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5月生，浙江奉化人。
1978-1982 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生，导师贾兰坡院士，获硕士学位。
1982-1986 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讲师
1986-1992 加拿大麦基尔（McGill）大学人类学系博士
1992-1996 多伦多考古研究所，研究人员。
1997-至今 复旦文博系副教授、教授。
考古学综述
当代考古学早已超出以发掘为基本操作的一套技术范畴，还包括从样本中提炼信息，了解遗址中人类的活动，并承担对证据所反映的各种现象进行解释的艰巨任务。
考古学家就像历史的侦探，他们发展各种精密采样和分析技术来收集各种物品，小到孢粉和炭屑，大到区域聚落形态的政体布局，以此重建古代先民从日常生活到社会政治和经济演变的历程。
考古学部分是搜寻古代的珍宝，部分是科学工作者缜密的探究，部分是从事创造性的想象。
仅将考古学看作一门以发掘和收集材料为基本目的的技术，不过是“干考古”而已。
第一部分考古学概说
19世纪末，为替archaeology找到合适的对译，日本学者从宋代吕大临《考古图》的书名得到启发，译为“考古学”。
新中国考古学组织领导者夏鼐对考古学的定义：“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的一门学科。”
他还定义了考古学3种含义：
一是考古研究所得的历史知识；
二是借以获得这些知识的方法和技术；
三是理论性的研究和解释，用以论证古代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规律。
传统考古学方法：田野调查、发掘技术、精确记录、断代过程以及详细的实验室分析。
考古学家也渴望类似秦始皇兵马俑和埃及法老图坦卡蒙陵墓那样的轰动发现，但从平淡无奇的遗物和垃圾中了解和复原古代人类的生活和社会演变，才是这门学科的力量所在。
考古学可以分为史前考古学与历史考古学2段。
以人类开始制造石器工具为起点，大约250—300万年的历史，而如果以直立行走为起点，至少已有约400万年之久，而在中国大概有100多万年历史。
历史考古学指有文献记载的历史阶段的考古研究。
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1896—1979）1930年就批评了“唯有文字才有历史价值”的偏见，指出现代考古学的一切发掘就是求一个整体的知识，不是找零零碎碎的宝贝。
1994年，张光直在回顾和评价了美国新考古学的经验和成败之后，提出了“理论多元化、方法系统化和技术国际化”3项建议。他认为，美国新考古学最有贡献的是在“方法系统化”方面。
中国考古学所使用的方法主要是地层学和类型学，结果基本是有关年代、器物与文化关系的，但在人类生活风俗、社会结构、经济形态及宗教意识方面缺乏明确的系统方法，对考古现象的解释常凭借灵感，或是“想当然耳”。
考古学究竟定位在历史学还是人类学并不重要，问题的关键在于研究的思路和入手的方法。
当代科学考古学的目标大致分3方面：
（1）研究文化历史，（2）重建人类的生活方式，（3）阐明社会演变的规律。
说明这门学科的时候会有过分的西方中心论之嫌。但是，我们并不想对此加以辩解，因为考古学主要兴起于欧洲。只是到了相当晚近的时候，对考古学的兴趣才传播到其他地区。因此，对欧洲的强调是不可避免的。
美国学者小斯蒂宾将欧美考古学的发展列出四个主观划分的阶段：
第一阶段探索、古物学与早期发掘（1450—1860）
第二阶段考古学的肇始（1860—1925）
第三阶段系统化阶段（1925—1960）
第四阶段向科学化的发展（20世纪60年代至今）
考古学简史
“洪水派”-“灾变派”-“均变派”
赫顿的均变论受到洪水派、灾变派和教会的猛烈攻击。最后以均变派全胜告终。赖尔在《地质学原理》中提出了生物衍变的思想，并用进化的哲学思想来解释地质学证据，后来由达尔文发展成生物进化论的全部理论。
1859年《物种起源》出版。赖尔的《地质学原理》陪伴达尔文的环球航行。
考古学产生于人们对自然环境和上古史的兴趣之中，却由地质学证实了远古人类存在的真实性，从而确立了史前考古学的范畴，提出了史前考古学的问题。
世界考古学发展
德国、英国和斯堪的纳维亚没有太多可与希腊和罗马相媲美的古物，所以探究直接着眼于非古典的过去，这使得这些国家最早开始采纳史前考古学方法，而最初的考古学方法也出现在古物最不起眼的北欧。
正规历史古物学在16世纪的英国出现。1572年，英国成立保护国家古物协会，是伦敦古物家协会的前身。英国古物学在17世纪达到繁盛阶段。
18世纪，英国古物学的发展得到了三件事激励：
（1）在希腊的发现。
（2）浪漫主义运动，即对英国本土古不列颠人和凯尔特人的古物如土冢、要塞和巨石建筑进行浪漫主义的想象和附会。
（3）自然史的发展。受林奈学说和其个人的感染，乡绅、牧师和富足的企业家表现出对自然历史的兴趣和热情，对自然的研究蔚然成风。
1718年，伦敦古物学家协会正式成立，《考古学》杂志第一期于1770年发行。
英国人约翰·奥布里的工作对18世纪最著名的古物学家斯特克里产生了巨大影响。奥布里被誉为英国第一位重要的田野考古学家。
威廉·斯塔克里在剑桥大学学习医学和植物学，1718年读了奥布里的《不列颠的纪念建筑》后，对乡间古代建筑产生浓厚兴趣。
德国人约翰·温克尔曼早年学神学和医学，有非凡的希腊语和拉丁语研究才华。1763年他成为教皇的古玩保管。他一直关注当时意大利的考古发掘，并考察了在庞贝、赫库拉尼乌姆和斯图姆的发掘。
1784年，美国第三任总统杰弗逊对他位于弗吉尼亚庄园里的一座土墩进行了发掘，被称为“考古学史上的第一次科学发掘”。
中国考古学渊源
我国汉代就有人研究当时已不能识别的“古文”。晋代有人盗掘魏国古冢，出土大批竹简，经荀勗等整理编辑为十几种佚书。
金石学到宋代达到鼎盛，刘敞、吕大临等提出了金石学的研究方法和目的，如“礼家明其制度，小学正其文字，谱牒次其世谥”。它的基本功能被认为有3方面：
一是考订。其作用为“证经典之异同，正诸史之谬误，补载籍之缺佚，考文字之变迁”。
三是艺术。因为“金石书体之美，变化繁多，古雅绝伦，所以大有裨于艺术”。
清代金石学变成了古器物学。清末民初，新发现的甲骨、简牍以及出土的明器等杂器也包括到研究之列。
