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入围终评的新石器时代项目中，长江流域有二，浙江井头山遗址入选；黄河流域占三，河南双槐树和时庄遗址入选，在中国考古学百年之际，为诞生之地献上厚礼。但“中原”之大胜，并不会让我们重归“中原中心”的旧路，新发现揭示的是中华文明自孕育之初就呈现出的多元发展的鲜活场景。
浙江井头山遗址的发掘是近年来充满传奇的浙江史前考古为我们带来的又一次震撼。考古学家对深埋地下的早期遗址的热切执念打动各方，遂有在投资巨大的钢架围护下开创性的深度发掘，让中国考古学家第一次揭开5—8米厚的海相沉积，见证沧海桑田之变。
饱水的埋藏环境使有机物得以良好保存。木制品种类繁多，顶端有规整椭圆形卯孔以嵌入石斧的器柄，大小不一，状态如新，是成套的木作工具。编织物有芦苇和竹等制作的席、篮、筐、背篓、鱼罩和扇等，内容之丰富和保存状况之好更是罕见。
出土海洋软体动物贝壳、出土陶器组合
堆积成丘的泥蚶、海螺、牡蛎、缢蛏和文蛤贝壳以及大量海鱼的脊椎骨、牙齿和耳石等，提供了开发海洋资源的直接证据。鹿、猪、狗、圣水牛和水獭等动物骨骼又展示出陆生动物资源之丰富。储藏坑中橡子、麻栎果、桃核、果壳、松果、灵芝块和猕猴桃种子数量之多和样貌之新鲜，呈现植物类食物之富饶，让少量炭化米粒和水稻小穗轴等农作物驯化的证据都好像没那么重要了。
这些发现不仅以惊人的细节展现出8000多年前海边村落生活的生动场景，更引发对多个重大学术问题的思考。首先当然是中国文化的海洋性问题。多年前，距今7000多年的浙江萧山跨湖桥遗址带边架的独木舟的发现，已经激起热议。井头山作为中国大陆沿海时代最早的海洋贝丘遗址，无疑会让相关研究更加切实而深入，为南岛语族起源这样的国际热点问题的讨论确立新的基点。遗址居民在富饶环境中采取的广谱食物开发策略，自会触发对农业起源动因和过程的新思考。钱塘江以南狭小地区内在确立了上山文化、跨湖桥文化之后，又见井头山，再次提醒我们新石器时代早中期文化因环境差异形成的多样性，长江流域尤其如此。
湖南华容七星墩遗址则令我们对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晚期社会发展的认识更加丰满。湖北天门石家河古城无疑是整个区域的引领者，影响力北达南阳盆地，西南覆盖洞庭之野，直入澧阳平原。
七星墩遗址2020年发掘的城垣与池塘剖面
湖南七星墩遗址在距今5000年前后两湖地区掀起的筑城浪潮中乘势而起，成为有内外两圈城垣和壕沟、面积达25万平方米的中心聚落，并在距今4500年发展到鼎盛阶段，功能分区清晰，内城出现大型建筑。距今4000年外城虽废，内城扩大，出土石镞和玉器，更有铜矿石和疑似冶炼用具，其势未衰。
近年来，除了湖北石家河古城的印信台仪式遗迹和谭家岭瓮棺随葬玉器之外，湖南澧县鸡叫城和孙家岗遗址也连获重要发现，现在又有七星墩熠熠生辉，充分说明长江中游史前文化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和持久的发展韧性，足以在龙山时代各方逐鹿中原、夏王朝形成的过程中成为重要的参与者，而非被征服者或被“华夏化”者。
“中原”地区三项目入围，两项入选，大快人心，更令人感到扑面而来的“熔炉”热度。
河南巩义伊洛河与黄河交汇处的双槐树遗址是学界期待已久的重要发现。遗址兴起于距今5300年前后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晚期，持续发展到仰韶晚期，面积达117万平方米，三重环壕和带围垣的大型建筑使其成为当时结构最复杂的都邑性聚落之一。围绕大型建筑、形成封闭空间的院落是首次发现。其中一号院落面积为1300平方米，内有面积达308平方米的大型建筑基址，诚如发掘者所言，开启了中国早期宫室建筑的先河，是二里头遗址的宫城和宫殿建筑模式的最早版本。
距今6000至5300年期间，中国史前各文化区的社会复杂化进程明显加速，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长江中下游的凌家滩文化和崧泽文化或出现大型仪式性建筑，或出现随葬品丰富的社会上层墓葬。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社会发展的显著标志则是大型聚落和大型建筑。距今5300年之后，庙底沟类型中心区衰落，引发人群移动，西部黄土高原地带进入动荡整合时期；东部地区社会则持续发展，良渚文化完成早期国家构建，大汶口文化高歌西进、屈家岭文化强势北上。
瓮城式结构（南向北俯拍）、大型版筑遗迹局部（东—西）
河南双槐树遗址的发现，首次展现了被周人称作“中国”的河洛地区面对公元前第六千纪之末的激变，在东西交汇的漩涡中维持社会发展，努力构建“古国”的成功实践。对位居核心的大型建筑的重视延续了庙底沟社会的传统，多间排房、陶器形态和彩陶纹样又属郑州大河村风格。牙雕家蚕和相关遗址瓮棺中丝绸遗迹的发现，反映了对蚕蜕变和羽化能力的信仰；瓮棺是否被刻意摆放成“北斗九星”之形、“麋鹿坑”和“猪坑”与房址的关系都是可以继续探讨的问题，但双槐树的领导者们无疑充分运用了意识形态方面的策略。
