪来

后李文化主要遗址分布示意图

如上图所示，后李文化主要分布于泰沂山脉北侧的丘陵和平原上，西起黄河，东至潍河，呈一条带状分布。下面是后李文化主要文化内涵

②磁山文化

磁山文化分磁山类型和北福地类型两种，磁山类型的遗址主要分布在太行山前丘陵和东部平原的交界地带,多位于河边台地上,如磁山、牛洼堡等。

北福地类型同样分布在河流附近的高地上，但已经出现离开山地向平原地带迁徙的现象，上坡遗址和梁庄遗址都坐落在平原地带。不过两种类型都没有越过古黄河(图中黄色那条线)。下面是磁山文化的内涵

③裴李岗文化

裴李岗文化遗存是以河南省新郑裴李岗遗址的出土遗物为代表的文化遗存。目前经过考古发掘发现裴李岗文化的分布范围，北到安阳地区，南到淮河地区，西到洛阳东面，东到开封地区，遗址多集中分布于郑州以南的豫中地区。裴李岗文化的典型遗址除新郑裴李岗以外，还有舞阳贾湖遗址、长葛石固遗址、郏县水泉遗址等。上图只列出了部分主要遗址，实际上豫西和豫南地区也有分布，几乎覆盖了整个河南省境内。根据学者对其地貌的观察，裴李岗文化主要分布在黄淮平原地带和浅山丘陵地带两大地貌类型上。下面是裴李岗文化的内涵。

④北辛文化

北辛文化遗址主要分布于鲁中、鲁南、鲁北、胶东和苏北地区，其中心位于泰沂山脉南面的鲁南地区，目前已发掘的典型遗址有泰安大汶口、兖州王因和西桑园、汶上东贾柏、烟台白石村遗址等。北辛文化是在后李文化和裴李岗文化共同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形成时候同时受到了南方双墩文化的影响。北辛文化的分布范围较后李文化时更广，基本奠定了之后山东历史文化发展的大致范围，如今学界普遍认为海岱历史文化区的形成始于北辛文化时期。

小结：我们上面介绍的“后李文化”、“磁山文化”、“裴李岗文化”位于黄河中下游，时空框架处于全新世温暖期的初期，旧石器向新石器过渡的阶段。几种文化发展的程度有所不同，按照发达的程度排序如下。裴李岗文化→后李文化→磁山文化。

裴李岗文化与磁山文化相互影响比较多，但裴李岗文化与磁山文化相互较量过程中裴李岗文化是占据很大优势的。而从器物特性来看，磁山文化中可能生活着一群来自裴李岗文化的人。而裴李岗文化中的古人在精神生活方面比磁山文化的古人要更加丰富些，主要表现在裴李岗文化出现了达到七声音阶的骨笛，还有占卜用的带有刻画符号的甲骨等方面。

后李文化与磁山文化及裴李岗文化很少看到交流的情况，尤其跟磁山文化，磁山文化与燕山北麓的兴隆洼文化存在亲缘关系，有可能是同一血缘的人群形成的不同聚落。而后李文化跟来自淮河流域的人群有一定关系，裴李岗文化则与黄河上游的大地湾文化有过交流，三种文化都是土生土长的文化，各成一体，有自己独立的势力范围，其中裴李岗文化的势力要强一些。

这个时期北辛文化对外扩张明显，同时期在豫北冀南以及豫中地区考古文化不是很清晰，这或许与北辛文化向四周扩张造成当地文化的部分中断有一定关系，当然或许跟考古缺失也有关。不过晋南的仰韶初期文化“枣园类型”主体来自裴李岗文化，之后崛起的仰韶文化给中华大地带来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仰韶文化的全面崛起

我们将视线转到晋陕豫临界地区。晋陕豫临界地区处在黄河中游腹地，这里群山环绕，河流众多。王屋山、太行山、吕梁山、太岳山、中条山合围城三大盆地。气候温暖湿润，非常适合史前农业的发展。中华大地四面八方的文化在这里汇集，从而孕育出了灿烂的华夏文明。

我们首先看下7000年时候黄河流域的时空框架

我们从前文知道，大地湾文化诞生在陇东的秦安地区，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开始逐渐向东扩展，一直到了豫西晋南地区。这个地区的文化也被称为“老官台文化”，有的学者称其为“白家文化”。而同时期豫中的裴李岗文化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从各个方面都取得了超越同期各个文化的实力，并于7000年时候开始扩张。向东与后李文化融合并吸收北上的双墩文化的一些特点形成了北辛文化，而同时期的磁山文化消亡，北部形成北福地一期。伴随着北辛文化的扩张，原有磁山文化北部地区出现北辛文化的势力。从考古上来看，豫西地区也出现北辛文化的痕迹，但并不强。而裴李岗文化原处的豫中地区考古比较模糊，但已经有学者注意到了裴李岗西迁的问题。裴李岗文化的一群人沿着汉水经汉中到达了渭河流域的宝鸡，与本地的老官台文化融合成仰韶文化的半坡类型(半坡文化)。同时，裴李岗文化很有可能经过崤函通道向西进入关中盆地形成仰韶初期的零口类型(枣园文化),并进一步向西与老官台融合成半坡类型。这两条路线是同时发生或者由一条衍生出另一条，目前没有考古上的更多支持，但裴李岗西迁基本上可以确定。

①枣园类型

仰韶文化是指距今约7000一5000年,主要分布于冀中西部,晋大部地区,豫大部地区,陕大部地区,甘青东部,内蒙南部,鄂西北部的广大地区以小口瓶、深腹罐、折沿盆、钵等为主要陶器组合的考古学文化遗存。此类文化遗存主要经历了枣园期、半坡期、庙底沟期和仰韶晚期四个阶段的发展,枣园期是仰韶文化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分布范围在豫西、晋南、陕东地区。下面是枣园类型的文化内涵。

从枣园类型陶器上的演变来看，枣园类型是裴李岗文化的继承和发展者，而其中也含有来自豫南的大张庄类型、豫中的石固类型和关中的北首岭类型，这里面来自豫南的因素也是比较多的，说明这个时期处于我们常说的文化乱世，很可能是北辛文化扩张导致裴李岗文化西迁，同时来自豫南的文化也北上，与来自关中的老官台文化在晋陕豫交界地区形成了枣园类型，同时裴李岗文化的继续西迁，导致关中盆地老官台文化被半坡文化替代，而随着枣园类型受到的冲击加大，枣园类型被东庄类型取代。同时留在豫中的裴李岗文化和原磁山文化的遗留人群在冀南豫北发展出后岗文化，裴李岗文化在豫中发展成王湾文化。后岗文化和半坡文化也在这个时候将势力范围扩展到内蒙古中南及晋中地区，山东地区的北辛文化发展成后李二期，新石器文化首次全面覆盖了黄河流域。

7000年时候，东边北辛文化和西边老官台文化的双雄并立的局面结束，强盛的裴李岗文化的继承者重新崛起，并迅速四面扩张，导致老官台衰亡，黄河流域重新进入乱世时期，6500年左右，北辛文化进入后李二期，大汶口文化呼之欲出。而更加强大的庙底沟文化正在晋陕豫交界地区酝酿，一直到进入6000年以后的全面爆发。

仰韶时代以多类型、多面貌的姿态于7000年时候在中华大地上拉开了帷幕。7000年-6000年期间是黄河流域第一次文化大迁徙的时代，我们看下进入6000年时候的黄河中上游文化格局

6000年时候黄河流域文化格局

6000年时候黄河流域形成了几个势力集团，豫西、晋南、关中代表的西部文化势力以及由豫北、冀南形成的东北部文化势力，东部山东地区已经进入大汶口文化时期，处于独立发展阶段。

进入6000年以后，融合了半坡文化元素的东庄类型迅速崛起为庙底沟文化，旧称西阴文化，庙底沟文化厚积薄发，很快开始了扩张之路。

②横扫“天下”的庙底沟文化

庙底沟文化分布范围包括陇东、关中、豫西、晋南这些地区，庙底沟文化来源于晋陕豫交界地带的东庄类型，而东庄类型从诞生之日起就开始了强势扩张的脚步，向北进入陕北和内蒙古中南部以及冀西北地区，对后岗文化与半坡文化控制的内蒙古中南部及晋中地区产生深刻影响，到庙底沟时期，晋中北和冀西北已经被庙底沟文化所取代，内蒙古中南部变化不是很大，反映出中原与北方文化上逐渐开始出现分离。而庙底沟向西部的扩张非常强势，结束了半坡文化的史家类型，并迅速向西扩散，甚至到了陇中地带，西南到达陇南和川西北。向太行山东部的扩张也受到了强大的阻力，这应该是来自于后岗文化的顽强抵抗，但最后后岗文化还是抵抗失败，河北平原被庙底沟势力控制，不过可能是过大的控制范围超过了庙底沟人群的控制能力，太行山东部显现出文化上的萧条。

庙底沟人群的触角还伸到了遥远的西辽河流域，导致红山文化在辽西的崛起。山东地区已经进入了大汶口文化，庙底沟的东进同样对大汶口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进而向长江下游的马家滨文化进军，不过对长江下游文化的影响力终究比不过近邻的大汶口文化。同时庙底沟向长江中游的扩张促进了大溪文化的发展。

③庙底沟文化分崩离析

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庙底沟将仰韶时代推向了顶峰后在5500年左右突然瓦解了。原因我们可能永远也得不到确切的答案了，虽然那个时期还是非常落后的原始部落时期，但纵观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这段时间肯定是发生了某件重大的事件，才让盛极一时的庙底沟文化突然就土崩瓦解了。按照笔者的推测，有可能是被庙底沟人统治的新群体“华夏人”在这个时候在内部进行了反抗，导致庞大的庙底沟四分五裂。

如上图所示，陇东地区出现马家窑文化，关中地区蛰伏已久的半坡人重新创立了泉护文化(图上为半坡晚期),豫中豫西晋南出现秦王寨文化，豫北冀南出现大司空文化，晋中的义井类型以及内蒙中南部首次出现独立文化海生不浪类型。雪山一期文化进一步得到发展，大汶口文化走向强盛。

庙底沟文化的突然解体给黄河中上游地区造成了非常大的破坏，仰韶时代走向了尾声，更神奇的是象征祭祀礼仪的彩陶从仰韶文化中消失。马家窑文化却出现了彩陶。与此同时，辽西的红山文化进入鼎盛时期，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开始崭露头角。长江中游出现了屈家岭文化。领先了两千多年的黄河流域文化进入被辽西文化和长江文化反超的节奏。其实这也跟后世的情况类似，每逢中原王朝开始衰落，周边政权就开始崛起。此消彼长罢。

5000年左右中华大地文化互动格局

①大汶口文化全面扩张

大汶口文化遗址主要分布在泰沂山脉南北两侧的汶、泗、沂、潍水域，向西抵达黄河北岸，向东到达山东半岛，向南延伸到江苏和安徽的北部。

在大汶口文化早期，由于庙底沟文化势力的压迫，大汶口西进受阻，所以向东发展，由山东中部地区向东进入胶东半岛，并通过渤海湾的庙岛群岛横跨渤海湾分批次进入辽东半岛地区，辽东半岛南部的吴村遗址、郭家村遗址及小珠山遗址，都留下了大汶口文化北上的足迹。

同时大汶口文化还选择了向南挺进，与良渚文化产生了正面碰撞，上海福泉山、山东邹平野店、江苏邳县大墩子、武进寺墩、上海马桥等遗址留下了大汶口文化早期的足迹。安徽的薛家岗、尉迟寺、黄山蒋家山等地出现了大汶口晚期的足迹，

随着庙底沟文化的消失，大汶口文化位于鲁南和苏北地区的一群人沿着颖水而上，进入庙底沟曾经控制的豫南、豫中和豫西地区，并强行进入了秦王寨文化的核心地带。导致秦王寨文化向晋南迁移。考古上的痕迹有安徽亳州富庄、鹿邑栾台、郸城段寨、商水章华台、平顶山寺岗、临汝北刘庄、禹县谷水河、偃师滑城、尉氏县椅圈马、郑州大河村。

②良渚文化崛起

良渚文化主要区域以太湖为中心，向东到达上海，南到钱塘江，西抵天目山，向北到达宁镇的长江南岸。

良渚文化随着实力的增强也向四周扩张，向北的遗迹有邹县野店、江苏吴江龙南、泰安大汶口、新沂花厅、山东藤县、山东诸城呈子、胶县三里河、福泉山、江苏阜宁陆庄。

良渚文化北上在晚期居多，早期良渚文化抵达泰山南麓，中期到达泰山下，晚期则越过泰山到达泰山北侧。

良渚文化向南则到达了珠江流域，留有广东曲江石峡遗址、广东曲江床板岭、封开禄美村、浙西南好川等遗址。沿着长江流域留下的痕迹有浙江建德久山湖，浙江江山山崖尾，江西清江筑卫城，清江樊城堆、江西修水山背来源头、江西广丰社山头、湖南湘乡岱子坪、福建蒲城牛鼻山等遗址。

良渚文化南下的路线是沿着富春江衢江逆水而上，抵达仙霞岭后分成两路，一路沿着江水向西南前进到达鄱阳湖盆地，然后沿着赣江逆水而上，翻过南岭进入岭南，越过罗霄山进入湘江流域。还有一路直接从仙霞岭向南前进，进入武夷山区的谷地。

③北上的屈家岭文化

屈家岭文化以江汉平原为中心,向西可以到达川东,南至湘北,东达鄂东及赣西北,北抵豫西南。大汶口走淮河进军豫中的时候，屈家岭也没闲着，屈家岭人跨过伏牛山也到达了豫中，颇有点趁火打劫的架势。留下的遗迹有河南上蔡十里铺、河南驻马店党楼、临汝北刘庄、河南汝州中山寨、禹县谷水河、郑州大河村、河南郑州西山。

从考古上可以看出来，有两支屈家岭人北上，一路是穿过南襄隘道进入豫中平原，另一路则沿着丹江逆水而上穿越秦岭的大山进入了关中平原。并在关中平原留下了陕西商县紫荆、陕西丹凤巩家湾等遗迹。

④疲弱的秦王寨文化

秦王寨文化起源自豫中平原，向西抵达崤山，向东抵达豫东平原，向北到达黄河岸边，向南到达伏牛山脉。逍遥快乐的日子过得并不长，随着大汶口文化西进和屈家岭文化北上，处于弱势的秦王寨文化只好向北迁徙，秦王寨人跨过黄河进入晋南。留下了河南新乡洛丝潭遗址，并沿着太行山东侧北上到达漳河和卫河之间，这里其实是大司空文化的地盘。秦王寨人在这里留下了河南安阳鲍家堂、安阳大正集老磨岗。

还有一部分秦王寨人从晋南西部北上出现在垣曲盆地留下了山西垣曲古城东关遗址，并继续向北进入运城盆地，留下夏县东下冯、芮城西王村、侯马东呈王、翼城曲沃天马、新绛光村、山西河津固镇、山西襄汾陈郭村等遗址。

另一部分向西的秦王寨人穿过崤山，进入灵宝盆地创建河南灵宝涧口遗址。

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疲弱的秦王寨人几百年后却再次站在华夏之巅，重现了庙底沟人的辉煌，这是后话。

④大司空文化西进

大司空文化坐落在太行山东侧的豫北冀南的平原地带，由于秦王寨人的北上，大司空人不得不穿越太行山，进入太行山西侧的汾河盆地。大司空人在太行山中留下了山西黎城东阳关遗址遗址，事实上大司空人首先进入的晋南，并在古城东关、垣曲商城、芮城西王村留下了痕迹，不过随着秦王寨人也来到这个区域，大司空人继续北上进入晋中盆地，留下了山西太谷白燕、山西离石马茂庄、汾阳任家堡、楼烦西街、汾阳杏花等遗迹，按照学者推测，大司空人穿越太行山走的是太行八陉中的滏口径。

⑤雪山一期文化后发先至

庙底沟文化的瓦解的确让中华大地的文化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远在燕山的雪山一期文化也不甘寂寞。当大司空文化通过太行山的“滏口径”进入汾河流域时,冀中地区的雪山一期文化则通过“井径”进入晋中盆地。

雪山一期文化形成了以燕山为中心,分布在北起内蒙东南,南至冀中,西起晋北,东至辽西的燕山南北的广大地域的一个庞大的文化势力，可以说雪山一期文化成为了北方文化势力的鼻祖之一。

到达晋中盆地的雪山一期文化竟然沿着汾河河谷南下，也开始觊觎富饶的临汾盆地，并留下了新绛光村、侯马东呈王等遗址。

在燕山北侧的雪山人也沿着燕山北麓，绕过太行山向西进入河套的岱海地区，形成了后来强大的“庙子沟类型”文化。富饶的河套盆地并没有阻止雪山人前进的脚步，雪山人继续西行到达黄河向南转弯处，形成海生不浪类型后沿着黄河继续向西进入银川盆地，留下了宁夏海原马缨子梁遗址。

