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部非洲大致涵盖从赤道森林到开普、从刚果河口到大湖地区西部的广大地区。这一地区的早期居民应主要是阿卡人（Aka）、姆布提人（Mbuti）、特瓦人（Twa）等被部分人惯称为“俾格米人”的群体和科伊桑人群体（Khoisan），但后来占据主导地位的是从西非发源然后逐渐在整个区域扩展开来的说班图语言（Bantu）的人群。
16世纪前，中南部非洲总体呈现出比较明显的孤立性，但各区域的孤立程度不同：赤道森林、中西非地区的部分地区与外部有间接联系，东南非内陆则在较早时候就与印度洋世界有比较直接的联系。
一般认为，班图语人群起源于喀麦隆临近尼日利亚的草原地区，可能在距今5000年前开始整体向南扩散，最终沿西直下至卡拉哈里地区，向东远至大湖-裂谷一带，向南抵达非洲大陆南端，覆盖了整个中南部非洲。
与班图语人群扩散关联密切的第一项内容是铁器的制造和使用。铁制工具能提高生产效率，铁制武器则能提高狩猎效率，还可用来征服或压制弱势人群。语言学研究表明，班图语言中与冶金相关的词汇都不是来自原班图语（Proto-Bantu），因此操原班图语的人群应并不知晓铁器相关知识。考古学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原班图语人群或者班图语人群在赤道森林北部活动时，仍处在以使用石器为主的阶段，是到了“大河与湖泊区”时才开始用铁和制铁。
与班图语人群扩散关联密切的第二项内容是农业生产生活的扩散。在班图语人群的农业生产生活中，香蕉、小米、高粱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香蕉对班图语人群在赤道地区东部的稳固立足至关重要。在赤道地区开垦土地并不容易，也难以持续，而香蕉种植所需要的劳动力投入较少，并且香蕉取食容易。至于小米和高粱，它们的意义主要体现在更往西南方向的地区，这里或干旱少雨或降雨不稳定，较为适合种植小米和高粱这两种耐旱作物。
与班图语人群扩散关联密切的第三项内容是以饲养牛羊为主的牧业生产生活的扩散。根据语言学的研究，牛在东部非洲北部存在已久，后来由某一群人由北往南传播至东部非洲南部，还有部分则初步进入南部非洲；羊则是由操中苏丹地区语言的人群引入南部非洲的，而能追溯到的传播起始点是在今坦桑尼亚西部，操中苏丹地区语言的人群应是在班图语人群之前到达那里。牛羊的饲养和流通是班图语人群经济生活的重要内容。牛羊能带来相对稳定的肉、奶和血供应，有利于保持个体的体质和总体的人口规模；牛羊具有明显的流动便利性，它们是财富储存手段，是货币，可以用于维持支配-依附关系，也可以投入贸易。
班图语人群还掌握多种手工技能，除了陶器、石器、木器等的制造和加工外，不同地区根据不同的自然条件还有铜和铜器、金和金器、毛皮、装饰品等的制造和加工；此外，一些地区还有采矿业，主要是采铁、采铜、采金和采盐。在掌握铁器、拥有较稳定的粮食和牲畜食物供应、经济整体较为多样化的条件下，班图语人群的人口能有较稳定而持续的增长，从而推动他们持续地进行扩散。
班图语人群扩散示意图（图片提供刘伟才）
班图语人群在整体向南的扩散过程中，逐渐进入赤道森林地区。大概在距今约3000年前和距今约2000年前之间，赤道森林的西部出现了一条较易通过的走廊，这为班图语人群立足并穿越赤道森林提供了便利。到公元6世纪初时，班图语人群已散布于整个赤道地区。