清代和民国，古物研究仍然局限于一种收藏与爱好，人们也没有试图从这些物质遗存中了解古代社会的细节。
李济指出，金石学与考古学的关系好比炼丹术与现代化学、采药学与现代植物学的关系。炼丹与采药自有学术价值，但决没有人会将它们视为化学和植物学。
发展史
丹尼尔认为，19世纪史前学建立在两块基石之上：一是认识远古人类的存在，二是三期论的提出。
伦福儒和巴恩指出，人类的古老性、达尔文进化论和三期论是最为重要的观念进展。
丹麦哥本哈根国家博物馆首任馆长汤姆森的三期论建立了一种器物研究的类型学方法，从技术工具的特征来追溯它们的历时变化，而这一方法又被沃尔塞应用到具体发掘中。
“英国考古学之父”皮特-里弗斯是军官，他在对火器的研究中总结出一条原理，即万物都以进化的方式发展，因此可以根据类型学的序列来将其排列出先后次序。
他还指出，技术的发展是不可逆的，如飞机和汽车，从早期类型到最新的类型所显示的发展过程一目了然，外行都能毫无困难地分辨出它们的先后。
从皮特-里弗斯、约翰·伊文思和蒙特柳斯在创建类型学方法的思考与实践中，可以看到达尔文进化论思想的影响。
贸易品和交界地区不同文化器物的混合，能显示出哪些器物是同时代的。
类型学作为考古学的基本方法，主要是用来确定时代的。地层学原理来自于地质学方法，未受扰动的地层堆积，下面的地层早于上面的地层。
20世纪20年代起，惠勒在他的田野发掘中将垂直发掘与水平揭露结合起来，发明了著名的布方系统（box system），被称为惠勒的方格。
埃及
1798年，法英交战，拿破仑发动了埃及远征，试图在近东建立基地以破坏英国与印度的贸易。除35000名士兵外，还带了175名由天文学家、地理学家、绘图师、建筑师、工程师、化学家、博物学家、艺术家和历史学家团队。
1799年8月，拿破仑扔下士兵和科学家逃回法国。埃及的法国军队1801年向英国投降。
法国工程师皮埃尔·布夏尔发现罗塞达碑铭文上半部是圣书体象形文字，中部是世俗体，但是底下是希腊文。
法国学者威胁要毁掉这些成果时，英国将军哈钦森允许法国学者保留记录和绘图，但全部文物包括罗塞达碑都必须移交给英国。
法国人试图以个人物件蒙混过关。哈钦森用武力夺取了罗塞达碑。罗塞达碑最终入藏大英博物馆。
1809—1828年，综合了拿破仑科学团队研究成果的21卷本《埃及的描述》出版。
罗塞达碑的释读由法国学者商博良完成。1801年，11岁的商博良遇到曾参加拿破仑远征埃及科学团队的成员、数学家弗里尔，见到了埃及古代废墟的图画和罗塞达碑摹本。
他马上学英语、德语和意大利语，还学习研究所需的希伯来语、阿拉伯语、迦勒底语、梵语、古波斯语、钵罗钵语（中古波斯语）、帕西语（中古波斯方言）、波斯语及科普特语。
他在17岁时完成了这些艰巨的准备工作。商博良去世时，年仅42岁。
1842—1845年，由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五世赞助、由柏林大学语言学家莱普修斯率领的探险队前往埃及，掠夺了大量文物，运往柏林的就有15000件。
随着古埃及的发现，欧洲人对埃及的探险和对古物的劫掠也开始了。
1816年，意大利人贝尔佐尼将法老拉美西斯二世的花岗岩巨石雕像的头和上身躯干从底比斯的庙宇运到了亚历山大港，次年运到了大英博物馆。
贝尔佐尼公开承认，他就是要盗掘墓中的纸莎草出售给欧洲的收藏家。他每开一座墓，就在古物上踏出一条通道，每走一步就压碎一件木乃伊。
19世纪的大部分岁月中，盗墓和私人出售文物和艺术珍品的现象在埃及已经司空见惯。劫掠直到奥古斯特·马里埃特任埃及古物管理机构长官后才被制止。
马里埃特从赛义德和他的继任者伊斯梅尔那里得到的支持不多，他必须不断说服他们提供经费，并经常要阻止他们将文物拿去送人或抵当换钱，还需要和文物商人和地方官员的仇视和对抗做斗争。
种种困难下，马里埃特还是创建了博物馆，并使之最终发展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博物馆之一。马里埃特面对祖国元首也不徇私情，使他失去了法国的支持。
为埃及考古带来科学方法论变革的，是英国埃及学家皮特里。皮特里没受过正规的教育，但他读书非常多，在数学、勘探和测量上具有很强的能力。埃及最热的天气里，他只穿粉红内裤工作，是一个极古怪的人。
皮特里比当时其他的埃及学家们更注意对发现物进行仔细和全面的记录。他总在发掘完成后1年里及时出版报告，还将类型学的序列断代引入近东考古学（离西欧较近的东方地区称“近东”，较远的称“中东”）。
皮特里的严谨风格为2个学生乔治·赖斯纳和霍华德·卡特继承。
卡特用两个半月清理了墓葬前室，把图坦卡蒙的棺材从墓中取出则花了3年。墓葬于1922年11月发现，1928年发掘工作才完成。
赖斯纳对赫特普赫若斯陵墓以及卡特对图坦卡蒙陵墓仔细的发掘，标志埃及考古学最后走向成熟。
美索不达米亚
美索不达米亚考古学的开端与埃及学的诞生大致同时，16世纪，德国和英国的学者造访过这里。
1765年，德国学者卡斯顿·尼布尔抄录了许多楔形文字的铭文，后经释读，得知它们是古波斯语、苏萨语和巴比伦语。
这一地区的田野考古以克劳迪亚斯·里奇为起点，17岁那年他成为东印度公司实习生。里奇很早学会了古希腊语、拉丁语、土耳其语、波斯语、希伯来语等。
1808年，里奇被任命为英国驻巴格达代表。近东旅行激起他对美索不达米亚古代城市的兴趣。
1811年底，里奇花了几星期考察了古巴比伦遗址，后以《巴比伦遗址的研究报告》发表了他的观察。里奇于1820年死于霍乱，大英博物馆收购了他的藏品。
最初的考古发掘由法国第一任驻摩苏尔领事保罗·博塔开展，他非常胜任法国政府赋予他的外交和考古双重任务。
博塔是历史学家的儿子，自己又是昆虫学家和医生。1830年他在埃及作为医生为穆罕默德·阿里服务时，对古物产生了浓厚兴趣。
摩苏尔当地总督认为他在寻找埋藏的珍宝，想方设法阻止发掘的进行。博塔还要面对高温、下雨和村民带来的麻烦。
美索不达米亚的木料十分珍贵，村民在晚上就将固定石板的木头偷走，导致许多浮雕垮塌和毁坏。
许多雕刻还是由木筏通过底格里斯河运到巴士拉，在那里装上法国海军舰只运回法国。
1842年，博塔在调查库云吉克土墩时遇到了一个年轻的英国人奥斯汀·莱亚德，英法两国势不两立，但两位年轻人建立起长久的友谊。
1835年，25岁的英国人亨利·罗林生被派往伊朗的克尔曼沙，充当库尔德斯坦波斯总督的军事顾问。他的住处离一处古代遗迹贝希斯顿岩壁只有22英里。
1835到1837年，罗林生在空余时间前往贝希斯顿，抄录了大部分古波斯文和埃兰文的铭刻。前往克尔曼沙的途中，他还在埃尔芒德山抄录了一篇铭文。他的波斯语知识使他能够确定古波斯语中几乎所有字音表符号。