雪山人再次打通的这条北方草原之路成为了后世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

⑥泉护二期文化四散(半坡晚期)

庙底沟文化瓦解以后，半坡人重新建立起属于自己的家园，半坡文化在原有地区死灰复燃，形成半坡晚期文化，又称泉护文化。而随着秦王寨文化西进和屈家岭文化北上，加上马家窑文化从西部动手，刚刚恢复的泉护文化被肢解。半坡人离开渭河河谷向四周扩散。

晋南运城盆地的半坡人在西来的秦王寨人和北方南下的大司空人双重夹击下，不得不沿着汾河进入晋陕峡谷并北上河套盆地与西来的雪山文化融合扩展了海生不浪类型，后又东进与雪山融合生成庙子沟类型。

⑦马家窑文化东进与南下

马家窑文化主要分布在陇西盆地,西起海东,东至定西,西北越过乌稍岭远达武威,南端伸入白龙江流域。

同样由于庙底沟势力消退，马家窑文化自然也开始了扩张之路，一支马家窑人翻越岷山，顺着岷江南下四川盆地。在四川茂县营盘山延续了营盘山文化，同时在四川汶川姜维城、四川箭山寨留下遗迹。

马家窑文化的半山类型在早期就开始东进，中晚期以后愈加频繁，先到达银川盆地，然后沿着黄河向东进入河套盆地。

小结：5000年左右文化大迁徙的导火索就是庙底沟文化的突然消亡，最先行动的是大汶口文化和良渚文化，大汶口文化处于鼎盛时期，良渚文化北上势头受阻，转向东进和南下。大汶口文化沿着颖水直上豫中，造成豫中秦王寨文化向北和向西迁移，同时导致大司空文化西迁。秦王寨和大司空对晋南的入侵导致晋南的泉护文化北上以及关中盆地泉护文化分解。而泉护文化的分解导致马家窑文化东进和南进。燕山南北的雪山一期文化也开始向西扩张，与北上的泉护文化融合成了海生不浪类型。之后崛起的屈家岭文化也北上豫中，如愿分得了一杯羹。这次文化大变革直接原因是庙底沟文化的突然消亡，本文的观点是庙底沟文化所在地区各个原始文化开始反抗，造成庙底沟文化消亡，同时对这些原始文化也造成衰落，导致外域文化入侵，不过从客观上也对中华文明各个文化的大融合创造了条件，中华文明从这个时刻起进入了崭新的时期。终于在下一个千年登上了世界之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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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中国确有5000年文明！

真知堂说上古史

《史记》虽然语焉不详，但早于《史记》的古本《竹书纪年》则明确记载了夏商乃至于黄帝之后的执政年代。

《竹书纪年》是春秋时期晋国史官和战国时期魏国史官所作的一部编年体通史。于西晋咸宁五年(279年)，被汲郡(今河南汲县)人不准盗掘战国时期魏襄王的墓葬时发现，亦称《汲冢纪年》、《古文纪年》，对研究先秦史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它是唯一一部躲过了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战国官方史书，司马迁也没有见过。对于战国以前的历史，其真实可信度要远远高于《史记》。其年代早于《史记》200多年。

《竹书纪年》记载

“黄帝轩辕氏在位100年，帝颛顼高阳氏在位78年，帝喾高辛氏在位63年，其子帝挚短暂在位9年，其子帝尧陶唐氏在位100年，帝尧死后3年天下无主，帝舜有虞氏在位50年，死后3年天下无主，帝禹夏后氏在位7年，死后3年天下无主，子帝启建立夏朝”。

这么算来，从黄帝到夏启一共416年历史。

夏朝一共“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始壬子，终壬戌）。”

也就是说夏朝一共471年。

商朝一共“汤灭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岁四百九十六年（始癸亥，终戊寅）。”

也就是说商朝一共496年。

从夏到商代的帝王事迹记叙得非常清楚，特别是商代和夏中期之前的商侯历史可以和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卜辞对应，由此可证明《竹书纪年》的准确性最迟到夏中期商侯王亥和上甲微之时都是极为可信的。

夏朝绝不是西周人杜撰而出的，《诗经》虽无夏代诗歌，但《商颂》里多次提到了夏。《诗经 商颂 长发》里这么说：“浚哲维商，长发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国是疆，幅陨既长。有娀方将，帝立子生商。”

意思是大禹时期洪水茫茫，我国疆域很大，此时有娀氏生了祖先子姓号为商，也就是契。有娀氏乃帝喾之妃。这和《尚书》大禹治水，《竹书纪年》有娀氏生商祖先契都完全吻合，也由此旁证出尧舜禹时期历史可信。

信史4500年，那还有500年是从哪里来的呢？来历是西晋皇甫谧著作《帝王世纪》和唐代司马贞写的《史记 补三皇本纪》。

《帝王本纪》曰：“神农氏.姜姓也.母日任姒。。。。位在南方主夏，故谓之炎帝。都于陈。作五弦之琴.凡八世.帝承.帝临.帝明.帝直.帝来.帝哀.帝榆罔。”

而《史记 补三皇本纪》则曰：“神农。。。生帝魁，魁生帝承，承生帝明，明生帝直，直生帝氂，氂生帝哀，哀生帝克，克生帝榆罔。凡八代，五百三十年。而轩辕氏兴焉。”

前者说炎帝八代，后者详解为八代530年，则黄帝之前的炎帝一共530年就齐全了！

也就是说最晚在西晋时期，已经有学者考证上古史（司马迁死前）有5000多年了！这就是中华文明5000年的来历。也就是炎黄子孙的来历。

发源于山东地区的龙山文化，到了商代称为东夷，《竹书纪年》说黄帝起源于山东寿丘，则黄帝为龙山文化的代表。龙山文化距今2500-2000年。则最早的龙山文化为黄帝时期，一直延续到夏朝早期。也就是说黄帝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帝禹都是龙山文化的君主。

发源于陕西，陕西，河南地区的仰韶文化，早于龙山文化，后来和龙山文化融合为一体，仰韶文化绝对年代在4933BC~2923BC左右，则相当于炎帝神农时期和之前传说的伏羲和女娲时期。史书记载，末代炎帝榆罔时，神农氏衰，不能制诸侯，而黄帝先后打败了炎帝和蚩尤，最后建立了黄帝朝，在《尚书》中称为虞朝。

这在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中可以明显的看到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址重叠，则属于以黄帝为代表的山东龙山文化战胜炎帝为代表的河南陕西陕西仰韶文化后，二者合二为一的证据。也就是说黄帝之后的中国人都是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融合的后人。所谓炎黄子孙，说的就是仰韶和龙山文化后人

发源于湖北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则符合黄帝战胜蚩尤，舜帝时大禹驱逐三苗的史料记载，属于三苗或蚩尤文化退守湖北的证据。

蚩尤在炎帝末期，主要活动在山西运城一代，现存的运城解池据说就是蚩尤死后所化的盐池。今天的苗族还保留着夏鬼驱逐苗人的史诗，口口相传说自己祖先来自北方，正符合舜帝命大禹驱逐三苗（有苗）的史料记载。石家河城址是三苗退守湖北之后的重镇，后来也被夏人侵夺，到了商代湖北武汉盘龙城，江西新干大洋洲地区都被商人征服，设立了方国，苗人被迫退入了湖南贵州的山区，繁衍至今。

石家河文化距今4600-4000年，相当于黄帝至夏朝早期。

远在内蒙赤峰的红山文化，则年代为公元前4000~前3000年，距今6000-5000年，其子孙也就是后来殷商时期的鬼方，昆夷，玁狁！

《竹书纪年》中记载：“帝乙名羡。元年庚寅，王即位，居殷。三年，王命南仲，西拒昆夷，城朔方。”帝乙是商代末帝辛，也就是俗称的商纣王之父。而《诗经》中对此也有记载，《诗经 小雅 出车》中云：“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车彭彭，旂旐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玁狁 读音：（xiǎn yǔn）。亦作“猃狁”。这个民族相传远古时曾遭黄帝驱逐。殷周之际游牧于今陕西、甘肃北境及宁夏、内蒙西部。

朔方城应当就在今天的山西朔州，扼守古代雁门关，乃自远古自唐代抵御北方游牧民族之重镇！而早在帝尧时期，就有帝尧命 北方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尚书·尧典》的记载。则证明朔方从帝尧时期就已经属于中原政权的北方重镇了。

还有江苏浙江一代的良渚文化，由于远离中原地带，当时没有出现在远古史料上。距今5300-4500年左右，也就是说当时与炎黄文明并存，后来应当在黄帝时期之后逐步与中原文明融合了，也就是说应该亡于南下的龙山文化和东进的石家河文化之手，商代的淮夷就是融合了这三大文化诞生的新方国。

那么，现在大热的陕西石峁遗址是谁的遗迹呢？

石峁(mǎo)遗址位于陕西省榆林市神木县高家堡镇石峁村的秃尾河北侧山峁上，长城以内，“碳十四系列测年及考古学证据表明，石峁城址初建时代不晚于公元前2300年，废弃于公元前1800年前后，也就是相当于帝喾到夏朝时期。

如此，则很有可能就是黄帝之子少昊金天氏名玄嚣的后裔所建，少昊氏以鸟为百官，以鸟为图腾，《左传·昭公十七年》:'我高祖 少嗥 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 而鸟名。”

因帝喾为少昊之孙，帝颛顼之侄，（颛顼之父昌意和少昊玄嚣为兄弟），帝尧为少昊之玄孙，少昊虽然自己没有称帝，后来却被尊称为西方天帝，就是因他的后代统治天下172年之久的缘故！

商代始祖契则为帝喾之子，少昊名玄嚣，则《诗经 商颂》中“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茫茫”说的就是商人乃玄嚣之后。少昊氏玄嚣以鸟为图腾，居于北方而不是东夷，古称天命玄鸟，玄嚣鸟族乃商人先祖契之父帝喾之氏族，虽来自于西方，后来在舜帝时封于东方之商，再回来长期与山东东夷作战，商纣王最后一批主力军征东夷没有回来，而被周武王钻了空子，身死国灭。武王灭商后，三监之乱，周公把大批殷多士迁到了卫国（郑州附近）和洛阳，把一批庶殷迁到了鲁国，则山东地区最后保留了商文化，并不是东夷文化影响殷商，而是殷商融合了山东东夷文化。这才是商族最早源流史！

山西陶寺遗址是尧的都城吗？不是！但它属于帝尧时期的城址则应当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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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境内20处原始社会文化遗址(图)

1、北京周口店遗址与北京人和山顶洞人(图)

（北京人距今70万年～距今20万年，山顶洞人距今18000年）

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北京人和山顶洞人发现地，位于北京市房山区。

发掘年代：1921年

该遗址的发掘揭示了人类在东方大陆的起源，并为人类进化理论提供了坚实的证据。

剑齿虎头骨化石：（上）

剑齿虎上犬齿化石：（中）

山顶洞人头骨化石：（下，脑量1300毫升～1500毫升）

2、云南元谋人遗址(图)

（距今170万年）

旧石器时代早期人类化石发现地，位于云南省元谋县。

发掘年代：1965年

对于研究猿人化石的地理分布、体质形态演变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元谋人牙齿化石：（左上：11.4毫米，右上：11.3毫米）

刮削石器：工具（下）

3、陕西蓝田人遗址(图)

（陈家窝地点距今65万年左右，公王岭地点距今100万年左右）

旧石器时代早期人类化石发现地，位于陕西省蓝田县。

发掘年代：1963年

为研究古人类进化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石器：工具（上，长3.7～4.6厘米）

蓝田人头骨化石：（下，脑容量780毫升）

4、金牛山遗址及金牛山人(图)

（遗址距今31万年～距今16万年，人类化石距今约28万年）

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及金牛山人发现地，位于辽宁省营口市。

发掘年代：1974年

为研究人类发展过程中体质特征的变化提供了新的例证。

金牛山人头骨化石：（脑容量1335毫升）

5、马坝人遗址(图)

（距今12.95万年～距今13.5万年）

旧石器时代中期人类化石发现地，位于广东省曲江县。

发掘年代：1958年

对于研究中国南方地区早期人类体质形态的演化具有重要意义。

马坝人头骨化石：（左上）

剑齿象牙齿化石：（右上）

犀牛下颌骨化石：（左下）

石锤：工具（右下左，横径5.8厘米）

石砍砸器：工具（右下右，长15.8厘米）

6、泥河湾旧石器时代遗址群(图)

（距今100多万年～距今1万年）

旧石器时代早期至晚期遗址，位于河北省与山西省交界处的泥河湾盆地。

发掘年代：1965年至今

对研究中国乃至东亚的石器文化具有重要意义，其中许家窑人化石的发现为研究中国早期智人的进化提供了丰富材料。

许家窑人头骨化石：（下）

石刮削器：工具（上，长2.9厘米）

石钻：工具（中，长3.2厘米）

7、丁村遗址(图)

（距今12万年～距今10万年）

旧石器时代中期遗址，位于山西省襄汾县。

发掘年代：1954年

为了解中国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遗存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大三棱尖状石器：工具（上左，长17厘米）

大三棱尖状石器：工具（上右，长17厘米）

人类牙齿化石：（下）

8、仙人洞与吊桶环遗址(图)

（公元前12000年～公元前9000年）

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时期的遗址，位于江西省万年县。

发掘年代：1962年

为人们了解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以及陶器、稻作农业的起源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陶罐：炊器（上，残高18厘米）

条纹陶片：（下，厚0.7～1.2厘米）

9、玉蟾岩遗址(图)

（公元前8000年以前）

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时期的遗址，位于湖南省道县。

发掘年代：1993年

为人们了解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时期的文化及早期陶器、稻作农业起源提供了难得的实物资料。

陶釜：炊器（复原后高29厘米）

10、裴李岗遗址(图)

（公元前5500年～公元前4900年）

新石器时代遗址，位于河南省新郑市。

发掘年代： 1977年

裴李岗文化命名地，对探索中原地区早期新石器文化的发展及其与中原仰韶文化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石磨盘和石磨棒：粮食加工工具（上）

红陶壶：水器（下，高14.3厘米）

11、贾湖遗址(图)

（公元前7000年～公元前5000年）

新石器时代遗址，位于河南省舞阳县。

发掘年代：1960年至今

是淮河流域迄今所知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文化遗存，提供了连接黄河中游至淮河中下游之间新

石器文化关系的一个连接点。

刻符龟甲：（左上，长16.2厘米）

七孔骨笛：乐器（右，长22.7厘米）

炭化稻谷：（左下）

12、兴隆洼遗址(图)

（公元前6200年～公元前540O年）

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位于内蒙古自治区敖汉旗。

发掘年代：1983年

兴隆洼文化命名地，为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聚落形态的研究提供了翔实的资料。

筒形陶罐：盛器（左下，高36.4匣米）

玉玦：装饰品（上右，长2.8厘米）

玉玦：装饰品（上左，直径2.9厘米）

人猪合葬墓：（右下，墓口长2.5米，宽0.97米）

13、大地湾遗址(图)

（公元前5800年～公元前3000年）

新石器时代遗址，位于甘肃省秦安县。

发掘年代：1978年

大地湾文化命名地，遗址对了解黄河上游新石器时代诸文化的发展序列和相互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足彩陶钵：食器（上，高10厘米）

人面形平底彩陶瓶：水器（下，高31.8厘米）

14、仰韶遗址(图)

（公元前5000年～公元前4000年）

新石器时代遗址，位于河南省渑池县。

发掘年代：1921年

仰韶文化命名地，是中国最早发掘的新石器时代遗址。

彩陶罐：盛器（上，高11.4厘米）

陶瓮：盛器（中右）

陶碗：食器（中左）

陶葫芦瓶：盛器（下右）

陶罐：盛器（下左）

15、半坡遗址(图)

（公元前4800年～公元前4300年）

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位于陕西省西安市。

发掘年代：1954年～1957年

是中国首次大规模揭露的一处保存较好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

人面鱼纹彩陶盆：水器或食器（左上，高16.5厘米）

鱼纹彩陶盆：水器或食器（左下，高17厘米）

指甲纹陶壶：盛器（右，高15.8厘米）

16、姜寨遗址(图)

（公元前4600年～公元前4400年）

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位于陕西省临潼县。

发掘年代：1972年～1979年

是迄今为止发掘面积最大的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

鱼鸟纹葫芦形彩陶瓶：水器（高29厘米）

尖底陶瓶：汲水器（高54厘米）

17、后冈遗址(图)

