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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ry Diplomacy
Ny.2021 / No.1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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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自古以来中东地区既是东西方文明的交汇处，又是沟通东西方联系的枢纽地带。进入20世纪，中东地区成为全球性大国竞相角逐的舞台，致使该地区风云激荡，冲突频仍，长期被各界关注。学术界对中东地区和国家的研究持续已久。随着中国与中东地区联系的不断加深，中国学界对中东研究逐渐升温，并取得了重要进展。中国的中东研究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历程？研究焦点与关注议题发生哪些变化？具有哪些特点与优势？面临哪些新的问题和挑战？未来的发展路径在哪里？为此，《国际政治研究》编辑王海媚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副所长、中国非洲研究院副院长、中国中东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王林聪研究员。王林聪研究员长期从事中东近现代史、中东政治和国际关系研究和教学工作，现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登峰战略”优势学科“当代中东研究”等项目，代表作有《中东国家民主化问题研究》(专著)、《土耳其模式新变化及其影响》(论文)和《中东安全问题及其治理》(论文)等。
一、中国的中东研究状况
王海媚：请问中国的中东研究是如何缘起的？
王林聪：从学科属性看，中东研究具有多学科、跨学科的特性，可以归类为区域和国别研究范畴。从中东问题研究到学科体系建设是一个长期探索、逐渐积累的过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中国的中东研究一直停留在自发、零散状态，对中东地区的关注度有限，研究领域狭窄，多侧重于中西交通史及哲学、语言、宗教、文化等方面，基本上处于既无专门从事研究的机构，也无专业的团队，只有少数学者、专家在该领域进行初步探讨。
从中东研究学术发展史来看，1955年是重要的界标。万隆会议不仅是新中国外交史上的里程碑，也是与中东国家交往的重要起点。此前，新中国与中东地区几乎没有实际交往。万隆会议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先后与埃及、叙利亚、也门、伊拉克等国建交，不仅成功地突破了美国等西方大国对我国的外交围困，而且开启了与中东国家日趋频繁的交往史，并在客观上要求加强对中东地区和国家的研究。由此，中国的中东研究范围逐渐由以前中西交通史、哲学、语言、宗教、文化等扩展到当代中东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等问题；研究力量开始从自发、分散状态向组织化、机制化的方向发展；研究目标更加明确，即服务于新中国对外交往的需要，并对时局做出判断，尤其是探讨亚非各国民族解放运动是如何兴起，帝国主义在亚非地区是如何统治的，独立后亚非国家发展道路如何选择，等等。于是，在党和政府的支持下，相继成立了一些专门的研究机构。例如，1956年成立国际关系研究所，并设立西亚非洲组，主要研究当代中东的政治、对外关系、社会状况、经济发展等。1959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筹建亚非研究所，内设西亚北非组，开始系统研究中东社会、历史、政治、经济、宗教、对外关系等问题，这是新中国最早成立关涉中东的研究机构。
王海媚：中国的中东研究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历程？
王林聪：70多年来，中国的中东研究在初创之后经历了曲折反复的演变过程，研究方式呈现从自发、零散到组织化、专业化路径。以重大历史事件作为划分不同时期研究进程的重要标志，中国中东研究沿革大体上可以分为这样几个时期：
（一）中国中东研究的初创和短暂繁荣时期(从新中国成立初期至“文革”前)
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文革”爆发是中国中东研究的初创和奠基阶段其中，万隆会议为中国的中东研究注入了动力。此后，随着相关研究机构的建立，中国的中东研究在短短几年便初显活力，取得进展，一批兼具知识性著作相继问世。包括普及性读物、工具书、资料汇编等，如世界知识出版社推出中东列国志、历史小丛书、《世界知识年鉴》(1958 年)和《中东问题文件汇编1945——1958》(1958年)等。
初创时期的中东研究在介绍中东地区或中东国家情况的基础上，服务于国家外交事业的需要。20世纪50——60年代，新中国外交先后面临着打破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封锁、反对美国和苏联两个霸权主义的主要任务。毛泽东主席在1962——1963年提出“两个中间地带”的世界划分后，中东国家成为中国实现外交突破的“第一个中间地带”的组成部分。
随着机构的设立，中国的中东研究出现了初步“繁荣”。一方面，中东研究的问题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研究主题集中于中东国家的反殖、反帝斗争和独立解放运动；研究成果面向大众，具有普及性和通俗性等特点；另一方面，受历史条件和学者认知水平的局限，这一时期中东研究刚刚起步，观察和探讨的深度有限。