后3年里，他在一个库尔德男孩的帮助下，终于拓印下岩石上的所有铭文。罗林生将古波斯语所有400行的铭文翻译出来，发表在1846—1847年的《皇家亚洲学会杂志》上。
亚述语，即阿卡德语很快就被破译了。美索不达米亚古迹在沉默了2000年后，再次向人们开口说话。
1855年，克里米亚战争的爆发暂时中止了英法对美索不达米亚的发掘工作，学者们集中研究几十年里出土的大量泥板和铭刻。
苏美尔文明
新探险由法国驻伊拉克巴士拉的领事欧内斯特·萨尔泽克完成。
在卢浮宫的支持下，他的发掘从1877年延续到1901年。该遗址是苏美尔人的城市拉迦什，萨泽克从这里第一次发掘出苏美尔人的雕像。
1901年卢浮宫将拉迦什形容成“古巴比伦人的庞贝城”。泰罗和尼法尔的发掘，学者们开始重建苏美尔文明。
20世纪初，德国东方协会对巴比伦的许多废墟进行了发掘，由罗伯特·科尔德威主持，他是一位建筑师、艺术史学家和考古学家。之前，他参加过爱琴海地区、南美索不达米亚、叙利亚、意大利和西西里的发掘。
金字塔前面有一条大道引向马杜克神庙，叫做“行进大道”。城门的装饰保存完好，科尔德威将砖一块一块拆下，运回德国，在柏林博物馆重新组装成一座完整的城门。
1902—1914年，德国考古学家沃尔特·安德烈系统发掘了卡拉特·舍卡特，这座土丘是亚述第一个首都亚述城。每座庙宇的废墟都被揭露出来，绘制平面图，并照相记录。
希腊
1687年，威尼斯舰队进攻雅典时，土耳其人认为雅典卫城中心的帕提侬神庙是放置武器弹药最安全的地方。结果威尼斯人的炮弹直接击中了庙宇。
1687年前，西侧山墙上站着20座雕刻人像，爆炸后有12座幸存下来，到1800年，只剩下了4座。
希腊于1828年摆脱了土耳其的统治，这使得广泛的考古工作可以展开。1829年，法国派遣军队支援希腊，其中有一支学者组成的分遣队。
1837年，希腊考古学会成立，所有在希腊的考古发掘被置于政府的管理之下。希腊考古学家在发掘中开始发挥主导作用。但19世纪末，德国、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意大利和瑞典都在雅典建立了考古机构。
爱琴海地区的考古与德国人亨利·谢里曼。做牧师的父亲在谢里曼8岁那年点燃了他对荷马史诗的热情。谢里曼能说22种语言，并能熟练运用11种，但贫困迫使他14岁辍学到汉堡一所杂货店当学徒。
不到10年，他从一贫如洗的杂货店伙计，变成了富裕的商人。后来12年里，他到美国加州淘金。41岁那年，他决定退出商界，实现孩提时代的梦想——寻找特洛伊。他到处云游，学习考古学。
根据与土耳其当局签订的协议，谢里曼必须将发现的一半东西交给当局。他违约将发现的“普里阿姆藏金”偷运出了土耳其。土耳其当局取消了谢里曼重返希沙里克发掘的许可，他决定继续留在希腊发掘迈锡尼。
谈判之后，希腊政府允许他进行发掘，但是必须在3位希腊考古人员的监视之下，而且所有发掘的东西都必须留在希腊，谢里曼只有发表成果的权利。
另一位对爱琴海青铜文明感兴趣的学者是亚瑟·伊文思，他1883年在雅典结识了谢里曼。
除对克诺索斯的宫殿进行发掘之外，伊文思复原重建宫墙，用钢梁取代原来的木梁，并将其漆成木头的颜色。他还在柱子消失后留下的柱洞里竖起水泥柱子，让艺术家修复残破的壁画。
美国
为土墩研究做出重大贡献的是两位业余考古学家——报社主编伊弗雷姆·斯奎尔和医生埃德温·戴维斯。在2年多里，他们走遍了俄亥俄与密西西比河谷，调查和记录土墩遗址。他们对200座以上的土墩进行试掘、采集器物、注意地层证据，并对土墩建造的动机进行推测。
19世纪的最后10年里，美国考古学已日趋专业化。在美国的大学里，考古学和民族学，再加上语言学成为人类学下的学科分支。
19世纪下半叶，美国田野考古对用地层学方法来建立年代学日趋重视。
纳尔逊和基德的发掘方法对当时的考古学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美国考古学家开始在阿拉斯加、美国东部和西南部用地层学方法来发掘遗址。
1930年，美国考古学界已经建立起按地层学发掘，及建立在地层学基础上的器物序列研究范例。
中美洲文明
在中美洲和南美洲，玛雅和印加文明留下了许多壮观的史前遗迹，成为美洲考古的中心。
让受过教育的美国人和欧洲人了解中美洲文明的先驱是纽约律师约翰·斯蒂芬斯，游历了欧洲、土耳其、巴勒斯坦和埃及之后，他对考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斯蒂芬斯和卡瑟伍德经历了几次意外和被非正规军士兵逮捕之后，终于抵达科潘。
卡瑟伍德穿上外交官的制服，使村民相信他是重要人物。废墟的主人很不情愿地将遗址以50美金的价格出售给卡瑟伍德。
1799—1804年，洪堡获得西班牙国王查尔斯五世的特许，游历西班牙的美洲殖民地。所到之处，他都仔细观察动植物、地形和其他自然景观，并注意到许多考古遗迹。
秘鲁的考古发掘最初是由美国人弗雷姆·斯奎尔进行的，他曾和埃德温·戴维斯发掘过密西西比的土墩。
1849年，他放弃了对北美土墩的研究，担任了美国驻中美洲的特使，他利用这个机会观察斯蒂芬斯和卡瑟伍德所描述的遗迹。
1862年，林肯总统派他前往利马代表美国解决与秘鲁的经济和法律争端。完成外交使命之后，斯奎尔在秘鲁和玻利维亚游历了18个月，勘探、绘制、照相并发掘了许多前哥伦布时期的遗址。
在中美洲和南美洲最早进行的地层学发掘始于1896年，以莱德里奇·尤勒在利马南部的一处秘鲁沿海遗址帕恰卡马克的发掘为代表。
一般认为，秘鲁最辉煌的考古发现发生在1911年。
中国
日本考古学家先在辽东半岛开展调查，然后扩大到东北大部分地区、蒙古草原和华北地区。考察人数之众，范围之广，出版报告之多都为任何西方国家所不及。
敦煌：斯坦因与道士王圆箓
对中国考古学的起步产生重大影响的西方学者，首推瑞典地质学家和考古学家约翰·安特生。
1914年他受中国北洋政府的邀请，作为农商部的矿政顾问来到中国，协助中国地质学家寻找铁矿和煤矿。
1923年，在地质学家袁复礼等中国同行协助下，安特生开始了他的西北之行。
为将发掘出土的大量文物运回北京，安特生在兰州定做了两个大筏子，每个筏子由4排组成，每排使用27张牦牛皮，整个筏子所耗牦牛皮达108张之多。
同年，瑞典国会成立东方博物馆，任命安特生为第一任馆长和斯德哥尔摩大学东亚考古学教授。
安特生虽发掘了几个遗址，但大量购买盗掘的古董。另外，他提出的“彩陶文化西来说”，一直被中国学界当作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言论来评判。