（公元前4000年～公元前1100年）

新石器时代至商代遗址，位于河南省安阳市。

发掘年代：1931年

根据该遗址的“三叠层”，首次判明了中原地区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商文化三种文化的相对年代关系。

商代铜鼎：礼器（上左，高48厘米）

仰韶文化陶钵：食器（上右，高14厘米）

仰韶文化陶钵：食器（中，高6厘米）

仰韶文化陶鼎；炊器（下左，高27.5厘术）

龙山文化深腹陶罐：盛器（下中，高31.6厘米）

龙山文化双耳陶罐，盛器（下右，高27.5厘米）

18、庙底沟遗址(图)

（公元前3900年～公元前2780年）

新石器时代遗址，位于河南省陕县。

发掘年代：1956～1957年

解决了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年代早晚及源流关系。

仰韶文化彩陶碗：食器（高7厘米）

19、大汶口遗址(图)

（公元前3500年～公元前2500年）

新石器时代氏族公共墓地，位于山东省泰安市。

发掘年代：1959年

大汶口文化命名地，揭示了大汶口文化时期当地居民的埋葬形态。

镶嵌绿松石骨雕筒：装饰品（右，高7.7匣米）

獐牙钩形器：装饰品（左，高10.5匣米）

20、河姆渡遗址(图)

（公元前5000年～公元前3000年）

新石器时代遗址，位于浙江省余姚市。

发掘年代：1973年

是长江下游新石器中期文化的首次发观。

鱼稻穗纹黑陶双耳盆：食器（上，高16.2厘米）

骨耜：工具（下，长16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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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学者不认可中国人自称的上下五千年历史。第一是因为他们毕竟不是中国人，离中国几万里，有这个学识可以写出中国史已经是极有难度之事。第二，西方史学建立在古希腊希罗多德的基础上，讲究证据。城市，文字，青铜器，大型祭祀中心这四点被全世界公认为文明的标志。而中国的夏朝不被国际史学界认可，关键就是以前没找到城市遗址，更不要说文字记载了。而商朝由于河南安阳殷墟的发现，十几座商王陵，十万片甲骨文文物，还有商王武丁配偶辛，（妇好）的大墓被完整发现，这些证件记载了商王历代的传承体系，和汉代司马迁《史记》基本吻合，则商朝的存在才变成板上钉钉的事情。否则，中国的历史就只能从西周共和元年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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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经》是我国现存古籍资料中，最早记述华夏生活地域的地理文化史料书，记述着早期华夏的地域状况和华夏时期的文化历史踪迹。

《山海经》的重要价值在于，保存着尧舜、乃至炎黄以前时期的大量资料，到禹夏时期补充成较为系统科学的认识体系，周代充实成熟，后经秦汉时期调整成书。现存的《山海经》十八卷，大部分是东周春秋战国时期，或者是这以前形成的作品，《荒经》四卷和《海内经》一卷是经过秦朝人的补充调整，是汉代初期的撰作，到西汉末年成书保留的。内容保留着远古流传的踪迹，记载着神话面纱里的历史真迹。虽然《山海经图》丢失，但是《山海经》（主要指《五藏山经》）有系统的文字记述，告诉我们当时华夏古人认识的地域地貌状况和文化历史踪迹。《山海经》是当时学者认真察勘，经过科学的概括和有计划的安排，通力完成的一部科学性很强的地域地理族迹风俗巨著，因此保存着上古华夏时期本来的地域地理面貌和族迹民俗面貌，是珍贵而又可靠的上古地理民俗资料集。

《山海经》中保存着大量的神话传说，佐证上古华夏民族的生活状况，提供出活的华夏民族地域的历史证据。

目前我们能得到的秦朝以前的古籍资料，散见上古华夏民族的地域活动信息，但是缺乏系统性和完整性，因此从研究华夏民族生活地域状况角度看，散见的古籍资料仅供参考，可靠的古籍资料是《山海经》。研究认为，《山海经》察勘到的地域地貌，正是华夏族民的踪迹所及，所以起着证明华夏地域和民族发展史的作用。还需要补充的是，学界公认《山海经》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没有经过儒学派整理过的古籍，特别是《五藏山经》保持着原始风貌，是难得的反映远古华夏时期民俗地理历史风貌的珍贵资料古籍，是探索华夏族源历史踪迹的可靠依据。

关于《山海经》，根据《左传》、《史记》记载，公元前544年到公元前521年的周景王逝世后，王权争夺混乱，王子朝携带大量周王室的典籍、礼器（青铜器具）往南逃楚国避难。但是王子朝却滞留在今天的河南省南阳地区一带，从此《山海经》等古籍从周王室流出。公元前516年鲁定公五年，王子朝在楚被周敬王派去的人杀害，《山海经》及众多典籍从此流散于民间，大量的青铜礼器、文策散失在湘楚地区，这在客观上起到促成华夏中原文化南下湘楚地区传播的态势。

（1）《南山经》地域

《南山经》记载给出的华夏生活地域，大致在东部渤海湾山东，南下到江苏太湖地区、浙江杭州湾地区。并且牵着广东、广西地区。

由此说明，济南鹊山是自古传世的名山，多被古人记载为史文书画。《南山首经》说的首山指今天的济南鹊山是合理的，是正确的。因为古人做地理标记的山应该是被人所熟悉的山，不可能用世人不知的山做首山标记的。由此研究认为，《南山首经》的鹊山指济南黄河森林公园鹊山。

《南山经》说的“青丘之山”，就是《方舆纪要》说的，相传战国时期的齐景公田猎的青丘，古广饶县的青丘。这个位置在今天山东淄博市桓台县北的锦秋湖，齐景公游猎的“少海”，这里有青丘地名，还有齐国君臣的遗迹传说。

再如，“羽山”就是舜处死大禹的父亲鲧（gun）的地方，在东海祝其县城的西南方向。又说在江苏省东海县。再如，“浮玉之山，北望具区”中的“具区”，就是江苏苏州市（吴县）西面的太湖，“浮玉之山” 是今天浙江省临安县北的天目山，所以才能够“北望具区”。再如“会稽之山”，就是今天的浙江绍兴。“泿（yin）水”指今天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北面的洛清江，到柳州入柳江、黔江、西江、珠江，在广州入南海。

（2）《西山经》地域

《西山经》包括的地域有河南、山西、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内蒙古、新疆乃至帕米尔高原。

例如《西山经》说的“钱（泉）来之山” 在河南省灵宝县，“太华山”就是陕西省西岳华山，“鲋鱼之山”在沔水边的陕西省勉县，“嶓冢之山”在陕西省宁强县，“騩（guī，郭璞注音读作wēi ）山”在青海湖的东面，“高山”在今天的宁夏回族自治区六盘山地区的隆德县、泾源县地界。再如“泑（āo）水”流入泑泽就是盐泽、蒲昌海，今天新疆自治区的罗布泊。“不周之山”在喀喇昆仑及帕米尔高原地区，“钟山”在山西朔州市、代县以北地区，“阴山”连带内蒙古阴山地带。“轩辕之丘”在甘肃天水市，“鸟鼠同穴之山”在甘肃渭源县等。

3）《北山经》地域

《北山经》涉及到的地域有新疆、甘肃、陕西、河南、山西、内蒙古、河北。

例如“泑水”指今天新疆自治区的罗布泊，“杠水”指源发于今天的祁连山地、阿尔金山地区的疏勒河水，“灌题之山”在甘肃、青海、新疆交界处，“北鲜之山” 在今天陕西省榆林地区的横山县，“彭水”在今天河南省鲁山县南，“少咸之山”在山西省大同市东面的阳高县境的东南面，“县（悬）雍之山”指山西太原晋祠流出晋水后面的山叫悬雍山，“梁渠之山”在今天内蒙古集宁市东面靠近长城的兴和县，“归山”在太行山地的河南省辉县，“锡山”在今天河北省邯郸地区的武安县等。

（4）《东山经》地域

《东山经》地域大致在山东、陕西、山西、河南、

例如“绳水”在古益都，今天的山东省潍坊市青州（县级市）。“沔水”汉水的上源，源出自今天陕西省的宁强县。“姑射之山”在今天山西省临汾市的西面，“空桑之山” 在今天河南省开封市的陈留镇等。

（5）《中山经》地域

《中山经》地域包括陕西、河南、四川、甘肃、青海、山西、安徽、湖北、湖南。

例如“熊耳之山”西自陕西洛南县，东到河南省的宜阳地区。“阳虚之山”在陕西省洛南县的西北面一百里处，黄帝的重要使臣苍颉遇灵龟授背甲丹书的地方。“岷山”在今天的甘肃、四川交界处，“女几之山”在今天四川省双流县即成都市。“高粱之山”在今天四川省剑阁县剑门关，“玉山”在今天的甘肃省甘南地区与青海省交界的昆仑山麓地区，“甘枣之山”在山西省永济县的南面，“霍山”指山西省霍山县太岳山地中的霍山，“雎(jū)水” 在今天湖北省的房山县西南，“衡山”指今天安徽省当涂县北面的横望山，又有“衡山”指河南省南阳地区衡山，又有“衡山”指湖南省衡山县衡山。“洞庭之山”在长沙巴陵县西，今天湖南省的岳阳市西面等。

总概《五藏山经》提供的华夏地域，大致包括范围在渤海湾山东、河北、山西、阴山内蒙古、陕西、河南、甘肃、青海、新疆、四川、湖北、湖南、江西、江苏、浙江、安徽，南牵广东、广西。以《中山经》记载的河南地域密集较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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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今六、七千年前，生活在黄河流域的族群，在广阔的地域联系中形成“大族”的槪念，习惯上把“大”的含义称为“夏”。夏族世代繁衍，过着种植农业经济带来美好的定居生活。古人称草木禾谷为“华”，禾谷成为主要的生活来源，这样夏族逐渐形成传世的称呼“华夏族”，这个名称在先秦的古籍资料中被明确地用来称呼原生土长的中华民族，华夏族做为中华民族的本称由此传世于后。

华夏族源生地起于母系社会时期的女娲氏、燧人氏、伏羲氏、太昊（皞）氏、少昊（皞）氏，在黄河流域融合产生华夏族。炎帝、黄帝继承发展到长江流域，传播扩展农耕经济的华夏文明。炎帝蚩尤是包括苗族在内的华夏诸族的共祖。黄河泛滥流淌，山东成东部“孤岛”，治水和东部山东海盐供中西部族民生活需要是促成华夏融合的重要原因。齐桓公改革称霸，推动家庭自耕农经济的国家管理体系完成华夏融合，推动华夏文明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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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融合文明产生的文化构成原因

1、地域邦族自身发展需要血脉杂交。

任何民族的发展，需要血脉杂交，需要占有经济的优势地位，华夏地域邦族的血脉杂交融合事例是很多的。例如，华胥氏女践东方雷泽大人迹感孕，促成西部伏羲氏与东方太昊氏的族群融合，汾河谷地的女娲氏与黄河南岸的太昊伏羲氏血亲融合，神农炎帝与女娲后裔有蟜氏姜女任姒、女登血亲融合，黄帝族与有蟜氏姜女附宝血亲融合，黄帝与西陵国或蜀山氏女嫘祖血亲融合。再例如，周族的祖先与女娲氏后人有邰氏姜女血亲融合等。这些事例说明，先祖自身发展需要血亲杂交。同时要注意的是，血亲杂交融合的过程，正是先进的经济文化传统传播扩展的过程。不难看出，女娲氏有着先进的经济文化传统手段，有着母系社会华夏正统的权威地位，代表着华夏文明的传承基础，所以炎帝、黄帝及后来的周族的先祖要与女娲氏后裔血亲融合，由此发展本族系，提高本族的华夏社会地位，客观上起到扩大传播华夏文明，促进华夏融合的作用。

2、黄河流窜阻隔东部与西部邦族，治水把东西部联为一体，稳定“中原”地域，促成华夏融合。

根据当代科学研究、古籍记载和实地考察，距今6000年前乃至4000年的黄河，出洛阳后，黄河古渡口孟津——太行山麓以东的华北平原，是黄河横溢泛滥流淌的地带，到处是泽洼河道水泊地。再根据本文对古“雷泽”地理位置的断定，古鲁西地域是“雷泽”占据的沼泽湖泊地。鲁西南地域及山东半岛地域同今天的河南省地域被水泽阻隔，成为东部“孤岛”，这是我们今天研究华夏族群生成关系时应该特别注意的（中科院周昆叔等研究、西安碑林中禹迹图、华夷图等碑刻、《禹贡》等）。

当时的山东半岛，西北部有黄河“流窜”，酿成当时的鲁西南地域成为湖泽洼地的森林地带，南四湖就在这一地域。这片古黄河漂移泛滥游动地，北自今天的天津市，南到徐州以南的淮河流域北部，是远古的湖泊沼泽森林湿地，成为距今6000年前，华夏地域东西部交通联系的障碍，形成东部山东半岛并泰沂山地相对孤立发展的特定时期地位。今天山东曲阜-兖州到巨野县、金乡县、定陶县一带地域，是古山东半岛联系今河南中原地乃至华夏西部地域的方便“陆桥”通道。

今天河南地域是华夏融合发展的中心地。这是因为，远古的河渭汾洛及交汇地域是华夏族群融合的中西部主要族源地域，往北是水洼地带的古河北，往南是水网密布、山地分割地域，不利于联系整体发展。到黄帝时代后期的大禹治水，重要的意义是把黄河下游治理好，使河南地成为华夏时期能稳定生活的祥盛地域，成为东西部联系发展的主体地区，华夏族由此融合壮大发展，这是当代古环境研究的科学性给出的认识。例如黄河三角州文化研究认为，大禹治九河的地域，在山东地界的黄河下游地区。具体说，根据西安碑林中禹迹图、华夷图等碑刻及相关古籍，现代环境考古研究认为，禹治黄河的地域，大致从河南省新乡地区滑县地界往北到海河流域，往东到山东的古无棣、利津地界（滨州市、东营市），禹治九河在这个地界内。这样，治水联系华夏东西部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孕育着华夏融合的根基。

3、邦域族民需要控制产盐地，促成民族联姻、战争，促成西部与东部沿海的融合。

古冀州的晋南地区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的重要原因，就是控制产盐地今天的山西运城盐池地域。黄帝与炎帝蚩尤大战，部分学者认为涿鹿大战的地点在今天的晋南地区，原因就在这里。后来的帝舜主政发展的根据地就在晋南地区，控制产盐地运城盐池，扩大华夏文明的传播。黄帝改变娶有蟜氏（有娲氏）姜女为妃的血亲传统，南下汉中进入四川的涪江流域，娶西陵国或蜀山氏女嫘祖为妃的重要原因是，涪江流域的盐亭地区是重要的井盐产地，可以凿井取卤水熬盐。血亲联姻是最便捷有效的血族融合措施，可以便捷有效地把西陵国或蜀山氏纳入黄帝族群的执政管理范围，从而促成华夏融合，起到传播华夏文明的实际效果。华夏中西部大量的食盐需要从东海上来，当时从海上取盐的方便路途，就是到山东半岛获取海盐。后来的齐国建政屏周保护周天子东土的首当大事，是发展盐业生产，满足华夏中西部食盐的供应，这是推动华夏西部与东部融合的重要动力。《尚书·禹贡》记载有青州“厥贡盐絺（chī）”，“贡”是向国家贡献、纳税的含义。说明古齐国地的青州产盐，夏朝时期就纳入国家管理为重要税收。这在远古的资料里是唯一的记载，可见山东古青州即后来的齐国产的海盐，占据华夏族民生活和国家建政需要的重要地位，同时是华夏融合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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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文明传播的历史作用

1、传播农耕家养经济和治水安居文化生活

考古发现，距今210万年前，古冀州地域就发现成片的古族民聚居地，典型的代表是桑干河流域的，河北省阳原县泥河湾古文化遗址遗存。泥河湾的于家沟遗址证明，距今1万年时发生种植农业。同期发生种植农业的地点，考古发现集中在华夏中部地域，例如河北徐水南庄头遗址、湖南澧县彭头山遗址、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江西万年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等。说明中国是世界上农业经济发生最早的地域，同时说明华夏中部地域是农耕经济发祥地。

山东地区，距今9000年时出现农业经济（后李文化遗址）。到距今6000年的大汶口文化时期，耜耕农业占居生产的主体地位。大量随葬的猪头骨，显示家畜蓄养发达，说明农耕经济在东夷地区较早形成生产规模。距今四、五千年时，以黑陶文化为主体的山东龙山农耕经济文化，往西部快速扩散传播，形成华夏融合文化类型，产生早期的华夏文明。