（二）中国中东研究的停滞和转向时期(“文革”初期至改革开放前)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中东研究工作受到严重影响，中东研究“繁荣”之势旋即衰微。“文革”后期，随着中美关系获得改善，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国际地位显著提高。毛泽东主席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强调发展与亚、非、拉国家的关系，中国迎来与“第三世界”国家建交的新高潮，包括中国与中东国家建交的第二次高潮。与此同时，中东国家收回石油权益的斗争如火如荼，特别是第四次中东战争的爆发和阿拉伯石油输出国动用石油武器，维护其权益的重大行动，震动世界，引起世界各国对中东问题的高度关注，中东研究遂在国际范围逐渐形成热潮。
然而，受“文革”的影响，中国中东研究陷入停滞。一是相关研究机构或解散或停止运转，二是学术研究因其敏感而少有人问津，原创性研究工作无法开展，遂转向“译介活动”。从1972年起，先后翻译出版国别史(含亚非国家99种)和国别地理(含亚非国家26种)，这批译著为“文革”后中国中东研究工作的恢复，了解中东国家以及不同国家学者的学术思想等，提供了较为系统的学术文献。
（三）中国中东研究的复苏和初步发展时期(20 世纪70 年代末至90 年代初)
改革开放至90年代初是中国中东研究回归正常学术轨道的初步发展阶段。中国中东研究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学术探索逐步迈向正常化、规范化和专业化，并启动中东问题基础研究和学科建设。
首先，恢复或新设研究机构。一批中东研究机构相继恢复，诸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北京大学亚非研究所、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云南大学西南亚研究所等，同时陆续创建了一些中东研究机构，比如上海外国语学院中东研究所、宁夏社会科学院中东伊斯兰研究所，逐步形成了中国中东研究的重要阵地。
其次，建立研究专业团体。1982年7月，中国中东学会在云南昆明成立，在学会的指导和推动下，有关中东研究的学术研讨活动逐渐活跃起来，各种学术团体之间的横向联系逐步加强，推动了全国不同学科之间以及中东研究不同领域的学术交流。与此同时，与研究对象国以及西方国家中东研究机构的学术联系也开始逐步建立起来，为中东研究走向世界开辟了渠道。
再次，创办专业学术期刊。20世纪80年先后创办多种有关中东研究的专业学术期刊，诸如《西亚非洲》《阿拉伯世界》和《中东研究》(内部)，辑刊《亚非问题研究》和《南亚研究》等。中东学术期刊的创办不仅是传播中东研究成果的重要园地，更是引导中东学术研究向着规范化和专业化方向发展，推进中东研究水平的提高。
最后，培养专业人才队伍。一方面，国内多所高校恢复或增设了阿拉伯语、波斯语、土耳其语、希伯来语等中东国家语种的专业语言人才培养；另一方面，一些高校和研究机构开始探索硕士和博士学位等高层次专业研究人才培养，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和世界历史研究所以及北京、西安、上海、昆明、重庆、南京等高校招收有关中东方向硕士研究生。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北京外国语学院、西北大学和上海社会科学院率先招收博士研究生，培养高端研究人才。正规化的多层次专业语言人才和专业研究人才培养，为中东研究人才队伍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四）中国中东研究的全面发展时期(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
进入20世纪90年代，在多种因素促动下，中东研究的“热度”前所未有，推动着中东研究向专业性迈进，中国的中东研究进入全面发展时期。一方面，随着1990年和1992年先后同沙特阿拉伯、以色列建交，中国实现了同所有中东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区域“全覆盖”，开始了双边和多边交往的新时期；另一方面，海湾战争爆发后，特别是2003年伊拉克战争和2010年底爆发的中东剧变，引起了中国政界、学界和商界对中东的广泛关注。推升了国内多轮“中东热”，由此形成了中国中东研究全面繁荣的局面。
第一，中东研究机构快速发展，基础条件得到改善。2000年，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批准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此后，北京语言大学、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宁夏大学相继建立了阿拉伯研究中心，北京外国语大学成立阿拉伯学院，北京语言大学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先后成立中东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语言大学分别成立区域和国别研究院。与此同时，在教育部的指导下，有40多家中东领域的国别研究中心在国内高校相继建立，大大扩展了中东专业研究的阵地。伴随这一过程，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中国社会科学院、政府相关部门以及高等院校以发布重大课题等方式， 支持中东学术研究，从而使中国中东研究事业发展的物质条件得到改善。