1927年1月，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拨款2.4万美元资助发掘。周口店的系统发掘于3月正式开始，10月16日发现了一枚人牙。
1899年（光绪25年），北京国子监祭酒王懿荣（1845—1900）染病服药，从龙骨上发现了奇怪的甲骨文。
1903年，刘鹗出版了中国第一部研究甲骨文的著作《铁云藏龟》。
1908年，罗振玉得知甲骨出自河南安阳小屯，并从甲骨上释读出10余位殷王的名谥，于是确认小屯就是典籍记载的晚商首都殷墟所在。
1930年11月，李济率领了一个发掘队发掘龙山镇城址崖遗址，参加者有董作宾、吴金鼎、郭宝钧、李光宇和王湘，发掘持续了一个月。
1930年，哈佛学成回国的梁思永加入了史语所。1931年10月，梁思永率队对城子崖进行了第二次发掘。两次发掘成果于1934年以专著《城址崖——山东历城龙山镇之黑陶文化遗址》出版。
1931年4月，梁思永、吴金鼎与尹达用地层学方法发掘了安阳高楼庄后岗遗址，同年12月第二次发掘又揭示了地层上为小屯文化，中间为龙山文化，下面为仰韶文化的三叠层，为认识中国史前文化发展的序列提供了关键证据。
1936年，据南京和浙江出土的史前遗存线索，卫聚贤与西湖博物馆的施昕更等共同发掘了西湖北高峰后老和山下的古荡遗址，这是江浙地区进行的第一次史前遗址发掘。
良渚遗址的史前文化在1959年被夏鼐命名为“良渚文化”。
中国学术传统对典籍的迷信及对考古学发展的制约，在某种程度上要比欧洲《圣经》教义对天文学、地质学、生物学和考古学发展的制约更大。
考古流派
过程考古学（Processual Archaeology）
后过程考古学（Postprocessual Archaeology）
结构主义方法（Structuralist Approach）
进化考古学（Evolutional Archaeology）
历史特殊论（Historical Particularism）
马克思主义考古学（Marxist Archaeology）
认知考古学（Cognitive Archaeology）
新考古学（New Archaeology）
考古学研究转向对民族和人类群体的研究，与德国考古学家古斯塔夫·科西纳的工作有关。科西纳是语言学家，后转向史前史研究。
科西纳的考古学文化概念具有明显的种族主义倾向，但是他是第一个明确提出考古学文化概念的人，而且是第一个用考古学文化来研究区域文化历史的人。
古学文化概念普及的是英国考古学家戈登·柴尔德，他系统定义了考古学文化。
二战后考古学出现百废俱兴、一派兴旺的发达局面。美国化学家威拉德·利比发明并于1949年公布放射性碳年代测定技术（简称碳十四方法）。
英国考古学家格拉厄姆·克拉克创造了交叉学科的综合研究。
考古技术
所有考古遗址中，约四分之一是由自然动力和人类其他的活动所发现的，是偶然发现的结果。
分辨遗址4方面入手：
（1）明显的土墩、石砌的废墟或其他地表遗迹常常是最明显的标志；
（2）覆盖的植被往往可以指示下伏地层的状况，比如存在遗址的土壤往往受过扰动，并富含腐殖质，所以地表的植被或庄稼往往长得比周围的植被茂盛。
如果土壤下不深处有古代建筑的地基，地表植物会因水分和肥力的不足，常常长的比周围植物矮小和稀疏。
有时，一些特殊的植物会和遗址共生，比如曾被玛雅人栽培的一种面包树如今仍然生长在遗址的周围，标识着考古遗址的位置；
（3）古代遗址的文化层往往表现为富含有机质的黑色土壤，它或暴露在被侵蚀的地层剖面上，或在翻土中得以发现，这些黑色土壤中往往含有丰富的文化遗物，如陶片、石器和动物骨骼。有时穴居动物也会把地下的黑土和陶片等遗存翻到地面上来；
（4）地表发现的石器、陶片、碎骨以及其他材料可以指示附近遗址的存在。
航照2类：垂直和倾斜。侧向扫描雷达（SLAR）、地震方法、电阻探测、电磁探测、金属探测
水下考古勘探3种设备：
（1）用调查船拖曳的质子磁力仪探测海底的钢铁船体。
（2）用测向扫描声纳以扇形传递声波探测海底表面的遗迹。（3）用海底剖面成型仪以声波脉冲的反射信号探测水底的遗迹和遗物。
微型潜水艇可以载人潜入深海观察沉船而不会伤及潜水员，遥控潜水艇可以进入沉船船舱内部进行观察，价格也昂贵。
美国的遗址编号系统采取州（编号）、县（代号）和遗址（编号）的登记系统，比如3CT011，其中3是阿肯色州的编号，CT是克里坦登（Crittenden）县的代号，011是遗址的编号；又如28MO35，其中28是新泽西州的编号，MO是蒙默斯（Monmouth）县的代号，35是遗址编号。
加拿大北部地广人稀，用经纬度代号的方位编号法，如BfGx-20，其中Bf分别是北纬某度与某分的代号，Gx为西经某度与某分的代号，20为遗址的编号。
一般先以遥感影像或数码地面模型作为底图，再依次叠加等高线、水系、道路、居民点等现代地物，最后按时间先后的序列依次加入考古遗址图层。有时需要对一些信息进行简单的编码，简化工作量，并提高工作效率。
发掘2目的：（1）揭示器物、生态物和遗迹在沉积中的三维结构或形态；（2）评估这种形态在功能与年代上的意义。
发掘工作在不久前只不过是民工挖土的活儿，而现在就其所需要的细巧和精密而言，简直可与外科医生的技术媲美。
领队应该是组织多学科专家进行田野协作的一位指导者。地质学家提供生态环境资料、考古学家分析残留的文化遗存、动物学家鉴定和解读遗址中的动物化石、体质人类学家研究300万年前古人类的遗骸和体质特征。
各人干各人的事，最后将各自研究的结果综合到一起。这样的成果难免缺乏问题探究上的默契，无法做到各学科的证据能够相互印证、相得益彰。
没有明确研究目标而去发掘一处遗址，或希望发现稀世珍宝来哗众取宠，其意义与挖宝无异。
垂直发掘提供的信息比较有限，只是作为对遗址的勘探，以获得大致的了解，但是正式发掘必不可少的入手工作。
水平发掘中，要揭露大片和开阔的空地，并深入地下几米，就要求对层位做精确的控制和准确的测量，对各种遗迹、遗物做详细的记录。
考古学家一般用探方和隔梁来控制垂直剖面的框架，可以对相当大的发掘面积做层位上的控制。
科学考古发掘过程是垂直发掘和水平发掘的完美结合。先用垂直发掘了解地层情况，然后根据地层和文化堆积按照水平层位准确揭示和剥离地层。
所有的考古发掘都始于详细的地面勘探，并制定精确的遗址分布图，然后将采集的文物作为参考依据来决定发掘的位置。面积很大的史前聚落或城址往往采取选择性发掘。
理想情况是，发掘地点应选择能够提供最多成果、最能验证设想的地方。
覆盖遗址的表土一直处于变动之中，自然动力和人为的活动会影响到地下考古遗存的保存：