众多族系族民，与华夏生源之母的女娲氏族及其后代血亲融合，获得在华夏地域立政的经济地位和主导权的资格。这个习俗从伏羲、炎黄时代，一直延续到春秋时期，女娲氏后裔，炎帝族系的有蟜姜氏女，一直是宗周的血亲婚族。例如姜太公建政齐国的历代“姜女”，都是周天子及其宗亲的姻亲正统婚配。周天子要娶姜女为正妃，宗亲例如鲁国、晋国的国君等，要娶姜女为正妃，所生子为嫡系长子，要继承天子帝位或诸侯王的世袭地位，否则就是违犯礼的规定，影响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治政建设。典型的事例有，《左传·成公二年》记载公元前590年，鞌之战以后，晋景公派使臣把齐国的战俘押解献给周天子，周天子不接受。因为齐国是甥舅异姓姻亲封国，是姜太公的后代，与姬姓兄弟国家是尊亲血缘关系。天子命令讨伐，胜利后报告个消息就行，献俘虏是违背先王礼法的。再如，《左传·文公十八年》及《史记·鲁周公世家》记载，鲁文公死后，宗室杀掉哀姜夫人的嫡系太子恶（wū），立不是姜氏女，鲁文公嬖爱的夫人庶生的庶子俀（tuǐ弱）为鲁宣公，从此鲁国宗室的威望权贵地位在国人的心目中减弱而鄙视他。“祸起萧墙”，宗亲鲁桓公的三个后代仲孙、叔孙、季孙即“三桓”，受到国人的敬重，财产和权力转向“三桓”，势力强盛起来，直接影响着鲁国的军政建设和经济发展。这两个史例说明，齐国姜氏是宗周姬姓的姻亲婚族，唯姜氏女才是周宗室姻亲的嫡系正宗。否则就是破坏血亲统治关系，这是不允许的。姬姜是姻亲血族不可分割的，共同维系周王朝的统治。所以“姜氏”是尊贵有威重的，不可侵犯。这就是后来的齐桓公，在周统治陷入“礼崩乐坏”的危难时期，高举起尊王攘夷的旗帜，屏周称霸的根本原因。由此发展东西部融合互补的农耕经济（推动自耕农家庭经济、扩大使用铁器农具），促进华夏族系各方全面融合。

关于治水，《史记·六国年表》司马迁“太史公读秦记”文中明确记载说：“禹兴于西羌”。东汉扬雄的《蜀王本纪》说：“禹本汝山郡广柔县人也，生于石纽。”《帝王世纪》说，禹“身九尺二寸长，本西夷人也。”《史记集解》引皇甫谧的话说：“孟子称禹生石纽，西夷人也。”《华阳国志》说：“今夷人共营其地，方百里不敢居牧。”《水经注》“沫水出广柔徼（jiào）外”解释说，广柔县“有石纽乡，禹所生也。”这些资料说明，夏禹是西羌人。“羌”-“姜”血缘相通为瓜（wō）连族系，“姜”为母系族姓，“羌”为父系族氏。简言之，夏禹是四川汶川县西十三里的石纽山乡人。2000年下半年对岷江上游地区，禹生长的古茂州地，今天四川汶川、茂县、理县、松藩、黑水５县地域进行考古调查，初步发掘四川茂县（古茂州地）营盘山遗址，出土新石器时代的文物丰富。有房址、墓葬、人殉坑、窑址等遗迹百座，出土陶器、玉石器、骨器等各类文物上万件（考古发掘仍在继续，有年代更久远的新发现）。说明这里是古华夏族衍生地，古氐羌族的生源地，这里是羌族禹的故乡。

《山海经·海内经》说，炎帝的妃妾听 （tiān）所生的第八代孙噎鸣长到十二岁的时候，洪水泛滥，“噎鸣生岁十有二，洪水滔天”。根据《史记三家注》研究认为，炎帝时期历经八代止于公元前2471年，也就是说，大约在公元前的2500年左右，噎鸣十二岁的时候，大洪水爆发，华夏中国地域进入治理洪水治政立政的时代。帝尧时期中国地域的洪水泛滥，到帝舜时代，当时的治水专家夏禹疏导河水入海，使今天的河南及连带的“中原”地域，成为稳定发展农耕经济文化生活的，安居繁荣发展的富庶地，有效地促成华夏地域族群的融合。

2、华夏融合，形成黄河、长江为中心地域的华夏早期文明

神农炎帝时期，相土地，察水源，改善生存环境。造耒耜，种五谷，改善饮食生活。制陶器，作斤斧，改善生活条件。后人敬仰神农炎帝在中国医药学方面的杰出贡献及献身精神，把整理出的中国古代第一部医药书称为《神农本草经》。神农炎帝为华夏医药学做出重大的科学贡献。

到黄帝时期华夏融合，形成黄河、长江为中心地域的华夏早期文明。黄帝开拓西南域。例如黄帝娶西陵国女嫘祖，黄帝儿子玄嚣迁到江水洞庭地区，把儿子昌意迁到若水，今天四川的雅砻江，由此往西南方向扩展，从而控制整个长江流域。根据《易大传·系辞下》“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的说法，从黄帝时代开始，黄河、长江流域为主体的华夏地域族民，进入“礼文法度”的治政管理，等级统治秩序产生出来。黄帝时期做舟车杵（chǔ）臼（jiù）筑房宇。《易大传·系辞下》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伏羲氏已经用“书契”取代结绳记事，产生刻记下的文字。现在考古发现，距今8000年乃至6000年前的天水大地湾遗址、仰绍半坡遗址、大汶口遗址出土的陶器上，都发现有文字含义的刻画符号，特别是距今5500多年的大汶口陶文，有着明显的甲骨文的象形蓄意印记，奠定中国汉字的产生基础。可以认为，与伏羲时代相合的大汶口考古发现证明，在距今六千年的伏羲氏时代出现“书契”文字，到距今四千多年时，山东出土的“龙山陶书”使象形“书契”进步发展，但是仍然未能完成代结绳记事。退一步说，“书契”的推广传播有个过程，就当时的文明情况看，“书契”和结绳记事同时存在。换个说法，如果《易传》的说法是历史的真实，那么伏羲氏的“书契”文字是在黄帝以后传播使用的，所以有“仓颉”造字说。可以说，黄帝做出推广文字的重大历史性贡献。

3、早期华夏文化传播使中国地域文明形成。

黄帝时代，华夏文化得到广泛地扩大传播，后来春秋时期的齐桓公改革称霸，促进华夏文明的传播，使中国地域文明形成。简言之，齐国建政有三个因素推动华夏融合。

（1）、《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姜太公望，吕尚是“东海上人”。《史记集解》刘宋裴骃引《吕氏春秋》说明姜太公是东夷人士。所以周武王封姜太公到古青州、营州地建齐国治理东夷地域顺利方便。《齐太公世家集解》引徐广的解说，姜太公“其先祖，……虞夏之际，封于吕。”“吕”国在南阳郡的宛（yuān）县西面。《齐太公史家索隐》司马贞又根据《地理志》解说，“或封于申，姓姜氏”的“申”国位置在南阳宛县。这样看，姜太公吕尚在今天河南南阳封国的建政经验，运用到东夷齐国建政的措施上，从而实现宗周在东夷封国屏周的治政目的，客观上起到促进东西部华夏融合的作用。

（2）、根据《左传》、《史记》等史籍的记载，齐国建政的重要任务是，守好周建封国的东部，防御山东半岛古东莱国的侵犯等。自此，齐国的建政扩展使华夏融合趋向必然发展的过程。

（3）、齐桓公改革的大事是发展盐业生产，供应华夏中西部食盐，这是推动华夏融合的重要原因。

由此，齐桓公改革称霸完成华夏融合。首先，把人民分为士、农、工、商四类，确立专业家庭经济单元地位，由此建立管理专业家庭为社会构成基础的国家管理体系，同时为土地私有的地主农耕经济快速孕生提供暖床。这个体系打破井田采邑的血亲分封制度，瓦解宗周血亲统治体系，从而打破种族隔阂，使地域种族、邦族之间融合联系加快，促成华夏各族系的融合。其次，齐桓公在救灭国，伐戎狄，阻南楚的屏周过程中，推动自耕农家庭经济扩散传播，为华夏社会创建新的行政管理模式，催生地主经济做出奠基性贡献，促成华夏社会融合为不可分的整体。由经济基础形成的中华民族认同形成，华夏民族形成。两千五百年前的孔子给于高度评价，认为“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 认为齐桓公用管仲改革成霸，起到完成华夏融合进步发展的重要历史作用，推动华夏文明的传播。

最后，华夏融合，政治上趋向中国统一发展。这是因为，华夏融合以安居经济为基础，社会的经济政治体系得到一体联系的协和发展，形成共同的民俗认同，所以华夏民族的同归性强烈，地域疆土的中国认同性强烈。推动富民养农政策让农业发展，是保障中华民族融合国家统一的基础。五千年的历史说明，华夏融合统一才能造就中国，才能使中国发展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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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两大史前文化消失之秘：河姆渡人和良渚人究竟到哪里去了？

大约7000年前，在今天余姚、宁波一带的姚江平原上，曾生活着诸多史前部落，他们创造了长江下游史前文化的典型代表——河姆渡文化。

考古研究发现，河姆渡人利用大面积湖沼低洼，培育、栽种水稻，开创了中国乃至世界最早的稻作文化。而在此发现之前，人们一直认为中国栽培水稻是从印度传来的。

此外，灰黑色的手制陶器、发达的骨制工具、干栏式木屋、精美的象牙雕刻艺术品等，也是河姆渡人的代表性创造，表明其文明发育已达到了相当的程度。

著名的“双鸟朝阳”象牙雕是河姆渡原始艺术的精品。

然而， 在绵延了近2000年之后，河姆渡文化在距今5000年前后，却神秘地消失了。

对于河姆渡文化的衰落，以及之后河姆渡人的去向问题，学术界提出了不少观点，但至今难有定论。

有人认为，由于姚江改道东流，致使稻作农业难以为继，河姆渡人不得不放弃这块生活了近2000年的土地，远走他乡。

也有人认为，是频繁的洪涝灾害给河姆渡文化带来了毁灭性的破坏，导致了河姆渡人的迁移。

河姆渡遗址出土的猪纹钵，是我国史前陶器艺术的珍品之一。

关于河姆渡人的去向问题，说法就更多了。

有人认为他们并没有离开姚江平原，依然耕种在这块土地上；有人认为他们向南迁徙，甚至到达了今天的福建；还有人认为他们向西迁入太湖流域，成为后来良渚文化的创造者。

最令人遐想的说法是，他们扬帆远航渡过了海洋，抵达太平洋的岛屿，甚至更遥远的大陆。这种说法并非空穴来风，考古发现河姆渡人已使用船作为交通工具进行水上捕捞；而在我国台湾有关考古遗址中，也发现了河姆渡文化类型的陶器。

无独有偶，差不多在河姆渡文化衰落的时期，在其西面不远（以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不远）的太湖流域和钱塘江流域，崛起了又一史前文化，这就是著名的良渚文化——也难怪会有学者认为，是河姆渡人西迁造就了良渚文化。

良渚文化的文明发育度更高，具有先进的犁耕农业、发达的手工业，当然，它最大的特色和标志，是其高度发达的玉器文化。

比如，在良渚文化中，有一种独特的“玉敛葬”现象，即用大量玉器作为陪葬品。考古工作者曾在一处墓葬中，就出土了玉器3200多件，数量之巨大，品种之丰富，制作之精美，震惊了中外考古界。

良渚文化独特的“玉敛葬”。

而同样令人费解的是，跟河姆渡文化类似，在绵延了近千年之后，良渚文化也戛然而止了。

有关它的神秘消失，学者们同样意见不一。

有人认为是气候恶化阻碍了良渚文化的发展。大约在距今4500~4000年期间，我国境内出现了一次冰川期，这对位于长江三角洲的良渚文化是一个严重打击，持续几百年的严寒气候最终使之消亡。

也有人认为是冰融期的滔天洪水冲毁了良渚人的家园。

良渚玉器的代表——玉琮。

还有人认为，是原始文化之间的竞争导致了良渚文化的衰落。当良渚人还沉迷于玉器文化时，北方的龙山文化已进入青铜时代。随着龙山文化向包括南方在内的周边文化区不断扩张，良渚文化受到了极大冲击，最终走向衰落，被吸收融入了中原文化之中。

甚至有人认为良渚属于蚩尤部落，在与黄帝大战中失败，被迫迁往北方。这也是为什么在山西襄汾陶寺遗址、陕西神木石峁遗址等处，都发现了良渚遗物。

由于众说纷纭，难有定论，要真正破解河姆渡文化和良渚文化的消失之谜，恐怕还需要等待更多考古证据的出现和更进一步的探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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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洪水有可能是4300年前中国各地新石器时代遗址消亡的原因

在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4000到5000年之间，华夏大地遍地开花，文化交相辉眏，这是一个被考古人称为“英雄的时代”的时期，考古人用“满天星斗”来形容这个时代（苏秉琦观点），各地城邦并起，如天上的繁星：中原的仰韶文化庙㡳沟类型、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西部的马家窑文化、山东的大汶口文化等等，都代表了这个时期的各地豪强。这些新石器文化，虽然都极具特色，但却没有一个能有广域的影响力来统领华夏秩序，所以只能是“满天星斗”。

中国的新石器时代，公元前2300年的那条线，如一把刀，切割出了两个时代：仰韶时代与龙山时代。正所谓“不破不立”，中国各地的这些新石器文化，几乎都在4300年左右终结了，之后的一两百年，新的文化在各地又重新开始，其文化高度较之前有过之而无不及，此时，华夏历史已经来到了“月明星稀”的夏王朝诞生的前夜。

中原：仰韶文化

在4300年前，中原正处在仰韶文化庙㡳沟时代的末期，这是一个以彩陶为特征的文化圈，此时的仰韶文化在中原存在了2500年左右，也就是在这个节点，庙㡳沟的彩陶文化突然消亡，一个新的、更加强劲的文化类型正在酝酿，那就是中原龙山文化。中原龙山文化，一般认为是“五帝文化”，这种文化类型的更替，其实可以从史书中找到痕迹，彼此的中原，正受大洪水的困扰，五帝频繁徙都，从轩辕丘（新郑）到帝丘（濮阳），再由帝丘迁到西亳（洛阳），甚至迁到黄河北岸的山西。也就是说大洪水是中原仰韶文化消亡的主要原因。

东方：大汶口文化

大汶口文化是盘据山东半岛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其分布范围大致在淮河以北，西以运河为边界，因为当时的中国在河南与山东交界之处，分布着许多大泽，成为了仰韶与大汶口文化的天然分隔线。往南，大汶口文化与良渚文化之间有着持续的战争，在4300年左右，大汶口文化也消亡了，转变为了海岱龙山文化（黑陶文化），大汶口文化的终结与除了与当时盛行的大洪水有关外，也可能是与南方良渚之间的战争消耗有关。

江南：良渚文化

良渚文化是江淮一带高度发达的玉石文化，在兴盛了1000年左右，良渚也倒在了4300年前，并且在此后的千余年，一直到吴、越的兴起，此地再也没有出现过如良渚般强劲的文化。良渚的灭亡，有很多说法，结合当时的大历史背景，大洪水无疑是首要可能的因素，其次良渚与北方大汶口旷日持久的战争也值得关注。此外，还有一个说法就是，良渚贵族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与财力制造了无数的精美玉器，引起了下层民众的不满，良渚被暴力推翻，也未可知。良渚文化最可能毁于洪水

除此之外，位于西北甘肃一带的马家窑文化，位于长江中游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也都在4300年前左右灭亡了。华夏大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都没跨过4300年前这个时间节点，恐怕不是自身发展的原因，更大的可能大外部环境变化的缘故，结合历史背景，在五帝与夏王朝交替之际，大洪水无疑就是最可能的“真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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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的起源

湖南道县玉蟾岩和江西万年仙人洞发现了至少在12000年前开始栽培水稻的证据，这也是目前世界上已知最早的证据。

公元前7000年前后，长江和黄河流域中下游以及辽河流域开始了第一批农业村落。稻作和粟作农业区遂告形成，这时尚处于耜耕农业阶段。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上普遍发现有稻谷、稻草的堆积，显示了其颇高的生产能力。河北武安磁山遗址可为北方旱作农业村落的代表。约公元前4000年或稍晚时，江浙一带的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的居民，拥有一整套石制农具，尤其是师犁和大型石犁的发明，表明当地的一些地区，已经发展到了犁耕农业阶段。

彩陶属于仰韶文化，黑陶属于龙山文化，白陶属于殷墟文化

手工业的发展

手工业是农业生产生活的必要的补充。其中石器和陶器是先民非常重要的两项技术。石器的制作自从人类诞生以来就开始了，早期是打制石器，而磨制石器与陶器的发明是新石器时代的主要标志，可以上溯到一万多年以前。