如此融合性和创造性的成功政治实践并未使以双槐树为核心的“河洛古国”度过仰韶晚期的动荡岁月，二里头文化的崛起是其衰落数百年后环嵩山地区龙山“古国”新一波融合创造的结果。中华文明形成故事之宏大瑰丽令任何以单一“直根系”为主旋律的讲述都显苍白无力。前赴后继的政治实践和多元互动是世界各大原生文明的共同道路。
河南淮阳时庄遗址是配合基本建设发掘中的意外收获。遗址面积约10万平方米，其南部为面积约5600平方米的人工垫筑台地，外围有宽度超过30米的浅沟，东、西两侧有夯土围墙。已发掘的2850平方米范围内发现了29座仓储建筑遗迹，外侧涂抹细泥、下有粗颗粒黏土隔水层和细颗粒黏土防水层等防潮措施。废弃堆积中检测出粟、黍类作物的颖壳和用于仓储建筑的芦竹类、茅草类植物的植硅体；浮选出粟、黍和黍亚科种子。虽然参与现场考察的专家们对仓储建筑的具体结构尚有争议，但一致认为这是目前龙山时代仅见的一处粮食仓储聚落，意义重大。
时庄遗址发掘遗迹分布图
同在豫东的龙山时代淮阳平粮台遗址入选201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我们已经提出其军事堡垒的特性比起号称在“城市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突出价值”的中轴线布局更应引起关注。同年参评的鲁西南龙山时代滕州西孟庄遗址也是被由方而圆的规矩寨墙和环壕围护的“防御功能得到反复加强的特殊聚落”。时庄遗址再次强化了我们对龙山时代聚落功能多样性的认识。这些难以独立生存的聚落明显是大规模政治组织的大范围政治、经济和军事部署的一部分。赵辉先生指出“中原龙山文化丛体”汇聚各方文化因素，“社会环境日益动荡、军事活动成为社会生活的经常内容”，这样严峻的政治环境，迫使龙山社会的领导者们实践更有效力的社会组织方式，激发出更具雄心的政治理想。河南龙山社会呈现出的特殊区域聚落形态，具有可与石峁城墙和陶寺大墓匹敌的“龙山价值”，是探索二里头文化成功构建早期王朝的关键所在。
需要强调的是，龙山社会的成功固然归功于其独创性，也得益于对各地区政治实践经验的融合。良渚古城池钟寺20万公斤稻谷遗迹、良渚文化墓葬中反映的用钺制度都展现了早期国家粮食储备和军事制度方面的建设成就。双槐树开启的本地区社会组织构建传统自然也得到了继承。河南二里头遗址高等级遗物都与宗教仪式有关，宗教权力在王朝建设中的重要性日益突出，相信环嵩山龙山时代遗存中也会有越来越多的相关发现，彰显了当时社会精英融会各方文化所做的努力。
山西夏县师村遗址距运城盐池仅7公里，是目前所见晋南和豫西地区内涵最丰富的仰韶文化早期聚落。发掘者认定的重要遗迹包括有“瓮城”结构的夯土围墙、夯土台基以及地面上建筑等。但从发布的图片看，“夯土”层边缘薄、中部厚，未见版筑间的分隔线，“夯土台”的“夯土块”形状不规则；房址保存状况不佳，应该都是居住面以下部分，由河南灵宝西坡和同在晋南的临汾桃园等庙底沟时期房址的情况看，半地穴房址也会采取沿地穴边缘挖槽、在槽内立柱的做法。这些初步推断都需要更多资料支持。
该遗址更引人注目的是遗物反映出的多元文化特征。我们倾向于使用严文明先生提出的仰韶文化“东庄类型”称呼晋南和豫西与以关中盆地为中心的半坡类型并立的遗存。因特殊的地理位置，该类型成为黄土高原孕育的仰韶文化面向东部的窗口。山西师村遗址发现的鼎足就是与后岗一期文化密切交流的明确证据。
遗址出土的4枚石雕蚕蛹被赋予重要意义。距今7000多年前，辽西地区兴隆洼文化的白音长汗遗址即发现与蚕和蚕蛹相关的玉和石质遗物，安徽蚌埠双墩遗址碗底也有写实的蚕吐丝结网刻画图像。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距今6000多年的象牙器上有刻画的蚕形象。如牟永抗等先生所言，对蚕的关注和织丝技术的产生，可能与中国史前时代对昆虫蜕变和羽化的信仰相关。由目前材料看，这样的信仰在东部出现较早。
遗址发现的1件鸟首陶塑也颇值得关注。半坡类型彩陶以写实和抽象的鱼为主题，其晚期（史家类型）出现鱼鸟组合形象。至庙底沟时期，鱼鸟组合和各种形式的鸟形象成为彩陶主题。中国东部地区鸟崇拜起源甚早，鸟成为仰韶文化彩陶主题是否为与东部交流的结果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的关系一直是热点问题，庙底沟类型晋南豫西起源说呼声颇高。我们通过对庙底沟类型彩陶鱼鸟组合图像的解读，寻得了半坡类型向庙底沟类型转变的丝丝入扣之轨迹。彩陶比例小且缺乏鱼主题的东庄类型显然难以完成这样的转变，但晋南和豫西地区在这一关键转变中可能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也是师村遗址发现的价值所在。
长江下游史前文化在距今8000多年前就表现出“海洋性”；仰韶文化是西北高地“黄土的儿女”而非位居地理中心的引领者；“中原”腹地的社会发展起伏跌宕，最初的王朝是“撞击”与“熔合”的结果：新发现不断强化着中华文明探源的多元视角。