第二，研究人才培养专业化，专业研究队伍规模化。一方面，国内中东研究硕士、博士培养基地有序建立和扩展，中东研究领域人才队伍建设呈现专业化和体系化发展态势；另一方面，中东研究队伍快速扩大，其中，在中国中东学会注册的会员达427人(2020年底统计)。从构成上看主要包括三类：一是以高校和研究机构为代表的专家和学者队伍，二是以资深外交家为代表的驻中东国家的老大使们，三是以常驻中东地区资深记者为代表的媒体人士。这些群体各有优势，紧密合作，相互促进，特别是老大使们既有丰富的实践经历，又有很高的理论建树，更有关注和研究中东国家的情怀。例如，外交部前副部长杨福昌撰写的《中东热点回眸与评析》，集理论与实践于一体，有助于了解中东地区的复杂生态，厘清中国同地区国家关系的发展脉络。前中国中东问题特使吴思科的《特使眼中的中东风云》体现其对中东问题的深入思考和对中东人民的深厚感情。他们在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上有着独特贡献，共同促进了中国中东研究的繁荣。
第三，学术期刊、集刊、研究报告、网站等学术平台呈现多样态发展。在前述《西亚非洲》《阿拉伯世界研究》等期刊基础上，近年来又创办了多份集刊，诸如《中东研究》《北大中东研究》《土耳其研究》和《新丝路学刊》等。2007年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创办英文期刊《中东伊斯兰研究》(Asian Journal of Middle Eastern and Islamic Studies，AJMEIS)，在国际中东学界引起了重视。与此同时，中东黄皮书《中东非洲发展报告》《中东发展报告》和《中东地区发展报告》《阿拉伯发展报告》(阿拉伯黄皮书)《阿拉伯国家形势报告》，以及蓝皮书系列如《中阿蓝皮书：中国——阿拉伯国家经贸发展报告》《中阿经贸关系发展进程》《以色列蓝皮书》《土耳其蓝皮书》《伊朗蓝皮书》《叙利亚蓝皮书》等定期系列成果成为多视角观察中东地区新变化的重要窗口。另外，以新媒体平台方式传播中东研究信息、成果的网站、微信公众号等多样化方式快速涌现。
第四，国内和国际学术交流合作全面推进。中国亚非学会和中国中东学会已成为全国中东研究领域的权威平台，每年举办重要学术研讨会，迄今已召开7次亚非学会全国代表大会和8次中东学会全国代表大会。在国际层面，1995年10月，中、日、韩三国的中东学会联合组建了亚洲中东学会，每两年召开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与此同时，各种研讨会、论坛及相关机制的形成，推动着中东学术事业的发展。
二、21世纪中国的中东研究取得的成就
王海媚：进入21世纪以来，国内学者在中东研究中取得了怎样的进展？
王林聪：21世纪以来，中国中东研究学界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为指导，积极探索中东地区民族解放运动、国家发展道路、现代化探索等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展现了一定程度的理论自觉，提出有着中国学者理论贡献的“文明交往论”，发表学术著作《马克思主义与西亚非洲国家发展道路问题研究》，编纂整理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西亚非洲》，推动了中东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创新。
一方面，基础研究稳步推进，取得重要进展。在20世纪80——90年代出版《中东手册》《西亚北非百科全书》《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犹太百科全书》的基础上，推出了涵盖中东诸国《列国志》系列工程，成为中东研究的重要的工具书。与此同时，学者们经过长期探索，初步建立了中国的中东历史学科体系，展现了中国学者的“中东历史观”。从《阿拉伯通史》《中东史》《20世纪中东史》及13卷本《中东国家通史》(包括《阿富汗卷》《沙特阿拉伯卷》《以色列卷》《伊拉克卷》《也门卷》《巴勒斯坦卷》《叙利亚和黎巴嫩卷》《伊朗卷》《土耳其卷》《埃及卷》《海湾五国(科威特、阿曼、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卡塔尔、巴林)卷》《约旦卷》和《塞浦路斯卷》等)和即将完成的八卷本《非洲阿拉伯国家通史》，各种体例的中东史研究著作——通史、国别史、断代史、专题史、人物传记、史料编纂等，门类繁多，渐成体系。
另一方面，专题研究深入推进，并取得重要突破。
(1)深入探索中东政治现代化、民主化及其政治稳定等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陈德成、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哈全安和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王铁铮等系统论述了中东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比较分析土耳其、埃及、伊朗等国的现代化探索的经验和教训。本人的专著《中东国家民主化问题研究》从中东历史发展的广度和深度上探究中东国家民主化道路的独特性，分析了中东国家民主实践的前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毕健康系统研究现代埃及政治发展和政治稳定关系。
(2)加强中东经济研究，涌现出一批重要成果。北京大学教授安维华、钱雪梅探讨海湾石油的变化及其对世界经济安全、国际石油市场、地区国民经济发展、海湾政治和社会变革的相关性影响，云南大学教授吴磊和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钱学文从中国国家利益的角度研究中东石油问题，宁夏大学教授冯璐璐系统分析中东经济现代化模式及其国际交往的影响因素。