新石器时代手工业出现了重大进步。首先，传统制造业中出现了若干新的技术，特别是快轮制陶技术的发明，引起了制造业内部结构的变革。玉器制作也出现了新的技术法。其次，出现了新的手工制作门类，如木胎漆器制作业，丝绸业；由于玉器在社会生活和宗教中的象征功能的增强，制玉业从石器制作业中独立出来；公元前5000—4000年间的仰韶文化早期已经出现了最早的铜制品，到公元前3000年作用各地已经普遍出现了铜器。第三，手工业的生产方式向专门化发展，尤其是玉器和铜器的制作中出现了专业分工。至此，社会分工不但在农业和手工业之间，而且在制造业内部发展起来。这必定引起产品交换和流通方式的复杂化和多样化，促成私有观念的产生和私有经济的发展，最终带动整个社会不可逆转地复杂起来。第四，制造业中还衍生出了专门服务于社会上层的贵族手工业。包括玉器、丝绸、漆器、象牙器和高档陶器（良渚文化中的玉器、黑陶器，大汶口文化的象牙器，龙山文化的为数不多但却是精品的黑陶器）。

建筑及建筑技术

在新石器时代中期先民的建筑还是窝棚式建筑，后来黄河流域及更北的地区流行半穴居式房子，黄土区开凿窑洞，江浙地区多平地建筑，江南则为干栏式建筑，后者含有较高的技术含量。在村落上午整体规划设计方面，通常有一道人工开凿的圆形壕沟，聚居的房子周围有贮藏什物的窖穴以及陶窖、牲畜栏等，体现着氏族社会生活的原则。

新石器晚期后段，建筑业出现了新型建筑材料的开发，如烧制土砖、石灰、混凝土层制作，还有夯土技术和打井技术。夯土技术一方面使人们淘汰了半穴居式房子，改居住在多有台基的高爽的地面起建式住宅。而台基式、多间隔的土木结构建筑正是中国古代建筑的主要特点；另外更重要的是使修建如城墙、大型宫殿之类的大规模建筑成为可能。打井技术的意义在于使人们可以自由地选择远离自然的水源却有重要意义的地点居住。

总的说来，新石器晚期后段是史前技术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节点，在农业生产进步的基础上，无论手工业还是建筑业，都以新技术的出现为标志，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为社会走向文明作好了物质准备。

社会的文明化过程

技术的进步引起社会分工，社会恩工又引起产品交换，私有观念和贫富分化已随即而开始。随着利益冲突和各种矛盾的尖锐化，氏族公有制社会已经无力来维系社会秩序，这就须有新的权威势力来平衡、约束乃至压制社会矛盾，这种强制力量就是今天所谓的国家机器。国家的这个形成过程，可以谓之为社会的文明化过程。

揆诸考古学，史前的社会文明化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局部发展阶段，约在公元前4000—前3300年期间，对应于考古学上的新石器晚期后段。其特点是：该阶段人口呈爆发性增长，人群交往频繁密切起来，出现了不同社会单位的私有制，村落利益矛盾发生。

第二阶段是普遍发展阶段，约在公元前3300年—前2500年左右。其特点有，小家族乃至个体家庭经济独立性越来越强，私有制和社会分化进一步扩大，社会结构呈橄榄型——高端和低端人少，中间层居多，传统的氏族组织，依然是社会的基础结构，贵族利用其躯壳，作为控制和管理社会大众的网络，已经消解了其民主和平等原则，巩固了贵族自身的利益。这些贵族阶层已经全方位地推动了一种新型的社会管理和控制体系的建设，社会生活出现了许多新的内容。此时大量出现的若干普通村落围绕一座中心聚落分布的社群结构即是这一新内容在宏观社会结构方面的体现，这种社会组织形式即是古人所谓的“国”与“邦”，它是社会进入邦国林立的时代的标志。至前2500年前后，社会文明进程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但此时长江中下游地区和辽河流域的文明不同程度地沉寂了下去。

第三阶段是古史传说的尧舜时代，约在前2500—前2000年左右，对应于考古学上的龙山时代，也是铜石并用的时代。它的特点是，各种矛盾激化，社会结果呈金字塔型——底层人数最多，越往上层人数越少，呈现出了典型的阶级国家的登记和财富分配的构成模式。龙山时代，战争和暴力冲突的规模和旷日持久前所未有，有邦国之争，亦有民族冲突，邦国之间结成的军事联盟的目的在于民族内部的政治统一，更指向民族征服，从而开启方国之争的序幕，最终走向三代文明。

走向文明的不同道路

先夏文明是由若干相对独立演进发展的地区文化相互融合而形成的，他们个有特色，这些地区文化主要有燕辽地区的红山文化，江浙地区的良渚文化，长江中游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黄河下游大汶口—龙山文化，黄河中游仰韶文化—中原龙山文化，它们共同形成多元一体的文明格局，其中中原文化的地位逐渐突出，诸文明的功过成败，经验教训最终熔入中原这座大熔炉，进而为冶铸出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作出良好的奠基。

（一）燕辽文化区

燕辽地区指今天的辽西平原至燕山南麓一带。该文化区位于东北亚筒形罐大文化群的最南端，受其南邻的影响，它沾上了越来越多的黄河流域的文化的特色。出现公元前4000年左右的红山恩惠取得突出成就，现在已经发掘的约50平方公里的牛河梁遗址群，留下了十几处大型公共建筑，该遗址群并非日常居所，而是红山文化的精神中心。但公元前3000年左右，红山文化崩溃。可能的原因一是由气候干旱化变迁所导致；另一方面由于红山社会唯一依靠的力量乃是宗教信仰，而其社会基础很不坚实，外部的些微变化，就可能导致其走向崩溃。

（二）环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

从新石器时代中期开始，长江下游就启动了文明化进程，如河姆渡文化和江浙一带的崧泽文化等。到前3300年左右，当地进入良渚文化阶段。良渚社会分层明确，上层贵族地位依血缘世袭，墓葬品数量规格已经制度化，近似形成商周一类的规范礼制。该文化所在的长江下游地区，乃是古越族的主要分布区，强大良渚文化的甚至扩张到了苏北地区。但在公元前2500年前后，由良渚贵族精心设计的宗教色彩日益浓重而变得极端和僵化的社会调控机制，再也无法应对任何来自外部环境和内部形势的变化时，整个系统便一泻千里般崩溃了。此后的长江下游地区，几乎成了一片空白。

（三）长江中游的荆楚文化

以两湖地区为主的长江中游，古地名称荆楚，居民曰苗曰蛮，史前社会文明可以追溯到大溪文化，继之以屈家岭—石家河文化。湖北天门的石家河城遗址是荆楚文化的代表。该城遗址每边长达1100—1300米，总面积达100万平方米，其工程之浩大，竟连发现它的考古学家很长时间里都不敢相信它是5000年前杰作。在前2300—前2200年左右，该文明衰落了，原因有两说，一是水患说，一是军事失利说。

（四）黄河下游的海岱古文化区

此文化因“惟海岱为青州”（《尚书》）之句而得名。它的特点是，这里的居民拥有一套复杂的陶器群，以丰富多样的造型而非绘彩刻饰取胜，它还有几种特别的风俗，如拔牙——拔掉侧门齿的风俗。该地区的制造业可能也是当时最发达的。

海岱古地区社会文明进程起步较晚，约在大汶口文化中期开始，至龙山文化时代达到高峰，经过持续发展，直到商代早期，一直是颇有竞争力的地方文明，这一点不同于前述诸地方社会的命运。该地区的文明经过长期稳定发展自然磨合而成，它是一个比较务实的社会。又因其西接中原，北通燕辽，南邻良渚文化，沿淮以溯又同世纪中游地区往来，故能在交流中不断自我调整得以持续发展下去。

（五）黄河中游的华夏文明

约公元前5000年，这里出现了仰韶文化。早期以姜寨村落为代表，各地文化面貌相对独立，处于大致平等平均的氏族公社阶段。约公元前4000年，仰韶文化中期（又叫庙底沟期）进入最繁荣的时期。整个文化面貌高度统一。它给人印象最深的莫过于其文化的辉煌，彩陶文化独具特色，影响力达大半个中国。公元前3500年，仰韶文化晚期，高度统一的文化面貌不复存在，各地的文化独立性和不平衡性凸显出来，只有渭水上游至陇东一带得到发展，而早前仰韶文化扩展区的一部分异化为马家窑文化而分离出去了。这种松散离析的态势持续到公元前3000年左右，才开始了因大规模重组（亦即晋南豫西的庙底沟二期文化）而得到改变，再到公元前2500年，又形成中原龙山文化。与黄河下游稳定的社会文化迥异的是，这里显得混乱不堪，社会动荡，各种矛盾空前加剧，冲突由村落而至邦国。

该文化区有两个地区值得注意：一是位于晋中南的襄汾盆地，传说是陶唐氏帝尧所居，最大的陶寺遗址，仅中部内城城垣的面积就达到200万平方米；另一个地区是豫西晋南地区，这里是被后人认为是虞舜、夏禹以及稍后的夏王朝的所在。

为什么其他地方社会大多在直线发展后难逃陨落的命运，而中原文化能在大起大落之后却存续发展下来呢？原因可归结为三个方面：

就气候条件而言，它不是最佳的，但亦绝不至于象燕辽文化一样因环境变迁而衰落。

在文明进程的机制方面，它不同于其他社会其他地区文明化的共同点——社会的贫富分化开始得较早。这是以环境资源的丰富和稻作农业生产率较高为基础的，其社会的运作主要围绕如何处理阶层之间的关系而展开的。而中原地区资源匮乏，旱作农业生产率低，社会分化不易展开，社会的主要矛盾体现为集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其领袖权威带有更多的务实和军事色彩，而异于非中原地区的上层领袖带有更多的宗教色彩和管理色彩。

中原地区的位置帮了大忙。这里特殊的中心地理位置，是包括海岱地区在内的其他各地方社会无法比拟的，来自四面八方的各种文化、思想和政治经验交汇融合进了中原这个大熔炉。这座大熔炉既熔铸了中原社会的文化方向，也炼就了中原人包容万象的开阔胸襟，它对周边社会的凝聚力不断增强，从而为三代文明以及一个更持久的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发展趋势奠定了基础。

中华文明特质的初现

史前社会的文明化进程，为三代文明做了准备，更为重要的是为日后的中华文明的特征、性质和发展方面奠定了基础。换言之，中华文明实为史前社会文明化的继续与发展。下述史前特征影响了日后的中华文明的发展。

（一）安土重迁，或许是农业经济生活最主要的特点之一。由此而产生了相对稳定的族群，如“华”“夷”“苗”“蛮”“越”“戎”“狄”“羌”等。

（二）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内部交通便当和文化的多重结构，导致了史前中国社会的另一个动向，即文化和社会多元发展的同时具有一体化的趋势。公元前3000年左右，中原文化核心化，史前文化的多元格局和一体化的趋势导致了中国文化的根本方向——多民族国家的形成。

（三）史前中国社会文明化严禁方式导致了中国社会的基本特征，那就是牢固的氏族—宗族观念和严格的礼制。中国的礼制应该萌芽于大汶口—龙山文化及良渚文化时期。

（四）祖先崇拜与中国社会的非宗教性特点。中国社会是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开始是氏族，以后是宗族的血缘关系网络构成的社会。它的等级制或礼制尤其强调对祖先的祭祀、崇拜和“孝”，带有强烈的道德色彩。中国的宗教由于早期军事领袖对神权的压制，并进一步专擅“社祭”，使宗教在早期就相当大程度上沦为统治者的工具，其后本能的血缘亲情的祖先崇拜得到进一步的强调，而宗教日益不发达，到后来就远远无法形成一种类似于西方能抗衡王权的力量，这也是中国社会专制的根源之一。同时也形成了中国文化艺术发展史上的非宗教性特点。相反，却开启了从儒家学派到程朱理学，由关于“君臣父子”的理念所形成的牢固传统，并推进为中国人至高无上的道德观念。

（五）源自史前生活基本需要的发明——漆器、丝绸和玉器及卜骨习俗，却在日后的历史进程中越来越成为东方民族的审美情趣、社会心理和思维方式的集中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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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秉琦先生将中国考古文化划分为七个区系，在中原区系东部就是山东区系，学界通常称这里的考古文化为海岱文化，岱字来源于泰山的别称，就是“岱宗”，按照我们前文命名的特点，本文将其命名为“泰山圈”，以“泰山圈”为核心的海岱地区与以“嵩山圈”为中心的中原地区相爱相杀，此消彼长，在交流与斗争中，形成了灿烂的中华文明。

对于史料，采取信前不信后的原则，以最早的《尚书》《诗经》《礼记》《竹书纪年》《五帝德》《周易》等可靠上古史书古籍为主，参考《山海经》《帝王世系》《三皇本纪》等后期资料。通读之后结果发现，历史的真相昭然若揭！

司马迁对于上古史的记载多来自春秋时以孔子为代表的思想家言论可想而知。

中国上古史现在的首要问题是要证明夏朝的存在！然后就是尧舜禹的存在！接下来就是黄帝是否真的存在！黄帝如果真的存在，则中华文明史可以上朔到4500年前。而无论是春秋时期的孔子《五帝德》，还是战国的魏国史官《竹书纪年》再到汉代的司马迁《史记》，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大禹，这些前辈先王都是赫赫在书的。

仰韶文化末期衰落（炎帝神农氏末期），庙底沟二期文化（黄帝部族）兴起东进和大汶口文化（蚩尤）西进和屈家岭文化（三苗）

早在二十年代，由仰韶文化的发现，形成了中华文明起源于黄河中游和“中国文明西来”说；到三、四十年代，因龙山文化的出土，又形成了“仰韶、龙山二元并立”说，并否定了“中华文明西来”说。

中国古代史籍中称华夏（中原）地区之外为“四夷”（《周官·毕命》、《礼记·王制》、《后汉书·东夷传》均有此说）。“东方曰夷，被发文身；南方曰蛮，雕题交址；西方曰戎，被发衣皮；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

二千年前的西汉史学家司马迁以其鸿篇巨著《史记》，完整记录了中华上古历史，也是古史辩派的主要研究对象。辨别《史记》记载中的真与伪，或者区分《史记》记载中产生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记载的地理误区，才是我们中华文明史研究首要解决的问题。

中华五千年文明最早产生于何地？在何处形成诞生、发展成熟传播于全中华地区，成为全球华人的文化特征，是一个至今没有解决的基本问题。虽然有考古学家许宏教授《最早的中国》一书的出现，但其存在的基础是以最早3700年历史的二里头遗址所表现的中原政治中心的形成为研究对象，无法诠释中华文明诞生的原生态，也无法复原《史记》及其他中国文献典籍记载的中华文明形成历程。而以二里头考古遗址为研究对象形成的各类“地方支援中原”“学术臣服利益”学术理论体系，如“中原中心说”（如夏鼐、安志敏等），“满天星斗说”（苏秉琦），以中原为中心的“重瓣花朵说”或“多元一体说”（严文明）， “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说”（赵辉），“新中原中心说”（张学海）等等，根本无法诠释五千年中华文明形成的原生性、独特性与传承性。

区域性文化序列的建立是一个地区考古学研究的基础。由于中原地区所处的地理位置，该地区旧石器时代文化框架，尤其是中、晚期文化发展序列的确立，不仅是该地区旧石器文化研究的基础，同时对于从整体上把握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的发展，探讨现代人类在该地区及东亚大陆出现与发展路径，乃至中原地区农业起源等史前考古重大课题的研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最近10 年来，得益于本地区晚更新世黄土沉积研究所展示的古环境背景与年代学框架，还有加速器碳十四与光释光等测年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大量年代数据的支持，新发掘的一系列遗址及研究成果完整地展示了本地区晚更新世以来，尤其是晚更新世中、晚期旧石器文化发展的进程。

总体来看，从距今4万多年到3万年前后典型的石片石器的流行，到距今2万多年石叶及简单细石叶技术的出现与发展，再到距今万年前后典型细石器工业成为主导，以及新文化因素的出现等，郑州地区新发现的这些旧石器材料，已经展现出很清楚的旧石器中、晚期文化发展序列。

从距今4万年至5万年一直到距今3万年前后，中原地区的石器工业仍然是中国北方地区长期流行的石片石器传统，以简单剥片技术来生产石器，满足生产生活的基本需要。在此期间，由于MIS3阶段的相对暖湿环境，中原地区成为当时人类活动的重要区域。不同的人群分布在平原河谷区，聚集在适合居住之地安营扎寨，形成较长时间停留的中心营地。同时也在周边形成放射状的临时活动地点，完成狩猎、采集、选取石料并制作石器，乃至堆砌石堆并摆放古棱齿象头等多种活动，构成当时的栖居形态，展现了晚更新世人类在嵩山东麓生活的繁荣景象。这种情况清楚地显示出中国境内的旧石器文化发展的连续性，并不似有学者一再论证中国古人类文化发展存在断层。尤其是强调末次冰期寒冷气候的影响或是东南亚多巴火山大爆发的作用等，促使中国境内古人类文化发展链条的中断，这些推论显然都是经不住郑州地区考古新发现的检验。