流水的侵蚀、风蚀、耕耘和放牧都会对遗址表层的土壤产生影响，甚至打洞的动物和蚯蚓都会影响土壤的结构，或扰乱遗址的文化堆积。
人类的行为和活动对地层堆积影响非常大，特别是反复或长期被栖居的遗址。后来者的活动会严重影响原来遗址建筑、器物、
所有的探方和探沟都要记录，任何设想以及有关解释的想法都需要详细记录在案。有些并不显眼的迹象会为后来的室内分析提供重要的信息。
英国考古学家亚瑟·伊文思发掘克里特岛的克诺索斯的日记，在后来的考古学家重建米诺斯文明时被反复利用。
与平面图同样重要的是绘制地层剖面图，这是对遗址沉积历史重建的基础。重要的遗物和遗迹需要记录其在探方内出土的三维位置。
没有记录其原生位置的器物，等于失去了关键的信息，无法再从遗址的整体关系来评判其历史和文化意义。
墓葬的发掘，记录人骨的位置和随葬品分布位置也非常重要，它们反映了古代的葬俗。
不应急于取出骨骼和周围的随葬品。必须慢慢揭露，让它们逐渐干燥，必要时用化学药剂或石膏来进行加固，等骨骼等易碎物品变坚固后才能取出。遗物起出之前，必须予以绘图和照相，为避免视差，在照相时要放上比例尺。
断代手法大致分2类，即相对断代和绝对测年。三期论就是相对断代手段。
地层学是地质学家判断时代早晚的手段，很早就被用到考古断代上来。好比在桌上放上一本书，然后在上面再放一本，下面的书放置的时间要比上面的书早，但是我们并不知道它们是何时放上去的。
地层形成的动力和原因各异，风、水、冰川、重力甚至动物（比如洞穴里的蝙蝠）都能形成特殊的地层。必须注意原生堆积和次生堆积的问题。
排列（seriation）方法是器物类型的一种年代学方法，它用器物的兴替过程建立年代序列，在美洲应用非常普遍。
排列方法适用于对不知道年代的器物和遗址进行排序的研究，但是在14C和其他年代学方法的帮助下，排列可以做得更好。
交叉断代是用已知年代的器物，如钱币或陶器类型来对出土这些器物的遗址进行断代。
过去200万年中的重要气候事件是相对断代很好的框架。
孢粉和植被是生态环境变迁的有效标志之一。
19世纪早期，瑞典科学家在研究沼泽地层学时意识到，不同泥沼层里的植物残骸可以用来重建更新世冰期晚期的瑞典植被和气候。
孢粉研究不仅可以帮助确定一个遗址或一个文化层的相对时代，而且可以被用来确定一个村落中不同房屋的不同时代。
根据对水合层平均厚度的观察就可以判断黑曜石工具的制作年代。
黑曜石水合法也有缺点，许多因素会污染水合过程，比如器物暴露在地表或被火烘烤，工具重复使用以及气候变化等等，这些会使得观察结果出现误差。
树木年轮年代学20世纪初由美国天文学家道格拉斯发展起来的。
适合用于温带区的树木，因为冬夏不同的气候和降雨会帮助树木产生清晰的年轮；而在气候和降雨比较平均的热带，就不会产生这种明显的年轮。
年龄大于7.5万年的生物体，残留的14C已经很少，年龄测定就到了使用这一方法的极限范围。
采样过程中必须留意地层的可靠性，一个层位要多采几个样以便进行对比。埋在地下的样本可能会因为植物根系生长或者埋藏后的扰动受到污染，应当予以特别留意。采样时也不能用纸和棉花包裹，防止它们受到现代碳元素的污染。
考古学家开始采用更为精确的加速器质谱法（AMS）来改善14C技术，可以直接对碳原子计数。
人们可以用更少的样品（只要5—10毫克，比如一根稻草和少量的炭屑），就可以进行测定，而且结果要比传统方法更为精确。从过去的几个小时变为现在的几分钟。14C测定的上限也得到延长，达到8万年。
火山熔岩特别适合磁场分析，因为它们在磁性物质的温度降低到500度以下时已凝固。
铀系法可以用来测年。铀同位素能溶解在水里，因此能够被带入洞穴里。
一些物理测年方法也被不同程度的采用，有裂变径迹法、热释光法、光释光法、电子自旋共振法（ESR）、氨基酸外消旋法等。
用不同方法测出的结果比较接近，那么说明这个年代应该是比较可靠的。
早期智人和晚期智人曾长期一起共生。这使我们认识到，人类进化并非单一物种累进的过程，而更像是许多人科成员参与的竞赛，最后只有一位胜出。
考古学研究
考古学基本上属于人文科学，但是从研究方法来看，却越来越接近于精密学科和应用学科。
考古学界经常有“曙石器”之争，一些自然动力塑造的“石器”酷似人工制品，因此需要寻找其他更多的证据来予以支持直到今天，将自然石块视为人工制品的情况，在考古发现中仍不乏其例。
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石叶技术代表了石器加工的顶峰。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磨制石器也开始出现了。
以前认为，磨制石器是比打制石器进步的一种石器技术，其实磨制技术要比打制技术消耗更多的时间和劳力，如能用打制石器完成的工作，人们不会用费时耗力的磨制石器来完成。这两种技术和工具最好被视为人类用来适应不同环境、处理不同问题的手段。
微痕分析很快在北美发展起来，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
漫长的旧石器时代没有发明和使用陶制容器的原因，并不是人类智力低下，而是人们狩猎采集的生活方式使其对食物的储存并不迫切，而且炊煮和盛水的功能完全可以用其他器物来满足。
墨西哥特化坎高原上的居民很早就开始栽种植物，但是由于早期玉米的产量过低，仍然无法定居下来，因此迟迟没有使用陶器。
陶器的制作方式一般有三种，即手制、模制和轮制。手制有捏塑法、泥片贴筑法、泥条筑成法三种。
黄河中游地区是模制法最为流行的地区，主要用来加工鬲、鬹、甗、盉等袋足器的下半部，而上半部则为手制或轮制。
民族志表明，轮制陶工都是男性专职工匠，因此推测，古代也是如此。
陶器的色彩有时非人工刻意所为，而与陶土的烧制温度和成分有关。
从陶器的式样和功能来了解人类的生存聚落系统以及经济形态，从陶器的形制变化来研究社会结构，从陶器生产的规模来了解社会生产力以及手工业生产的专门化。
陶器制作在器物形制、纹饰和加工特点上存在密切的相伴关系。
普通家庭的陶器常用来加工谷物，对谷物或面粉的搅拌常常在陶器壁上留下许多擦痕。但富有家庭的陶器更多被用来储存奶制品和酿酒，长期和乳酸细菌接触，酸度较高的食品造成陶器内壁的腐蚀。
冶铁技术是比铜更为复杂的技术，它需要至少1537℃的熔化温度。中国冶铁分别独立起源于新疆和中原地区，新疆约始于公元前1000年前，而中原地区出现于公元前800年的西周晚期。
欧洲铁器冶炼铸造一直要到中世纪才开始，之前都采用锻铁的方法。铁器易于锈烂而被称为“恶金”，很少被用来生产贵重的礼器。
我国最早的骨器应该是山顶洞人的骨针。油漆的使用和木器的加工和使用有密切的关系。可惜早期漆器很难保存下来。汉墓和楚墓经常出土精美漆器。