(3)全面开展中东国际关系研究，分析域外力量对中东格局变动的重要影响。以美国为代表的域外大国与中东关系是研究重点，如中央党校教授高祖贵深入论述了冷战后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世界格局变动过程中美国政府对中东政策的调整及影响，而美国在中东发动战争以及战后重建问题受到学术界重视。随着中国与中东关系的不断深化，中国与中东关系的系统性研究开始出现。
(4)深化了中东民族和宗教问题的研究，产出一批高质量成果。20世纪70年代末，民族主义在中东地区逐渐走向衰微，但是我国学术界对民族主义的探讨却走向深入。陈德成讨论了全球化背景下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诸问题；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刘中民分析了阿拉伯民族主义与伊斯兰教的内在矛盾深刻影响着阿拉伯国家政治现代化进程。阿以问题一直是中东研究领域的热点。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所研究员殷罡主编《阿以冲突：问题与出路》详细研究了阿以冲突及其政治解决的基本情况，巴勒斯坦问题的主要议题和前景等。与此同时，围绕政治伊斯兰、宗教极端主义、恐怖主义等问题，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陈嘉厚主编《现代伊斯兰主义》是我国学者深入研究和辨析伊斯兰主义演变、特征及其对世界影响的重要代表作，在学术界引起广泛重视。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杨灏城提出了衡量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与世俗主义的分水岭的三个标志：即宗教与国家是否分离、宗教与司法是否分离、宗教与教育是否分离。另一方面，随着“9·11”事件爆发和美国发动“反恐战争”，北京大学教授王逸舟、西北政法大学教授张金平、上海外国语大学研究员陈敏华、教授朱威烈、钱学文等开始研究宗教极端主义问题。
(5)填补了中东社会研究的空白。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杨光、温伯友主编《当代西亚非洲社会保障制度》系统阐述中东地区社会保障制度，分析其社会保障体系、结构和具体项目。由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朱威烈教授主持教育部重大课题“当代中东国家社会与文化”，出版了当代埃及、沙特阿拉伯、卡塔尔、阿联酋、阿曼、约旦、叙利亚、以色列、也门、伊朗社会与文化等十个分册，对于国内中东社会和文化研究具有基础性作用。山西师范大学教授车效梅和云南大学教授伍庆玲分别对中东的城市问题和妇女问题做了深入研究。
(6)文化研究成果更加丰富多彩。中东地区文化形态多样，纷繁复杂。一方面，阿拉伯文化和伊斯兰文化是研究的重点，如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教授周烈、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丁俊等对阿拉伯文化的深入研究；兰州大学教授丁士仁、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国少华等对伊斯兰文化进行系统分析；另一方面，一些中东文化与现实问题相结合的研究不断涌现。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吴云贵，周燮藩研究了近代以来伊斯兰世界的各种社会思潮与运动，诸如泛伊斯兰主义、伊斯兰现代主义、民族主义、社会主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等。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李伟建从文化视角考察和分析了贯穿当代阿拉伯社会发展进程的若干重要政治事件。
王海媚：2010年前后，有些学者对中国中东研究60年的发展历程进行梳理和总结，那么，相比于10年前，当前的中东研究又有哪些发展和变化？
王林聪：第一，中东剧变是21世纪中东历史发展进程的分水岭，也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和重点，围绕该问题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新一轮的“中东热”。北京大学副教授王锁劳、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所长牛新春撰文分析了有关北非中东剧变的性质、原因、走向等若干主要问题，西北大学中东所教授黄民兴认为，中东剧变是阿拉伯国家内部长期蕴藏的各种矛盾的总爆发。上海社会科学院余建华研究员主编《中东变局研究(上、下)》是国内对中东变局进行全方位考察的力作，揭示了其发生时错综复杂的内外缘由、不同类型的演进路径及扑朔迷离的前景走向。此外，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田文林、兰州大学教授曾向红、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朱泉钢分别从民主化、社会运动、军政关系角度对中东剧变进行深入解读。2020年中东剧变十年之际，王林聪主编《中东发展报告：中东剧变的反思和前瞻》提出该地区绝大多数国家仍处在剧变“进行时”，徘徊在剧变“长波”之中。与此同时，中国学者对中东政治发展问题、政治制度、政党制度等都进行了深入研究。代表性成果包括哈全安的《中东现代化进程中的世俗政治与宗教政治》、刘中民的《中东政治专题研究》、内蒙古民族大学教授王泰的《追寻政治可持续发展之路：中东现代威权政治与民主化问题研究》、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陈万里的《二战后中东伊斯兰国家发展道路研究》、辽宁大学教授李艳枝的《中东政党政治的演变》和田文林的《困顿与突围：变化世界中的中东政治》等。