郑州地区考古新发现的证据不仅反映该地区古人类文化发展的连续性，而且更直接说明这一阶段简单石片石器主人的行为复杂化，特别是具备现代人独有的象征性行为的出现等重要转变。老奶奶庙遗址等有组织的营地安排、远距离的优质石料的运输，乃至在石器生产技术上的改进等都是重要证据。尤其是新郑赵庄远距离搬运紫红色石英砂岩，专门垒砌成石堆基座，再摆放巨大的古棱齿象头，这种非功利性的复杂活动，无论是出于对巨兽的恐惧或崇拜，还是对狩猎丰收的祈求，显然都具有某种象征性意义。这应该是现代人行为在中原地区出现的最确切证据。赵庄遗址摆放象头的石堆遗迹不仅是中国，也是东亚地区的首次发现。该遗址典型石英石器工业与华北北部到中原地区的广泛流行等同类发现也很一致，都展示出此阶段东亚地区现代人的出现及发展特点。

细石器技术到李家沟文化阶段已逐渐衰落。该层出土细石器制品与早期相比，在整个石器组合中所占比例降低，技术也显得更为随意简单。与此同时，磨制技术产品则增多，尤其是石磨盘大量出现。简单剥片技术的产品仍继续使用。动物骨骼碎片虽然仍较多发现，但已很少见到大中型哺乳动物，而多是小型哺乳类的骨骼碎片，说明此时专业化狩猎大型动物的活动已经不存在。小型动物的猎获只能是对本阶段李家沟居民生计的补充。虽然尚未发现植物遗存，但陶片的大量发现说明陶器在本阶段已经很流行。按照对早期陶器功能的认识，李家沟文化层陶器的出现也当与植物种籽类的食用与保存相关。综合细石器与李家沟两个文化层的发现情况来看，李家沟遗址居民从流动性较强的大动物狩猎者，逐渐转变为更多利用植物性资源的定居者的发展过程展现得更为清楚，揭开了中原地区从旧石器到新石器时代，由狩猎采集向定居与农业社会的发展历史的序幕。

“文明”一词在史学上特定的涵义是原始社会已进入国家和阶级社会的时代。以往人们常常把文字、青铜器、礼仪性建筑、城市的出现作为文明时代的标志

一、深厚的农业经济基础

纵观世界上的文明古国，均是建立在发达的农业经济基础之上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是共性，算不上特点。但是就中国而言，与周边其他地区相比，中原地区的特点又是突现的。

从率先建立国家、进入文明的夏的疆域来看。根据历史文献记载，夏文化的中心地区是在河南省的豫西地区，尤其是今洛阳平原、伊洛、涧河与黄河两岸，颍水上游以及晋西南汾水中下游地区。但这只是夏王朝的政治中心。由中心展开去，夏人还应当有更为广阔的活动范围。而正是在这一范围之内诞生了早期的文明。一个值得重视的现象是，由夏代往上推，在新石器时代，这一地区恰恰又是农业经济基础最为雄厚的地区。裴李岗文化，是我国发现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之一。目前所知的裴李岗文化遗址百余处，其分布范围大致在以嵩山周围为中心，北到太行山东麓，南到大别山北麓，西到豫西山地的东部。农业生产工具有石斧、石铲、石镰，粮食加工工具有石磨盘和石磨棒，生活用具有三足钵、圜底钵、小口双耳壶、三足壶、圈足壶、鼎、三足罐、三足甑、圈足碗和小陶勺等，以及半地穴建筑等，反映了裴李岗居民以农业为基础的定居生活。尤其是从出土的大型石铲来看，当时人们已经告别了刀耕火种的时代，进入锄耕农业时代。这应是划时代的农业技术革命。到了仰韶文化时期，这一地区农业经济更趋于稳定，而且形成了较为广大的农业经济区。仰韶文化的分布较广，主要分布在河南、陕西、山西和河北南部的广大地区，其“中心就在汾、涑、伊、洛之间的黄河两侧”[1]。仰韶文化分布的中心区也是在最早诞生文明的中原地区。仰韶文化在中原地区的分布，主要有庙底沟类型、大河村类型和后岗类型。尤其是庙底沟类型，出现了相当多的向心式布局的聚落，而且聚落的规模得到进一步扩大，面积有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平方米，聚落的周围基于保护财富和生命的需要还围以壕沟。大型聚落的存在，而且更加密集的分布，也说明农业的发展得到了进一步提高，否则，是难以适应人口极剧增加、部落不断扩大所带来的大量食物需求的。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人们为了生存，更依赖于农业的生产。当时的生产工具，主要是磨制的石斧、石锛、石锄和石铲。虽然说从裴李岗文化到仰韶文化一两千年的时间，农业生产工具的改进速度并不算太快，但仰仗于大自然的优厚赐予，适宜的气候条件、黄河冲积而成的大面积疏松的黄土等，足可以繁衍众多的人口和部落。但相应来说，人们对农业的依赖程度也越来越加强了。种植的农作物有粟、黍和高梁，并且还种芥菜、白菜等疏菜。制陶业也因为定居农业的发展成为当时最具特色的手工业。仰韶文化彩陶不仅是实用器，而且也是一种原始工艺品，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居住的条件也得到了进一步改善，有圆形、方形的地面或半地穴式的建筑，说明定居更加稳定。河南龙山文化是直接由仰韶文化发展而来的，其中主要的遗存有庙底沟二期、王湾类型、襄汾陶寺类型等。这一时期，农业生产工具有磨光的石斧、石铲等，出现了双齿叉形木耒，这对农业生产的改进无疑是有着重大的意义，它和粗笨的石器相比要轻松得多。正因为此，直到商周时期，耒耜仍然是农业生产的重要工具之一。水井的出现，是当时人们为寻求农业的稳定而发明的，它的动力仍然是人口增加、聚落发展所引起的粮食需求的增加。有了水井，人们就可以摆脱对江河湖泊的依赖，从而离开狭窄的河谷地带，走向平原，开辟更为广阔的农业生产空间。在这样一个基础上，才进一步带动了手工业的发展，如出现了青铜器及青铜冶炼遗址，发明了快轮制作陶器技术等。聚落的向心力得到进一步加强，出现了城堡。

总之，中原地区深厚的农业经济基础，这是我们可以从考古发现中切实感觉得到的，但是，由这个基础而产生的一系列深层的文化内涵、观念形态等则是潜伏于物化的考古资料之中的，也是十分重要的，它对整个中原文明后期的发展影响是巨大的，所以更值得我们去发掘。如：对农业的依赖而产生的安土重迁的观念；由对农业丰收的祈求，而产生的对自然的崇拜、对祖先神的崇拜和对生育神的崇拜，等等。定居农业以及由此产生的生活用器如陶器的发明与创造，还对人们的生活习俗产生深远的影响。又如公共墓地的出现，既反映了当时以血缘为纽带的氏族部落组织的牢固性，同时也可以看出，它是定居农业影响下的产物。由农业而引起的重视劳动力、重视生育、重视儿童等，在考古资料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为了农业的需要，人们对天文十分关注，如大河村彩陶中的天文图像、濮阳西水坡蚌塑的天文图像等。对农业丰收的祈求，转变为对天的关注；对天文的关注，又深刻的影响到人文观念，如取象于天、天人感应等。所以，深厚的农业经济基础是中原地区率先进入文明的先决条件，同时，农业社会的观念形态、风俗习惯等上层建筑的东西也对后期中原文明的发展有重要的影响。

二、以血缘为纽带的稳固氏族组织

无论是从史籍记载还是根据考古发掘的实物资料看，活动在今洛阳平原、伊洛、涧河与黄河两岸，颍水上游以及晋西南汾水中下游地区的氏族部落，虽然有大有小，社会发展有快有慢，但在形成夏国家以前，都处于父系氏族社会的阶段。但母系的传统仍有一定的影响。如史载尧“初生时，其母在三阿之南，寄于伊长孺之家，故从母所居为姓”[2]。又如舜，母名握登，“见大虹意感而生舜于姚墟，故姓姚”[3]。姚墟是舜的母亲氏族的活动地区。这些都说明当时处于父系氏族社会，母系社会的传统仍有残余。甚至于到了夏启代政时期，以父系血缘为基础的氏族组织并没有解体。《史记·夏本纪》云：“禹为姒姓，其后分封，用国为姓，故有夏后氏、在扈氏、有男氏，斟寻氏，彤城氏，褒氏，费氏，杞氏，缯氏，辛氏，冥氏，斟戈氏。”这十二个姒姓方国，即是夏的诸侯国，在夏立国前，实际上就是以夏后氏为主的十二个大的氏族组织，是夏部族的组成部分。夏立国后，以夏后氏为主体的夏王朝国家政权，与其他方国之间存在着血缘上的宗法关系，同时又存在着政治上的分封和经济上的纳贡关系。具体到每个方国而言，都是以血缘为纽带聚族而居的，自成一个组织系统。由此，我们联想起龙山时代乃至仰韶文化出现的多个城堡，它们所代表的，应当都是一些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方国，或者说是氏族或部落组织。这个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氏族或部落组织，依靠的是宗法的力量，来维系内部的团结。宗法的力量大于一切。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尚书·甘誓》中的一句话：“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意思是说，服从命令，在宗庙、在祖宗面前就会得到赏赐；不服从命令，将会在社上受到惩罚，遭到杀身之祸。而赏赐或惩罚均是以祖宗的名义进行的，反映的同是以血缘组织为基础的宗法的力量。中国有以宗法力量稳定社会秩序的传统，其渊源或可追溯到史前时期的氏族社会。所以自夏以来的历代王朝，都十分重视宗庙的建设。二里头遗址发现的1号宫殿基址，是一座面阔8间、进深3间的大型殿堂建筑，殿堂前是平坦广阔的庭院，四周有彼此相联的廊庑。在殿堂附近和庭院中的一些灰坑内，发现掷埋有人骨架，推测可能是王室的宗庙建筑。2号建筑也是一座大型夯土基址，有围墙、廊庑、大门、庭院中心殿堂和大墓。专家们推测，这也可能是属于宗庙之类的建筑。当然，王朝的覆灭，往往伴随的是毁其宗庙。摧毁了宗庙，就象征着摧毁了其立国的根基。

这种以父系血缘为基础的家长制的家庭公社，又是与当时的农业经济基础紧密相联的。过分于依赖于农业的经济生产模式，以及当时生产力的限制，使人们不可能摆脱氏族这一组织形式，甚至于在早期国家时期同样如此。在我国，真正的使这种血缘组织解体，是在铁器时代。

三、高度发展的礼制

中国古代文明最显著的特征就是礼，礼就是法典，就是制度，是“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的一套政治体系和道德规范。礼制在古代社会的基础是氏族制，它的理论基础是原始宗教。而原始宗教的产生又是与当时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相互关联的。中原地区在进入文明时代前后，礼制的发展是引人注目的。夏商周三代的礼制，无论从考古资料还是从文献上看，都是十分发达的，而且是贯穿于三代文化的一条主线。但礼制是属于上层建筑层面上的，它的形成必然有一个相当长的酝酿过程。从夏商周三代向上推，也不难发现中原史前礼制发展的踪影。

中原史前礼制的发展又是与上述的两个特点即深厚的农业经济基础和以血缘为纽带的稳固的氏族组织有着密切关系的。以农业为主的经济形态，表现在宗教上，主要有对自然的崇拜（尤其是对天神和地神的崇拜），对祖先神的崇拜，以及对生殖的崇拜等；表现在葬俗上，最典型的如氏族内的公共墓地制度，便是对血缘关系的一种肯定。

中原地区的原始宗教，深深地扎根于农业社会之中。裴李岗文化贾湖遗址发现的骨笛，是中国古代音乐史上的奇迹，但它作为娱神的工具，是为了进行宗教祭祀活动而产生的；包括出土的龟甲、龟腹石子，是用来占卜吉凶的，而且是与农业经济生活有关的。又如洪山庙遗址出土的人祖图陶缸，是人们祈求生殖的反映。从礼器组合上看，在仰韶时期，已出现了成组的礼器。如在灵宝铸鼎原附近的五帝村，曾采集到一件大型的玉钺，在另一处仰韶文化遗址中，曾采集到多件玉圭。从玉器的形制上看，这些显然非实用器，而应属于礼器的范畴。另外如成组的彩绘陶器，也应属礼器的范畴。龙山文化时期，以陶寺遗址出土的礼器最为典型。如龙盘、鼍鼓、特磬、土鼓以及玉钺、玉瑗、成套石斧等。值得注意的是，自裴李岗文化以来，逐步形成了巫师阶层。如濮阳西水坡仰韶文化遗址蚌塑龙虎墓的主人，陶寺墓地大型墓的主人，他们既是部落的酋长，同时又是巫师，是政教合一的人物。这样人物的出现，能够使礼制更加快速的规范化。所以到了二里头文化时期，中原地区的礼制发达程度是周边其他地区所无法比的。大型的礼仪建筑，当然就是二里头遗址的宫殿基址，代表了当时礼制上的最高水平，其他还发现有成组的陶礼器、玉礼器等。其中玉礼器如玉戈、玉钺、玉圭、玉琮等。中原地区礼制的发展最突出的是反映在等级制度上。《史记·五帝本纪》中曾提到“黄帝时有万诸侯”，而黄帝则是万诸侯的首领。又说黄帝“置左右太监，监于万国。”这说明在黄帝集团中，已建立了稳固集团自身发展的秩序，这种秩序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等级制来维系的。《商君书·画册》中说黄帝定“上下君臣之义，父子兄弟之礼，夫妇配匹之和”。《拾遗记》说黄帝“诏令百辟群臣爱德政者，先列珪玉兰蒲席上，燃深榆之香，舂杂宝为屑，汉沉榆之胶和之为泥以涂地，分列尊卑华戎之位也”。尧舜时期还出现了各种刑法，而且有“士”狱官之长这一级官职。说明在夏代前夕，等级制度的发展已达到相当完备的程度。据考古资料分析，从裴李岗文化到二里头文化，社会等级的区分，财富的分化越来越明显。裴李岗文化的墓葬，其埋葬的方式、随葬品已有所区别；仰韶时期，不仅在埋葬形式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还甚至于出现了人殉；龙山时期，人牲祭祀、人牲奠基成为普遍现象，大中小型墓葬随葬品的差距更大。这种等级的差别，最终发展的结果，在龙山文化晚期发生了质的变化，出现了早期国家，中原地区进入了早期的文明。

四、广纳百川，吸收周边各地区先进文化因素

中原地区之所以能够吸收周边各地区先进文化的因素，用于丰富自已，是得益于它位于天下之中的优越地理位置。中原地区以嵩山为象征，以洛阳平原、伊洛、涧河与黄河两岸，颍水上游以及晋西南为中心，周围有我国新石器时代各大文化相拱绕。如在仰韶文化时期，其东有山东大汶口文化，西有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其南有屈家岭文化；在龙山时代，向西有客省庄二期文化、齐家文化；向东有山东典型龙山文化，向北有夏家店下层文化；向南有石家河文化，东南有良渚文化等。中原地区居于我国新石器时代各大文化的中心，其文化间的相互渗透和融合是很自然的。这样就为中原地区吸收周边文化中的精华，充实自身提供了先决条件。

这种对先进文化的兼容和并蓄，是从仰韶文化时期开始的。它的东面，山东大汶口文化有一个不断西渐的过程。目前在河南发现的大汶口文化遗址，已遍及黄河以南的商丘、周口、平顶山、许昌、郑州、洛阳、南阳、信阳等9个市。大汶口文化在河南的发展总的趋势是由东往西、南，在各个阶段上反映出数量上的变化是由少到多，又由多到少，最后逐渐趋于融合[4]。有学者指出，郑州大河村仰韶文化堆积中，出土有泥质陶尊、背壶、敛口盉等大汶口文化器物，在禹县谷水河遗址出土一批盆形豆、罐形豆、长颈壶、觚形杯、镂孔高柄杯、深腹罐和袋足鬶等，反映河南地区仰韶文化晚期和龙山早期受到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的强烈影响[5]。更有学者指出，“中原地区也曾接受过来自黄淮地区原始文化的因素，尤其是大汶口文化晚期对中原仰韶文化和早期龙山文化的影响较为突出”，“说明当时大汶口文化的先民至少有一部分定居中原，并成为文化交流的使者”[6]。