在基本越过赤道森林后，班图语人群扩散的西支沿着大西洋沿岸和近大西洋内陆地区由北向南扩展，他们在加蓬、刚果（布）、刚果（金）、安哥拉、纳米比亚和博茨瓦纳西北部留下了足迹。在安哥拉的卢安果（Loango），考古研究者发现了当地居民食用芋头、香蕉、芒果、油棕、小米、高粱等，还有酿制棕榈酒、用陶器盛海水煮盐的活动。从卢安果往南，得到考察和研究较多的是位于今博茨瓦纳境内的迪弗尤（Divuyu）和恩科马（Ngoma）。在迪弗尤遗址发现了大量的陶器碎片，而从这些陶器上能发现与安哥拉、刚果沿海一带陶器的联系。恩科马遗址与迪弗尤遗址相距不远，其内有铁制首饰、玻璃珠、贝壳等遗物，它可能是南部非洲西区向东区扩展的一个枢纽——或者说，可能是班图语人群西支与东支“会合”的一个前沿。班图语人群扩散的东支进入的是广阔的东南非内陆高原，这一地区的主体是赞比西河和林波波河两大河流流域。这一地区北部文明的代表性遗址是位于今赞比亚境内的卡洛莫文化（Kalomo culture）遗址和因贡贝伊莱德（Ingombe Ilede）遗址；而在赞比西河以南直至林波波河流域的广大地区，则是以大津巴布韦为代表的一系列石建遗址。
因贡贝伊莱德遗址主体是一片墓葬区，主要的发现物是附着于人体遗骸上的装饰品和随葬品，包括金制珠子、玻璃珠、海生贝壳、挂件、铜镯、十字铜锭、成卷铜丝、铁锄、铁铃、铁制刀具、陶器等。从发现的遗物可以判断，对外贸易应在因贡贝伊莱德占有重要地位，海生贝壳、珠子、铜锭、成卷铜丝明确地表明了与外部世界的贸易联系，这些物品不仅仅是东南非贸易的重要商品，更是重要的通行货币。继续往南，进入一片以石建遗址众多为特征的地区。这些石建遗址主要分布于今津巴布韦、莫桑比克、南非和博茨瓦纳，其中规模较大、保存较好、相关研究较为深入的石建遗址主要包括大津巴布韦（Great Zimbabwe）、卡哈米（Khami）石建遗址、马庞古布韦（Mapungubwe）石建遗址、尼扬加（Nyanga）石建遗址群等。大津巴布韦被认为是殖民时代前撒哈拉以南非洲文明的代表。围绕大津巴布韦有诸多涉及白人种族主义、殖民主义、黑人民族主义方面的争议，这些争议最初主要围绕“大津巴布韦是不是出自黑人之手”而展开，还有很多人关注建造年代、建造方法、政治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关系性质等问题。考古学家杰特鲁德·卡顿-汤普森（Gertrude Caton-Thompson）通过比较科学而系统的考古研究，确立了“黑人建造”（Bantu origin）和“中世纪年代”（medieval date）这两个基本主张，如今我们关于大津巴布韦的大部分知识都是基于这两个主张。
考古学家之后，又有一些历史学家进行了历史的构建，其中因诺森·皮吉拉伊（Innocent Pikirayi）的构建最为完整。皮吉拉伊将大津巴布韦以及与之相关的众多石建遗址纳入一个被称作“南赞比西亚国家”（Southern Zambezian States）的框架。南赞比西亚国家的开端是一些以放牧牛羊和种植高粱、小米等为主业的群体，到7世纪或8世纪时，与东南非印度洋海岸的贸易联系开始建立起来，南赞比西亚的居民开始出口象牙、黄金、铜、兽皮和奴隶。到公元第二个千年开始时，南赞比西亚的居民已结成有序而强大的实体，形成了以牛为本土经济主体、以象牙、黄金、铜为对外贸易基础的经济体系，并发展起了较为复杂的国家组织形式。石建的建筑和使用是南赞比西亚国家的共同特征，这一共同特征可以被归结为一种共同文化：津巴布韦文化（Zimbabwe Culture）。
由于文字资料的缺失，我们对班图语人群扩散的细节了解还非常不充分，对古代中南部非洲历史的认知还有很多空白和模糊。近数十年来，口述资料、考古资料、语言学资料、人类学资料等陆续地得到重视、开发和利用，一些自然科学的成果也被纳入，但相关研究仍有很多未尽之处。
总体上，我们知道古代中南部非洲的居民过着一种混合型的维持性经济生活：农业种植和牲畜养殖占据主要或者重要的地位，但采集、狩猎和渔捞活动仍然存在并在特定地区或特定条件下发挥重要作用，也有一些地区的居民发展起了相对较为活跃的黄金和铜的开采和贸易以及象牙贸易。
黄金、铜、象牙吸引了外部世界的商人和冒险家。早期，中南部非洲的居民能在与外部世界的交往中占据主导地位，或至少是与外部世界保持平等。然而，问题从一开始就存在：中南部非洲与外部世界的交换从一开始就表现为原初产品与制造产品的交换——这至今未得到根本性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