第二，中东经济研究进一步深化，“一带一路”研究成为新亮点。杨光主编《西亚非洲经济问题研究文选》论述了西亚非洲可持续发展问题、西亚非洲的人口控制与可持续发展、海湾国家的石油美元投资模式等。中东石油经济问题仍是关注的热点。云南大学教授吴磊从宏观角度研究了中东石油演变趋势，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副研究员刘冬考察了欧佩克的石油政策及其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副研究员姜英梅以新制度金融理论为基础，分析地缘政治、石油美元、伊斯兰教、商业文化环境和金融全球化对中东金融体系发展的影响。
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在中东地区的推进，中国与中东国家共建“一带一路”成为研究新热点。《中东发展报告：“一带一路”建设与中东》分析了“一带一路”倡议对于世界以及中东和平与发展的重大意义，中国与中东国家共建“一带一路”的优势和主要合作领域、挑战和对策建议。吴磊、上海外国语大学副教授潜旭明、姜英梅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魏敏分别从宏观、能源、基础设施等角度分析了中国与中东国家的“一带一路”合作。
第三，中东地区秩序重构、大国与中东关系成为中东国际关系研究关注的重点。一是大国与中东关系的整体研究有新进展，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汪波、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余国庆比较分析大国在中东的博弈极其复杂关系。二是大国与中东问题的专题研究开始涌现，如复旦大学研究员孙德刚考察大国在中东的军事基地问题，山西大学副教授郭威研究美国在中东伊斯兰国家的文化外交。三是跨地区关系研究在深化，如余国庆的《欧盟与中东关系研究》，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钮松的《东亚与中东关系研究》等。四是中国与中东关系研究取得重要突破，云南大学教授肖宪的《当代中国——中东关系》是其中的代表作，他从宏观历史角度考察中国与中东国家关系发展的脉络和走向，以十年为期，划分了当代中国与中东关系演变的六个不同的阶段。
中东安全和中东秩序研究是近年来关注的重点。杨光主编《中东发展报告：盘点中东安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教授邓红英著《困境与出路：中东地区安全问题研究》是国内系统探讨中东安全问题的著作。本人在《中东安全问题及其治理》提出应廓清中东安全的概念，明确中东安全的主体；解决中东安全问题的关键在于以新安全观为核心理念，以自主安全建设为依托，推进多层次安全合作。此外，朱和海则从水安全的角度探讨了中东地区普遍存在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唐志超认为，中东地区秩序正在重塑，“后美国时代的中东”大幕开启，中东正由单极向多极化加速演进。刘中民认为伊斯兰因素不仅对中东伊斯兰国家的对外政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且对中东国际关系的分化组合和中东政治格局的演变和重组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四，中东民族和教派问题研究走向深入。北京大学副教授昝涛系统考察20世纪前期土耳其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演变，特别是凯末尔时代“土耳其史观”建构的过程。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所副研究员姚惠娜系统考察了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运动的历史、特点及其问题。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国内学者对库尔德民族问题的深入探讨，唐志超、汪波、兰州大学教授敏敬和陕西师范大学教授李秉忠分别出版专著，对库尔德民族的历史和现实，土耳其、伊拉克、伊朗和叙利亚四国库尔德问题的来龙去脉，库尔德问题的症结和出路进行系统研究，从整体上推进了库尔德问题的研究水平。
另外，围绕着教派问题、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研究也取得了突破。北京大学副教授吴冰冰较早分析了什叶派现代伊斯兰主义的兴起问题。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王宇洁通过对什叶派和逊尼派关系的历史考察，指出神学差异并不能完全解释现实政治的问题。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李福泉系统研究中东地区的什叶派政治问题，指出教派之争的背后是国家和民族之争。