再看一看屈家岭文化在河南的传播。河南境内的屈家岭文化主要集中在河南西南部的南阳地区，主要遗址有淅川下王岗、黄楝树、下集、邓州八里岗，等等。不仅如此，屈家岭文化的影响，甚至抵达到黄河两岸的郑州、禹州、汝州一带的中原腹地。而且，还有一个重要的现象是，河南中部的仰韶文化，既包含有屈家岭文化因素，又有大汶口文化因素的存在；河南南部的屈家岭文化中同样也有大汶口文化的因素，这样文化间的相互融合，所带来的必定是中原文化的提高与发展，从而也较早地将中原文化与长江文化、海岱文化连接到了一起。

到了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时期，这种对周边先进文化的吸收仍然在继续着，并且保持着强劲的势头。因为这一时期，中原地区正处于昂首阔步向文明时代迈进的时期，传说尧舜禹和三苗的长期对峙，最终禹迁三苗于三危（石家河文化的衰落），东西方既有联合，又有斗争等，最终反映在考古学文化上，仍可以看出中原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与南方的石家河文化、东方的龙山文化、岳石文化，甚至于东南的良渚文化（古文献记载禹杀防风氏）产生碰撞和交流，为中原文化吸收周边地区文化中的先进因素提供了条件和可能。

五、集中出现城市、青铜器、文字等文明因素

在龙山时代，被称为三大文明因素的城市、青铜器和文字在中原地区集中出现。

迄今为止，河南境内发现的龙山古城已达6座之多，其中有淮阳平粮台、登封王城岗、安阳后岗、郾城郝家台、辉县孟庄和新密古城寨。淮阳平粮台古城还发现在门道下面铺有排水管道，城用小版筑堆筑法筑成，说明在城的规划和建设上已非常讲究。新密古城寨城址，甚至于发现了大型宫殿基址和大型廊庑式建筑，这在其他城址中是绝无仅有的。

青铜的冶炼在河南则发现了更多的实例。如淮阳平粮台古城三期灰坑中H15内发现的铜渣；登封王城岗城址四期灰坑H617内发现的一件铜鬶腹底部残片；郑州牛砦龙山文化遗址中出土的铜块；临汝煤山龙山遗址出土的冶铜的坩锅；山西陶寺遗址一座晚期墓内还出土一件铃形铜器，这是迄今中原龙山文化中发现的唯一一件完整的铜器，也是最早的一件复合范铸造器。这些实例，充分证明中原地区在青铜铸造上是最先进的。到了二里头文化时期，青铜器的种类已可以包括容器、兵器、工具、装饰器四大类，在铸造工艺上，有多合范的整体浇铸，也有采用分铸和接铸法的，体现了二里头文化时期中原地区在青铜冶铸技术上首屈一指的地位。

文字作为文明起源起源的重要因素之一，引起了人们更多的重视。在中原地区以外，如在山东大汶口文化陶尊上，曾出现有刻划的符号，有人称之为原始文字；在山东龙山文化中，比较引起轰动的有丁公陶文；东南地区的良渚文化中也发现过陶文。所有这些都大大丰富了我们探讨中国文字起源的实物资料。就中原地区来讲，最早在贾湖裴李岗文化遗址中就出现过八千年前的契刻符号；登封王城岗龙山晚期陶器上，曾发现刻有一“共”字；陶寺龙山晚期的一件陶扁壶上，曾发现用毛笔朱书的文字，字型结构与甲骨文相似；偃师二里头遗址陶器上的刻划符号有数十种之多，大都刻在尊类器物特别是大口尊的口沿或肩上，其中个别有类似文字的。

城址、青铜器、文字这三个文明起源的重要因素，在龙山文化时期在中原地区都已出现 ，而且比较集中，这又成为中原文明形成过程中的一个特点。单个的文明因素或其中的一两项在其他地区可能会出现，但同时出现的并不多，中原地区可以算上典型的一例。

六、新石器文化发展自成序列，连续发展

与周边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比较，中原地区在文化的发展上更具有连续性。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中间除裴李岗文化与仰韶文化之间小有缺环外，其余的可以说是环环相扣，以至于我们可以说，以后的考古发掘在它们中间已找不到缺环。文化的连续发展，自然为文明时代的到来积蓄了力量，这也正是中原地区的优势之一。依据苏秉琦先生的条块说，即六大区系，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的北方，红山文化的坛庙冢以及玉龙、勾云形大玉佩等，代表了较高的文化发展水平，但后期的发展并没有顺着这个发展的趋势走下去，而且兴隆洼—红山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之间，这条发展线索并不能很好地贯穿起来；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其发展序列为后李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然而龙山文化之后的岳石文化存在着“突变”和突然衰退现象，并没有呈阶梯状一步步迈进文明的门槛；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沿海地区，良渚文化达到了它的巅峰，然而到晚期却走向衰落；以环洞庭湖与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部，其发展序列为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在石家河文化的晚期同样走向衰落；至于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除仙人洞在我国稻作起源中有重要的地位以外，整个文化的发展水平与中原甚至与其他地区相比，还看不出明显的优势。通过比较可以看出，中原地区新石器文化连续发展，在文明起源与形成的过程中同样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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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湾遗址是一处规模较大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总面积32万平方米。截止1984年，共揭露面积13700平方米，出土房址238座，灰坑357个，墓葬79座，窑38座，灶台106座，防护和排水用的壕沟8条，各种骨、石、蚌、陶器、装饰器和生活器物共计8034件。大地湾遗址最早距今7800年，最晚距今4800年，有3000年文化的延续，其规模之大，内涵之丰富，在我国考古史上亦属罕见。

大地湾遗址的房屋，早期多以半地穴式圆形为主，直径在2—3米之间，室内有一小火塘。中期的房屋除仍保留了半地穴的形式外，出现了平地起建的房屋，面积增大，地面用料礓石水泥修抹。晚期房屋以平地起建为主，出现了规模宏伟，形制复杂的殿堂式房屋。如编号为 F901的大房子遗址，距今6000多年，总面积达420平方米，由主室、东西侧室、后室、门前附属建筑四部分组成。其中主室131平方米，地面是料礓石泥和人造陶粒轻骨料制成的混凝土，硬度相当于100号水泥。F411号房子地面还绘有一幅非常生动的地画，是我国目前最早的原始地画，为研究我国古代绘画史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资料。

大地湾新石器时代遗址位于甘肃东部渭河上游的秦安县东北五营乡邵店村东侧，遗址分布在葫芦河支流清水河南岸的二、三级阶地和相连的缓坡山地上，现知遗址总面积达275万平方米。其遗址规模之大、遗迹遗物之丰富、研究价值之高，均为我国目前新石器时代考古中所罕见，并远超过著名的西安半坡遗址。大地湾遗址1958年后即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78年秋开始发掘，1988年1月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被评为中国20世纪百项重大考古发现之一，1994年12月，中共甘肃省委确定其为“甘肃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今天，大地湾新石器时代遗址向我们展示了距今几千年的原始人生活状态，展示了保存完好的仰韶文化遗迹。而在这些我们所能看到的珍贵文物背后，那些默默无闻的考古工作者所付出的劳动竟是那样的艰辛！

c14测定大地湾遗址距今8220～4800年

地湾遗存包含五个文化期：

第一期即前仰韶文化，距今7800-7300年。

第二期即仰韶文化早期，距今6500-6000年。

第三期即仰韶文化中期，距今5900-5500年。

第四期即仰韶文化晚期，距今5500-5000年。

第五期即常山下层文化，距今5000-4800年。

大地湾遗址包含五个文化期，最早距今7800年，最晚距今4800年，竟然有3000年文化的连续，这在我国考古史上又是十分罕见的。

第一期，距今7800-7350年。它是迄今为止渭河流域最早的新石器文化，它是发现不仅改写了甘肃史前史，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产生、发展提供了一批弥足珍贵的科学资料，而且使西北地区史前考古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这一时期，一批最早开发陇原的大地湾先民发明了中国最早的彩陶，同时种植生产了我国第一批粮食品种——黍，从而奠定了大地湾是我国原始农业发源地的重要地位。

第二期，距今6500-5900年。这里发掘出被称为“陇原第一村”的较完整的原始氏族村落。这个村落以广场为中心，房址呈扇形分布，周围以壕沟环绕，平面为向心式封闭格局，展示了神奇的原始生活面貌。这一时期出土了一批绚丽夺目的彩陶，其中不乏艺术珍品，如成系列的情趣盎然的鱼纹盆，将造型、雕塑、彩绘艺术和谐地融合在一起的人头瓶等 。

第三期距今5900-5600年。彩陶艺术达到鼎盛阶段，生动活泼的线条、变化无穷的图案、造型与彩绘的完美结合无不体现出原始艺术大师们的精湛技艺和对生活的热爱

第四期距今5500-4900年。此期的村落由于农业的发展、人口的剧增迅速扩大到整个遗址，山坡中轴线分布着数座大型会堂式建筑，周围为密集的部落或氏族。这是我国目前考古发现中同一时期绝无仅有的史前文化聚落。这一时期还发现白灰面绘制的神秘古朴的中国已知最早的地画。

第五期距今4900-4800年。此时大地湾的聚落面积更为扩大，此前的环壕已被突破，居住和活动的地域向其东部区域拓展，面积在275万平方米左右。

大地湾是一本尚未完全打开的历史教科书和史前地下博物馆，现在的挖掘面积还不到整个大地湾遗址的1%，99%的遗址还正在黄土地下沉睡

大地湾的制陶业也相当发达。如发掘出的一件大型圆底龟纹彩陶盆，口径50.2厘米，卷折唇，曲折腹，圆底，口沿下有鱼纹绕周，形象逼真，花纹流畅，为同类器物之冠。著名的彩陶人头瓶，通高32厘米，口径4.5厘米，人头形口塑有清秀的五官，整齐的刘海，微鼓的鼻翼，尖圆的下颔，面呈鸭蛋形，双耳有穿孔，口目镂空，显得生趣盎然。瓶身以优美的弧线为轮廓，由弧线三角形和柳叶纹组成流畅的图案，造型优美，动人心弦。在宽带纹环底型号陶体内壁已发现有十多种独特的彩色符号，距今7000年，为研究中国古代文字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新资料。

大地湾遗址出土的石斧、石刀、陶刀等农业生产工具数量很多，贮存物品的大袋形窑穴的建造，大型陶瓮、缸、罐等贮藏器的大量出现，还有我国最早的农业标本炭化稷和油菜籽的发现，都说明和反映了其经济形态属于定居的以农业为主的类型。

大地湾遗址根据地层可分为四期：即大地湾一期，仰韶文化早、中晚期。它的发现，大考古学上不仅对探讨甘肃东部地区考古编年与序列有羊现实意义，也为研究仰韶文化的起源及文化多源说提供了新的证据和资料。

２００６年甘肃文物考古研究所发布的《秦安大地湾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有力地证实，在８０００―５０００年前，这里存在着我国新石器时代一个相当丰厚、相当进步的文明，即大地湾文化。

几千年来，我国一直流传着肇始中华文明的第一人是太昊伏羲氏。伏羲早于炎帝、黄帝约２０００年，大约在８０００―７０００年前，伏羲（或者说是若干代伏羲）正是母系社会结束，父系社会形成过程中，一个欣欣向荣的始创文明的伟大时代的历史代表人物，他诞生并成业在今天的大地湾一带。许多古籍中关于伏羲的记载，与民间传说，形成了丰厚的伏羲文化。

“伏羲文化”与“大地湾文化”在时间与空间上都是重叠的。这种时间与空间的双重，不是巧合，而是历史的必然，它预示着“伏羲文明”与“大地湾文明”可能是同一个远古文明的两种不同的表象与形态。它的显现可能会把我国的文明史在５０００年的基础上，再往前推３０００年左右。

大地湾遗址出土的女人形彩陶水瓶 c14测定此瓶距今7000年 大地湾遗址室内巨柱和水泥地面 经化学检测，该地面混凝土强度相当于现在100号水泥 大地湾遗址中心复原的议事大厅（420㎡）

看到大地湾出土的女人形彩陶水瓶、水泥地面和其他文物的人，不可能不为我们的祖先在7000年前创造的文明感到震惊：抛开惟妙惟肖、精美绝伦的女人形彩陶水瓶的艺术价值不谈，单就它精湛的烧制工艺来说，足以判断7000年前的大地湾先民已掌握了非常成熟的用火和制陶技术；而他们的祖先——传说中的燧人氏，发明钻木取火的时间应在距今10000年前；令人瞠目的水泥地面，说明大地湾先民已创造出高度的物质文明；遗址内两人才能合围的巨柱，表明大地湾先民已经能建造起象皇宫一样高大、宽阔的堂厅，在这样的堂厅里，可以召开意义重大的会议，可以设想：在我们不敢想象的远古，也就是原始社会，大地湾先民已形成了高度发达的社会组织。顺便说说：我们的祖先只用石制工具，是怎样把如此巨木砍下，并运到家里的呢？

甘肃天水市有全国规模最大、现今保存最完整的明代重修伏羲庙建筑群。往北20公里渭水与葫芦河交汇处是著名的卦台山，相传为伏羲象法天地的画卦之处。

大地湾遗址是我国一处新石器时代的聚落遗址，因其文化类型多、延续时间长、历史渊源早、技艺水平高、分布面积广、面貌保存好而享誉考古界，经碳14年代测定，遗存距今约8000年——4800年，上下跨越3000余年，最早的遗存比著名的西安半坡遗址、浙江河姆渡遗址还要早1000年，被我国考古界泰斗苏秉琦先生誉为“中国原始社会的小太阳”。伏羲不是神话中的神，而应是氏族社会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人。伏羲应是父系氏族社会杰出的领袖，部落联盟的代表人物。大地湾四期文化出土了数件陶祖，应是父权制的象征，是父系氏族社会的产物。而大地湾F901宫殿建筑的发现，也是父系氏族社会的见证。这座建筑布局规整、中轴对称、前后乎应、主次分明、充分显示了史前建筑工匠卓越的设计才能。

值得一提的是在遗址正殿内壁粉饰了一层混合石灰面装饰墙体，在居住面又粉饰一层类似现代水泥的地面，呈深灰色，做工很考究，工艺很精湛，经考证、打压测试，每平方厘米抗压120多公斤；经化验分析，其化学成份、物理性能及其抗压强度均相当于今之100号水泥砂浆地面的强度，被称为世界上最早、最原始、最古老的混凝土，5000年前的人造水泥。

足以证明：伏羲生于甘肃，甘肃就是“羲皇故里”，甘肃就是伏羲文化的源头；大地湾遗址就是伏羲当年生活、居住、活动的中心地带，大地湾先民创造的古代文明和灿烂文化不正是伏羲对人类众多贡献的一个缩影吗？

我们能够肯定：如果从大地湾算起，中华文明历史已有8000年；如果从大地人的湾祖先算起，中华文明的历史至少有一万年！

距今4.5万年前，印度版块开始挤压欧亚大陆。喜马拉雅山开始隆升。距今1.5万年，喜马拉雅山已隆升至6500米，阻挡了西南暖湿气流到达东亚。与此同时，古特提斯海也变成塔克拉玛干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和喜马拉雅山一起，成为阻碍欧亚大陆人类东西方交通的自然屏障，使“中国”成为相对独立或封闭的地理单元。

距今1.2万年，地球最近一次冰期结束。喜马拉雅山逐渐升高，成为“中国”历史进程中最重要的地理因素。喜马拉雅山升至6500米后，改变了欧亚大陆原有的大气环流，形成了新的、至今仍在发挥作用的东亚季风系统。

东亚季风系统对中国的主要影响有二：

一是“中国”内陆的生命水源，完全依靠太平洋季风带来的雨水（雨水的季节性分布，使中国腹地没有常绿草原，这就不利于中华先民发展游牧）；

二是寒冷、干燥的西北风，把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尘土吹向黄河流域，形成深厚、肥沃的土壤。

季风影响植物的生长，也影响动物的生长。因此，远古时期，中华先民的狩猎活动也受季风影响。随着动物数量减少，中华先民逐渐发展舍饲畜牧业和种植农业来获得更多食物。随着人口的增长，季风系统愈益明显的影响，以及深厚、肥沃的黄土的形成，种植农业成为中华先民的必然选择。

中华祖先以一字之姓，准确地揭示了他们生存环境和生存方式。“风”的含义有二：一，中华先民以“风”为姓，就注定了种植农业（兼舍饲猪、羊等家畜）是中华文明的基本特征；二，农业使中华祖先生活在相对固定的区域（远古先民以狩猎和采集为必要的补充。直到商朝，祖先因地力衰竭而经常“游耕”，但“游耕”范围只能在地理环境相似的特定区域内进行，如从山东迁移到河北、河南等中原地区），这就使人与人的关系以血缘为中心相对固定，从而使社会习俗和文化传承也相对稳定。（后面将要说明：没有一个民族象中华民族一样，一直使用远古祖先创造的文字。）