我国较早用玉的证据，是距今7200—8200年前的内蒙赤峰兴隆窪文化，其经济仍为采集狩猎，玉玦、玉坠饰等被用来当作个人的饰件。
良渚文化中，大型玉礼器则成为神权政治的象征，并出现了玉殓葬这种奢华的用玉风俗。
赤峰兴隆窪出土了几件用蚌壳钻孔制作的人面饰件，可能被视为拥有某种魔力。在远离海洋的内陆，一些稀有而漂亮的海贝很可能被视为与黄金和玉器一样具有魔力的物件。非洲内陆，珍稀海贝成为酋长地位的象征，甚至可以换取牛群和奴隶。
一种新技术取代一种老技术，在我们现代人看来是天经地义的事，但是在古代社会中并不一定如此，因为各种环境和社会限制条件会减缓甚至阻碍它们的普及和发展。
技术发明的研究发现，在技术发展的早期，许多发明与生产效率和质量要求关系不大，而与社会和经济需求的变化有关。
所以，不要觉得古人没有采纳某些新技术和工具是落后和不思进取，对他们的文化系统做仔细的分析的同时，也对技术功效和生产成本做更仔细的考量。也许十分落后的技术和工具，对他们来说是最合理的适应策略。
古代社会中，一种发明或技术的出现与普及之间往往有一个很长的滞留期。这是因为新技术的普及往往需要有一种不同的运作机制和生产关系，而且其发明之初生产代价很高。因此，这些技术在我们现代人眼里看来可能经济价值十分突出，但是在古代原始生产方式未经改变的情况下却难以推广。
再有，技术和工具的发展并非直线累进，新技术直接取代老技术，而常常是新老技术并存。
早在1860年，澳大利亚考古学家就首次用浮选法发现了古埃及遗址土块中的谷粒和其他植物种子，之后，浮选法在考古学的植物采集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公元前5000年的人类仍然主要以采集野生植物为生，只有10%的食物来自驯化的作物，其中包括南瓜、葫芦、豆类、辣椒和玉米。
公元前3400年，特化坎居民三分之一的食物来自于农业，这一时期狗被驯化，并出现了定居的聚落。
公元前2300年，陶器开始出现，人们也开始栽培和食用杂交的玉米种类。
考古遗址中的动物骨骼一般都是非常破碎的，考古遗址中发现的动物骨骼往往是人类生存和文化活动的副产品，只有一小部分骨骼才能够在鉴定中发挥关键作用。
考古学中，通过研究动物骨骼的废弃和改造过程来解读人类行为信息的领域被称为“埋藏学”（taphonomy）。
早期人类更可能采取的是一种“尸食”的策略，也就是从其他肉食动物的口中夺取食物。
博茨瓦纳多比地区的布须曼人对于捕食的动物有一系列非常复杂的个人年龄和性别的禁忌。
鉴定到种的物种最为精确，而鉴定到科的物种就比较模糊。
寄生虫的发现也能为环境和人类经济形态的变迁提供信息。
有的有蹄类动物如羊、牛和羚羊等，不同种群的牙齿都没什么明显的区别，这就需要借助于它们的角来进行分辨。特别是羚羊。
早期驯养的动物和野生物种骨骼之间的差异非常之小，很难予以区分。我们还是无法分辨野生山羊和家羊的区别，它们的体形和牙齿都没有什么变化。我们也无法单单根据骨骼和牙齿来分辨山羊和绵羊。
世界范围内最早驯化的动物是狗，在1.2万年前以色列的一座墓葬里，有一只幼犬陪葬。
器物的残渍和古尸胃中的食物属于饭食，而龋齿、病理及骨骼中碳和氮同位素及微量元素可以显示长期的饮食结构。
人体骨骼30%是骨胶，与其他蛋白质一样，骨胶中的碳是由两种恒定的同位素13C和12C构成。
骨骼中不同的含锶量可以更加具体地帮助确定食物的种类。比如，在植物中豆类和阔叶植物要比草类的含锶量高，坚果的含锶量最高。海洋贝类要比淡水贝类的含锶量高，而鱼类又比植物的含锶量高。
人类粪便很少发现，一般在十分干燥和寒冷的环境里才能保存下来。在确认了人的粪便之后，可以检验其中的脂肪分子和类固醇，以及没有消化的各种食物。
我国学者从跨湖桥遗址的沉积中分辨出由粪便分解所产生的真菌和鞭虫卵，粪便污染会导致腹泻和肠道寄生虫病的流行，前者对儿童尤为致命。
分析牙齿咀嚼磨损的特点，食物中有磨蚀作用的颗粒会在牙齿上留下划痕，而划痕的方向和长度与肉类、蔬菜及加工方式有关。
新石器时代开始，食物结构的变化和炊煮方法的流行，咀嚼食物所需的力量越来越小，肉食比例下降，表现为横向划痕增加和纵向划痕减少。用谷物和淀粉类植物为主食，往往导致龋齿和掉齿频发。
残渍是在微痕研究之后的巨大进展。加拿大考古学家托马斯·罗伊首先尝试从石器上的血渍来判断动物物种。条件合适，血渍可以在工具上保存10万年。
美国和中国学者合作，在河南贾湖和山东龙山文化的陶器中发现了用稻米、水果和蜂蜜酿制的酒的残渍。美国的酿酒商甚至根据分析的配方，重酿出了贾湖的果酒。
农业经济导致人口密集聚居、人畜共处、卫生条件下降，造成疾病感染上升。对叙利亚幼发拉底河附近一处史前遗址的研究，揭示了人类从狩猎采集向早期农业经济转变带来的骨骼病理变化，妇女受关节炎的困扰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因为她们花费很多的时间跪地来回碾磨谷物。
我们的许多常见病是随着农业起源和人群大规模聚居后产生的，而许多流行病的细菌和病毒都来自人类所驯化的动物或家畜。这些疾病导致的死亡对我们人类产生过重大的影响和选择压力。
埃及人常患阿米巴痢疾和血吸虫病，肠道里的虫子很多。
1952年发现于哥本哈根西北方沼泽的丹麦的格劳巴勒人，被认为是在2300年前献给生育女神的一份祭品。
约34岁的男性，人们将他带到一个水塘边上后，有人用一把短刀从他的一耳割到另一耳，将他的喉咙切开后推入水塘。在他的体内发现了数百万个鞭虫卵，可以想象他生前经常会受肚子阵痛的折磨。
湖南马王堆一号汉墓的古尸出土后，医学家了解到墓主人轪后夫人生前曾患有各种疾病，如冠心病、多发性胆石症、全身性动脉粥样硬化、血吸虫病等。
对伊拉克沙尼达尔洞穴中出土的尼安德特人头骨的研究表明，当时已经采取了头骨刻意变形的措施，这种风俗后来在世界范围内都有所见。
前哥伦布时代的印第安人也有在埋葬之前，为祭祀而将死者头皮剥去的葬俗。
我国山西阳高县许家窑遗址出土的10万年前的早期智人就患有氟斑牙症和氟骨症，目前这种疾病在当地居民中仍很严重。
史前人类和现代土著常常有一种拔牙风俗，比如4000年前日本绳纹文化的居民中盛行拔牙风俗。澳大利亚土著在成丁礼时常常要拔掉一两枚上门齿，这在新南威尔士和澳洲西部6000—7000年前出土的头骨上都有所见。
开颅手术在中外考古案例中都有所见，在欧洲、非洲、美洲、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发现有1500多例，其中最多的在中美洲，有1000例。