第五，中东社会问题研究不断深化，取得新突破。社会转型、社会分层、中产阶级以及非政府组织都是中东社会研究的主要议题。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教授戴晓琦的《阿拉伯社会分层研究：以埃及为例》是国内第一部系统论述中东社会分层问题的著作，他考察了埃及200年来社会分层及其流动的特征与变化机制、社会结构与社会稳定的关系。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詹晋洁的《当代阿拉伯国家社会结构研究》，以社会转型和社会变迁视角阐述了阿拉伯国家社会结构演进的历史轨迹、动力和基本特征。山西师范大学教授车效梅的城市化问题研究颇有深度，并形成了一系列成果。在性别研究中，全球化对中东妇女影响、妇女社会权利和社会运动的研究以及关于中东妇女政治参与都是关注的议题。中东剧变后，部落问题成为一些中东国家局势变动的重要因素。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所副研究员王金岩的《利比亚部落问题的历史考察》从历史视角考察利比亚部落的缘起、分布、构成和演变，探究部落在利比亚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不同作用。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韩志斌所长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东部落社会通史”已陆续发表了多种中东部落问题的研究成果。
第六，中东文化和社会思潮研究出现一些新亮点。王铁铮主编《全球化与当代中东社会思潮》系统探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东国家历史演进中各种社会思潮产生的根源，其基本理论、主张、特点和作用等。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薛庆国从文化视角审视了阿拉伯剧变，并指出阿拉伯思想与文化中存在着诸多弊端，这是危机的深层原因。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教授肖凌的《阿拉伯固有文化研究》论述了阿拉伯固有文化的地位、“豪侠”“宽容”“乐观”“务实”和“调和”等特质与阿拉伯固有文化的关系。北京大学教授林丰民等学者还深入开展中国与中东文化的比较研究。
王海媚：中国的中东研究涵盖的目标国和研究议题非常多，这对该研究产生了哪些影响？
王林聪：严格意义上讲，中东研究作为区域和国别研究范畴，其学科类型复杂，具有多学科、跨学科和交叉学科的属性和特点。对于许多研究议题，都需要以多学科和跨学科视角进行综合观察和思考。
不同时期，中东地区的变化决定着中东研究领域的议题侧重不同。许多问题是中东研究领域长期探究的重大理论和现实课题，例如，中东国家发展道路问题，域外大国对中东国家的影响，传统与现代化关系，政教关系问题，伊斯兰文明的地位和前景，社会发展问题、中东地区安全问题、中国与中东国家共建“一带一路”等。与此同时，一些新议题正受到学者们的关注，诸如，在国际关系和安全领域的全球化和全球性问题的影响、非传统安全问题、战乱国家重建问题、代理人战争问题、地区大国崛起对秩序的影响和“新中东”的形态；在中东政治研究领域的国家(政治)治理问题、身份政治(认同政治)问题、政治伊斯兰力量、军政关系问题；在中东经济研究领域的转型和结构调整问题、数字经济、粮食安全问题；在社会研究领域的社会思潮、青年问题、不平等问题、气候变迁和生态环境问题、新冠肺炎疫情和公共卫生健康等。
实际上，中东研究涵盖的对象国和研究议题众多，这无疑增大了研究难度，需要在熟悉对象国的基础上了解和把握频繁和复杂的交往互动，需要不断更新知识体系、知识储备和提升认知水平，需要不同专业和学科背景研究者之间的相互协作，运用比较的方法，多学科和跨学科方法深入探究变化中的各种议题，从而促进学术的创新和发展。
三、国外中东研究概况与特点
王海媚：请您介绍一下国外的中东研究情况。
王林聪：中东地区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在当今世界具有重要的地缘战略地位，更是全球关注的热点地区。从整体上看，国外的中东研究可以分成三个大的板块：欧美的中东研究、中东国家的研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研究。
欧洲地区的中东研究起步较早，起初主要聚焦古代中东历史和文化研究等。随着欧洲大国在全球范围的扩张，其对中东研究不断深化。英国的中东研究走在前列，如牛津大学的中东研究中心和伊斯兰研究中心、伦敦大学的亚非学院、埃克塞特大学的阿拉伯和伊斯兰研究所、杜伦大学的中东和伊斯兰研究所等。成立于1973年的英国中东学会(The British Society for Middle Eastern Studies)是英国中东研究的重要学术社团，并出版季刊《英国中东研究杂志》(The British Journal of Middle Eastern Studies)。其他欧洲国家的代表性研究机构包括荷兰莱顿大学地区研究所的中东研究部、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德国全球和地区研究所中东研究部、意大利东方研究所和俄罗斯科学院相关机构等。近年来，国内中东研究学界与欧洲中东学界交往频繁，如英国埃克塞特大学阿拉伯和伊斯兰研究所教授蒂姆·尼布洛克(Timothy Niblock)、牛津大学中东中心主任尤金·罗根(Eugene Rogan)、牛津伊斯兰研究中心主任法尔罕·尼扎米(Farhan Nizami)多次来华做学术交流，并担任我国多所大学客座教授。