只读25史不能了解中国历史”，25史侧重于政治史和帝王家谱 就象认识一个人一样，不了解一个人出生以来的全部经历，就无法真正了解这个人。更何况，历史的事情远比个人的事情复杂。

长期以来，中国史学届坚持毛泽东的观点，“周秦以来中国处于封建社会”，郭沫若等历史学家认为周以前尤其商朝是奴隶社会。而如果这样，夏朝就必然是奴隶社会初期。可是，中华民族历来以农业为主，而在这样的社会，不可能产生奴隶社会。也就是说，农业社会不存在“奴隶社会”的经济基础（在一定范围内存在一定数量的奴隶，和“奴隶社会”是两码事）。中国史学届越来越多的人否认中国历史上存在奴隶社会

如果夏、商不是奴隶社会，周朝也不是。这样，显然就要对周朝的老子哲学和孔子哲学重新理解。而要这样，就需要对整个中国哲学史重新理解，因为中国哲学的核心思想就是“儒”、“释（佛教）”、“道”。要是这样，就等于对中华民族重新认识了。所以，研究中国史前史不是“发思古之幽情”，也不是“脱离现实”。要知道，原来的“历史”和“现实”根本就没结上，因此谈不上什么“脱离”。

要说明史前史有什么用，首先得说明历史有什么用。认为历史没用的人，当然不会史前史有用。对于这样的人，最远的历史就是清朝，而且只是《环珠格格》。认为历史有用的人，当然也会认为史前史有用。如果弄请楚史前史是8000多年，史后史才2000多年，就更说明史前史有用了。尤其，史前史能帮助我们重新认识史后史和现在。你说，中国史前史是不是确实有用？

中国大地湾遗址遗址    秦安县城东北40公里的邵家店村大地湾遗址，处于清水河与阎家沟交汇处的三级台地上，总面积约百万平方米。迄今共发掘清理出房基238座、窑址30余座、灰坑200余个、墓葬42座，遗址保存有约7800-4500年前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仰韶早、中、晚期文化。其房屋建筑及类轻混凝土材料的使用，是大地湾遗址考古中的重大发现，在国内早期建筑及建材史上具有极重要求的价值。大地湾房屋遗址类型较多，时间延续近3000年，明显地呈现出原始大村布局轮廓。早期房屋多以半地穴式、圆形为主，直径2-3米，室内有斜坡状门道和一小火塘；中期除保留半地穴式外，出现平地起建式，木骨泥墙，面积增大，地面用料礓石末修饰，平整光滑，有的还涂有赤铁矿颜料；晚期以平地起建式为主，出现会堂式房屋。其中一处建筑遗址规模宏大，总面积达420平方米，分为正室、左右侧室和前门附属建筑四部分。主室居中为长方形大厅，八柱九间，门向南开于中间，东西有门通向侧室，北有后室。主室居住面积131平方米，周围遗存有黄土夯成的断垣残壁。大厅地面光洁，厅在有两根对称大柱，柱直径51厘米，周围达1.79米，已焚毁，现存护柱泥壁已具备木结构的特点。该建筑是中国殿堂式建筑的雏形，为部落首领聚会场所。这些实物说明，当时大地湾建造者已掌握了一些较复杂的建筑技术，能够建造规模较大的会堂式房屋。

考古专家们历经２０多年研究后认为：“我国考古发掘到目前为止，只有大地湾能在一个遗址内提供原始聚落历经３０００年的发展轨迹，揭示聚落从小到大，从低到高的完整演进过程。”

所谓聚落，是指人类在一个适当的地理环境内定居而形成的居所。聚落依大小分为两类：小者为乡村，大者为城市。也有学者提出第三种形式——即类城市聚落。聚落的位置选择和发展兴衰，在很大程度上受地理环境制约，如水源、地貌、交通、气候、资源及其他人文因素等，尤以水源、地貌和资源最为重要。考古专家们通过对大地湾聚落中房屋形状、规模、结构、布局和朝向等特点的分析，对数千年前大地湾先民们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形态，有了初步了解。

据介绍，大地湾遗址所发掘出的２４０座房址按面积大小可分３类，按功能可分４个等级。大型房址面积在５０－７０平方米，属于最高级房址，是当时的公共活动中心或首领住宅；中型房址面积在３０－４０平方米，可能是大家族族长的住宅；小型房址被认为是单个家庭居住，面积在１５－２０平方米

在距今约８０００年的大地湾一期遗存，考古专家们发现了４座圆形小屋，聚落内的房址、灰坑和墓葬呈插花式分布，显示出十分原始的特点。

而到了距今约６０００年的二期遗存，情况就不一样了。二期遗存是在一期基础上原地向四周扩展而成，因特点不同大致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段的村庄四周有壕沟，壕沟将村庄围成椭圆形。在这个椭圆形村庄的中心是一个近千平方米的广场，广场西侧是一片集中的墓地。村庄中的３７座房址都是以广场为中心呈扇形多层分布。同时，这３７座房址面积大小有差异，建筑结构显著不同，出土遗物也有多少和精美程度的差别，这表明这些房址功能不同，居住者有等级高低之分。

而在大地湾二期聚落后段，聚落内却出现了多个中心。这一部分显示的是距今６５００－６０００年前的变化。专家们判断，一个中心分裂为多个中心的事实表明，最初的向心式格局已被社会发展完全打破，表明当时的组织结构发生了重大变革。这种多个中心的格局一直延续到三期聚落。

大地湾前三期文化前后延续２０００多年，其间，聚落规模不断由小变大，布局从简单趋向复杂，但是它们都还只是原始村庄，没有显示出城镇化的特征。

到距今约５０００年的大地湾四期，则显示了兴旺发达的盛况。聚落面积分布巨大，密集分布区达５０万平方米，巨型建筑物密集，可见当时聚居的人口众多，初步显示出了城镇化的迹象。其中前面提到的被称为“原始人大会堂”的Ｆ９０１巨型房址建筑，是举行祭祀、议事等公共活动的场所。在遗址的中轴线上，还分布有数座类似Ｆ９０１的巨型建筑。

有意思的是，大地湾前三期的乡村聚落主要分布在河谷地带和山脚，而具有城镇雏形的四期聚落位于半山腰，两者相距不过一二里路程，但时间却穿越了整整３０００年。考古专家们认为，大地湾四期聚落可能是当时的部落联盟所在地，已经脱离了史前一般聚落的窠臼，孕育着更高一级的文明因素。“或许将之视为城址的前身更为妥当，它标志着原始社会正处在向文明社会转折过渡的重要阶段”（郎树德）

众多的考古发现证实，中国西北黄土高原不仅是中国最早兴起农业的地区之一，而且是世界上最早产生农业的地区之一。秦安大地湾遗址发掘研究结果表明，至迟在距今8000年前后，这里已有原始先民在繁衍生息。他们披荆斩棘，率先将野生植物培育成人工作物，将野生动物驯化为家畜，并且建立定居村落，开始制作陶器。他们是西北大地迄今所知最早的开拓者，这是中国最早的新石器文化之一，他们在距今8000-5000年间，就已取得了令人惊叹的文化成就，创建了西部历史上第一个辉煌时期，为中华文明的诞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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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史究竟有多少年？

我们中国人一般喜欢说我们的文明史有上下五千年，然而，至今我们没有考古学上的证据可以证明我们有五千年的历史。英国考古学家戈登·柴尔德主张，文明“三要素”即城（市）、金属冶炼和文字的使用是一个社会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柴尔德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考古学家，他的“文明要素”模式在考古学上也易于操作，因此文明“三要素”理论在我国被很多人所接受。良渚古城不久前因为申遗成功受到不少宣传，国家层面也很想证明我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但按照文明“三要素”标准，良渚古城只有城（市），金属冶炼和文字还没有出现，缺项太多，称之为文明是很牵强的。中华大地上无争议具备文明“三要素”的考古遗址中，最早是河南安阳的殷墟遗址。以殷墟的年代而论，严格意义上的中华文明史恐怕未超过3500年。

那么，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又是怎么来的呢？

民族是拥有共同语言、文化和历史记忆的群体，汉族作为中华民族的主体民族，一直自称炎黄子孙，而黄帝又被尊为中华人文初祖。黄帝作为中华文明的肇始者，他诞生的年代往往也就被认为是中国历史的开端。

黄帝是否是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史学界也是有争议的。虽然古籍中关于黄帝的记载比比皆是，但这些古籍大都出自战国以后。近代许多学者认为黄帝的传说起于战国，主要依据是陈侯因齐镦铭文中有“绍緟高且（祖）黄啻（帝）”，这可能是“黄帝”出现最早的考古实物。按照顾颉刚先生的层累造史说，战国时期的黄帝可能出自当时的编造，所以他认为“黄帝”本来源于“皇帝”，就是皇天上帝。然而，诚如沈长云先生所言“疑古不宜过勇”，古史辨派终归是疑过了头，也闹了不少笑话。疑古派最初连商朝都是不承认存在的，殷墟考古发掘后不得不改弦更张。顾先生考证出《孙子兵法》为孙膑伪托孙武所作，《尉缭子》是伪书，也被后来临沂银雀山汉墓竹简同时出土了《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和《尉缭子》推翻了。2012年后发掘的石峁遗址，怕是又要将顾先生的“黄帝”是皇天上帝说打入冷宫了。当然，顾先生的层累造史理论的核心观点对史籍的研究还是很有存在价值的。

抛开考古实物，仅仅考究古籍，是否能证明黄帝是真实存在的呢？查阅战国以前的典籍，最早出现“黄帝”的只有西周初年的《周易》和春秋时期的《孙子兵法》了。《周易》中的“黄帝”出现于《系辞下》，一般认为《系辞》作为阐发和总结《周易》的论述，成书于战国，并经过了孔子以后儒家的整理。看来“黄帝”真正在典籍中的第一次出现要到《孙子兵法》成书的春秋时期了，这也是不少学者质疑黄帝是真实历史人物的原因。然而，大部分人都没有注意到一点，那就是中国的古籍成书最早都未超过西周。公认成书于西周年间的只有两本书：《周易》和《诗经》，成书于春秋时期的也只有《尚书》、《孙子兵法》和《道德经》，而《论语》和《墨子》被认为成书于春秋至战国时期。也就是说，成书于战国以前的古籍满打满算最多也只有七本书。如果还想追溯到殷商甚至更早，我的回答是一本都没有。可见大部分典籍都成书于战国之后，所以有关“黄帝”的记载也大部分出现于战国之后，这正是典籍数量在不同历史时期分布差异的正常写照，没有什么可奇怪的。没有记载的人物就能代表不存在吗？比如殷墟考古中，我们知道了商王武丁有一位妻子叫妇好，然而任何古籍中都没有记载妇好其人，难道就可以说妇好不存在吗？何况《孙子兵法》中还提到了黄帝。除了《孙子兵法》，我认为，最早记录黄帝事迹的经典文献实际上是《山海经》。很多学者认为，先有《山海图》，后才有《山海经》。大禹治水期间，做了一次大规模的国土地理调查。因为当时文字还没有出现，调查的结果以绘图的方式记录在《山海图》上了。等到文字出现后，后人已经看不太懂传世的《山海图》所要表达的内容了，导致文字解读的结果《山海经》也佶屈难懂。但《山海经》中关于黄帝的记载却很可能出自大禹时代的记录，远远早于《孙子兵法》。事实上，大部分著名历史学家都不否认黄帝的存在，比如郭沫若、徐旭生、钱穆、吕思勉、范文澜、翦伯赞、苏秉琦、田昌五、沈长云等先生，他们关于中国史的著述往往也是从炎黄讲起的。而白寿彝先生在他所著的《中国通史》中，对黄帝是否存在持不确定的态度。至于像顾颉刚先生这样完全持否定态度的，实属凤毛麟角。

黄帝到底生于什么时候呢？这是个非常难以回答的问题，因为大部分史书中都没有确切的记载。一种普遍采用的推算黄帝生活年代的办法，是据南宋罗泌所著《路史·发挥》中的一句著名记述“黄帝至禹，为世三十”。如果将夏朝初年定为4000年前，以30年一代人计算，则黄帝大略是4900年前的人。将4900年凑个整，或者有的人将大禹出生的年代再提前100年到4100年前，则黄帝大略生于5000年前了。

然而，仔细深究，这其中仍有蹊跷之处。东周时期的左丘明和西汉时期的司马迁都不知道“黄帝至禹，为世三十”，如何晚了一千多年的南宋时期罗泌就知道了呢？罗泌说“黄帝至禹，为世三十”出自《竹书纪年》，查阅范祥雍先生《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订补》，在“黄帝至禹，为世三十”下有“国维案此亦罗长源隐括本书之语，非原文”字样。可知“黄帝至禹，为世三十”并非《竹书纪年》原文，而罗泌是从哪里知道这条记录的，已不可考。沈长云先生在驳斥青年学者陈民镇的文章《再说黄帝与石峁古城》中也说到：“不幸的是，这条记载的可信性却很值得怀疑。一则，据陈梦家、方诗铭诸家的研究，《纪年》的编年纪事实起自夏，今《路史·发挥》所引《竹书纪年》提及黄帝之事，并非《纪年》原文。其二，就'黄帝至禹，为世三十’这句话而言，亦是罗泌隐括其所用材料之语，非《纪年》原文，而罗泌著《路史》在《今本纪年》之后，并有摘抄《今本》之行为，安知此语不是罗泌据《今本》中其他材料得出的结论？我想，即令这句话出自真的《纪年》，也没有必要信以为实，因为《纪年》写作在战国末年，其时已有将黄帝等传说中人物编在一个谱系上的书籍出现，此与黄帝等人本来的部族首领的形象已发生了很大改变，《纪年》照此而称说黄帝如何如何，也是很自然的事，岂可信以为真。”《史记·夏本纪》中有“禹者，黄帝之玄孙而帝颛顼之孙”，如此说来，黄帝至禹只有四代，何至于为世三十？《山海经》中成书于战国时期的《海内经》和《史记·夏本纪》都说禹之父为鲧，是一致的。但是，《海内经》说鲧之父为骆明，而《史记·夏本纪》中却说鲧之父为颛顼，互为抵牾。可知不仅黄帝至大禹为三十代是捏造，就是颛顼和大禹是黄帝之后也是不可信的。南宋罗泌不过是信口开河说了一句玩笑话，九百年来很多人就信以为真了。陈民镇据“黄帝至禹，为世三十”而推定黄帝的年代距今约5000年，实属刻舟求剑、缘木求鱼之举。这真是应了英国著名哲学家伯特兰·罗素的一句名言：“这个世界的问题在于，聪明人都充满疑惑，而傻子们却深信不疑”。

沈长云先生学究天人，他的论证是非常精密的。诚如先生在《再说黄帝与石峁古城》中所论：“史载黄帝与蚩尤曾发生过战争，它书记载蚩尤在少昊之后，少昊又大致与颛顼同时，是黄帝所在的时间不一定早得过颛顼。”黄帝所处的年代并不算早，早于大禹是肯定的，但应晚于少昊和颛顼。至于尧舜，应稍晚于黄帝，唐虞两朝是短命王朝，大概类似王莽的新朝或秦、隋这样的朝代。因此，黄帝不会早于大禹太多，别说5000年前，就是4500年前也未必能超过。沈先生已论证石峁古城是黄帝部族居邑，而皇城台的始建时间为4300年前，符合以上推测。通过碳十四测年及与其它考古学文化比较，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积石冢的绝对年代在5700~5100年之间，平均值为5400年前。即便以“黄帝至禹，为世三十”往上推算，也远远到不了5400年，可知积石冢大大超过了黄帝时代。因此，牛河梁五号大墓墓主不可能是黄帝。按文明“三要素”的标准衡量，牛河梁遗址三项全无，而石峁古城有城（市）和金属冶炼，缺了一项文字。美洲的玛雅文明有城（市）和文字，却没有金属冶炼，但也被公认为文明。考虑到黄帝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缺一项文明要素的石峁古城完全可以作为华夏文明的起源地，因为这符合我们民族的共同历史记忆。

如果想更精确地知晓黄帝生活的年代，倒是有一个办法。我以往的大量研究表明，汉族男性中，共祖时间在4800年内人口第二多的超级父系是Q-F1626，他最有可能是黄帝。近两年来，随着高通样本逐渐增多，F1626的共祖时间基本在4800~3900年间浮动，平均值大概在4350年前后，这异常接近石峁遗址的始建时间。也就是说，中华文明可能未超过4500年，所谓上下五千年实在是个夸大其词的说法。如果共祖时间能得到精确计算，则Q-F1626可以作为测量中华文明史长度的一把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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