我国史前开颅头骨见于新疆、青海、甘肃、陕西、河南山东和黑龙江等省份，其中以新疆、甘青地区较为集中。时代大约分布在2000—5000年前，大约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铁器时代。
有的墓地并不掩埋夭折的儿童。还有，古代的感染性疾病往往会马上置人于死地，在死者的骨骼上不会留下明显的病变痕迹。
许多影响软组织的病变也无法在骨骼上留下可供观察的迹象。有些骨骼的变异很难判断究竟是死者身前患病所致，还是由于埋藏过程甚至发掘过程中的破坏。
农业起源大概主要有四个原因：
（1）气候变迁；（2）哺乳动物大量绝灭；（3）海平面上升；（4）人口增加。
现代农业的明显优势在其初创阶段并不存在。民族学研究也显示，相对于狩猎采集，农业是一种更为辛苦的生存方式。只要衣食无忧，史前先民一般不会主动采取农业这种生存方式。
农业起源的过程，往往伴随着人类对环境的改造以及对驯化物种的刻意操纵。
卡拉哈里沙漠的桑布须曼人的营地分布是由水源供应和植物资源决定的，而中美洲古典玛雅的聚落形态是按照政治和宗教考虑来安排的。
玛雅低地的国家形态是政体林立，它们的疆域都很小，可能只有30—50公里，每个政体由一个单独的中心统治。
从东南部的坎昆到西北部的阿尔塔，沿帕森河流域长达100公里的区域内，分布着至少25处遗址，其中至少11处是独立的“小国”。
狩猎采集群开发的遗址域一般为以2小时步行时间（可能为10公里）为半径的范围，大多数农业群体的遗址域通常是在5公里或1小时步行的半径范围内，限定因素是时间而非距离。因此，调查遗址域可以带着问题从遗址或聚落向外步行1到2个小时，以分析区域内的土壤和地形。
通过遗址域分析可以知道，当时人们的生存方式：2—5公里的范围可以满足其粮食需求，15公里范围可以满足动物肉食和木材的需求，生产工具的原料和装饰品要到50公里甚至更远的地方获取。
弗兰纳利将每个村落或遗址的遗址域在地图上标出后，他发现每个村落的内圈（2—5公里）从不重叠，外圈的范围有所重叠，50公里以外的资源被所有村落的人们共同享用。
在遗址域外圈生产战略性资源如木材、动物和贸易品的地方，一些村落在那里设置季节性的营地，使其成为主要村落的附属结构。
旧石器时代晚期开始，全球开始了缓慢的人口增长，这个因素后来成为经济和社会演变的一个重要变量。
学者推算1万年前，全球人口大约在500万—1000万左右。农业起源后，人口的增长率大约在年平均千分之一。虽然增速不大，但是累积效应十分可观，几千年后足以引起人口的激增。
20世纪80年代下半叶，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一批分子人类学家根据对147名各大洲不同人种妇女胎盘细胞中的线粒体DNA的分析，将所有现代人的起源追溯到20万年前生活在非洲的一位妇女。
这一被称为“夏娃理论”或“走出非洲”的假设对学术界产生了巨大的冲击。这意味着人类起源和进化的主干在非洲，其他各大洲的古人类代表都不过是进化中的旁支。
遗传学证据同样表明，今天主要生活在北美北极圈的爱斯基摩-阿留申和纳代尼土著属于来自亚洲的较晚的迁徙者，他们大约在7500年前到达北美。
20世纪60年代，美国人类学家萨林斯和塞维斯利用民族学资料建立起一种推测性和高度一般性的直线发展序列，来表述人类社会自游群（band），经部落（tribe）、酋邦（chiefdom）向国家（state）发展的模式。
通过融合、扩展然后又解体的这种轮回，被学界公认为是酋邦社会的主要特点。国家自酋邦发展而来，但是要比酋邦更大、更复杂。
人类早期社会中，萨满非常流行，也常被称为“巫觋”。商代青铜器的纹饰就被认为充满了萨满的特点。
法国与西班牙洞穴里的旧石器时代壁画一般被视为“狩猎的魔术”，是当时的狩猎群为保证自己猎物供应定期举行仪式而创造的。
墓葬也能反映宗教信仰。尼安德特人、中国的山顶洞人、欧洲新石器和青铜时代的许多墓葬都用赤铁矿粉陪葬，反映了一种对生命再生的希冀。
为顺利抵达来世，古埃及人必须将尸体保存在圣洁的环境里，死者的名字必须被祈祷者念诵。
考古发现和考古探索还是不同的。考古发现有偶然性，但是考古探索是有针对性的。
器物分类不能等同于文化分类。同一区域早晚分布的文化也不一定是直接的祖裔传承。
斯图尔特提出五种依次递进发展的社会文化类型，对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印度、中国、秘鲁北部和中美洲的古代文明进行比较研究，他认为这几个地区是文明的摇篮，虽然这些社会文化相互隔离，文化特点迥异，但是都在原始技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应对相似的问题、造就了相似的发展轨迹。
从系统论的观点来看，考古学文化并非是社会共享原则的集合体，而是相互作用的动力系统。
美索不达米亚的农业革命在此并非是某一人群的卓越发明或单一环境中发生的事件，而是居住在不同海拔和不同环境中人群与当地可利用动植物之间的生态关系漫长演变的结果。
工具加工得越精致，就越会被经常携带在身上，也就越难遗留在使用的遗址中。宾福德还注意到，从事不同活动的遗址会使用不同的工具，一个地点的工具组合更多反映了人们活动的性质，而非他们传统文化的特点。
实验考古学发现，人类早期的刀耕火种，一块土地在种植一年的作物后，要有1—4年的休耕期。如果土地耕种了2年，则需要3—8年的休耕期。每平方英里土地的人口密度为150—200人（或每公顷1000人）。
阿斯旺采石场的实验显示，一个石匠敲砸花岗岩一个小时可以从块料的工作面上去掉5毫米。从这个小实验进行推算，埃及方尖碑需要大约400个人的团队工作15个月。
人类与其他动物的根本区别是人类会应用“象征”，所有的语言和思维都基于象征，人类所创造的许多物质文化也都具有象征意义。
死亡概念是人类认知能力飞跃的一项重要标志。根据对死亡的三个特征——普遍性、不可逆性、无功能性的理解，儿童心理学家发现，人类个体要到12岁时，对死亡概念的理解才会达到初步成熟的水平。由此可以认为，直立人的认知能力不会超过12岁的儿童。
太阳每天运行的路线由这些山脉所限定，埋在金字塔里的法老一定能像太阳神那样进入来世。陵墓中放置了死者再生所需要的一切。
秦汉是中国墓葬制度发生重大转变的时代，商周以降的竖穴椁墓转变为横穴式的砖石墓，意味着墓葬象征意义的转变，也昭示了新的意识形态体系的形成。
秦代灵魂观体现在2方面：墓葬形制和防御设施。
另一种独特的随葬明器是东周楚墓中的镇墓兽，始见于春秋中期，盛行于战国中期。