美国的中东研究主要有两大系统，一个是高校系统，最早的有1947年普林斯顿大学的中东研究机构，其他有重要影响的有哈佛大学中东中心、乔治城大学当代阿拉伯研究中心、布兰代斯大学中东中心、耶鲁大学中东中心、哥伦比亚大学中东研究所、斯坦福大学伊斯兰研究中心等；另一个是智库系统，1946年成立的中东研究所，以及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等，另外，兰德公司、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等综合型智库中，也有实力较强的中东研究项目。有重要影响的中东研究期刊主要有《中东杂志》(The Middle East Journal)、《中东研究》(Middle Eastern Studies)、《中东政策》(Middle East Policy)、《中东研究国际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等。北美中东学会是美国最具影响力的中东研究社团，聚合了美国的中东研究人士。
中东国家的中东研究虽然在国际上的影响不及欧美中东研究机构，但它们代表着本土化的知识生产、学术思想和解决方案，仍然是最受关注的。这些国家在高校通常设有相关中东历史、文学、经济、社会、政治、国际关系等专业，一些国家的智库在全球中东研究中有重要影响。代表性知名智库包括埃及的金字塔政治和战略研究中心，土耳其战略研究中心和政治、经济、社会研究基金会，以色列的国家安全研究所，伊朗的政治和国际关系研究院，沙特的费萨尔国王伊斯兰研究中心，阿联酋的政策研究中心和战略研究中心，黎巴嫩的卡内基贝鲁特中心和阿拉伯统一研究中心，卡塔尔的多哈布鲁金斯中心和阿拉伯政策研究中心等。近年来，其他亚非拉国家的中东研究也在不断进步。例如，日本、印度、南非、巴西等国的高校或智库都有相关的中东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日本的中东研究，日本中东学会成立于1985年的，出版《日本中东学会年报》(Annals of Japan Association for Middle East Studies)，在东京大学、亚洲经济研究所、东京外国语大学都设有中东研究机构。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中东学会、日本中东学会、韩国中东学会在1995年发起成立亚洲中东学会联合会，每两年召开一次国际学术交流活动。2018年9月在北京举行了第十二届亚洲中东学会联合会“中东向何处去？”国际学术研讨会。此外，新加坡国立大学中东研究所也是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东研究机构。
王海媚：国外的中东研究有什么特点？
王林聪：本人曾在英国牛津大学伊斯兰研究中心做访问学者，并到访过一些欧洲国家、日本和中东国家相关研究机构，仅就英美等西方国家的中东研究来看，有以下特点：
第一，中东研究的历史较长、基础深厚。以英国为例，英国的现代中东研究是与大英帝国的全球扩张相伴随的。悠久的研究历史也形成了深厚的学术积淀和较为完善的学科体系，包括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宗教学、新闻传播学、民族学、国际关系学视角下的中东研究。英国不同的高校和研究机构有其自身的研究传统，在不同的研究议题上形成一定的特色和优势。
第二，中东研究机构众多、活动频繁。以美国为例，从北美中东学会的规模看，从事中东研究的美国学者约有3000人，中东研究机构近百个。这些研究机构不仅独立开展活动，包括举行学术讲座、发表学术成果、召开学术会议、沟通政府机构等，而且还举行联合性的学术活动，最具代表性的是北美中东学会的年会，通常年会既邀请重量级学者做主旨报告，又有几十个中东相关议题的分组研讨会。
第三，中东研究的功能多样、影响较大。从整体上看，英美中东研究主要有三种功能：一是教育功能，即培养中东研究方向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做好人才储备工作；二是研究功能，即探究中东的历史和现实问题、宏观和微观问题，做好人文和科学研究工作；三是智库功能，即为政府的中东战略出谋划策，做好维护国家利益的工作。通过这三大功能，其研究在学术、政策和社会领域产生较大影响。
第四，中东研究的“中东化”特征。一是研究队伍中庞大的中东裔群体。例如，普林斯顿大学中东中心的创始者就是黎巴嫩裔美国历史学家菲利普·希提(Philip Hitti)。直到今日，在美国的中东研究队伍中，仍有约一半人员是中东裔；二是资金来源的中东化。在美国的中东研究中，除了美国政府和美国基金会的资金支持之外，还有不少依赖中东国家(以色列、沙特、卡塔尔、土耳其)资金支持的项目；三是研究过程的中东化。在英美的中东研究中，研究者往往要根据自己的项目需要到中东地区的对象国进行长期的田野考察，并在中东当地保持广泛的社会联系。
第五，中东研究存在着明显的西方价值观倾向。例如，英美学者惯常以西方现代化、民主化和经济自由化经验等观察和对照中东国家，在研究中充斥着“中东民主例外论”的偏见，甚至提出了诸如“文明冲突论”“伊斯兰威胁论”等谬论，许多研究实际上成为美英政府推行强权政治或实施“民主改造中东”的依据，从而严重损害了中东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四、中国的中东研究中存在问题与发展前景
王海媚：您认为目前国内学界在中东研究中存在哪些不足？
王林聪：中国中东研究在取得重要进展的同时，仍存在许多突出的问题，制约中东研究的深入推进和全面发展。
第一，学科发展不平衡问题突出，制约着学科体系建设。长期以来，中东热点问题既是世界关注的焦点，也成为研究的“导向标”，吸引了研究者注意力和选择取向，形成了追踪和研究热点问题的“扎堆效应”。然而，中东热点问题催生的“中东热”往往不能持久，也难以转化为“学科热”。相反，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中东研究学科发展的不平衡性，造成了中东研究学科“冷热不均”的局面。