镇墓兽最明显的特点就是头插鹿角。楚式镇墓兽应该是引导墓主灵魂进入天界的座驾象征，而其恐怖的兽面和变形人面很可能是用来阻吓升仙途中遇到的各种鬼怪。
鹿角在萨满中就像一种通天阶梯的象征，帮助巫师灵魂出窍，进入天界与神灵和祖先沟通。
龙的头上也有一对鹿角，大概神通广大的龙也需借助鹿角才得以在天上遨游。
宗教仪式上，巫师带面具，穿上服饰，吸食致幻药物或酒类之后便灵魂出窍、神鬼附体，这就可以转换身份来执行传递天意、与祖先沟通、预卜凶吉和替人治病等功能。
宇宙一般分天界、人界和地界等若干层次，每层有神灵的统治者和超自然的居民。萨满往往要借助动物精灵达到通天的能力，鸟类是最常见的象征动物之一。所以，三星堆的青铜树显然是巫师或祭司在祭祀仪式上用以沟通天地的道具。
用鼎制度在殷商并无规则，这种制度最早出现在西周早期，到西周中期才趋成熟。列鼎制度中，一般鼎和簋配套使用，但列簋皆为偶数，每一等级比鼎少一个。
与青铜器功能世俗化的趋势同步，这些器物上的装饰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饕餮纹又称为兽面纹，流行于商代，以一种狞厉恐怖、神秘怪异的形象，营造“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以言报更”的警示和冲击。
鸟纹则以它华丽多变的冠饰和羽毛，表现神鸟作为人神沟通中介的能力。西周中期后，各种华丽的几何纹，如云雷纹、斜条纹、曲折雷纹等原先主纹的陪衬图案开始流行。
商周青铜器纹饰的变化反映了其象征意义从抽象变为具体、从神灵转向世俗的过程。
妇妌和妇好是武丁的两位王后，妇妌和武丁同葬一个墓地，妇好则被葬在河对岸。妇妌应为第一夫人，而妇好居其次。
妇妌随葬的箭镞竟然比以军功闻名于世的妇好多8倍以上，两人等级地位之差可见一斑。
西汉的鼎朴实无华，简单实用，成为日用的食器之一。青铜器到东汉，不但因为统治者的权力已经无需再以对青铜器的拥有来象征，也因为其他更加有效和实用技术和器物的发明，如铁器、漆器和瓷器等。
人类早期的绘画也不是为艺术的艺术，而是人类世界观的反映。欧洲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洞穴壁画被解释为“狩猎的魔术”。
一般墓葬壁画的观众就是墓主自己。因此，壁画的题材应当是为墓主利益考虑的，而不是家属和工匠为了要表现他们自己的“宇宙观”的作品。
唐代贵族的墓葬壁画流行波澜壮阔的出行场面，渲染醉生梦死的奢华生活。宋、辽、金、元时期，墓葬壁画开始流行墓主夫妇“开芳宴”的题材，其正面的角度和宗教偶像一样，可以增强祖先与后人的心灵交流。
蒲慕州认为，古人可能相信，凡可说出、写出、画出的事物，在一定宗教仪式魔力的转化下，可以变成另一个世界中的真实存在，这是古代宗教中再生仪式和灵魂观的信仰之所以能够成立的根本原因。
面对许多考古现象和物质文化，不管描述罗列如何细致，如果不涉及这些材料背后的人类思想，这些研究的阐释和结论实际上将毫无意义。
所有的考古发掘都是一种破坏，这门学科的性质决定了它以摧毁研究对象来提炼信息。考古发掘像在读一本书，读一页就撕掉一页。没读懂的话，再也没有任何复读或查证的机会。
我国登记的馆藏文物数目约为2000万件，其中已经包括了全国文管所和文物商店所拥有的文物，而美国的馆藏文物为3700万件。
1979年，山西曲沃天马—曲村晋侯墓地的发现引起了考古学界的极大重视，北京大学考古系和山西考古所对该遗址进行了连续几年的发掘。
1986年起，盗墓者一天可达数百人，夜以继日盗掘。3年里大约有几千座古墓被盗，数以千计的青铜器和玉器被劫掠并走私出境。
以前，各博物馆对出土文物的收购是导致盗墓活动猖獗的一个原因。目前个人收藏成为最大的问题，这些交易都是私下进行。
晋国遗址只要是发表过资料的地方，全部被非法钻探，出土青铜器和玉器的古墓全部被盗掘。侯马西南张遗址是保存较完整的春秋祭祀遗址，被非法盗掘的祭祀坑达400余座，整个遗址千疮百孔，惨不忍睹。
20世纪90年代初，甘肃礼县永兴乡10万平方米的古代遗址被附近群众翻腾了三遍之多。盗墓者专门搜寻金、银、玉、铜等值钱的文物，而将认为没有什么价值的陶器等文物砸碎。
出于政绩工程考虑，一些地方官员常把保护地下文物视为“死人挡着活人路”，是“妨碍现代化建设的毒瘤”。
公共考古学
考古学的日趋专业化，使得文化遗产保护主要成为考古专家涉足的领域，而无法让公众直接参与大量的工作。另一方面，文化遗产保护的支出与收益并不对称。
西方多元社会中，不同种族和宗教信仰的人群，会追求他们自己不同的、与权威解释相悖的理解过去的方式。这种意识形态的问题，造成了考古宣教的复杂性和困难度。
博物馆不再强调公众能为考古做什么，而是强调考古能为公众做什么。
1976年美国“专业考古学家协会”（The Society of Professional Archaeologists）成立，制定了系列操作规范和专业道德标准，以及为监督执行所设立的投诉程序。
美国4个主要专业机构——美国考古学会、专业考古学家学会、历史考古学会和美国考古研究所共同制定了考古工作者的注册登记制度。
媒体追求新闻的轰动效应，通常在有考古重大发现时才加以报道，并把考古学家的科研工作简化为挖宝。这类宣传无益于公众认识文化遗产的重要性，反而会引起误解。
每一百个丹麦人中，就有一个订阅考古期刊。从19世纪现代考古学诞生初期，丹麦考古学家从未懈怠过向公众做考古知识的普及。
从创立“三期论”的汤姆森起，丹麦历任国家博物馆馆长都以撰写普及读物。1966—1976年间丹麦出版的考古书籍，有34%是普及性的。
1953年，日本考古学家在冈山发掘时，就组织了1万多人次参观发掘现场，考古学家向大家介绍考古发掘的基本要领和该遗迹的历史文化意义。称为“遗址解释会”。
印度有工厂污染严重，对附近古迹造成损伤，也是普通公众示威上告。
北京大学在甘肃发掘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时，雇用和培训当地村民如何通过分辨不同的土色来确认考古遗址。接受考古技术训练成为技术工人之后，这些村民继而对考古遗址进行盗掘。
当代考古学不但理论方法繁杂多样，术语也丰富多彩。
考古术语常用词context，不少中译五花八门。它是“上下文”的意思，但在考古学中，一个没被盗掘墓葬中出土的青铜器，它的context是完整的，而从盗墓者手里缴获的青铜器，它的context已经完全失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