中东学科发展不平衡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未能重视有关中东基础研究的知识体系的建设，特别是围绕学科发展的知识体系尚未形成；二是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方面存在不平衡问题，偏重于热点问题的对策研究，但又缺乏对热点的历史透视感，难以洞悉或揭示其缘由；三是学科布局差异悬殊，学科“短板”突出，偏重大国与中东关系、经济问题等研究，但是对中东社会、法律研究最为薄弱，四是国别研究不平衡，重视地区大国，忽视对小国研究；五是地区研究的碎片化问题突出，缺乏整体性和系统性。凡此种种，从根本上制约着中东学科体系的形成。
第二，学科理论和研究方法创新不够，制约着学术体系建设。中东研究涉及多学科专业理论和方法，目前中东研究专业理论创新不够，存在着“重时局概述，轻学理分析”“重热点跟踪，轻理论建构”的实际状况。一是忽视或不重视学科专业理论建构，致使中东研究难以融入一级和二级学科体系；二是研究范式未能超越西方学界有关概念、术语、观点及理论局限，尚未摆脱其束缚，甚至存在照搬或套用西方式概念或研究范式观照中东，难以形成高质量的原创性成果，也难以揭示中东国家发展道路的独特性；三是，研究视野狭窄，专业化研究水平有待提高，尤其是缺乏多学科或跨学科研究视角，从而限制了以中国学者视角进行观点、思想和理论的提炼；四是研究方法单一，实地(田野)调研少，定量研究少，真正运用第一手资料开展创新研究的成果仍然有限。
第三，复合型人才培养力度不够，学术“走出去”渠道仍然有限。多语种复合型专业人才队伍的规模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中东研究的深度和高度。中东研究的对象国国情复杂，语言文化差异较大，涉及阿拉伯语、波斯语、土耳其语、希伯来语、库尔德语、普什图语等多种语言。同时，中东地区长期以来又是大国角逐的舞台，大国对中东的影响也让研究者需要熟悉英、法、俄、德语等。但是，目前既精通对象国语言或多语种，且有扎实专业基础的复合型人才匮乏。多语种研究人才的培养远远跟不上实际需要。这些既限制了学术研究的权威性和可靠性，也制约了中东研究“走出去”，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我国中东研究的话语权建设。
王海媚：您如何看待中国中东研究的未来发展？
王林聪：中东既是具有全球重要影响的地区，又是对中国具有战略意义的地区。未来，中国的中东研究发展将呈现以下趋势：
第一，中东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将会不断拓展。学术发展的动力来自于现实需要和个人志趣。随着中国逐渐成为全球性大国，“走出去”力度不断加大，中东在中国全球战略中的重要性在增大，这将推动中国学者更加深入地精细化研究中东。
第二，中东研究重点将是探索重大基础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中东地区的复杂性、多样性，既为我们认识人类文明的交往和演变提供了丰富素材，又为学术研究提出了大量基础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其中，中东国家发展道路、国家治理、经济转型、国家与社会关系，教俗关系、族群和部落、大国与中东关系、中东体系和秩序、地区冲突、和平安全等问题仍将是研究的重点。
第三，中东研究的国际化水平将不断提升。目前，中国中东学界的国际学术交流逐渐走向机制化、常态化，并通过联合或轮流举办中东问题国际研讨会，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中国学者在国际中东学界的影响力和话语权。与此同时，多种形式的合作研究在国际学术界逐渐启动，并取得一定进展；面向全球发行的中国中东研究英文期刊和外文集刊等平台，加快了中国学术“走出去”步伐，推动着我国中东研究走向世界。
第四，中东研究目标应是构建中国特色的中东研究学科体系。中国的中东研究将从重大基础理论问题入手，在借鉴和反思国际学界关于中东问题的既有成果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根据中东国家的实际，开展具有中国特色的中东研究，逐渐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中东研究学科体系。
王海媚：您认为可以采取哪些措施促进此研究的发展？
王林聪：一是扎实推进中东知识体系构建，加快中东基础学科的教材体系建设。建立系统而完备的中东知识体系是构建“三个体系”建设的前提，统筹各个研究机构专家力量，编写反映中国学者视角的中东学科教材体系，是一项基础性工程。
二是加强中东研究学科布局，补齐中东社会、法律等学科短板。加强基础研究，拓宽研究领域，推动中东研究学科平衡发展；推进智库建设，加强中东热点问题应用对策研究，实现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相互促进，逐步完善中东研究学科体系建设。
三是加快理论创新和方法创新，实现对重大前沿问题的突破。深入推进关于中东文明形态、中东国家发展道路、中东社会形态、中东国际体系转型等重大理论问题和前沿问题研究，开展多学科和跨学科研究，逐步形成具有中国学者视角的研究范式，完成具有中国学者特点和重要标识的原创性的系列研究成果，全面提升中国中东研究水平。
四是培养复合型高素质中东专业人才队伍。扩大国际学术影响力。真正塑造一批“国别通”和“领域通”的中东专家，深入开展学术交流，推进国际合作研究，拓展双向学术传播渠道，提升中国中东研究的国际影响力。(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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